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舆论监督报道《吃谷的秤》发表的背后（论文文献综述）
康君[1]（2020）在《李提摩太在山西活动述论（1877-188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传教士大规模进入中国,对晚清中国社会产生了复杂的影响。近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播福音往往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即从以直接的福音传道方式来使当地民众皈依上帝,逐渐转变为采用多种迂回方式尤其是间接的传教方法来改变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取向,进而达到传教目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是一位在近代中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传教士,学界对他的研究多集中于戊戌变法前后的思想与活动,对其早期的活动和传教思想转变过程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李提摩太1870年来华,1877年进入山西,1887年因遭到同事反对离开山西,此间他在山西活动前后达10年之久,其在山西的活动和思考是其后来活动和思想的基础,值得重视。李提摩太写了许多关于在华传教的着述以及未发表的通讯日记。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考察这些作品,有助于分析其传教事业与中国历史发展的相关性。近代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也是近代中西文明冲撞和融合的过程:一方面李提摩太努力学习中国宗教文化,成为适应中国需要的传教士;一方面李提摩太致力于协助中国推进近代社会的转型,并在此过程中培育更能接受基督教的中国人。李提摩太在山西开展饥荒救济、文学工作、改革倡导和跨文化交流等活动,这些活动对山西地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李提摩太的传教策略是把欧洲现代基督文明模式推广到中国。李提摩太认为宗教与世俗之间可以共生,即基督教与科学、技术、教育和政治改革可以相互促进,而且可以用现代方式培育接受基督教的中国人。李提摩太作为传教士的身份始终没有改变,他并没有因在中国遇到的困难而放弃其传教使命,他希望用在他看来所谓最合适的宣教方法来带领“百万中国人皈依”。李提摩太在山西的传教经历使他相信基督教和中国本土的宗教历史有共通之处,即可以在不放弃对基督教福音本质理解的前提下将这些思想纳入其传教过程,从而拓宽了他的神学视野。当李提摩太不断适应中国具体情况进行宣教时,他对中国人及其文化的同情心日渐增强,其传教思想和方式日臻成熟。李提摩太基于基督教信仰重视“寻找最有价值的人”,他对中国的宗教感兴趣,支持培养本土牧师,他将福音工作与饥荒救济相结合,最重要的是他热衷于影响中国官员。李提摩太世俗化倾向的传教策略引起了同事们的强烈批评,李提摩太主张自由实用的传教策略,这对他山西的同事和其他差会的一些传教士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从实际结果来看,李提摩太的活动和传教方式并未取得其预期的效果,既往有关李提摩太对近代中国社会影响的看法,大多基于李提摩太的自传等材料,这种看法实有重新检讨的必要。从李提摩太早期在山西的上书等活动来看,可能只具备传教士单方面宣传的意义,对于此时山西的实际改革进程并无明显的推动作用。而李提摩太在赈灾活动中所受到的热烈欢迎实际上是其放赈者的角色所致,但在整个在华西人的赈灾机制中真正起到核心作用的是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及其干事慕维廉。不过,该机构的活动大多是幕后进行,自然难以享受到前台的聚光灯。至于李提摩太的传教方式,由于来华基督教派别众多,各有其神学主张,遑论李提摩太能对别的教派有多大影响,即在英国浸礼会内部也是聚讼纷纭,最终以李提摩太离开山西而告结束。李提摩太的个案表明,晚清来华传教士群体内存在不同的传教取向,而那些主张适应中国社会近代化需求,采取较为自由开放的新传教方法的传教士尽管对当时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却很难为主流传教界所接受,传教界的自由与保守取向的紧张关系一直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提摩太受到英国浸礼会同事的排距并非偶然。
汪佳[2]（2019）在《资讯类短视频的把关机制研究 ——以“梨视频”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据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8.29亿,短视频用户数量占到全国网民的78%,这是互联网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出现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其中短视频成为近几年的热门。但是诞生于互联网条件下的资讯类短视频,生产内容时采用的把关机制是否与传统媒体存在不同。资讯类短视频领域里,梨视频在2018年获得6.17亿的融资,以此为例,试着探寻出资讯类短视频的把关机制是如何运行的。本文把整个把关机制分为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部分,论文第二部分事前把关,对梨视频在生产内容前,根据国家制定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事前把关,主要探讨了国家和行业在制定的规定条文中存在的现状以及详细的把关标准。第三部分事中把关,主要对梨视频内部的把关机制进行论述,阐述梨视频与其他资讯类短视频最大的不同点在于独有的拍客系统,拍客自行拍摄的新闻素材上传到编辑部门剪辑后,最终在网络上传播给受众的这一整个把关流程。论文第四部分事后把关阐述梨视频进行短视频传播后,国家相关部门对短视频信息市场进行一系列的监管专项行动,还分析了受众舆论对把关机制的影响。第五部分分析了一条稿件除了要经历以上谈到的把关择以外,还有其他因素也会影响把关人选取稿件,论文分别从时事热点、投放平台偏好和时间因素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论文第四部分是论文的重点部分,论述了资讯类短视频的把关特征,通过与传统媒体的把关制度三审制相比较,得出资讯类短视频把关流程传统化,把关标准泛趣味性结合深度人情味,以及把关行为被动化。论文第五部分论述了资讯类短视频把关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思路。梨视频整个团队生产最主要的因素是绩效驱动,从拍客到编辑部门后运营部门,整个团队的内容生产都是与绩效挂钩,绩效成为驱动生产的首要因素。针对提出的问题后,提出的发展思路为内容下沉到地区,用各行各业的拍客生产内容,提供传统媒体触及不到的社会角落富有“人情味”的资讯,以及强化把关人总揽全局观念。
陈杰[3]（2019）在《歌谣与政治：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歌谣渊源于人类劳动的呼声,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表达形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歌谣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民间传统文化。时至近代,面临亡国灭种危机,先进知识分子不断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路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部分知识分子将目光转移至与民众联系密切的歌谣,发起歌谣运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参与其中,他们受俄国民粹派思想和十月革命影响,发动了深入基层进行民众启蒙的“到民间去”运动。加之左翼知识分子极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文艺大众化,合力助推了歌谣的政治化倾向。中国共产党后来倡导和创作的革命歌谣,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将传统歌谣政治化和革命化的产物。鄂豫皖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创的重要苏维埃区域,该苏区位于中国南北交界的大别山地区,历史上经过数次大规模人口迁移和文化融合,形成了独特、开放、多元、包容的传统歌谣。鄂豫皖边区革命爆发后,在中共中央关于歌谣宣传教育策略的引导下,当地党组织在早期革命实践中逐步意识到歌谣的宣传效力并在全区加以推广,形成了以革命知识分子为先导,文化宣传干部为主体,普通工农群众为补充的革命歌谣创作群体。革命歌谣的创作是传统与现代融合共生的产物,一方面借鉴传统歌谣的曲调、艺术形式、表现手法,另一方面填入大量表现革命性和现代性的新内容,形成了具有强烈地方文化色彩的共产主义革命文艺形式。在革命歌谣创作群体与苏区民众的广泛互动下,鄂豫皖苏区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革命歌谣传播体系,即以报刊歌本为载体的大众传播、以宣传队为载体的组织传播、以课堂教学为载体的教育传播和以普通民众为载体的口头传播。这种传播体系呈现出上级组织与底层民众相结合,自觉与自发相结合,现代传播路径为主、传统传播形式为辅的特点。革命歌谣在传播过程中,由于社会环境、地域文化的改变以及表达不同革命情感的需要,在歌词、曲调上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这些变化丰富了革命歌谣的演唱形式,增强了其表现力和传播力。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的创作和广泛传播,旨在对苏区民众中的不同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意识形态形塑,通过革命化改编的歌词对苏区民众进行现代民主、自由、平等和共产主义思想启蒙。革命歌谣形塑和启蒙的本质是对普通民众进行革命动员,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在不同场景中动员效果如何要看民众的反应,即民众如何应对革命歌谣的动员。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苏区民众面临着“公”与“私”的权衡和博弈。在苏维埃政权的因势利导下,大批民众能够接受革命歌谣的集体主义观念而积极参加、拥护革命,然而也有部分民众基于个人家庭、情感等“私情”考虑而没有响应革命歌谣的宣传和动员。苏区政府为了应对民众的消极反应,及时采取教育、制度、组织、物质、法律等多种途径弥补革命歌谣动员的局限,最大限度保证苏区民众沿着革命动员的方向行进,反映出以革命歌谣为媒介的政治与社会互动的复杂性。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相较于同时期其他类型的歌谣,具有其独特性。一是与中央苏区革命歌谣相比,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偏重实践性而缺乏理论阐释,偏重通俗性而缺乏专业水准,具有极强的地域传统文化烙印。二是与国民党统治区的歌谣相比,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缺乏整体规划,但更加契合实际;创作群体层次普遍较低,但更接近民众心理;宣传具有地域性,但对地方民众记忆影响深远。实践性、通俗性、地域性是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创作和运用过程中最显着的特征。新中国成立后,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成为历史记忆,不同文化群体基于保存革命记忆、政治宣传以及学术研究等不同动机,在鄂豫皖边区范围内发起三次革命歌谣搜集和整理热潮,并通过文本形式对革命记忆加以定型,完成由交往记忆向文化记忆的转化。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由于政治导向、记忆局限以及新民歌创作等因素影响,出现了有意或无意重构革命歌谣的现象,以服务于强化国家认同和意识形态形塑的需要。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歌谣政治化产物的革命歌谣始终围绕着政党和国家发挥不同的政治功能。步入二十一世纪,革命歌谣对于当今的意识形态教育仍具有现实意义。战争年代中共运用革命歌谣进行思想宣传和民众动员的实践和经验,或许能够为新时代中共意识形态重返民间文化和民众心理提供有益借鉴。
魏寒梅[4]（2018）在《近代中国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研究》文中提出近代中国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通过“凭经”、“遵经”来革除和纠正伊斯兰教中不符合《古兰经》和圣训的礼仪、习俗,使之回归到《古兰经》和圣训的正确教义中,以达到纯洁和净化伊斯兰教的一种宗教改革思潮。宗教改革和宗教复兴是近代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的主流,改革者倡导的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由关注穆斯林社会内部的宗教改革逐渐转向爱国爱教的道路,是近代中国伊斯兰教成功转型的缩影。以史为鉴,通过对近代该思潮的研究,为客观评估和引导当代中国伊斯兰教思潮提供参考。另外,全面梳理和研究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是对当前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总结与反思。在中国,外来宗教在中华文明的影响下,融合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伊斯兰教自唐宋移植到中国,也逐渐经历了中国化过程,走上了中国化道路。同时,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与演变离不开世界伊斯兰教思潮的影响。梳理近代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的兴起、传播与发展,有利于更好地把握中国伊斯兰教与世界伊斯兰教的互动关系和近代中国伊斯兰教思想发展脉络,对当代中国伊斯兰教本土化建设及其走向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当前学术界对近代中国伊斯兰教改革思潮研究薄弱,通过对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的研究,为研究近代中国伊斯兰教思想史做些基础工作。本文研究主要采用宗教学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系统地梳理与分析近代中国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产生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主要人物思想和思潮兴起、传播与发展。总结中国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的主要特征和影响,对近代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进行定性分析与思考。近代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在改革内容上主要围绕宗教礼俗而展开,重点体现在念经、礼拜、寻月、丧葬等方面。新老教之间并无实质性的分歧,他们仍沿袭传统的逊尼派和遵循哈乃斐教法学派。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的改革者通过着书立说和翻译经书典籍,表达其思想。他们注重对教义、教法的研究,解答现实问题。他们也重视经堂教育,对经堂教育实施改革,融入现代教育元素,培养了许多从事宗教活动的阿訇和研究伊斯兰教文化的人才。从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传播与发展轨迹看,改革者的思想并不拘泥于某种思潮的影响,而是在借鉴外来新思潮的同时,结合中国伊斯兰教的实际从事改革,在不同阶段和地区改革的侧重点和主张亦不同。在传播方式上以传统的讲学为主,通过报刊、举行辩经活动和张贴宣传单等方式传播思想。纵观伊赫瓦尼“遵经革俗”的改革者,他们的思想历程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从起初主要关心教务改革转变到“保国保教”、“以教救国”的思想。后期的宗教改革者,大多以全局视野关注本民族的信仰问题,他们把国家、民族命运与宗教联系起来,提出“有国而后有教”,“保国始能保教”的口号。呼吁穆斯林消除民族隔阂,积极投入到保家卫国中,使得他们倡导的“遵经革俗”主张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思想境界。客观上改变了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的风向标,也改变了普通穆斯林原有不关心国家政治事务,爱国与爱教相分离,唤醒了穆斯林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凸显了改革的时代性与进步性。改革者的思想有其共性的一面,也有根据不同地域提出具体主张,显示出改革的地域性特点。近代中国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的影响是积极的,也体现在多方面。尽管它在传播与发展过程中出现教派纷争以及分裂,但在后期国家危亡时刻,对唤醒普通穆斯林的爱国意识和促进回族伊斯兰教文化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促使当代中国伊斯兰教形成新的教派格局。总之,近代中国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受伊斯兰世界思潮的影响,但它具有中国社会时代烙印,彰显出中国伊斯兰教的特征。随着社会的转型,改革思潮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宗教教务改革逐渐转向爱国爱教,充分体现了“遵经革俗”思潮的时代进步性,表现出中国伊斯兰教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李庆召[5]（2017）在《内生外动：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生成与演变 ——基于对广东省蕉岭县芳心村的调查》文中提出本文是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视角,研究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生成与演变的历史过程,试图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村庄公共权力生成模式的分析,考察现代国家建构中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的若干主要形态,并揭示其变迁的基本规律。在把握村庄公权力监督演变规律的基础上,针对现阶段我国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现实困境,构建与以往不同的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模式。村庄公共事务内容决定村庄公共权力特性,村庄公共权力特性决定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模式。在村庄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村庄承担的公共事务可分为外部事务（国家事务）和内部事务（村庄事务）两种。为保证内外公共事务顺利完成,村庄内外力量对处于上承下接位置的村庄公共权力进行多种形式的监督。由此,村庄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形成了以特定机制为主导的权力监督模式,如传统时期以自我道德监督为主、权力监督为辅的模式;新政权建设时期外部运动监督为主、内部权力监督为辅的模式;税费改革之后权力制衡监督为主、道德法律监督为辅等模式。因此,本文按照“道德监督—运动监督—权力监督—困境分析—路径预测”这一线索进行探究,以求能够把握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生成和演变的基本规律。本文认为,宋明以后,随着祠堂族权的发展,族权在保持中国基层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政权通过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宣扬,将族权与伦理道德紧密结合。祠堂族权承担的主要是与宗族成员共同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这一时期村庄公共权力的行使范围与强度相对较弱。在权力主体内在的道德监督下,发生蜕变的可能性较小。因此,族权在缺乏内外监督机制的作用下依然能够维持宗族共同体的稳定。清末,国家政权扩张过程中,国家力量试图通过族正制、保甲制控制基层社会,但由于监控能力有限,导致“营利型经纪”增生;新中国成立后,为从农村汲取更多的资源支援城市和工业发展,形成了人民公社体制。合作化运动中适应公社事务急剧增长的需要,基层社会分化形成了新的“干部阶层”。为更好的执行国家政策,完成上级下派的各项任务,公社干部这一新阶层掌握的公共权力急剧膨胀,并发生蜕变。公社内生监督严重不足,引发干群关系紧张。外力支持下的村庄公共权力扩张,普通社员的私权利萎缩,难以通过内部的社会监督约束公共权力。“大跃进”中因政策失误、自然灾害等原因,发生国民经济衰退等严重问题。国家通过在农村开展“整风整社”、“反三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方式运用外部力量对基层干部进行运动型监督,最终引发阶级斗争扩大化。人民公社解体后,村民自治填补了国家退出后的权力真空,村庄承担的国家事务减少,而村庄内部的服务型事务增多。处在夹缝中的村干部,为完成国家任务的硬指标,将重心放在税费收取和计划生育等国家行政事务上,并从中谋取私利。税费改革以后,国家对农村由汲取向给予转变。村庄集体资产增加,资源增值,部分村庄干部利用公共权力中饱私囊,成为新的“营利型经纪”。在“乡政村治”模式下,村庄公共权力转型,农民的监督意识增强,创造性利用村庄内部传统资源,通过外力推动形成了专门化的监督机构——监事会,并在外力持续作用下不断完善,形成了内外监督的合力,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村庄公共权力继续蜕变。但这种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模式存在监督机构独立性不足,动力来源后劲缺乏等困境,需构建“内生外动”型的权力监督模式。“内生外动”型监督模式构建的基本路径包括,划定内外力量作用的边界;利用村庄内部潜在的监督资源;培育完善现有的内部监督机制;发挥内外监督力量的协同作用,提升内生监督主体的意识和能力等。本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不同历史阶段村庄权力监督模式的生成与公共权力的特性紧密相关;中国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模式的演变是由内外监督力量的作用方式所决定的;现阶段村庄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需要多种机制形成合力;“内生外动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破解我国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困境的可选路径。
施要威[6]（2017）在《民国时期大学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 ——以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为中心的历史考察》文中认为民国大学知识分子（1）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中的学术精英,他们在价值观念、理想抱负以及角色行为等方面,都与传统读书人有了根本不同。在外敌入侵、政治混乱、文化落后等诸多内忧外患的影响下,民国大学知识分子群体依然在总体上表现出难能可贵的精神品质,并取得令人称道的教育和学术成就,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大学知识分子,他们留下了值得深入挖掘的精神资源。西南联大教授群体是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教授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集合体,他们是近代大学教师群体中的优秀人物。西南联大作为一所存续时间只有八年的临时大学,至今仍在不断地被人纪念和书写,其主要原因在于联大人尤其是联大教授的精神品格能够感召后人。通过对西南联大教授群体文化性格的考察来理解近代大学知识分子群体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是一条可取的研究路径。本研究在对相关历史文献梳理和解读的基础上,综合借鉴知识分子的相关理论资源,用“理想类型”来把握西南联大教授群体文化性格的内涵,然后分析其文化性格生成和展现的影响因素,接下来考察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角色行为和实践活动,最后基于对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考察和论述,从总体上理解和把握民国大学知识分子文化性格的生成与展现。民国大学知识分子作为近代中国的一个新兴群体,他们需要进行身份建构来确立自己的社会位置,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互动过程,必须充分利用外部的有利条件。总体而言,近代大学的兴起为其身份建构奠定了制度基础;学成归国的留学生是民国大学知识分子主要的人员构成;现代学术的引进为其身份构建奠定了知识和思想基础;报刊杂志是民国大学知识分子构建外部权势网络的主要媒介。正是因为凭借这些条件建立了相对稳固的身份和文化认同,以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为代表的民国大学知识分子才能在战争环境下坚守其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文化性格有着丰富的内涵,在对史料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主要从精英意识、忧患意识、自由求真精神、独立批判精神等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和解读。首先,在贫乏的物质条件和严酷的战争环境下,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精英身份大打折扣,但其精英意识却越发得以凸显。西南联大教授群体对学术价值的体认是其精英意识的内在支撑,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其精英意识的核心表征。其次,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忧患意识是其爱国情感的深沉表达,其忧患意识在教育和学术活动、公共舆论和诗词创作中都有所体现。第三,对于西南联大教授群体而言,学术自由与追求真理是相辅相成的理想信念。在追求自由方面,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不仅扞卫自己的学术自由,而且保障学生的学习自由;在追求真理方面,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不仅自己表现出求真精神,而且使求真精神在学生身上得以传承。第四,在西南联大教授那里,独立和批判有着紧密联系。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学术独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学术独立于西方,学术独立于政治,个体独立于团体;与此同时,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批判精神在学术领域和社会层面都有所体现。西南联大教授群体文化性格的影响因素是复杂的、多层面的。首先,文化传统对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教育理念、救国济世情怀、文化认同等方面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其次,日军空袭、通货膨胀、政策和政治局势以及云南当地环境等构成复杂的现实环境,对联大教授的文化性格和角色行为构成了严峻考验;第三,学术共同体内部的管理制度、人际关系、学术氛围对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理想信念起到了必要的保障作用;最后,学术志趣和个性差异增强了西南联大教授群体在严酷环境下的学术定力,也使其文化性格有了多样化的呈现。以上四个层面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均等地对联大教授群体发挥作用,而是交织在一起对不同个体产生不同程度乃至不同方向的作用力。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文化性格不只表现为抽象的价值理念,它还在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实践活动中得以充分体现,为其提供精神力量和内在支撑。首先,在教学活动中,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秉持通才教育理念,以认真的教学态度和强大的师资力量开展探究性教学,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教育成就。其次,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科研活动虽然受到诸多方面的限制,但他们仍然通过多种途径进行科学研究,在理论创新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都做出了相应的贡献。第三,在现实环境的激励下,西南联大教授群体通过报刊杂志、集会演讲、联名通告、广播电台等多种途径参与公共舆论表达公共关怀。第四,西南联大教授群体充分运用各自的学术优势开展社会服务,在促进云南教育发展、支持抗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做出了贡献。西南联大教授群体是民国大学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物,他们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基于对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考察和论述,我们进一步从总体上理解民国大学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并从传统与现代、学术与政治、自由与责任、共性与个性、理想与现实等五对复杂关系与矛盾中理解文化性格的生成与展现。
赵燕[7]（2016）在《清末民国时期儿童文学教育学术史研究 ——基于《教育杂志》的文献考据》文中认为从教育学的视角研究儿童文学教育还处于探索阶段,所以借鉴历史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梳理了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的发展线索,即从近代儿童文学教育早期独立性起步,到五四运动之后的激进式发展,再到反思期和深化期。在这几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教育杂志》作为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教育期刊,始终关注儿童文学教育问题,并以近40年的历史忠实地记录了其发展历程。为此,本研究的目标是:首先以一部《教育杂志》期刊的起伏演变为缩影,从中获得有关儿童文学的地位与作用、教育价值、课程、教材、教法、教师等丰富的史料;然后以教育活动史的视角,通过对史料的分析,确立了学术视野下移、微观化的研究取向,探寻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并为儿童文学教育拓展出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由此而形成的研究内容与论点如下:首先,通过对《教育杂志》在办刊过程中的历史评介,分析了《教育杂志》作为儿童文学教育发展一个典型缩影在中国近代教育历史中特殊的地位与作用,从而凸显出它以非官方的形式记录的历史资源,推动了儿童文学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深入开展。与此同时,考察了《教育杂志》与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主要对日本现代教育思潮、欧美进步主义儿童教育观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近代儿童观的演变、各种课程、教材和教学法的推广等做了认真梳理,在此基础上探讨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从而形成全部研究的基本理论格调。其次,以《教育杂志》及其史料为基本来源,对儿童文学课程、教材、教法和师资等问题进行了集中的讨论。一是在课程方面,分析《教育杂志》中公布的儿童文学的课程标准,掌握当时的教育行政部门对儿童文学教育的相关政策导向,同时梳理了儿童文学课程分阶段的实施情况与争论经过,以《教育杂志》为窗口全面展现了官方和民众对儿童文学教育课程的关注点。二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儿童文学化"逐渐成为小学语文教材的主流,语文教材的"儿童文学化"也引发了诸多论争。《教育杂志》以详实的史料忠实地记录了五次有关儿童文学教材论争的过程,认真审视这些争论观点,对现今语文教材中儿童文学的比重问题亦有启示。三是教育杂志》从民初、五四到国家本位时期,儿童文学教学法呈现出不同阶段的发展特征,国人通过大量的新式教学实验,摸索与寻找适宜于近代新教育发展的儿童文学教学方法,以此推动儿童文学理念在中国的深入开展。四是探讨了《教育杂志》中改善儿童文学教育的师资问题,具体措施有加强师培、制定俸给标准和优待条件以及改善教学环境和提升教师的修养等;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个案研究——以连载于《教育杂志》中的教育小说《倪焕之》为例,讨论了小学教师与儿童文学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对《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期进行了深入的追溯,探讨了有关儿童文学"新"与"旧"的争论、渐进式的发展以及本体性的问题等,从而得出相关的历史观点是,教育传媒与儿童文学教育应形成了一种互动式关系,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发展。
隋文婷[8]（2016）在《网络公共事件中的情感动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7年被认为是“网络公共事件元年”,此后,我国的网络公共事件一直处于高发的态势。而纵观近年来发生的各类网络公共事件,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事件的背后都充斥着网民们的情感宣泄和情绪释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情感的表达,就没有网络公共事件。网络公共事件的发生、演变说到底就是一个情感动员的过程。个人或群体利用网络平台进行情感表达,激发网民的悲愤、戏谑等情绪,从而产生集体认同感,影响公共事件的进展,这个过程就是情感动员的过程。情感动员伴随了网络公共事件发展的全过程,在网络公共事件的演变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情感动员并不是网络时代特有的现象,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有着深厚的情感动员传统的国家。不过,在互联网时代,伴随着网络载体的不断发展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成熟,网络时代的情感动员出现了新发展,情感动员逐渐从现实社会走向虚拟空间。如今,网民们可以尽情地在网络空间中表达意见,宣泄情绪,因此,情感动员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社会常态,其影响力也日益增强,网民们在嬉笑怒骂、调侃讽刺中,左右了事件的进展,甚至推动了社会的深层次变革。本文笔者主要运用了个案分析、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并结合相关的情感社会学、传播学理论,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行文逻辑,对网络公共事件中情感动员的机制、要素、策略,网络公共事件中情感动员的内外因素,网络公共事件中情感动员所带来的现实影响进行了系统地阐述。当然,通过对网络公共事件中情感动员的一系列研究,网络公共事件中情感动员的双重性也十分明显。一方面,网络公共事件中的情感动员具有社会安全阀和晴雨表的功能,但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的群情涌动也促使了群体极化、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网络民粹主义等问题的产生。对此,我们必须要以一种客观、辩证的态度去看待它。笔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公民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互联网上平等对话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情感动员必将发挥出更大的正能量。
刘峰[9]（2015）在《20世纪30年代农村复兴思潮研究》文中指出农村复兴思潮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救亡图存和现代化道路及追求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对社会矛盾和时代挑战进行积极回应的产物。早在20年代后期,在国民革命的影响下,知识分子已把目光投向农村,自觉地进行建设农村和复兴农村的活动,进入30年代,随着农村经济破产和民族危机加剧,农村复兴思潮日益凸显而成为主流思潮。倡导和参与农村复兴的知识分子企图通过体制内改良,复兴农业,促兴工业,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本文试图在民族复兴的背景下,以现代化为主线,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与经济学的方法,全面考察农村复兴思潮产生的历史条件,系统梳理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脉络,总体述评农村复兴思潮的主要内容,具体剖析具有代表性知识分子的农村复兴思想,详细解读着名媒体复兴农村的观点,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对知识分子复兴农村的论争进行评述,总结农村复兴思潮的特点和历史作用,揭示这一思潮在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鸦片战争后,我国农村开始走向衰落。尤其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以及自然灾害的频仍,中国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具体表现为农村经济破产,政治纷乱,社会失序,乡村教育衰落,30年代民族危机加剧,进一步加重了农村危机的程度。面对民族危机和农村危机,知识分子纷纷提出复兴农村的主张,有人从中国传统农本文化中寻找复兴农村的资源,提出“以农立国”的主张;有人对中国乡约进行研究整理,汲取乡约中的合理成分,通过补充和改造乡约,从传统乡约中寻找建设农村的合理因素;有人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奉为建设农村的指导思想;还有人借鉴西方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对乡村教育进行改造。可以说,农村复兴理论既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汲取了近代西方文化,是多种文化思想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清末以来地方自治的推行,引起20年代后期村治思潮的兴起,乡村教育危机引发了知识分子对乡村教育改造的思考并出现乡村教育思潮,这一时期是农村复兴思潮的兴起期。30年代前中期,农村经济破产,救济农村、建设农村、复兴农村成为潮流,农村复兴思潮向前发展,随着民族危机加剧,民族复兴思潮兴起,进一步推动农村复兴思潮走向高涨,此为农村复兴思潮的第二个时期即发展高涨期。第三个时期为转型衰落期,全面抗战爆发后,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主要任务,乡村建设向农村联合阵线转型,农村复兴运动向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农村复兴思潮被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思潮代替。复兴农村的团体机关众多,农村复兴运动也有多种叫法,或叫村治运动,或叫乡村教育运动,或叫农村合作运动,或叫农业推广运动等。各种机关团体复兴农村的事业主要包括实行农村自治、改造农村教育、组织农村合作、实施农业推广、活跃农村金融、发展乡村工业等内容。由于农村复兴团体建设农村的入手方法和侧重点不同,乡村建设领袖的学养和理论依据有别,形成不同的农村复兴理论。在农村复兴运动中,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如梁漱溟、晏阳初、高践四、许仕廉等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系统的、有价值的农村复兴思想。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是严重的文化失调问题。他主张建立乡农学校,依靠知识分子下乡和农民打成一片,运用教育和合作的方法,走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复兴农村,创造新文化,在中国建立一个理想的新社会。晏阳初针对中国农村存在着“愚穷弱私”四大病症,采取“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复兴农村,为民族复兴奠基。高践四主张开展民众教育,培养民众团体,挽救农村经济衰落。方显廷提出发展乡村工业,建立农村合作组织,由政府推动进行乡村建设,实现农村现代化。许仕廉主张复兴农村应以整个社会为对象,从地方自然经济区域入手,运用计划的、科学的方法,通过复兴农村,以谋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梁漱溟等人的农村复兴思想多角度地展示农村复兴思潮的全貌。农村经济破产,引起媒体的关注,报刊杂志纷纷刊发救济农村的文章,提出复兴农村的主张。《独立评论》对农村破产现状有着深刻的认知,详细剖析农村破产的原因,对农村复兴方案进行多元设计。《中国经济》概括了中国农村破产的具体表现,指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封建势力的剥削是中国农村破产的根本原因,并对复兴农村提出标本兼治的办法。《大公报》以媒体应有的责任和使命,派记者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报道农村破产现状,分析破产原因;创办《乡村建设》副刊,广发复兴农村言论;并身体力行组织赈灾募捐活动,救济受灾农村。《东方杂志》设置农村议题,凸显农村地位重要,利用媒体功能,传播农村复兴思潮,督促政府实施复兴农村的各种措施。正是由于报刊杂志的宣传和鼓吹,农村复兴运动由少数人的主张变为一种社会思潮,由涓涓细流,汇合成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为救济农村,复兴农村,来自不同阵营的知识分子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提出不同的救济农村主张,在复兴农村方法和路线上产生分歧和论争。论争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关于救济农村是实行“无为”政治还是“有为”政治的论争;关于复兴农村是“从农业引发工业”还是“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论争;关于复兴农村是进行革命还是进行改良的论争。实际上,论争双方已超越了农村复兴这一具体问题,体现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国民经济建设重心问题和国家前途问题的深切关注与思考。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救亡图存迫在眉睫,民族复兴与国家现代化成为农村复兴思潮的一条主线。从价值目标上看,复兴农村最终目标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从农村复兴运动的实质看,农村复兴运动是致力于乡村人的现代化的运动;从农村复兴的手段看,农村复兴运动是运用改良的手段,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复兴运动推动了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加强了对一盘散沙乡村社会的整合,对中国现代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民族复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农村复兴思潮是时代的产物,是由爱国知识分子倡导与推动,虽然农村复兴运动具有改良性质,但在挽救中国的进程中,革命与改良并行不悖,都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农村复兴运动促进中国农村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作用值得肯定。
吴媛媛[10]（2014）在《红星照耀童年 ——1927-1949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儿童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儿童运动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诞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历史偶然,而是自清末危机以来革命形势渐变推演的历史迫然。在“亡国亡种”的民族危机背景下,儿童在中国的发现更带有挽救时局的意味。“父-子”之间的正统权力关系在思想层面上先后被重重摧毁,革命思潮将儿童雕琢成为一种激进的革命意象,喻示反叛古老与传统,创造新生和未来。最后,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阶级斗争来“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方案,使儿童从此不再仅仅作为一种革命意象而存在。无产儿童被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致认定为是一支能改造现实中国的真实阶级革命力量,儿童运动应运而生。儿童运动真正对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产生巨大影响,肇始于苏维埃革命时期。在此期间,儿童运动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因此在政策决议上虽历经调适波折,但终究还是为整个苏区儿童运动提供了规划和指引。儿童运动以共产儿童团为组织形式,它因承载革命、利益、教育与生活于一体而释放出强大的政治能量,是改造儿童、成人及乡土秩序的堡垒。儿童运动与学校教育也是在此期间开启其漫长的“协助”里程的,这不仅巩固了教育的阶级工具地位,而且还将儿童运动引入到学校教育,从而使学校成为“固着”儿童运动的理想场所。苏区儿童运动所承载的深厚党政期待,促使苏区儿童以无可挑剔的表现,来回答并回报党团的苦心经营。如果说土地革命铲除了乡土社会的传统经济基础,那么儿童则以其坚定的阶级立场、严明的组织纪律和果敢热烈的行动,撼动着乡土社会的礼俗秩序,儿童一跃而成为乡土中国的显要群体。抗日战争不但没有中断儿童运动的势头,反而为儿童运动继续扩大影响提供了机遇。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将儿童运动不断推向抗战前沿,儿童开始用其稚嫩的肩膀担负起民族道义与党政期待的双重使命。以抗日根据地为据点,儿童运动以“一锤定音”的政策转变,采取遍地开花的策略,将儿童组织进融抗战、利益、革命与生活于一身的抗日儿童团体,同样释放出强大的政治能量。陕甘宁边区是儿童运动的范本,通过严密的儿童团及少先队组织架构,和没有停止的“协助”运动,使儿童运动与学校教育之间的联系更加深密,小学校变成了儿童团。其它敌后根据地则直接将小学校作为儿童运动的支点和集散地,从而为保存战争环境中的儿童运动营造了壁垒。抗战时期的儿童运动在党、政、军的高度重视与通力合作下,不仅从规模上在各根据地呈现出浩荡之势,而且还使得儿童敌我意识分明、组织纪律严明并积极参与各种“运动”。儿童为守卫根据地而甘愿不辞劳苦,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精神,充分证明为了保护更高的善而抗战的勇气,是不分年龄的,它就是一种天性。解放战争以自卫战争为旗帜,再次将儿童运动引入到与国民党及其政府决裂的道路上。虽然战争初期的儿童运动在整个青年运动舍留无定的状态下呈现出蛰伏之态,但随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被广泛实验与逐步确定,以“土改”为契机,儿童运动得以重整旗鼓,而投入到以“土改”、“生产”和“战争”为中心工作的浪潮中。解放区儿童运动主要以儿童团和少先队为组织形式,直到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儿童组织统一为“中国少年儿童队”,此种双重局面才最终结束,从而奠定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儿童运动的基本样貌。儿童团和少先队融解放、利益、革命与生活为一体,但在将小学校作为儿童运动的中心和主阵地的号召下,小学校成为了窥探儿童运动的主要“窗口”。同样,解放区儿童运动得到了儿童们的积极回应,特别是“土改”翻身儿童身份的彻底转换,尤为突出地成为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留给我们的亟待研究的深刻政治命题。儿童运动从未间断的态势,与儿童一直忠诚追随的态度,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奇迹。当我们从全能主义政治理论的立场来回顾这部儿童革命史时,会发现儿童运动其实也是政治与儿童双向互选的结果,它就是一所改造现实的学校。
二、舆论监督报道《吃谷的秤》发表的背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舆论监督报道《吃谷的秤》发表的背后（论文提纲范文）
（1）李提摩太在山西活动述论（1877-188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史料依托 |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五、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来华 |
| 第一节 英国浸礼会在中国传教的开始 |
| 第二节 李提摩太来华及其初期实践 |
| 小结 |
| 第二章 李提摩太在山西的救灾活动 |
| 第一节 大规模饥荒的开始 |
| 第二节 李提摩太在山西的救灾工作 |
| 第三节 李提摩救灾工作之评价 |
| 小结 |
| 第三章 宣教与改革 |
| 第一节 大饥荒期间的传教活动 |
| 第二节 李提摩太的山西改革计划 |
| 第三节 李提摩太的传教计划 |
| 小结 |
| 第四章 围绕李提摩太传教方式的争论 |
| 第一节 李提摩太回国休假的活动与反应 |
| 第二节 李提摩太与山西同事的辩论 |
| 第三节 李提摩太在争端中的思考 |
| 第四节 李提摩太离开山西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资讯类短视频的把关机制研究 ——以“梨视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一、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问题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研究创新 |
| 二、事前把关 |
| (一)国家制定的把关标准 |
| (二)行业制定的把关标准 |
| 三、事中把关 |
| (一)拍客系统把关 |
| (二)编辑部门的把关 |
| (三)运营部门的把关 |
| 四、事后把关 |
| (一)监管把关 |
| (二)受众把关 |
| 五、影响梨视频把关的其他因素 |
| (一)投放平台因素 |
| (二)时间因素 |
| (三)同类稿件因素 |
| 六、梨视频把关模式的特征 |
| (一)把关流程传统化 |
| (二)把关标准趣味性 |
| (三)把关行为被动化 |
| 七、资讯类短视频把关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思路 |
| (一)资讯类短视频把关存在的问题 |
| (二)资讯类短视频把关的发展思路 |
| 八.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歌谣与政治：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概念阐释与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的缘起 |
| 第一节 传统文化中的歌谣 |
| 一、歌谣的缘起 |
| 二、鄂豫皖边区的传统歌谣 |
| 第二节 国际革命文艺导向 |
| 一、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欧洲文艺的革命化倾向 |
| 二、二十世纪初期苏俄革命文艺的兴起 |
| 第三节 国内歌谣运动影响 |
| 一、歌谣运动的发起与社会反响 |
| 二、“到民间去”运动与歌谣政治化 |
| 三、革命文学主张与文艺大众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的创作 |
| 第一节 创作由来——革命歌谣创作的提出 |
| 一、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歌谣宣传功能的认知 |
| 二、鄂豫皖边中共党组织对革命歌谣创作的倡导 |
| 第二节 谁来创作——创作群体的社会构成 |
| 一、早期革命知识分子 |
| 二、文化宣传干部 |
| 三、普通工农群众 |
| 第三节 如何创作——传统与现代融合共生 |
| 一、借鉴传统歌谣曲调形式进行创作 |
| 二、借鉴西方革命歌曲进行创作 |
| 三、根据革命形势进行新歌谣创作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的传播与流变 |
| 第一节 革命歌谣的传播路径 |
| 一、以报刊歌本为载体的大众传播 |
| 二、以宣传队为载体的组织传播 |
| 三、以课堂教学为载体的教育传播 |
| 四、以普通民众为载体的口头传播 |
| 第二节 革命歌谣传播中的流变 |
| 一、革命歌谣传播中歌词的变异 |
| 二、革命歌谣传播中曲调的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的形塑、启蒙与动员 |
| 第一节 革命歌谣的形塑 |
| 一、对工农的形塑 |
| 二、对妇女的形塑 |
| 三、对干部的形塑 |
| 四、对士兵的形塑 |
| 五、对青少年儿童的形塑 |
| 第二节 革命理想——歌谣中的启蒙观念 |
| 一、革命歌谣中的民主观念 |
| 二、革命歌谣中的自由观念 |
| 三、革命歌谣中的平等思想 |
| 四、革命歌谣中的共产主义观念 |
| 第三节 歌谣动员、民众反应与政府因应 |
| 一、对工农的动员与因应 |
| 二、对妇女的动员与因应 |
| 三、对士兵的动员与因应 |
| 四、对青少年儿童的动员与因应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对比研究 |
| 第一节 鄂豫皖苏区与中央苏区革命歌谣对比研究 |
| 一、改编利用传统歌谣理论基础的异同 |
| 二、革命歌谣改编创作机制的异同 |
| 三、革命歌谣中地域文化元素的异同 |
| 第二节 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与国民党统治区歌谣对比研究 |
| 一、指导思想和政治动机的异同 |
| 二、创作模式和歌词内容的异同 |
| 三、传播路径和宣传效果的异同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的搜集、整理与重构 |
| 第一节 革命歌谣的搜集与整理 |
| 一、基于民间记忆保存的革命歌谣搜集与整理 |
| 二、基于政治宣传导向的革命歌谣搜集与整理 |
| 三、基于学术研究取向的革命歌谣搜集与整理 |
| 第二节 革命歌谣的重构 |
| 一、凸显政治导向的革命歌谣重构 |
| 二、受制于记忆局限的革命歌谣重构 |
| 三、基于新民歌创作的革命歌谣重构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传承和创新：革命歌谣与传统文化 |
| 二、革命歌谣宣传动员与地方实践 |
| 三、革命记忆与歌谣政治功能的延续 |
| 附录 鄂豫皖苏区原始革命歌谣名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4）近代中国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选题缘由 |
| 三、选题意义 |
| 四、研究主要内容、基本思路、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基本观点和创新之处 |
| (一) 主要内容 |
| (二) 基本思路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重点难点 |
| (五) 基本观点 |
| (六) 创新之处 |
| 五、研究范围和相关概念、术语的阐释 |
| (一) 研究范围的界定 |
| (二) 相关概念、术语阐释 |
| 第一章 清代伊斯兰教的改革思潮 |
| 第一节 清代伊斯兰教发展特点 |
| 一、经堂教育的发展与完善 |
| 二、教派和门宦的形成 |
| 三、汉文译着的发展 |
| 第二节 清代“遵经革俗”思潮的开端 |
| 一、常志美的教义思想 |
| 二、常志美的宗教改革 |
| 三、舍蕴善的宗教礼俗改革 |
| 第三节 清代伊斯兰教宗教改革发展趋向 |
| 一、山东其他寺坊宗教礼俗改革 |
| 二、北京伊斯兰教礼俗改革 |
| 三、河北新旧之争 |
| 四、河南“连班”与“独班”以及礼俗之争 |
| 五、云南风俗改革 |
| 六、礼俗纷争在其他地区 |
| 第二章 近代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的兴起 |
| 第一节 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 |
| 一、近代伊斯兰世界思潮运动 |
| 二、社会变革与穆斯林内部衰落 |
| 第二节 马万福改革思想的形成 |
| 一、青年时代的教育 |
| 二、开学讲授 |
| 三、朝觐求学 |
| 四、尝试改革 |
| 五、马万福“遵经革俗”思想理论来源 |
| 第三节 马万福“遵经革俗”主张 |
| 一、教义思想 |
| 二、教法思想 |
| 三、“果园十条”主张 |
| 四、其他礼仪习俗改革 |
| 第三章 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在西北的传播与发展 |
| 第一节 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传播的社会因素 |
| 一、社会启蒙思想 |
| 二、报刊业的普及 |
| 三、朝觐、游学与留学 |
| 四、《古兰经》和圣训的翻译 |
| 第二节 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在青海的传播与发展 |
| 一、确立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的“海乙寺”地位 |
| 二、改革经堂教育 |
| 三、重视理论学习 |
| 四、各地讲学 |
| 五、其他人物改革主张 |
| 第三节 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在甘肃和新疆的传播与发展 |
| 一、“遵经革俗”在河州 |
| 二、“遵经革俗”在甘肃其他地区 |
| 三、“遵经革俗”在新疆 |
| 第四节 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在宁夏的传播与发展 |
| 一、初传阶段 |
| 二、虎嵩山宗教改革 |
| 三、力促传播与发展 |
| 第五节 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在陕西的传播与发展 |
| 一、“遵经革俗”在安康的传播 |
| 二、“遵经革俗”在西安初传阶段 |
| 三、萧德珍的宗教改革 |
| 第四章 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在华北及其它地区的发展 |
| 第一节 王静斋宗教改革主张 |
| 一、改革思想形成 |
| 二、宗教改革主张 |
| 三、阐扬回教文化 |
| 第二节 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在华北的传播与发展 |
| 一、天津教改 |
| 二、河北新行与古行之分 |
| 三、北平新行改革 |
| 四、新行改革在山东的发展 |
| 第三节 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在其他区域 |
| 一、新行改革在华东地区 |
| 二、华中地区的新行与古行之争 |
| 三、西南、华南等地区的宗教改革 |
| 第五章 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的特点与影响 |
| 第一节 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特点 |
| 一、宗教改革的继承性 |
| 二、传播方式多样性 |
| 三、注重教育 |
| 四、重视研究 |
| 五、宗教思想的多重层次性 |
| 六、彰显时代性 |
| 七、具有地域性 |
| 第二节 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的影响 |
| 一、伊赫瓦尼派的分离 |
| 二、唤醒爱国意识 |
| 三、促进回族伊斯兰教文化发展 |
| 四、奠定中国伊斯兰教教派格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5）内生外动：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生成与演变 ——基于对广东省蕉岭县芳心村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杜赞奇命题” |
| (二) 一个根本性问题 |
| (三) 日趋严峻的现状 |
| 二、文献回顾 |
| (一) 公共权力监督的研究 |
| (二) 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框架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个案基本概况 |
| (一) 蕉岭县基本概况 |
| (二) 三圳镇情况简介 |
| (三) 芳心村村情概况 |
| 第一章 宗族共同体公共权力的道德监督与约束 |
| 一、传统社会村庄公共权力的道德监督 |
| (一) 公共权力的道德监督机制 |
| (二) 中国伦理道德与祠堂族权 |
| 二、芳心村戴姓宗族共同体的形成及发展 |
| (一) “开基田头定居黄龙” |
| (二) “聚族而居十代千口” |
| 三、芳心村戴姓宗族公共权力的产生及形态 |
| (一) 宗族共同体公权力的产生 |
| (二) 族、房长权力的作用范围 |
| 四、戴姓宗族公共权力向公共权威的转化 |
| (一) 与祖先崇拜相关的活动 |
| (二) 维护宗族公共利益的活动 |
| 五、戴姓宗族权威的道德监督与制约 |
| (一) 宗族权威的道德自律 |
| (二) 族权内部的权力制衡 |
| (三) 自下而上的层级监督 |
| (四) 族规对族权的限定 |
| 六、外部力量对族权的尝试性监控及成效 |
| (一) 国家权力对族权的介入过程 |
| (二) 国家权力对族权监控的失败 |
| 七、小结 |
| 第二章 新政权建设时期的群众运动型监督 |
| 一、土地改革中村庄公共权力主体的更替 |
| (一) 过渡性的村级权力组织 |
| (二) 新政权下的首批乡村干部 |
| (三) 对农会权力蜕变性质的判断 |
| 二、国家事务剧增中村庄公共权力的重构 |
| (一) 疾风骤雨般的农业合作化 |
| (二) 群体分化形成的“干部阶层” |
| 三、公社体制下村庄事务与公共权力特性 |
| (一) 村庄承担的内外公共事务 |
| (二) 公社的权力结构及其特点 |
| 四、公社权力蜕变及内部监督机制 |
| (一) 村庄公共权力蜕变的表现 |
| (二) 内部权力监督机制的限度 |
| 五、外部监督的尝试:农村基层反“三风” |
| (一) 社员对问题的揭露及处理 |
| (二) 当事人的意见及事实还原 |
| 六、外力监督范围的扩大:“四清”运动 |
| (一) 内外权力相互结合 |
| (二) 清查账目干部分类 |
| (三) 处理包袱进行退赔 |
| (四) 完善制度健全机构 |
| 七、小结 |
| 第三章 “乡政村治”下权力制约型监督的形成 |
| 一、人民公社解体下村庄公共事务的变迁 |
| (一) 公社解体后急剧减少的公共事务 |
| (二) 国家事务与村庄事务比重的变化 |
| 二、村民自治的兴起与公共权力再度蜕变 |
| (一) 公共事务催生村庄治理方式的变革 |
| (二) 双重授权下公共权力的蜕变与失控 |
| 三、外部监督的主动作为及其限度 |
| (一) 自上而下的党风廉政建设 |
| (二) 治理权力失控收效甚微 |
| 四、外力推动下内生监督的形成 |
| (一) 内外联动组建专门化组织 |
| (二) 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 |
| 五、小结 |
| 第四章 当前村庄公权力监督的困境与限度 |
| 一、权力监督组织的独立性 |
| (一) 村庄“一把手”的权威 |
| (二) “村监会”人选的猫腻 |
| (三) “村监会”成员更换的逻辑 |
| (四) “村监会”地位的尴尬 |
| (五) 依附于村“两委”的监委会 |
| 二、监督主体的道德与能力 |
| (一) “村监会”里的“四不清”干部 |
| (二) 截然相反的两位理事会长 |
| (三) 正派公益热心人的“私心” |
| (四) “监督者也需要监督” |
| 三、内生监督权的动力来源 |
| (一) 利益、荣誉与责任的选择 |
| (二) 监督权行使的外力推动 |
| (三) 对两种监督力量的评价 |
| (四) 制衡型监督的“负效应”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内生外动”型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走向 |
| 一、村庄公共权力监督“内生”资源的价值 |
| (一) 内生型权力监督形成的基础 |
| (二) 内生型基层社会监督的价值 |
| 二、村庄公共权力监督“外源”动力的转型 |
| (一) 从“运动”到“推动”:外力监督作用方式的变革 |
| (二) 从“推动”到“互动”:外力监督介入程度的限定 |
| 三、“内生外动”型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的构建 |
| (一) 划定村庄内外权力作用的边界 |
| (二) 利用村庄内部潜在的监督资源 |
| (三) 持续完善现有的内部监督机制 |
| (四) 发挥内外监督力量的协同作用 |
| (五) 提升内生监督主体的意识和能力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模式建构 |
| 一、基本结论:中国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生成与演变的基本规律 |
| 二、命题回应:杜赞奇所预言的中国基层权力监督困境的破解 |
| 三、模式建构:“内生外动”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中国路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致谢 |
（6）民国时期大学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 ——以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为中心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与时空范围的界定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理论基础 |
| 1.5 研究思路 |
| 1.6 研究假设与研究方法 |
| 2 近代中国大学知识分子的身份建构（1898-1937） |
| 2.1 科举废除与近代大学的发展 |
| 2.2 留学生学成归国 |
| 2.3 现代学术的引入和发展 |
| 2.4 报刊杂志的利用 |
| 2.5 清华、北大、南开的改革与发展 |
| 2.6 支持全面抗战，三校联合西迁 |
| 3 西南联大教授群体文化性格的内涵 |
| 3.1 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精英意识 |
| 3.2 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忧患意识 |
| 3.3 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自由求真精神 |
| 3.4 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独立批判精神 |
| 4 西南联大教授群体文化性格的影响因素 |
| 4.1 文化传统的潜在影响 |
| 4.2 现实环境的强力塑造 |
| 4.3 学术共同体的内部互动 |
| 4.4 学术志趣与个性的内在倾向 |
| 5 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实践活动 |
| 5.1 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通才教育实践 |
| 5.2 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科学研究实践 |
| 5.3 西南联大教授群体参与公共舆论 |
| 5.4 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社会服务实践 |
| 6 民国大学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解读 |
| 6.1 民国大学知识分子文化性格中的普世追求与中国元素 |
| 6.2 在多重关系和冲突中理解民国大学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 |
| 7 结语 |
| 7.1 本研究的基本结论 |
| 7.2 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7.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7）清末民国时期儿童文学教育学术史研究 ——基于《教育杂志》的文献考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境外研究现状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3.1 《教育杂志》 |
| 1.3.2 儿童文学 |
| 1.3.3 文学教育 |
| 1.3.4 儿童文学教育 |
| 1.4 理论基础 |
| 1.4.1 儿童哲学 |
| 1.4.2 教育学学理 |
| 1.4.3 图式理论 |
| 1.4.4 接受美学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分析法 |
| 1.5.2 活动史研究法 |
| 1.5.3 统计分析法 |
| 1.5.4 个案研究法 |
| 1.6 不足与创新 |
| 1.6.1 不足之处 |
| 1.6.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教育杂志》在儿童文学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 |
| 2.1 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的独立与转型 |
| 2.1.1 中国古代儿童文学教育的历史流变(先秦——1904年) |
| 2.1.2 儿童文学教育初步的独立期(1904—1912) |
| 2.1.3 儿童文学教育的草创期(1912—1919) |
| 2.1.4 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激进期(1919—1927) |
| 2.1.5 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反思期(1927—1936) |
| 2.1.6 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深化期(1937—1948) |
| 2.2 《教育杂志》与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的关联性 |
| 2.2.1 《教育杂志》在近代儿童文学教育中的地位 |
| 2.2.2 《教育杂志》在近代儿童文学教育中的作用 |
| 第3章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理论的传播 |
| 3.1 《教育杂志》与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理论的发展 |
| 3.1.1 介绍日本现代教育思潮中的儿童文学教育 |
| 3.1.2 传播欧美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中的儿童文学教育 |
| 3.2 《教育杂志》与中国近代儿童观的发展 |
| 3.2.1 "儿童观"的基本含义 |
| 3.2.2 "儿童观"的主要模式 |
| 3.2.3 促进中国近代儿童观的发展 |
| 3.3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价值的讨论 |
| 3.3.1 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的提出 |
| 3.3.2 儿童文学教育价值的探讨 |
| 第4章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课程问题的讨论 |
| 4.1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课程标准的发展 |
| 4.1.1 儿童文学课程标准的六次变迁 |
| 4.1.2 儿童文学教育在六次课标发展历程中的演进 |
| 4.2 《教育杂志》中对儿童文学课程实施的推进 |
| 4.2.1 民国初年的儿童文学课程 |
| 4.2.2 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课程 |
| 4.2.3 国家本位主义儿童文学课程 |
| 4.3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课程问题的争论 |
| 4.3.1 儿童文学课程主旨的争论——"兴趣"与"教化"之争 |
| 4.3.2 儿童文学课程的核心内容争论—"读经与否"之争 |
| 4.3.3 儿童文学课程的设置——"国语"与"常识"的分合 |
| 4.4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课程的延伸 |
| 4.4.1 儿童文学的课外阅读 |
| 4.4.2 儿童文学的课外作业 |
| 4.4.3 儿童文学体现出的课外休闲教育 |
| 第5章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材的建设 |
| 5.1 《教育杂志》中的小学国语教材概况 |
| 5.1.1 中国近代第一本儿童文学教育理论专着——《儿童文学概论》 |
| 5.1.2 小学国语教科书的选择与组织 |
| 5.1.3 小学国语教科书制度的建立 |
| 5.1.4 推行小学国语教科书的典型案例 |
| 5.2 《教育杂志》中推动儿童文学教科书建设的阶段性特点 |
| 5.2.1 民国初年儿童文学教材的发展(1909—1918) |
| 5.2.2 儿童文学教材发展的繁荣期(1919—1936) |
| 5.2.3 抗战时期儿童文学教材的发展(1937—1948) |
| 5.3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材建设的争论 |
| 5.3.1 儿童文学教材"实用"与"审美"之争 |
| 5.3.2 儿童文学教材的"文章"与"文学"之争 |
| 5.3.3 儿童文学教材的"文言"与"白话"之争 |
| 5.3.4 儿童文学教材的"识字"与"欣赏"之争 |
| 5.4 《教育杂志》中有关儿童文学教材的宣传 |
| 5.4.1 儿童文学教科书的广告宣传 |
| 5.4.2 儿童读物的广告宣传 |
| 5.4.3 儿童文学领域的其它广告宣传 |
| 第6章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学改革的推进 |
| 6.1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学法的理论基础 |
| 6.1.1 "儿童本位教育"理论 |
| 6.1.2 儿童文学教学法的心理学基础 |
| 6.1.3 儿童文学教学原理 |
| 6.1.4 儿童文学教学法的外来影响 |
| 6.2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学法的阶段性发展 |
| 6.2.1 民初儿童文学教学法的萌发(1909—1918) |
| 6.2.2 儿童文学教学法的繁荣发展(1919—1936) |
| 6.2.3 国家本位儿童文学教学法的发展(1937—1948) |
| 6.3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自身教学法的发展 |
| 6.3.1 儿童文学自身教学法的孕育 |
| 6.3.2 儿童文学自身教学法的发展 |
| 6.4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学实验的尝试 |
| 6.4.1 江苏一师附小初年级的设计教学实验 |
| 6.4.2 小问题的教学实验 |
| 第7章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师资问题的探讨 |
| 7.1 《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师资问题的引发及其原因 |
| 7.1.1 儿童文学教育师资问题的引发 |
| 7.1.2 儿童文学教育师资问题引发的原因 |
| 7.2 《教育杂志》中改善儿童文学教育师资问题的建议 |
| 7.2.1 儿童文学教育师资的培训 |
| 7.2.2 小学教员俸给标准与优待 |
| 7.2.3 小学教员要求对教学环境的改善 |
| 7.3 《教育杂志》中论述儿童文学教师的修养 |
| 7.3.1 个学教师的职责与使命 |
| 7.3.2 小学教师的基本修养 |
| 7.3.3 儿童文学教师的专业素养 |
| 7.4 《教育杂志》中教育小说叙述乡村教师与儿童文学教育——以《倪焕之》为例 |
| 7.4.1 小学教师地位的卑微与工作的满腔热情 |
| 7.4.2 小学教师心目中的儿童地位 |
| 7.4.3 教师打造的儿童文学教育实验基地——乡村田园农场 |
| 第8章 结语 |
| 8.1 儿童文学教育第一个黄金期的追溯 |
| 8.1.1 儿童文学教育中"新"与"旧"的争论 |
| 8.1.2 儿童文学教育应以渐进的方式发展 |
| 8.2 儿童文学教育具有的本体性问题 |
| 8.2.1 文学教育是未来语文教育发展的走向 |
| 8.2.2 儿童文学教育要求教学应"以善为美" |
| 8.2.3 儿童美学应成为教育学的重要内容 |
| 8.3 儿童文学是小学语文教育中的主体性资源 |
| 8.3.1 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科目中应占较大的比重 |
| 8.3.2 重新审视儿童文学教学中识字、听说、阅读、写作的分与合 |
| 8.3.3 儿童阅读是拓宽儿童文学教育领域的有效途径 |
| 8.4 教育传媒应与儿童文学教育建立起情缘关系 |
| 8.4.1 教育期刊在儿童文学教育中应扮演重要角色 |
| 8.4.2 教育期刊助力儿童文学在学校教育中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
| 8.4.3 教育传媒与儿童文学教育联姻构建本学科体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主题索引——《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的文章 |
| 附录B:《教育杂志》的相关资料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网络公共事件中的情感动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关于网络公共事件的研究 |
| 二、关于网络动员的研究 |
| 三、关于情感动员的研究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 |
| 一、网络公共事件的内涵 |
| 二、情感动员的内涵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案例的选取 |
| 第一章 情感动员的变迁：从现实世界到虚拟空间 |
| 第一节 情感动员的历史考察 |
| 第二节 网络时代情感动员的新发展 |
| 第二章 网络公共事件中情感动员的机制、要素与策略 |
| 第一节 网络公共事件中情感动员的机制 |
| 一、草根网民的宣泄狂欢：“东莞扫黄事件”中的情感动员 |
| 二、弱势群体的维权抗争：“南京护士被打事件”中的情感动员 |
| 第二节 网络公共事件中情感动员的要素 |
| 一、网络意见领袖：网络公共事件中情感动员的助推器 |
| 二、网民群体：网络公共事件中情感动员的中坚力量 |
| 三、同情、怨恨、戏谑：网络公共事件中情感动员的话语表达风格 |
| 第三节 网络公共事件中情感动员的策略 |
| 一、集体认同感的建构：划分“我们”与“他们”的边界 |
| 二、情景的建构：煽情与污名化 |
| 第三章 网络公共事件中情感动员的内外因素 |
| 第一节 社会因素：深层社会语境的孕育 |
| 一、转型期社会积聚矛盾的溢出效应 |
| 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
| 第二节 网络环境因素：互联网特性与网络现象的双重驱动 |
| 一、互联网本身的特性决定 |
| 二、网络环境中“扯淡”现象成为常态 |
| 三、网络环境中奇观化叙事充斥 |
| 第三节 受众因素：群体属性与网民心理的共同推动 |
| 一、网民群体本身的属性决定 |
| 二、集体无意识的驱动 |
| 三、相对剥夺感的刺激 |
| 四、罗宾汉情结的推动 |
| 第四章 网络公共事件中情感动员的现实影响 |
| 第一节 网络公共事件中情感动员的意义 |
| 一、排解不良情绪,消解社会冲突 |
| 二、反映社会问题,促进事件解决 |
| 三、保护弱势群体,进行社会监督 |
| 第二节 网络公共事件中情感动员的风险 |
| 一、造成群体极化——虚拟世界的情绪狂欢 |
| 二、诱发网络暴力——非理智情绪下的群体失范 |
| 三、滋生网络谣言——情感动员中的常见“剧目” |
| 四、激化网络民粹主义——情绪渲染下简单的“二元对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9）20世纪30年代农村复兴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3 研究思路、本文结构及创新 |
| 第2章 农村复兴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渊源 |
| 2.1 农村复兴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 |
| 2.1.1 农村经济破产 |
| 2.1.2 国内政治变动 |
| 2.1.3 乡村教育衰落 |
| 2.1.4 民族危机加剧 |
| 2.2 农村复兴思潮的思想文化来源 |
| 2.2.1“以农立国”的农本思想 |
| 2.2.2 传统乡约制度 |
| 2.2.3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 |
| 2.2.4 西方实验主义教育哲学 |
| 第3章 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演变 |
| 3.1 农村复兴思潮的兴起 |
| 3.1.1 从地方自治到村治思潮 |
| 3.1.2 从乡村教育危机到乡村教育思潮 |
| 3.2 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与高涨 |
| 3.2.1 从农村经济破产到农村复兴思潮 |
| 3.2.2 农村复兴思潮发展与高涨的表现 |
| 3.3 农村复兴思潮的转型 |
| 3.3.1 从乡村工作讨论会到乡村运动联合战线 |
| 3.3.2 从乡村建设实验区沦陷到乡村救亡运动兴起 |
| 第4章 农村复兴思潮总体考察 |
| 4.1 农村复兴运动的基本观念 |
| 4.2 农村复兴思潮的主要内容 |
| 4.2.1 实行农村自治 |
| 4.2.2 改造农村教育 |
| 4.2.3 组织农村合作 |
| 4.2.4 实施农业推广 |
| 4.2.5 活跃农村金融 |
| 4.2.6 发展乡村工业 |
| 4.3 复兴农村的几种理论 |
| 第5章 农村复兴思潮个案分析 |
| 5.1 梁漱溟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1.1 建立乡村组织 |
| 5.1.2 知识分子与农民打成一片 |
| 5.1.3 推行教育与合作 |
| 5.1.4 由农业引发工业 |
| 5.1.5 建立理想的新社会 |
| 5.2 晏阳初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2.1 推行农村“四大教育” |
| 5.2.2 研究实验、训练人才、表证推广 |
| 5.2.3 实行政教合一 |
| 5.2.4 进行民族再造 |
| 5.3 高践四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3.1 实施民众教育 |
| 5.3.2 培养民众团体 |
| 5.3.3 挽救农村经济衰落 |
| 5.4 方显廷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4.1 分析农村复兴的诸多不利因素 |
| 5.4.2 发展乡村工业 |
| 5.4.3 建立农村合作组织 |
| 5.4.4 由政府推动，进行农村整个建设 |
| 5.4.5 追求农村之现代化 |
| 5.5 许仕廉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5.1 以整个社会为复兴农村工作对象 |
| 5.5.2 以地方自然经济区域为乡村建设最低单位 |
| 5.5.3 计划的、科学的方法 |
| 5.5.4 谋民族生存与发展、创作新民 |
| 第6章 报刊杂志中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1 《独立评论》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1.1 认识农村破产现状 |
| 6.1.2 剖析农村破产原因 |
| 6.1.3 设计农村复兴方案 |
| 6.2 《中国经济》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2.1 《中国经济》对中国农村破产的概括 |
| 6.2.2 《中国经济》对农村破产原因的分析 |
| 6.2.3 《中国经济》复兴农村的主张 |
| 6.3 《大公报》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3.1 向政府提出复兴农村建议 |
| 6.3.2 广发农村复兴言论 |
| 6.3.3 救济受灾农村 |
| 6.4 《东方杂志》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4.1 强调农村地位重要 |
| 6.4.2 传播农村复兴思潮 |
| 6.4.3 监督政府复兴农村行为 |
| 第7章 知识界关于农村复兴问题的论争 |
| 7.1 “无为”政治还是“有为”政治 |
| 7.1.1 论争缘起 |
| 7.1.2 论争内容 |
| 7.1.3 对两种救济农村观的评议 |
| 7.2 “从农业引发工业”还是“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 |
| 7.2.1 “从农业引发工业” |
| 7.2.2 “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 |
| 7.2.3 对“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反驳 |
| 7.2.4 对两种复兴农村观的评析 |
| 7.3 改良还是革命 |
| 7.3.1 要不要推翻帝国主义 |
| 7.3.2 要不要推翻封建主义 |
| 7.3.3 对论争的评议 |
| 第8章 农村复兴思潮的特点与影响 |
| 8.1 农村复兴思潮的特点 |
| 8.1.1 民族复兴的目标追求 |
| 8.1.2 现代性的价值取向 |
| 8.1.3 改良性的方法选择 |
| 8.2 农村复兴思潮的影响 |
| 8.2.1 有利于推动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 |
| 8.2.2 有助于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整合 |
| 8.2.3 对中国现代化进行有益的探索 |
| 8.2.4 为民族复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博士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10）红星照耀童年 ——1927-1949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儿童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路径 |
| 第一章 中西政治合流与儿童意象重塑 |
| 一、西方政治哲学中儿童的发现与独立 |
| (一) 城邦的儿童 |
| (二) 家庭的儿童 |
| (三) 独立的儿童 |
| 二、中国天命政治里的“父-子”秩序 |
| (一) 传统“政”“治”的词源定调 |
| (二) 王制与帝制政治的“天命”所系 |
| (三) 天命哲学中的“父-子”隐喻 |
| 三、“父-子”倒置与儿童革命意象形成 |
| (一) 清末危机以来波澜迭起的革命思潮 |
| (二) 革命思潮雕琢出儿童革命意象 |
| (三) 阶级革命儿童观的诞生 |
| 第二章 首次共产主义实验中的先觉者:苏区儿童运动 |
| 一、从起义到长征:苏维埃革命中共产主义实验的兴衰 |
| 二、摇摆反复的儿童运动政策决议尝试 |
| (一) 危机和改造 |
| (二) 革命与利益协调 |
| (三) 深入和转移 |
| 三、承革命、利益、教育与生活于一体的共产儿童团 |
| (一) 寓利益于革命与寓革命于利益 |
| (二) 寓教育于革命与寓革命于教育 |
| (三) 寓生活于革命与寓革命于生活 |
| 四、儿童运动与儿童教育“协助运动”历程开启 |
| (一) 宣传教育阶段 |
| (二) “协助运动”开启阶段 |
| 五、苏维埃儿童运动的影响 |
| (一) 坚定的阶级立场 |
| (二) 严明的组织纪律 |
| (三) 果敢热烈的行动 |
| 第三章 集党政期待与民族道义于一身:抗日根据地儿童运动 |
| 一、从对抗到合作:抗战时期中共总体战略方针的规划与开展 |
| 二、一锤定音的儿童运动政策决议转向 |
| (一) 改造转变 |
| (二) 部署开展 |
| (三) 调适发展 |
| 三、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儿童运动的范本 |
| (一) 严密的儿童团与少先队组织架构 |
| (二) 没有停止的“协助运动” |
| (三) 小学校俨然就是儿童团 |
| (四) 社会教育中的其它儿童组织 |
| 四、载抗战、利益、革命与生活于一身的敌后抗日儿童团体 |
| (一) 寓抗战于利益与寓利益于抗战 |
| (二) 寓革命于抗战与寓抗战于革命 |
| (三) 寓抗战于生活与寓生活于抗战 |
| 五、小学校成为儿童运动的支点和集散地 |
| (一) 纵向时间 |
| (二) 横向内容 |
| 六、抗日儿童运动的影响 |
| (一) 敌我意识分明 |
| (二) 组织纪律严明 |
| (三) 参与“运动”积极 |
| 第四章 自卫战争与土地革命的追随者:解放区儿童运动 |
| 一、从谈判到决战:解放区扩大与巩固的设计和胜利 |
| 二、重建青年团过程中的儿童运动政策决议定型 |
| (一) 过渡与讨论 |
| (二) 实验与摸索 |
| (三) 定型与复苏 |
| 三、融解放、利益、革命与生活于一尊的少先队和儿童团 |
| (一) 寓解放于利益与寓利益于解放 |
| (二) 寓革命于解放与寓解放于革命 |
| (三) 寓解放于生活与寓生活于解放 |
| 四、小学校是儿童运动的中心和主阵地 |
| (一) 发展与改造 |
| (二) 斗争与生产 |
| (三) 恢复与整顿 |
| 五、解放区儿童运动的影响 |
| (一) 反蒋拥共意识分明 |
| (二) 阶级斗争热烈 |
| (三) 生产热情高涨 |
| 第五章 儿童运动的回望与反思 |
| 一、全能主义政治及其被选择与选择 |
| 二、相遇与选择:儿童接纳儿童运动 |
| 三、儿童运动是一所改造现实的学校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舆论监督报道《吃谷的秤》发表的背后（论文参考文献）
- [1]李提摩太在山西活动述论（1877-1887）[D]. 康君. 山东大学, 2020(02)
- [2]资讯类短视频的把关机制研究 ——以“梨视频”为例[D]. 汪佳.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3]歌谣与政治：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研究[D]. 陈杰. 郑州大学, 2019(07)
- [4]近代中国伊赫瓦尼“遵经革俗”思潮研究[D]. 魏寒梅.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5]内生外动：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生成与演变 ——基于对广东省蕉岭县芳心村的调查[D]. 李庆召.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6]民国时期大学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 ——以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为中心的历史考察[D]. 施要威. 华中科技大学, 2017(03)
- [7]清末民国时期儿童文学教育学术史研究 ——基于《教育杂志》的文献考据[D]. 赵燕. 陕西师范大学, 2016(06)
- [8]网络公共事件中的情感动员研究[D]. 隋文婷.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3)
- [9]20世纪30年代农村复兴思潮研究[D]. 刘峰. 湖南大学, 2015(12)
- [10]红星照耀童年 ——1927-1949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儿童运动研究[D]. 吴媛媛. 南京师范大学, 20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