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行报告评点中国五大城市投资环境（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表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朱锐[2]（2021）在《阿根廷的地方对外事务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赖关系提供了多种跨国联系渠道,地方政府作为新的行为体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进入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联邦政府对外积极扩大开放,在国家变革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地方主动拥抱国际社会,在国际技术合作、贸易、本地招商引资和对外旅游推介等具体事务中,通过对内、对外多条渠道介入涉外议程,建立起跨国的地方间交往联系。1994年,阿根廷联邦宪法实行改革,地方对外事务完成合法化任务。受此激励,各省市行使宪法改革所赋权力,参与构建跨国合作网络,多途径铺开的对外事务向更高程度、更广领域延展,尤见于各地受经济发展需求驱动的对外交流合作、以国际信贷主体身份从事的融资行为。21世纪,阿根廷国家发展进程兴衰起伏,而各省市地方政府在本地对外事务中一直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不仅裨益地方发展、国家对外利益,也带来了阿根廷整体外交从传统集权式的中央外交向更为地方欢迎的“联邦主义”外交加速转型。本文以首都自治市布宜诺斯艾利斯、联邦各省及各区域为主要案例。其中布市立足于南美大都会的城市定位,提出建设“全球城市”的对外战略目标,重点调动文化和旅游等城市优势资源,在地方立法、机制建设、国际技术合作、城市多边联合等多个领域探索城市外交的发展途径,不仅对内实现创新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对外树立布市城市形象和国际品牌,还将发展地方对外事务与配合国家总体外交相结合,成功举办青奥会、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等重大国际活动,彰显联邦与地方在对外事务中的协作潜能。各省一方面为实现各自的本地发展利益而在基础设施建设等具体领域展开地方竞争,一方面投身联邦宪法授权的区域机制建设,在地方利益重合领域联合行动,不仅为地方对外事务提供创新机制,更成为跨国间地方一体化发展典范。阿根廷地方对外事务蓬勃发展,折射出当今世界国际问题、国内问题边界日趋模糊的客观现实。在阿根廷的外交及对外事务实践中,联邦与地方、国内与国外、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地方在涉外事务中的参与程度,三组关系交织影响、共同演进,编织出地方对外事务发展的经纬。本文通过多视角的理论分析、多维度的解读,基于对具体实践案例的观察,梳理阿根廷地方对外事务发展历程,总结最新发展趋势,并以案例事实,验证经济因素为地方开展对外事务的首要动因诉求、国家外交控制权及主导权仍由联邦政府牢牢掌握、法律是确保对外事务规范发展的主要工具等研究假设。在此基础上,针对实践中导致阿根廷央地磋商不充分、不高效的主要短板,形成巩固并完善央地协调和互动机制等政策建议。
白宇[3]（2021）在《世界银行教育政策测评工具研究 ——教育援助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国际教育援助发展至今已经历了起源、调整、深化、发展等多个阶段的演进,而作为世界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知识的最大来源之一的世界银行,其教育援助也在不同时期经历了多阶段的发展,教育援助模式及路径也在不断转变,2010年,世行启动开发面向一国或地区教育政策的测评工具,对教育政策的完整度、成熟度、执行情况等进行评估,并给出对策建议。2011年世界银行正式推出该工具,在《世界银行2020教育战略》中,世行将这一工具定名为“为了更好教育成果的教育政策测评”（Systems Approach for Better Education Results,简称SABER）。尽管批评者认为,这是世行为创造贷款需求、增加全球教育治理话语权的一种方式,但我们也要看到,SABER测评作为其进行教育援助的新路径,通过对全球教育系统各领域的表现良好案例进行基准测试,创建了强大的证据基础和分析框架,试行仪器和数据收集,测试评级系统开发,制定了具有科学性的测评框架。而由于其主要面向的是各国政府,不像经合组织的PISA测评一样受众面广。因此,目前国内外对于世界银行SABER测评的研究并不多见。但作为首次在世行教育战略中推出的教育测评项目及世行参与国际教育援助的重要工具,SABER测评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本研究将聚焦于世行SABER测评项目,从教育援助理论视角出发,对其进行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于国际教育援助与世界银行国际教育援助发展的梳理,通过梳理将国际教育援助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分别为国际教育援助的兴起与发展阶段,困难调整阶段,深化阶段,全面发展阶段。世界银行国际教育援助的历史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一是起步阶段,教育援助从硬投资转向软投资,二是拓展阶段,扩大了教育援助范围,重视结构调整,三是调整阶段,援助重点从资金投入转向技术援助,四是提升阶段,新型援助方式及测评工具的开发。第二部分是对SABER测评的目标与领域、主体框架、反馈性评估、以及基于评估结果对各国提供的教育改革建议进行系统的介绍,从而总结出世界银行教育以提高教育质量为援助目标,建立全球教育系统监测平台,为教育系统各领域设置完整的监测框架,制定切实可操作性的反馈性评估工具,基于评估结果对各国提供教育改革建议作为援助途径。第三部分从教育援助路径看世行教育政策测评,并选取佛得角、斐济、尼日利亚、芬兰参与SABER测评作为个案进行分析,得出世行的援助路径主要包括知识型援助、技术型援助、资金型援助、合作型援助。第四部分从教育援助的目标与效果看世行教育政策测评,在援助效果方面,世行通过SABER测评以评促建,帮助各国完善其教育系统;以评促研,促进跨国、跨区域教育政策领域的比较研究;以评固权,巩固世行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话语权。第五部分为对世行教育政策测评的客观认识及思考启示,总结出世行SABER测评在教育援助中存在使教育援助趋于市场化,使教育援助捆绑附加条件的问题。同时,通过SABER测评为我国参与国际教育援助提供了启示,我国在参与教育援助时应注重教育援助的有效性,坚持“维护自主性”的教育援助平等原则,进一步提升教育援助国际合作。
王秀芳[4]（2021）在《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莫尔、圣西门、傅里叶,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社会主义的发展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巨大飞跃,但是从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到苏东剧变的发生,也充分表征了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纵观社会主义走过的五百年历程,其中不乏思想家、政治家为此所提出的真知灼见,但是以科学家视角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理论却少之又少。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钱学森创立的,关于中国应该如何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推动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观点和主张。这一学说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系统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为方法支撑,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以促进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协调发展和高效管理为重点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是钱学森晚年学术思想的精华。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是一个内容极其广泛的理论学说,本论文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指导下,以《钱学森书信》及其补编（15卷）以及《钱学森文集》（6卷）等为主要文本依据,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多种方法,从广泛分散在书信、文集、讲话中提取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观点,在全面展现这一宝贵精神财富的真实面貌基础上,对这一理论进行概括总结、演绎分析。钱学森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规划主张始终围绕着三个问题进行:如何实现现代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内部各系统互相服务的问题。世界社会形态和三次社会革命观点,不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学说,深刻揭示了中国与世界发展的不同步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钱学森对于21世纪中国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进行了深入探索。四大领域九大建设主张对于新时代五位一体建设、教育发展和国防建设,尤其是对于创建健康中国、绿色中国、科技强国、教育强国等有重要启示与借鉴价值。社会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的倡导,对于推进信息革命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从任务能力型到系统效能型转变有重要意义。虽然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不是尽善尽美的理论学说,但至少为当今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种思路、一种方法、一种路径,而且经过实践的检验,其中的诸多理论学说已经得到了认可并被付诸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虽说其中的有些观点、理论尚存在争议,但依然不能掩盖这一思想所散发的光芒。
蒲大可[5]（2020）在《非洲外债问题研究 ——历史演进、深层逻辑及其影响》文中研究说明债务是长期伴随非洲发展的老问题。本论文系统分析了非洲债务问题的形成与发展,探究了债务成因及其背后的深层根源,总结了非洲外债规模与风险持续扩大对非洲及中非融资合作的影响,并提出努力方向与改进建议。首先,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研究了非洲债务问题的形成与发展,并根据非洲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国内经济发展和债务情况,将非洲国家债务发展史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50、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该时期非洲经济较快发展,债务问题初显但并不突出。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导致发达国家经济滞胀,而非洲国家进口替代、结构调整等发展策略的接连失败,造成经济持续下滑,债务也迅速累积并在80-90年代爆发危机,促使国际债权人在90年代末推出各种债务减免措施。第三个时期是2000年至2008年,非洲经济因大宗商品繁荣而得到快速增长,同时得益于多双边减债协议的落实,外债规模由2255亿美元降至1864亿美元。第四个时期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及2014年大宗商品价格暴跌,非洲经济遭受重创,在全球货币宽松背景下,非洲国家举债加大发展性开支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外债规模再度迅速扩大,到2017年已达5350亿美元,部分债务指标也出现恶化,债务危机再现端倪,本论文称之为“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特别是非洲国家债务规模与风险的持续扩大是否会引致系统性债务危机。本论文采用指标分析、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DSF）以及横向和纵向对比等方法,对“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做了分析;同时,也选取肯尼亚、吉布提、刚果（金）、刚果（布）和赞比亚等五个国家做个案研究。结果表明,多数非洲国家的债务指标尚处于门槛值以内,短期内非洲整体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从趋势上看,非洲整体债务负担在加重,面临外部冲击时违约风险在增大,高风险国家增多,少数国家的债务已不可持续。与20世纪80-90年代非洲债务危机相比,“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表现出一些新特点,例如,优惠性质贷款占比大幅下降;更多非洲国家发行利率高达5%至16%的国际主权债券;来自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贷款在部分非洲国家外债中占比快速提高等。这些因素都使得非洲国家面对更高的利率和汇率风险以及短期偿债风险。非洲债务问题有着深刻的现实和历史根源。从直接原因看,债务出现问题,一方面是政府收支出了问题,收入相对支出少了,造成债务规模扩大;另一方面是债务管理出了问题,债务结构与经济发展不匹配,偿债风险变大。从历史根源看,债务问题周期性出现,既是非洲经济脆弱性、依附性以及严重依赖外部资金的表现,也是在国际环境不断变化背景下,为满足自身发展迫切需要所做出的现实选择,其背后则反映出非洲国家长期忽视内部积累而对外依赖的思想惯性。在“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中,多党民主化使得政府更“短视”,倾向于更多借债以满足竞选承诺,从而强化了对外依赖的惯性,而市场化融资的迅猛增长,使得非洲脆弱的单一经济结构在面对冲击时,外部缓冲手段更为缺乏。20世纪80-90年代,很多非洲国家因外债上升至不可持续的水平而陷入贫穷。“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也对非洲国家带来了明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偿债负担超过门槛值后,将挤占财政资源,降低国内投资率,抑制经济增长;外债来源多元化增大了管控债务风险的难度等。本论文认为,为实现“债务-发展”的良性循环,非洲国家还需要在诸多方面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如从思想上改变对外依赖的心理和惯性,有效动员国内金融资源,加大财源和生产性开支,加强自身债务管理能力,统筹安排外资项目建设的优先次序,充分调动社会资金,努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提升经济自主发展能力。“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中,中国因素是受到各方关注与争论的焦点。本论文的分析表明,自2012年起中国对非信贷规模快速增长,到2017年贷款存量已占非洲外债总额约20%。中国对非融资提供了资金支持,显着带动了中国企业参与非洲交通、电力、能源、信息通讯、农业、制造业及工业园区建设,在推动破解非洲发展瓶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中非融资合作中也存在着不可持续、不均衡、不对称等问题,在非洲债务规模与风险持续扩大的背景下,不仅对非贷款风险上升,还对中国对非贸易、工程承包和投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中非合作也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在对外投融资管理方面的一些薄弱环节也亟待改进。基于此,本论文从六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包括:加强对非贷款风险防控,探索推动存量项目债转股、扩大人民币在非洲的使用、加强国际三方合作,同时积极促进中非投融资合作模式创新,助力非洲工业化发展,提高非洲自身“造血”能力,从源头化解债务问题。
李波[6]（2020）在《“精准扩中”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就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目标,解决温饱、实现小康,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进入新千年时,我国已经宣布基本建成小康社会。近年来,我国党和政府进一步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全面小康即是全体人民的小康,不让一人掉队的小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为此做出新的战略安排:从2020——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从2035年——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的当下,改善居民收入分配关系至关重要,而重点又在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逐渐缩小城乡、地区及行业间差距,加快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精准扩中”相对于“粗放扩中”而言,改变以往粗略而漫灌的“扩中”方式,采取准确而涓滴的“扩中”方式。主要包含“精准识别”、“精准施策”两个层面。“精准识别”即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及云计算等现代高新信息技术精准地识别各居民收入层次,尤其是识别“潜在中等收入者”,为收入分配调节提供依据;“精准施策”即对已经识别出的“潜在中等收入者”精确分析其收入低下原因,分类施策,如通过扶持优势产业、新型城镇化建设、社会保障兜底等手段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精准扩中”利于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合理利用,既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题中之意,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战略,具体指: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及脱贫成效精准。“精准扶贫”是一种精细化的扶贫方式,重点在于帮助每一个贫困人口找出贫困的根源所在,并为其寻找破解之道,使得每一个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农村贫困人口是低收入群体的最底层。提升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首要任务就是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前,使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全国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这是“精准扩中”首要前提,符合“精准扩中”内在逻辑,进而成功实现“精准扩中”与“精准扶贫”有效对接。中等收入群体通常具有稳定社会功能、推动社会改良、促进社会消费、引领社会风尚等积极作用。在经济层面上,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传统依靠投资和出口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通过消费来拉动内需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中等收入群体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因而“精准扩中”有利于推动我国消费水平和质量迈上新台阶,进而推动我国经济迈向更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政治层面上,中国社会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第三条道路”,目标是通过生产力的高速发展逐步使得发展成果共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精准扩中”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进而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步伐;在社会层面上,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的“橄榄型”社会,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安定的强大保障。“精准扩中”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均衡配置、缓解人民内部矛盾,进而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在文化层面上,中等收入群体通常具有保守温和的价值观念,构成社会中的主流价值观念。“精准扩中”有利于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意识形态,构建风清气爽的社会风气,避免各种社会矛盾引发极端行为的产生。“精准扩中”是我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本质要求,更是社会主义政党执政为民的内在体现。在新时代下,对“精准扩中”的路径研究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本文的主要架构分为以下几大部分:第一章,导论。本部分主要对论文研究背景、选题意义、基本概念界定、相关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及创新点、研究思路及框架进行阐述,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构建了总体框架。第二章,“精准扩中”路径研究的理论基础。本部分主要对于“精准扩中”的相关理论进行回顾与总结,为全文的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主要包括四部分:马克思主义的收入分配理论、共同富裕论、公平效率论、社会阶级与分层论。第三章,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演变、测度及协整检验。首先,从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双重视角下来考察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演变与由来,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迁,制度变迁包括经济所有制、收入分配制度;其次,采用国家统计收入分组数据,借鉴统计模型对全国、甘肃、河南及浙江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及数量进行全面的测度,进而揭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大小和空间布局;最后,采用现代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与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存量的长期均衡及短期波动关系。第四章,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现状与“精准扩中”现实困境。首先,从构成来源、价值观念、消费观念、脆弱性四个方面来详细分析了中等收入群体基本特点;其次,概括出我国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特征:比重偏低及增速放缓、城乡差距明显、区域差距突出;最后,分析了我国今后“精准扩中”面临的一些体制机制、思想及技术层面上的一些障碍。主要包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挑战、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农户思想观念落后及空心化现象凸显、“潜在中等收入者”识别障碍、社会阶层固化。第五章,“精准扩中”国际视野与经验借鉴。本部分通过梳理美国、日本及瑞典在发展中产阶级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如中产阶级发展道路各具特色、建立精简高效现代型政府、加大教育体制改革、发挥政府在再分配中作用,进而更高效“精准扩中”。第六章,“精准扩中”阶段目标与实现路径。本部分通过灰色组合预测模型,设定我国“精准扩中”的阶段目标为在2030年左右,全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要突破60%,城乡比重差距缩小,比重增长速率逐渐稳定,“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初步达致。共享型收入分配为“精准扩中”提供制度保障。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网络技术为“精准扩中”提供技术支撑。具体实施路径为: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大力发展公共教育、扩大农民财产性收入、培育地区优势产业、完善社会保障建设、优化财政政策等。第七章,结论与展望。本部分主要高度概括了全文的基本结论:经济发展是“精准扩中”内生动力、制度创新是“精准扩中”有力推手、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区域差距突出及增长速率递减、“精准扩中”回旋空间重点在农村、“精准扩中”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期为后续学者做深化研究提供思考。“精准扩中”与“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城乡一体化等战略部署既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有其理论逻辑与实践指向,深刻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具体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一以贯之。
汪炜[7]（2019）在《东南亚“全球城市”环境治理的多层次国际合作研究》文中认为论文描述和解释了全球化时代东南亚全球城市环境治理的多层次国际合作机理,并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全球城市——雅加达和马尼拉为案例,分析了它们是如何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开展城市环境治理。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内分权改革深刻影响了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央地关系,并逐渐影响到各自国家首都的城市发展与规划,进而影响了城市环境治理格局。通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雅加达和马尼拉逐渐成长为全球城市。在经济参与了全球体系分工的过程中,城市治理体系也吸纳了国际行为体的参与,由此,两座城市被多类型的国际行为体卷入到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当中。为应对严重的环境危机,雅加达与马尼拉分别在城市层面、国家层面、区域层面和跨国城市网络层面开展了与多种国际行为体的合作,这些国际行为体包括:部分发达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国际政府间组织、非政府间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等。在城市层面,以“主体治理”的形式充分发挥城市的主体作用;在国家层面,城市接受国家“自上而下”的授权治理形式,在多个方面配合整体的环境治理;在区域层面,东盟在法律政策设置和开展创新项目上,为城市的环境治理提供多类型的服务;在跨国城市网络层面,跨国城市网络协调内部资源、动员外部资源,就雅加达和马尼拉较为集中的环境问题开展合作治理。在四个层面上与多样的国际行为体的合作即使不能完全治理两座城市的环境问题,但最少提供了一种可能,即在全球治理时代,没有什么行为体能与其他行为体相区隔,多层次国际合作是全球治理时代的重要特征;同时,多层次国际合作能够将城市环境治理、国家环境治理与全球环境治理相联系,打通国内与国际的治理界线。以C40和ICLEI为代表的全球性跨国城市网络和以Citynet为代表的区域性跨国城市网络给雅加达和马尼拉带来一种新的治理体验:无中心,扁平化,高度知识共享、能力建设与议程设置帮助雅加达和马尼拉接触到国际最为先进的城市环境治理体系,并且将“自上而下”的政府环境治理体系与“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环境治理体系勾连起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是体现东南亚全球城市外交的最新方式。多层次国际合作作为一种正在兴起的新型治理模式,注重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结合起来,通过对城市社区和公民社会的培育来消弭内外政治治理的“鸿沟”,确保将城市环境治理目标与国家治理的议程结合起来,推进绿色城市主义理念的落地生根,进而在东南亚地区创造出城市发展的绿色命运共同体。
王济民[8]（2018）在《城市体验与体验型城市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消费文化的浸润和景观社会的兴起,都市人以城市为客体的体验成为都市人精神性存在的表征。都市生活与城市竞争不再局限于功能、物质层面,城市的酷与美、快与慢、静与动等特质组合的体验磁场,日益成为居民提升生活质量、游客提升满意度和城市导入流量资源、吸引人才资本、优化品牌形象进而实现超越崛起的重要因素。历史经验表明:城市的特质和体验是可以通过个性化设计、塑造、经营,进而被认可、被推崇的。适应都市人景观化生存方式,不断改进城市体验,形塑人的精神、心灵,是人本城市发展的方向;论文着眼于城市竞争与可持续发展,倾力营建体验型城市,促进城市系统性增值,也是众多城市谋求超越的重要建构维度。本研究主要在四个方面作了深化或创新:厘清了城市人与都市人的术语差异,凸显了都市人概念的研究价值。基于都市人的主客体二象性,将城市研究从以城市为客体,转向到人城并重,重点探讨了都市人及其现代性、都市人所处的场域与心灵图景、都市对人心灵空间的形塑。以体验为哲学基础和研究方法,梳理了体验的概念、产生的机制,并将体验哲学纳入都市人及城市研究的范畴,以期奠定城市伦理和评判价值。提出了基于IPEC（Image、Position、Event、Culture）范式的四维城市体验路径,从实证出发构建了城市体验的测度与比较模型。以城市意象（Image）、定位（Position）、事件（Event）、文化（culture）为体验维度,以城市空间、经济历史文化等体验界面和体验元素为数据,选择了我国40个地级市作为样本进行了定量研究。首次提出体验型城市的概念,探究了建设体验型城市及城市体验化的复合进路。即通过塑造人本城市、发展体验经济、增强城市粘性、提升城市识别度、营造城市记忆空间、保持城市多样性、挖掘和保护城市历史文化资源、塑造城市品牌,推动体验型城市的建构从初级阶段（City Of Experience）向高级阶段（City For Experience）飞跃。出于深化实证研究的需要,论文还提出了创设巴黎学的倡议。
丁嵩[9]（2017）在《在经济集聚中兼顾效率与平衡 ——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大国发展始终面临着实现空间效率与区域平衡的双重目标。一方面,发挥空间效率意味着尊重要素向大城市和都市圈集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实现国家整体层面的空间效率最大化,这主要解决在哪里集聚更有效率的问题;另一方面,实现区域平衡则是为了确保发展成果的最大程度共享,这就需要努力缩小区域内部以及区域之间人均收入意义的不均等,其主要涉及如何缩小区域不平衡的问题。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厘清空间效率与区域平衡这两大目标究竟是并行不悖还是相互冲突的。即经济集聚带来空间效率的同时必然导致区域的不平衡吗?抑或区域平衡目标的实现一定以牺牲经济集聚的空间效率为代价吗?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以发展中的大国如何正确处理空间效率与区域平衡之间的关系为关键议题,讨论如何实现效率与平衡的双赢。这一选题理论上突破了以往集聚经济研究中将效率与平衡视为相互冲突的学术观点,是对"以人为主（people-based）"与"以地为主（place-based）"区域政策孰优孰劣争论的有力回应,同时有助于进一步明确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城镇化道路以及在哪里集聚等现实问题。通过构建涵盖政府—企业—劳动力—地区层面的多维分析框架,本文所要论证的核心观点是,经济活动向特定少数地区（文中指市场潜能大的地方即大市场）的集聚有利于发挥国家整体的空间效率,同时如果伴随着劳动力跨地区的自由流动,那么将最终实现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具体而言,文章从区域政策、创业活动、流动人口、地区层面四个维度对核心观点进行了论证。第一,基于"空间中性"与"空间干预"的视角对区域政策进行综述,发现"以地为主"的干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无法兼顾公平与效率目标,进而从理论层面指出实施"以人为主"的空间中性政策对于当前中国的必要性。第二,利用经济普查数据,发现就创业活动的区位选址而言,集中在大市场创业更有利于发挥大国的空间效率,遍地开花的布局模式违背了集聚经济规律,并进一步指出市场潜能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具有地理衰减效应。第三,利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发现大市场显着提升流动人口收入的结论非常稳健。低技能流动人口同样可以从经济集聚中获益,且居住时间越长的流动人口从大市场中获得的收入优势更大。这表明当前在大市场就业依旧存在收入优势,政府应该尊重流动人口前往大城市集聚发展的客观规律。第四,通过考察市场潜能、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劳动力流动产生的"一正一负"效应,既起到了促进本地经济增长的目的,又可以缩小地区之间由于市场潜能差异而导致的经济增长差距,即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实现空间效率与区域平衡的双赢。文章最后指出,应该放弃追求经济总量意义的区域平衡目标,当前兼顾空间效率与区域平衡宜选择"以人为主、以地为辅"的区域政策组合,其中构建更加包容的特大城市人口政策以及强化都市圈和城市群的抓手功能尤为关键。
凡帅帅[10]（2017）在《全球治理公共产品与中国经验 ——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为例》文中指出讨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变化是当今学界的热点。学界和政界存在共识,即中国应当在全球治理中承担更为积极的责任。但是如何承担责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世界银行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代理机构,长期以来执行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目前存在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失衡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源头就是治理机制背后的权力逻辑和经验偏见,而这正是中国可以做出独特贡献的突破点。这是本文研究的问题。本文选取世界银行推动全球范围内营商环境改革的旗舰产品——Doing Business评估项目,来作为研究利用中国经验来改善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路径。营商环境评估项目为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改善内部投资环境提供了基准,也促发了一批改革追随行为。但是,结合中国的发展经验,该项目存在对投资者之间以及经济体之间的同质化假设、忽视经济体内部的区域差异、忽视“非正式制度”的影响等问题。这些问题削弱了营商环境评估项目的解释力,也难以满足中国及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需求。参与全球治理多边组织的活动,改善公共产品供给就构成了中国承担积极责任的可行路径。因此,出于中国进一步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的需要,本文提出了世界银行有关Doing Business项目的改革建议:1、扩大评估指标范围、关注法律执行效果;2、改革数据搜集方法、扩大问卷考察对象（除了官员、专业律师、会计师等）;3、放弃平权计分排名、关注国别报告。最后,要落实这些建议,不仅需要项目组改进工作思维,也需要世界银行从机构、人员上对研究力量进行整合。
二、世行报告评点中国五大城市投资环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世行报告评点中国五大城市投资环境（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阿根廷的地方对外事务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假设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章节安排 |
| 六、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地方对外事务研究的理论解释 |
| 第一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一、以地方为中心的平行外交理论 |
| 二、城市外交 |
| 三、多层外交理论 |
| 四、关于阿根廷地方对外事务的多种理论解读 |
| 第二节 地方对外事务与中央外交 |
| 一、地方对外事务的性质 |
| 二、地方对外事务对中央外交运作的影响 |
| 三、中央政府的应对之举 |
| 第二章 20 世纪90 年代阿根廷地方对外事务的动力机制 |
| 第一节 外部驱动因素 |
| 一、外部经济因素 |
| 二、外部政治因素 |
| 第二节 内部驱动因素 |
| 一、梅内姆政府的结构性改革 |
| 二、地方对外事务的合法化 |
| 三、地方分权趋势和外交联邦主义 |
| 第三章 阿根廷地方对外事务的机制、议程和渠道 |
| 第一节 机制建设 |
| 一、联邦事务司的统筹协调 |
| 二、地方的机构调整和各方协同 |
| 第二节 主要议程 |
| 一、经济类“低阶政治”议程 |
| 二、非经济类“低阶政治”议程 |
| 三、“高阶政治”议程 |
| 第三节 介入渠道 |
| 一、国内渠道 |
| 二、国际渠道 |
| 第四章 首都自治市的“大都会外交” |
| 第一节 布市地方对外事务机制 |
| 一、“全球城市”目标 |
| 二、央地法律保障 |
| 三、公共部门设置 |
| 第二节 2006 年布市的对外事务 |
| 一、双边事务 |
| 二、多边事务 |
| 三、国际技术合作 |
| 四、国际融资 |
| 第三节 布市对外事务的新发展 |
| 一、旅游和文化:优势资源实现外向增长 |
| 二、承办国际活动 |
| 第五章 联邦各省的对外事务实践 |
| 第一节 联邦各省的对外事务机制 |
| 一、地方对外事务的部门设置 |
| 二、区域机制 |
| 第二节 基础设施建设 |
| 一、新库约区域:两洋走廊中线铁路、新黑水跨国隧道 |
| 二、北格兰德区域:贝尔格拉诺货运铁路 |
| 第三节 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
| 一、门多萨省:多元开采的“矿产大省” |
| 二、圣胡安省:两大世界级金矿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3）世界银行教育政策测评工具研究 ——教育援助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一、对于国际教育援助的研究 |
| 二、对于世界银行与教育发展的研究 |
| 三、对世界银行教育政策测评(SABER)的研究 |
| 第三节 问题提出与概念界定 |
| 一、问题提出 |
| 二、关于SABER |
| 第四节 研究方案设计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国际教育援助与世界银行 |
| 第一节 国际教育援助概述 |
| 一、国际教育援助的兴起与发展(二战后——20 世纪60 年代) |
| 二、国际教育援助的调整时期(20 世纪70——80 年代) |
| 三、国际教育援助的深化阶段(20 世纪90 年代——21 世纪初) |
| 四、国际教育援助的全面发展(进入21 世纪以来) |
| 第二节 世界银行国际教育援助的历史审视 |
| 一、起步阶段:从教育硬投资转向软投资 |
| 二、拓展阶段:扩大教育援助范围 |
| 三、调整阶段:援助重点从资金投入转向技术援助 |
| 四、提升阶段:新兴援助融资方式及测评工具开发 |
| 第三章 世界银行教育政策测评工具概况分析 |
| 第一节 目标与领域 |
| 一、世行开发教育政策测评工具的目标 |
| 二、世行教育政策测评工具的主要领域 |
| 第二节 世行教育政策测评工具的主体框架 |
| 第三节 世行教育政策测评工具的反馈性评估 |
| 第四节 基于评估结果对各国提供教育改革建议 |
| 第四章 从教育援助路径看世行教育政策测评 |
| 第一节 知识型援助:世行教育政策测评的佛得角案例 |
| 第二节 技术型援助:世行教育政策测评的斐济案例 |
| 第三节 资金型援助:世行教育政策测评的尼日利亚案例 |
| 第四节 合作型援助:世行教育政策测评的芬兰案例 |
| 第五章 从教育援助的目标与效果看世行教育政策测评 |
| 第一节 世行教育政策测评与教育援助目标 |
| 第二节 世行教育政策测评与教育援助效果 |
| 一、以评促建:助力各国完善其教育系统 |
| 二、以评促研:促进跨国、跨区域教育政策领域的比较研究 |
| 三、以评固权:世行巩固其在全球教育治理中话语权 |
| 第六章 思考与启示 |
| 一、世界银行教育政策测评进一步加大教育援助市场化性质 |
| 二、世界银行测评使教育援助捆绑附加条件 |
| 三、世界银行教育政策测评对我国教育援助的启示 |
| (一)注重教育援助的有效性 |
| (二)坚持“维护自主性”的教育援助平等原则 |
| (三)进一步提升教育援助国际合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意义、不足 |
| 第一章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发展轨迹 |
| 第一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逻辑 |
| 一、资本主义的入侵催生了近代国家观念和科技救国思潮的产生 |
| 二、二十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
| 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实践 |
| 第二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与影响因素 |
| 一、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 |
| 二、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形成过程 |
| 一、萌生阶段(1930-1955):在救国思想主导下,初步接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努力掌握专业知识 |
| 二、发展阶段(1956-1981):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系统工程思想逐步成熟 |
| 三、成熟阶段(1982-1996):在邓小平理论的影响下,开始用社会工程思想思考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
| 四、完善阶段(1997-2009):在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影响下,以“钱学森之问”为标志继续思考国家重点领域的发展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钱学森关于时代发展特征的分析 |
| 第一节 对时代发展特征的把握分析(一):“科学技术”视角 |
| 一、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不断发展 |
| 二、当今世界科技发展呈现“大科学”发展态势 |
| 三、把握产业革命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发展 |
| 第二节 时代发展特征的把握分析(二):“世界社会形态”视角 |
| 一、世界社会形态是世界历史发展到信息革命时代的阶段性特征 |
| 二、信息化、差异化、资本化是时代发展的重要趋势 |
| 三、钱学森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解读 |
| 第三节 对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重大任务的认识 |
| 一、第一次社会革命奠定了当前中国发展的制度优势、思想优势 |
| 二、第二次社会革命亟需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协调发展的问题 |
| 三、主动为第三次社会革命作准备 |
| 第四节 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战略对策 |
| 一、 “时代差”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 |
| 二、科技立国重要性日益凸显 |
| 三、用系统视角分析时代问题 |
| 第五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总体内容 |
| 一、基本理念与创新主张 |
| 二、方法支撑和具体运用 |
| 三、主要框架及基本内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钱学森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创新探索 |
| 一、瞄准新兴产业革命推动国家产业不断升级 |
| 二、加强三大经济学研究助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
| 三、运用系统工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 |
| 四、创造性地提出人民体质建设主张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一):大力开展“科技经济建设” |
| 一、科技是21 世纪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核心 |
| 二、发挥社会主义国家优势大力推进科技经济建设 |
| 三、建设主动型“宏观控、微观放”的科技经济管理体制 |
| 四、依靠伦理、管理、法理规约科技经济行为 |
| 第三节 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二):重视发展“人民体质建设” |
| 一、从整体的角度规划人民体质建设 |
| 二、深入研究人体科学 |
| 三、推进医学改革 |
| 四、关心重视老龄人口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创新探索 |
| 一、钱学森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及必要性 |
| 二、钱学森论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
| 三、研究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思想建设是“主观表现” |
| 一、思想指导: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 |
| 二、 理论研究:思维科学、系统科学、社会科学加行为科学是关键 |
| 三、技术手段:思想政治社会工程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客观表现” |
| 一、 “中国文化是强大的国力” |
| 二、传统文化的扬弃主张 |
| 三、建设21 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
| 四、21 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钱学森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创新探索 |
| 一、较早进行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研究 |
| 二、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主张 |
| 三、主张建立行政科学理论体系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一):政体建设 |
| 一、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看法与主张 |
| 二、行政机构必须因时因事进行调整 |
| 三、建立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行政工作体系 |
| 四、总体设计部:现代国家智库建设的雏形 |
| 五、中央科学技术委员会:加强科学技术的综合管理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二):法律建设 |
| 一、法治以实现对社会和国家的最佳治理为目的 |
| 二、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系统工程 |
| 三、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系统工程 |
| 第四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三):民主制度建设 |
| 一、为完善基本民主制度献计献策 |
| 二、探索落实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路径 |
| 三、开展人民政协学研究助力协商民主 |
| 第五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四):党的建设 |
| 一、钱学森对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的建议和主张 |
| 二、钱学森关于领导科学及领导干部的培养主张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钱学森关于地理建设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钱学森提出地理建设的过程及基本主张 |
| 一、钱学森提出地理建设的过程 |
| 二、地理建设的主要内涵 |
| 三、地理建设的理论依据 |
| 第二节 基础设施建设:国土工程 |
| 一、把交通建设作为地理建设之本 |
| 二、在“尊重”和“创造”基础上开展水利建设 |
| 三、发展沙产业、林产业、草产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 |
| 四、加快现代城市建设 |
| 五、推进重点地区发展 |
| 第三节 地理建设(二):生态环境保护 |
| 一、国家再生资源委员会:规划资源回收利用 |
| 二、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
| 三、灾害学研究:科学防治自然灾害 |
| 四、城市学研究:山水城市发展主张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钱学森关于教育、科技、外交、国防发展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加快教育事业发展 |
| 一、教育是第一位的大事 |
| 二、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 |
| 三、进行全面的教育改革 |
| 四、开展大成智慧教育 |
| 第二节 推动科学技术发展 |
| 一、党要不断提升科技领导力 |
| 二、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 |
| 三、面向群众开展科普宣传 |
| 第三节 积极践行和平外交政策 |
| 一、平等是外交的基础 |
| 二、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
| 三、贯彻世界范围内的群众路线 |
| 四、大力维护国家安全 |
| 第四节 推进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 |
| 一、认真研究21世纪国防建设重点问题 |
| 二、加强战略战术运用确保打赢现代战争 |
| 三、顺应国际军事变革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总体评价与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贡献 |
| 一、以系统理论创新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问题 |
| 二、深入阐明了科学技术推动国家进步发展的作用机理 |
| 三、为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的难点和热点献计献策 |
| 四、解读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的某些重要论断和观点 |
| 五、提出并尝试破解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发展问题 |
| 第二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特点 |
| 一、科学家的理想性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
| 二、技术方法的科学性与具体场景的适用性 |
| 三、学理上的逻辑性与实践中的有限性 |
| 第三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评价 |
| 一、性质上:它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阶段性:它是还不成熟、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
| 三、实践上: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
| 第四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教育启示 |
| 一、树立求真求实态度,认真研究国家发展中的各类问题 |
| 二、汲取人物思想智慧,助力推动思政教育创新发展 |
| 三、注重资源开发利用,挖掘展现先进群体精神风貌 |
| 四、贯彻立德树人方针,实现高等教育道德性与知识性逻辑的统一 |
| 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强化科学家队伍的国家观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非洲外债问题研究 ——历史演进、深层逻辑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和论文结构 |
| 二 债务问题相关概念 |
| 三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第一章 非洲债务问题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非洲债务形成与发展的逻辑 |
| 第二节 非洲债务问题历史回顾 |
| 一 第一个时期(20世纪50、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 |
| 二 第二个时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 |
| 三 第三个时期(2000 年至2008年) |
| 四 第四个时期(2008 年至2019年) |
| 第三节 国际主权债务的处理机制 |
| 一 双边主权债务处理:巴黎俱乐部 |
| 二 多边主权债务处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 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非洲国家贷款情况 |
| 第四节 非洲债务问题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焦点 |
| 一 非洲国家的投融资需求及资金瓶颈 |
| 二 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的主要关注点 |
| 第二章 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的特点及成因 |
| 第一节 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可持续性分析 |
| 一 基于静态指标分析 |
| 二 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可持续分析框架(DSF) |
| 三 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的主要特征 |
| 四 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总体可控 |
| 第二节 非洲债务问题的比较分析 |
| 一 地区横向比较 |
| 二 历史纵向比较 |
| 第三节 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的直接原因 |
| 一 债务规模持续上升,产业结构和发展动力单薄 |
| 二 债务结构出现不良趋势,债务不稳定性增加 |
| 第四节 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的根源 |
| 一 对外依赖的思想惯性与政治民主化的相互强化 |
| 二 市场化融资迅猛增长与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的共同作用 |
| 三 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需要较长时间来消化 |
| 第三章 非洲债务问题的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肯尼亚案例分析 |
| 一 肯尼亚宏观经济现状 |
| 二 肯尼亚债务问题分析 |
| 第二节 吉布提案例分析 |
| 一 吉布提宏观经济现状 |
| 二 吉布提债务问题分析 |
| 第三节 非洲资源国案例分析 |
| 一 刚果(金)案例分析 |
| 二 刚果(布)案例分析 |
| 三 赞比亚案例分析 |
| 第四章 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的影响 |
| 第一节 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对非洲的影响 |
| 一 偿债负担及风险快速上升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 |
| 二 外债来源多元化增大了非洲国家抵抗风险的难度 |
| 三 非洲资源型国家的再融资成本和风险明显上升 |
| 四 非洲国家应加强债务管理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 |
| 第二节 中国对非融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一 21世纪以来中非经贸关系的发展 |
| 二 中国对非贷款的主要特征 |
| 三 中国主要对非贷款机构 |
| 四 中非融资合作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对中非合作的影响 |
| 一 直接导致中国对非贷款风险上升 |
| 二 影响中国企业对非贸易、工程承包和投资经营 |
| 三 中国在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中的角色引发争议 |
| 四 暴露出中国对非投融资合作管理的问题与不足 |
| 五 中非经贸合作提质升级面临紧迫压力和新机遇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 英文着作和报告 |
| 二 英文期刊论文 |
| 三 英文网络资源 |
| 四 中文着作和译着 |
| 五 中文期刊论文 |
| 六 中文网络资源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精准扩中”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精准扩中”的研究背景与提出 |
| 第二节 “精准扩中”路径研究选题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精准扩中”相关概念 |
| 一、阶级、阶层、群体 |
| 二、中间阶层、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 |
| 三、“粗放扩中”、“精准扩中”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中等收入群体内涵与划分标准 |
| 二、关于中等收入群体测算及影响因素 |
| 三、关于中等收入群体功能 |
| 四、关于中等收入群体发展对策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点 |
| 第六节 研究思路及研究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精准扩中”路径研究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的收入分配理论 |
| 一、马克思研究分配问题根本原则 |
| 二、毛泽东关于分配领域思想 |
| 第二节 共同富裕论 |
| 一、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 |
| 二、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共同富裕 |
| 三、以科学发展观推动共同富裕 |
| 四、以中国梦引领共同富裕 |
| 第三节 公平效率论 |
| 一、效率优先论 |
| 二、公平优先论 |
| 三、公平与效率兼顾论 |
| 第四节 社会阶级与分层论 |
| 一、马克思主义阶级观 |
| 二、现代西方分层理论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群体分层思想 |
| 第三章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演变、测度及协整检验 |
| 第一节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演变轨迹及特点 |
| 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演变轨迹 |
| 二、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演变特点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与中等收入群体演变 |
| 一、经济增长与中等收入群体演变 |
| 二、产业结构变迁与中等收入群体演变 |
| 第三节 制度变迁与中等收入群体演变 |
| 一、所有制变迁与中等收入群体演变 |
| 二、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与中等收入群体演变 |
| 第四节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测度 |
| 一、数据来源、测算标准及方法 |
| 二、全国、城镇、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数量、比重及变化 |
| 三、代表性地区浙豫甘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状况 |
| 第五节 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存量与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协整检验 |
| 一、研究方法、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
| 二、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
| 三、协整关系分析 |
| 四、结论及建议 |
| 第四章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现状与“精准扩中”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中等收入群体基本特点 |
| 一、中等收入群体构成来源多样化 |
| 二、中等收入群体价值观念多元化 |
| 三、中等收入群体消费观念现代化 |
| 四、中等收入群体的脆弱性 |
| 第二节 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特征 |
| 一、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增速放缓 |
| 二、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城乡差距明显 |
| 三、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区域差距突出 |
| 第三节 “精准扩中”现实困境 |
| 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 |
|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挑战 |
| 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
| 四、农户思想观念落后、农村空心化现象凸显 |
| 五、“潜在中等收入者”识别障碍 |
| 六、社会阶层固化 |
| 第五章 “精准扩中”国际视野与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中产阶层兴衰与收入调节 |
| 一、美国中产阶级形成原因及基本特点 |
| 二、美国收入调节与中产阶级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日本中产阶层与“M型社会”新趋势 |
| 一、日本中产兴起及影响 |
| 二、“M型社会”到来 |
| 第三节 瑞典福利社会与中产危机 |
| 一、瑞典中产阶层兴起 |
| 二、瑞典中产危机 |
| 第四节 国外中产阶层发展与收入调节对我国“精准扩中”的启示 |
| 一、中产阶层发展道路各具特色 |
| 二、建立精简高效现代型政府 |
| 三、加大教育体制改革 |
| 四、发挥政府在再分配中作用 |
| 第六章 “精准扩中”阶段目标与实现路径 |
| 第一节 我国高、中及低收入群体比重及数量演变趋势分析 |
| 第二节 “精准扩中”阶段目标 |
| 一、模型说明 |
| 二、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精准扩中”制度保障 |
| 第四节 “精准识别”技术支持 |
| 第五节 “精准施策”具体路径 |
| 一、“精准扩中”实现路径之一——“提低” |
| 二、“精准扩中”实现路径之二——“稳中” |
| 三、“精准扩中”实现路径之三——“调高”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一、经济发展是“精准扩中”内生动力 |
| 二、制度创新是“精准扩中”有力推手 |
| 三、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区域差距突出、增长速率递减 |
| 四、“精准扩中”回旋空间重点在农村 |
| 五、“精准扩中”存在诸多制约因素 |
| 六、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
| 第二节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文中相关计算matlab程序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7）东南亚“全球城市”环境治理的多层次国际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不足 |
|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与论文架构 |
| 四、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东南亚城市环境问题及治理困境 |
| 第一节 雅加达的环境问题及治理困境 |
| 第二节 马尼拉的环境问题及治理困境 |
| 小结 |
| 第二章 主体治理:城市层面的国际合作 |
| 第一节 环境治理中的城市 |
| 第二节 雅加达大都会层面的环境治理国际合作 |
| 第三节 马尼拉大都会层面的环境治理国际合作 |
| 小结 |
| 第三章 授权治理:国家层面的国际合作 |
| 第一节 环境治理中的国家与城市 |
| 第二节 印度尼西亚政府层面的国际合作 |
| 第三节 菲律宾政府层面的国际合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服务治理:区域层面的国际合作 |
| 第一节 城市环境治理的东盟机制 |
| 第二节 东盟层面的国际合作 |
| 小结 |
| 第五章 协调治理:跨国城市网络层面的国际合作 |
| 第一节 环境治理中的全球性跨国城市网络 |
| 第二节 环境治理中的区域性跨国城市网络 |
| 小结 |
| 第六章 多层次国际合作治理的经验、困境及解决之道 |
| 第一节 多层次国际合作治理的经验 |
| 第二节 多层次国际合作的困境及解决之道 |
| 小结 |
| 结束语:未竟的治理进程 |
| 一、初步的结论 |
| 二、进一步思考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后记 |
（8）城市体验与体验型城市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研究目标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文本阅读与城市阅读研究综述 |
| 1.2.2 用户体验研究综述 |
| 1.2.3 城市设计研究综述 |
| 1.2.4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的内容、方法、理论框架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3.4 研究创新点 |
| 2 都市人 |
| 2.1 从城市到都市 |
| 2.1.1 城市与都市 |
| 2.1.2 都市:现代化的城市 |
| 2.2 城市人与都市人 |
| 2.2.1 城市与城市人 |
| 2.2.2 都市人 |
| 2.2.3 同为主体与客体的都市人 |
| 2.3 都市人所处的场域与心灵图景 |
| 2.3.1 社会发展的都市化倾向与后现代流动空间 |
| 2.3.2 景观社会与日常审美生活化 |
| 2.3.3 欲望、享乐与当代都市人 |
| 2.4 城市的语境呈现及对都市人心灵空间的形塑 |
| 2.4.1 城市建筑的语境呈现 |
| 2.4.2 城市对都市人心灵空间的形塑 |
| 3 体验 |
| 3.1 “体验”的概念 |
| 3.1.1 “体验”的词语史 |
| 3.1.2 “体验”的概念史 |
| 3.2 体验的产生机制和类型 |
| 3.2.1 体验的产生 |
| 3.2.2 体验的极致 |
| 3.2.3 体验的分类 |
| 3.3 体验哲学 |
| 3.3.1 体验哲学的提出 |
| 3.3.2 体验哲学即生命哲学 |
| 3.3.3 以体验为哲学基础的城市研究 |
| 4 体验城市和城市体验 |
| 4.1 体验城市 |
| 4.1.1 体验城市的四种面向 |
| 4.1.2 体验城市诸种路径 |
| 4.2 城市体验 |
| 4.2.1 城市体验的特性 |
| 4.2.2 城市体验的共性 |
| 4.2.3 城市体验的测度与比较 |
| 4.3 城市声誉悖论 |
| 4.3.1 遗产中的遗憾 |
| 4.3.2 悖论不悖 |
| 5 城市体验四维模式 |
| 5.1 城市意象对城市体验的影响 |
| 5.1.1 城市意象与城市体验 |
| 5.1.2 城市意象导向下的城市体验感知 |
| 5.2 城市定位对城市体验的影响 |
| 5.2.1 城市定位 |
| 5.2.2 城市定位与城市体验的关系 |
| 5.2.3 不同城市定位下的城市体验营造 |
| 5.3 城市事件 |
| 5.3.1 城市事件的多元性 |
| 5.3.2 城市事件的功能性 |
| 5.3.3 城市事件的体验性 |
| 5.4 城市文化 |
| 5.4.1 城市文化的形成、个性与传播 |
| 5.4.2 城市文化与都市人 |
| 5.4.3 城市人本体验与文化回归 |
| 6 构建体验型城市 |
| 6.1 体验型城市及城市体验化 |
| 6.2 使命 |
| 6.3 构建体验型城市的路径与策略 |
| 6.3.1 城市意象维度策略 |
| 6.3.2 城市定位维度策略 |
| 6.3.3 城市事件维度策略 |
| 6.3.4 城市文化维度策略 |
| 7 总结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城市体验可行性评价 |
| 7.3 城市体验局限性评价 |
| 7.4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相关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在经济集聚中兼顾效率与平衡 ——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和选题的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章节安排 |
| 1.3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兼顾效率与平衡的区域政策选择 |
| 2.1 空间中性与空间干预政策 |
| 2.1.1 空间中性政策主要观点 |
| 2.1.2 空间干预政策主要观点 |
| 2.1.3 空间中性与空间干预政策的争论 |
| 2.2 空间均衡模型 |
| 2.2.1 空间均衡模型的理论阐述 |
| 2.2.2 空间均衡模型的政策含义 |
| 2.2.3 空间均衡模型是否成立 |
| 2.3 相关实证研究 |
| 2.4 本章结论与启示 |
| 第三章 在哪里创业更有效率? |
| 3.1 引言 |
| 3.2 文献综述 |
| 3.3 理论模型 |
| 3.3.1 消费者行为 |
| 3.3.2 运输成本 |
| 3.3.3 生产者行为 |
| 3.3.4 均衡求解 |
| 3.4 模型设定、数据与变量说明 |
| 3.4.1 计量模型 |
| 3.4.2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3.4.3 变量说明 |
| 3.5 模型估计结果 |
| 3.5.1 市场潜能影响创业活动的基准模型 |
| 3.5.2 改变市场潜能的测度形式 |
| 3.5.3 改变创业活动的测度指标 |
| 3.5.4 内生性的处理 |
| 3.5.5 市场潜能对不同分位点创业活动的影响 |
| 3.6 进一步分析:地理衰减效应 |
| 3.6.1 市场潜能对创业活动的地理衰减效应 |
| 3.6.2 地理衰减效应的进一步考察:企业异质性 |
| 3.7 市场潜能、政府干预与创业活动 |
| 3.8 本章结论与启示 |
| 第四章 在哪里就业收入更高? |
| 4.1 引言 |
| 4.2 文献综述 |
| 4.3 模型设定、数据与变量说明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数据来源 |
| 4.3.3 变量说明 |
| 4.4 模型估计结果 |
| 4.4.1 市场潜能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平均效应 |
| 4.4.2 市场潜能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异质性效应 |
| 4.5 本章结论与政策含义 |
| 第五章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
| 5.1 引言 |
| 5.2 文献述评 |
| 5.3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5.3.1 模型设定 |
| 5.3.2 变量说明 |
| 5.4 模型估计结果 |
| 5.4.1 空间效率:市场潜能对地区增长的影响 |
| 5.4.2 区域平衡:劳动力流动的作用 |
| 5.5 本章结论与启示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集中在大市场创业更有效率 |
| 6.1.2 在大市场就业依旧存在收入优势 |
| 6.1.3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
| 6.2 政策启示 |
| 6.2.1 实施"以人为主、以地为辅"的区域政策组合 |
| 6.2.2 放弃经济总量意义的区域平衡目标 |
| 6.2.3 特大城市需要包容的人口政策 |
| 6.2.4 强化都市圈和城市群的抓手功能 |
| 6.3 研究展望 |
| 6.3.1 强化经济集聚的多维绩效研究 |
| 6.3.2 系统评估基于地方的空间干预政策 |
| 6.3.3 解决模型估计的动态化与自选择问题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10）全球治理公共产品与中国经验 ——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二、理论背景与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全球治理变革与中国地位 |
| 一、全球治理相关概念界定 |
| 二、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内涵和逻辑 |
| 三、中国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重要一员 |
| 四、推动营商环境评估项目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 第二章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项目及其研究 |
| 一、DB的起源 |
| （一）私营部门发展与“华盛顿共识” |
| （二）经济发展的制度研究路径 |
| （三）世行的转变与DB的产生 |
| 二、DB的构成和运行 |
| （一）DB项目运作流程 |
| （二）DB数据以及评价体系 |
| 三、学界和世界银行对DB项目的研究 |
| （一）世行集团自身的DB研究 |
| （二）学界对DB的研究 |
| 第三章 DB对中国的定位及其问题 |
| 一、DB的解释力 |
| 二、中国在DB评估中的坐标 |
| 三、DB项目对中国的启示和问题 |
| 第四章 用中国经验改进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 |
| 一、营商环境监管质量评估的优劣 |
| 二、DB需要构建完整的营商环境法律法规评估体系 |
| 三、DB应改进指标处理方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世行报告评点中国五大城市投资环境（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阿根廷的地方对外事务理论与实践研究[D]. 朱锐.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12)
- [3]世界银行教育政策测评工具研究 ——教育援助的视角[D]. 白宇.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4]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D]. 王秀芳. 兰州大学, 2021(09)
- [5]非洲外债问题研究 ——历史演进、深层逻辑及其影响[D]. 蒲大可.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6]“精准扩中”路径研究[D]. 李波.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7]东南亚“全球城市”环境治理的多层次国际合作研究[D]. 汪炜. 暨南大学, 2019(08)
- [8]城市体验与体验型城市构建研究[D]. 王济民. 武汉大学, 2018(03)
- [9]在经济集聚中兼顾效率与平衡 ——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D]. 丁嵩.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9)
- [10]全球治理公共产品与中国经验 ——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为例[D]. 凡帅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