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认识论的基本视域（论文文献综述）
许伟[1]（2021）在《《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周易时论合编》一书,共二十三卷,是明代方孔炤在继承祖父《易蠡》、父亲《易意》思想的基础上,历二十五年时间几易其稿而成,方以智及其子侄、学生等也参与了此书的前后稿的合编。此书汇集了几百易学家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易学发展的盛况,是明代易学的鸿篇巨着,也展现了桐城方氏一在二中、寂历同时、兼容并包、集义大成的易学主张。此书不是一本易学资料的简单堆积,而是一本为解决社会问题、学术问题而贯通诸家思想的易学大作,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发展状况。之前,由于各种原因,此书一直没能被读者发现,而关于此书卷数、版本及书中征引哪些着作都成为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本文特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梳理。桐城方氏“节义、孝悌、忠贞”的家风、“明善、崇实、穷理”的家学,对方孔炤、方以智父子思想及其坚贞不屈、敢于担当精神品质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方孔炤父子以刚正不阿、正色凛然的品格,历经忧患却素位中节、卓然挺立的人生经历,有助于我们了解其思想形成及演变。桐城方氏易学,肇始于方学渐,其思想“揭性善以明宗,究良知而归实”,提出“至善之妙,不落有无”的观点,认为至善非空无一物,而是有客观之理蕴含其中。不落有无,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一种对有无的兼有、贯通,是一种思辨方法,更是一种包容、折中、会通、集大成的思想,这种方法为方氏后人所继承。桐城方氏易学,发展于方大镇,他传父性善之学,以“荷薪”名馆,取“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之意,其继述家学的宏愿被后代遵从。方孔炤庐墓期间继承其父“荷薪”之志,研读家传易学,作《时论》。方以智在庐墓合山期间,遵父命着手合编《时论》前后稿。方大镇反对“无善无恶”说、“执总恶别”说,研究《易》图、《易》理,贯通先后天关系,提出“因二贞一”“太极不落有无”“《易》贵时用”“下学上达”“先在后中,止有善用”等命题,对方孔炤、方以智影响很大,是方氏易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其“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是万古之时用”的观点,是方孔炤《时论》所要阐发的思想主旨。时用,意在强调具体事物的变化中有其本然的律动之理,人与自然、社会交接时需要时刻践行之,这也是一种“其要无咎”的主体自觉与价值选择。《时论》,更有对集义大成“孔子圣之时”的无限向往与责任期许,对符合宇宙律动之理的真理性认识的集大成和维护儒学的合法性也自然是题中之义。方孔炤转向象数易学,则得益于与黄道周西库论《易》,使他开始重视象数之价值,重视对宇宙万物及其律动之理的考察,并鼓励子孙辈学习象数易学。黄道周提出“学者动卑象数,故天道不着”“吾道最忌笼统,交盘不得”的观点,指出“四顾星河,烟云草木,都是性道,都是文章,至此便有要约”。方孔炤吸收了黄道周的独变、积变、独存、游魂的卦变思想,更发展出“推变”“贞悔变”“互换变”“伏变”“倚变”“叠变”等卦变方法。他与黄道周,皆刚正不阿,敢于与权贵作斗争,在危难时敢于挺立君子人格、勇于担当。道周“素位中行”的处事方式更让他深受感染,即“富贵、贫贱、患难、一毫着心,便是不素,便行不去”。他晚年更跳出易学图式的研究,探索物理之学,提出“即质知通”“至理藏于物理”等观点,更“通黄公之塞”,提出“虚空皆象数,象数即虚空”“公因、反因”的观点。王宣广泛研究物理、图书之学,师承方学渐,调和方大镇与吴观我论争,授学方以智,对方氏家学的传承和象数易学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桐城易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方孔炤“两间,物物皆河洛”“河洛,为一切生成之公证”“中五”说,主要受王宣的《河》《洛》易学思想影响,并令儿侄辈学习王宣的易象思想。虚舟提出“格致研极之精旨,皆具于《易》”的观点,指出只有符示宇宙律动的象数学才是真绝学,认为只有广泛研究象数物理才能避免了走向纯粹虚无,也避免了拘泥于小的视域,从而达到至虚、至实的合一。方孔炤编着《周易时论合编》主要分为几个时期:会通家传易学时期,会通象数易学时期,桐城研易时期。会通家传易学时期,主要继承性善说,反对无善无恶说,吸收方学渐的“至善不落有无”思想、方大镇的“太极不落有无”思想,阐明其折中调和、归纳整理、集义大成的思维内涵,为其建构一在二中、寂历同时的思想提供了进路。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期方孔炤主要以维护儒学的合法性为主要目标,以儒学系统中有关道德性理学说的归纳为主,也可能涉及一些象数学内容,但对象数学、物理学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会通象数易学时期,是1640年入狱西库期间,方孔炤受黄道周影响,开始对邵雍象数学产生兴趣,认识到人无论是经纬天地还是洒扫应对,都要涉及到自然象数问题。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肆赦之后,用两年时间,他又融会贯通扬雄、关朗、京房、邵雍等人思想,建立了一个博大的象数易学体系,并于1643年命儿侄等编录《图象几表》。桐城研易时期,是1644年9月后,方孔炤因在弘光政权受排挤、迫害,心灰意冷,归隐桐城白鹿山庄环中草堂,因筮得“潜龙勿用”,自号“潜老夫”,潜心研《易》。他耗费十二年时间,《时论》又三易其稿,并完成对《系传》的解读,“虚空皆象数”“公因反因”等命题,皆是方孔炤此时提出的。方以智参加《周易时论合编》的编订,主要在其父亲去世后,并对《图象几表》作了大量扩充,添加了文字注解,又阐发了很多易学图式,如《冒示》《密衍》《极倚》等。他为此书的编撰,花费了大量时间,书中有方以智1656、1657两年参与编撰的明确记载,大量的“智曰”“智按”可能就是这时期加入的。大约在1657年冬到1658年,方以智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再亲自编录,将工作交给方鸦立、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方中发及学生等。《周易时论合编》编录时,收录了大量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和《浮山文集后编》中的着作。《周易时论合编》中的很多思想,也出现在方以智的着作中。通过不同着作中关于相同或相似观点的整理,能更加了解其思想内涵,能够更加清晰的知道哪些观点是方以智提出的,哪些观点的提出则要溯源到其父方孔炤,甚至祖父方大镇、曾祖父方学渐。桐城方氏,方大镇首先阐述“天下随时”,主要是为了人们在与自然、社会交际时,能够不违背客观事物之理,而真正实现主客观相统一。随时,并不是说人可以任意妄为,而是应对客观世界过程中能时宜中节、唯变所适,既需要认清客观现实,又需要时刻检视个我的行为是否符合客观之理。方孔炤认为,古今圣贤没有相因袭而不变的,后世贤人只有在随时表法中随时拾薪,才能开创出未有之事业。他对前人的思想,既不是全盘肯定,又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批判的吸收人类的真理性认识,即“供薪举火,集义大成”。他溯源儒学系统中关于时的“时序”“时乘”“时义”“时行”“时中”“时用”“时习”等论述,体现了他对礼乐文化之维护与扞卫;阐明了因时制用、因时觉世、时义大成、治历明时、冬炼三时、善用惟时之大义,展示了其与客观律动之理偕行的自觉,实现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经权合一的目标期许。方以智提出“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时,可以用来表述自然界四时更替、寒暑推移、物候变化、昼夜运转等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表述宇宙中万事万物有其本然秩序和运作之理,既包括自然之物理,也包括社会之宰理以及统贯万事万物的至理,更有人要时宜中节、因时制用、经世务实的价值导向。方孔炤与黄道周西库论《易》后,重视以象数征理,更以邵雍元会运世思想建构了其独特的“午会之时”的象数易学体系。《周易时论合编》凝结了桐城方氏几代人的心血,其对于小人道长的忧患,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他们借助“午会”思想,论证礼乐文化的合法性,以及维护礼乐文化的必要性,更是一种为万世考量的时义担当。他们对火的重视,凸显了其对礼乐文化的坚定,有让人们清晰认识世界律动之理、向明而治的希冀。他们认为,纷繁芜杂的世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事物对立的两端有其相互转化、相互贯通处,通过对世界万事万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建构了一个寂历同时、以立统泯、《易》贯费隐的时用哲学体系。王畿的“无善无恶”说,过分强调先天之体,致使中下根之人尚未开悟良知的情况下,又没有后天诚意、戒慎之功,而陷入个我的肆无忌惮,对社会秩序破坏极大。方孔炤通过寂然在历然中、大一在大二中、无极在有极中、绝待在对待中、先天在后天中、公因在反因中等命题,建构了一个贯通先天与后天、形而上与形而下、体与用、有与无、知与行、一与多的哲学体系,既重视对宇宙中具体事物及其过程性的考察,又于过程中实现对其终极本体的贯通。他通过对先后天关系的探讨,提出“先天不能不后天”“止尽后天即是先天”,重视宇宙有机体中的个体性及其过程性价值,为“为善去恶”的道德修养论、“即质知通”的认识论、经世致用实践论提供了理论支撑。本文通过易学图式、贞悔卦变思想,阐释了交轮几、公因反因、统辨相一等,阐释了方氏“寂历同时、一在二中”的易学主张。方孔炤通过对“周易”字义的解释,指出易是大一、是贯通于至变过程中的真阳,离二无一,舍一亦无二,建立了一个“寂历同时”“体用一源”“不落有无”“用即其体”的哲学体系。方氏认为,《易》能融合理气象数、贯通费隐为一体,是法天道设政教、各正性命之书,阐明了宇宙万事万物中有其律动之理,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方法论的启迪。方氏认为宇宙万事万物可以通过卦爻象数展现其运动规律,人可以通过卦爻、蓍策的推衍来认识万物律动之理,人类一切认识皆可以归结为“极数知来”的大蓍占,对于我们通过具体事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而发现其固有规律有启发意义。《周易》是圣人仰观俯察、极深研几而得到的智慧,是一部探讨宇宙律动变化之书,是让人与时偕行、各正性命之书。人们对卦变及其易学图式的重视,实际上是探讨其背后所表法的宇宙动变规律,而不是机械、僵化地把图式看做静止的图片,而不懂其背后的旨归和精蕴。方孔炤反对把“虚空”解释成空无一物,认为“虚空”不是否定万事万物的抽象范畴,不是排除万物的独立空间,不是孤悬于外的独立化境,而是万事万物充塞其中、通贯古今、律动不息的宇宙时空,更有充塞于宇宙空间中实物、实事中的客观之理律动不已。他以“虚空皆象数”“理寓象数”的命题,反对了王畿的“四无”说,重视了世界的多样性和过程性价值,并且于现实世界中发现了其本有的律动之理,认为客观事物变化之理不孤悬于事物变化过程之外,而是存在于事物变化过程中的固有联系,实现了形而上与形而下在现实世界的贯通。《周易》之象数、卦爻,是古之圣贤对客观世界之律动的真理性认识。“象数即虚空”命题,阐明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尊重与探索,也阐明了主客体相统一之应然目标。他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皆是象,不仅包括自然物象,如日月山川、草木鱼虫之物象,也包括社会之象,如日用饮食、伦理纲常、礼仪规矩之象,甚至包括意象、言象、像象、数象、内象、外象,又有费象、隐象,但无非是阴阳二象。方孔炤认为,学易者须明易学图式背后所符示和表法的宇宙律动之理,而不是泥于易学图式不明其背后蕴含的微言大义,应重视对宇宙间万事万物之理的考察。他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包括自然界之物理、人伦社会之宰理,甚至包括宇宙中“费隐弥纶”的至理。《河》《洛》象数,符示了宇宙的律动,是宇宙间一切生成之公证,对万事万物之律动无所不备。方孔炤认为,虚空皆象数,象数中有所以然之理,人们可以即“睹闻”睹“不睹闻”,即通过有形有象之象数,认识隐藏在象数之中的所以然之理。方氏易学中的“象数”有两层内涵:一是大宇宙有机体的律动之实存,并通过宇宙万物鲜活的律动展现表法出来。二是圣贤通过对客观宇宙之理的认识,所摹略和符示出的客观世界之运动规律的象数图式。《易》之卦爻、图式,符示了宇宙之变动规律,是宇宙的律动之理的反映和符示。“象数征理”的观点,并不是要求我们只学习易学图式,而忽视具体事物律动之理。人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可以“下学上达”“即费知隐”“即质知通”。其“五行尊火”“文即质”“藏罕于雅”等命题,阐明了人要重视真理性认识,明确其是主体对宇宙客观律动之理的开显,并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其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以获得更高达认识。方氏主张“藏悟于学”,认识到胶柱于文章训诂之学有不能会通之弊,但是偏于空理则有空疏之弊,但空疏之弊甚于胶柱,强调于藏顿于渐、下学即上达,以解决二者的贯通问题。他强调了事物之间的关连,提出“因物转物”的观点,重视世界的客观性和事物律动之理,对于一味玩弄灵明心性、意念自守的心学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他既反对踞荒高而独尊,又反对胶训诂、膏词章,主张通过征质物理贯通全费全隐之物,真正建立一个“一多相贯、博约同时”的哲学体系。王畿“四无说”对于接引上根之人有重要价值,但对于中下根之普通百姓、甚至部分学者来说,难以领会其精髓,反而成为恣情纵欲之口实。至善,不仅是一种道德本体,更是人对自然、社会规律的掌握和善用,使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行动中的动而不失其正。贞一,是肯定宇宙万事万物变化过程中固有的律动之理,也是方氏一门坚贞不屈的道德品质与节操。方氏认识到人类社会的活动中有很多是不合客观之理的,只有通过理其情,才能让人为了更好的实现主客体的统一,不仅是在社会伦理道德领域,也是人面对对整个宇宙时所要解决的问题。戒惧,在《易》《中庸》中多有出现,不是对主体的限制与恐惧,而是为了实现实现主客体统一,保证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能时宜中节的一种必然要求。各正性命,实际上是人自觉的处理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指导原则和价值目标。方孔炤认为,圣人作《易》、制礼,皆是通过仰观俯察探究天地之理而得,尊重宇宙律动的客观性是必然要求,人若能以圣贤所开显的智慧为指导,在具体活动中能够做到时宜中节,必然取得活动才成功,若忽视客观世界的律动之理,必将受规律的惩罚。方氏甚至提出“六经皆礼、皆《易》”的观点,皆是看到了圣贤对宇宙客观性及其律动之理的尊重。方氏乘一贯、集大成的时论易学,提出了许多有创建性的观点,建构了象数与义理兼顾、理学与心学融合、古今中西会通的宏大体系,促进了宋明易学和哲学的发展。
林孝斌[2]（2021）在《理性与感通：《天主实义》里中西士间的思想交锋》文中提出《天主实义》作者在文本中设置了“中士”和“西士”作为对话双方,就本原观、灵魂观、为善论和伦理观等论域展开对话。在这场对话中,我们发现西士的宣教立场虽然十分鲜明,但却诉诸于推理-论证;中士,似乎是被设计而生,但在与西士的对话中始终保持着一种质疑-自卫。从这个角度上看,如若简单的将中士界定为被着者设计而生的话,显然有失偏颇。但中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时人的立场则是一个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问题,这需要进一步的史实考证和文本辨析。这并非本文的主要旨向。本文仍将此对话双方视为源始于中西不同生存处境、经验和思维方式的主体,并在文本分析中呈现各自的思想视角和生存秩序,即中士的感通视角及其天命-性-理的生存秩序,以及西士的理性视角及其天主-理性的生存秩序。由于《天主实义》文本内容所涉及的天主、灵魂等论域归属于宗教问题,而对该论域的呈现方式又是在哲学意义上给出的,故对该文本的理解和分析既需要宗教的观察视角也不能忽视哲学的思维方法。从方法上看,宗教更多的是关注生存中的信仰-情感问题,哲学则多注重理性-观念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充分关注人生存中理性与信仰这两种面向之间的交织与张力,并着力分析生存中涌现出的各种情感和观念在生存中的意义。在内容上,本研究围绕“中西士间思想出发点与生存秩序之争”的问题展开。为此,本文从双方在本原论,及其他目前研究者鲜有系统进入文本的灵魂论、为善论和伦理观这四方面,基于详实的文本研究,呈现中西士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思想交锋。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呈现文本主体内容的时候,更侧重于呈现中西双方在相关问题中“认识论”上的根本差异,以试图推进探索中西间思想性对话如何能进深到更具有实质性的程度。文章将认识论问题贯穿文本分析的始终,在分析的基础上,逐渐呈现出中西士间认识论路径的差异和所呈现对象在不同意义上的实在性问题。在强调认识论的同时,也突显了中西士间的思想性对话在生存论上的意义和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说,本文并不是在简单意义上勾勒中西思维方式的迥异,而是借助文本的梳理,呈现双方在思想起点上的差异,并以此贯穿全文。致力于呈现双方对话的关键不是观念之争,乃是生存出发点之争。只有回到这个原始争论的起点,才能更好廓清中西士双方的对话究竟是在怎样的层面上以及所可能进入的深度和广度。在努力跳出以往从“调适论”、“策略说”和“矛盾论”等研究视角的同时,努力补益以往研究中对中士认识论问题探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士“感通认识论”的认识论维度。同时亦对当下世界频发关于“主体间”对话中存在的生存张力和困境予以关注,在反思中西士间这一原始性对话文本的基础上,结合当下观照,试图给出这样的答案:对话不能仅停留在观念性的对决或辩争上,更需要有意识的去觉察和推进双方在情感维度上所呈现对象的认识论问题和生存论关注,如此或许能有助于中西间的对话进入到“实质性”层面。
李新潮[3]（2021）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以来,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回答往往首先聚焦于对“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时代拷问。党的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的重要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政治高度和科学态度,为新的历史阶段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然而,以“政治话语”面貌首先出场的“两创”,常常被认定为是不证自明的,似乎可以被随意运用于关涉文化传承的所有语境之中。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为理论视域,在批判性反思中厘清其理论定位,在学理性阐释中澄明其思想内涵,在历史性审视中彰显其思想史意义。“两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两创”与“二为”“双百”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内容;狭义的“两创”与“两相”“两有”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核心内涵。在狭义层面,“创造性转化”是指要根据时代发展状况将古老的文化内涵和形式转化为符合现代人需要的新内涵和新样式;“创新性发展”是指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保留“旧文化”之中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发展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进而“新文化”又不断发展为“更新的文化”的过程。“创造性转化”重在“继往”,即在整理、筛选中华传统文化母体的基础上,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解读和当代转化;“创新性发展”重在“开来”,即在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对富有当代价值的内涵和形式在实践中进行淬炼和发展。就哲学基础而言,“两创”思想之中蕴含着唯物史观的哲学底色、辩证否定的哲学内涵和辩证发展的哲学要求;就运行机理而言,“两创”思想之中内蕴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辩证分析—逐级抽象”“时空交融—综合创新”“纵横结合—循环往进”的内在机理。正是这些哲学基础和运行机理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基本属性,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传承理念与传承方法统一体的展开模式。经过一系列的界定、辨析、分析和解读,希冀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的特定概念,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具体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而言,有必要以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思潮谱系为历史底色,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境遇为时代背景,对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对象、方向和路径进行系统考察,从而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实现。“两创”思想的思想史意义需要在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潮格局之中进行谱系定位和历史审视:就纵向而言,“两创”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理论逻辑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延续和理论表征,它不仅全方位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传承的核心观点,而且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丰富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融入了“综合创新”等思想成果、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明确了文化转化创新的基本限度,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就横向而言,“两创”文化观中蕴含的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从容自信的文化心态、可解析性的文化认知、实践取向的文化标准分别替代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或自卑或自负的文化心态、整体主义的文化认知、或内或外的文化标准,从而超越了“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开辟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新境界。总之,“两创”思想的理论出场和实践运用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马克思主义回答,但并不代表是对这一时代之问的最终解答,而只是适应新的时代语境所产生的阶段性理论呈现。只要“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没有得到彻底解答,只要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尚未得到彻底平息,关于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文化使命就仍然驱使着我们继续前行。
王新建[4]（2020）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学界在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内涵上观点高度一致,而在其莫衷一是的外延列示中,唯有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被普遍尊崇,足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之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地位和学界在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上的坚守。新时代历史方位所展现的现实域场和发展意涵,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培养时代新人的时代使命。完成这一新时代使命,须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以其更为鲜亮的实践性指向和高度清晰的、具体的而又针对新时代意涵的可操作化运行机制,切实推进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新要求的贯彻落实。“两化”,即“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是冯契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而提出的“补充”口号。这里的“理论”主要是指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党规党法如政治规矩等;“方法”主要指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转化而来的各种方法和方法论;“德性”主要指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较高的认知和觉悟程度,如较高的政治觉悟、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内在品质和品格等。“两化”的“教化—内化—外化—性成”这一运行机制所内在要求的“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议程”意蕴,对于克服现实中诸如人们对理论联系实际之难的慨叹,只知“联系”之重要而对如何联系的懵懂,对知行统一的不自觉却步,为人与为学的两立,科学与人生的脱节,以致“两面人”等现象,继而使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能够充分发挥其指导和规范作用,均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显着的实效性。鉴此,论文主题主旨确定为:把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细化和具体化为“两化”原则,即把“两化”提升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提出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理论、不断革命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深厚基因。冯契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绵延数千年的名实之辩、知行之辩的认识论思想解析,对理想人格说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两化”原则的提出提供民族文化启示,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注入新的活力。对“两化”作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合法性、必然性和必要性的阐释,新时代“学哲学、用哲学”活动和其他教育实践活动所展现的把理论化为方法和德性的宏大实践叙事,分别给予“两化”原则以学理证成和实践证成。“两化”原则对于贯彻落实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八个统一”“六要”“思政课的实践性”等新要求,对于新时代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灌输论”理论、“生命线”理论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等重大问题的深化研究等,均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涵。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所昭示的实践辩证法对“两化”原则所内在要求的“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议程”进行理论鉴临能够说明:在“教化—内化—外化—性成”运行机制上的缺失、敷衍、断裂、梗阻和得过且过,将导致“理论”向“方法”“德性”转化的不可能,造成理论与实践的“两立”。在“两化”运行机制的认知和践行方面,在以“两化”原则为指导开拓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场域方面,广大思政学人应尽快建立起高度的专业自省、职业自觉和实践自为意识。
宋玉兰[5]（2020）在《关系理性视域下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文本,从关系理性的视角审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这种审视是建立在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前提性反思的基础上,其目的是为了探究生态危机的人类理性根源。关系理性视域,既突破了“客观理性”视域下自然对人的压制,又突破了“主观理性”视域下人对自然的征服和破坏。它是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存在根据和整体意义上来理解生态问题的人类理性形式。本文通过对关系理性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相关文献资料的查阅和研读,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与关系理性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置于关系理性视域下展开研究。虽然,关系理性这一概念的明确提出是比较晚的,但其渊源日久,不论西方当代哲学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中国古典哲学,都可窥视到关系理性的影子。目前,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研究已成为热点,但将其置于关系理性视域之下展开研究,则少有涉猎。本文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研究,注重从其与关系理性的契合点出发来探究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不仅拓宽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理论视域、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为解决现实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可操作性路径。本文除了绪论之外,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关系理性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概述。通过关系理性在西方当代哲学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和中国古典哲学中的表征,指出关系理性是把“关系”作为衡量人类行为和价值标准的前提,具有属人性、类特性、“个人主体性中的他者融入”和“互存互依性关系”等特征,对于确立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属人生态”维度、构筑限度性生存整体原则和实现“类人格”的自觉意识具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主要从生态统一论、生态认识论、生态关系论、生态危机论和生态和谐论五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理论内涵,并且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具有辩证统一性、系统整体性和历史互联性等鲜明的时代特征。通过对关系理性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内在逻辑分析,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关系理性自觉以及通过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人类存在方式的变革和人类发展方式的变革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关系理性诉求。第二部分,关系理性视域下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四重维度。从关系理性视角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发展的历史维度、现实维度、理论维度及实践维度进行研究,明确关系理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中的理论自觉和历史发展必然。其中,从人类存在状态的发展历史来探究关系理性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发展的历史必然;从现实生态危机的人类理性根源来呼唤关系理性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现实映照;从“人类可持续发展”、“真正的共同体”、“一种‘类特性的间接伦理’”来阐述关系理性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理论维度;从“人与自然的和解”、“人与人的和解”、“人与社会的和解”来阐述关系理性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实践维度。第三部分,关系理性视域下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从在西方的传承与发展看,本文主要集中于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潮。马尔库塞提出通过“自然的解放”来实现人的解放;威廉·莱斯通过对“控制自然”的崭新诠释,指出现代科学对自然的控制不但没有削弱对人的控制,反而加强了对人的控制,为人类解决生态问题敲响了警钟;佩珀、福斯特和奥康纳等新一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试图通过道德的革命来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从在中国的传承与发展看,本文主要从“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确立“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践行“科学发展观”以及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五个方面来进行阐述。关系理性视域下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在西方和中国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我们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问题,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第四部分,关系理性视域下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从理论价值看,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研究拓宽了理论视域,即新时代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拓宽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自然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拓宽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发展观、“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思想拓宽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生产力观;为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提供了理论资源,即丰富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哲学内涵、奠定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即主要从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前提、理论依据两个方面进行阐述。从实践价值看,有助于建设美丽中国,有助于促进绿色发展,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
王英娜[6]（2020）在《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文中认为《庄子》义理不竭、文笔妙奇的特点,促使历代释庄者完成了不同历史语境下的新诠解。尤其,在近现代这个充满危机和变革的特殊时代,《庄子》的阐释呈现出继承传统与借鉴西学并存的多元格局,这些庄学成就证明了《庄子》作为传统经典所具有的绵延不断的文化生命力。与古代的庄学相较,中西并存的文化背景使近现代的庄子研究取得了重大的学术突破,不论在研究范式,还是在思想探索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发展,并对当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和训鉴。因此,近现代庄学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研究意义。本论文主要采用阐释学的理论方法,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对近现代庄学新变进行整体观照,并从以佛解庄、以儒解庄、以西学解庄、以文学解庄等几个角度契入,考察近现代庄学的发展与新变,从而呈现其新时期的问题意识及时代文化价值。全文共为五章:第一章主要从社会、学术的历史背景,探讨近现代庄学的复兴问题。在近现代,庄学复兴是诸子学思潮兴起的产物,而诸子的兴起亦出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即从儒学的附庸走向独立,其包含了社会时局变化、学术发展等诸多因素,亦经历了从清初到近现代学者们超越儒学并使诸子独立的不断自觉。内在演变与西学东渐是近现代诸子学兴起的重要动力,而子学的致用思想、解经功能尤其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和发掘。这些诸子学发展的共性直接影响了近现代庄学的复兴,并使近现代庄学呈现出《庄子》校释类、义理类着作的新发展以及《庄子》文学的专题探索。第二章主要从“以佛解庄”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以佛解庄”是庄学史上传统的释庄方式之一,具体表现为“格义”方法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格义”最初是以传统典籍中的概念或思想来诠释佛学,其中《庄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历史的发展中,它经历了概念式“格义”、会通式“格义”、系统化“格义”以及实用化“格义”的过程。近现代“以佛解庄”的“格义”新变主要表现为法相唯识宗概念体系的系统化应用以及西学中平等、自由、科学等观念的融入,它实现了与异国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既有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亦有对外来文化精华的汲取,从而使《庄子》发挥了时代所需的社会效用。杨文会是使近现代佛学复兴的关键学者,他的“以佛解庄”推进了近现代系统化“格义”的发展,在其影响下,章太炎、梁启超等学者均走向了实用化的新变道路。可以说,对于庄子思想的致用探求是近现代学者“以佛解庄”的重要特点。第三章主要从“以儒解庄”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学者们之所以采用“以儒解庄”的诠释路径,是因为庄、儒之间在形上之“道”与形下的社会现实两个方面,均具有融通互补的可行性,这为消解庄儒矛盾,提升庄学的社会效用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探索前提。近现代学者的“以儒解庄”是试图通过儒道互补应对危机境遇中社会人生的各种问题,从而实现其拯救危亡的经世致用价值。近现代“以儒解庄”的新变主要表现在对庄子“大同”思想的新发掘;对庄、儒义理相通处的深入探析,尤其是对《庄子》中实用价值的进一步发掘;对“内圣外王”思想的新扩展,以及廖平通过重构经学体系,对传统“以儒解庄”的新发展。可以说,这些不同角度的新研寻体现了近现代学者救世的共同理想,以及开发《庄子》致用思想的时代风貌。第四章主要从中西融合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西学东渐动摇了传统儒学的核心地位,引发了近现代学人对传统文化的批评与反思,而学者们中西文化的比较与融通既使《庄子》研究有所继承,同时亦为之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并呈现出庄学新变的时代性特征。在近现代西学与《庄子》的比较融合中,西方的进化论、快乐主义、自由思想、马克思主义等均对庄子思想的重新诠解产生了重要影响。严复、胡适、章鸿钊等人的庄子研究主要体现了进化论与庄子思想会通的渐进过程。此外,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斯宾诺莎的“自然”“自由”等,也被近现代学者引入与《庄子》思想的对话与阐释中,中西文化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为庄学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其开拓性的尝试亦成为后世学者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课题。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入以及启蒙救亡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成为最科学、最前沿的思想和方法。在庄学界,吕振羽、侯外庐、郭沫若等学者即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使《庄子》研究呈现了新的时代意义。可以说,近现代学者以不同的西学理论为《庄子》阐释提供了诸多新的视角,虽然在解庄中不免历史环境的局限,但其为中西文化交融做出的积极探索具有时代效用,其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亦具有历史意义和借鉴价值。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新变。在西学与本土文学发展的双重影响下,近现代“文学”观念明确从传统文史哲不分的状态中独立出来,并出现了广义与狭义的不同界定。《庄子》是否是文学作品虽然存在争议,但从总体来看,《庄子》的文学性特征在近现代具有新的发展,而这种新发展与近现代“文学”认知的转变密切相关,因此,本章探讨了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与近现代“文学”理论视角的建构两个方面,以之作为《庄子》近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在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的新变中,本文主要从《庄子》的文学语言、篇章结构、文体、文学的社会性等多个方面展开论述,并在古今比较及中西文法的参照中突显《庄子》文学的继承与发展。近现代学者对《庄子》文学的探讨虽然不免简单和粗糙,但他们强烈而明确的文学自觉意识以及多元化的思维使《庄子》的文学性得到新的发掘,这对后世《庄子》文学的发展亦具重要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张帆[7]（2020）在《宋明理学英译的译释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本土哲学发展的最高峰,影响中国乃至东亚思想和社会长达七百年。然而与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形成反差的是,宋明理学的英译严重滞后于其它中国典籍,这也导致了西方对理学的长期视野盲区。理学英译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义理的译释难度,因此,对义理译释的考察成为探讨宋明理学英译的关键性问题。本研究对译者英译宋明理学的阐释过程及其对译文的影响进行了全面分析,通过大量的案例和译释对比,从文本性、层次性、境界性、边界性、视域性和形态性六个方面考察了宋明理学英译的译释现象和译释特点。译释离不开文本,文本是译释的起点和终点。文本性是文本在反映特定交际规约时的特征,对文本性的配置决定了文本的类型。而在翻译中,决定文本性配置方式的则是译者的译释。通过译者的译释,文本呈现为不同文本性的混合,其中占据主导和焦点地位的文本性决定了文本的类型归属。理学文本的文本性主要体现在哲学性、宗教性和科学性三个方面,以哲学性为最主要的特征而兼有宗教性和科学性的特征。理学的文本类型因而可以看作以哲学文本为中心,以宗教文本和科学文本为两个端点的连续体。理学的译文文本可能会相对于原文文本在这个连续体上有所游移,其最终的位置取决于译者的译释。从文本的深度空间来看,从最表层的语言到最深层的义理,阐释者最终所能达到的深度反映了他的阐释层次。理学文本的义理深度和阐释开放性使得译者的阐释层次非常丰富。从对语言表层勘误校雠一直到对理学概念和义理的创造性译释,译者的阐释触角能够遍及理学文本的各个深度。对宋明理学译释在诸多层次上的描述与分析可以突破以往翻译研究阐释学进路偏于抽象思辨和宏观概括的特点,建立起真正具有可操作性的译释描述体系,这对于处于研究起始阶段的理学译释来说更具意义。从文本的译释高度看,将宋明理学的最高追求翻译出来是理学英译应当努力实现的目标。西方哲学以追求真理为终极目标,而中国哲学则往往以境界为最终旨归。但境界的高低需要译者的把握和体认,不同译者对境界的理解不尽一致。译者的译释决定了译文读者对宋明理学境界的感知,而对境界的感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宋明理学的总体认知。对境界的译释代表了译释的高度,这也是宋明理英译学不同于一般哲学文本翻译的特殊之处。从文本之间的横向关系看,宋明理学内部流派纷呈,不同流派对同一概念或义理的阐发有所差异甚至截然相反。然而流派之间既相互颉颃又彼此渗透,使得其边界保持着一定的开放性和模糊性。理学英译者的译释往往会对流派之间的边界进行有意无意地重新划定,既可能是对原有边界的彻底重构,也可能是对边界模糊或清晰程度的重描,还可能是对边界的悬搁或标举。而宋明理学与外学也处于纠缠不清的关系。对于理学与佛教和道家的关系,不同的译者也会作出不同的译释处理,既有可能划清界线,突出理学的独立品性,也可能呈现甚至加强儒释道之间的暧昧关系。因此,无论是理学内部流派的边界还是理学与释道的边界,都有可能在译者的译释过程中发生位移与变化。从文本与背景域的关系来看,前见和视域是理解得以可能的先行条件。在翻译中,最终的译文往往译者视域与原文视域融合的产物,译者无法超越自己的视域去把握文本某种“自在”的原意。对理学的译释同样也受译者视域的影响,而在这当中,西方哲学的视域是最为常见却又往往不易察觉的一种视域。无论是西方译者还是中国译者,在英译宋明理学时都有可能在内容、思维和语言的层面不同程度地呈现出西方哲学视域的特点。从文本与学科形态的关系来看,根据译者的译释方法、译释重点和译释视角的不同,可以将宋明理学的译释分为经学形态、西学形态、汉学形态和国学形态四种。理学英译的经学形态是中国传统注经模式的跨语应用;理学英译的西学形态则以西方哲学来格义宋明理学;理学英译的汉学形态是在西方目光的投射下对作为东方异质他者的理学的一种形象和意义建构;理学英译的国学形态则突出理学的民族性和中国文化身份,对理学的译释呈现出中国哲学本土化翻译模式。宋明理学的译释现象是阐释和翻译的一般规律与理学的特殊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对理学译释的研究既是对阐释学方法的建构式运用,又紧扣理学文本的特殊性。对宋明理学英译译释的分析将译释的各种可能性最大化,全面还原了译释的过程,归纳出理学译释的特点,从而为宋明理学日后的进一步英译提供了观照。
张文圣[8]（2019）在《历史与效应 ——伽达默尔本体论诠释学探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从历史演进和思想效应两个方面探究伽达默尔本体论诠释学的基本概念和主要内容。伽达默尔诠释学是海德格尔此在诠释学的继承和发展,他立足于海德格尔对此在“在世”的现象学分析,结合诠释学的发展史,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本体论诠释学思想体系。论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简略概括了诠释学的基本含义,同时对诠释学理论的不同流派以及国内外研究状况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和概括,最后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状况的简要评述引入正文。第一章主要选取了施莱尔马赫、狄尔泰这两个前本体论诠释学史上的代表性人物来展开论述,以期澄清诠释学的主要概念和思想方法,勾勒诠释学理论转变的基本逻辑,为具体阐述伽达默尔本体论诠释学搭建一个基本的思想史平台。施莱尔马赫认为诠释学应该成为理解艺术的一般方法论,而不能局限于仅仅对各种特殊文本的注释规则和技巧进行整理和收集。我们把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称之为一般诠释学,是因为他的诠释学方法论立足于对人类理解行为的本质进行普遍的哲学阐发的基础之上。施莱尔马赫关于一般诠释学方法论的反思得益于新教诠释学和古典语文学的发展。施莱尔马赫认为,诠释学的最终目的不是对文本客观意义的获取,而是一种重建作者创作意图的艺术。出于这个目的,他从方法论的高度阐释了诠释学循环。他认为诠释学循环指向的是文本意义构建的动态过程。施莱尔马赫被看作现代诠释学的先驱,他的一般诠释学理论对现代诠释学的影响从各种方面来说都是意义深远的。但是他的诠释学同时也包含着各种问题,通过狄尔泰历史诠释学的思考,这些问题才得到进一步的澄清。狄尔泰哲学的基本观点是认识自然、理解生命,这也是他划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最重要的思想基础。狄尔泰认为,精神科学的研究应该通过生命经验去把握生命本身的“内在实在性”。因此,诠释学作为狄尔泰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同时就是他关于精神科学或者历史世界的认识论。狄尔泰的历史诠释学立足于生命自身的历史性存在来界定理解和诠释行为的本质,由此打开了理解自身内在的历史性向度。但是在狄尔泰那里,对精神科学知识客观性的追求与他建立在体验基础上的生命哲学是不相容的。因此,狄尔泰最终仍把“历史”本身看作一个关于生命的巨大文本,这使他的诠释学最终脱离了生命自身的历史性生存,转入了某种超历史的统观。在他那里,理解不是关于生命实在的历史性经验,而是在一个最终透明的“历史意识”中达到的对生命的清晰认知。狄尔泰坚持建构某种关于精神科学的方法论,这意味着他的诠释学最终不能脱离主-客分立的思维模式,施莱尔马赫遇到的诠释学循环狄尔泰同样无法避免。解决狄尔泰哲学中的这些理论困难,需要的是一种本体论的诠释学。他的这种思考为海德格尔对生命进行存在论-诠释学分析提供了一种基本的前提和本质性的角度。第二章主要论述通过海德格尔哲学实现的诠释学的本体论转向,以诠释学本体论转向为基本视域,阐释了伽达默尔诠释学对海德格尔“此在”诠释学的继承和发展以及两者之间的基本分歧。海德格尔认为理解不是主体的某种行为,而是人的“在世”存在之基本方式。诠释不是一个主体可以主观上随意进入或者逸出的领域,它属于生命本身的生存论构成环节。人只要“在世”就在理解,理解本身就意味着“在世”存在。因此,海德格尔的诠释学最终成为了一种事关人的生存的理解本体论,“此在”的现象学分析为诠释学的本体论转向奠定了基础。正是在海德格尔“此在”诠释学的基础之上,伽达默尔将本体论诠释学发挥为一种关于理解和诠释的系统的理论体系。伽达默尔诠释学通常被看作海德格尔哲学的“儒雅化”,这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伽达默尔诠释学对诠释学思想史进行了细致梳理和深入阐发,他的哲学内在地含有以诠释学沟通西方人文传统与哲学反思的企图,而海德格尔哲学则更注重对整个西方哲学传统本身的批判和反思,不关注单纯的诠释学问题。伽达默尔的哲学叙事指出了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中所内蕴的诠释学态势或者倾向;海德格尔的叙事逻辑则更为宏大,“此在”诠释学不过是他对西方哲学“存在遗忘”之历史进行揭示和批判的阶段和环节而已。其次,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理论体系是在与各种哲学观点的争论中逐渐完善和发展的,而海德格尔属于人类历史上那类“孤独的思考者”行列。这要求伽达默尔不断完善和修正自己的理论体系,在持守基本的诠释学立场的同时,能应对各种哲学派别和思想观点的批评和冲击,他的诠释学理论更具有包容性。第三章主要从真理、历史、语言三个方面探讨伽达默尔的本体论诠释学。伽达默尔并不是要提供一种诠释学的真理理论,他关于审美经验的分析以及对历史和语言的探讨最终指向对真理的源始经验方式的现象学的描述。诠释学并不探讨真理认识的先验前提或者某种获取真理性知识的科学方法。真理在伽达默尔这里是一种源始发生事件,作为一种源始发生事件,真理总是已经发生或者实际上被经验着,它的发生先行于任何科学方法或者认识程序的筹划。伽达默尔以审美意识批判作为切入本体论诠释学情境的先导,他认为通过艺术作品所开启的世界,我们参与到真理生发事件之中去。从而艺术作品不仅是一种关于真理的源始经验方式,而且还是一种把人的生存和真理勾连起来的中介。任何艺术作品都必须在它的历史视域中发挥影响,在伽达默尔这里,关于艺术作品的诠释学经验实质上就是历史经验,这样诠释学就进入了历史领域。对诠释的境遇性的反思必然导向历史,这取决于人类生存内在的历史性维度。诠释学的历史意识既不是某种与理解无关的外在时间的流逝,也不是从思辨的角度把历史归结于自我意识或者客观精神的构造,历史性表明自身为诠释学经验的普遍结构和任何理解行为的根本性原则。通过历史分析表明,理解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和效果历史意识,而效果历史意识的现实化、具体化就是语言。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的本体化语言观,并把它发展成一种关于诠释学的语言本体论。与海德格尔不同的是,伽达默尔把他的语言本体论和诠释学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立足于诠释学的经验来阐发语言的本体性地位。伽达默尔诠释学的所有议题几乎都汇集于他的语言观上,伽达默尔诠释学又被称之为语言诠释学。伽达默尔认为,作为构建生活世界的本质性力量,语言是人类在世存在的基本视域,是我们归属于语言而不是语言归属于我们。正是我们对语言的归属性使真正的理解行为得以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语言是效果历史意识的具体化,语言性从根本上指明了诠释学经验的内在历史性结构,是一切历史性理解的基础。第四章论述伽达默尔诠释学的思想效应。本体论诠释学不仅意味着诠释学理论发展史上一次根本性转折,最关键的是它所提倡的诠释学理念对于重新恢复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原初关联极具启发性和创造性。因此,本体论诠释学自创建以来,对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都有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争论不断。这些争论本质上已经溢出了经典的诠释学定义,从而演变成一种关于诠释学的后现代存在状况的“思想景观”。作者主要选取了罗蒂、哈贝马斯和德里达这三个哲学家的理论来展开论述。这些争论既是对诠释学基本理论的进一步澄清,同时对伽达默尔本体论诠释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也有重要作用。结语部分是对伽达默尔本体论诠释学的历史发展、主要内容和思想效应的总体概括。通过将理解、意义、语言和真理置入一个全新的维度中进行思考,伽达默尔哲学开启了一种本真意义上的诠释学空间,重新恢复了精神与它的世界之间的那种原初的紧密关联。
郭友兵[9]（2019）在《黑格尔自由思想研究》文中认为自由是人类的永恒理想与普遍追求,黑格尔关于自由的思考构成人类自由理论的重要一支。由于黑格尔哲学的体系性质与文本特征,国内外学界关于黑格尔自由思想的大量研究一方面具有多领域、多进路等优点,另一方面存在离散性、片面性等缺点,对黑格尔自由思想进行一种系统全面又准确彻底地理解诠释显得尤为必要。为此,本研究旨在基于黑格尔之哲学观以及文本诠释、形上分析、“经验”还原等方法,对黑格尔自由思想本身做出一种有据可循的系统性诠释。首先,直面“自由是什么”的问题,研究发现黑格尔的自由具有如下形上规定。其一,“在他物中即在自身中”的思辨定义构成黑格尔自由的基本公式。它表明自由本质上是一种“他我关系”,“他物”“自身”构成自由的两大前提,“在他物中即在自身中”构成自由的关键要义,其反面则是无自由或不自由。其二,“在他物中即在自身中”具有自我实现、相互承认、主客统一、“主体-实体”等四种主要实现模型。这四种模型相应地构成黑格尔自由思想之本体论、伦理学、认识论、存在论四种主要诠释进路。其三,自由具有具体性、必然性、无限性以及统一、和解等特性,且作为他我关系的合理解决构成价值本身及最高价值。然而,黑格尔所言自由的主体是精神,其自由主要指精神自由,因此,如何理解精神构成理解黑格尔自由的枢纽,对黑格尔自由思想的具体诠释必须深入考察其精神理论。考察发现,黑格尔具有一种成熟而复杂的精神理论,精神构成黑格尔哲学的标识并存在多种解读面向,精神自由的核心要义则在于人类自由。文本显示,精神具有“知自己本身的现实的理念”之一大定义、“观念性”与“显示”之两大规定性、“运动”“统一”“自由”以及“非自然”“理性”等多种特性,本身代指“思维-概念-理念-精神”之内在逻辑经验与“存在-定在-理念-精神”之外在历史现象相统一的“事情本身”的存在过程。同时,这一过程在形式上展现为“圆圈”之往复进展的结构,在内容上体现为“观念性-显示”或“思维-意志”之一体两面的结构,在本质上呈现为“观念性-显示-事情本身”或“思维-意志-理性”之“知-行-在”的三位一体结构。由此可见,黑格尔的精神具有认识论内涵与本体论内涵相统一、一般精神与作为人的精神相统一的基本内涵,而且,精神的本体论内涵以认识论内涵为基础、一般精神以作为人的精神为模型,因此,黑格尔的精神主要指人类,其精神自由义在人类自由。根据精神“知-行-在”的本质结构,黑格尔精神理论包含一个以“思维自由”“意志自由”“理性自由”为基本主题、以《小逻辑》《法哲学原理》《历史哲学》为主要文本、以“理论理念”“实践理念”“历史实存”为重要形态的自由理论体系。根据黑格尔的哲学观,黑格尔哲学本质上是一个思维与对象、内在与外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关于事情本身的“解释-规范”体系,“精神自由”一方面构成黑格尔解释世界的根本性概念,另一方面同时具有旨在人类自由的规范性内涵。本研究在此两大前提下详细诠释黑格尔自由思想的具体内容。第一,“思维”是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具有“知”“普遍性”“辩证性”“真理性”“自由”等特性。“思维自由”是逻辑学的重要主题,《小逻辑》思辨地揭示了思维自由的具体道路,本身包含“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三大环节。思维象征着“思维着的人”,思维自由具有相应的规范性内涵。一方面,它蕴含着有关“如何思考”的思维方法的规定,具体为“‘概念’地思考”,亦即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重要来源的黑格尔之“概念思辨法”,包含五大原则:矛盾的原则、发展的原则、具体的原则、历史的原则、总体的原则。另一方面,它蕴含着“成为一个人”的“主体性自由”的规定,主要为“超越自然性”“扬弃分裂性”“遵循总体性”。第二,“意志”是法哲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具有“行”“能动性”“层次性”“客观性”“自由”等特性。“意志自由”是法哲学的根本主题,《法哲学原理》理性地构筑了意志自由的具体道路,本身包含“抽象法”“道德”“伦理”三大环节。意志代指着“行动着的人”,意志自由包含重要的规范性内涵。一方面,它蕴含着有关“如何行动”的行为原则的规定,具体为“‘伦理’地行动”,人与物、人与自身、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人与国家构成黑格尔的“五伦”,法哲学系统理性地阐述了五伦的具体规定。另一方面,它蕴含着“与他物共存”的“实体性自由”的规定,主要为“追求‘实体性’事业”“超越原子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三,“理性”是历史哲学的灵魂,本身具有“在”“实存性”“阶段性”“具体性”“自由”等本性。“理性自由”是历史哲学的重要命题,《历史哲学》大致地描绘了理性自由的实现历程,本身包含“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尔曼世界”等阶段。理性意味着“存在着的人”,理性自由包含着对应的规范性内涵。一方面,它蕴含着有关“如何存在”的存在方式的规定,具体为“‘精神’地存在”,其以“自由”为根本目的、以“知”“行”为内外道路、以“理性”为基本原则、以“调和”为重要方法。另一方面,它意味着具有质、量、度之具体规定的“实存的自由”,并具有如下启示:“自由是人类存在的永恒理想”,“实存的自由永远是具体特殊的”,“‘思辨逻辑’构成自由实现的实践智慧”。总之,以“知-行-在”为本质结构的精神表明人是“有思维”“有意志”的“历史性”的存在者,黑格尔的精神自由理论本质上体现为一种系统而独特的人类自由理论,而黑格尔自由思想本身则构成一种重要的自由理论范式。
王拓[10]（2019）在《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先秦法家思想为研究对象,以先秦法家思想中蕴含的法治、改革、富强精神为前提,以先秦法家思想的合理内核为逻辑起点,以历史性遵循与创造性转化为目的;运用管理学的方法,站在哲学的高度,全面审视先秦法家思想的内涵实质与核心要义,通过对先秦法家文献的梳理与综合,探究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主旨概念、生成过程、内在结构、作用机制、及当代转化,以求深入挖掘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在历史发展进程及人类管理实践活动中的作用与价值。深入研究以先秦法家管理哲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理论,提炼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当代价值,在全球化进程中彰显中国管理哲学的魅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思想体系,是本研究的宗旨与基本目标。法家作为先秦子学中的晚出学派,其生成过程包含了对于先秦诸子思想的吸纳和继承,在秦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应有的功用,在实践中充分展示了它的理论价值与管理效用。先秦法家管理哲学的核心是通过“法”的管理手段完成“治”的管理目标,主张“一断于法”,重视建章立制,强调破陈出新,提倡富国强兵,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之道、管理之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思想渊源来看,先秦法家管理哲学经历了由实用法学向法哲学演进的发展过程,李悝、吴起、商鞅等人的变法实践经由韩非的总结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而先秦诸子的学说也为法家管理哲学的形成提供了外在驱动:道家的自然天道观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儒家贵贱有等的治理模式为其提供了实践参照,墨家的尚同思想为其提供了方法论保障。就理论内涵来看,先秦法家遵循“一断于法”的管理准则,凭借“严罚厚赏”的管理手段,结合“循名责实”的管理权术,形成了“法、术、势”相结合的管理体系,从管理思想史角度来看,可将其视为当代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就实践效用来看,通过对先秦法家思想的爬梳,系统审视其中涉及管理学的一般原理、原则、规律等内容,归纳总结出其独特的管理人性观、管理控制观、管理行为观以及管理认识论、管理方法论和管理价值论,能为我国新时代的管理实践提供一条可资借鉴的发展路径。先秦法家思想中包含的法治精神、改革精神、富强精神和权力制约观念在当下依然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本文基于如下逻辑线索:第一章是对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概念的简述;第二章在梳理了时代背景、内在基础、外在驱动之后总结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生成过程;第三章着重探讨先秦法家在管理人性观、管理控制观、管理行为观等维度的理论观点;第四章主要探讨先秦法家的管理认识论、管理方法论、管理价值论,用以指导实践;第五章基于上述对于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探讨,深入挖掘这一思想遗产的合理内核,并从价值层面对其进行反思、纠偏、补救,从而实现新时代背景下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对于当下中国的法治建设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构建而言,如果说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能提供某种启示,那么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是其中绕不过去的智识资源。以新时代的法治建设为语境,在对以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同时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合理要素,对中国特色管理模式的构建具有理论参考与路径借鉴意义。在管理理论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管理哲学应有其相应的话语、理念和贡献。如果缺失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融合,那么世界管理思想将因局限于西方管理传统而欠缺丰富性与普世性。对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研究,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支撑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文化自信,并为当代中国的管理实践提供传统智识资源,这亦是中国管理哲学学科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路径方法与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二、儒家认识论的基本视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儒家认识论的基本视域（论文提纲范文）
（1）《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和学术史回顾 |
| (一) 《周易时论合编》研究现状 |
| (二) 方以智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学术创新与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周易时论合编》作者及征引书目 |
| 第一节 《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语境 |
| 一、政治背景 |
| 二、思想语境 |
| 三、自然科学状况 |
| 第二节 方孔炤、方以智与方氏家风 |
| 一、桐城方氏家风 |
| 二、方孔炤: 《时论》之创立者 |
| 三、方以智: 《时论》之完成者 |
| 第三节 《周易时论合编》版本、征引文献 |
| 一、《周易时论合编》卷数 |
| 二、《周易时论合编》版本 |
| 三、《周易时论合编》征引着作 |
| 第二章 《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过程 |
| 第一节 《时论》之思想渊源 |
| 一、方学渐“性善”哲学:至善不落有无 |
| 二、方大镇的“《易》贵时用”思想 |
| 三、黄道周象数易学 |
| 四、王宣的河洛易学思想 |
| 第二节 方孔炤编着《周易时论合编》 |
| 一、会通家传易学时期 |
| 二、会通象数易学时期 |
| 三、桐城研《易》时期 |
| 第三节 方以智编定《周易时论合编》 |
| 一、方以智等编撰《周易时论合编》 |
| 二、《周易时论合编》征引方以智着作 |
| 三、《周易时论合编》与方以智的思想关联 |
| 第三章 “时论”之义理阐释: 善用惟时,时义大成 |
| 第一节 “时论”之义涵 |
| 一、随时拾薪,以供薪举火 |
| 二、圣人因天用天、因时觉世 |
| 三、天下随时,有开必先 |
| 四、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 |
| 第二节 “时”之儒学发微 |
| 一、时之儒学溯源 |
| 二、时序: 雨旸燠寒风来备 |
| 三、时乘: 统御同时 |
| 四、时义: 藏密于前用 |
| 第三节 “时”之经世义涵阐发 |
| 一、时行: 入民善动 |
| 二、时中: 乘时中节 |
| 三、时用: 因时制用 |
| 第四节 环中寂历,善用惟时 |
| 一、治历明时,随时而息 |
| 二、四分用三,冬炼三时 |
| 三、《易》贵善用,善用惟时 |
| 第四章 “时论”之象数阐释:午会之时,乘一贯也 |
| 第一节 “午会之时”的内涵 |
| 一、“午会之时”提出的历史语境 |
| 二、午会之姤: 一阴滋生,小人道长 |
| 三、午会圣人,制度礼乐,以烹养万世 |
| 第二节 “午会之时”义涵发微 |
| 一、向明而治,继明照四方 |
| 二、阳统阴阳,居贤善俗 |
| 三、以立统泯,多识一贯 |
| 第三节 “乘一贯”思想的实现 |
| 一、寂历同时: 形上与形下的兼顾 |
| 二、顿渐同时: 先后天功夫的统一 |
| 三、《易》贯费隐: 交轮一贯的实现 |
| 第五章 “寂历同时、一在二中”的本体论 |
| 第一节 寂历同时的理论建构 |
| 一、寂历同时: 寂然在历然中 |
| 二、一在二中: 大一在大二中 |
| 三、绝待在对待中 |
| 第二节 不落有无的太极观 |
| 一、“无极而太极”说 |
| 二、太极不落有无 |
| 三、至理藏于物理 |
| 四、全图皆太极 |
| 第三节 先天在后天中 |
| 一、先后天八卦图 |
| 二、先后并用,圣人随时发明 |
| 三、先天不能不后天 |
| 四、先在后中,止有善用 |
| 第四节 贞悔卦的交轮、统辨 |
| 一、公因在反因中 |
| 二、交轮几 |
| 三、统辨、互根说 |
| 第六章 “两间皆易”的易象观 |
| 第一节 《周易时论合编》之周易观 |
| 一、《周易》新诠 |
| 二、《易》合理气象数,为费隐一贯之书 |
| 三、蓍龟守《易》,藏大于小 |
| 第二节 “虚空皆象数” |
| 一、“四无”之弊 |
| 二、虚空皆象数 |
| 三、象数即虚空 |
| 第三节 河洛象数,为一切生成之公证 |
| 一、《图》《书》一也 |
| 二、图书一理,皆是易道 |
| 三、中五,用三藏一旋四 |
| 四、五合互藏说 |
| 第七章 “博约同时”的格物说 |
| 第一节 “下学即上达”格物说 |
| 一、藏悟于学,下学上达 |
| 二、以物观物,交格交贯 |
| 三、博约同时,一多相贯 |
| 第二节 即费知隐 |
| 一、即费知隐 |
| 二、即质知通 |
| 三、象数征理 |
| 第三节 “圣人体天宰天”的文明观 |
| 一、五行尊火 |
| 二、文即质 |
| 三、藏罕于雅 |
| 第八章 “顿渐同时”的功夫论 |
| 第一节 善体,在“遏恶扬善”之善用中 |
| 一、“四无”与“四有”之争 |
| 二、先后并建,顿渐同时 |
| 三、至善,在为善去恶中 |
| 四、贞一,以善天下之动 |
| 第二节 “戒惧”功夫论 |
| 一、理其情,而“情即性” |
| 二、戒惧即飞跃 |
| 三、《易》官天继善、各正性命 |
| 四、全《易》,无非教学,无非圣功 |
| 第三节 礼者,卫道之藩、居身之舆 |
| 一、礼者,天所秩而用于人 |
| 二、《易》《礼》不二 |
| 三、礼者,安上下、合外内 |
| 结语 |
| 一、《周易时论合编》之会通特色 |
| 二、乘一贯、集大成的目标 |
| 三、儒学立场和经世致用之指向 |
| 四、《周易时论合编》的易学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周易时论合编》藏本问题 |
| 附录二 周易时论合编之版式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理性与感通：《天主实义》里中西士间的思想交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选题的由来 |
| 二、为何以《天主实义》作为分析文本? |
| 三、宗教哲学的观察视角 |
| 四、文献综述:国内外对《天主实义》文本的研究及分析 |
| (一) 国内学者的研究及分析 |
| (1) 晚明时期儒、佛学者对《天主实义》的认同和批判 |
| (2) 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天主实义》的研究进路:比较、历史、分析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简析 |
| 五、主旨论证的思路和篇章布局 |
| 第一章 《天主实义》中的三重语境 |
| 第一节 西士所存在的双重语境 |
| 一、西士的天主教思想背景 |
| 二、西士对儒学的研究与应用 |
| 三、西士恩典神学视角的缺失 |
| 第二节 中士的时代性思想背景及其思想论域 |
| 一、阳明后学的思想主流 |
| 二、晚明中士的思想论域 |
| 三、东林儒学与实学暗兴 |
| 四、中士言辞背后的“感通”思维 |
| 第二章 《天主实义》中的本原论争 |
| 第一节 “位格”性天主:西士对“太极/理”本原论的批判 |
| 一、理性与“位格”性之天主 |
| 二、理性对“太极/理”不能为本原的批评 |
| 第二节 “生成”论之太极/理:中士对西士批判的回应 |
| 一、“生成论”之太极 |
| 二、中士的“敬”意识 |
| 三、感通中的太极/理 |
| 四、生存秩序中的太极/理 |
| 第三节 西士式“本原”观对中士生存秩序完善性辨析 |
| 一、西士式“本原”观中的超越性维度的挑战 |
| 二、超越性维度对中士“生成”论修身的益处辨析 |
| 三、超越性维度对补益儒家社会秩序的理论性意义 |
| 第三章 “独立灵魂”与“万物能否一体”的辩争 |
| 第一节 独立灵魂论:西士的两世说与万物一体观 |
| 一、自由意志与“两世”说 |
| 二、独立灵魂和后世维度的展开 |
| 三、独立灵魂观对万物一体论的批评 |
| 第二节 中士对独立灵魂和万物一体观的驳正 |
| 一、中士道德性的生死观传统 |
| 二、现世维度中的修身与成德 |
| 三、中士的“魂魄论”与万物一体观 |
| 第三节 驳灵魂轮回:中西士间的思想交织 |
| 一、西士对灵魂轮回论的理性批驳 |
| 二、中士在人伦秩序观中驳灵魂轮回论 |
| 第四章 善之论争:为善是否有意? |
| 第一节 西士的“为善有意”观 |
| 一、理性界定中的“善”、“意”概念 |
| 二、善的缺失:西士论“恶”的问题 |
| 三、天主:“正意”之源 |
| 四、为善有意与善之困境 |
| 第二节 中士对“为善无意”思想的辩护 |
| 一、“为善无意”问题的由来 |
| 二、中士以“性”解为善无意 |
| 三、敬天诚性与为善无意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与生存意识 |
| 一、后世的抽象性与现实性问题 |
| 二、“利”的现实性与完善性问题 |
| 三、“有意”与“无意”间的张力:“小人—君子”的视角 |
| 第五章 伦理交锋:修身、治学、行孝 |
| 第一节 忏悔与自省:天主拯拔与自我完善 |
| 一、呈现伦理背后认识论问题的必要性 |
| 二、忏悔与天主旨意 |
| 三、自省与参赞化育 |
| 第二节 内外有别:学之为己抑或为天主? |
| 一、什么是“真学问”? |
| 二、如何达到真正的学问? |
| 第三节 内外学问的功夫论 |
| 一、理性与灵修 |
| 二、“诚-性”与检慎 |
| 第四节 不同起点上的行孝观 |
| 一、有必要专门谈论孝道问题 |
| 二、西士论孝:以天主之道为目标 |
| 三、中士尽孝:以造就天命为中心 |
| 结语 理性与感通:呈现方式与生存秩序 |
| 一、理性与感通的切磋:一种宗教哲学观察视角 |
| 二、两种认识论、两种认识对象和两种实在性 |
| 三、思想交锋中的感通与对话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学理基础: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 |
| 一、相关概念界定与辨析 |
| (一)“文化”与“传统文化” |
|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 |
|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主要内容 |
| (一)基本立场:文化的最终根源在于现实的社会生活 |
| (二)认识前提:“使死人复生”的同时“死人也使我们受苦” |
| (三)基本依据: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决不是“永恒价值” |
| (四)基本态度:同传统观念的最彻底决裂决不是文化虚无 |
| (五)传承方式:“剥取”与“扬弃” |
| 第二章 近代文化思潮谱系中“两创”的时代出场 |
| 一、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双重路向” |
| (一)“以中化西”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文化传承观 |
| (二)“以西化中”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文化传承观 |
| 二、“第三重路向”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传承观 |
| (一)“以马化中”与“三元格局”的形成 |
| (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探索历程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生成脉络 |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提出的前奏曲 |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正式出场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文献确认 |
| 第三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理论阐释 |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多维界定 |
| (一)作为政治话语的“两创”与作为学术话语的“两创” |
| (二)作为文化观的“两创”与作为工作方针的“两创” |
| (三)广义的“两创”与狭义的“两创” |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哲学基础 |
| (一)就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而言:唯物史观 |
| (二)就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的关系而言:辩证否定观 |
| (三)就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而言:辩证发展观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内涵解析 |
| (一)“创造性转化”:激活传统 |
| (二)“创新性发展”:弘扬传统 |
| (三)“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关系 |
| 四、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运行机理 |
| (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 |
| (二)辩证批判,逐级抽象 |
| (三)时空交融,综合创新 |
| (四)纵横结合,循环往进 |
| 第四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实现 |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考察 |
| (一)顺应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实践需求 |
| (二)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时代需求 |
| (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需要 |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对象分析 |
| (一)全方位理解“中华传统文化” |
| (二)准确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方向选择 |
| (一)社会指向:反思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 |
| (二)文化指向: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方向 |
| 四、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实现路径 |
| (一)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原则路径 |
| (二)推动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路径 |
| 第五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思想史意义 |
| 一、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 |
| (一)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 |
| (二)确立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 |
| (三)融入了“综合创新”的思想成果 |
| (四)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 |
| (五)明确了文化转化发展的基本限度 |
| 二、超越了近代以来“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 |
| (一)近代以来“激进—保守”的两级困境 |
| (二)思维方式:从二元对立到辩证思维 |
| (三)文化心态:从自卑自负到从容自信 |
| (四)文化认知:从绝对整体主义到可解析性 |
| (五)文化标准:从“或内或外”到实践指向 |
| 参考文献 |
| 一、经典着作 |
| 二、中文着作 |
| 三、中文译着 |
| 四、英文文献 |
| 五、期刊论文 |
| 六、学位论文 |
| 七、报纸网络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一、发表论文 |
| 二、参与课题 |
| 三、参加会议 |
| 致谢 |
（4）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依据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和文献评析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 |
| 1.6 重点、难点 |
| 2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新思考 |
| 2.1 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时代使命 |
| 2.2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突出特点、基本遵循和落脚点 |
| 2.3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提出 |
| 3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提出的理论基础 |
| 3.1 马克思主义理论 |
| 3.2 传统文化渊薮及对提出“两化”原则的启示 |
| 4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基本内涵和运行机制 |
| 4.1 “化理论为方法”的基本内涵和运行机制 |
| 4.2 “化理论为德性”的基本内涵和运行机制 |
| 4.3 “两化”的基本环节和运行机制公式解析 |
| 4.4 “两化”的辩证性、普适性和艰巨性辨正 |
| 5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学理证成和实践证成 |
| 5.1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学理证成 |
| 5.2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实践证成 |
| 6 “两化”原则运用于贯彻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新要求 |
| 6.1 “两化”原则运用于贯彻“八个统一”要求 |
| 6.2 “两化”原则运用于贯彻“六要”要求 |
| 6.3 “两化”原则运用于贯彻“实践性”要求 |
| 7 “两化”原则运用于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若干重大问题的深化研究 |
| 7.1 “两化”原则运用于新时代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深化研究 |
| 7.2 “两化”原则运用于“灌输论”理论的深化研究 |
| 7.3 “两化”原则运用于“生命线”理论的深化研究 |
| 7.4 “两化”原则运用于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的深化研究 |
| 8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关系理性视域下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述评 |
| 1.2.2 国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及不足 |
| 1.4.1 论文创新 |
| 1.4.2 论文不足 |
| 第2章 关系理性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概述 |
| 2.1 关系理性概述 |
| 2.1.1 关系理性在不同哲学中的表征 |
| 2.1.2 关系理性的涵义、特征与作用 |
| 2.2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概述 |
| 2.2.1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理论内涵 |
| 2.2.2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主要特征 |
| 2.3 关系理性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内在逻辑 |
| 2.3.1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关系理性自觉 |
| 2.3.2 基于关系理性的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 |
| 第3章 关系理性视域下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四重维度 |
| 3.1 关系理性视域下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历史维度 |
| 3.1.1 “人的依赖关系”形态 |
| 3.1.2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 |
| 3.1.3 “自由人联合体”形态 |
| 3.2 关系理性视域下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现实维度 |
| 3.2.1 生态危机的表现及后果 |
| 3.2.2 生态失衡的人类理性根源 |
| 3.2.3 走出生态失衡的人类理性重建 |
| 3.3 关系理性视域下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理论维度 |
| 3.3.1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理论前提 |
| 3.3.2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理论基础 |
| 3.3.3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理论指向 |
| 3.4 关系理性视域下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实践维度 |
| 3.4.1 人与自然的和解 |
| 3.4.2 人与人的和解 |
| 3.4.3 人与社会的和解 |
| 第4章 关系理性视域下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
| 4.1 关系理性视域下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在西方的传承与发展 |
| 4.1.1 “自然的解放” |
| 4.1.2 “自然的控制” |
| 4.1.3 “生态社会主义”构想 |
| 4.2 关系理性视域下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在中国的传承与发展 |
| 4.2.1 “植树造林,绿化祖国” |
| 4.2.2 确立“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
| 4.2.3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
| 4.2.4 践行“科学发展观” |
| 4.2.5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
| 第5章 关系理性视域下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 |
| 5.1 关系理性视域下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理论价值 |
| 5.1.1 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研究拓宽了理论视域 |
| 5.1.2 为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提供了理论资源 |
| 5.1.3 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 |
| 5.2 关系理性视域下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实践价值 |
| 5.2.1 有助于建设美丽中国 |
| 5.2.2 有助于促进绿色发展 |
| 5.2.3 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近现代庄学研究现状分析 |
| 三、本文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内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近现代历史语境下的庄学复兴 |
| 第一节 近现代诸子学的兴起 |
| 第二节 近现代庄学的复兴 |
| 第三节 近现代庄学复兴的意义 |
| 第二章 以佛解庄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 第一节 以佛解庄的“格义”方法及历史演进 |
| 一、“格义”方法的发生 |
| 二、传统概念式“格义”的释义策略 |
| 三、传统会通式“格义”的发展 |
| 四、近现代系统化“格义”的推进 |
| 五、近现代实用化“格义”的新变 |
| 第二节 章太炎“以佛解庄”的致用理路 |
| 一、以庄、佛构建“致用”理路的动因 |
| 二、“齐物”与真如目标的预设 |
| 三、由真返俗的致用方法 |
| 第三节 梁启超以佛、儒释庄的新诠解 |
| 一、对胡适解庄方法的质疑 |
| 二、“真我”本体的确立及开拓 |
| 三、庄儒融合与实践途径的新探索 |
| 四、以佛、儒释庄的原由及意义 |
| 第三章 以儒解庄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 第一节 传统的“以儒解庄”思想 |
| 一、儒、庄融通的可行性前提 |
| 二、传统“以儒解庄”的特点 |
| 第二节 近现代“以儒解庄”的新风貌 |
| 一、庄子“大同”思想的新发掘 |
| 二、“内圣外王”思想的新扩展 |
| 三、庄、儒义理融合的深入与开拓 |
| 第三节 近现代以经学解庄的新融合 |
| 一、《庄子》与经学的互动融合 |
| 二、对传统“以儒解庄”的新发展 |
| 三、以经学解庄的价值和意义 |
| 第四章 中西融合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 第一节 《庄子》与进化论思想 |
| 一、严复以“天演”解庄: 进化思想的引入 |
| 二、胡适以“进化”解庄: 物种依据的相通 |
| 三、章鸿钊的“天择律”与“天钧律”:进化思想的新定位 |
| 四、以进化论阐释《庄子》的评价 |
| 第二节 《庄子》与快乐主义 |
| 一、根本相通:快乐与自得 |
| 二、追求持久快乐的相似途径 |
| 三、伊、庄认识论的异同辨析 |
| 四、伊、庄比较的方法和意义 |
| 第三节 《庄子》之“本体”与“自由” |
| 一、斯、庄比较的可能性及新特点 |
| 二、形而上: 本体的相契与殊异 |
| 三、形而下: 相似的“自由”追求与不同路径 |
| 第四节 以马克思主义思想论庄子 |
| 一、吕振羽以马克思主义解庄的较早尝试 |
| 二、侯外庐对马克思主义解庄的补充 |
| 三、郭沫若以马克思主义释庄的新拓展 |
| 四、以马克思主义释庄的价值和意义 |
| 第五章 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新变 |
| 第一节 近现代“文学”认知的新变 |
| 一、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 |
| 二、近现代“文学”的理论视角 |
| 第二节 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的新变 |
| 一、《庄子》的文学语言 |
| 二、《庄子》的篇章结构 |
| 三、《庄子》的文体 |
| 四、《庄子》文学与社会 |
| 五、《庄子》与传统典籍的文学比较 |
| 六、其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宋明理学英译的译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题解 |
| 1.1.1 “宋明理学” |
| 1.1.2 “译释” |
| 1.1.3 宋明理学英译的“译释研究” |
| 1.1.4 “宋明理学”英译的译释研究 |
| 1.1.5 宋明理学“英译”的译释研究 |
| 1.2 研究目标、方法和性质 |
| 1.3 研究特点和创新性 |
| 1.4 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本研究理学英译文本来源综述 |
| 2.2 宋明理学英译研究现状 |
| 第三章 宋明理学英译译释总论 |
| 3.1 译释学总论 |
| 3.2 宋明理学的译释 |
| 第四章 宋明理学译释的文本性 |
| 4.1 宋明理学英译对宗教性的译释 |
| 4.1.1 宋明理学的宗教性 |
| 4.1.2 对宋明理学宗教性的译释 |
| 4.2 宋明理学英译对哲学性的译释 |
| 4.2.1 宋明理学的哲学性 |
| 4.2.2 对宋明理学本体性的译释 |
| 4.2.3 对宋明理学体系性的译释 |
| 4.2.4 对宋明理学逻辑性的译释 |
| 4.3 宋明理学英译对科学性的译释 |
| 4.3.1 宋明理学的科学性 |
| 4.3.2 对宋明理学科学性的译释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宋明理学英译译释的层次性 |
| 5.1 创造性阐释学的阐释层次划分 |
| 5.2 宋明理学英译的译释层次分析 |
| 5.2.1 理学译释的实谓层次 |
| 5.2.2 理学译释的意谓层次 |
| 5.2.3 理学译释的蕴谓层次 |
| 5.2.4 理学译释的当谓层次 |
| 5.2.5 理学译释的必谓层次 |
| 5.3 小结 |
| 第六章 宋明理学译释的境界性 |
| 6.1 宋明理学的境界 |
| 6.2 对宋明理学境界的译释 |
| 6.2.1 理学英译对境界的标举 |
| 6.2.2 理学英译对境界的拔高 |
| 6.2.3 理学英译对境界的拉低 |
| 6.2.4 理学英译对境界的窄化 |
| 6.2.5 理学英译对境界的异化 |
| 6.3 小结 |
| 第七章 宋明理学译释的边界性 |
| 7.1 宋明理学英译对理学内部边界的译释 |
| 7.1.1 宋明理学的流派 |
| 7.1.2 理学英译对流派边界的消弭 |
| 7.1.3 理学英译对流派边界的重构 |
| 7.1.4 理学英译对流派边界的勘定 |
| 7.1.5 理学英译对流派边界的标记 |
| 7.2 宋明理学英译对儒释道边界的重构 |
| 7.2.1 宋明理学与释道关系 |
| 7.2.2 理学英译对儒释关系的重构 |
| 7.2.3 理学英译对儒道关系的重构 |
| 7.3 小结 |
| 第八章 宋明理学译释的视域性 |
| 8.1 理学译释的哲学内容视域性 |
| 8.1.1 对张载的唯物论译释 |
| 8.1.2 对王阳明的主观唯心论译释 |
| 8.1.3 对程颢的主观唯心论译释 |
| 8.1.4 对王阳明的现象学译释 |
| 8.2 理学译释的哲学思维视域性 |
| 8.2.1 对体用关系的译释 |
| 8.2.2 对成圣过程的译释 |
| 8.2.3 对知行合一的译释 |
| 8.3 理学译释的哲学语言视域性 |
| 8.3.1 哲学名词的视域性 |
| 8.3.2 语言范畴的视域性 |
| 8.3.3 针对语言视域性的翻译策略 |
| 8.4 小结 |
| 第九章 宋明理学英译译释的形态性 |
| 9.1 宋明理学英译的经学形态 |
| 9.1.1 对关键词的训诂译释 |
| 9.1.2 以传解经的译释方法 |
| 9.1.3 经传合注的译释方法 |
| 9.1.4 以经解译的译释方法 |
| 9.1.5 以译解译的译释方法 |
| 9.1.6 历史考证的译释方法 |
| 9.1.7 版本对勘的译释方法 |
| 9.2 宋明理学英译的西学形态 |
| 9.3 宋明理学英译的汉学形态 |
| 9.4 宋明理学英译的国学形态 |
| 9.4.1 中国英语的构建 |
| 9.4.2 理学的国学整体观 |
| 9.5 小结 |
| 第十章 结论 |
| 10.1 理学英译的译释类型 |
| 10.2 多维空间的译释分析 |
| 10.3 译释行为的总体特点 |
| 10.4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历史与效应 ——伽达默尔本体论诠释学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1.国外研究现状 |
| 1.1 本体论诠释学 |
| 1.2 现代方法论诠释学 |
| 1.3 后现代诠释学 |
| 2.国内研究现状 |
| 2.1 诠释学原着翻译 |
| 2.2 诠释学理论研究 |
| 2.3 中国诠释学建构 |
| 第1章 诠释学本体论转向之历史进程和内在逻辑 |
| 1.1 技巧与方法论:一般诠释学 |
| 1.1.1 一般诠释学构想 |
| 1.1.2 诠释学循环 |
| 1.1.3 心灵重构的艺术 |
| 1.2 生命与历史:历史诠释学 |
| 1.2.1 狄尔泰与历史学派 |
| 1.2.2 生命与体验 |
| 1.2.3 经验、表达、理解 |
| 1.3 历史诠释学及其理论困境 |
| 1.3.1 生命体验与历史意识 |
| 1.3.2 狄尔泰诠释学的内在困境 |
| 第2章 继承与分歧:伽达默尔与海德格尔 |
| 2.1 本体论诠释学与海德格尔 |
| 2.1.1 “此在”诠释学 |
| 2.1.2 诠释学的本体论转向 |
| 2.2 儒雅化与分歧 |
| 2.2.1 前见与理性 |
| 2.2.2 传统与“天命” |
| 2.2.3 决断与共识 |
| 第3章 伽达默尔本体论诠释学的基本问题 |
| 3.1 诠释与真理 |
| 3.1.1 真理与对话 |
| 3.1.2 真理作为“生发”事件 |
| 3.1.3 真理与应用 |
| 3.2 诠释与历史 |
| 3.2.1 诠释与时间距离 |
| 3.2.2 效果历史意识 |
| 3.2.3 诠释与视域融合 |
| 3.3 诠释与语言 |
| 3.3.1 语言与道成肉身 |
| 3.3.2 语言与存在 |
| 3.3.3 语言本体论 |
| 第4章 争议与融合:伽达默尔本体论诠释学的思想效应 |
| 4.1 本体论诠释学与新实用主义 |
| 4.1.1 系统哲学与教化哲学 |
| 4.1.2 教化与诗性创造 |
| 4.1.3 罗蒂与伽达默尔 |
| 4.2 本体论诠释学与意识形态批判 |
| 4.2.1 诠释与批判 |
| 4.2.2 发生诠释学与精神分析 |
| 4.2.3 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 |
| 4.3 本体论诠释学与解构主义 |
| 4.3.1 理解与解构 |
| 4.3.2 德里达与伽达默尔之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和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黑格尔自由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主题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概述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自由的形上分析 |
| 第一节 自由的定义 |
| 一、文本定义 |
| 二、定义的要件 |
| 三、定义的反面 |
| 第二节 自由的实现模型 |
| 一、自我实现模型 |
| 二、相互承认模型 |
| 三、主客统一模型 |
| 四、“主体-实体”模型 |
| 第三节 自由的特性 |
| 一、自由的一般特性 |
| 二、自由是被设定的 |
| 三、自由的主体是精神 |
| 第二章 精神的形上分析 |
| 第一节 精神的概念 |
| 一、定义 |
| 二、规定性 |
| 三、特性 |
| 第二节 精神的结构 |
| 一、“圆圈”结构 |
| 二、“思维-意志”结构 |
| 三、“知-行-在”结构 |
| 第三节 精神的自由体系 |
| 一、精神之“精神” |
| 二、精神的本性是自由 |
| 三、精神自由的形态及体系 |
| 第三章 自由的“思维”形态 |
| 第一节 思维的本性 |
| 一、“知” |
| 二、辩证性 |
| 三、自由 |
| 第二节 思维自由的三个环节 |
| 一、存在论 |
| 二、本质论 |
| 三、概念论 |
| 第三节 “思维”自由的规范性内涵 |
| 一、“概念”地思考 |
| 二、主体性自由及其规范 |
| 第四章 自由的“意志”形态 |
| 第一节 意志的本性 |
| 一、“行” |
| 二、层次性 |
| 三、自由 |
| 第二节 意志自由的三个环节 |
| 一、抽象法 |
| 二、道德 |
| 三、伦理 |
| 第三节 “意志”自由的规范性内涵 |
| 一、“伦理”地行动 |
| 二、实体性自由及其规范 |
| 第五章 自由的“理性”形态 |
| 第一节 理性的本性 |
| 一、“在” |
| 二、阶段性 |
| 三、自由 |
| 第二节 理性自由的实现历程 |
| 一、东方世界 |
| 二、希腊与罗马世界 |
| 三、日尔曼世界 |
| 第三节 “理性”自由的规范性内涵 |
| 一、“精神”地存在 |
| 二、实存的自由及其启示 |
| 结语 黑格尔自由观与人类自由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10）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思路与主要创新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概述 |
| 第一节 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界定 |
| 一、管理哲学的内涵与中国管理哲学 |
| 二、中国管理哲学的主要内容 |
| 三、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内涵界定 |
| 第二节 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分类与体系 |
| 一、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分类 |
| 二、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体系 |
| 第三节 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 |
| 一、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理论特征 |
| 二、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实践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生成过程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先秦时期的重要历史特征 |
| 一、宗法制的特征 |
| 二、历史文化特征 |
| 三、氏族统治特征 |
| 第二节 内在基础:先秦时期的重大社会变迁 |
| 一、井田制瓦解促成了新的管理实践活动 |
| 二、奴隶制崩溃催生了新的管理形态 |
| 三、礼法分离、以法去礼形成了新的管理理念 |
| 四、成文法运动总结了管理哲学的规律 |
| 第三节 思想资源:先秦诸子思想的重要影响 |
| 一、道家对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影响 |
| 二、儒家及墨家对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影响 |
| 三、名家及兵家对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理论维度 |
| 第一节 “自利自为”的管理人性观 |
| 一、“自利自为”管理人性观的逻辑起点 |
| 二、“自利自为”管理人性观的主要内容 |
| 三、“自利自为”管理人性观的总体评价 |
| 第二节 “一断于法”的管理控制观 |
| 一、“一断于法”管理控制观的逻辑起点 |
| 二、“一断于法”管理控制观的主要内容 |
| 三、“一断于法”管理控制观的总体评价 |
| 第三节 “法、术、势”结合的管理行为观 |
| 一、“法、术、势”结合的管理行为观的逻辑起点 |
| 二、“法、术、势”结合的管理行为观的主要内容 |
| 三、“法、术、势”结合的管理行为观的总体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实践指向 |
| 第一节 “事异备变”的管理认识论 |
| 一、“事异备变”管理认识论的逻辑起点 |
| 二、“事异备变”管理认识论的主要内容 |
| 三、“事异备变”管理认识论的总体评价 |
| 第二节 “不法常可”的管理方法论 |
| 一、“不法常可”管理方法论的逻辑起点 |
| 二、“不法常可”管理方法论的主要内容 |
| 三、“不法常可”管理方法论的总体评价 |
| 第三节 “贵法不贵义”的管理价值论 |
| 一、“贵法不贵义”管理价值论的逻辑起点 |
| 二、“贵法不贵义”管理价值论的主要内容 |
| 三、“贵法不贵义”管理价值论的总体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现实维度与创造性转化 |
| 一、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现实维度 |
| 二、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
| 第二节 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与深化改革及依法治国 |
| 一、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理论参考 |
| 二、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思想借鉴 |
| 第三节 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与现代化国家治理 |
| 一、先秦法家管理哲学与现代化宏观管理 |
| 二、先秦法家管理哲学与现代化国家治理模式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四、儒家认识论的基本视域（论文参考文献）
- [1]《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D]. 许伟. 山东大学, 2021(12)
- [2]理性与感通：《天主实义》里中西士间的思想交锋[D]. 林孝斌. 山东大学, 2021(11)
- [3]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D]. 李新潮. 兰州大学, 2021(09)
- [4]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D]. 王新建.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7)
- [5]关系理性视域下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研究[D]. 宋玉兰. 吉林大学, 2020(03)
- [6]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D]. 王英娜. 山东大学, 2020(08)
- [7]宋明理学英译的译释研究[D]. 张帆.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8]历史与效应 ——伽达默尔本体论诠释学探究[D]. 张文圣. 吉林大学, 2019(02)
- [9]黑格尔自由思想研究[D]. 郭友兵. 东南大学, 2019(06)
- [10]先秦法家管理哲学思想研究[D]. 王拓. 黑龙江大学, 2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