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初探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初探（论文文献综述）

王秀芳^[1]（2021）在《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莫尔、圣西门、傅里叶,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社会主义的发展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巨大飞跃,但是从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到苏东剧变的发生,也充分表征了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纵观社会主义走过的五百年历程,其中不乏思想家、政治家为此所提出的真知灼见,但是以科学家视角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理论却少之又少。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钱学森创立的,关于中国应该如何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推动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观点和主张。这一学说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系统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为方法支撑,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以促进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协调发展和高效管理为重点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是钱学森晚年学术思想的精华。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是一个内容极其广泛的理论学说,本论文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指导下,以《钱学森书信》及其补编（15卷）以及《钱学森文集》（6卷）等为主要文本依据,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多种方法,从广泛分散在书信、文集、讲话中提取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观点,在全面展现这一宝贵精神财富的真实面貌基础上,对这一理论进行概括总结、演绎分析。钱学森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规划主张始终围绕着三个问题进行:如何实现现代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内部各系统互相服务的问题。世界社会形态和三次社会革命观点,不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学说,深刻揭示了中国与世界发展的不同步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钱学森对于21世纪中国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进行了深入探索。四大领域九大建设主张对于新时代五位一体建设、教育发展和国防建设,尤其是对于创建健康中国、绿色中国、科技强国、教育强国等有重要启示与借鉴价值。社会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的倡导,对于推进信息革命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从任务能力型到系统效能型转变有重要意义。虽然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不是尽善尽美的理论学说,但至少为当今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种思路、一种方法、一种路径,而且经过实践的检验,其中的诸多理论学说已经得到了认可并被付诸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虽说其中的有些观点、理论尚存在争议,但依然不能掩盖这一思想所散发的光芒。

张晨瑶^[2]（2020）在《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要求东北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高地,明确了东北参与“一带一路”的方式和程度即深度融入,提升了新形势下东北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中的站位,即建成国家开放合作高地。时隔一年,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强调,东北地区要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提示东北要通过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进一步提升开放的水平和层次。从建设开放合作高地到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国家对东北地区在“一带一路”的定位逐步升级,期望逐渐提高。为此,东北地区在融入“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努力贯彻新理念、注重拓展新领域,实现对外开放的高层次、高质量。丝路深耕,开放升级,“一带一路”倡议给东北地区开放发展提供了新舞台也提出了新要求,东北唯有强化优势、补齐短板,才能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过程中,尽快达到对外开放新前沿的理想境界。关于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界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主要是侧重于某一产业、某一领域的对接,和相对笼统的整体性研究,缺乏系统而完整、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成果。本文以东北三省一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为切入点,分析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重要依托、拓展平台、推进路径,提炼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时代价值,力求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展开东北地区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区域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开发阵容,以此撬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方向的主要驱动力量。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展开论述:第1章,绪论。概述了本文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总结了国内外目前对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这一课题的研究情况,综述现有研究成果,形成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2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以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重要论述作为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思想,梳理从国家到东北各地关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政策依据。从历史渊源、文化底色、经济关联、跨境交往四个方面探究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第3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全面分析了东北地区既有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包括辽宁沿海经济带、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沈阳经济区、哈长城市群的发展情况。评估发展现状、分析制约因素、提出对策建议,强化其依托作用以更好的承接“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机遇。第4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系统阐释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在四个方向上的跨国战略平台,即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北上开发北极航线,东进西拓南下北上构建东北全方位开放大格局。第5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深入论证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的时代契机、基本思路、重要价值、支撑条件、现存问题、实施方案等,以重大工程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第6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塑造包容性全球化发展的中国范例: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鞠丽华^[3]（2019）在《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今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公共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全人类的关注。由于政治的公共性,各种安全问题总是和政治实践密切相关。建构主义安全研究的代表人物巴瑞·布赞曾说:“政治领域是最大的领域,所有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范畴,威胁和防卫都是从政治角度上构成和定义的。^因此,政治安全是其他各项公共安全的保证,居于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地位和最高层次,如果政治安全面临挑战与威胁,则直接从根本上威胁着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治合法性密切相关,保证政治安全,不单纯是从外部防范和减少政治体系的威胁因素,从根本上来讲,维护政治安全更是要通过增强政权的合法性程度,提高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水平来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维护是一项宏大的课题,与政治发展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其中,政治传播对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意义重大,成为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研究的重要视角。国家政治安全与政治传播过程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政治过程都可以被看作是信息传播的过程,政治体系的稳定运转必须保证政治信息在政治体系内外的畅通传播。政治传播作为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的信息传递、接受、反馈的过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就是国家如何运用传播手段获取同意的过程,主要是合法性的获得过程,从社会角度来讲就是公众接受并内化政治信息,形成国家政治认同的过程。在当今社会中,政治传播是政治系统获取政治合法性、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安全形势依旧十分严峻和复杂。尽管政治传播越来越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但是我国的政治传播建设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内和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政治认同,对国家政治安全维护产生不利影响。政治传播对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重要性以及我国当前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政治传播发展的相对滞后都对从政治传播角度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提出了理论和现实要求。从政治传播视域对国家政治安全问题展开研究,研究思路应实现政治学与传播学两种视角的融合。对于政治传播,历来有政治学视角下的研究和传播学视角下的研究两种思路,政治学视角下的研究侧重于将政治看成为一个传播过程,政治就是传播,传播是政府的神经;而传播学视角下的研究侧重于从传播（特别是大众传媒）对政治过程的影响以及公共舆论的形成及影响的角度展开研究,认为“居间政治”已经成为民主的主要模式,传媒在政治过程中的地位日渐重要。由于政治传播视域下的国家政治安全研究是从政治传播的角度对“政治安全”这个政治学中历久弥新的问题进行研究,故而政治学本位是首先要坚持的;同时,在大众传媒对当代民主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新媒体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作用越来越大的背景下,从传播学角度思考政治传播和政治安全问题不仅是理论研究的需要,更是现实推动的结果。鉴于此,政治传播视域下的国家政治安全研究将落脚点放在当代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的维护上,尤其是分解了当前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的几个主要构成要素,在各个层面的构成要素下着重分析了政治传播对不同层面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作用及维护路径。具体研究遵循着“阐释概念——建构理论——追溯历史——分析现实——解决问题”的思路展开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的论析。概念阐释部分阐释了国家政治安全的内涵、层次、构成要素、理论基础等基本问题。国家政治安全具有多维内涵,既包括国家政治权力不受威胁、能够有效实施,也包括政治权力存在稳固的社会基础的支持。其中,政治观念安全和政治制度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而观念安全和制度安全主要指其合法性问题。国家政治安全包括价值层面的意识形态安全、政党层面的执政安全、政府层面的有效运转、社会层面的政治秩序稳定、国际层面的国家主权安全五部分构成要素。在当前我国的总体国家安全中,政治安全处于国家总体安全的最高层次,是总体国家安全的根本和保障。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政治安全注重政治发展与政治安全的统一、国内政治安全与国际政治安全的统一、国家政权安全与公民权利和安全的统一、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统一。理论建构部分在政治传播理论的分析视域内,阐述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内在逻辑关联,寻求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间的理论契合。通过政治合法性的获得,政治传播和国家政治安全内在关联在一起,政治合法性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本质内容,有效的政治传播通过促进政治合法性的价值、权力和社会基础,不断推进实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政权安全和政治秩序稳定,进而巩固国家政治安全。在构成要素上,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存在主体上的一致性、内容上的相关性、媒介上的交互性和目标上的吻合性。历史追溯部分对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历史演变与现实挑战展开考察。时代特征决定国家政治安全的总体形势和维护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同历史时期,处于政治安全本质层面的政治合法性,其来源和基础是由当时的政治发展状况和国家战略选择决定的。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发展和国家政治安全状况直接通过当时的政治传播过程展现出来,特定时期的政治传播又会对当时政治合法性的获得和国家政治安全维护产生重要影响,对建构当时的政治秩序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新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对国家政治安全的维护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国家治理现代化及政治传播的现代转型是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本质要求和总体方向。我国的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着社会思潮多元化、社会认同感缺乏、网络政治参与无序化、国际安全局势复杂化等挑战。现实分析部分以政治合法性为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密切结合我国政治安全维护实际,根据当前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的五部分主要构成要素,从价值层面、政党层面、政府层面、社会层面、国际层面等五个方面构建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分析框架,分别对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研究。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价值层面从政治传播对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意义出发,论述了如何通过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本质上是要实现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以巩固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实现我国意识形态认同的根本要求,政治传播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手段。在我国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过程中,要通过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内容和形式的与时俱进,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传播内容上既要秉持其民主、法治、民本的基本价值追求,又要将价值宣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结合起来、与广大人民群众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传播方式上通过创新传播理念、完善传播话语、丰富传播途径以适应网络信息化传播的新要求,改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切实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政党层面从分析党的政治传播的向度出发,论述建立双向互动的政治传播过程,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途径。政治传播模式有单向传播和双向传播之分,政治传播的向度对执政党与民众交流的效果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直接关系到执政党获得人民群众支持的状况。尽管单向度的政治宣传在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维护党的执政安全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双向互动的政治传播更有利于这个目的的实现。当前,需要通过加强党内政治沟通文化和制度建设,形成有效沟通的氛围和畅通的党内政治传播渠道,以期通过双向的政治传播,在党内更好地实现聚心聚力的政治目标,为维护党的执政安全打下坚实基础。通过创新传播思维、构建传播新模式等实现党与民众之间信息的双向沟通、良性互动,以期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维护党的执政安全。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政府层面从政府传播中存在的信息公共性不足的现状出发,论述如何通过增强政府传播的公共性,提高政府公信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从政府层面看,国家政治安全建立在政府公信力基础之上。政府通过信息传播影响公众对政府行为的感知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必要条件,对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信息选择的真实性和回应性对政府公信力建设最为重要,而有选择性地控制政务信息极易导致政府与民众间信息沟通遇阻,引发公众质疑,对政府信任造成威胁。从政府传播的角度来讲,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就是要通过不断增强政府传播的公共性,提高政府行为的公信力,培育和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这需要从树立政府传播公共理念、整合政府传播资源、加强政府传播制度建设等方面展开。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社会层面从政治参与的秩序,特别是网络政治参与无序的现实问题出发,论述如何构建畅通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体系,引导网络政治参与有序发展,促进政治秩序的稳定。公民利益表达畅通、政治参与有序、政治认同良好、社会政治秩序稳定是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衡量指标。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讲,政治传播反馈渠道的畅通是政治参与有序的重要保障,直接影响到政治秩序稳定。当今时代是一个数字化的网络时代,网络成为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政治信息沟通和交流的新途径,网络政治参与作为政治传播反馈的形式之一,对政治秩序稳定产生重要作用。良性的网络政治参与对于维持社会政治秩序意义重大,但无序的网络政治参与也会给社会政治稳定带来威胁和挑战。引导网络政治参与有序发展关键在于保证信息输入的有效性和畅通性,充分发挥网络政治参与表达民意、缓冲矛盾的积极作用,避免网络政治参与的非理性和表达不畅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危害。通过推进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主体建设、加强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政府治理、改善网络政治传播参与和信息反馈环境,推动网络政治参与理性发展,发挥网络政治参与对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促进作用。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国际层面从对外政治传播对国际政治安全的重要性出发,论述如何通过良好的对外政治传播,构建积极的国际认同,维护国际政治安全。国际认同是一国国际政治安全的深层影响要素。对外政治传播促进国家对外沟通和交流的实现,国际认同的理念基础、规则基础、有效性基础、共识基础的获得都离不开一国的对外政治传播。国际认同的获得过程实质上是一国通过对外政治传播实现政治合法性的国际政治社会化过程。我国国际政治认同的实现需要以让世界知晓“中国要走怎样的发展道路、中国代表着一种怎样的价值”为前提,这离不开强有力的对外政治传播。当前,进一步加强对外政治传播建设、积极促进国际认同是维护我国国际政治安全的重要任务。可以通过有效整合对外政治传播内容、加强对外政治传播话语建设、丰富对外政治传播形式和途径等措施构建积极、主动、有效的对外政治传播过程,充分发挥对外政治传播对于增进国际认同的作用,切实维护我国国际政治安全。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五个层面彼此紧密相关、相互影响,构建起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多维度、整体性的分析框架。概而言之,五个层面蕴含着国家与社会两种意义上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关系。国家与社会两个方面的政治安全是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一体两面,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各个层面都要实现国家（政党、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协调运转。作为国家政治安全主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安全、执政安全、政府公信力和民众的政治参与秩序通过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体现出来,也必须要通过两者之间的互动来实现和维护。五个层面彰显出对内与对外两个方面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关系。不仅国内政治安全和国际政治安全彼此促进、密切相关,而且国家对内政治传播与对外政治传播也密切联系在一起,国家对内政治传播的内容和模式决定着对外政治传播的基本特征,对外政治传播效果的好坏也会对国内舆论和国内民众的政治认同产生影响,两者共同对国家政治安全维护起到重要作用。五个层面诠释了观念与过程两个范畴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关系。一方面,政治传播视域下观念范畴上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贯穿于各个层面的政治安全维护过程之中,我国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是各个层面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核心内容和要实现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观念范畴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通过各个层面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过程来实现,通过政治传播过程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对内就是在党的政治传播、政府传播、民众的政治参与等过程中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内涵,维护其主导地位;对外就是在国际政治传播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国际认同。

李国敏^[4]（2019）在《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应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面临的战略风险。对于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其应对,国内外有了丰富的研究,但对于海外战略风险,人们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我们认为固然战略风险与政治风险关系极其密切,但鉴于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影响后果的特殊严重性,有必要予以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围绕上述核心问题,我们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为主,同时运用历史考察、案例分析等方法展开全文。首先弄清企业国际化理论和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史,重点是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的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情况,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时代”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其次,着重对企业海外战略风险进行解析。在梳理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基础上,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探讨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往往由宏观国际环境格局或中观双边外交关系的重大变动所造成,具有宏观全局性、强烈的政治性和立体多维的关联性,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和突变式涌现特征,其破坏性极大,并且可能持续发生不利影响。论文还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接着以中兴通讯和华为两个中国高科技企业作为案例,分析在新时代、百年大变局背景下美国遏制中国政策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造成的严重战略风险。本文还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案例,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等因素对于中企海外项目造成的战略风险。最后,论文就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提出了应对建议,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利益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秦志龙^[5]（2019）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问题是关乎阶级、政党、国家、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量之多寡、质之高低不仅直接影响社会舆论走向、未来发展方向,而且深刻影响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前途命运乃至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成立特别是建立新中国以来,一直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和意识形态建设,重视掌握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一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发展壮大至今的壮阔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不断争取、确立、维护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风云历史。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既不是凝固不变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并没有平静下来,面对的形势依然错综复杂,面临的风险挑战依然严峻,围绕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明争暗夺依然激烈,巩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任务依然艰巨繁重。从世界范围来看,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诸神纷争、思潮林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利用互联网等各种手段方式对我国进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渗透,国际舆论格局仍处于“西强东弱”“资强社弱”的状况。从国内思想意识文化领域来看,当前,我国改革全面深化、开放扩大升级,处于深度社会转型之中,市场化的深入推进使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呈现蔓延之势,道德失范、价值观混乱、信仰迷失等现象还大量存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不断受到新的挑战;一些错误社会思潮如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借助新媒体广为传播,极力歪曲误读误导改革开放,否定党史军史国史,否定我们党的领导地位,抹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挑战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竭力同我们争夺阵地和人心,抢夺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为此,加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成为当务之急和必然选择。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思考,选择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问题研究”为题展开探讨。概而言之,文章总体上遵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思路进行,除第一章绪论外,分五章具体展开论述,比较深入地从本体维度对意识形态话语权作了概念分析,比较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理论依据和思想资源,比较全面地把握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现实境遇,比较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价值意义和原则遵循,比较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多维路向。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概念分析。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理路,首先界定意识形态话语权涉及的基础性概念——话语、话语权、意识形态,然后探讨意识形态话语权涉及的一些基础理论问题,把握意识与语言、意识形态与话语、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在此基础之上,着重从本体维度而非主体维度揭示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质,指出:意识形态话语权不仅是一种话语权利或话语权力,更是基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之内容和形式而生成的话语权威,包括理论层面的解释力说服力、价值层面的感召力引领力、话语层面的吸引力影响力。并进一步区别了意识形态话语权与意识形态领导权、意识形态管理权、学术话语权的异同,解析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本内涵: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整体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从本体维度来看即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它是话语权利、话语权力和话语权威的统一;从主体维度来看,它是话语资格、话语能力和话语效果的统一。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理论依据和思想资源。主要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阶级社会里思想统治的一般规律、列宁提出的“灌输论”、毛泽东提出的“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思想观点,它们是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加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直接理论依据。同时,梳理西方学者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相关思想,包括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福柯的话语-权力论,它们是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加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重要思想借鉴。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现实境遇。主要分析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现实境遇,既从全球化纵深发展、市场化深入推进和信息化急速发展三个方面分析当前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时代挑战,也从经济巨大发展、网络广泛普及、腐败有效治理三个方面指出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存在的多重机遇。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价值意义和原则遵循。主要从政党、国家、民族三个层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价值意义:从政党层面来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关系到我们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有效巩固和长期执政能力的继续提高;从国家层面来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乃至总体安全;从民族层面来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关系到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文化软实力的持续提升。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应该遵循主导性和多样性辩证统一、党性和人民性辩证统一、继承性和创新性辩证统一、民族性和世界性辩证统一四项原则。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多维路向。主要从五个方面提出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路向:理论向度,要在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推进实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解释力和理论说服力;价值观向度,要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增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感召力和引领力;话语向度,要在优化话语生产、丰富话语内涵的同时改进话语表达、改善话语传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和传播的感染力、吸引力和影响力;他者向度,要加强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追踪研究和理论批判,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力和引领力;主体向度,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优化意识形态工作人才队伍结构、提升意识形态工作人才队伍素质,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提供厚实的主体保障。

窦金启^[6]（2019）在《镜像中国 ——新时期中国影视“走出去”盘整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指出中国要继续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创新内容形式和体制机制,拓展渠道平台,创新方法手段,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可以看出,从十六大期间开始提出的文化走出去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文化软实力体系建设的战略指导方针。而作为文化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影视产业,其也必然要以此为其发展依据,从而形成影视“走出去”布局。影视“走出去”其实是在文化“走出去”整体战略下形成的影视产业对外传播的体系,也是新时代背景下,对影视国际传播与交流的一种具有中国时代理论特色的理论。其既涉及硬性的影视产业“走出去”,也包含软性的影视文化“走出去”,但所有这些的最终目的都是要实现文化的对外传播,让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国。以此,向国际社会展示良好而积极的国家形象。其实,在新世纪初,我国的影视行业就开始不断探索“走出去”的方式和方法。本文采用面相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顺序展开,以影视“走出去”为本体,通过对《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的实施细则（试行）》颁布以来到现阶段,我国的影视行业的“走出去”的理论形成,影视“走出去”构成内容的盘整与分析,影视个案及产品的调查与研究和影视“走出去”对我国国家形象体系构建的影响等几方面作为论述和研究的对象,梳理和盘整出我国影视“走出去”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分析得出影视产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和不足,进而提出一些可行性的改进措施及方法。影视对外传播理论的不断创新是形成影视“走出去”的根本。本文的第一章,侧重探讨文化“走出去”战略与影视“走出去”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的优势特性。通过对十七大到十九大期间关于影视“走出去”的相关政策措施和影视工作指导意见的梳理,可以得出,影视“走出去”是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组成之一,是在其理论指导之下所形成的。并且在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发挥着其形象性、时效性和导向性的特征,进而对文化“走出去”产生积极的作用。本文第二、三章,以影视“走出去”的内容构成为研究对象,通过把影视“走出去”及对外影视体系中的主要构成内容—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这四种艺术形态,在新世纪“走出去”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进行盘整和梳理,进而得出:我国影视产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虽然取得了成绩,但仍然需要进一步提升发型和推广的方式和方法。影视“走出去”的另一个作用就是要配合国家外交方针及政策。本文第四章,以我国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基本方针为语境,分别从大国、周边、“一带一路”、以及中非“战略合作伙伴”这四个角度,对我国影视产业在这四种对外交往策略中的重点国家的“走出去”现状进行梳理,从而得出我国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同时,综合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了关于提升我国影视产业整体“走出去”的可行性路径。无论是影视产业“走出去”,还是影视文化对外传播,其在实现经济目的的同时,最高级的目标是要实现我国国家形象的良好表达,树立积极的国家形象。所以,本文最后一部分就影视“走出去”对于国家形象构建体系的丰富和提升进行研究,并认为,影视“走出去”无论从内容还是方式上都已经成为塑造国家形象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所以,影视产业的对外发展在提升自身的品牌意识和影响力的同时,要自觉的肩负起对中华文化软实力体系建设和国家形象塑造的责任。

刘磊^[7]（2019）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恐怖融资与反恐怖融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为资源的有效配置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加速了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的蔓延。对于恐怖组织来说,资金是他们的生命线、是驱动力;没有资金支持,恐怖主义就将无法运作。国家有必要基于经济基础,切断恐怖组织资金流,阻断恐怖资金转移通道,以限制恐怖组织规模的扩大,并削弱其影响。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立场,结合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恐怖融资从需求侧、供给侧以及流通转移渠道三个方面进行理论分析,并通过比较分析国际组织和部分发达国家反恐怖融资体系和具体做法,进而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一方面完善了恐怖融资理论研究体系,丰富了反恐怖融资理论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另一方面从实践角度对国际反恐怖融资机制及我国反恐怖融资进行分析,对于我国完善反恐怖融资战略和机制,打击恐怖主义,从而维护我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恐怖主义不仅在全球造成人员伤亡和恐慌,也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损失。本文提出对恐怖主义这一政治性极强的课题进行经济学角度的思考。比如,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选择成本收益比最合适的恐怖袭击方式;采用“消费替代”理论分析恐怖袭击目标的变化;采用“社会收入”理论来分析恐怖组织和恐怖袭击长久存在的原因;尝试通过理性选择理论和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恐怖组织的预算约束,即恐怖融资的规模对恐怖组织恐怖袭击行为的影响;还通过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恐怖组织领导人、恐怖融资委托人之间的博弈和策略选择,并提出政府可以通过秘密冻结涉恐资产、公开监视恐怖分子亲属以及发展经济等方式来提高对恐怖融资的打击力度。恐怖融资需求侧是恐怖组织的各项支出需要。恐怖组织与现代社会组织一样,需要资金作为其运营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运营一个恐怖组织,可以被看作是在运营一个特殊的公司,其追求的是将培训、意识形态宣传、武器装备等资源投入,通过恐怖组织自身的“生产”,将其转化为恐怖袭击、政治权利、影响政策等“增值产品”,并通过一系列运作程序,将“增值产品”“出售”给社会团体、宗教团体、特定种族团体等特定的“客户”。而维持这个特殊公司不仅需要发动恐怖活动所需的武器装备、交通工具、后勤保障等直接开销,还需要运营人力成本、宣传成本等间接成本。恐怖融资的供给侧是恐怖融资的主要来源,其供给水平决定了恐怖融资的规模,进而决定了恐怖组织的规模和实力。恐怖融资的供给可分为外部资助和自我融资两种类型,而外部资助包括国家资助和非国家资助,自我融资则包括贸易等合法收入和绑架、贩毒等非法收入,此外还有所谓“征税”的资金供给。恐怖融资不同的供给来源方式各有优劣,不同的恐怖组织通常会根据其历史背景、所处环境、组织形态、任务目标等因素,选择适合的一种或多种恐怖融资方式。不同时期的恐怖组织也会侧重于不同的恐怖融资方式,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恐怖融资的流通转移渠道是恐怖融资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即支出和收入之间进行流通转移和价值转换的通道,主要包括正规的金融系统、非正规的价值转移体系、基于贸易的价值转移途径,以及虚拟货币等新兴转移方式。随着互联网金融的高速发展,虚拟货币、网络支付、暗网交易等方式,已吸引了恐怖组织的目光,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国际恐怖组织,也借助比特币、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和方式筹措和转移资金。对联合国、美国、英国、俄罗斯等组织和国家的反恐怖融资体系进行比较分析。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埃格蒙特金融情报组织等国际组织通过各种形式为国际反恐怖融资合作与交流做出了诸多努力。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发达国家根据国际公约,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建立了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和行业准则在内的相对完善的反恐怖融资法律体系,建立了多部门协调合作的执法体系,充分发挥各执法部门的专业性和积极性。“了解你的客户”“风险为本”“一致监管”和“持续性”是国际反恐怖融资工作坚持的普遍原则。虽然国际社会对打击恐怖融资有基本的共识,但是在全球反恐怖融资合作机制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通过猎鹿博弈的分析,证明了在国际社会中就打击恐怖融资进行政府间合作几乎不可能成功。我国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但恐怖袭击威胁不断加大,反恐怖斗争形势严峻复杂。“东伊运”作为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恐怖主义威胁,通过直接发动恐怖袭击活动、组织培训和转移恐怖分子、在境内募集恐怖活动资金等三个方式对我国安全造成危害。根据分析,我国面临的恐怖袭击风险和洗钱风险都较高,两者叠加后使得我国也面临着中等水平的恐怖融资威胁。我国的恐怖融资供给来源主要包括个人或企业资助、变卖个人财产、经商所得、向信教群众筹措等“合法渠道”以及抢劫、盗窃等违法犯罪收入。我国通过参与国际反恐怖融资标准制定,不断扩大我国在国际反恐怖融资中的话语权。通过构建包括刑事立法、行政法规、行业规范和要求在内的多层次、系统化、立体式的反恐怖融资法律体系,建立了多部门共同参与的反恐怖融资工作机制,并通过定向金融制裁、涉恐资金冻结等配套制度确保反恐怖融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我国反恐怖融资实践中存在社会反恐怖融资意识淡薄、相关法律法规仍不够完善、政府机构组织体系与工作机制还不健全以及国际合作力度还比较薄弱等问题,但整体上从立法、情报质量、可疑交易监测有效性、资源配置、国际合作有效性等方面的评估显示我国反恐怖融资脆弱性处于中低水平。为我国反恐怖融资应从改善社会环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反恐怖融资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以及扩大反恐怖融资领域的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另外,还要制定我国反恐怖融资战略,从国家战略层面去统筹部署反恐怖融资体制机制设计,进而推动我国反恐怖融资工作迈向新台阶。

卢建有^[8]（2018）在《新时期我国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意识形态工作是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网络已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最大变量的背景下,切实抓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性、全局性和根本性意义。当前,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改革的力度、深度、难度前所未有,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价值观呈现多元倾向,各种新思潮不断涌现,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也成为了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时代背景给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既坚持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思想地位不变,又能统筹兼顾多元融合的社会和经济体系,实现主体地位不变,客体与主体相互统一;如何既坚定理想信念和物质需求的均衡发展,又能统筹把握好高校群体精神世界和谐稳定的基本需要,实现二者之间相互协调共进;如何深化高校群体通过网络来加深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识和理解,又能增强高校群体对我国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实现理性判断和感性思维的整体提升;如何既坚持高校群体对我国国家意识形态理解掌握的标准,又能在多元思想背景中提高高校群体的接受程度,实现通过网络平台确立我国主导的先进文化与大众的有效对接。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如何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合理融入在我国社会有机体中,把握意识形态安全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相互关系,并探寻网络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防御中表现的形式和发挥的作用等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本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结构功能分析、立场博弈分析、社会有机体分析等方法,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置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把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本质、总体形势和发展规律,探究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的核心领域、构成要素、生成机理和实现方式,并针对其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历史流变,提出相应的工作目标和实践策略,以期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参考借鉴。全文研究内容除导论、结语外,主要内容共有五章:第一章,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理论。重点概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与定位,厘清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完全建设的价值定位、分析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系统构成及运行机理。首先,通过分析意识形态安全的本质内涵,进而考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含义,明确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相关范畴及基本定位;其次,从主体及意义两个维度阐述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价值定位;再次,揭示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包括社会运行系统、价值信念系统、育人引领系统、环境接受系统四个系统,自身内部要素构成的核心层、意识形态领域构成的交叉域、对社会拓展范围构成的延伸体三层结构;最后,分析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运行促进价值信念的初步形成、政治合法性的取得、教育资源占领与社会基础构建、主体认同接受及践行、价值信念系统更新等方面的实现过程,并研究了其抗体发展机理、传导认同机理、发挥传播机理。第二章,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状况。重点梳理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历史、经验和运行状况,阐述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机遇、挑战及课题。首先,重点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发展历程,分析了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基本经验,并从内容、方式、路径三方面分析了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运行状况。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网络发展给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带来的机遇,即扩展了内容空间、拓宽了实践路径、丰富了载体阵地;其次,探讨了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抵御外部渗透不力、网络信息管控不善、传统工作方法不适、技术应对能力不强的挑战;最后,提出了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课题,即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与多元之争、社会价值观选择中的传统与现代分野、文明交融交锋中的秩序变革与重建。第三章,网络数据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着重理顺网络数据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理等问题,同时分析网络数据对意识形态安全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对出现相关的问题进行分析设计和技术完善。首先,分析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语境下网络数据的内涵,即“比特”数据的新特征与大数据时代中传统信息分析手段的革新、终端到终端的自由连接形式与人的存在及交往方式的嬗变、数据凝成的空间与虚拟社会的生成。其次,探讨了网络数据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作用机理,即作为生产工具的网络数据带来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转型、作为思想载体的网络数据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也有着直接影响。再次分析了网络的草根性,网络传播的即时性,网络技术的先进性,网络数据的无边性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挑战。最后,提出网络数据语境下的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分析框架。第四章,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实践策略。着重分析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基本原则、目标选择以及重点策略。首先,明确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基本原则为:遵循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规律、打造“时空—主体”联动格局、以阵地建设夺取网络话语权、正确处理继承传统与发展创新关系;其次,从根本目标、具体目标和发展目标三个维度探讨了新时期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目标选择;最后,着重探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重点策略,即探索中国特色高校网络安全建设之路、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加强网络文化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以及提高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监管能力。

阎莉^[9]（2018）在《语言生态学视角下“一带一路”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语言规划是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社会治理活动,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近五年来,聚焦“一带一路”语言话题的语言规划研究是我国语言学界主动关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而形成的学术焦点,已取得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以语言资源的应用为出发点,相关研究较多地聚焦我国汉语资源的开发和外语资源的建设,对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资源及其所面临语言问题的探讨略显不足。当前,“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的推进构建了我国与周边中亚国家间新的语言生活,凸显了新疆核心区少数民族语言生活中值得关注的跨境语言现象。核心区跨境语言凝聚着跨境族群,承载着多元文化,是独具特色的国家资源,在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中可发挥国际沟通、民族认同、经济支撑、安全维护等多维度的社会功能。但是,当前我国对新疆核心区跨境语言的多重资源价值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其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致使它们尚无法较为理想地发挥服务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的作用。因此,在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下,面对核心区跨境语言的生态发展趋向,如何开发其资源价值,增强其社会功能,并使其成为构建国家周边语言能力的要素等便成为我国语言规划研究中的新话题,而我国服务“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的语言规划实践也必然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从跨境语言的视角对服务“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的语言规划进行研究,以助推未来的规划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理论意义方面,对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进行研究可以实例的形式为我国的语言规划学提供学科资料和经验依据,有助于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规划学的纵深发展。在实践意义方面,对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我国跨境语言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建设、国家周边语言能力的提升及区域和国家语言生活的和谐。此外,对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进行研究在维护国家语言文化安全、提升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拓展国家在境外核心区的国际利益、促进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20世纪90年代,语言规划研究出现了生态学转向。语言生态学作为一种新的语言学研究范式,关注语言生态系统中各语言的资源属性和功能地位,倡导语言多样性和多语能力建设,着眼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在语言规划理论的拓展方面具有积极的应用价值,在语言规划的实践领域可发挥较强的指导作用。本文认为,可借鉴语言生态学的理论视角审视我国的本土语言现象,开发国家跨境语言资源,解决语言生活中的新问题,指导国家当前的语言规划,以应对全球化给少数民族语言带来的语言生态危机,促进多语环境下区域乃至国家语言生活的和谐。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语言规划理论及语言生态学理论,从语言规划的生态学视角出发,探讨“一带一路”核心区的跨境语言规划,具体围绕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1）“一带一路”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具有怎样的现实基础?即核心区跨境语言在境内外分别具有什么样的生态现状,主要包括其社会功能和活力等级。（2）为什么要对“一带一路”核心区跨境语言进行规划?即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驱动要素有哪些,以及如何从语言生态学的视角对其予以解读。（3）如何对“一带一路”核心区跨境语言进行规划?即以语言规划的生态观为指导,制定核心区跨境语言未来规划实施的方略。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作为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现实基础,各跨境语言在境内外的生态现状各异,但整体而言我国跨境语言的社会功能和活力等级要低于境外相同的民族语言,且内弱外强的态势均在逐渐深化。首先,从语言的社会功能来看,核心区各跨境语言在我国境内的社会功能差异化较大,因此语言生态位的多寡、等级现状和发展趋向各不相同。在区域范围内,各跨境语言的主要社会功能分别以省区语言、群体语言和家庭语言为主;在领域范围内,各跨境语言在工具性、人文性、经济性等方面所发挥的社会功能程度不一,部分跨境语言的上述主要社会功能呈逐步衰减态势,面临语言生态位丧失的可能。核心区跨境语言中的主体民族语言在中亚各国的社会功能相对较为整齐,因此语言生态位的多寡和等级现状差异不大,但俄语生态位的多寡和等级稳中有变。在区域范围内,各跨境语言的主要社会功能分别以国际语言、国语和官方语言为主;在领域范围内,各主体民族的语言作为国语在工具性、人文性、经济性、安全性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呈逐步增强态势,而俄语作为非主体民族语言的上述主要社会功能表现各异,且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其次,从语言的活力等级来看,核心区各跨境语言在我国的整体活力处于差异较大的不同等级,半数具有活力,半数活力堪忧;核心区各跨境语言在中亚各主体民族国家的活力等级差异不大,均具有活力,且整体活力优于我国。第二,当前的规划动机、国家的语言意识形态和现行的语言规划目标构成了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主要驱动要素,从必要性和可行性两方面为未来规划的实施提供了现实理据。首先,跨境语言国际性工具价值的提升及其不安全现象的产生和民族认同功能的凸显构成了当前的主要规划动机,也是规划制定和实施的直接和显性动力因素,与我国同中亚各国之间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等语言生态环境因素紧密关联。其次,我国国家层面的语言意识形态以语言资源理念、语言文化软实力论、语言经济意识和语言服务导向为特征,以“语言文化”的表现形式彰显了指导跨境语言规划的语言规划观,其形成受到国内外语言生态环境的影响。最后,我国现行的语言规划目标主要是增强国家语言实力、提高国民语言能力、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服务社会发展全局和国家战略大局,对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具有明显的多变量特征,且充分体现了我国语言规划基于语言而不囿于语言的内涵和导向。第三,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实施方略主要包括规划生态价值取向的确立、规划目标体系的构建和规划实施内容的制定。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的生态价值取向和目标体系分别是规划内容实施将要遵循的主线和方向性指引。首先,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生态价值取向的实质是构建具有多样性、包容性、和谐性和可持续性的语言命运共同体,通过增强各跨境语言区域和领域范围内的社会功能,在促进语言使用的过程中实现其多维度社会功能的扩展、融合和统一,以提升语言生态位的等级现状和稳固性。其次,基于语言生态观的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目标体系具有层次性、关联性和综合性特征:与语言文化相关的规划目标侧重我国国内语言资源、语言生态和国家语言能力的建设;社会生态环境因素驱动的规划目标侧重国家对外的战略计划和全球利益的实现,但最终指向中华民族在全球生态环境下的可持续发展。最后,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实施的主要内容分为跨境语言地位规划、跨境语言本体规划、跨境语言教育规划和跨境语言服务规划四部分,分别从核心区跨境语言的社会地位、本体结构、学习教育和社会需求等层面保护跨境语言的多样性,使多样化的跨境语言在语言生活中得以保持、提升,并有效发挥其社会功能。本研究的贡献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本文从语言生态学和语言规划的交叉理论视角对核心区跨境语言的生态趋向、资源价值、社会功能等我国本土语言问题进行探讨,跳出了语言规划就是规划语言的传统思维,为语言规划的研究开启了新的视野。第二,本文以语言规划的生态观为指导,通过对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实施内容的阐述,提出“语言服务规划”这种新的语言规划类型,有助于推动和丰富我国语言规划理论的本土化研究。第三,本文从语言使用的区域范围和领域范围两个维度提出了语言规划领域中语言社会功能的再划分方式,通过对核心区跨境语言社会功能的阐释,提出跨境语言所具有的工具性、人文性、经济性、安全性等四方面的社会功能可在语言规划领域实现有机融合的观点,为论证语言工具性功能和非工具性功能的和谐统一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杜刚^[10]（2018）在《和平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并没有进入人们所奢望的太平世界。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背景下,传统安全问题不仅没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又犹如捅破了马蜂窝一样接踵而至。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者又相互叠加、相互转化。大国之间关系既有合作也摩擦不断。亚洲地区正在成为世界的中心,地区热点问题难以解决,国际社会并不太平。这是中国崛起进程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安全背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面临着新的安全问题。当前中国正在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走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处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实现和平崛起构成了新时代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如何保障这些战略目标顺利地实现、如何保障国家安全、如何保障在实现战略目标进程中保障国家安全、实现国家安全这都成为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首先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国家崛起可以维护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反过来有利于促进国家崛起。提出国家要实现崛起必须具有相对稳定的内外环境的假设,创新提出了“国家安全保障力”概念。着重分析了中国在和平崛起进程中所面临的内外几个主要安全问题,重点探讨了和平崛起进程中安全的挑战及其根源。提出“人”是实现国家安全之根本的思想,为此设计了保障国家安全的路径选择。在章节设置上,第一章是和平崛起与国家安全的理论分析,从理论视角分析国家崛起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第二章提出问题,分析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国家安全所面临什么样的问题。第三章分析了和平崛起进程中由安全问题引起的挑战及其根源。第四章解决问题,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保障国家安全的路径选择,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如何维护国家安全的具体措施。通过论证分析,总结论就是国家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国家安全,国家崛起既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途径,也是国家实现安全的最终目的。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国际社会上只要有阶级差别得存在、地区发展差别存在、意识形态差别存在,共同安全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如果没有形成,国际社会就会一直处于不安全状态。维护和实现国家安全不是某一个国家的责任,需要全世界共同努力。中国在实现崛起进程中既需要团结广大热爱和平的国家,实现合作安全;也需要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建设维度来考虑维护国家安全。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初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镜像中国 ——新时期中国影视“走出去”盘整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恐怖融资与反恐怖融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时期我国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语言生态学视角下“一带一路”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和平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国家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初探（论文参考文献）

• [1]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D]. 王秀芳. 兰州大学, 2021(09)
• [2]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D]. 张晨瑶.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4)
• [3]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研究[D]. 鞠丽华. 山东大学, 2019(02)
• [4]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D]. 李国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5]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问题研究[D]. 秦志龙.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6]镜像中国 ——新时期中国影视“走出去”盘整与研究[D]. 窦金启.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7]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恐怖融资与反恐怖融资研究[D]. 刘磊.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新时期我国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D]. 卢建有.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6)
• [9]语言生态学视角下“一带一路”核心区跨境语言规划研究[D]. 阎莉. 西南大学, 2018(05)
• [10]和平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国家安全研究[D]. 杜刚. 苏州大学, 2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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