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立我国会计人员学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赵廷宇[1]（2021）在《哈佛分析框架下SD重工财务综合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管淑慧[2]（2021）在《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路径》文中认为当前,许多国有企业都建立了包含内部审计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但是国有企业的内部审计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国家相关政策下,国有企业的内部审计面临着升级的挑战。文章分析了当前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国有企业应当改善内部审计形象、细化职能定位、注重内外部风险的管控、建立新型增值型内部审计体系,以切实提高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益。
察应坤[3]（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提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赵文通[4]（2020）在《地方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执行中的风险研究 ——以河南省P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是国家的经济命脉。目前增值税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其税款入库数据占地方税收总收入的40%以上,在现有税收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为鼓励特定行业、纳税人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其目的是为企业和纳税人减轻了税负,促进整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截至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覆盖面广、侧重点突出、优惠方式多样且成效好的增值税优惠政策体系。增值税优惠政策虽然对国家经济、市场主体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现有优惠政策内容较为分散、缺少统一性,影响了优惠政策执行中的连续性和一致性,所以税收优惠政策在执行仍中面临较多问题。以河南省P市为例,由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该市经济取得较快发展,拥有诸多国有和民营大中型企业,在增值税优惠政策管理中较为典型,因此选择P市作为增值税优惠政策风险分析研究的主体。在P市增值税优惠政策执行过程中,通过调查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和访谈法三种研究方法,从地方增值税实践的角度出发,发现地方增值税优惠政策执行中存在的不足包括:风险识别效率偏低、风险识别能力缺失、风险应对能力较弱、主动性不足、风险分散覆盖面有限等。这些税收优惠政策执行中的问题背后,是对相关税收风险分类及把握不足导致的。经过对P市现有风险管理方式进行全面分析,结合该市实际情况,发现该市增值税优惠政策风险主要包括以下三类:第一,增值税优惠政策的规范性风险,包括享有主体规范性不足和执行主体规范性不足;第二,增值税优惠政策的协调性风险,包括地方财政与增值税发票虚开的协调性风险和地方经济与税收稳定的协调性风险;第三,增值税优惠政策的及时性风险,包括执行标准更新不及时和配套监管措施更新不及时。这些不同类型的税收风险,如果不及时予以明确的风险类型把握和适当的风险管理,不仅会影响国家税收收入,导致税款流失,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地方经济稳定。结合P市增值税优惠政策执行中的三种风险类型,按照P市现有税收系统资源,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增值税优惠政策的风险管理:第一,以风险计划方式提高增值税优惠政策制度化和规范性;第二,以风险控制方式增加政策相关横向部门协调性;第三以风险应对方式促进增值税优惠政策及时更新。在全国范围内构建稳定、牢固的增值税优惠税收管理体系,确保税收优惠政策“应享尽享”。
谢钧[5]（2020）在《YL公司财务集约化管理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国内各个市场之间的竞争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逐渐加剧。现阶段,中国的经济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已经逐渐被大众所认知。在新常态经济中,不同的发展机遇孕育在不同的行业会,企业的管理模式要逐步转型向更高级的形态、更复杂的分工、更合理的结构阶段演化。目前,粗放式的财务管理模式已不可取,难以适应现阶段的发展趋势,弊端已经显现。对集团公司来说,积极探索企业管理模式的升级,创新管理转型途径,不断与时俱进方能适应现阶段的时代发展趋势。集团化、规模化、精益化管理已成为大型企业管理的必然选择,在这一背景下,YL公司的母公司SG集团提出建设先进企业的目标,推进各类业务链集约化建设则是建设先进企业的必由之路,其中,建设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财务集约化”。本文重点探讨了YL公司在财务集约化框架下进行的财务管理转型,希望以YL公司自身的视角去探讨,各基层分公司企业采取何种途径推行财务集约化建设。财务管理从“核算型”向“决策型”的转变,是目前SG集团公司各基层分支公司转型的核心。本文研究探讨了YL公司财务管理转型发展路线,希望能够对其他相似企业如何开展财务管理转型,提升整体管理水平产生一定的启示作用。在财务集约化框架下,YL公司财务管理转型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是本文研究讨论的前提,同时本文阐述了财务集约化的内涵,对财务管理转型概念进行了描述,并分析了YL公司旧有的管理状况。基于YL公司在财务集约化开展前的管理情况,本文指出了YL公司在财务集约化框架下实现财务管理转型的具体途径。之后对YL公司按照已制定的途径,按照不同的管理模块进行转型的实施过程进行总结分析。最后,本文阐述了在财务集约化管理框架下YL公司财务管理转型的举措,以及YL公司在实际工作中的产生的效果与成绩。本文指出,在财务集约化建设框架下,YL公司以实现财务管理转型为中心点,推行实施了一系列举措,财务管理基本实现从“核算型”向“决策型”的转变。YL公司以财务集约化建设为契机,基本实现了本企业财务管理的转型,从而压降了公司的运营成本,企业的运行效率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财务管理转型不是一个固定的过程,随着财务集约化建设在企业中的持续推进,财务管理的转型也是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在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不足随着转型的深入推经将不断出现,企业需要持续改进产生的各种不足。
庞羽[6]（2020）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三资”管理研究 ——以陕西杨陵T村为例》文中提出农村“三资”管理是我国农业发展中必须不可少的一个管理环节,在农村生产、生活都离不开“三资”,农村“三资”管理就是农村集体资金、集体资产、集体资源的管理。我国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的战略,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农村所要承担的任务是非常重要且艰巨的,并且报告指出我国小康社会想要建设成功、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想要完全建设成功,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亦是实现中华民族复性、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兼具现实和历史两个重大意义。因此处理好农村“三资”管理问题,就是解决好社会矛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本论文主要选取了杨陵区T村为例,分析了其农村“三资”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寻找问题成因,提出了改善和完善T村农村“三资”管理的对策。论文利用文献研究法、实地调查、问卷调查等方法,选取了杨陵区T村农村“三资”管理个例,在以明确农村“三资”管理工作的内涵与相关理论概述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及交谈,贴近农民群众来进一步了解农村“三资”管理工作中,农民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在通过分析宝鸡市J村、杨凌示范区X村的农村“三资”管理先进做法后,根据问题成因,从制度、管理、监督追责、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等方面提出了加强陕西杨陵T村农村“三资”管理的方法与途径,并得出了以下结论:一是严格规范农村“三资”管理制度,完善财务管理制度,以乡镇财政所为依托,成立农村财务核算中心和农村财务审计中心,认真贯彻落实“一村一组一账”制度,完善集体资产与集体资源登记工作,减少集体“三资”流失,用制度来管控、约束相关工作人员及其行为;二是加强“三资”管理队伍建设,在乡镇层面就是要充实基层财政所工作队伍,硬件软件同时提升,在农村就是要提高农村财务人员的素质,定期对其进行财务知识培训,通过学习最新“三资”管理知识来提升专业水平,提高镇村干部及广大农民群众对“三资”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三是加强对相关工作人员的监督,加大财务公开力度,增加上级部门监督、村监会内部监督以及外部的村民民主监督,对于违规行为要加强追责、严肃处理;四是社会经济同步发展,人文环境与生态环境两手抓,发展本村特色展业,盘活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美化农民生活环境,使农民生活富裕,农村更加宜居,从而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汤君[7]（2020）在《我国刑法修正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中国刑法随着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1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1979年刑法典）,结束了新中国长达30年没有刑法典的历史。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1997年刑法典）。受到历史条件和立法技术的限制,刑法典的稳定性和完备性是相对的,随着社会的改革和发展,必然面对必要的修改补充,而刑法典的修改方式也在不断变化发展。1979年刑法典的修改补充主要采用了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方式,1997年刑法典在采用了唯一一次单行刑法的修改方式后,改为以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并先后出台了十个刑法修正案,使得刑法修正案成为此后修改刑法的唯一方式。本文以1997年刑法典的十个刑法修正案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论证刑法修改应当坚持的模式,总结历次刑法修正案的特点,分析刑法修正案的发展趋势,提出刑法修正案应当秉承的理念以及刑法修正案制定主体的重构。本文第一章对我国刑法修正案进行了总的概述。在法律修改概念的基础上,对刑法修改的内涵进行界定,考察了域外和我国刑法修改的历史,综合比较各类刑法修改方式,认为我国刑法修改应当坚持刑法修正案模式,并介绍了我国刑法修正案的基本情况。首先,界定法律修改的内涵,考察域内外刑法修改的历史。在综合各家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刑法修改是立法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对现行刑法通过增加、删除、替换等方式进行完善,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立法活动。法律修改的类型包括法律修订、法律修正和法律修正案。法律修订是立法机关全面修改法律的一种方式,我国1997年刑法典就是在1979年刑法典基础上做出的全面修订。法律修正是指立法机关对法律的部分条款进行修改,主要是局部或者个别的修改。法律修正案也是法律修正的一种,我国出台的十部刑法修正案便属于此类型。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基本都是通过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修改刑法部分条款和全面修订刑法典等方式对刑法进行修改完善。我国立法机关也先后通过制定24部单行刑法,在107个非刑事法律中设置附属刑法规范,对1979年刑法典做了一系列的补充和修改。11997年刑法典颁行后,立法机关除了通过1部单行刑法外,主要以刑法修正案的方式陆续对1997年刑法典做了局部性的修改补充。其次,论述了我国刑法修改模式的选择。刑法修改模式是指立法者修改、完善刑法典的方式。单行刑法具有灵活简便、针对性强、专业性突出等优点,但也存在随意性大,功利性明显的弊端,从而导致单行刑法与刑法典之间存在适用协调性问题,会实际损伤刑法典的稳定。附属刑法具有协调性较强,专业性突出等优点,但也会导致刑法典同其他法律衔接不畅,缺乏体系性,缺乏监督制约等问题。笔者认为,采用刑法修正案模式修改刑法有其一定的优越性:一是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有利于维护法治统一,二是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有利于实现刑法任务,三是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有利于公民认知和司法适用,四是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有利于限制立法者权力。再次,总结和分析十个刑法修正案个体和整体的特征。笔者梳理了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典的修改情况,对修改的条文数、增设（废除）罪名数,犯罪构成的变化情况进行详尽的量化比较分析,逐个总结历次刑法修正案得失,展示了十个刑法修正案个体和整体的特征和趋势。笔者认为,刑法修正案总体呈现出三方面的特点:（1）总则与分则、广泛与集中相结合。为了保证刑法典整体的价值统一和逻辑统一,形成修改的普适性,减少修改频次,扩大适用范围,刑法修正案从只对刑法分则进行修改扩大到总则和分则相结合修改。另外,刑法修正案出于社会发展和犯罪形态变化等不同需求,对刑法分则十个类罪名皆有不同程度的修改,有重点、有主次,体现出了广泛而集中的特点。（2）积极性与稳定性相结合。一方面,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刑事立法积极开展对新型犯罪的刑法规制,积极呼应社会关切,积极贯彻刑事政策,体现出了刑法修正案积极性的一面。另一方面,立法机关也非常重视刑法典的稳定性。将刑法修正案作为唯一的刑法修改模式,尽量坚守谦抑性原则,理性对待实践部门、理论学者和民众提出的修改刑法草案或建议。总体而言,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典的修改还是以稳定性为主。（3）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一方面逐步减少死刑罪名,加大对老年人、未成年人的从宽处理,体现刑法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弱势群体保护的国际刑法理念;加强恐怖活动犯罪和贪污贿赂犯罪立法的国际化,实现与国际条约相关条文的对接。另一方面,结合我国国情和立法、司法实践,在社区矫正和终身监禁制度的立法上,设置了与其他国家并不相同的本土化规定,体现了我国刑法修正案的本土化特征。第二章提出我国刑法修正案呈现犯罪圈扩张化趋势。我国十个刑法修正案基本上显示了犯罪圈扩张的主要导向,并主要从三种路径实现。（1）增设新罪,将原先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前五个刑法修正案是增设新罪的平稳期,增设新罪的条款相对较少。从《刑法修正案（六）》开始至今,增设罪名的高峰期到来,虽然《刑法修正案（十）》只增设1项罪名,但能否迎来增设罪名的拐点,有待后续的观察。（2）扩大犯罪主体。一是由特殊犯罪主体扩大到一般犯罪主体,二是扩大特殊主体范围,三是在自然人犯罪的基础上,增加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四是将单位犯罪扩张至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3）降低入罪门槛。刑法修正案分别通过扩张行为方式,扩张犯罪对象范围,降低构成要件标准的方式降低了部分罪名的入罪门槛。本文认为,刑法修正案在犯罪圈扩张上具有一定的必要性。（1）加强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的客观需要。域外传统大陆法系国家近年来对涉及到恐怖主义犯罪、金融犯罪、网络犯罪等刑法条款都进行了修改补充,适当扩大了犯罪圈。传统刑法的“后置化”保护已不能满足需要,刑事立法越来越注重保护“前置化”。受到风险刑法理论的影响,法益保护的范围越来越大,导致犯罪圈呈现了扩张化。（2）刑法结构转型的需要。1997刑法典因罪名体系不严密,罪状设计粗疏,立法技术局限,导致很多社会危害性较大的违法行为长期被排除在犯罪之外,不能有效地及时惩治犯罪、保护法益。同时刑罚严苛导致刑罚重刑主义,忽视人权保障。只有适当扩张犯罪圈,严密刑事法网,将一定的轻微犯罪纳入刑法规制,在刑罚轻缓化的前提下,整体上形成“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才能有效实现刑法目的。（3）废止劳动教养后调整法律制裁体系的需要。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一些危害社会的行为被犯罪化,刑法将部分“应受劳教处罚行为”纳入规制范围,犯罪圈的逐步扩张是弥补法律制裁漏洞的需要。针对刑法修正案中犯罪圈不断扩张的趋势,应当从三个方面进行改善:（1）理性回应民意。刑法修正案应当尊重和回应民意,但需理性对待非理性的民意。刑法修正需要尊重刑事立法规律,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对民意的回应应有限度,不能盲目满足民意表达,违背刑法谦抑原则,最终损害刑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2）避免过度道德刑法化。刑法不应对非道德的行为过度介入,对道德刑法化应在一定的原则下有所限制,一是要限于普适的道德,二是要限于必要的道德,三是要坚持谦抑性原则,四是要限于以不法行为为基础,以侵害法益为结果。（3）限制过多预防性立法。刑法修正案中预防性立法应当作为例外情况,应针对“危险行为”而非“风险行为”进行规制,应限于有“重大”危险的特定犯罪领域。第三章提出我国刑法修正案呈现出民生化的趋势。本文认为,刑法修正案的民生化是立法实践强化对民生刑法保护的结果,是实践推动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其产生和发展有其必然性,应当肯定强化对民生的刑法保护,深化对民生刑法观的理论研究。我国通过五个刑法修正案,分别从矜老恤幼、保护劳动权益、保护食品安全权益、加大对危险驾驶行为的惩处、进一步保护个人信息等五个方面完善了刑法典对民生权益的保障。首次涉及到刑法典总则的修改,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出于矜老恤幼的考虑,强化民生保护,完善了对老年人犯罪的从宽处理。刑法修正案中的民生保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矜老恤幼。《刑法修正案（八）》顺应了“矜老”刑法发展理念,一是增加了对年满75周岁的老年人从宽处理的规定。二是有条件地排除死刑适用。三是缓刑的宣告条件从宽。对未成年人的从宽处理方面,主要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修改。一是排除累犯。二是缓刑的宣告条件放宽。三是免除了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义务。（2）保护劳动权益。在劳动刑法发展国际化的背景下,我国历次刑法修正案也日益突出劳动权益的保护,先后三个修正案对刑法典有关条文进行了修改。《刑法修正案（四）》增设雇佣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刑法修正案（六）》对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作出修改。《刑法修正案（八）》对强迫劳动罪作出修改,增设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三个刑法修正案充分发挥刑法“保障法”的作用,进一步保障社会稳定,促进和谐劳动关系。（3）保护食品安全权益。充分发挥刑法保护食品安全权益最后一道屏障作用,进一步预防和惩治食品安全犯罪,成为近年来刑法修正案的重要内容之一。《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作出修改,增设了食品监管渎职罪。（4）将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规制。《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了危险驾驶罪,进一步惩治危险驾驶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等行为。（5）保护个人信息。《刑法修正案（七）》注重加强对侵犯公民信息个人行为的刑法规制,增设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刑法修正案（九）》再次修改完善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将犯罪主体扩大为一般主体,修改了该罪的犯罪构成,提高了本罪的法定刑。第四章提出我国刑法修正案呈现国际化的趋势。刑法修正案的国际化,是法律修改国际化在刑法领域的展开,是中国化与国际化的结合,是我国出于共同打击国际犯罪或保障人权的需要,根据缔结的国际公约或者国际刑法发展理念,对国内刑法予以修改、完善的过程。刑法修正案国际化基础主要在于:一是国际社会存在共同的法律文化。各个国家的刑法体现出蕴含在刑法中得以为各国所接受和承认的法律文化,从而使得各国刑法在某些领域互相接近而彼此融合,形成一种互相借鉴、彼此联结的国际性刑法发展趋势。二是面临共同的犯罪问题。即出现了新的跨国犯罪形态,且呈现日趋严重的趋势,各类犯罪行为也展现出国际化的特点。三是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人权保障作为人类共同利益的重要体现,被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本文认为,刑法修正案国际化应当坚持三项原则:一是主权平等与国际合作原则。在国际法律秩序中,每个国家都是独立的主体,应在充分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平等交往。需要各国在平等善意、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充分的沟通与协作,并通过各国主权力量承认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以实现各国在国际法上的同等限制与保护。二是坚持条约必须信守原则。要求对于合法缔结的国际条约,缔约国在有效期内必须依法善意履行条约义务。从诚信、公正的角度,不仅限于遵守条约文字,更重要的是从立约精神的角度履行义务,不能以任何行为破坏条约宗旨,应全面履行条约。三是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人权保护的最直接和最根本的责任主体是主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应成为国内刑法修正案国际化过程中应遵守的基本原则。我国在刑法修正案国际化的立法路径上,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未成年人保护的国际化。国际公约主要聚焦在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定,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以及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限制。《刑法修正案（八）》分别从对未成年人累犯制度、缓刑制度和前科封存制度三个角度的修正落实了国际公约中对未成年人从宽处理的原则和要求。（2）生命权保护的国际化。国际条约主要聚焦在死刑的废除和限制使用。我国立法机关从《刑法修正案（八）》开始对死刑制度进行改革,《刑法修正案（九）》进一步延续改革的基本方向,顺应了国际社会对于取消和限制死刑的人权保护理念。（3）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化。根据国际公约的相关要求和精神,我国立法机关通过《刑法修正案（三）》和《刑法修正案（九）》全面修改与补充了1997年刑法典中有关恐怖活动犯罪的条文。契合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要求和精神,将有关罪名的预备行为实行化,增设罪名,将以往作为共犯处理的犯罪行为单独作为正犯处理。犯罪圈进一步扩大,通过增设罪名或修改犯罪构成,将“结果犯”或“情节犯”的立法模式改为“行为犯”。（4）反腐败犯罪的国际化。我国通过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修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构成和法定刑等,总体上实现了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条款的对接,履行了反腐败的国际义务,但也存在一定的错位。第五章提出我国刑法修正案呈现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的趋势。笔者认为,刑事制裁措施与刑罚并非一个概念,刑事制裁措施是使犯罪行为人得到刑事制裁的具体措施,包含刑罚措施与非刑罚措施两种类型。不仅包括我国刑法典中规定的主刑和附加刑,还包括社区矫正制度、从业禁止等预防性措施以及终身监禁制度等措施。通过对法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多元化的刑事制裁措施的对比研究,本文认为,域外刑事制裁措施总体有三个特点:一是刑事制裁措施的层次化。域外基本上采取了犯罪分层制裁设计,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从纵向上来对全部犯罪进行轻重分层,并针对轻罪和重罪采取不同制裁手段或方式。二是刑事制裁措施的多元化。传统的4个大陆法系国家对于刑事制裁制定体现了多元化的特点,同时对于每一类制裁措施的规定又较为细化,考虑到了不同的犯罪形态,力求做到罪刑适当。三是刑事制裁措施的轻缓化。各国广泛适用罚金刑,注重行为矫正,充分利用保安处分措施,显示了制裁的轻缓化。我国逐渐重视对刑事制裁措施的改革,并通过刑法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刑事制裁措施的相关立法,体现出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的立法趋势。一是增设预防性刑事制裁措施,二是创设终身监禁制度,三是增设社区矫正制度。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1）现代刑罚理念发展的需要。一是刑罚轻缓化的需要,我国刑法典中的刑事制裁措施基本以重刑为主,种类偏少,也未规定保安处分等措施,使得我国刑罚轻缓化的选择余地较小。二是发挥刑罚预防目的的需要。立法机关不仅关注行为的危害性,还关注了对人身危险性的有效治理,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为发挥刑法功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2）应对犯罪发展的需要。一是需要应对严密法网带来的挑战。二是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需要,针对犯罪轻重的不同,需要采取轻重不同的制裁措施。（3）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需要。该宽的宽,该严的严,克服从宽处理刑事制裁措施单一化的弊端。第六章讨论了我国刑法修正案的科学化完善。在刑法修改实践中,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刑法立法观,对刑法修改实践缺乏有力的引导。在如何界定刑事犯罪的边界,如何实现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和秩序维护机能的平衡,以及犯罪圈大小的划定等方面存在较大的争议。甚至,在刑法修改过程中,因受到不同刑法立法观的影响,导致不同时期的刑事立法呈现出不同的立法趋势。总体而言,一方秉持保守型、审慎型刑法立法观。坚持刑法谦抑原则,坚决反对刑法的过度犯罪化,反对犯罪圈的扩张。但该类立法观忽略了刑法自身发展完善的需求,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也忽略了国内外对于犯罪认识的巨大差异。另一方秉持积极型、预防型的刑法立法观。以社会转型、风险社会和刑法国际化为由,主张采取积极型、预防型刑法立法观。但该类立法观模糊了立法总结与立法指导的界限,将立法短暂的趋势当成指导立法的理念并不可取。与传统刑法理念背道而驰,违背了刑法谦抑性,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错误认为刑法的积极介入为社会的刚性需求,而给不给其法律调整方式以机会。最终,不符合我国的依法治国现实国情与保障人权的时代精神。本文认为应当坚持理性刑法观,并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一是贯彻刑法谦抑主义,纠正刑法万能主义,纠正刑法过分工具化,纠正重刑主义。刑事立法要考虑刑法介入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刑罚宽缓化。二是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利于刑罚报应与预防目的的统一,有利于协调有限的刑罚资源,有利于实现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根据我国现今的国情和刑法发展的方向,有必要长期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法化,探索犯罪分层,以犯罪类型为标准适用宽严对象,持续推进刑罚的宽缓化和刑事制裁措施的多元化。三是贯彻人权保障理念。推进人权保障的刑法立法化,进一步限制和废除死刑,进一步完善特殊群体的宽缓制度,进一步完善非监禁刑。针对刑法修正案制定权的完善问题,本文提出应重构刑法修正案的制定权。刑法修正案的制定权存在较大的争议,主要围绕我国刑法修正案制定主体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唯一主体的“一元主体”,还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其常务委员会为主体的“二元主体”?及在刑法修正案立法主体“二元主体”下,两个主体的位次和权限如何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发挥了刑事立法的主体作用,大有架空全国人大基本法律立法权之势,并在刑法修改主体、修改限度和修改程度上存在失范的问题。一是修正案制定主体主次失序。作为刑法制定者的全国人大20年间11次刑法修改中,无一例外地被规避参与刑法的修改,全国人大的制定权意味着被虚置。二是修正案修改限度的失控。历次刑法修正案修改罪名达97个之多,所占比例高达23.15%,修改罪名的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且速度较快。三是修正案修改程度的失当。从《刑法修正案（八）》开始涉及到了对刑法总则的修改,再加上因历次刑法修正案从量变带来的质变,导致刑法修改出现了程度上的失范情况,刑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受到了挑战。域外刑法修改的经验表明,刑法修改有且只能有唯一的立法机关,即最高立法机关行使刑法修改权利,并力行严格的立法程序。在此经验启示下,有必要将刑法修正案制定权回归全国人大。本文认为应重构刑法修正案的制定权,“二元主体”下的限权路径更为符合我国法律和现实国情的需要。限制全国人大常委会附条件的刑法修改权,即限制修改刑法总则,限制增设新罪。最终,确立全国人大制定刑法修正案为一般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刑法修正案为例外情况的位次,对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刑法修正案,只能限于在非常紧迫情况下对刑法分则的必要修改。
康龙彪[8]（2020）在《HD公司融资租赁业务系统建设项目风险管理研究》文中认为软件项目风险管理一直是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软件项目风险管理的理论已经很成熟,风险管理的应用也很十分广泛,各行各业都有涉及。然而,就国内而言,融资租赁行业中的业务系统建设项目却较少有应用。HD公司深耕于融资租赁行业多年,其自主研发的业务系统具有领先技术优势。在这租赁这一细分领域,占据较高市场份额,客户群体覆盖面广泛,项目积累多。恰逢中美贸易战期间,公司做出战略转型,由代理型软件服务企业向完全自主研发企业转型。转型过程中,HD公司期望通过控制风险项目数量来实现“节流”的战略目标。因此,本文以HD公司近十年来积累的融资租赁业务系统建设项目为基础,结合自身多年工作经验和多名行业内资深业务系统实施顾问的实践经验,对HD公司的融资租赁业务系统建设项目的风险研究,一定程度上具备行业标杆性。提出的风险清单及风险应对措施对其他公司同样具备一定参考作用。本文项目风险管理研究方法利用了风险过程管理步骤,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应对及风险监控。具体工作内容如下:（一）首先风险识别并提出项目需注意的风险清单。组织HD公司各组组长头脑风暴会议,识别风险因子。再对所提出的风险因子做分类归纳,剔除一些低风险项及可控风险项,最终得出30项风险因子的风险清单,并将这些风险因子分为五大类。（二）其次利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并排序风险清单中风险因子。层次分析法中各层次之间的权重和风险因子之间的权重比例来源HD公司的历史项目积累。（三）随后按照风险排序给出风险因子对应的风险应对措施,过程中分析风险应对措施,并归纳总结风险应对措施。针对这些风险应对措施结合实际情况,分析措施的可实践性和合理性,确保这些措施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四）最后,虽提出了风险清单的应对措施,但有些风险以单项目或个人能力难以解决,是需要以公司形态,宏观建立风险监督及解决机制,才能有效控制风险项目数量。因此,文章最后站在HD公司角度,宏观层面提出六条对应的风险监督解决机制。
施红梅[9]（2020）在《ZSY公司业财融合应用优化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经济全球化速度的加快,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市场上企业间的产品服务竞争也越来越残酷,财务与业务割裂的状态已逐渐显露出其弊端,传统的分散核算型财务管理模式正逐渐被淘汰,要让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提高,企业发展得更蓬勃,利用信息化技术开展业财融合,推动企业的精细化财务管理,充分建设以业财融合为主的管理会计体系,构建一个新型的财务职能模式为当务之急。业财融合,顾名思义就是业务和财务充分融合贯通,业务和财务应充分交流,数据共享,财务部门应充分了解企业业务的发展,获取充足的业务数据,为业务决策提前作好财务预算和风险预估,在业务活动的全过程实施监督管理,为业务的顺利运行保驾护航,推动企业管理会计体系的成熟,增加企业的价值。我国很多企业在业财融合的应用过程中获得了初步的成功,但是还不够成熟完善,还有很多不足之处需要改进。本文选取了能源行业的ZSY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在业财融合应用过程中的效果及问题,并提出了优化改进的建议。本文先讲述开展业财融合的信息平台——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构建,再在此基础上对业务流程进行改造,使得财务的触角能伸及业务的整个流程,为业务活动的顺利完成提供保障,业财融合的应用提升了财务部门的工作效率,提高了财务在公司整个生产运作中的地位,但是,由于公司的财务人员综合素质不高,财务人员和业务人员的沟通交流合作还不够深入以及公司的信息技术使用不够充分等原因,公司的业财融合还不够完善,本文对此提出了一系列的优化改进措施,包括培养复合型的财务人员,加大业财人员的交流合作力度和充分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等。希望ZSY公司的业财融合日臻完善,同时也为其他应用业财融合的公司提供一些借鉴,为整个经济社会管理会计的推进贡献微薄之力。
蒋美荣[10]（2020）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以广西荔浦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解决“三农”问题成为了全党工作的重要任务。发展农村经济、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大量的会计人员。虽然近年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城市条件的先进性、优越性及工商业发展的迫切性,国家在会计人才的培养定位上也以工商业会计为主等多方面的原因,使得大量的会计人才主要分布于城市地域,而农村会计人员却表现出数量不足、现有素质不能完全满足社会需要等特点。因而,进行农村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以培养社会急需的农村会计人才是时代的要求、国家的需求,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针对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形式,本文选取了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的广西荔浦县级市作为调查地域,以该地的会计管理机构、农村企业管理人员和农村会计从业人员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了问卷调查和采访调查的方式获取相关资料,目的在于通过调研,从农村会计人员的角度来了解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会计人才的需求状况、素质状况和培训状况。此外,还对农村当前的会计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分析,意图从国家决策部门和人才培养部门的角度来了解农村会计人才培养的情况,并分析现行农村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优点和不足。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农村会计人才的职业素养要求,进而基于乡村振兴战略和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中的需求层次理论,提出切实可行的农村会计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策略。研究发现:当前,农村会计人才在数量上有较大的缺口,在素质上还不能满足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需要。造成这一供求失衡现象的原因是农村会计人才的培养模式存在着如下问题:长期以来国家决策层面未对农村会计人才的培养足够重视,社会提供的条件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农村会计人才的各层次需求;各种人才培养力量尚未形成合力;人才的继续教育条件和学习意识都尚待提高。为满足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必须对现行农村会计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优化。从农村会计人才方面而言,不仅要培养他们的会计专业知识等方面的普通职业素养,还要培养他们的政策素养、农村情怀、农业农村知识等方面的特殊职业素养。而从国家决策和培养机构而言,在农村会计人才的培养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农村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将会计人才的培养方式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融合,充分运用多方力量和现代信息科技,选取多元化的农村会计人才培养方式。从整个社会尤其是农村企业而言,要创造条件、竭力满足农村会计人才的各层次需求以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
二、建立我国会计人员学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建立我国会计人员学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2）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言 |
| 1 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面临的挑战和难题 |
| 1.1 职能定位模糊，业务层级较低 |
| 1.2 内部审计的权威性不够，没有形成一致的认同度 |
| 1.3 内部审计的职能定位和升级将面临文化与认知的挑战 |
| 2 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路径分析 |
| 2.1 细化审计职能定位，构建增值型审计业务体系 |
| 2.2 塑造内部审计形象，使增值型审计身份得到认同 |
| 2.3 扩大风险控制范围，提高增值型审计的风险管控能力 |
| 3 结束语 |
（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地方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执行中的风险研究 ——以河南省P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政策不确定性与政策风险管理 |
| (二)政策执行及其监管 |
| (三)税收政策风险及其管理 |
| (四)文献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一、相关概念 |
| (一)增值税优惠政策 |
| (二)税收政策执行及其风险 |
| 二、理论基础 |
| (一)风险管理理论 |
| (二)政策风险管理 |
| (三)税收风险管理 |
| 第二章 P市增值税优惠政策执行概况 |
| 一、P市增值税优惠政策相关基本情况 |
| (一)P市基本情况简介 |
| (二)税收及增值税入库情况 |
| (三)增值税优惠政策执行情况 |
| 二、P市现行增值税优惠政策的风险管理方式 |
| (一)金三系统税收风险识别 |
| (二)风险纳税人推送-快反机制 |
| (三)约谈风险纳税人 |
| (四)自主申报与风险评估检查结合 |
| 三、P市增值税优惠政策执行总体评价 |
| (一)现有增值税优惠政策风险管理方式的优点与作用 |
| (二)现有增值税优惠政策风险管理的不足 |
| 第三章 地方增值税优惠政策执行中的风险分析 |
| 一、增值税优惠政策规范性风险 |
| (一)享有主体规范性不足 |
| (二)执行主体规范性不足 |
| 二、增值税优惠政策协调性风险 |
| (一)地方财政与增值税发票虚开的协调性风险 |
| (二)地方经济与税收稳定的协调性风险 |
| 三、增值税优惠政策的及时性风险 |
| (一)执行标准更新不及时 |
| (二)配套监管措施更新不及时 |
| 第四章 应对地方增值税优惠政策执行风险的政策建议 |
| 一、以风险计划方式提高增值税优惠政策制度化和规范性 |
| (一)加快推进增值税制度建设,完善执法依据 |
| (二)完善行业管理制度,重点行业特殊管理 |
| 二、以风险控制方式增加政策相关横向部门协调性 |
| (一)进一步优化“金税三期”系统,推进综合治税平台上线 |
| (二)加大对优惠政策的监督力度 |
| 三、以风险应对方式促进增值税优惠政策及时更新 |
| (一)完善内部考核机制,督促工作人员学以致用 |
| (二)及时更新完善税收风险管理体系 |
| 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二、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YL公司财务集约化管理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课题的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状况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组织结构 |
| 1.5 主要创新点 |
| 2 财务集约化与财务管理转型 |
| 2.1 财务集约化的意义 |
| 2.1.1 财务集约化的概念 |
| 2.1.2 财务集约化应用价值的体现 |
| 2.2 财务管理转型的内涵 |
| 2.2.1 在财务集约化框架下的财务管理转型内涵 |
| 2.2.2 基于集团公司特点的财务管理转型内涵 |
| 2.2.3 集团公司进行财务管理转型的必须性 |
| 2.3 财务集约化与财务管理转型的关系 |
| 2.3.1 财务管理转型途径分析 |
| 2.3.2 财务集约化建设对财务管理转型的影响 |
| 3 财务管理转型前YL公司财务管理情况分析 |
| 3.1 YL公司的管理状况 |
| 3.2 财务集约化推行前财务管理状况 |
| 3.2.1 会计核算状况 |
| 3.2.2 资金管理状况 |
| 3.2.3 工程管控状况 |
| 3.2.4 资产管理状况 |
| 3.2.5 预算管理状况 |
| 3.2.6 风险管控状况 |
| 3.2.7 信息管理状况 |
| 3.2.8 队伍建设状况 |
| 4 YL公司在财务集约化框架下实施财务管理转型 |
| 4.1 YL公司的财务集约化建设背景 |
| 4.2 YL公司的财务集约化建设 |
| 4.2.1 整体验收情况 |
| 4.2.2 各专业验收 |
| 4.3 YL公司财务管理转型实施途径 |
| 4.3.1 会计核算业务管理转型 |
| 4.3.2 资金管理转型 |
| 4.3.3 工程管控转型 |
| 4.3.4 资产管理转型 |
| 4.3.5 预算调控转型 |
| 4.3.6 风险管控转型 |
| 4.3.7 信息系统升级 |
| 4.3.8 财会人员提升 |
| 5 YL公司财务集约化实施后财务管理转型效果分析 |
| 5.1 YL公司财务管理转型的效果 |
| 5.1.1 规范会计核算 |
| 5.1.2 强化资金管理 |
| 5.1.3 提升工程财务管理 |
| 5.1.4 全面加强预算管控 |
| 5.1.5 资产管理精益提升 |
| 5.1.6 风险管控不断加强 |
| 5.1.7 信息化管理方面 |
| 5.2 财务管理转型成效 |
| 6 对集团企业财务管理转型的建议 |
| 6.1 强化信息数据贯通保障 |
| 6.2 强化组织保障和队伍建设 |
| 6.3 强化思想认识和工作推动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三资”管理研究 ——以陕西杨陵T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概况 |
| 1.2.1 国内研究概况 |
| 1.2.2 国外研究概况 |
| 1.2.3 文献评价 |
| 1.3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农村“三资”管理的内涵与理论基础 |
| 2.1 农村“三资”管理的定义 |
| 2.2 农村“三资”管理工作的相关理论 |
| 2.2.1 内部控制理论 |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 2.2.3 政府职能理论 |
| 2.2.4 集体利益相关者理论 |
| 第三章 T村“三资”管理现状 |
| 3.1 T村概况 |
| 3.2 T村“三资”管理现状 |
| 3.2.1 集体资金村财镇管 |
| 3.2.2 集体资产及时清查统计 |
| 3.2.3 集体资源设置登记台账 |
| 3.3 T村“三资”管理存在的问题 |
| 3.3.1 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 |
| 3.3.2 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 |
| 3.3.3 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
| 第四章 T村“三资”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 |
| 4.1 管理制度缺失与执行不力并存 |
| 4.2 管理人员数量与质量有待提高 |
| 4.3 管理缺乏有效监督 |
| 4.4 现有“三资”缺乏有效利用 |
| 第五章 陕西其他村庄“三资”管理的经验借鉴 |
| 5.1 宝鸡市J村“三资”管理做法 |
| 5.1.1 加大审计、监督力度 |
| 5.1.2 加大固定资产管理力度 |
| 5.1.3 加大文化输出力度 |
| 5.2 杨凌示范区X村“三资”管理做法 |
| 5.2.1 完善制度、加强人员建设 |
| 5.2.2 规范“三资”档案管理 |
| 5.2.3 大力发展多种现代化特色产业 |
| 5.3 对T村“三资”管理的经验借鉴 |
| 5.3.1 增强制度建设,加大监督力度 |
| 5.3.2 加大特色产业的发展 |
| 5.3.3 以清查为基础 |
| 5.3.4 提高农村“三资”管理工作认识,改善农村生活环境 |
| 第六章 完善杨陵T村“三资”管理对策建议 |
| 6.1 健全T村“三资”管理制度 |
| 6.1.1 完善资金管理制度 |
| 6.1.2 完善资产管理制度 |
| 6.1.3 规范资源管理制度 |
| 6.2 加强T村“三资”管理人员队伍建设 |
| 6.2.1 镇财政所“三资”管理人员队伍建设 |
| 6.2.2 农村财务管理人员队伍建设 |
| 6.3 提高“三资”管理认识、加大监管力度 |
| 6.3.1 提高村民思想认识 |
| 6.3.2 执行“一村一组一账”制度加强监管 |
| 6.3.3 加大追责问责力度 |
| 6.4 社会经济发展、人居环境美化两手抓 |
| 6.4.1 发展T村特色现代化农业产业 |
| 6.4.2 利用互联网扩大影响力 |
| 6.4.3 保护T村自然环境 |
| 6.4.4 重塑T村人文环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 T村农村“三资”管理情况调查问卷 |
| 附录 B T村账务审计结论 |
| 附录 C 2019年T村6月-10月财务公布 |
| 附录 D 三资清查情况(资产) |
| 附录 E 三资清查情况(资源)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我国刑法修正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刑法修正案概述 |
| 第一节 刑法修改的历史 |
| 一、法律修改的界定 |
| 二、域外刑法修改的历史沿革 |
| 三、我国刑法修改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我国刑法修改模式的选择 |
| 一、单行刑法修改模式之利弊 |
| 二、附属刑法修改模式之利弊 |
| 三、刑法修正案模式的确立 |
| 第三节 我国刑法修正案的基本情况 |
| 一、刑法修正案的内容与成效 |
| 二、刑法修正案的特点 |
| 第二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的犯罪圈扩张化体现 |
| 第一节 犯罪圈扩张的立法路径 |
| 一、增设新罪 |
| 二、扩大犯罪主体 |
| 三、降低入罪门槛 |
| 第二节 犯罪圈扩张的必要性 |
| 一、加强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的客观需要 |
| 二、刑法结构由“厉而不严”转型为“严而不厉”的需要 |
| 三、废止劳动教养后调整法律制裁体系的需要 |
| 第三节 理性限定犯罪圈的扩张 |
| 一、理性回应民意 |
| 二、避免过度道德刑法化 |
| 三、限制过多预防性立法 |
| 第三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的民生化体现 |
| 第一节 民生刑法的提出 |
| 一、民生刑法之历史渊源 |
| 二、民生刑法的概念 |
| 第二节 刑法修正案中的民生保护 |
| 一、矜老恤幼 |
| 二、保护劳动权益 |
| 三、保护食品安全权益 |
| 四、对危险驾驶行为的惩处 |
| 五、保护个人信息 |
| 第四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的国际化体现 |
| 第一节 刑法修正案国际化缘起 |
| 一、法律国际化 |
| 二、刑法修正案国际化的内涵 |
| 第二节 刑法修正案国际化的原则 |
| 一、主权平等与国际合作原则 |
| 二、条约必须信守原则 |
| 三、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 |
| 第三节 刑法修正案的国际化路径 |
| 一、未成年人保护国际化 |
| 二、生命权保护国际化 |
| 三、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国际化 |
| 四、反腐败犯罪国际化 |
| 第五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中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体现 |
| 第一节 刑事制裁措施立法的域外范式 |
| 一、域外刑事制裁措施的考察 |
| 二、域外刑事制裁措施的特点 |
| 第二节 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的立法路径 |
| 一、增设预防性刑事制裁措施 |
| 二、创设终身监禁制度 |
| 三、增设社区矫正制度 |
| 第三节 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的现实意义 |
| 一、现代刑罚理念发展的需要 |
| 二、应对犯罪发展的需要 |
| 三、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需要 |
| 第六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完善的科学化 |
| 第一节 刑法修正案的理念问题 |
| 一、积极型、预防型刑法观之批判 |
| 二、保守型、审慎型刑法观之反思 |
| 三、确立理性刑法观 |
| 第二节 刑法修正案制定权的完善 |
| 一、刑法修正案制定权之争 |
| 二、刑法修正案之失范 |
| 三、刑法修正案制定权之重构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HD公司融资租赁业务系统建设项目风险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创新和方法 |
|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创新之处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软件风险管理理论综述 |
| 2.1 项目风险管理理论基础 |
| 2.1.1 风险定义 |
| 2.1.2 风险特征 |
| 2.1.3 软件项目风险 |
| 2.1.4 软件项目风险管理 |
| 2.2 风险识别和分析方法 |
| 2.2.1 风险识别方法 |
| 2.2.2 风险评估方法 |
| 第三章 HD公司融资租赁业务系统建设项目风险识别 |
| 3.1 HD公司融资租赁业务系统建设项目管理现状 |
| 3.1.1 HD公司简介 |
| 3.1.2 融资租赁业务系统现状 |
| 3.1.3 HD公司融资租赁业务系统建设项目问题 |
| 3.1.4 融资租赁业务系统风险管理的特殊性 |
| 3.2 HD公司融资租赁业务系统建设项目风险识别 |
| 3.2.1 项目风险分类 |
| 3.2.2 项目风险分析 |
| 3.2.3 项目风险识别结果 |
| 第四章 HD公司融资租赁业务系统建设项目风险评估与控制 |
| 4.1 项目风险评估-层次分析法 |
| 4.1.1 构建AHP层次模型 |
| 4.1.2 构建比较判断矩阵 |
| 4.1.3 计算单排序权向量并做一致性检验 |
| 4.1.4 总排序选优 |
| 4.2 HD公司融资租赁业务系统建设项目风险控制 |
| 4.2.1 项目风险应对分析 |
| 4.2.2 项目风险措施汇总 |
| 4.2.3 项目风险应对措施可实践性与合理性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ZSY公司业财融合应用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目标 |
| 1.5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业财融合的相关概念 |
| 2.1.1 业财融合的内涵 |
| 2.1.2 业财融合的作用 |
| 2.2 业财融合的相关理论 |
| 2.2.1 信号传递理论 |
| 2.2.2 业务流程再造理论 |
| 2.2.3 资源优化配置理论 |
| 2.2.4 组织变革理论 |
| 3 ZSY公司业财融合现状分析 |
| 3.1 公司概况 |
| 3.1.1 公司简介 |
| 3.1.2 公司发展形势 |
| 3.1.3 公司财务模式 |
| 3.1.4 公司业务模式 |
| 3.2 业财融合的应用前提 |
| 3.2.1 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构建 |
| 3.2.2 财务组织架构重组 |
| 3.2.3 改造具体业务流程 |
| 3.3 业财融合在公司的应用情况 |
| 4 业财融合应用的优势和不足 |
| 4.1 业财融合应用的优势 |
| 4.1.1 降低了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
| 4.1.2 提高了财务部门的工作效率 |
| 4.1.3 进一步推动了公司的全面预算管理 |
| 4.1.4 增加了公司规模扩大的潜力 |
| 4.2 业财融合应用中的不足 |
| 4.2.1 财务人员综合素质不高 |
| 4.2.2 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分工合作不够协调 |
| 4.2.3 流程体系不完善 |
| 4.2.4 企业的监督管理不到位 |
| 4.2.5 信息技术的使用不够充分 |
| 4.2.6 绩效考核方法不完善 |
| 5 ZSY公司业财融合模式的改进措施 |
| 5.1 培养复合型财务人员 |
| 5.2 严格执行职能分工制度 |
| 5.3 推进流程的标准化建设 |
| 5.4 加强内部监控力度 |
| 5.5 充分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 |
| 5.6 完善企业的绩效考核体系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以广西荔浦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综述 |
| 1.2.2 关于农村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难点和创新 |
| 1.4.1 研究难点 |
| 1.4.2 研究创新 |
| 2 相关概念与理论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人才 |
| 2.1.2 农村会计人才 |
| 2.1.3 人才培养模式 |
| 2.1.4 农村会计人才培养模式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乡村振兴战略理论 |
| 2.2.2 复合型人才培养理论 |
| 2.2.3 需求层次理论 |
| 3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现状分析 |
| 3.1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会计人才的职业核心素养分析 |
| 3.1.1 农村会计从业人员的普通职业素养 |
| 3.1.2 农村会计从业人员的特殊职业素养 |
| 3.2 目前农村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方式 |
| 3.2.1 学校培养模式 |
| 3.2.2 社会培养模式 |
| 3.2.3 两种培养模式的优点及不足之处 |
| 3.3 基于广西荔浦市农村会计人才培养状况的调查 |
| 3.3.1 调查问卷和调查地域基本情况 |
| 3.3.2 调查数据处理和分析 |
| 3.4 目前农村会计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3.4.1 国家决策层面对农村会计人才的培养重视程度不够 |
| 3.4.2 各种培养力量尚未形成合力 |
| 3.4.3 农村会计人才的继续教育条件和学习意识亟待提高 |
| 4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策略 |
| 4.1 推动农村会计人才培养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融合 |
| 4.2 选取多元化的农村会计人才培养方式 |
| 4.2.1 采用自主培养与人才引进相结合方式 |
| 4.2.2 采用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方式 |
| 4.3 利用农村会计人才培养的多方力量和现代信息技术 |
| 4.3.1 充分利用学校力量和社会力量 |
| 4.3.2 充分利用人才培养的传统手段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
| 4.4 竭力满足农村会计人才的多层次需求 |
| 4.4.1 完善农村会计人才的政策保障 |
| 4.4.2 加大农村会计人才的政策宣传 |
| 4.4.3 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 |
| 5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关于农村会计人员现状的调查问卷 |
| 致谢 |
四、建立我国会计人员学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哈佛分析框架下SD重工财务综合分析[D]. 赵廷宇. 太原理工大学, 2021
- [2]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路径[J]. 管淑慧. 当代会计, 2021(09)
- [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4]地方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执行中的风险研究 ——以河南省P市为例[D]. 赵文通. 河南大学, 2020(06)
- [5]YL公司财务集约化管理转型研究[D]. 谢钧.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6)
- [6]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三资”管理研究 ——以陕西杨陵T村为例[D]. 庞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4)
- [7]我国刑法修正案研究[D]. 汤君.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8]HD公司融资租赁业务系统建设项目风险管理研究[D]. 康龙彪.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6)
- [9]ZSY公司业财融合应用优化研究[D]. 施红梅. 贵州财经大学, 2020(12)
- [10]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以广西荔浦市为例[D]. 蒋美荣.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