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坝灌区罗城村农民用水协会的实践与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苏建军[1]（2021）在《节水灌溉技术在农村水利工程中的应用》文中研究说明水资源的利用,不仅关系到农民的经济收入,还关系到我国农业的发展前景。对于现代农业发展而言,要想减少水资源浪费,增大水资源利用率,必须拥有高效的节水灌溉技术。加强灌溉技术的科学合理性,不仅可以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还能节省大量的农业成本,在保证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前提下,获得最大化的经济效益,推动农业经济、生态经济与社会经济的协同进步。
史汶昕[2]（2019）在《山西省潇河流域管理机构研究（1949年-1990年）》文中提出潇河流域的跨行政区管理机构潇河水利委员会/管理局的性质是一个“自收自支,自负盈亏,以丰补歉,自求平衡”的经济实体。其主要从事灌溉供水,相应开展综合经营工作。虽然组织架构几经变迁,单位名称屡次更改,但其本质属性和主要任务都未曾改变。其通过水费征收、发展副业,潇河水利委员会/管理局实现了运营管理的自给自足;其通过水规制定,水利规划设计,走群众路线,实现了潇河流域的水利治理完善;通过机构内部科室结构调整、人员优化配置,实现了管理上和工程建设上的技术型导向,提升了经济效益。潇委会在波折中不断调整适应时代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状况,从单纯“管理”到综合“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经历的一个缩影,同时也证明了民主管理、面向市场、不断改革的正确性。该管理机构为潇河流域的综合治理做出了极大贡献。依托建国后行政上的村社大队-村-县-市组织管理体系和其本身兴建农田水利设施、防洪防涝防旱防灾、大力发展生产,其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水利社会秩序——原有因自然区域被行政区划分割而产生的水利水权纠纷、农民负担加重都被彻底解决,由此也实现了新中国地域性水利治理背景下的新的流域水利秩序重构。
谢冰梅[3]（2018）在《广西G市谢村的公共事物治理之路研究》文中提出如何克服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个人机会主义诱惑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和求解的问题,目前给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有唯国家、唯市场、以及分别以制度主义视角和社会资本视角进行解释分析的社会自主治理。为探究影响农村公共事物治理中集体行动问题的深层因素、探寻有效可持续的农村公共事物治理之道,本文以广西G市谢村为个案、通过采用参与式观察法、深入访谈法对其公共事物治理情况作质性研究。分析发现,谢村内公共事物治理成功的案列,其原因并不是因为政府强制、产权私有化,也不是因为奥斯特罗姆式精致的制度规则,甚至不是社会资本,而是因为其治理的方式方法与当地居民文化的契合,而在谢村,这一文化主要集中体现于当地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并包容地缘关系的宗族关系、宗族文化。本文尝试给出农村公共事物治理的一种可能性途径: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给予农村充分的自主治理权,使村民在法律的框架下以宗族关系为基础自主形成共同体,再以宗族共同体合作的方式一步步实现农村以发展和上进为目的自主治理。
黄超[4]（2018）在《道德变迁视角下的裕固族移民社区的社会转型研究 ——以裕固族自治县柳方村为例》文中指出少数民族异地移民搬迁引起民族文化变迁的同时,也带来了民族移民社区的社会转型,对少数民族移民社区社会转型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乡村社会转型理论,而且有利于移民社区的社会整合和社区发展。本研究从道德变迁的视角出发,以一个裕固族移民社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田野调查方法收集研究资料,通过深描和比较分析,呈现了裕固族移民生产方式转型带来的家庭、邻里、社区等群体和组织在结构、功能及道德规范等方面的转型过程,从而整体性地反映了少数民族移民社区社会转型过程,揭示了社会转型的机制。移民搬迁促使移民生计方式完成了“定居牧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的转型,移民身份实现了“定居牧民-传统农民-现代农民”的转型,发展理念由“生存性发展”理念向“投资性发展”理念的转型。在发展转型的推动下,移民的家庭结构、功能、家庭成员关系中的道德规范发生变迁。移民家庭结构核心化速度加快,客观上形成了各司其职分工合作的夫妻道德规范,家庭代际关系呈现出赡养负担减轻、抚养责任加重子代为重的特征,兄弟姐妹之间基于人情伦理的礼仪性互动依然存在,但互动过程中的利益考量成为影响兄弟姐妹关系的重要因素。移民搬迁使得移民邻里关系发生了转型。以人情化为主要特征的邻里道德规范进入移民社区之后,更多地呈现出利益性交换的特征。移民生计方式从牧业向农业转型的过程中,对灌溉系统的依赖,客观上要求成立新的邻里组织——方田,方田在移民社区建设、灌溉管理、组织生产、社区管理、娱乐整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管理运行机制,在运行过程中形成了以方田整体利益至上及对斤斤计较者排斥的组织伦理。在发展乡村经济和“项目制”背景下,移民社区基层组织的功能实现了由移民前主要承担税金收缴等“向上”的职能向“向下”的转型,村委会的职责除了日常管理服务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申请各种发展项目。在项目的申请和分配的实践中,社区公共道德从移民初期的机会均等的公平观向工具性公平观的变迁。在移民社区发展过程中,移民们为了实现相关家庭的利益,适时组织成立小群体,开展超越家庭、方田、社区组织、甚至是跨社区的利益争取和权益维护的实践,有选择地运用人情、亲戚、道德、法律等规范实现自我利益,移民社区的道德整合机制呈现出“混合性道德规范”的特征。从道德变迁的视角出发考察裕固族移民社区的社会转型过程,发现从移民个体联结成群体和组织的社会联结纽带的性质来看,移民社区的社会结构由“人情性差序场”向“混合性差序场”转型;移民互动规范从“人情性道德规范”向“工具性道德规范”变迁;共同体的道德内涵从价值引导的工具转型为利益调整的工具。从裕固族移民的社区社会转型机制来看,发展转型是移民社区社会转型的外源性推动力量,移民主体在发展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移民社区转型的内源性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口流动加速了移民社区的社会转型过程。
陈霞[5]（2017）在《道备村：集体化时代的村干部与乡村日常生活》文中认为农村社会是中国传统聚落社会的代表,村民生活是社群活动的逻辑源出。而在去今已然一个甲子的集体化时代,是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发生剧烈变化的历史时段。对该时期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共政权的性质,并进一步理解过去和反观现在。就这一意义而言,对于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的研究是勾连传统中国与当代中国的纽带,对于集体化时代乡村干部群体的研究则是探寻干部的村落精英身份与社群个体角色在心理调适和行为选择中如何实现统一的过程。本文以20世纪50-70年代的道备村庄档案和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关于“道备计划”的数次田野访谈资料为基础,落实在山西平遥道备村这一考察点,以考察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为研究主题。具体而言则从聚落的时空环境和日常生活状况、建国前后基层精英和公共组织的演变过程、带有身份标签的乡村政治主体的日常行为实践、回归农业生产并服膺于集体劳动中的干部角色、革命话语下干部的仪式化运动和剧场化生活共五个方面展开来回应如上主题内容。本文以乡村干部为主题,意在将乡村干部这一象征性身份和代表性角色作为线索,从历史纵向的发展维度上来认识和比较时代特点和精英特征;从社会生活这一横向维度上来观察集体化时代村庄社会中各个主体和各种生活场域的发展概况。以乡村干部为主题但不局限于此,最终是要指向这一时期的村庄社会以及村庄中的“人”。作为一个历史可考将近三百年的村子,道备村处于晋商渊薮之地,传统时期受农、商二元生存逻辑的影响。及至当代,村庄内部受革命意识形态和传统行为逻辑的影响。集体化时代,乡村干部所具有的革命“身份”特征在村落实践当中以“反身份”的权力消解内化于深厚的文化传统当中。本文以乡村干部为关照主体,通过对集体化时代的道备村庄社会和村庄内的社群主体进行细致地描述和全景式的呈现以期对该时期的乡村日常生活和国家权力实践进行再解读。
吴秋菊[6]（2016）在《论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理论内涵与制度完善 ——基于农田水利治理的经验考察》文中研究指明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理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实践探索中产生的,后为党和国家的农业、农村发展制度所确立的制度理论。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理论于1999年被写入《宪法》,成为了指导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基础性制度理论,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范畴。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理论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该理论却并未真正走向完善。事实上党的十一届八中全会关于农业发展制度的争论就已经为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理论的曲折式发展埋下了伏笔。1991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八中全会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讨论中,一个争论的焦点是,农业发展是应当进一步完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还是应当加强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1999年双层经营体制被写入《宪法》,然而在我国农业发展的制度体系中,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已经失去了其重要位置,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取而代之成为发展重点。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是对我国小规模经营农业的基本描述,小规模经营农业是我国农业转型的基本背景和条件。因而,我国的农业现代化转型需要回答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就是小规模经营农业如何实现社会化大生产的问题,不论是农村双层经营体制还是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其基本的理念都是要实现小规模农业与大生产的对接。然而,单纯地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还并不足以解决小规模农业与大生产对接的问题,近年来农田水利发展中曝露出的问题即是说明。本文对中部地区农业与农田水利发展典型县——沙洋县——的考察发现,随着小型农田水利治理市场化、社会化改革的实施,沙洋县农田水利的发展反而陷入了困境——高成本并高风险的井堰式微型灌溉系统兴起,以及低成本且低风险的规模水利遭遇瓦解。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理论的意涵也包含了农业生产性公共事务治理的面向,它表明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生产性公共事务治理的可能。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理论相比一般的公共事务治理理论体现出一定程度的优势,一方面在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下,生产性公共事务的治理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本身也可以看做是社会化的公共事务治理主体,但是组织与其成员之问的经济关系已经相当明晰；另一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本身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自治的经验,这些经验都可以转化成为其治理资源。所以,农田水利的治理制度建设依然应当选择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作为其理论依据。本文以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理论为依据探索了农田水利的治理之道,这部分的内容也相当于是对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理论现实意义的阐述。所以,在我国健全农业发展制度体系的当下,应当认识到完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制度规范建设的重要性。本文的研究表明了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理论完善的基本路径：一是要明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二是要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建设。
潘明涛[7]（2014）在《海河平原水环境与水利研究（1360-1945）》文中研究指明在海河平原,水利对当地半干旱农业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水利能否在生产中稳定持续发挥作用,取决于水源和水利设施。自1360至1945年期间,海河平原水利经历了剧烈的波动,渠道灌溉最终式微,而井水灌溉后来者居上,成为该地主要灌溉方式。近六百年来水利的变迁过程,不仅与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从根本上来说,是海河平原水环境衰退的结果。一定区域内的水环境主要由河流、淀泊和地下水组成。自晚全新世开始,海水消退,海河平原中东部地区的陆地逐渐显露,但由于积水较为严重,许多地方仍不宜居住。早期人口主要分布在太行山东麓及燕山南麓地势相对较高的地区,随着海河水系趋于稳定,水利也出现在这一带,并逐步向东扩展。总体来看,几千年来海河平原水环境以衰退为大势,但对人类而言,中古以前的地表水量仍过多,涝灾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大致到唐代,海河平原水环境恰好处于一个比较适宜人类生活和生产的阶段,加之社会稳定,经济状况良好,水利在此时最为兴盛。待北宋建立塘泺防线,开始出现水源不足,大规模的人工引水活动随之兴起。自1360年开始,海河平原气候趋于稳定,以干冷为主,学界称其为明清小冰期。这种稳定是相对而言,期间也出现几次回暖,且时长不一,最短10年左右,最长60年左右。温润气候容易带来充沛降雨,使得河道充盈。明清时期水利有两个小高峰期,一个是1531至1590年间,另一个是1725至1765年间。前者由于降水一度好转,水环境状况有所改善；后者得益于朝廷在直隶建立的治水机制,面对涝灾采用“化害为利”的疏水方式,在充足经费的保障下,水利呈现短暂繁盛。但在超过三分之二的时期中,海河平原气候以干冷为主。由于降水减少,地表季节性河流增多,断流现象较为严重,较大的淀泊水域面积持续减小,部分小淀泊与湿地彻底消失。地下潜水层也因长期无法得到持续补给,泉脉开始出现微弱或淤塞现象。为了获得农业生产用水,晚近时期流行大规模植树活动,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涵养水源,企图改变日益衰退水环境。此外民国时期曾举行几次凿泉活动,试图重振水利,但均无多少成效。这种背景下,渠道灌溉在地域上减退至海河平原西部地区。19世纪初的气候和以往略有不同,降水较多,但气温偏冷,这种冷湿气候和通常的干冷、湿润状况恰好相反,表明了气候和水文关系的复杂性,上一次出现类似的气候可追溯至10至13世纪初。虽然降水充足,但海河平原水利却萎靡不振,低洼之处的积水多年无法排泄,年愈淤塞,形成恶性循环,表明了制约水利因素的多重性。缺少必要水利设施源于财政上的困窘,军费、黄河及运河花费了朝廷巨大的精力,加之工料物价上涨、银贵钱贱和河员腐败现象迭现,导致朝廷不得已采取消极的水利政策敷衍了事。明清时期漳水北路迁徙无定,滏水流域曲周以下县份形成“因势而导”的农作习俗,县际水案基本绝迹。自16世纪以来,滏水上游磁州、邯郸和永年因水利规模渐扩而争讼不断。磁州凭自然优势,在水案中得到官府支持,通过立碑、书写、传唱的方式对内外强化了他们对滏水的“实际所有权”。永年在水案结果中屡次败诉,被迫调整食粮种植结构,以适应逐渐滏水的短缺局面。水案在几百年中时空分布的转移,最终以牺牲永年的利益而渐息。另外,滏阳河流域闸内由于权益和责任的表达不甚明确,使得闸渠湮废后难以及时重建；在邢台县,形成了以“镰”为中心的使水制度,这种权利和义务的一体化形式,保障了水利能够在较长时期内稳定运行；而唐县广利渠在二百多年中的状况表明,水利的兴衰并不仅是人事问题,更多由生态恶化所导致。由于地下蓄水层受外界气候影响较小,水量流失缓慢,较之地面河流,能保持相对较长的稳定性,井灌得以兴起。在18世纪之前,井灌通常被视为救荒之备,但因凿井技术和经费问题而难以大范围推广。1920年华北大旱,以华洋义赈会为代表的民间组织和官方开始推行贷款凿井,随着西方工程技术的传入,相关技术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井灌以个体农户为灌溉单位,生产成本相对来说较高,因此主要分布在海河平原三大棉区中,尤其是京汉线地带的西棉区。九一八事变后,满铁机构曾对海河平原灌溉状况进行过详细调查,这些调查报告在抗战时期成为日本在河北沦陷区实施水利措施的重要参考。为满足对棉花的需求,日本利用华北棉花改进会等傀儡机构在西河棉区提倡凿井灌溉。由于棉花价格统制,同时食粮作物价格上涨,棉农无利可图而被迫改种高粱、玉米等作物维生,加之大型役畜的减少,汲取井水成为难题,最终使棉区灌溉井多数成为摆设。
赵宏海[8]（2013）在《安徽省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过程,是近现代以来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引擎和文明进步的综合性尺度,也是21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主题之一。中国的全面复兴已经是可以触摸的现实,而伴随着中国全面复兴进程的,无疑将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化浪潮。目前政府的政策层面和中外学者的研究层面,已经把城市化看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本世纪中国最大的变化特征。中国城市化及与此主题有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将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顺利实现的重大战略性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就我国的大国特征、资源禀赋、发展水平及其未来趋势而言,我国农业的发展始终要面对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与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的永恒主题。如果我国的农业不能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全世界都没有办法养活我国的十几亿人口,中国发展的稳定性要受到威胁：如果我国的农民不能通过增收来改善生活质量,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必然受到影响,城乡协调、工农互促的发展局面便难以形成,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要受到挑战。从国际上看,由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格局大调整正向纵深展开,不少国家和经济体正试图通过调整发展战略,探索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赢得新增长周期,重塑竞争优势。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若排除两亿多农民工,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率在30%—70%区间是城镇化率快速提高阶段,在传统工业化拉动经济增长能量释放殆尽的情况下,城镇化将是我国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据世界银行统计,2011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4930美元,已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一阶段重大的难题是“中等收入陷阱”困扰,迫切的任务是实现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的深度转型,必须高度重视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防止像一些拉美国家,由于过度集聚化造成大城市急剧扩张,导致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调和社会危机的集中爆发,避免出现近年来像西亚、北非等国家因粮食问题而频发国内政治动荡和社会骚乱的局面。本文主要从经济学和地理学双重视角,运用发展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相关基础理论和系统论等相关方法论,以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为主线,立足于现阶段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必要性的理性思考,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特性出发,界定了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协调发展机制等概念,阐述了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内涵与衡量标准,尝试建立了一个由产业结构优化、空间结构演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公共产品公平配置等四个协调发展机制构成的分析框架,分别从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出发,研究了产业结构优化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互动机理,从空间结构聚集扩散作用出发,研究了空间结构优化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互动机理,从市场经济下生产要素流动机制出发,研究了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合理流动效应,从公共产品的不同特性和不同供给方式出发,研究了公共产品公平配置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作用机理。在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回顾分析安徽省自建国以来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和不同阶段的发展特征,以安徽省为例确定了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描述及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协调度模型来衡量、判断1949以来历年安徽省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在横向上计算出2010年全省17个市的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通过协调度模型来衡量和判断其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情况,借鉴总结不同的资源禀赋、发展模式的美国、日本、英国、巴西这四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经验,最后提出了安徽省推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对策,主要是要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统筹协调为手段,以融合发展为重点,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推动空间结构优化,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形态,推动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提高经济发展效率,推动公共产品公平配置,努力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确保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孙捷[9]（2012）在《社区期权参与生态农业研究 ——以广西两村为例》文中指出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以机械化为典型特征的化学农业向前推进,与农业有关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生物多样性锐减问题日益严重；以化肥、农药广泛使用为重要特征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导致土壤生产率下降、环境退化,使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遭受挑战。在此背景下,生态农业是未来农业的发展出路已成学界共识,并吸引来自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环境经济学等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关注。但由于农业一直是“靠天生长”的高风险弱质产业,因而生态农业作为新的农业发展方式,其对于生产主体的高风险性更是自不待言。如何实现农户与其他乡村社区参与主体在农业生产中风险与激励相容,是发展生态农业所面临的难题。“社区参与”是政治学中的一个特定概念,它通常是指一定地域的居民群众、民间社团及其它非官方社会组织（通常不包括纯粹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作为参与主体,以某一项目为依托,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有目的的活动。有学者认为它是公民承受其权利和责任的一种自愿行为的形式,从这个意义来说,它有明显的非官方性,自治性等特色。而生态农业是有利于农业产业升级的有益事业,有很强的正外部性,无疑可视为社会公共事务,同样需要相关利益者作为主体,参与其中。“期权”是经济学中的一个专业术语,它是指一种机会权利的买卖,即一方在向对方支付一定风险补偿（类似一定数额的货币或类货币等价物）后,即拥有,可在未来一定时间内以一定价格获得相关价值的机会权利。本研究尝试结合“社区参与”和“期权”上述两概念,来讨论生态农业的发展问题。据此,本研究将“社区期权参与生态农业”界定为相关利益者以风险分担的期权交易方式为一定地域的村社内农户（或通过合作组织）提供社会资本,发展乡村生态农业。综观学术界对生态农业发展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多认为生态农业发展不足的重要原因在于农户及所在村社相对弱势,权利不足。另有学者将生态农业发展与乡村治理相联系,认为提升农户及所在村社的能力是破解生态农业发展不足的有效路径。而对于如何提升农户及所在村社的能力,驱动生态农业发展之对策有二：其一,政府向社区合作组织“赋权”,即通过增加农户及所在村社的权利、能力、权力和自由,有效驱动社区成员参与生态农业,自下而上（有别于政府以行政权力强推）地从社区层面弥补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其二,以村社为基本单元,以城乡合作方式,引入城市消费者、合作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村社生态农业,扩大社会资本,实现农业的可持续生产,这被认为是建设生态型农业的有效途径之一。上述两种研究,无论是“赋权”说,还是“多元主体参与扩大社会资本”说,存在共性价值：一是,均以扩大或提高农户权益为发展生态农业的基础；二是,以扩大社会资本（包括技术、组织资本、营销网络资本等）作为生态农业发展的有效助推力。但已有研究,尚留有值得探索的空间。它忽视了“权”和“社会资本”两者之间的联系。因为政府赋予农户的“权”,如因家庭承包而获得的农业生产经营权,是一束权利束,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权”的分割、让渡与“社会资本”的趋利流动是一个社会必然,两者的结合也是市场不断深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本研究着眼于已有研究成果,从两者结合的角度出发,将期权理论引入生态农业风险分担的分析框架,试图探索一种新的发展生态农业的有效思路,即研究农户将政府已赋予的生产经营权之一部分分割,在产、供、销过程中让渡权利（生态农业生产投入机会）给市场,以社区为载体,引入多个利益相关人,以期权分担风险为交易方式,获得社会资本,发展生态农业。本研究认为：农户手中的生态农业生产“投入机会”,也是一种权利,可以期权方式交易,即农户卖出生态农业生产“投入机会”,获得风险补偿（补偿不局限于货币,还包括技术、社会关系、营销网络、组织资本等形式）；其他参与者购买“投入机会”,获得未来可能的生态农业发展衍生出的多功能价值。当它作为一种资源要素,投入市场用于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交换,会以风险补偿方式使农户获得技术、社会关系、彼此的信任和营销网络的扩大等等社会资本,这些扩大的社会资本进而能调动农户,着眼于不同利益,和其他社区参与主体,一道积极参与、发展乡村社区生态农业。这是本研究与上述已有研究在关于农户的“权”、期权交易、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之理论上的不同之处。目前,尚未见到以分担风险的期权交易方式运作“投入机会”（农户所有）扩大村社内农户社会资本,推动乡村生态农业发展为内容的“社区期权参与生态农业”研究。但广西X县Y村、Z村从2005年开始,至2010年,进行了“社区期权参与生态农业”的五年有效尝试。该实践主要是“权”（农户拥有）与“社会资本”（利益相关人拥有）以期权交易方式交换,来发展生态农业,即相关利益者以分担风险的期权方式运作“投入机会”（农户拥有）,为一定地域的村社内农户（或通过合作组织）提供社会资本,发展乡村生态农业。因而被分解为三部分：首先是分担自然风险的期权交易运作,包括分担自然风险的期权交易方式“育种与技术推广”；与之相关的期权交易方式“农户田间学校”,即一方面农户通过卖出手中所拥有的一项生态农业生产“投入机会”（技术采纳机会）给参与主体,由此参与主体可以在未来以一定价格获得生态农业的相关多功能价值；另一方面,参与主体通过购买农户的一项“投入机会”,提供给农户有机技术推广、技术补贴、城乡社交、信息等,维护有机农产品生产网络正常运行。这对农户而言,是获得了所需的社会资本注入。这样,通过一套自然风险分担的期权交易组合,运作“投入机会”（农户所有）,扩大农户的社会资本,生态农业生产发展起来。其次是分担市场风险的期权交易运作。包括分担市场风险的期权交易方式“共同购买”；与之相关的期权交易方式“庆丰收”,即一方面农户通过卖出手中所拥有的一项生态农业生产“投入机会”（市场参与机会）给参与主体,由此参与主体可以在未来以一定价格获得生态农业的相关多功能价值；另一方面,参与主体通过购买农户的一项“投入机会”,提供给农户有机技术推广、技术补贴、城乡社交、信息等社会资本,维护有机农产品生产网络正常运行。这样,通过市场风险分担的期权交易组合,“投入机会”（农户拥有）与“社会资本”实现了交换,农户有条件采用更广泛的途径配置生产资源要素,进行生态农业生产。第三是分担制度风险的期权交易运作。包括分担制度风险的交易方式“第三方融资”；合作社组织进行的期权管理；政府行政机构及所属部门的期权化使用资源,和与之相关的期权交易方式“社区基金管理”,即一方面农户通过卖出手中所拥有的一项生态农业生产“投入机会”（组织合作机会）给参与主体,由此参与主体可以在未来以一定价格获得生态农业的相关多功能价值；另一方面,参与主体通过购买农户的一项“投入机会”,提供给农户所需的社会资本,维护有机农产品生产网络正常运行。这样,社区合作组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所属部门、环境NGO组织通过制度风险分担的期权交易制度组合,运作“投入机会”（农户所有）,扩大社会关系网络的力量,保证了生态农业的发展。广西X县Y村、Z村五年“社区期权参与生态农业”实践的作用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参与各方形成了一个利益相关人期权权利关系结构,最小化了消费者与农民家庭农业生产对接的交易成本；二是参与各方以期权为纽带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生态农业生产、经营盈利模式,获得了成本节省效益；三是参与各方不断增长了支撑生态农业发展的关键资源能力,从而得以确保资源要素不断投入交换,得到有效配置。由此,食品安全、环境健康、农户增收、城乡互动等生态农业发展的目标,也得到实现。最后本研究依据前述广西X县Y村、Z村五年“社区期权参与生态农业”实践,分析了以“期权”方式增大农户社会资本的“社区期权参与生态农业”之具体内涵：一是“社区期权参与生态农业”作为一种多元分担生态农业生产风险的期权交易机制,是产、销融合的城乡合作；二是“社区期权参与生态农业”实质就是参与乡村社区主体和农户共同形成一个有效配置资源要素的期权激励、约束体系；三是“社区期权参与生态农业”长期执行后,会成为人们的文化多元互动载体,进而实现农民家庭农业生产的分散组织化。由此,得出本文的核心观点：以“期权”方式增大农户社会资本的“社区期权参与生态农业”是一种切实能推动生态农业发展的可供选择的模式。
孟万忠[10]（2011）在《历史时期汾河中游河湖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水是人类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自然地理各要素中最敏感和脆弱的因子。河流与湖泊是水的载体,历史时期发生了频繁而复杂的变迁,对自然和人文地理面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注流域,揭示流域水环境、生态和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变过程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汾河中游历史时期湖泊众多,水量丰沛,成就了灌溉农业发达的三晋文明,孕育了太原等历史文化古城,成为山西省最重要的经济与城镇密集区。但同时出现了水资源短缺,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地下漏斗区面积扩大等一系列环境问题,成为山西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对汾河中游的河湖变迁进行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传统的河湖变迁研究,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进行定性的分析和考证。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趋势,要求学科之间的融合和定量化研究。环境变迁是长时段的地理过程,截取其中的某个片段,难以反映变迁的全貌。因此,本研究拓展了研究时段,从全新世开始,延伸到现代。没有文献记载的史前时段,主要依托地层、考古、孢粉、动植物化石等资料,分析判断汾河中游的气候、植被、动物等自然要素的特点以及人类聚落空间分布的特征,推测河流与湖泊的变迁情况。先秦以来,以史料为主,辅以考古、舆图、现代地形图、遥感影像资料和器测的气象、水文数据等与之相配合,综合分析,相互印证,揭示历史时期汾河中游河湖变迁的过程、原因和规律。同时,采用现代地图学的方法,将河湖变迁的空间形态直观地展现在地形图上。本文以汾河中游河湖变迁为研究对象,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1）史前的湖泊变迁,通过对前面所述的考古等资料的综合分析,史前人类聚落大都分布在汾河及其支流的台地或山前丘陵地带,海拔高度从1300m逐步下降到900m左右,反映出人进湖退的变迁脉络；先秦以来,通过昭余祁和文湖个案研究,元代以前湖泊以自然演变为主,明清以来人类活动对湖泊变迁过程开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应用地理学、水文学等多学科的方法,用定量的方法对汾河中游古湖泊的水量平衡进行了研究。（2）河流变迁,对干流与支流分别进行研究。对干流的八次全河段变迁和局部典型事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证；支流选取晋水和潇河,作为个案进行剖析,探究其变迁与人类活动的相关性。（3）选取生物多样性、旱涝灾害和地质灾害等因子,研究了河湖变迁的流域生态环境响应,结果表明,这些响应因子的变化,既是河湖变迁的果,也是河湖进一步变迁的因。（4）从自然、人文因素角度,综合分析了河湖变迁的原因,自然因素从气候、地质、地貌、植被等方面进行分析；人文因素从人口、水利灌溉工程和聚落等方面探讨,对雍正、光绪时期,潇河的灌溉用水量,进行了估算；对各要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泥沙沉积,进行了定量研究。通过上述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汾河中游河湖变迁经历了湖泊兴盛——河湖共存——河盛湖衰3个阶段：全新世早、中期,人类活动影响有限,湖泊兴盛；先秦到元,人类活动影响增强,农耕与灌溉技术逐步提高,呈现出湖消河长的局面,这与含沙量高的汾河中上游诸河的发育是密不可分的；明清以来,人类围湖造田,导致湖泊全部消失,而灌溉用水量激增,使水循环的水量平衡难以为继。（2）汾河中游的河流与湖泊是相互依存,密切相关的,汾河及其支流为湖泊提供水源补给,湖泊为河流调节水量。稳定的径流补给是湖泊存续的决定性因素,汾河的重大改道成为湖泊消亡的直接原因。昭余祁、文湖等消亡后的低洼地带,成为汾河中游的洪泛区,汾河与文峪河的合流与分流成为变迁的主旋律,河道迁徙频繁。（3）纵观整个变迁过程,自然与人文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前期自然因素起决定作用,其中气候是主导因子,地质、地貌和植被等因子叠加其上,决定了汾河中游降水量、径流量和泥沙量的变化,进而影响了河湖的水文变化。后期人文因素作用加强,人口增长、聚落的变迁、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水利灌溉的发展,造成水资源的失衡,改变了流域的自然动态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河湖未来的走向。总之,人类与流域的关系,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当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更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永恒主题。
二、三坝灌区罗城村农民用水协会的实践与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三坝灌区罗城村农民用水协会的实践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节水灌溉技术在农村水利工程中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1 节水灌溉技术的优势特点 |
| 2 节水灌溉技术的类型 |
| 2.1 微灌技术。 |
| 2.2 灌溉渠道防渗技术。 |
| 2.3 行走式灌溉技术。 |
| 2.4 喷灌技术。 |
| 2.5 低压管道输水技术。 |
| 3 加强节水灌溉技术在农田水利工程中应用效果的具体措施 |
| 3.1 控制输送过程中的水源损失。 |
| 3.2 因地制宜，选择适宜的节水灌溉技术。 |
| 3.3 根据农作物种类和农业布局结构选择节水灌溉技术。 |
| 3.4 加强农田水利工程的维护管理。 |
| 3.5 加大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投资力度。 |
（2）山西省潇河流域管理机构研究（1949年-1990年）（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研究现状综述 |
| 三、基本框架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潇河流域环境概况 |
| 一、潇河流域的自然环境 |
| (一)水文地貌 |
| (二)气象及水旱灾害 |
| (三)河道变迁 |
| 二、潇河流域的人文环境 |
| (一)流域内行政区划沿革 |
| (二)流域内社会经济概况 |
| 第二章 1949 年前潇河流域水利建设及管理规则 |
| 一、明清时期潇河流域水利建设及管理规程 |
| (一)水利建设 |
| (二)管理规则 |
| 二、民国时期潇河流域水利建设与管理规程 |
| 第三章 潇河流域管理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 |
| 一、1949 年—1961年 |
| (一)组织的筹备及建立 |
| (二)组织架构 |
| (三)人员情况 |
| 二、1962 年—1990年 |
| (一)组织架构 |
| (二)人员情况 |
| 第四章 潇河流域管理机构经费来源及支出 |
| 一、机构经费来源 |
| (一)财政拨款 |
| (二)贷款及利息 |
| (三)水费征收 |
| (四)买卖及副业收入 |
| (五)接收经费及杂项 |
| 二、机构经费支出 |
| (一)水利工程费用 |
| (二)办公经费(含工资) |
| (三)杂费 |
| 三、机构经费收支情况与财务改革 |
| 第五章 潇河流域管理机构的运行管理 |
| 一、管理的具体内容 |
| (一)水利规划及建设 |
| (二)水规的制定 |
| (三)水利纠纷的处理 |
| 二、与地方社会的关系 |
| (一)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 (二)与群众的关系 |
| (三)水利纠纷的处理与地方利益 |
| 三、管理效果 |
| (一)历时性对比 |
| (二)共时性对比 |
| 第六章 结语 |
| 附录 |
| 一、山西省水利事业水费收支办法(1950 年) |
| 二、潇河水利委员会灌溉制度规则(1950 年) |
| 三、潇河水利委员会组织方案(1951 年)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广西G市谢村的公共事物治理之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选题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公共事物治理中集体行动困境问题的解释性理论 |
| 1.3.2 关于中国宗族/政权因素与农村公共事物治理之关系的研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与论文框架 |
| 2 宗族与政权关系影响下之谢村公共事物治理实状 |
| 2.1 谢村简介 |
| 2.2 谢村各项公共事物治理概况 |
| 2.2.1 农田水利的修建管理与使用 |
| 2.2.1.1 水利设施的修建过程简述 |
| 2.2.1.2 用水安排与管理的简要情况 |
| 2.2.2 祠堂的修建与管理运作 |
| 2.2.2.1 祠堂的使用与历史简介 |
| 2.2.2.2 祠堂的两次大修整过程简述 |
| 2.2.2.3 祠堂的日常维护与管理 |
| 2.2.3 道路的修建过程 |
| 2.2.3.1 族内道路修建项目的简况 |
| 2.2.3.2 政府“一事一议”项目下的道路修筑过程 |
| 2.2.4 自来水厂拟建设之纠纷始末 |
| 3 谢村公共事物治理成败溯源 |
| 3.1 治理成功的原因分析：治理与当地文化的契合 |
| 3.1.1 礼俗文化对族人组织方式的形成与影响 |
| 3.1.2 礼俗文化何以能促成公共事物的有效治理？ |
| 3.1.2.1 扫墓祭祖活动：文化传承、认同与沟通议事 |
| 3.1.2.2 “红白事”的操办：共悲互喜、互助互济 |
| 3.1.2.3 其它联姻关系、独特的节庆等：族际沟通与交往 |
| 3.1.2.4 长幼秩序、礼义伦理、熟人社会：责任与约束 |
| 3.2 治理失败的原因分析：治理与当地文化的背离 |
| 3.2.1 村委会的由来及其角色的扭曲 |
| 3.2.2 村委与村民间的信任缺失 |
| 3.2.3 当权治理运作和目标与农村需求的背离 |
| 3.3 小结 |
| 3.3.1 奥斯特罗姆的新制度主义与文化的关系 |
| 3.3.2 帕特南的社会资本与文化的关系 |
| 3.3.3 宗族文化在现代村庄治理中的再思考 |
| 4 农村公共事物治理途径之初探 |
| 4.1 以构建NGO为途径的自主治理为什么行不通？ |
| 4.2 中国农村公共事物治理具体要怎么走？ |
| 4.3 努力寻求治理目标与逻辑的转化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后记 |
（4）道德变迁视角下的裕固族移民社区的社会转型研究 ——以裕固族自治县柳方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问题 |
| 三、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乡村社会转型研究述评 |
| 二、社会转型与道德变迁的人类学研究 |
| 三、移民视角下的裕固族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基本概念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框架 |
| 四、本文的架构 |
| 第四节 田野点概述及资料收集过程 |
| 一、田野点概述 |
| 二、资料收集情况 |
| 第二章 裕固族移民搬迁与发展转型 |
| 第一节 国家反贫困视野中的裕固族移民搬迁 |
| 一、国家层面的“异地搬迁扶贫” |
| 二、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移民村 |
| 三、发展话语构建：LH乡裕固族的移民动员 |
| 第二节 裕固族移民的生计变迁 |
| 一、移民前的生计方式：定居牧业 |
| 二、移民初期的生计方式：传统农作物的种植 |
| 三、订单农业后的生计方式：多元生计 |
| 第三节 裕固族移民发展理念的转型及家庭收入差距的出现 |
| 一、移民之前的发展理念：生存性发展理念 |
| 二、移民初期的发展理念：生存性发展理念 |
| 三、订单农业引进后的发展理念：投资性发展理念 |
| 四、移民社区家庭收入差距的出现 |
| 第三章 裕固族移民家庭转型 |
| 第一节 裕固族移民家庭结构的转型 |
| 一、牧业生活时的家庭结构及规模 |
| 二、移民社区的家庭类型及规模 |
| 三、移民社区的家庭结构演变的趋势 |
| 第二节 裕固族移民家庭夫妻关系中的道德变迁 |
| 一、牧业时期家庭夫妻关系中的道德：男主女辅 |
| 二、移民社区家庭夫妻关系中的道德：分工合作 |
| 三、家庭夫妻关系中的道德变迁：分工更加明确 |
| 第三节 裕固族移民家庭代际关系中的道德变迁 |
| 一、牧业生活时期家庭代际关系中的道德 |
| 二、移民家庭代际关系中的道德 |
| 三、移民家庭代际关系中的道德变迁 |
| 四、未来孝道受到的可能冲击 |
| 第四节 裕固族移民兄弟姐妹关系中的道德的变迁 |
| 一、牧业时期兄弟姐妹关系中的道德：礼仪性互动与父母赡养 |
| 二、移民社区兄弟姐妹关系中的道德：互助及共同赡养父母 |
| 三、老家与移民社区兄弟姐妹互动中的道德：礼仪性互动与父母赡养 |
| 四、兄弟姐妹互动关系的边界：经济利益 |
| 第四章 裕固族移民邻里关系的转型 |
| 第一节 裕固族移民邻里日常人际关系中的道德变迁 |
| 一、邻里关系居住格局的变迁：分散居住-比邻而居 |
| 二、邻里日常人际关系性质的转型：村民关系-邻里关系 |
| 三、邻里日常人际关系中的道德变迁：人情性互动-工具性互动 |
| 第二节 裕固族移民邻里关系的组织化：方田的形成及其运行 |
| 一、新的生活需要方田和井长 |
| 二、日常生产生活需要井长 |
| 三、井长的产生：从推选到抓阄 |
| 四、方田制度：先定政策后执行 |
| 五、监督井长：井灌小组 |
| 第三节 方田的功能及整体性伦理观 |
| 一、方田的功能 |
| 二、方田组织伦理：整体利益至上 |
| 三、被疏远的斤斤计较者：对违背方田整体利益者的惩罚 |
| 第五章 裕固族移民社区基层组织的转型 |
| 第一节 裕固族移民村村委会职责转型的背景：项目制 |
| 一、对户帮扶与移民社区生成 |
| 二、政策项目与社区建设 |
| 三、生活适应与生计发展项目 |
| 四、项目支持与社区发展 |
| 第二节 裕固族移民村村委会职责的转型 |
| 一、移民前村委会的主要职责 |
| 二、订单农业之前村委会的责任：移民生活适应及脱贫 |
| 三、订单农业后的村委会的主要责任：争取项目为主 |
| 第三节 裕固族社区公共道德的变迁 |
| 一、移民过程中项目分配道德：人情伦理 |
| 二、移民初期项目分配道德：机会均等的公平观 |
| 三、订单农业后项目分道德：工具性的公平观 |
| 第六章 家庭、方田、社区互动中的利益与道德 |
| 第一节 裕固族移民社区项目竞争人情伦理 |
| 一、移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地少了 |
| 二、柳方村打井开地申请的多次尝试 |
| 三、养殖小区一期项目的报名与分配 |
| 四、养殖小区一期项目分配中的“关系”运作 |
| 第二节 小群体项目争取中的人情伦理、方田组织伦理、社区公平观 |
| 一、五户人家的林带 |
| 二、林带中的利益：耕地 |
| 三、管道铺设过程：小群体的行动 |
| 四、林地管道铺设中的利益与人情伦理、方田组织伦理、社区公平观 |
| 第三节 小群体维权实践中的法律、人情伦理及社区道德 |
| 一、老家草场承包权问题的来源：从鸡肋到资金补贴 |
| 二、移民争夺草场承包权的实践 |
| 三、移民维权行动中的法律、人情伦理及社区道德 |
| 第七章 结论及讨论 |
| 第一节 裕固族移民社区的社会转型 |
| 一、移民社区的发展转型 |
| 二、移民家庭结构和功能的转型 |
| 三、邻里关系的转型 |
| 四、基层社区组织转型 |
| 五、家庭、方田、社区互动机制的转型 |
| 第二节 裕固族移民社区的道德变迁 |
| 一、发展理念转型：“生存性发展理念-投资性发展理念” |
| 二、移民家庭道德的变迁 |
| 三、邻里关系中的道德变迁 |
| 四、移民社区公共道德的变迁：工具性公平观念的生成 |
| 五、移民社区道德变迁的趋势：“人情性道德规范——工具性道德规范” |
| 第三节 裕固族移民社区社会转型与道德变迁的主导机制 |
| 一、发展转型与社会转型 |
| 二、利益主导与道德变迁 |
| 三、国家、市场与社会转型 |
| 第四节 讨论：少数民族移民社区社会转型的性质 |
| 一、“差序格局”范式的再应用：从人伦主导到利益主导 |
| 二、个体联结纽带的复杂性：利益与道德互构 |
| 三、少数民族移民社区社会转型的多元属性：“混合性差序场” |
| 第五节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访谈主要内容及提纲 |
| 附录(二) 访谈对象一栏表 |
| 附录(三) 移民社区村貌及居住格局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道备村：集体化时代的村干部与乡村日常生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学术回顾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基础史料 |
| 四、关于道备村 |
| 五、文章主要内容 |
| 第二章 时空变迁：聚落的日常生活 |
| 一、时空背景下的区域环境 |
| 二、人口发展中的聚落社会 |
| 三、经商兼务农的生计方式 |
| 四、村庄机构的演变 |
| 小结 |
| 第三章 权力易位：基层精英和村庄公共组织的演变 |
| 一、建国前的道备村政及其人员组成 |
| 二、建国后的道备村政与乡村干部 |
| 小结 |
| 第四章 身份与生活：乡村政治主体的行为实践 |
| 一、基层干部的合作与冲突 |
| 二、干群的依附与对抗 |
| 小结 |
| 第五章 生产与生活：集体劳动中的乡村干部 |
| 一、劳动中的干部身份 |
| 二、劳动中的干部职权 |
| 三、劳动中的干部改造 |
| 四、劳动中的干部领导 |
| 小结 |
| 第六章 革命与生活：仪式化与剧场化的乡村干部角色 |
| 一、运动中的仪式化生活 |
| 二、生活中的剧场式表演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论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理论内涵与制度完善 ——基于农田水利治理的经验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背景 |
| 1.3 研究综述 |
| 1.4 本文的结构布置与研究方法 |
| 2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制度设计与理论意涵 |
| 2.1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实践探索 |
| 2.2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制度设计 |
| 2.3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理论阐释 |
| 2.4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功能分析 |
| 2.5 本章小结 |
| 3 农村经营体制变革与农田水利治理模式之变 |
| 3.1 集体经营体制时期的“统管统用”模式 |
| 3.2 双层经营体制时期的“公有共用”模式 |
| 3.3 新双层经营体制时期的“公有私用”模式 |
| 3.4 本章小结 |
| 4 农村经营体制变革中的农田水利治理困境 |
| 4.1 沙洋县农田水利情况简述 |
| 4.2 农田水利的系统困境 |
| 4.3 农田水利的工程困境 |
| 4.4 农田水利困境的机制分析 |
| 4.5 农田水利困境的体制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5 集体统筹经营的农田水利治理模式 |
| 5.1 农田水利的公共物品属性 |
| 5.2 农田水利的统筹治理模式 |
| 5.3 农田水利的统筹主体 |
| 5.4 启示：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 5.5 本章小结 |
| 6 完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制度建设 |
| 6.1 完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理论基础 |
| 6.2 巩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建设 |
| 6.3 坚持农村集体土地公有制的改革底线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语 |
| 7.1 全文总结 |
| 7.2 若干政策建议 |
| 7.3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二：沙洋县水务局《关于在全省试行农业灌溉水费统筹的建议》 |
（7）海河平原水环境与水利研究（1360-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 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 (一) 海河平原 |
| (二) 时限 |
| 三 研究综述 |
| (一) 历代水利史研究 |
| (二) 海河平原历史气候及水环境研究 |
| (三) 海河平原水利史研究 |
| 四 资料和使用说明 |
| 五 研究架构安排 |
| 第一章 水环境的形成与早期水利 |
| 前言 |
| 第一节 历史时期海河水系与淀泊演变 |
| 一 海河水系雏形阶段 |
| 二 海河水系稳定阶段 |
| 三 海河平原淀泊演变 |
| 第二节 水利与水环境的变迁 |
| 一 战国：引漳十二渠 |
| 二 汉唐：水利鼎盛期 |
| 三 宋元：塘泺防线与屯田 |
| 小结 |
| 第二章 降水与治水：多雨期的水利 |
| 前言 |
| 第一节 波动的气候与水环境 |
| 一 明代气候：干冷与温湿交替 |
| 二 顺康时期：干冷气候与祈雨 |
| 三 雍乾时期：温润气候与降水 |
| 第二节 化害为利：治水系统的建立 |
| 一 明代：水利经费无序化 |
| 二 清代：治水经费与机构 |
| 三 水环境的治理 |
| 第三节 明清水利：地域及时间的集中化 |
| 一 明代渠道灌溉 |
| 二 清代渠道灌溉 |
| 小结 |
| 第三章 缺水与寻水：干旱期的水利 |
| 前言 |
| 第一节 水环境的衰退特征 |
| 一 地下泉水流量减弱 |
| 二 淀泊蓄水能力下降 |
| 三 旱涝无定及沿河土壤沙碛化 |
| 第二节 涵养水源：植树的水环境意义 |
| 一 树木的匮乏 |
| 二 植树与改善水环境 |
| 三 植树中的困难与失败 |
| 第三节 重疏泉眼：晚近时期的渠道灌溉 |
| 一 晚清灌溉面积萎缩 |
| 二 凿泉：寻找新水源 |
| 三 水利工程的修建与设想 |
| 四 民国渠道灌溉 |
| 小结 |
| 第四章 19世纪初的经费困境与水利政策 |
| 前言 |
| 第一节 气温、降水与水利 |
| 一 寒冷的气温 |
| 二 充沛降雨与祈晴 |
| 三 萎靡不振的水利 |
| 第二节 地方水利经费来源的嬗变 |
| 一 财政改革与经费来源的明确化 |
| 二 重陷无序化的地方水利经费 |
| 第三节 新水利政策的形成 |
| 一 消极经济因素 |
| 二 嘉道时期新的水利政策 |
| 小结 |
| 第五章 水案与用水制度：水环境的社会折射 |
| 前言 |
| 第一节 铸成水案：种植结构、水权归属与利益诉求 |
| 一 曲周以下：漳滏分流与“顺势利导”农作习俗 |
| 二 永邯之争：水利习俗的形成与纠纷初现 |
| 三 永磁之争：稻作生产习俗与滏水所有权 |
| 四 决定水案：利益诉求与现实结果 |
| 第二节 二次分配：闸内用水制度 |
| 一 破坏与重建：滏阳河流域的用水制度 |
| 二 镰：权利与义务的集中体现 |
| 三 用水制度的解体与广利渠衰落史 |
| 小结 |
| 第六章 井灌的兴起：地下水与农业灌溉 |
| 前言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的井灌 |
| 一 作为救荒之备的井灌 |
| 二 凿井技术与汲水工具 |
| 三 井灌与经济作物 |
| 第二节 观念、技术与资金 |
| 一 井灌观念的兴起 |
| 二 凿井技术与汲水装置的进步 |
| 三 经费来源的明确化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井灌 |
| 一 官方的推动(1929-1936年) |
| 二 凿井数量和地域集中化 |
| 三 井灌的农业生产意义 |
| 小结 |
| 第七章 日本与棉花：抗战时期的井灌 |
| 第一节 早期满铁调查与棉区井灌状况 |
| 一 日本对棉花的需求 |
| 二 调查计划的形成 |
| 三 井灌状况及问题 |
| 第二节 井灌方案的形成与实施 |
| 一 抗战初期井灌推广方案的形成 |
| 二 华北棉产改进会 |
| 三 井灌实施经过 |
| 第三节 被破坏的井灌生产系统 |
| 一 抗战时期棉区推行井灌特点 |
| 二 战争对井灌的影响 |
| 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个人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安徽省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论文特色 |
| 1.4.1 主要研究方法 |
| 1.4.2 可能的创新和不足 |
| 第二章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城镇化相关概念 |
| 2.1.1 城市与城镇 |
| 2.1.2 城市化与城镇化 |
| 2.1.3 城镇化的内涵 |
| 2.2 农业现代化相关概念 |
| 2.2.1 现代化的内涵 |
| 2.2.2 农业的范围界定 |
| 2.2.3 农业现代化的内涵 |
| 2.3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主义的城乡发展理论 |
| 2.3.2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 2.3.3 传统农业改造与转型理论 |
| 2.3.4 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理论 |
| 第三章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 协调发展机制概述 |
| 3.1.1 协调发展的内涵 |
| 3.1.2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衡量 |
| 3.1.3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机制的构建 |
| 3.2 产业结构优化机制 |
| 3.2.1 产业及产业结构 |
| 3.2.2 产业结构演变规律 |
| 3.2.3 产业结构优化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作用机理 |
| 3.2.4 产业结构优化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互动不良的影响机理 |
| 3.3 空间结构优化机制 |
| 3.3.1 空间及空间结构的含义 |
| 3.3.2 空间结构演进形式：集聚与扩散 |
| 3.3.3 空间结构优化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作用机理 |
| 3.4 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机制 |
| 3.4.1 生产要素及配置方式 |
| 3.4.2 市场经济下生产要素流动机制 |
| 3.4.3 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作用机理 |
| 3.5 公共产品公平配置机制 |
| 3.5.1 公共产品的含义及分类 |
| 3.5.2 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 |
| 3.5.3 公共产品公平配置机制 |
| 3.5.4 公共产品公平配置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作用机理 |
| 第四章 安徽省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进程与现状评价 |
| 4.1 安徽省概况 |
| 4.2 安徽省城镇化发展历程 |
| 4.2.1 波动发展阶段(1949-1977年) |
| 4.2.2 复苏发展阶段(1978-1991年) |
| 4.2.3 稳步增长阶段(1992-2001年) |
| 4.2.4 加速发展阶段(2002年至今) |
| 4.3 安徽省城镇化发展现状 |
| 4.3.1 城镇体系不断优化 |
| 4.3.2 中心城市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 |
| 4.3.3 县域城镇化活力显现 |
| 4.3.4 城市建设加快推进 |
| 4.3.5 城镇公共服务水平稳步提高 |
| 4.3.6 城乡二元体制有所突破 |
| 4.4 安徽省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
| 4.4.1 起步发展阶段(1949-1977年) |
| 4.4.2 复苏发展阶段(1978年-1991年) |
| 4.4.3 稳步提高阶段(1992年-2001年) |
| 4.4.4 加速发展阶段(2002年至今) |
| 4.5 安徽省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 |
| 4.5.1 重要农产品供给稳定增长,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
| 4.5.2 企业经营体制创新步伐加快,新型经营主体不断涌现 |
| 4.5.3 物质技术装备条件明显改善,农业科技创新推广步伐加快 |
| 4.5.4 水利建设成就巨大,农业基础设施明显加强 |
| 4.5.5 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断强化,农业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
| 4.5.6 美好乡村建设全面启动,农业现代化建设平台更加宽广 |
| 4.5.7 农村民生工程加快实施,农民生活条件显着改善 |
| 4.6 安徽省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非协调因素分析 |
| 4.6.1 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产业层次较低 |
| 4.6.2 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区域空间布局有待优化 |
| 4.6.3 生产要素流动不畅,居民收入较低 |
| 4.6.4 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不均衡 |
| 4.7 安徽省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重点难点 |
| 4.7.1 城镇化快速推进中如何保护耕地资源,确保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
| 4.7.2 如何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实现产业升级 |
| 4.7.3 如何破解资金、资源和生态三大制约瓶颈 |
| 4.7.4 如何消除区域、城乡分割,促进要素自由合理流动 |
| 4.7.5 如何切实保护农民利益 |
| 第五章 安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测度 |
| 5.1 指标体系选择 |
| 5.1.1 指标体系选择原则 |
| 5.1.2 城镇化的指标体系与内容 |
| 5.1.3 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与内容 |
| 5.2 研究方法 |
| 5.2.1 因子分析法 |
| 5.2.2 协调度模型及类型判别 |
| 5.3 安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协调度的实证分析 |
| 5.3.1 安徽省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综合指数计算 |
| 5.3.2 各市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综合指数计算 |
| 5.3.3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协调度时序特征 |
| 5.3.4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协调度的空间分布 |
| 5.4 结论 |
| 第六章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国际经验 |
| 6.1 美国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 |
| 6.1.1 美国的城市化进程 |
| 6.1.2 美国农业现代化概况 |
| 6.1.3 美国推进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特点 |
| 6.2 日本的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 |
| 6.2.1 日本的城市化进程 |
| 6.2.2 日本的农业现代化概况 |
| 6.2.3 日本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主要经验 |
| 6.3 英国的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 |
| 6.3.1 英国的城市化进程 |
| 6.3.2 英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概况 |
| 6.3.3 英国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基本特征 |
| 6.4 巴西的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 |
| 6.4.1 巴西的城市化发展概述 |
| 6.4.2 巴西的农业现代化概况 |
| 6.4.3 巴西推进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中的深刻教训 |
| 6.5 国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实践的启示 |
| 6.5.1 城市化是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
| 6.5.2 城市化发展带动农业现代化 |
| 6.5.3 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共同促进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
| 6.5.4 农民市民化是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核心 |
| 第七章 安徽省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路径 |
| 7.1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
| 7.1.1 推进优化工业结构,增强工业综合竞争力 |
| 7.1.2 推进工业反哺农业,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
| 7.1.3 以工业产业升级为动力,促进城镇化良性发展 |
| 7.2 推动空间结构优化,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形态 |
| 7.2.1 形成优势互补的主体功能区 |
| 7.2.2 加快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 |
| 7.2.3 增强城镇辐射带动能力 |
| 7.3 推动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提高经济发展效率 |
| 7.3.1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就业安居 |
| 7.3.2 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
| 7.3.3 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提升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供给能力 |
| 7.4 推动公共产品公平配置,努力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7.4.1 公共产品公平配置需要把握的原则 |
| 7.4.2 构建有效合理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
| 7.4.3 目前安徽省公共产品供给的实施重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社区期权参与生态农业研究 ——以广西两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时代背景：农业发展问题是中国农业研究的重大课题 |
| 1.1.2 现实困境：生态农业发展面临的难题 |
| 1.1.3 分担风险的期权理论发展背景 |
| 1.1.4 选题的研究意义 |
| 1.2 学术回顾与研究述评 |
| 1.2.1 关于生态农业的内涵 |
| 1.2.2 关于生态农业发展的障碍 |
| 1.2.3 关于生态农业发展的模式 |
| 1.2.4 关于社区参与及其和生态农业的关系 |
| 1.2.5 文献述评与问题提出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及其逻辑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基础理论与基本概念 |
| 1.5 本文的创新 |
| 2. 生态农业的发展前景、风险分析及期权的引入 |
| 2.1 生态农业与传统农业、现代化农业的区别及其前景 |
| 2.2 发展生态农业的风险 |
| 2.3 基于前景和风险的期权引入 |
| 2.4 小结 |
| 3. 社区期权参与生态农业之相关关系的理论分析 |
| 3.1 社区期权参与生态农业之相关主体关系的分析 |
| 3.1.1 期权、生态农业发展、农户、消费者关系分析 |
| 3.1.2 期权、生态农业发展、社区合作组织关系分析 |
| 3.1.3 期权、生态农业发展、政府部门、环境NGO关系分析 |
| 3.2 社区期权参与生态农业的运作分析 |
| 3.4 小结 |
| 4. 个案经验分析：以广西两村为例 |
| 4.1 个案选择与调查方法 |
| 4.1.1 个案选择的理由 |
| 4.1.2 个案村简介 |
| 4.1.3 变量分析、调查过程及资料收集 |
| 4.2 社区期权参与生态农业的主体 |
| 4.3 社区期权参与生态农业的载体 |
| 4.4 社区期权参与生态农业的运作框架建构 |
| 4.4.1 分担自然风险的期权交易运作 |
| 4.4.2 分担市场风险的期权交易运作 |
| 4.4.3 分担制度风险的期权交易运作 |
| 4.5 社区期权参与生态农业的绩效分析 |
| 4.5.1 经济绩效：多元共赢的融合 |
| 4.5.2 环境治理绩效：小农经济合作组织能力与国家效率的同构 |
| 4.6 小结 |
| 5. 社区期权参与生态农业：生态农业发展的新模式 |
| 5.1 社区期权参与生态农业是产销融合的城乡合作 |
| 5.2 社区期权参与生态农业是期权激励、约束体系 |
| 5.3 社区期权参与生态农业支持农民家庭农业生产的分散化组织 |
| 5.4 小结 |
| 6. 总结 |
| 6.1 核心观点的理论意义 |
| 6.2 政策涵义及启示 |
| 6.3 本文的局限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
| 附录(一)：半结构访问提纲及问题 |
| 附录(二)：图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历史时期汾河中游河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时段的确定 |
| 三、研究区域的选择 |
| 四、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五、资料与研究方法 |
| 六、文章结构 |
| 第二章 汾河中游湖泊变迁 |
| 第一节 史前湖泊的变迁 |
| 一、地层资料的剖析 |
| 二、袍粉及植物化石分析 |
| 三、文化遗存统计分析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湖泊变迁的个案 |
| 一、昭余祁的变迁 |
| 二、文湖的变迁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太原盆地古湖泊的水量平衡 |
| 第三章 汾河中游干流与支流的变迁 |
| 第一节 全河段的变迁 |
| 一、南北朝以前干流稳定阶段 |
| 二、《水经注》中汾河的干流与文峪河 |
| 三、唐代的干流与文峪河 |
| 四、宋金时期的汾河干流 |
| 五、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的变迁 |
| 六、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的变迁 |
| 七、清光绪五年(1879)的变迁 |
| 八、民国8年(1919)的河流路径 |
| 第二节 局部河段的变迁 |
| 一、北宋至明初平晋县城的变迁与汾河干流之变迁 |
| 二、明正德十六年(1551)史家庄汾河干流西迁事件 |
| 三、史料记载的其它变迁 |
| 四、人工开挖形成的河道 |
| 第三节 支流变迁的个案 |
| 一、晋水的变迁 |
| 二、潇河的变迁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汾河中游河湖变迁的环境响应 |
| 第一节 生物多样性的变化 |
| 一、植物资源 |
| 二、动物资源 |
| 第二节 河湖变迁引发的相关自然灾害 |
| 一、气象灾害 |
| 二、地质灾害 |
| 第五章 汾河中游河湖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自然因素 |
| 一、气候因素 |
| 二、泥沙问题 |
| 三、地质和地貌因素 |
| 四、植被因素 |
| 第二节 人文因素 |
| 一、人口因素的影响 |
| 二、水利开发的影响 |
| 三、聚落的影响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三坝灌区罗城村农民用水协会的实践与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节水灌溉技术在农村水利工程中的应用[J]. 苏建军. 现代农村科技, 2021(01)
- [2]山西省潇河流域管理机构研究（1949年-1990年）[D]. 史汶昕.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3]广西G市谢村的公共事物治理之路研究[D]. 谢冰梅. 暨南大学, 2018(05)
- [4]道德变迁视角下的裕固族移民社区的社会转型研究 ——以裕固族自治县柳方村为例[D]. 黄超. 兰州大学, 2018(10)
- [5]道备村：集体化时代的村干部与乡村日常生活[D]. 陈霞. 山西大学, 2017(03)
- [6]论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理论内涵与制度完善 ——基于农田水利治理的经验考察[D]. 吴秋菊. 华中科技大学, 2016(08)
- [7]海河平原水环境与水利研究（1360-1945）[D]. 潘明涛. 南开大学, 2014(07)
- [8]安徽省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D]. 赵宏海. 安徽大学, 2013(10)
- [9]社区期权参与生态农业研究 ——以广西两村为例[D]. 孙捷. 江西财经大学, 2012(05)
- [10]历史时期汾河中游河湖变迁研究[D]. 孟万忠. 陕西师范大学, 20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