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0年发行量超百万期刊名单(论文文献综述)
孙碧涵[1](2020)在《金融危机后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给美国及世界经济和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受到巨大影响。美国投资银行对金融风险的爆发负有重大责任。投资银行的高杠杆、高风险业务开展方式以及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高度复杂性和风险分散机制是导致次贷危机产生和快速扩散的主要因素。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出台了包括《沃克尔法则》在内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剥离了美国投资银行的短期自营业务,禁止投资银行拥有对冲基金,同时对投资银行的激励制度进行了严格约束。巴塞尔委员会也于同年出台了《巴塞尔协议Ⅲ》,提高了对投资银行核心资本比例的要求。尽管美国投资银行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业务又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监管,但美国投资银行的盈利水平、市值等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恢复甚至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美国投资银行的快速复苏离不开业务的调整。那么,美国投资银行业务是如何迅速调整的?本文通过大量国内外特别是美国的科研文献、财务报表和其他统计数据,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西方现代资本市场理论,采用宏观与微观、理论与案例、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对金融危机后美国投资银行的业务调整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分析,探索其经验及教训,以期能为我国投资银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在对美国投资银行业务的研究中,本文放弃了传统业务、引申业务和创新业务这种传统的投资银行业务分类方法,根据美国主要投资银行普遍实行的业务部门划分对投资银行业务进行分类,即:投资银行部门业务、交易部门业务和资产管理部门业务。这种基于经营模式和实际操作中部门的业务分类方法,更符合投资银行业务发展的趋势,更有利于对投资银行业务间的联系进行研究,有助于更好的从投资银行的工作实际出发来研究各类业务的情况、特点,包括收入来源、风险构成等,可以较好地避免问题研究与实际运营相脱节,便于理解、解决实际问题。根据投资银行业务发展的重大事件可以将美国投资银行200多年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1)1783年至1929年。美国投资银行从萌芽到第一个发展高峰,从混乱无序的经营到形成较完善的业务体系和经营模式;(2)1929年至1981年。大萧条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实施确立了美国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业经营的模式。(3)1982年至今。在美国商业银行不断尝试经营投资银行业务和国际综合性银行的竞争压力下,美国1999年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商业银行进入投资银行业务领域的限制,美国投资银行业再次进入混业经营。2007年危机爆发后,美国投资银行业务再次进行重大调整。金融危机后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是受内因和外因影响的。外因主要体现在不景气的宏观经济环境、低迷的房地产市场等方面。内因主要是投资银行要扭转大面积亏损局面和降低风险等方面。根据现代资本市场等理论,美国投资银行盲目的扩张背离了实体经济,危机后的业务调整必然加强与实体经济的联系,注重与实体经济的同轨同速发展。现代资本市场理论中的资产组合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推动美国大型投资银行业务均衡发展,减少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隐蔽性的资产证券化衍生品业务。降低系统性风险和实现风险与利润的平衡是此次业务调整的主要原则。在对美国投资银行中投资银行部门业务调整的研究中,本文分析了投资银行部门的融资业务和并购业务,并将次贷危机前后的业务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危机后美国大型投资银行在融资业务方面,加强了传统业务,证券承销业务利润占比回升,美国市场证券承销业务行业集中度小幅下降,美国投资银行证券承销业务对美国本土依赖度增加,传统业务和本土业务在美国投资银行的业务结构中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并购重组业务进一步细分细化,并购业务的收入及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增加,近年来新的并购潮拉升美国投资银行并购业务保持着持续增长的趋势。在对美国投资银行中交易部门业务调整的研究中,本文对交易部门的业务中根据资本所有者划分的客户交易和自营业务两种业务的性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并对比了交易部门在危机前后的业务构成和收入变化,危机后受短期自营业务被剥离的影响,高盛等大型投资银行的交易部门业务收入和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明显,其中投资银行在自营业务方面转向以权益类投资为主。在交易部门业务调整方向的选择上,高盛和摩根士丹利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摩根几乎完全放弃自营业务,以做市为交易部门的主营业务;高盛在被剥离短期自营业务后依然保持大量的自营业务。在对美国投资银行中资产管理部门业务调整的研究中认为,金融危机后,资产管理部门成为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的主要发展方向,这部分业务在美国大型投资银行总收入中占比明显提高,投资银行管理下的资产业务总量上升明显。美国大型投资银行资产管理部门业务的客户群体也发生明显改变,危机前的主要客户是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个人,危机后美国投资银行开始加强资产管理的零售业务,为更多的个人投资者提供服务。本文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的效果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评估与分析。宏观方面的效果主要体现为:有利于股市的稳定;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复苏;降低了金融危机系统爆发的风险。但仍然存在“大而不能倒”、信用违约风险和潜在系统性风险等问题。微观效果主要体现为:能够使美国投资银行迅速摆脱金融危机影响;投资银行的经营风险显着降低。但也存在盈利能力下降、员工激励机制还有待改进、资产周转率下降等问题。研究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的利弊得失,总结其经验和教训,能够为中国投资银行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加强国家金融系统稳定提供重要参考。2020年恰逢我国资本市场建立三十周年。俗话说,三十而立。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同时也面临许多机遇与挑战,我国对外金融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与世界大型投资银行同台竞争的格局正在形成。中国证券公司、商业银行等经营投资银行业务的机构应充分挖掘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扩大业务范围,适当发展衍生品及面向中小企业的融资业务,完善资本市场的分层和业务的差异化,减少同质竞争。同时政府部门应适当引导证券公司间的兼并和收购,形成具有规模优势的大型公司,将会更加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汪琬琦[2](2020)在《地方作家的写作困境 ——基于临淮市的文学生态考察》文中研究指明地方作家以绝对的人数优势和庞大的创作数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真正的创作主体,从某种意义上讲,地方作家的写作困境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但目前学界对地方作家的研究并不充分,从研究对象上看,对知名作家个案的研究多,对地方作家群体的研究少。从研究内容上看,单一的地方作家作品研究多,地方作家的特征和困境研究少。即便是研究了地方作家存在的问题,也是描述现象多,揭示实质少。为此,笔者深入中部城市临淮,通过个案研究、实地研究、文本研究三种研究方法,筛选并建立了9个作家个案,从文学生态环境、文学生产链条、作家生存状态三个维度对地方作家的写作困境进行描述分析。最后发现,临淮作协的许多功能濒临瘫痪,本该扶持作家发展的作协体制却成了临淮作家结构性压力的来源,并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了扩大经费来源、细化会员管理、开放资源系统、强化服务职能四个建议。
李斐然[3](2020)在《新时期以来文学评奖中的读者参与》文中研究说明文学评奖作为奖励作家创作、引领文坛风向、规范文学体制的重要手段,在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备受关注。1978年,根据当时的文学情况,《人民文学》应要求举办了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全国上下热情参与,成为新时期各类全国性文学评奖的开端,也是在这次评选中首次出现了读者参与的身影。此后的很多评奖,如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当代》“文学拉力赛”、“花城文学奖”、“京东文学奖”等,都不乏读者的参与,而《小说月报》“百花奖”更是将评选的权力交到读者手中,完全依赖读者投票评出。但多年来,学界对于文学评奖中的读者参与现象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相关研究较少。本文从读者参与的角度回顾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评奖活动,观照读者参与文学评奖现象的产生和流变,分析时代发展中读者参与对评奖原则、作家创作和专家审美的渗透,考察有读者参与的文学评奖与官方评奖相比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价值,界定读者参与在中国当代文学场中发挥的作用,以期为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评奖机制、读者参与研究提供新的成果。绪论部分,通过回顾读者话语被重视和读者参与到文学评奖中的原因,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整理了当前学界关于读者参与研究的几种类型,同时界定了本文所涉及的“群众与读者”这个主要概念。第一章,简论读者参与文学评奖的缘起。文革结束之后,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政治形势放宽,文学环境“回暖”,这些都为全国性的文学评奖活动奠定了基础。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文学活动“最权威的评定者”,“群众”的声音得到更大范围的传达。第二章,以官方文学评奖、期刊文学评奖和新世纪以来的网络票选为主要关注点,分析同一评奖活动中呈现出的读者趣味与专家审美的异同及其深层原因。第三章,分析读者趣味的影响效应。通过对比同时期完全由专家主导的文学评奖和读者选择的差异,认为读者趣味既会给予专家评选压力,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官方的诱导;从对作家的影响来看,读者参与评奖既成为作家的创作激励,扶植和培育新人,同时也给作家创作带来了一定的局限。第四章,探究读者参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场。作为文学场内部占据一定位置的行动者,不论在何种文学活动中,读者参与都是文学生产和消费中的重要一部分,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着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进程。但目前仍存在轻视甚至屏蔽读者声音的现象,如何正确看待和引导读者参与文学评奖,需要多方力量共同努力。结语部分,分析了读者参与文学评奖对于包括作家、读者本身和整个文坛在内的深远意义,认为当下名目繁多的文学评奖活动在冲击原有评奖秩序的同时也给了读者更多参与的可能。
刘钰洁[4](2020)在《基于品牌建设的中国幼儿期刊发展研究 ——以《东方娃娃》为例》文中指出幼儿期刊作为幼儿教育的载体之一,不仅对幼儿的健康成长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对家庭亲子阅读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随着中国幼儿人口数量逐渐增大,国家全民阅读工程积极推进,家长和社会对幼儿教育日益重视,共同促进着幼儿期刊市场不断发展和壮大。本文以中国幼儿期刊为研究对象,基于品牌建设的角度,通过文献法、案例法和访谈法的研究方法,论述中国幼儿期刊的发展概况,从中分析出中国幼儿期刊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困境,结合《东方娃娃》品牌建设案例进行分析,提出基于品牌建设的中国幼儿期刊发展策略,以期更好地促进中国幼儿期刊出版事业的发展。全文一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在绪论中介绍了研究的背景、意义、方法、内容和贡献。笔者对国内外学者关于品牌建设、期刊品牌、幼儿期刊的研究进行了资料梳理和文献分析。由于中国期刊出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与一般商业品牌建设不同,在本研究中笔者并没有直接套用品牌建设理论,而是借鉴了国内学者薛可和余明阳在《媒体品牌》中提出的期刊品牌要素,以及赵泓在《媒介品牌传播学》中总结的期刊品牌要素和品牌延伸的一系列措施。综合相关研究,提炼出期刊品牌建设的理论框架:期刊品牌定位、期刊品牌内容、期刊品牌经营、期刊品牌延伸。其中,期刊品牌定位是品牌建设的基础,包含了办刊定位、办刊理念、市场定位等一系列定位措施;期刊品牌内容是品牌建设的核心,高品质、个性化的内容是赢取读者青睐的关键;期刊品牌经营主要包括期刊的发行和推广,是品牌建设的有力保障;期刊品牌延伸是期刊开展多元化经营活动。由此构建本研究中幼儿期刊品牌建设的分析框架。第二,梳理中国幼儿期刊的发展概况。通过资料整理和文献分析,分析出中国幼儿期刊的产品萌芽、市场形成、品牌探索以及发展现状各个阶段的情况。在20世纪20年代少儿期刊的产生中,幼儿期刊进入萌芽产生时期,随后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进入市场形成时期,21世纪后进入了品牌探索时期。同时,针对幼儿期刊目前品牌发展不均衡的情况,对《幼儿画报》《东方娃娃》两大品牌幼儿期刊作了简要分析,对一般性的幼儿期刊在人员规模、发行方式、盈利能力、新媒体融合等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第三,基于品牌建设分析中国幼儿期刊发展面临的四重困境。一为品牌意识不足,主要表现在品牌评价缺少、品牌规划欠缺、品牌延伸缺乏等方面;二为期刊定位不清,主要表现在办刊定位笼统、市场定位模糊等方面;三为内容质量不精,主要表现在刊物名称相似、选题栏目重复、装帧设计雷同等方面;四为经营能力不强,主要表现在发行增长速度慢、新媒体融合度低、版权输出实力弱等方面。第四,结合中国幼儿期刊品牌建设实践进行案例分析。《东方娃娃》在单位规模、发行量、获奖数量和获奖级别方面均处于中国幼儿期刊的前列,在期刊品牌建设的实践上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通过对《东方娃娃》期刊品牌定位、期刊品牌内容、期刊品牌经营和期刊品牌延伸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给其他的幼儿期刊提供品牌建设的经验。研究得出《东方娃娃》在品牌定位上表现出办刊定位特色化、市场细分个性化,在品牌内容上采取了首倡绘本理念、开发个性选题、创新品牌栏目、打破装帧常规等举措,在品牌经营上开拓网络发行渠道、打造绘本推广平台,在品牌延伸上采用了书刊互动、搭建数字出版平台、对外版权输出、构建儿童生态产业圈等措施。第五,基于品牌建设提出中国幼儿期刊的发展策略。一是强化品牌意识,主要通过紧跟出版政策和规划期刊发展来实现;二是品牌精准定位,主要彰显儿童本位、办刊特色定位、市场细分定位;三是优化品牌内容,主要采用注重选题开发、打造品牌栏目、突出装帧设计等措施;四是提升品牌经营,主要采取发行渠道网络化和推广活动品牌化等措施;五是品牌多元延伸,主要通过打造期刊衍生产品、积极融合新媒体、版权合作走出去等方式实现。
王思琪[5](2020)在《“青年文化”的追寻与确认 ——市场化语境中《萌芽》的改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创刊于1956年的《萌芽》是我国第一本青年原创文学刊物。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环境发生巨大转变,这促使文学逐渐处于边缘位置,文学期刊也被迫面临经济发展困难。为摆脱发展困境,各类期刊陆续改版,《萌芽》也不例外。1996年文学期刊《萌芽》开始改版,杂志致力于表现“青年”特质,多种改版举措陆续表现出杂志关注和探索青年文化的多变性和独特性。1999年由其推出和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使《萌芽》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标志着杂志改版成功。杂志在赛后进行的市场化发展策略也使青年文化的多变性和独特性与市场相结合,最终使青年文化得到了巩固和传播。《萌芽》的改版使杂志在九十年代成功突围,杂志追求的青年文化也获得了发展并为九十年代乃至后来的文化形态提供了新的发展可能。《萌芽》的发展是正在进行时,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改版为杂志后续发展奠定基础,杂志对青年文化及其多变性和独特性的发展和影响也仍在继续。本文将以文学期刊《萌芽》的改版为着眼点,探寻《萌芽》在市场化语境中改版的具体细节并阐述由改版所发展、成熟的青年文化形成的重要意义。全文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第一章:主要论述九十年代文学期刊的整体变革,厘清九十年代文学期刊改版的背景、改版模式等内容。九十年代文学期刊面对市场大环境做出的改版决定虽然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要求,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走投无路”的被迫行为。本章以《萌芽》的相关数据为例,详细分析和论述了导致九十年代文学期刊发展艰难的因素以及期刊为摆脱发展困境做出的改版努力。《萌芽》在九十年代文学期刊整体改版中被视为典型案例,编辑回归杂志本身的期刊定位、回归青年读者群体,表现了其对青年文化的思考。第二章:主要分析《萌芽》改版的具体举措以及由此显示的对“青年文化”的探寻和尝试。改版后的《萌芽》主要通过调整读者定位、整合与呈现“贴近青年”的栏目布局、设计带有青年独特性的外部封面三个方面的变化,逐渐向外界表明杂志以“青年”为中心,展现青年思想、心理和行为等动态变化,逐步寻找和呈现当下青年身上的多变性、独特性的文化内涵。第三章:主要探讨了“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个活动形成的过程与意义。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推出是《萌芽》调整改版举措与把握社会热点的双向结果。“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的大赛宗旨标志着杂志为青年参赛选手提供“我手写我口”的写作环境。众多青年报名参加比赛促使青年文化的多变性和独特性在比赛中以文学的形式爆发式的发展。比赛的成功推动了青年文化的成熟并实现杂志、教育等多方面的共赢。第四章:集中论述了《萌芽》为“青年文化”的巩固与传播所做出的市场化努力。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成功使《萌芽》获得了品牌标志。为使杂志自身深入市场发展,也为巩固和传播青年文化多变性和独特性的文化内涵,《萌芽》杂志形成了一系列市场化发展措施。主要通过培育青年明星写手、开发杂志衍生的青春文学图书产品以及进行新媒体经营三种形式促使青年文化与市场形成密切联系。
乔傲龙[6](2019)在《《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抗战日报》创刊于“晋西事变”结束之后的1940年9月18日,1946年7月1日更名为《晋绥日报》,1949年5月1日停刊,前后历时9年。作为中共晋西区党委(后改为晋绥分局)的机关报,在晋绥根据地的社会文化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晋绥日报》(《抗战日报》)为中心,分五个部分对晋绥根据地的社会文化动员进行了尽可能全面和深入的考察。本文所称的文化动员,既包括一般意义上所指称的以文化为手段所进行的动员,即以文学、艺术、新闻等方式动员民众参与中共领导下的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及社会经济活动,同时亦包括以文化建设为目的而进行的人才动员,即中共为了发展其领导之下的文化事业,广泛地动员民众参与到文化建设之中。第一部分追溯了中共的办报传统及其早期在山西的办报实践,以及从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到“晋西事变”之前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牺盟会、战动总会在晋西北地区的办报活动,论述了这一时期报纸所具有的鲜明的统一战线色彩,并重点考察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采编队伍的发展。这支采编队伍的人员具有双重角色,他们因动员而加入这支队伍,又通过办报动员了其他广大群众。在文化动员中,他们起到了核心的引领作用。从初期以国共对立时期的储备干部及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发展的知识人才为主,到1942年延安知识人才的大量补充,再到抗战胜利之后本土知识分子的崛起,《晋绥日报》(《抗战日报》)办报队伍9年间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敌后抗日根据地文化动员的总体进程,由此可以看出此种动员不同于其他社会动员的渐进性特征、其对人才培养的依赖,以及文化人才培养的接续性要求。第二部分论述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通讯队伍的建立和完善。报纸的通讯工作在1942年之前和之后的对比结果表明,在文化落后的根据地,只有党的各级政权把办报视为一种“深入的组织工作”,举全党之力并发动群众参与,报纸才能体现出广泛的群众性和鲜明的党性,并成为党对群众进行文化动员的有力武器,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则必须通过完善的通讯网才能得以顺利实现。事实上,在《晋绥日报》(《抗战日报》)9年的发展过程中,报纸质量与通讯工作始终呈现出极强的正向相关。报纸通讯员队伍的逐渐壮大、专业水平的不断提升、通讯网络的建立和完善,有力地提升了文化动员的覆盖面及有效性。第三部分考察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三级报网中的地方油印报纸和基层乡村的黑板报,及其与晋绥农村的冬学运动、识字运动、读报运动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本文的研究表明,油印报和黑板报作为大报的二级和三级系统,其成败的关键依然在于群众路线是否得到了有力的执行,而冬学、识字、读报等群众运动的开展,不但本身就是文化动员的重要部分,而且是报纸的文化动员能否得到预期回应的根本性前置要件。第四部分考察了《晋绥日报》在社会动员中的新闻“客里空”问题及其成因,并对晋绥边区反“客里空”运动中“新闻求实”与“思想土改”两条线索进行了梳理,通过大量的个案分析证明:工具目的只能通过专业主义途径得以实现,因此工具主义必须坚持适度性原则,以保证新闻真实性与政治正确性之间最低限度的平衡,否则将适得其反。第五部分得出全文结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文化建设是“比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更难的题目”,文化动员应充分估计文化建设的长期性、渐进性特征,而人才能否接续、动员能否持久则是文化动员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战时的教育条件导致了特定门类人才在供给侧的困难,而受众的接受水平则导致了特定文化产品在需求侧的疲软,由供需关系所导致的失衡结构,是文化动员的决策者和文化建设的规划者必须理智面对的现实,因时因地制宜是上策,一味求全可能适得其反;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文化动员中成功的群众路线并非线性结构,而是一个棋盘状系统,在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之下,“棋盘效应”使每个运动都与其他所有运动相为支撑,从而形成化合作用;群众路线的本质是群众利益路线,文化动员本质上也是利益动员,其功能是通过“利他”而实现的,只有以此认识为前提去组织动员,才能可能取得成功,如果不能切中民众的利益诉求,无助甚至有损于民众利益的实现,则动员的意图终将落空;党报是政党开展社会动员的有效工具,但工具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尊重新闻自身规律为前提,以牺牲新闻真实为代价的工具追求必将适得其反。
金炳亮,刘晖[7](2019)在《广东出版70年:以出版制度变迁为中心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指明广东出版7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的缩影,反映了作为一项制度安排的地方出版体制的发展变迁。本文将广东出版70年划分为前30年和后40年两个大的历史阶段。前30年基本构建了广东地方出版体制,具有显着计划经济色彩的租型出版影响至今。1979年"长沙会议"极大地解放了地方出版生产力,出版方针的转变、浓厚的思想解放氛围和广东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地缘优势,造就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广东出版的繁荣景象。21世纪前十年,广东形成了以省出版集团、广州市新华出版发行集团和深圳出版发行集团为龙头的市场竞争格局;近十年来,广东出版在信息化与资本化中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窦金启[8](2019)在《镜像中国 ——新时期中国影视“走出去”盘整与研究》文中认为在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指出中国要继续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创新内容形式和体制机制,拓展渠道平台,创新方法手段,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可以看出,从十六大期间开始提出的文化走出去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文化软实力体系建设的战略指导方针。而作为文化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影视产业,其也必然要以此为其发展依据,从而形成影视“走出去”布局。影视“走出去”其实是在文化“走出去”整体战略下形成的影视产业对外传播的体系,也是新时代背景下,对影视国际传播与交流的一种具有中国时代理论特色的理论。其既涉及硬性的影视产业“走出去”,也包含软性的影视文化“走出去”,但所有这些的最终目的都是要实现文化的对外传播,让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国。以此,向国际社会展示良好而积极的国家形象。其实,在新世纪初,我国的影视行业就开始不断探索“走出去”的方式和方法。本文采用面相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顺序展开,以影视“走出去”为本体,通过对《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的实施细则(试行)》颁布以来到现阶段,我国的影视行业的“走出去”的理论形成,影视“走出去”构成内容的盘整与分析,影视个案及产品的调查与研究和影视“走出去”对我国国家形象体系构建的影响等几方面作为论述和研究的对象,梳理和盘整出我国影视“走出去”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分析得出影视产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和不足,进而提出一些可行性的改进措施及方法。影视对外传播理论的不断创新是形成影视“走出去”的根本。本文的第一章,侧重探讨文化“走出去”战略与影视“走出去”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的优势特性。通过对十七大到十九大期间关于影视“走出去”的相关政策措施和影视工作指导意见的梳理,可以得出,影视“走出去”是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组成之一,是在其理论指导之下所形成的。并且在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发挥着其形象性、时效性和导向性的特征,进而对文化“走出去”产生积极的作用。本文第二、三章,以影视“走出去”的内容构成为研究对象,通过把影视“走出去”及对外影视体系中的主要构成内容—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这四种艺术形态,在新世纪“走出去”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进行盘整和梳理,进而得出:我国影视产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虽然取得了成绩,但仍然需要进一步提升发型和推广的方式和方法。影视“走出去”的另一个作用就是要配合国家外交方针及政策。本文第四章,以我国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基本方针为语境,分别从大国、周边、“一带一路”、以及中非“战略合作伙伴”这四个角度,对我国影视产业在这四种对外交往策略中的重点国家的“走出去”现状进行梳理,从而得出我国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同时,综合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了关于提升我国影视产业整体“走出去”的可行性路径。无论是影视产业“走出去”,还是影视文化对外传播,其在实现经济目的的同时,最高级的目标是要实现我国国家形象的良好表达,树立积极的国家形象。所以,本文最后一部分就影视“走出去”对于国家形象构建体系的丰富和提升进行研究,并认为,影视“走出去”无论从内容还是方式上都已经成为塑造国家形象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所以,影视产业的对外发展在提升自身的品牌意识和影响力的同时,要自觉的肩负起对中华文化软实力体系建设和国家形象塑造的责任。
王百娣[9](2019)在《新媒介文学生成与传播研究》文中认为依托日新月异的数字化互联网技术通过多媒体终端实现海量信息即时、互动、共享传播的“新媒介”,作为催动中国当代文学转型的技术引擎和人类与文学互动的新渠道,构建出以网络文学为主体的新媒介文学样态,不仅在中国当代文学场中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以往依托机械印刷媒介为主的传统文学构成文学基本的现实关系,而且凭借其海量的生产与传播规模正在向中国当代文学场的中心移动,推动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格局的新变。在新媒介文学的盛宴狂欢下,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媒介学派的媒介观以及国内学者单小曦、欧阳友权等人的媒介文艺学理论为新媒介文学生成传播的研究提供了颇有价值的理论依据。在这里,媒介的技术性、讯息性、人的延伸等特征孕育了新媒介文学的生成与发展。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媒介存在论的视域下,新媒介文学在生产机制、传播秩序等方面衍生出种种新变,呈现出与传统文学或传统精英文学的种种不同乃至博弈,其中也蕴藉着诸多或技术性或文学性、或创新或困顿等的特点、规律。首先,新媒介文学文本书写模式的突出特征是虚拟性,它呈现出与中国文学传统包括现代文学传统形态的诸多迥然不同或转型新变。它以解构性的虚拟现实技术重塑了传统文学中的现实真实与文学真实的关系,构筑了一种幻想世界的抽象空间;它以消解教化与消解精英的通俗性诉求表现了当下社会市民心态的类型化、游戏化体验;同时也以图文并陈的影像化叙事带来了复合符号文本形式的新鲜的视觉性冲击,以感性生命的世俗化审美带来了“草根性”的快感性娱乐体验。其次,新媒介文学以其开放性的运行秩序分化、重组了传统文学的生产机制。媒介的技术性、媒介性等特征一方面促成了创作主体的嬗变新生和文学权力话语的媒介性营造,开拓了文学生产空间的变革;另一方面,也催生了文学产业化生产的媒体性商业资本介入,导致了创作者、经营者、阅听者共享共赢的文学创作平台的转型升级。从而也引发了文学评估体系的标准重构和文学生存样态的媒介性发展,引发了文学文本叙事的写作变迁和文学类型模式的媒介性通俗化发扬。再次,新媒介文学以其共时性的实时交互效应重建了文学的传播路径和传播效果。它通过文学网站、移动终端等传播路径的机制构建,实现了文学载体平台的移动化、社交化,实现了亲民效果、导向传播等有效传播;它从受众群体的多种需求变化出发,通过“读者的文本”来展开文学交往关系的互动性,实现了情感诉求的弥补性、自我发展的大众化等方面的文学挑战和世俗化追求。这种“受众本位”的能动传递使文学生产传播呈现出一种“超文本”的蜕变,如受众身份的不断衍生和受众欲望的反向辐射等内在特质的变化生成了文学话语权力的多元改观,影响了文学审美鉴赏的接受和文学意义的解读。最后,如何面对新媒介文学的勃勃生机和窘迫困境,如何让新媒介文学资源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发展两者之间进行积极地兼容互补,是令人深思的。我们必须看到,一方面,新媒介文学的价值是历史性的革命性创新,它以多介质的新媒介技术创造了文学生产传播机制的大众化勃兴,以多渠道的产业链创造了文学文本优化增殖的最大化开发。另一方面,新媒介文学的文学本体性存在着诸多的迷失错位,它表现在生产链条方面的商业化、功利化,写作模式方面的公式化、套路化以及诸多的盗版抄袭等的“顽疾”,都较为突出地显示出文学创作的主体虚位、文学文本的文学性消解和文学生产秩序的混乱失度。那么,我们就应该深入思考并进一步地明确新媒介文学与传统文学共存共荣发展的探索之路:两者优化整合的基本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中国文学数千年延续下来的文学传统及其内涵永远是本体性的主体存在,新媒介文学生态发展的道路及其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思考和实践是任重而道远的,诸如,媒介性文学存在的工具载体和文化观照的理性制约、数字化文学形态的技术优势和艺术规律的理论审视、技术性“祛魅”与文学本位“原点”的坚守博弈等与生产机制的完善、批评体系和文学主体的强化等相关的问题,并提出新媒介文学与传统文学终将互为媒介、互为内容、和谐共生,共同构筑文学健康有序生态的必由之路。
陈若萱[10](2018)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台湾地区的无线电视事业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在“戒严”时期形成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足鼎立的无线电视格局。“解严”之后,随着政策的改变,第四家无线电视公司民视成立,公共电视独立建台并开播。2000年民进党上台之后,对台湾无线电视的格局进行了较大调整,“党政军”退出三台、媒体改革等成为无线电视媒介在“绿色执政”之后的关键词。本文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主体和中心,借鉴制度变迁理论,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主要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史”的维度,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采用案例比较研究和比较历史分析结合的方法,将历史研究与制度研究相结合,把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台湾历史现实的产物,并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关注其宏观历史脉络,分析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二是“论”的维度,力求与史结合,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作批判性考察,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历史发展中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包括外生性变量、内生性变量和行动者等因素,研究这三个变量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综合影响;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其变迁轨迹及变迁类型。在研究方法上,笔者借助深度访谈法、观察法和文献法等方法,访谈多名台湾电视媒体业界人士、学界人士和政界人士,并对台视、中视、华视、民视和公视五家无线电视台及部分有线电视台进行观察,使研究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台湾无线电视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制度变迁。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研究意义。首先,本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本研究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对象,运用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对其进行分析,这是新制度经济学与新闻传播学相结合的创新尝试,丰富和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其次,本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以史为鉴,对未来两岸电视媒介发展乃至政策制定有所帮助。本研究力求能为促进“一国两制”的中国新闻事业提供参考,在促进未来两岸电视媒体的进一步合作的基础上,增进两岸电视媒体的理解与互信,促进华文电视媒体共同发展。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意义、研究思路,梳理理论及综述文献,讨论本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等。第二章为“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介绍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建立概况,本章梳理了在国民党严格的威权统治之下,以商业运营制度建立无线电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家无线电视台先后成立的过程,分析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三章为“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本章梳理了“戒严”令解除之后,媒体产业开始快速发展时,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情况;分析“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四章为“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本章梳理了民进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民众对所谓民主的需求愈加强烈,台湾无线电视媒介随之发生的变化;分析了“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五章为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媒介批判,笔者对每一阶段的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进行总结,得出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形成、制度变迁类型、各因素的影响模式和变迁全程的路径依赖作用等四条结论,并对政治力量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中的负面作用进行批判反思。经过研究,笔者发现,台湾无线电视的诞生源于政治制度的推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的制度变迁模式表现为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并行。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过程中,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发挥交互作用,政治、经济与技术因素是外生性因素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因素;行动者之间成本和收益的不均衡成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非正式约束对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产生强大作用,政治、经济等因素常以非正式约束的形式对实施机制发挥作用。本文在选题、研究内容和视角及研究方法上具有创新性,首先,本文填补了台湾电视相关研究的空白,采用最新的数据和资料,记录了台湾无线电视转型的重要时期;其次,本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使研究具有较强逻辑性,运用制度制度变迁理论,对史料进行创新性的逻辑思考,是台湾电视史研究的一次创新;最后,本文通过深度访谈、观察法等质化研究方法,获得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克服了大陆的台湾研究往往缺乏第一手资料的缺陷。
二、2000年发行量超百万期刊名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0年发行量超百万期刊名单(论文提纲范文)
(1)金融危机后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1.2.3 文献评述 |
1.3 论文的整体框架和研究方法 |
1.3.1 论文的整体框架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及不足 |
第2章 投资银行业务及相关理论 |
2.1 投资银行及其业务的相关概念 |
2.1.1 投资银行的概念 |
2.1.2 投资银行业务的相关概念 |
2.1.3 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的相关概念 |
2.2 投资银行业务的相关理论 |
2.2.1 马克思的金融理论 |
2.2.2 现代资本市场理论 |
2.2.3 行为金融学的相关理论 |
本章小结 |
第3章 美国投资银行及其业务的发展历程 |
3.1 诞生到第一次发展高峰(1783—1929) |
3.1.1 国债、股票业务与投资银行的萌芽(1783—1840) |
3.1.2 证券承销业务与投资银行的出现(1840—1880) |
3.1.3 托拉斯公司与并购业务的助推(1880—1920) |
3.1.4 证券承销、做市与第一次高峰(1920—1929) |
3.2 分业经营下的转型(1929—1981) |
3.2.1 与商业银行分业经营(1929—1945) |
3.2.2 经纪和并购的兴起(1945—1969) |
3.2.3 巨变下的波动发展(1969—1981) |
3.3 黄金年代和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业务调整(1981年至今) |
3.3.1 并购、资产证券化兴起的黄金时期(1981—2007) |
3.3.2 业务重大调整(2007年至今) |
本章小结 |
第4章 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的现实动因、理论依据和主要原则 |
4.1 业务调整的现实动因 |
4.1.1 业务调整的外因 |
4.1.2 业务调整的内因 |
4.2 业务调整的理论依据 |
4.2.1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理论是业务调整的理论基础 |
4.2.2 现代资本市场理论是业务调整的操作指针 |
4.2.3 行为金融学理论是业务调整的市场选择依据 |
4.3 业务调整的主要原则 |
4.3.1 降低系统性风险是美国政府的首要目标 |
4.3.2 风险与利润的平衡是美国投资银行的首要原则 |
本章小结 |
第5章 美国投资银行的投资银行部门业务及其调整分析 |
5.1 投资银行部门融资业务分析 |
5.1.1 融资业务 |
5.1.2 投资银行在融资业务中的主要作用 |
5.2 投资银行部门并购业务分析 |
5.2.1 并购业务的主要类型 |
5.2.2 投资银行提供的并购业务相关服务 |
5.3 投资银行部门业务的调整 |
5.3.1 融资业务的调整 |
5.3.2 并购业务的调整 |
本章小结 |
第6章 美国投资银行的交易部门业务及其调整分析 |
6.1 客户交易业务与自营业务 |
6.1.1 客户交易业务 |
6.1.2 自营业务 |
6.2 交易业务部门的主要业务种类 |
6.2.1 权益交易类业务 |
6.2.2 固定收益、货币和大宗商品交易 |
6.3 交易部门业务的调整 |
6.3.1 削减自营业务 |
6.3.2 向权益类投资为主的转变 |
6.3.3 交易类业务的艰难转型 |
本章小结 |
第7章 美国投资银行资产管理部门业务及其调整分析 |
7.1 资产管理部门的主要业务 |
7.1.1 资产管理业务 |
7.1.2 财富管理业务 |
7.2 资产管理部门业务的调整 |
7.2.1 加大了资产管理业务的力度,收入占比明显增加 |
7.2.2 资产管理业务增长迅速 |
本章小结 |
第8章 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8.1 业务调整的宏观效果与存在的问题 |
8.1.1 业务调整的宏观效果 |
8.1.2 业务调整在宏观方面存在的问题 |
8.2 业务调整的微观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8.2.1 业务调整的微观成效 |
8.2.2 业务调整在微观方面存在的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9章 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对中国的启示 |
9.1 中国投资银行业务发展历程与现状分析 |
9.1.1 中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历程 |
9.1.2 中国证券业现状分析 |
9.1.3 中国证券业的业务结构 |
9.2 扬长避短,促进中国投资银行业务稳健发展 |
9.2.1 中国证券业与美国投资银行相关业务的对比分析 |
9.2.2 对中国投资银行业务稳健发展的启示和对策建议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地方作家的写作困境 ——基于临淮市的文学生态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思路 |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问题 |
二、研究方法 |
三、创新点与困难 |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一、地方作家的写作困境 |
二、地方文学生态对作家的影响 |
第二章 环境:文学组织、文学期刊和文学活动 |
第一节 文学组织 |
一、不受重视的作协 |
二、由个体推动的作协改革 |
第二节 文学期刊:亟待改革的《淮河》 |
一、刊物形式混乱 |
二、稿件质量堪忧 |
三、改革之路 |
第三节 文学活动 |
一、会议例行公事 |
二、比赛意义重大 |
三、采风流于形式 |
四、培训资源匮乏 |
五、其他文学活动 |
第三章 链条:文学生产诸环节的游移与脱落 |
第一节 生产 |
一、读:数量和质量的双重贫乏 |
二、写:体裁的转向与题材的坚守 |
第二节 流通 |
一、发布平台的变与不变 |
二、自费出版是绝对主流 |
第三节 评介 |
一、评论的困境 |
二、奖项的失衡 |
第四节 接受 |
一、读者的缺席 |
二、与市场博弈 |
第四章 作家:他们在那遥远的地方写作 |
第一节 社会轨迹与文学生涯 |
一、相似的社会轨迹 |
二、文学道路与线索人物 |
第二节 身份认同问题 |
一、体制迷梦 |
二、文学工人 |
三、外部认同 |
第三节 存在与意义 |
一、严肃的生存问题 |
二、寻找写作的意义 |
第五章 问题与建议 |
第一节 发现的问题 |
一、作协体制探析 |
二、临淮作协的问题 |
三、严格的审查制度 |
第二节 可能的建议 |
一、扩大经费来源 |
二、细化会员管理 |
三、开放资源系统 |
四、强化服务职能 |
第三节 研究的不足 |
参考文献 |
附录1:陈念新初次访谈纪要 |
附录2:吕家禾初次访谈实录 |
附录3:杨廷芝访谈实录 |
附录4:邱元田访谈实录 |
附录5:庄羽访谈实录 |
附录6:陈念新二次访谈实录 |
附录7:吕家禾二次访谈实录 |
附录8:程惠荪访谈实录 |
附录9:周亚丁访谈实录 |
附录10:唐玉雯访谈实录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 |
致谢 |
(3)新时期以来文学评奖中的读者参与(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三、概念的界定:群众与读者 |
第一章 读者参与文学评奖的缘起 |
第一节 文学环境的“回暖” |
第二节 何种“群众”在发挥何种作用? |
第三节 “群众+专家+领导”的“三结合” |
第二章 读者趣味与专家审美的差异与调和 |
第一节 官方文学奖: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标准动作” |
第二节 期刊文学奖:坚守中逐步向读者靠拢 |
第三节 网络票选:出版机构与大众传媒的助推 |
第三章 读者趣味的影响效应 |
第一节 读者与专家的博弈 |
一、读者意见的“压力传导” |
二、读者选择的“可诱导性” |
第二节 读者参与对作家的影响 |
一、获奖对于作家的激励 |
二、重视与焦虑 |
第四章 读者参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场 |
第一节 读者参与文学评奖的象征资本转化 |
第二节 读者参与文学评奖与文学经典化 |
第三节 对待读者的矛盾与尴尬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基于品牌建设的中国幼儿期刊发展研究 ——以《东方娃娃》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英文摘要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1.2.1 出版品牌 |
1.2.2 期刊品牌 |
1.2.3 幼儿期刊品牌 |
1.3 研究基础 |
1.3.1 关于品牌建设的研究 |
1.3.2 关于期刊品牌的研究 |
1.3.3 关于幼儿期刊的研究 |
1.4 研究方法和内容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内容 |
1.5 研究贡献 |
2 中国幼儿期刊的发展概况 |
2.1 幼儿期刊的产品萌芽 |
2.2 幼儿期刊的市场形成 |
2.3 幼儿期刊的品牌探索 |
2.4 幼儿期刊的发展现状 |
3 基于品牌建设的中国幼儿期刊发展困境 |
3.1 品牌意识不足 |
3.1.1 品牌评价缺少 |
3.1.2 品牌规划欠缺 |
3.1.3 品牌延伸缺乏 |
3.2 期刊定位不清 |
3.2.1 办刊定位笼统 |
3.2.2 市场定位模糊 |
3.3 内容质量不精 |
3.3.1 刊物名称相似 |
3.3.2 选题栏目重复 |
3.3.3 装帧设计雷同 |
3.4 经营能力不强 |
3.4.1 发行增长速度慢 |
3.4.2 新媒体融合度低 |
3.4.3 版权输出实力弱 |
4 典型案例分析——《东方娃娃》品牌建设 |
4.1 《东方娃娃》简介和发展历程 |
4.1.1 《东方娃娃》简介 |
4.1.2 《东方娃娃》发展历程 |
4.2 期刊品牌定位 |
4.2.1 办刊定位特色化 |
4.2.2 市场细分个性化 |
4.3 期刊品牌内容 |
4.3.1 首倡绘本理念 |
4.3.2 开发个性选题 |
4.3.3 创新品牌栏目 |
4.3.4 打破装帧常规 |
4.4 期刊品牌经营 |
4.4.1 开拓网络发行渠道 |
4.4.2 打造绘本推广平台 |
4.5 期刊品牌延伸 |
4.5.1 书刊互动延伸出版 |
4.5.2 搭建数字出版平台 |
4.5.3 对外版权输出合作 |
4.5.4 构建儿童生态产业 |
5 基于品牌建设的中国幼儿期刊发展策略 |
5.1 强化品牌意识 |
5.1.1 紧跟出版政策 |
5.1.2 规划期刊发展 |
5.2 品牌精准定位 |
5.2.1 彰显儿童本位 |
5.2.2 办刊特色定位 |
5.2.3 市场细分定位 |
5.3 优化品牌内容 |
5.3.1 注重选题开发 |
5.3.2 打造品牌栏目 |
5.3.3 突出装帧设计 |
5.4 提升品牌经营 |
5.4.1 发行渠道网络化 |
5.4.2 推广活动品牌化 |
5.5 品牌多元延伸 |
5.5.1 打造期刊衍生品 |
5.5.2 新媒体融合发展 |
5.5.3 版权合作走出去 |
6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青年文化”的追寻与确认 ——市场化语境中《萌芽》的改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青年”、“青年文化”概念来源及界定 |
三、研究综述 |
四、研究思路与重难点 |
第一章 困境与突围:《萌芽》与九十年代文学期刊的变革 |
一、市场经济中文学期刊的艰难处境 |
二、文学期刊“改版潮”的出现 |
第二章 探寻与尝试:以“青年”为中心 |
一、读者定位:“重新回到青年中去” |
二、栏目选择:以“贴近青年生活”为主 |
三、封面包装:艺术性与青春感并存 |
第三章 深化与拓展:“新概念”下的“青年文化” |
一、缘起:“教育怎么办”与青年写手的寻找 |
二、“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 |
三、“我手写我口”:青年笔下的新概念作文 |
第四章 巩固与传播:“青年文化”与市场的结合 |
一、青年写作者的明星化 |
二、书刊结合:青春文学图书产品的开发 |
三、拓宽“青年”的阅读平台:《萌芽》的“新媒体”运营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个人简历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概念阐释 |
四、行文结构及内容 |
五、运用的资料及分析方法 |
六、本文的难点及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从固有人才到本土精英——“意识形态部队”的组建 |
第一节 《抗战日报》创刊之前中共在晋绥的社会动员模式 |
一、报纸是社会动员的制高点 |
二、中共早期在山西的办报实践 |
三、抗战全面爆发前后中共领导下的晋西北进步报刊 |
四、“晋西事变”与《抗战日报》的创刊 |
第二节 “固有知识分子”与《抗战日报》的首发阵容 |
一、“固有知识分子”与国共两党对立时期的中共人才储备 |
二、3:3:3——《抗战日报》的首发阵容 |
第三节 报纸的地方化努力与本地知识人才的崛起 |
一、《抗战日报》的地方化努力 |
二、本地知识人才的崛起 |
第四节 文化动员的成果——山药蛋派与七七七文艺奖 |
一、山药蛋派与《抗战日报》副刊作者群 |
二、七七七文艺奖与晋绥文艺队伍 |
三、1949 年干部南下对晋绥文化的影响 |
第二章 全党办报与通讯网络建设 |
第一节 融入中共组织——党报姓党的目标追求 |
一、不带编号的党内文件 |
二、“聋盲软哑”——言说与倾听之间的疏离 |
三、一纸《决定》引领晋绥全党参与办报 |
四、全党办报的生动局面 |
五、书记县长笔下的新闻稿件 |
第二节 链接基层社会——“局域”通讯网络的构建 |
一、各级党委对报纸通讯工作的推动 |
二、通讯队伍的动员 |
三、通讯队伍的组织 |
四、通讯员的培养:刊授、函授、面授 |
五、从农民到优秀通讯员:一个生动的个案 |
六、“逼”和“哄”:一个通讯模范县的成长 |
七、通讯队伍规模、来稿数量、报纸发行量的变化 |
八、晋绥根据地通讯网络建设的历史借镜 |
第三章 与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黑板报”与读报小组 |
第一节 冬学运动与文化翻身 |
一、从《抗战日报》看晋绥冬学的起伏 |
二、从晋绥冬学看民众文化需求的变动 |
三、冬学运动与群众办报 |
第二节 读报运动与读者的“创造” |
一、通讯网络是读报活动的基本依托 |
二、识字运动是读报发展的有力助推 |
三、“报纸上山”与“报纸下地” |
四、读报运动与文化觉醒 |
五、读报运动的收获 |
第三节 油印报、黑板报与晋绥边区三级报网 |
一、油印报:在黑板报与大众报之间 |
二、民众的舆论机关——黑板报 |
第四章 《晋绥日报》的“客里空”新闻与反“客里空”运动 |
第一节 “客里空”,一个普遍而严重的问题 |
第二节 “客里空”背后的集体无意识 |
一、“意义”的诱惑——从记者谷曼看“客里空”的心理机制 |
二、需求指导下的供给——从“模范村”报道看工具主义生产模式 |
三、私欲对“公器”的觊觎——工具主义的次级衍生 |
第三节 《晋绥日报》的反“客里空”运动 |
一、新闻求实——专业主义视野下的反“客里空”运动 |
二、“思想土改”——工具主义层面上的反“客里空”运动 |
第四节 反“客里空”运动的历史回响 |
一、土改纠偏与《晋绥日报》停止反“客里空” |
二、毛泽东“谈话”与此后30年对反“客里空”运动的评价 |
三、反“客里空”,一个未了的话题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镜像中国 ——新时期中国影视“走出去”盘整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依据 |
二、相关概念的厘清和界定 |
三、研究综述 |
四、研究原则及方法 |
五、研究意义及创新 |
第一章 影视“走出去”的文化理论支撑 |
第一节 文化“走出去”语境下的影视对外传播 |
一、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形成 |
二、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指导意义 |
三、文化“走出去”的方式 |
四、影视对外传播结合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时代理论成果 |
第二节 影视“走出去”的特征及其影响 |
一、影视“走出去”的媒介特性 |
二、中国影视“走出去”的影响力分析 |
三、制约影视“走出去”影响力的因素 |
第三节 影视“走出去”在时代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
一、影视艺术具有天生的文化责任 |
二、影视媒介影响文化认同 |
三、影视产品转变价值取向 |
第二章 影视“走出去”内容形态及问题分析(上) |
第一节 映像东方--国产电影“走出去”现状及问题分析 |
一、利好的电影“走出去”政策 |
二、国产电影海外推广与传播内容 |
三、国产电影“走出去”的影响力及问题分析 |
第二节 剧领天下--国产电视剧“走出去”现状与问题分析 |
一、国产电视剧“走出去”的环境 |
二、国产电视剧海外推广与发行内容 |
三、国产电视剧“走出去”的问题分析 |
第三章 影视“走出去”内容形态及问题分析(下) |
第一节 纪录中国--纪录片“走出去”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
一、国产纪录片及其“走出去”环境 |
二、国产纪录片“走出去”的路径及内容 |
三、国产纪录片“走出去”所面临的问题 |
第二节 多彩世界--国产动画片“走出去”及问题分析 |
一、国产动画“走出去”的环境及利好政策 |
二、国产动画片的海外销售与发行 |
三、国产动画片的国际合作分析 |
第四章 影视“走出去”在外交语境中的个案分析与研究 |
第一节 中国影视在欧美大国“走出去”影响力的提升 |
一、美国 |
二、法国 |
三、俄罗斯 |
第二节 中国影视在周边国家“走出去”影响力的扩大 |
一、越南 |
二、蒙古 |
三、印度 |
第三节 深耕“一带一路”的中国影视“走出去” |
一、匈牙利 |
二、泰国 |
三、埃及 |
第四节 中国影视在非洲主流国家“走出去”得到巩固和发展 |
一、中国影视业在非洲发展概况 |
二、中国影视作品在非洲传播的优势 |
三、中国影视在非洲传播的问题分析 |
第五节 中国影视“走出去”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策略 |
一、多途径调控生产要素,充分利用地方资源优势 |
二、主抓影视节目内容,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 |
三、多元化传播渠道,建设基础化数字平台 |
四、完善对外影视人才培养建构 |
五、建立良性的监督反馈机制 |
第五章 影视“走出去”的国家形象研究 |
第一节 文化形象与影视媒介 |
一、文化形象与国家形象塑造 |
二、西方映像中的中国形象 |
三、影视“走出去”的国家形象生成 |
第二节 影视媒介塑造国家形象的规律 |
一、对外宣传让位于国际传播 |
二、不断拓展对外传播平台 |
三、持续推进国际交流合作 |
四、影视创作要保持文化自觉 |
第三节 影视创作表达国家形象的问题与不足 |
一、文本创作方面,缺乏思想力量 |
二、作品表达方面,缺乏视觉感染力 |
三、推广发行方面,缺乏民族基础层面的统筹 |
四、学术研究方面,缺乏正确的指引和批评 |
五、文化消费方面,缺乏民族意识引导的力量 |
第四节 影视“走出去”塑造国家形象的方式与原则 |
一、影视媒介对于国家形象传播的优势 |
二、影视作品塑造国家形象的手段 |
三、其他的影视文化形式与国家形象塑造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A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的实施细则(试行) |
附录B 《中国电视剧(网络剧)出口联盟倡议书》 |
附录C 《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
附录D 上海国际电视节“白玉兰奖”获奖作品目录 |
附录E 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获奖名单一览 |
附录F 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金红棉”奖评优单元优胜作品 |
附表G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监制的对外影视节目一览 |
附录H 三大欧洲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电影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9)新媒介文学生成与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现状 |
1.3 研究的理论思路与方法 |
1.4 创新与不足 |
第2章 混沌与清晰:新媒介文学的崛起及其盛宴 |
2.1 媒介的存在:新媒介文学的理论界定与性状 |
2.1.1 媒介的强势话语:媒介即讯息与新媒介的本质诠释 |
2.1.2 媒介是人的延伸:被媒介技术改变的人的生活和感知 |
2.1.3 媒介与文学共生:新媒介文学文本的媒介性建构 |
2.2 媒介的狂欢:新媒介文学的问世与当代文学格局新变 |
2.2.1 新媒介文学的异军突起与新媒介时代的历史性演进 |
2.2.2 文学期刊的渐趋边缘与文学出版的革新转型 |
2.2.3 影视文学的影像化书写与文学格局的跨界表达 |
2.3 媒介的环境:新媒介文学的产生与文学生产传播方式的变革 |
2.3.1 新媒介技术的变革求新与文学生产传播方式的质变 |
2.3.2 新媒介场域的资本博弈与文学生产运营规则的革新 |
2.3.3 媒介环境的权力话语与新媒介文学生产与传播机制的技术性运作 |
2.4 媒介的文本:新媒介文学的存在样态及其类别划分 |
2.4.1 网络文学: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文学生产与传播 |
2.4.2 “微”文学:基于移动互联网终端设备的文学诉求 |
2.4.3 超文本文学:基于数字链接技术的跨媒体组接性形式实验 |
第3章 沿袭与创新:虚拟性与新媒介文学文本书写模式转型 |
3.1 幻想世界的抽象空间构筑:现实真实与文学真实的解构性虚拟 |
3.1.1 奇幻异域的魔法绝唱与社会现实观照的目的性消解 |
3.1.2 修仙境界的飘邈之旅与人物形象塑造的真实性规避 |
3.1.3 东方玄幻的择天改命与语言结构形式的艺术性稀释 |
3.2 市民心态的类型化呈现:消解教化与解构精英的通俗化诉求 |
3.2.1 都市生活的永远言情与日常凡俗情感的体验性狂欢 |
3.2.2 历史情怀的时空穿越与英雄主义梦想的仿真性戏说 |
3.2.3 “王者归来”的竞技博弈与众生共享的游戏化逻辑 |
3.3 图文并陈的影像化叙事:复合符号文本形式的视觉性冲击 |
3.3.1 文字被挤压的图像化结构:故事情节的直观性与平面性 |
3.3.2 人物被虚拟的单元格范式:性格心理的片断性与自由化 |
3.3.3 心绪被分享的欲望化叙述:传情达意的即兴性与互动性 |
3.4 感性生命的世俗化审美:“草根性”与“撒播感觉”的娱乐性体验 |
3.4.1 从审美走向欲望的精神聚餐:个体日常体验的浅表性与快感性 |
3.4.2 从静止走向流动的语言风格:网络媒介口语的对话性与浅表性 |
第4章 分化与融合:开放性与新媒介文学生产机制的运行秩序重组 |
4.1 创作主体的嬗变新生:文学生产机制的媒介性权利话语营造 |
4.1.1 传统作家的新媒体延伸:从线下到线上与文学生产空间变革拓展 |
4.1.2 网络专业作家的崛起:“白金写手”与文学创作方式的强势逆袭 |
4.1.3 大众网民作家创作狂欢:“微”文学路径与文学梦想的自由实现 |
4.1.4 机器写作的诞生:人机互竞与文学传统写作的颠覆性挑战 |
4.2 创作平台的转型升级:文学产业化生产的媒介性商业资本介入 |
4.2.1 全新的文学生产平台:创作者、经营者、阅听者的共享共赢 |
4.2.2 可持续的赢利经营模式:从付费阅读到全版权开发 |
4.2.3 文化舞台的精品化追求:从野蛮生长到“内容为王” |
4.3 评估体系的标准重构:文学生存样态的媒介性经典化倡导 |
4.3.1 媒介网络性的尺度与文学经典化的继承性探索 |
4.3.2 文本筛选的“好看”与传统文学鉴赏标准的动态化重塑 |
4.3.3 类型文学的代表性与网络原生要素的经典化重生 |
4.4 文本叙事的写作变迁:文学类型模式的媒介性通俗化发扬 |
4.4.1 类型化写作的发达:通俗文学创作模式的泛娱乐化开拓 |
4.4.2 “无叙事结构”的自由:新媒介文学文本结构的工具性加工 |
4.4.3 “触网而散”的无禁忌:新媒介文学语言的分享性随意 |
第5章 依赖与割裂:共时性与新媒介文学传播路径的实时交互效应 |
5.1 传播路径的机制重建:有效传播与文学载体平台移动化与社交化 |
5.1.1 文学网站:大数据计算与“传播者的文本”的有效传播 |
5.1.2 移动终端:快捷随机与文学阅读的碎片化“速食” |
5.1.3 微博路径:社交化资讯与“微话题”文学的亲民效果 |
5.1.4 微信路径:关系性朋友圈与文学“认知框架”的精准传播 |
5.1.5 补偿性路径:“文学榜/奖”与文学审美价值的导向性传播 |
5.2 传播受众的需求变化:“读者的文本”与文学交往关系互动展开 |
5.2.1 性别文化的差异性与文学情感诉求的弥补性挑战 |
5.2.2 青少年群体的网生性与割裂式成长主题的隐喻性戏谑 |
5.2.3 新民间立场的去边缘化与无限度发展自我的大众化可能 |
5.2.4 亚文化群体的互动仪式与网络虚拟空间的世俗化追求 |
5.2.5 日常生活经验的心理释放与浅层感官体验的短平快效果 |
5.3 “受众本位”的能动传递:读者中心与文学生产传播的“超文本”蜕变 |
5.3.1 受众地位的不断衍生:互动生成与文学话语权力的多元改观 |
5.3.2 受众阅读的自发拯救:“读”屏“听”书与文学鉴赏的时空转换 |
5.3.3 受众欲望的反向辐射:共识共谋与文学意义解读的脱冕渎圣 |
第6章 生机与忧思:新媒介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兼容互补共生共荣 |
6.1 文学媒介性的破旧立新:新媒介文学生产机制的革命性开拓 |
6.1.1 多介质多形态的新媒介技术与文学生产传播机制的大众化勃兴 |
6.1.2 多渠道多层次的产业链竞合与文学文本优化增殖的最大化开发 |
6.1.3 文学生存场域的“距离”消解与文学资源低成本的高效率传播 |
6.2 文学本体性的迷失错位:新媒介文学存在秩序的尴尬困境 |
6.2.1 创作主体的自由与虚位:文学生产商业化和功利化价值取向 |
6.2.2 文学创作的膨胀与贫瘠:写作模式公式化和套路化文学性消解 |
6.2.3 文学生产的失序与隐忧:盗版抄袭多发性和无序性的技术根源 |
6.3 文学生态发展的优化整合:新媒介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共存共荣 |
6.3.1 生产机制的完善:媒介性文学存在的工具载体和文化观照的理性制约 |
6.3.2 批评体系的强化:数字化文学形态的技术优势和艺术规律的理论审视 |
6.3.3 文学主体的应道:技术性“祛魅”与文学本位“原点”的坚守博弈 |
6.3.4 文学生态的构筑:新媒介文学与传统文学共存共荣与有序发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10)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
1.1.3 基本概念界定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1.2.1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论 |
1.2.2 搜集资料的方法 |
1.2.3 研究意义 |
1.2.4 研究框架 |
1.3 理论梳理与文献综述 |
1.3.1 理论梳理 |
1.3.2 文献综述——台湾电视研究 |
1.3.3 文献述评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 |
2.1“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2.1.1 试水电视业:教育电视台的成立 |
2.1.2 第一家商业电视台:台视 |
2.1.3 中视:率先播出彩色节目 |
2.1.4 华视:突出教育节目特色 |
2.1.5 公共电视节目的草创 |
2.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2.2.1“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2.2.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2.2.3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2.3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2.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2.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2.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3 “解严”之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 |
3.1 “解严”之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3.1.1 台视、中视和华视:进入激烈竞争时期 |
3.1.2 民视的成立:反对党“发声”,打破无线三台“三足鼎立”格局 |
3.1.3 公视:漫长的筹建之路 |
3.2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3.2.1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3.2.2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3.2.3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3.3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3.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3.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3.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4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 |
4.1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4.1.1 商业无线电视台的重组 |
4.1.2 公广集团版图的扩充 |
4.2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4.2.1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4.2.2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4.2.3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4.3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4.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4.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4.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5. 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批判 |
5.1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5.2 “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5.3 2000年“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5.4 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反思与批判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附录二 访谈人物列表 |
附录三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及其他作品发表情况 |
后记 |
四、2000年发行量超百万期刊名单(论文参考文献)
- [1]金融危机后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研究[D]. 孙碧涵. 吉林大学, 2020(03)
- [2]地方作家的写作困境 ——基于临淮市的文学生态考察[D]. 汪琬琦.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1)
- [3]新时期以来文学评奖中的读者参与[D]. 李斐然. 山东大学, 2020(12)
- [4]基于品牌建设的中国幼儿期刊发展研究 ——以《东方娃娃》为例[D]. 刘钰洁. 南京大学, 2020(02)
- [5]“青年文化”的追寻与确认 ——市场化语境中《萌芽》的改版研究[D]. 王思琪. 沈阳师范大学, 2020(12)
- [6]《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D]. 乔傲龙. 山西大学, 2019(02)
- [7]广东出版70年:以出版制度变迁为中心的历史考察[J]. 金炳亮,刘晖. 现代出版, 2019(05)
- [8]镜像中国 ——新时期中国影视“走出去”盘整与研究[D]. 窦金启.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9]新媒介文学生成与传播研究[D]. 王百娣. 辽宁大学, 2019(01)
- [10]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D]. 陈若萱. 厦门大学, 20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