论文天祥的儒家思想与人格精神

一、论文天祥的儒学思想与人格精神（论文文献综述）

杨倩倩^[1]（2018）在《宋元之际徽州遗民诗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宋元之际徽州遗民诗人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宋元之际徽州遗民诗作的研究,确定他们的诗歌价值及地位影响。全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证徽州遗民诗人产生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将彼时的文化背景、时代背景及徽州地域文化背景与徽州遗民诗人群体的产生紧密联系起来,分三部分探究徽州遗民诗人的产生:一、蒙元灭宋和高压统治;二、徽州地域文化的演变与新安理学的兴起;三、华夷之辩与徽州士风。第二章考证诗人的生平着述及互动交流。生平着述方面主要包括诗人字号、籍贯、生卒年、着述等情况。对诗人互动交流的考证主要集中于徽州遗民诗人群体间的互动交游。因资料阙如,故只能略微提及与其它地域遗民间的互动交流。第三章探析遗民诗作主要的思想内容。宋元之际徽州遗民诗人诗作题材广泛,因身处的时代背景和地域文化相同,他们的诗作在思想内涵和主题取向方面呈现出某些相同特征。他们用诗歌描绘出易代之际的历史画面,揭示民生疾苦,歌颂忠义之士,表白遗民心迹,并展现出一幅幅美丽的徽州画卷。文中分三部分进行讨论:一、悯时伤世,抒发亡国之殇;二、表明气节,展现高洁品格;三、吟咏山水,描绘秀美徽州。第四章通过对遗民诗人诗作的分析,总结宋元之际徽州遗民诗人诗作的艺术特色。分为四部分:一是独特的意象内涵:二是用典的时代特色;三是浓厚的叙事特征;四是鲜明的理学色彩。第五章总结宋元之际徽州遗民诗人的诗作价值,通过诗人后贤对他们的评价及对宋末诗风的历史贡献确定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安鹏^[2]（2018）在《从“天下—华夷”到“世界—民族” ——文天祥“民族英雄”形象的诞生及其意义》文中研究说明文天祥“民族英雄”争论折射出的是建立在历史材料基础上的新知识体系何以可能的问题,晚清士人重新解读了文天祥的一生,并对“应当抗元与殉国”这一道德律令赋予不同于历史语境的全新意义,即将原本“人-天”一体的境况下,人通过“参赞天地之化育”实现最高价值的“意义之网”暗自抽离,巧妙镶嵌入“民族性”的概念,将这一论证转化为“生而为炎黄子孙,就必须为民族独立自由而英勇就义”的全新命题。后者符合时事的语境,于是渐渐成为“唯一正确”的话语体系,被人们“记忆”和颂扬,而“天下-华夷”被“忘却”,成为难以自我表达的“失语者”。正是历史材料被重新编织、解释而产生新历史知识体系,而这套体系又促成“立宪”、“改良”和“革命”诸种种实践活动;反过来,实践的结果则反证新历史知识体系的合理与合法,三者在“勾结共谋”中实现了从“天下-华夷”到“世界-民族”的大转型。本文第一、二章分别对作为理解框架的“天下-华夷”和“世界-民族”两大话语体系进行深描,二者是大转型的基本内容;第三章通过对文天祥“应当抗元与殉国”道德律令的论证,揭示出大转型发生的基本思路和逻辑,并反思“民族历史知识”的生产和“民族英雄”的实践,并总结这场转型对今天的启示。

林振园^[3]（2017）在《会通文史：缪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论》文中认为作为二十世纪的文史研究大家,缪钺在文学与史学研究两方面均取得了显着成就,其学术观念深受清儒考证学派及王国维、陈寅恪等前辈学者的影响,同时领受现代学术观念沾溉,举凡诗词创作与研究、史实考订与辩难、文史沟通与互照诸方面均有值得瞩目的贡献。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缪钺的研究逐渐进入学界视野,且于不同领域成果丰硕。然而学科分科限制则将现代学者的阐释视野多集中于词学,鲜有将其文史研究贯通比照的做法。有鉴于此,系统梳理缪钺“会通文史”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不仅可能,而且必要。本文即试图以缪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最显着的学术特质——会通文史为基本的阐释脉络,一方面对缪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不同成果:文学史研究与理论创获、年谱编纂、词学研究内容及其观念三大内容予以具体论述,同时以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内容为立足点,掘发其中隐含的学术经验、思想及方法上的价值。

陈功林^[4]（2016）在《文天祥形象的塑造与演变》文中研究表明文天祥是南宋末期抗元的代表性人物,与另两位抗元代表陆秀夫、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同为“三杰”,文天祥并未像其余二位那样立即死国,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文氏先遭被俘之辱,后又被元人关押了近四年,最终因拒不投降而被杀。文氏兵败被俘,并不比背负帝昺跳海的陆秀夫更为光彩;其被囚大都三年有余而不死,比张世杰等人战败而死者也并非更为忠烈。相反,若以常理度之,文氏某些方面似有不及陆、张之处。然而,三人后世境遇却差别甚大。数百年来,文天祥头上光环无数,备受尊崇。其英雄事迹流传愈来愈广,其形象亦愈来愈鲜明,并逐渐成为世人心目中的忠义典范而备受膜拜。与文氏相比,陆、张等人则黯淡许多,难以望其项背。二者之所以有如此大的不同,主要源于后世对文氏形象的精心塑造。其参与者,则包含了官方、士人和普通民众三方。在官方层面,元代已降,主要是明清时期,出于稳固统治的需要,统治者通过不同方式对文天祥予以大力褒扬,并利用建祠和祭祀活动表达尊崇;士人阶层则以弘扬忠义、推行教化为己任,大力塑造文天祥儒家的完人形象,其方式包括书写传记,诗词歌咏,提请朝廷表彰和建祠祭祀。在民间层面,普通民众出于对文天祥的景仰和怀念,以及营建忠义之邦的现实需要,附会和创造出了很多神化传说,甚至将其奉为地方的保护神。借助神化传说,文天祥被纳入到地方记忆之中。在三方的共同作用下,文天祥的忠义形象最终树立,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及至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出于“排满”斗争的需要,挑选历史上的某些忠义典型予以重塑。文天祥再次成为被塑造的对象,由忠义之士转变为民族英雄的代表。抗日战争爆发后,为凝聚人心,共御外侮,文天祥民族英雄的形象被再度拾起,并最终确立。本文正文部分共六章。第一章简要介绍文天祥的家世与生平。第二章阐述元代各方对文天祥的态度和行动,官方的态度总体上是不抑不扬,至元末修《宋史》时似乎有所变化;士人和民众则对文天祥饱含热情,但由于顾忌官方态度而有所压抑和收敛。第三章阐述明清时期官方和士人对文天祥的尊崇和膜拜。官方通过褒扬、追谥、国家祭祀、从祀文庙等活动,提高和稳固了文氏的地位,营造了尊崇文氏的氛围;而士人阶层则通过书写传记、诗文,请求朝廷表彰,建祠祭祀等活动积极参与到文氏形象的塑造中来,其中江西籍士人是主要的推动力量。第四章阐述民间有关文天祥的神化传说,透过诸多传说,分析民间在文氏形象塑造过程中的独特作用。第五章论述了晚清民国时期文天祥转变为民族英雄的过程。第六章叙述了文天祥的影响,包括对明季士大夫生死观、忠节观的影响,对民间的影响,以及在海外朝鲜、日本、越南的影响。

吕志学^[5]（2013）在《唐代忠义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古代的教育和选官体系中,儒家长期占据主体地位,在不同的时代,儒家观念的表现也有不同的侧重点。这种不同,主要是因为社会条件的变化引起的。受此文化氛围熏陶的士人群体,也通过自己的种种言行体现着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时代价值观。本文致力于探索隋唐时期士人的忠义观念,通过他们的行为透视不同的义取向,并由此引出宋代忠义观念中“忠君”方面的强化,通过对一个较长历史时期的宏观考察,试图发掘唐宋两代之间忠君观念强弱不同的原因。全文除了绪论和结语部分外,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论文的第一章,主要考察隋唐时期儒家学说的发展与成果。从理论主张和历史事实两方面入手,以几个代表性的人物和着述为代表,描述了唐代士人思想观念中的儒家因素,证明作为社会主流思想的儒家文化即使受到佛道等宗教思想的冲击,在当时社会上仍然起着重要影响。本章中,因为王通、韩愈二人的思想主张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故而在本章第一节中选取他们二人的思想进行表述,同时以敦煌地区出土文书《励忠节钞》窥视当时社会的普遍忠节教育状况。而后在第二节中通过对相关儒家着作的解读,对忠孝义三者进行了一个简单归纳。最后是相关儒家观念在唐代政治生活中发挥隐性作用的两个方面的阐述。第二部分是第二章,主要从士人的忠君行为,科举制度下的座主与门生、同年举子之间的关系,唐代中后期幕府士人的忠节取向三个方面入手,揭示唐代士人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有不同的节义导向。在本章中,笔者最后得出结论,就是在唐人的忠义判断标准里,凡是具有上下等级关系联系的二者之间,都是“忠义”标准的适用范围,在这里“忠君”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只不过这一方面在唐代——尤其是中后期,常常混杂在各种小的人物关系之中,是否违背“忠君”这一大前提,成为士人考虑个人“忠义”行为时的一个制约因素。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三章从冯道和文天祥两个典型个案入手,说明从五代到宋末这段时期大大强化的忠君观念,甚至君臣之间结成了类似父子一样的政治血缘。而且,在本部分的第三章中,笔者特别注意到冯道和文天祥观念中的“忠”经历了一个从“天下”到“君王”的蜕变,由此引发了对产生这一蜕变的因素的探索,即第四章。在第四章里,笔者先从科举制度造成的传统士族瓦解入手,说明士人自立性的丧失,因而士人群体与君主的关系链日趋紧密。在本章的第二部分,笔者从胡族汉化这一角度入手,进行了从南北朝到两宋长时段的历史考察,提出了一个假说,即经过隋唐时期大规模的胡汉融合,胡人已经由北朝时期对汉化存在抵触到主动全面接受汉化。基于这一前提,到了宋代,先后崛起的辽金王朝虽然在军事上无法攻灭宋朝政权,却在文化观念上以“中国”自居,开始与宋争夺文化正统的地位。宋人面对辽金整体汉化带来的文化压力,产生对“礼失求诸野”的担忧,为了强化自己的文化正统,宋人不得不寻找现实依据。可惜的是,传统的中原大地作为文化正统的重要现实依据,在南宋时期也已经丧失,另一个可以作为宋人“文化正统”的依据就是血缘,这个血缘,不仅是族群上的,还有政治上的含义,表现在外的,就是忠君观念的强化。

贺小敏^[6]（2013）在《南宋诗学与书画艺术的融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南宋诗学与书画艺术的综合研究,包括彼此的影响和在审美上的交融互补,表现为诗书画在审美观念和审美思维上的融合,呈现出复雅、崇格和尚意的总体趋势。本文试图以南宋诗歌思想的发展为线索,参照书论与画论,结合南宋士人心态和文艺创作,阐述这一时期诗学与书画艺术的交融互补的历程。全文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南宋初期的诗学转向对书画复古思潮的影响。诗歌创作方面,陈与义、吕本中、徐俯、韩驹、曾几等人的诗学思想,除了表现为融合苏、黄诗风并提倡“活法”理论和“悟入”思想外,还追求回归唐音的清新自然的诗歌风格。绘画方面,以米友仁和江参为代表的文人画赓续北宋文人画的传统,而以李唐为代表的画院画家群则继承了北宋宣和画院的绘画传统,以复古为创新,开创了南宋山水画的新格局。书法方面,宋高宗以帝王身份提倡和实践复古的书法,他学习魏晋名家和唐宋大家的书法,形成“二王”体系下的个人化,影响很大。崇尚古雅与清新,成为南宋初期文艺领域的核心审美理念,也是诗、书、画融合的思想基础。第二章,分析南宋中叶诗学与书画艺术的崇格追求。中兴四大诗人的诗学思想与书法都表现出了“崇格”的倾向,陆游主张工夫在诗外,作诗以气格为尚；范成大的诗歌与书法讲究气韵高格；杨万里的“诗味”说也讲究高雅格调,尤袤的诗书也重在表现意趣品格。张孝祥的诗词风格近于苏轼的清旷和杜甫的沉郁悲壮,颇多感怀时事之作,追求悲壮的气格和坚贞的人格相统一。刘松年的绘画风格多样,笔精墨妙,清丽严谨,兼众画之长而臻其妙,追求绘画的艺术品格,代表了南宋中叶画坛崇格的思想倾向。多才多艺的姜夔,虽然是个终身未仕的落魄文人,但却引领了文艺领域自然高妙的境界追求。第三章,阐述南宋后期的宗唐诗风与尚意书画的关系。首先是江湖诗人群体的学唐风气和尚意诗情,这个诗人群体以“永嘉四灵”为先锋,以戴复古和刘克庄为主力,学习晚唐诗歌,形成苦吟之风,尚意之风盛行。书法方面,张即之师法唐宋名家,兼收并蓄而自成一家,形成了严谨小巧的尚意书法。绘画方面,以马远和夏圭为代表的画院画家,分别以水墨苍劲和雄奇简练的画笔追求绘画的雅趣,代表了南宋后期画院的尚意之风。第四章,关于南宋季世的遗民诗情与书画逸格。南宋末年国破家亡,爱国诗思和遗民情怀成为此期诗人主要表达的内容,书画艺术的悲风遗韵在亡国前后也悄然奏响。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的诗歌主要表达了遗民情怀和故宋之思,如汪元量亲历去国之悲,诗情悲凉,表现了他的亡国之痛和逸格崇尚。白玉蟾的题画诗和书画创作以及赵孟坚的诗画书学,具有崇尚逸格的思想倾向,代表了南宋季世书画创作的最高水平。

曾娟娟^[7]（2013）在《文天祥纪行诗研究》文中指出文天祥是南宋时期着名的爱国诗人，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诗作。本文以文天祥纪行诗为研究对象，知人论世，知世论人，由诗论人，从纪行诗这一特定题材去研究文天祥生平经历，作品内涵与艺术特色，这是不可忽视的途径。文天祥以身历战乱，生死流转的身份，以敷陈纪实又亲身体验的诗笔为其后期遭际留下了十分丰富、真切的自传材料和南宋末年的历史。以其纪行诗为切入点，以诗人后期的真实经历，诗作，以诗证史，诗史互证。希望为文天祥的生平、思想和作品研究找到更具体真切的视角。全篇主要由三章构成。第一章主要是绪论部分。在前人研究纪行诗的基础上，结合发展的历史轨迹，对纪行诗作了一翻界定。划定了本文的研究范围主要在于文天祥后期逃归南宋及被俘北上的纪行诗约170余首，并对纪行诗的本质特点作了简单的概述归纳。第二章是在第一章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文天祥的纪行诗创作。文天祥纪行诗的创作功能主要是有两大方面：一是补史，二是言志。而特殊的时代环境及个人经历使得文天祥后期的纪行诗歌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值得我们深入探寻。其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大量运用诗序，以组诗纪行、悲壮的诗风，及大量用典四大方面，从其艺术特色可看出杜甫对文天祥诗歌创作存在很大影响。文天祥后期的纪行诗也充分反映出他与众不同生死观，他的求生和向死之心都是与爱国之心分不开的。观其对待生死的态度，可让我们更加了解文天祥的爱国情志。第三章探析文天祥纪行诗对前人的超越。根据文天祥事迹和创作的特殊性，他的对前人创作的超越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无人能及的亲历亲感，二是漫长连贯的纪行历程，三是丰富多彩的写作形式，四是详细丰富的叙事内容。

李靓^[8]（2013）在《乾隆文学思想研究 ——以“醇雅”观为中心》文中指出作为清代盛世之帝王,乾隆的文学思想紧紧围绕“醇雅”观而展开。所谓“醇雅”观是指乾隆在儒家诗教传统影响下,结合帝王特殊的政治地位而形成的醇正典雅、温柔敦厚的文学观。具体而言,乾隆的“醇雅”文学观主要体现在其“言之有物、抒情言志”的诗学观、“醇正典雅,有裨时运”的古文观以及“温柔敦厚,经世致用”的文学传播观中。本文第一章探讨了乾隆“醇雅”观的形成缘由。铸就乾隆“醇雅”观的缘由是多重的。首先乾隆自小便受到康熙“尊崇理学、崇尚雅正”、雍正“尚为时用、清真雅正”思想的影响,更有朱轼、蔡世远、福敏、徐元梦等理学名师的教导,由此奠定了乾隆“醇雅”思想的基础。其次,受清代学术思潮的影响,乾隆朝形成了程朱理学与乾嘉汉学并行之局面,使得乾隆文学观中出现了“载道”与“根柢经训”的思想;而此时诗歌创作的“原本学问”、古文创作的骈散融合以及词曲创作的“亦庄亦媚”都影响了乾隆的“醇雅”观。第二章探讨了乾隆“言之有物,抒情言志”的诗学观。在内容上,他要求诗歌能体现写实性原则,并对“史”有所反映。他认为写实是对朝廷日常生活的记载,“史”应为其日常生活与治理国家之史。以此为基础,乾隆提出了“诗歌合为时而作”、“诗歌合为事而作”与“诗歌合为政而作”之创作论。在情感上,他认为诗歌是“言为心声、情志相通”的。情感因素是诗歌创作的基础,此“情”不仅仅为一己之哀乐,还包含了修身立性的情感特性与慈惠爱民的情志相通。至于诗歌之功用,乾隆继承了传统的诗教观,秉持“诗以载道,教化世心”的理念。在他看来,“道”含义甚广,主要包含有“以史鉴今的为政之道”、“社会伦理之道”以及“治学、生活之道。”第三章就乾隆“醇正典雅、有稗时运”的古文观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古文内容应“根柢经训,理法皆备”,行文中应融合经义的阐述、记事状物之内容,同时还当为性情之抒发。其主张古文以“尚用为本”,且须“关乎时运”。以此为基础,乾隆指出古文的创作当用以“推阐经义,尚论古人”、“裕治平之理、措治平之业”以及名物考辨、“颂扬功德”。在对待骈、散问题上,他认为应抱有通达的审美观,不能以时代、骈散为标准判断古文的优劣。在他看来,文章之道应本于“自然”,“天之文”、“地之文”都是“化工”所成,不应拘泥于形式的骈散。第四章研究了乾隆“温柔敦厚、经世致用”的文学传播观。首先,在敕修诗歌选本中,乾隆虽明言不以人废言,却又坚持“因人而举言”、“因人存诗”的取舍观,以文人的道德伦理观为作品取舍之标准。在对待唐宋诗作上,他保持了相对通达的态度,下令敕修了《御选唐宋诗醇》与《御选唐宋文醇》。其次,在对古文的品评上,乾隆坚持了“温婉平和”的原则,肯定及继承了康熙所提倡的“庄敬深婉,出入风雅”,倡导雅正温柔之言,认为离经叛道的文章是古文写作之异端,而“熔经铸史”才是古文写作之典范。除此外,乾隆还通过敕修《御定四书文》宣示了其词达理醇,有补于世的时文规范。再次,乾隆通过《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对词进行了品评与指导,即“典丽归正,崇雅黜浮”。他认为词起源于诗歌,是诗歌之变体,故其创作应当继承风雅精神,“得乐府之遗”。以此为旨归,他批判了背离风雅、内容俚俗之词,大力提倡深有寄托、符合风雅之词。对于词的风格,他认为大致可分为：“雅”、“清婉”、“高秀”、“慷慨”与“纤秾””等五类。最后,为了钳制民心,乾隆对小说与戏曲实施了严厉的“祛俗存雅,寓教于乐”的禁毁原则。所谓“祛俗存雅”是针对作品内容而言的,乾隆认为戏曲与诗词同源,故应恪守风雅之则。所谓“寓教于乐”则是相对于作品的删改而言的,即以作品是否有益治道为标准,将封建统治观念灌注于作品之中,达到治世治民之功效。因此乾隆秉持因人删改与因语禁毁的原则,力求使小说与戏曲的内容符合封建统治思想。乾隆“醇雅”观的形成对乾嘉以后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贯穿了清诗发展的始终,“醇正典雅”的古文观指导了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发展,“典丽归正”的词学观则推动清词从此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而“寓教于乐”的小说、戏曲观改变了两者发展的轨迹。一言以蔽之,乾隆“醇雅”文学观引导了乾嘉以后文学发展的主流态势。

崔皙元^[9]（2012）在《从和杜、集杜创作看韩国文人对杜诗的接受及解释》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韩国文人的和杜、集杜作品为研究对象,来探讨韩国文人对杜诗的解释和认识。从高丽时代文人的作品与诗话来看,可知杜诗在当时文坛上已经流行。尽管对于杜诗传入韩国的时间缺乏史料记载,有的学者还是通过各种考据提出杜诗在统一新罗时代传入的说法。第一章以批判的眼光对统一新罗时代杜诗流传问题进行再考察,并通过对杜甫诗集、注释本与翻译本刊行情况的了解,探讨韩国文学史上杜诗的地位,进而探寻韩国文人之杜诗典范化的背景。本文为了考证韩国文人是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对杜诗的接受,从两个角度展开研究:第一、韩国文人的和杜创作。第二、韩国文人的集杜创作。虽然和韵、集句的开始起于文字游戏的性质,但至苏轼、王安石摆脱其游戏的性质而转变为正式诗体之一。因此宋代之后许多文人用和韵、集句的方式进行作品创作,其中借用前代文人作品原韵、诗句来创作的"追和"、单源集句大多是从对前代诗人的尊重和学习的角度出发的,并受到普遍地欢迎。第二章主要探讨和韵、集句的历史过程。"追和"、单源集句在韩国文坛上亦受到广泛欢迎,因此本文通过它与中国文坛和韵、集句认识的比较,分析韩国文人对和韵、集句的认识,并且探寻接受美学中和韵、集句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第三章主要介绍韩国文人的和杜诗创作概况,进而考察韩国文人和杜创作的内容和特点。韩国文人的和杜作品多达1000首,这与当时文坛上杜诗的地位有着密切的关联。实际上,"追和"始于对前代诗人的尊崇、喜爱,大部分作品袭用原作的风格和意境。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文人的和杜诗中可见一面袭用杜诗的风格,一面试图进行作品"个性化"。因此本文通过韩国文人的和杜诗与原作的对比,来探讨韩国文人对杜诗的解释和认识。基于以上研究,本人可以发现诗人在极度悲哀里所表现出的自我安慰、安分知足的心理共同点,这种集体性忘却是韩国文人对杜诗期待心理的反映。第四章考察韩国文人的集杜创作。韩国文坛的集句创作从高丽时代开始,其中林惟正创作多达355首的作品,朝鲜文人金时习共创作100首,可见集句创作在韩国文坛上的流行。特别是金堉继承文天祥集杜诗的精神创作了 200余首作品,金昌集有共32首的集杜诗作品。本文先介绍高丽、朝鲜时期集句创作的概况,进而探讨金堉、金昌集集杜诗的内容。并借归纳在《韩国文集丛刊》中散见的集杜作品,探寻朝鲜文人集杜创作的特点。集句用古人现成的诗句组合成新作品,其创作过程中必然会发生集句者对原作的歪曲和变形。因此本文通过集杜创作过程中所见的朝鲜文人对杜诗的歪曲和再解释,分析他们的杜诗接受及接受过程中的问题。第五章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探寻韩国文人和杜、集杜创作的特点和韩国文人对杜诗的期待心理。韩国文人的和杜、集杜作品也体现了"个性化"创作,这是他们对杜诗的期待心理的反映。特别是自从高丽中期以来,性理学成为朝鲜的思想基础,对杜诗的解释亦基于性理学思想。韩国文人和杜、集杜中的"个性化"就是按照性理学强调的"理性情"、"达风教"的观点来进行的。本章综合地考察了韩国文坛上形成的杜诗形象化,并探讨了杜诗形象化的文化意义和价值。

井伟^[10]（2012）在《文天祥社会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文天祥（1236-1282），字履善，号文山道人。祖籍四川成都，生于吉州庐陵富川（即今江西省吉安县富田乡文家村）。21岁即高中，被宋理宗擢为第一，乃丙辰榜状元。历任宁海军节度判官、江西提刑、知赣州等地方官职，以及秘书省校书郎、礼部郎官、刑部郎官等职，后累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文天祥，作为南宋末期的状元宰相，既能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又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而且文天祥的思想中包含了大量的社会思想，具体表现为国家观、爱国思想和人生理想三个层面。文天祥的国家观既包括“天下一统”的国家观，也表现在其忠君忠国思想以及大臣的责任与义务等方面。尤其是他关于直道之政与公道之政关系的认知是其对国家运作的具体阐释，也是其国家观中极富时代特色方面。爱国思想视是文天祥社会思想的重要方面。德佑起勤王、南剑开幕府，矢志不移，坚持抗击蒙（元）的进攻，都是其爱国思想的重要表现。而忧民、安民、关心民众疾苦的民本思想，则成为了文天祥爱国思想的一个重要内涵；从此层面上将，这应该是其爱国思想的重要渊源之一或者说是最主要的渊源之一，并且也使得他的爱国思想远远的超出了单纯地抗击蒙（元）入侵的狭隘范畴，走向更为广阔的精神层面受理学的影响，文天祥的人生理想充满了求仁得仁的理想化人格以及杀身成仁的献身精神。正是上述文天祥的种种大无畏精神，成就了其历史地位。文天祥精神也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指引着一代代中华儿女为着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坚持不懈。而且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文天祥精神仍然是一笔珍贵的精神遗产，对我们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论文天祥的儒学思想与人格精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文天祥的儒学思想与人格精神（论文提纲范文）

（1）宋元之际徽州遗民诗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从“天下—华夷”到“世界—民族” ——文天祥“民族英雄”形象的诞生及其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3）会通文史：缪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4）文天祥形象的塑造与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5）唐代忠义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南宋诗学与书画艺术的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文天祥纪行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乾隆文学思想研究 ——以“醇雅”观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9）从和杜、集杜创作看韩国文人对杜诗的接受及解释（论文提纲范文）

（10）文天祥社会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文天祥的儒学思想与人格精神（论文参考文献）

• [1]宋元之际徽州遗民诗人研究[D]. 杨倩倩. 云南民族大学, 2018(01)
• [2]从“天下—华夷”到“世界—民族” ——文天祥“民族英雄”形象的诞生及其意义[D]. 安鹏. 兰州大学, 2018(11)
• [3]会通文史：缪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论[D]. 林振园. 安徽师范大学, 2017(02)
• [4]文天祥形象的塑造与演变[D]. 陈功林. 江西师范大学, 2016(03)
• [5]唐代忠义文化研究[D]. 吕志学. 陕西师范大学, 2013(03)
• [6]南宋诗学与书画艺术的融合研究[D]. 贺小敏. 南开大学, 2013(07)
• [7]文天祥纪行诗研究[D]. 曾娟娟. 重庆师范大学, 2013(S2)
• [8]乾隆文学思想研究 ——以“醇雅”观为中心[D]. 李靓. 中央民族大学, 2013(12)
• [9]从和杜、集杜创作看韩国文人对杜诗的接受及解释[D]. 崔皙元. 南京大学, 2012(07)
• [10]文天祥社会思想研究[D]. 井伟. 重庆师范大学, 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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