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省卫生厅公布医院评价结果（论文文献综述）
肖雄[1]（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认为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李全平[2]（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指明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李宁[3]（2020）在《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会医学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产物,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亡,历经近百年崎岖波折又波澜壮阔的历史。“齐鲁医学”曾经是中国教会医学的一张“名片”,其典型性和代表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齐鲁医学”的发展历程几乎贯彻整个山东教会医学从起源到消亡的全部过程,代表着山东教会医学的最高水平,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与“北协和、南湘雅、西华西”等国内三大头牌医学齐名,并称为“东齐鲁”,在国内外医学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齐鲁医学”品牌由英美加中四国共同缔造和培育,其人员和经费至少由四个国家的十三个基督教组织供给,亦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重点资助的医学机构之一,其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对不同势力态度的矛盾性恰好为研究“齐鲁医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绝佳机会;三是“齐鲁医学”由教会医学向“人民医学”转型的过程异常复杂,经历了南迁福州、内部分裂、派系争斗、与美决裂、思想改造等多重洗礼,最终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完成蜕变与重生,其过程既具有全国教会医学转型的通性特征,又有独特的发展脉络,对于整个教会医学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齐鲁医学”的转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开始。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势力的怂恿和西方差会的鼓动下,齐鲁医学院做出了南迁福州的决定,大部分医学教授和本科生由山东济南迁往福建福州,齐鲁医院和少部分师生继续留守济南。不久,医预科随文理学院南迁杭州。一时间国内出现三处齐大校区和两个领导核心,形成南北对峙。南迁不仅造成“齐鲁医学”的内部分裂和派系对立,更为后来被新政权认定为“落后”和“反动”埋下了伏笔。随着杭州和福州的相继解放,齐鲁医学院在南迁一年之后选择回迁济南,“齐鲁医学”在形式上实现了合体和统一,但是南迁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旧有矛盾的积累效应下被扩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校权之争。以吴克明为代表的亲国民党守旧势力与以杨德斋为代表的亲共产党新晋势力为获得学校控制权展开了激烈博弈,最终新派势力在新政权的支持下两次挫败“倒杨”运动,赢得校权之争的胜利。随后,“齐鲁医学”开启了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在齐鲁医院建立第一支党小组,不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积极向新政权靠拢。自1949年底收回校权到1952年院系调整,“齐鲁医学”随着齐鲁大学同步启动了思想、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系统改革,开始了艰难而又深刻的历史转型。思想政治方面的改革是新政权非常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其他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针对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宗教氛围浓厚、“亲美”“崇美”思想严重、政治意识淡漠、片面强调专业技术等状况,新政权以齐大行政管理层和共产党工作小组为媒介,在全校范围内发起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开展爱国爱党教育、常规思政教育、亲苏学苏教育等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使“齐鲁医学”广大师生和医护人员增加了对新政权和共产党的了解,提高了思想政治意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转向全面控诉美国侵略和爱国主义教育,将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逐渐改造为反美仇美排美情绪,通过鼓励学生参军参干、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收治志愿军伤病员等实际行动与美国划清界限,将全体师生团结在爱党爱国拥军的旗帜下,为后来的院系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同时,“齐鲁医学”其他方面的转型改革亦在同步进行。在教学育人方面,齐鲁医学院积极响应新政府提出的“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在招生对象、招生名额、入学资格、培养目标、学制学时、教学课程等方面进行深刻改革,不断满足新中国对医学人才的迫切需求。在社会服务方面,齐鲁医院主动参与灾区医疗救灾、疫病防治服务、公共卫生教育,将发挥专业优势与服务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齐鲁医学院及齐鲁医院改变过去单纯依靠中外教会拨款的传统方式,积极争取新政府的资助,通过有条件地接受捐赠、开展资产清查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等多种途径拓展筹资渠道,最终与外国教会彻底割裂经济联系,完全实现了经济自立。上述改革措施的实施,既体现了新政权和新执政党对“齐鲁医学”提出的外在要求,也体现了“齐鲁医学”人审时度势、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调适和努力。1952年10月,齐鲁大学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走向消解,包括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在内的原有组织被撤并重组,随之而来的是“齐鲁医学”在性质内涵和组织属性方面的根本性变化。齐鲁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山东医学院,附属齐鲁医院则成为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齐鲁医学”从此涅盘重生,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虽然“齐鲁医学”在名称、性质和归属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其优秀的文化基因和传统的人文根脉得以传承和保留下来,并最终发展成当今的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齐鲁医学”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教会医学与山东地方社会的互动史,二者互相影响、相互形塑而又彼此同化、趋于融合。“齐鲁医学”在西方传统与中国文化之间、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之间、外国资源和本土力量之间、现代化转型与传统惯性之间不断寻求某种平衡,并以彻底本土化、中国化的结局完成转型使命。
袁博[4]（2020）在《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文中研究说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使中国形成了以父权制为核心的性别制度。广大农村妇女更因性别和所在地而被“双重”边缘化。近代以来,有识之士、党派集团和国家政权号召妇女解放、开展女权运动,但仍未改变农村妇女地位低下的现状和传统家庭角色的定位。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和论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妇女解放运动,并对乡村传统性别制度和性别观念进行了改造和重塑。农村妇女在“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政治动员下,被正式纳入国家体系。她们的主体身份和性别关系在国家的塑造下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姻家庭、经济活动、身体健康、政治参与、精神世界等五个方面。婚姻制度改革在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中具有重大意义。1950年《婚姻法》是国家构建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性别制度的第一步,它有力地冲击了传统婚姻家庭制度和性别权力关系。因此它得到了女性农民的支持和男性农民的误解,在新旧性别观念的博弈中得到逐步贯彻。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妇女基本确立了婚姻自主权,婚姻观念发生了转变,且获得了婚姻自由的权利,自由恋爱现象增多,离婚和再婚也不再受社会的指责。在家庭关系中,团结民主与平等和谐成为主旋律,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明显提高,并在家庭事务中获得了话语权和独立人格。但除了改变,农村妇女的家庭角色也有延续,打老婆、漠视妇女合法权益的现象仍不时发生,新旧性别观念之间的拉扯与博弈依旧存在。发动农村妇女参加社会化大生产是建国后妇女工作的重要内容。中共根据新中国国情,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下,采用多种宣传方式,制定福利政策,运用国家力量使乡村妇女大规模地走出家门,进入公共领域,投入到生产劳动中。通过分析其参加劳动的工日、参与率等,我们发现农村妇女在生产劳动中撑起了“半边天”。在这一过程中,她们不仅获得了经济独立,而且确立了“劳动者”身份,形成了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实现了由“家庭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但是由于传统性别制度并未发生断裂,传统性别分工使参加劳动的妇女背负着双重责任,收入分配中也存在着两性关系的不平等。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农村妇女的身份转型,国家积极维护其健康权,利用政治话语对妇女进行身体改造,并突出强调了妇女解放的想象。作为传统社会对女性身体规训的标志,缠足被中共以政治权力严厉禁止,并使之在50年代走向消亡,为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解除了身体束缚。国家对农村妇女健康的保护还体现在生育变革上,包括推广新法接生和建立妇幼保健网。这不仅使分娩方式发生变化,生育空间也发生了转移。生育的现代化以及生育之痛在一定程度上的“消失”,加深了农村妇女对国家的认同,并以积极参加生产来表达感激之情,加速了身份转换。但过度的劳动使妇女们的身体出现各种问题,妇女的生理问题和特殊时期的身体便在“保护”的政策下进入公共领域和大众视野。原本属于私领域的妇女身体被纳入公领域,成为农村妇女身份社会化的重要标志。国家为农村妇女参政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经济基础,因此建国后全国出现了妇女参政的第一次高潮。她们不仅参与基层民主选举,而且当选基层代表,参与地方政权管理。许多优秀农村妇女经过国家培养,走上了基层政权的领导岗位,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管理群体——农村妇女干部群体。她们成为党和政府在地方的代言人,活跃在各个基层岗位上。建国后,农村妇女组织伴随着国家权力不断下沉,以妇代会为主的基层妇女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作为妇女“娘家”的妇代会既是党和国家联系妇女群众的纽带和桥梁,也是妇女表达政治意愿、维护权益的重要平台,使“国家”不再是高高在上、与之无直接关联的存在。但遗憾的是,这一时期农村的政治权力参与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农村妇女的政治空间较为狭小,妇女干部和妇女组织并未打破以男权为中心的乡村权力结构而处在边缘位置。五十年代的集体化生活使农村妇女们感受到了“集体欢腾”,心灵受到了一次革命般的洗礼。她们不仅在识字运动中提高了自身文化素质,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振奋与文化自信。虽然国家以政治文化取代了乡村文化,但各种娱乐组织、娱乐活动使原本枯燥无味的业余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使农村妇女在公共场合有了合法身份并接受了国家的政治教化。同时,集体劳动、各种会议等为农村妇女提供了活动场所,给她们带来新鲜感,精神世界得到极大充实与满足。伴随各种教育运动的开展,她们的集体意识被逐渐建构起来,包括对中共和新政府的认同、爱国主义情感的深化和集体观念的树立等。与男性农民相比,农村妇女的集体思想似乎更加强烈。这也是农村妇女转变为“社会人”身份的最好证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一系列社会主义运动使日常生活不断政治化,也使农村妇女的身份得到了全新塑造。但是受传统政治文化和性别制度的影响,性别差异始终存在。可以说,国家和性别参与了新中国农村妇女的身份重构。它们相互糅合、碰撞,对农村妇女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妇女逐渐改变了传统角色定位,完成了从私领域的“家庭人”向公领域的“社会人”、“国家人”的身份转换,推动了农村妇女的解放进程。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转型较为彻底,但各地在完成时间和程度上略有差异。新中国农村妇女解放运动表现出的特点与问题应促使我们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力争真正实现两性平等的和谐局面。
徐晓敏[5]（2020）在《区域基层卫生信息化综合评价模型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目的:本研究结合目前我国基层卫生信息化发展的现状,梳理国内外基层卫生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区域基层卫生信息化综合评价模型,确定指标权重,检验指标体系的信、效度,实现定量地对各区域基层卫生信息化的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评。研究内容:1、通过文献阅读和网络资料收集,整理国内外关于基层卫生信息化的研究现状和基础理论,构建指标备选库。2、提出区域基层卫生信息化评价的初步框架,筛选指标形成评价指标体系。3、构建综合评价模型,确定三级指标的计算公式。4、对指标体系进行信、效度检验。研究方法:1、文献调研法:构建区域基层卫生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初步框架。2、德尔菲专家咨询法:通过两轮专家咨询,进一步筛选和完善指标,形成最终的评价指标体系。3、层次分析法:根据专家对指标重要性的两两判断矩阵结果,计算各评价指标的权重。4、加权综合评分法:制定三级指标评分细则,构建评价模型。研究结果:1、制定了一套内容全面的区域基层卫生信息化评价的指标体系,包括信息化的组织管理和规划、保障体系、基础设施建设、系统功能与应用、系统互联互通、系统智能化情况、信息化建设成效等7个维度,以及19个二级指标和51个三级指标。2、通过德尔菲咨询和层次分析法得到各指标的权重结果,其中,一级指标的权重分别为:信息化的组织管理和规划（16.99）、保障体系（15.26）、基础设施建设（11.67）、信息系统功能与应用（18.78）、信息系统互联互通（15.17）、信息系统的智能化情况（8.04）、信息化建设成效（14.10）。3、制定了区域基层卫生信息化评价指标的评分细则,确定了综合得分的计算公式。4、综合评价指标模型通过了信、效度检验,计算的克朗巴赫α系数在0.471-0.823之间,表明评价模型具有较好的信度;指标内容经过两轮的专家咨询后确定,表明评价模型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研究结论:1、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方法的可靠性和科学性。2、选取具有针对性的指标内容,突出重点工作内容。3、评价指标权重的分配与目前基层卫生信息化工作重点相一致。4、综合评价模型的赋值和计算方法提高了模型的可操作性和适应性。建议:1、借助信息化手段开展常规评价工作。2、实现评价指标的动态更新。3、不断调整评分细则,保证评分结果的可比性。4、推进评价指标体系的落地与应用。
邵子怡[6]（2019）在《基于批量评估法的个人住宅房产税税基评估研究》文中指出关于房产税已进行多年的改革,至2019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地方税制,稳步推进房地产税收立法。”其中针对个人住宅用房的房产税开征在即。房产税税基的合理确定是房产税顺利征收的基本前提,上海和重庆作为房产税征收的试点城市,房产税开征采用住宅历史成交价格作为计税基础,计划后期使用评估人员对单宗房产的估算价值,但单宗房产评估时间长,成本高,应用于大规模的税基评估不具备普遍适用性。与我国不同的是,国外关于房产税税基的评估采用批量评估法,即对一定区域内的大批量房产进行一次性评估,该法可以弥补单宗房产评估在税基评估上的不足。故,开展对房产税税基批量评估的研究对于加快我国房产税顺利征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本文总结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关于房产税税基批量评估的研究历程,进而对房产税,税基,税基评估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分析比较了房产税与房地产税之间的区别,介绍了批量评估法的基本要素,总结了用批量评估法评估房产税税基的优势,以及批量评估在国内应用的可行性。其次,对国内现行的个人住宅房产税试点征收城市关于税基评估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分析批量评估法在国内部分城市应用于存量房价值评估的实践流程和结果优劣,并基于国外房产税税基评估现状,结合国内的实际,提出经验借鉴,指出我国应采用批量评估法,并培训相关专业人才。最后,本文选取HF市庐阳区二环以内的二手普通住宅为研究对象,收集数据,运用特征价格模型对该区域的住宅挂牌价格特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量化,并创新性地将小区是否为学区房加入到特征变量中,对模型进行改进和检验,得出批量评估结果,验证结果合理性,从而证明批量评估法应用于个人住宅房产税税基评估的高效性与实用性,模型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加快我国房产税顺利征收具有重要意义。
薛晓婧[7]（2019）在《社会诉求与政府的回应性 ——基于浙江省“送医下基层”的今昔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送医下基层”作为政府回应社会对医疗卫生服务诉求的重要手段,其有效性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本研究希望透过对这种差异性成因的研究,探索影响政府回应有效性的因素,以期能够一方面在理论上补充目前学界对政府回应客体关注的不足,另一方面,在实践上助力政府回应有效性的提高。本研究聚焦于不同回应客体为回应有效性带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对浙江省嘉兴、余姚和杭州三座城市在民国、毛泽东时代和2013年之后“送医下基层”实践的对比研究表明,政府对“需要”和“需求”的回应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影响政府回应子目标的实现及其与总目标的协调,并塑造出不同类型的政府-社会关系。民国时期的卫生状况和卫生管理实践展现了中国在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对卫生事业进行管理的尝试,描述了“送医下基层”产生的背景。民国之后,“送医下基层”的出现及其带来的变化,体现了政府回应社会的必要性。对于毛泽东时代的“送医下基层”来说,一方面,由于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以及政府对“多、快、好、省”地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的期待,政府回应的客体被严格地限定在了“生存型需要”上面;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特殊的经济社会背景,主要是医疗卫生资源的短缺、经济水平的低下以及交通设施的不完善,为政府在政策上对群众的“需求”进行引导铺设了较好的现实条件,这一时期的“送医”行动在实现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及其与维护国家安全这个总目标上效果较好,但同时,也由于对生存型需要的回应,政府和社会关系被逐渐塑造成了求存型政府和群众社会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地方政府有了较大的自由度,2013年后浙江省内三个城市的“送医下基层”呈现出了不同的样态。在这一时期,嘉兴市由于只有民意收集机制,缺少民意处理机制,因而在“送医下基层”过程中并没有区分清楚“需求”和“需要”,对它们进行了混合回应,以至于其回应客体逐渐演变成了只有“需求”。这就使得政府-社会关系逐渐被塑造成了安抚型政府和私民社会的关系,同时政府尽管通过“送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但是在协调服务可及性与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即“送医”子目标和总目标上表现不佳。而余姚由于在“送医”之前建立了行政吸纳性的协商参与机制,不但能够收集民意,同时能够对民意进行处理,因而在“送医下基层”的过程中能够较为准确地回应居民的“发展型需要”,从而能够在提高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的同时协调其与分级诊疗的关系,并为形成较为良性的政府-社会关系创造了一定的条件。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余姚市未能成功地对“需求”进行引导,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送医”的效果,也使得它的政府-社会关系降格为准服务型政府和准公民社会的关系。对于杭州市的“送医下基层”（“健康意识下基层”）来说,其回应客体的识别机制与毛泽东时代在本质上类似,所以其回应客体自然也落在了“生存型需要”上,由此尽管杭州市能够通过这项举措提高居民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但是在协调其与缓解由于人民健康水平下降带来的人力资本短缺或质量下降以及由于医疗卫生费用上涨带来的财政负担之间的张力这个总目标上表现不佳,同时,也使得政府-社会关系逐渐演变为了求存型政府与群众社会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回应不一定是社会问题的终点,回应本身也可能产生新的社会问题。政府对不同客体的回应会对回应效力产生不同的影响。政府能否识别并回应“需要”是决定政府回应是否有效的关键,因为当政府将客体界定在“需要”上时,它起码可以实现政府回应子目标及其与总目标之间的协调。其中,对“发展型需要”的回应将影响政府回应结果的适应性,因为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制度安排以及由此培养出的公民文化能够较好地适应未来社会多元化的趋势。而能否对“需求”进行成功地引导将决定政府回应效力的强度,因为当政府有限的财政资源被用于满足无限的需求时,政府很难协调其行动的子目标和总目标,容易因小失大,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安抚型政府与私民社会的关系也不利于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
卢彦冰[8]（2019）在《由药物因素引起的若干医疗纠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药物监管体系虽然在不断地完善,但临床药物使用仍存在很大问题。医疗纠纷的预防和解决,一直以来都是医疗机构和行政部门面对的难题。综合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大多数是对医疗纠纷总体内容的研究,缺少了对典型医疗纠纷的系统研究,更没有针对由药物因素引发的医疗纠纷的系统分析。研究目的:本文首先通过因素分析,总结出引发药物医疗纠纷的主要因素;然后,从药物医疗纠纷的数据统计分析入手,研究药物医疗纠纷的易发人群、易发地点等特点的现状情况;再者,结合现有医疗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分析现有机制对解决药物医疗纠纷的经验启示;最后,通过药物医疗纠纷与其他纠纷的对比分析,得出药物医疗纠纷的特有特点,并构建药物医疗纠纷预防和化解的5GAP模型,准确分析出此类纠纷的问题所在,旨在通过提炼对策建议减少药物医疗纠纷。研究方法:.第一部分,引发药物医疗纠纷的因素分析。具体分析由用药不当、药品质量问题和药品不良反应这三大药物因素引发的医疗纠纷,总结药物医疗纠纷发生的主要因素。第二部分,药物医疗纠纷的现状分析。选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信访系统中的医疗事故争议部分数据,对医疗机构中由药物因素引发纠纷的医院级别、发生地点、药品种类以及发生医疗纠纷后患者选择的解决途径等分布统计,分析药物医疗纠纷的源头发生特点。第三部分,医疗纠纷预防化解的机制分析。分为三步骤:①全国医疗纠纷的预防化解机制情况。通过访谈调研,了解院内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医疗责任保险的典型地区代表建设情况,分析全国医疗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建设现状,总结目前医疗纠纷预防化解的主要方式;②药物医疗纠纷的化解情况。通过进一步挖掘药物医疗纠纷解决方式的数据,并对典型纠纷案例进行系统剖析,从实践中归纳出此类纠纷解决方式中存在的问题;③国外医疗纠纷的预防化解机制情况。通过广泛收集查阅文献资料,对比美国、日本和英国发达国家的医疗纠纷预防化解办法,总结国外解决纠纷的先进做法。第四部分,药物医疗纠纷的预防和化解的模型分析。分为两步骤:①药物医疗纠纷与其他医疗纠纷的异同点。从纠纷的发生、发展、责任主体和赔偿整个过程,剖析药物医疗纠纷与其他纠纷的特殊之处,为最后的政策建议提供依据,从根源上直击重难点预防和化解药物医疗纠纷;②基于5GAP模型的预防和化解服务质量差距。针对药物医疗纠纷预防和化解两个环节,建立相应的服务质量模型,分别剖析纠纷的预防和化解在服务质量差距上产生的原因,准确找出药物医疗纠纷的问题所在。第五部分,政策性建议。针对药物医疗纠纷的发生特点、存在问题以及国外先进经验启示等,分别对监管、医疗机构、企业和社会层面提出政策性建议,旨在预防和化解药物医疗纠纷。研究结果:（1）引发药物医疗纠纷的因素主要有医生护士及患者本身的用药不当、药品质量问题和药品不良反应,其中主要影响因素为医生和护士的用药不当。（2）药物医疗纠纷集中发生在二三级医院、门诊患者,纠纷的高发人群为60岁以上的老人、小孩和孕妇,并且主要由化学药物使用引起。纠纷发生后,患方与院方协商解决的满意度不高,大部分患者信任行政部门的介入调解。（3）现有的“三调解一保险”医疗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在总体上是有效的,并且人民调解逐渐成为医疗纠纷调解的主渠道。但药物医疗纠纷只有少部分案例选择人民调解。通过国外先进经验得到可运用调解作为医疗纠纷前置程序,完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行政部门主动介入等启示。（4）药物医疗纠纷与其他医疗纠纷相比,在纠纷成因、发展、责任主体和赔偿上都具有鲜明的特殊性。政府、医疗机构等在解决药物医疗纠纷问题时,应以预防为主,化解机制建设为辅。通过出台、完善和加强相关政策的实施、绿色医疗纠纷化解环境等来预防和化解药物医疗纠纷。研究结论:通过对因素、现状特点和预防化解机制建设的研究,得出政策性建议:（1）监管层面:充分发挥临床药师的作用,加强对临床药师的培养力度;推动药师法的正式出台;做好化药、中药、生物制品的临床应用管理工作;增加医疗损害鉴定专家库中药师的构成比;行政部门主动介入;积极引导人民调解成为纠纷解决的主渠道;完善药品不良反应救济机制。（2）医疗机构层面:提升药事管理水平;加强药房管理规范性;做好医务人员与患者的告知工作;各级医院根据自身纠纷发生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见习医生、实习医生和护士的药学观念教育,继续教育开设药事管理课程。（3）企业层面:进一步完善药品说明书,针对医生、社会开展安全用药相关培训;加强对特殊人群的合理用药研究。（4）社会层面:提高老百姓对临床合理用药的认知,加强患方对医务人员的理解;重视媒体的引导作用。
米善军[9]（2019）在《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与防治研究》文中认为云县自古多瘴岚,清代云县疟疾流行只能勾勒大致面貌。民国时期该地疟疾肆虐,尤以1933～1940年为疟疾流行最为严重的时期。1949年以后,云县疟疾出现过两次反复,随着防治工作的不断深入,于1986年基本扑灭,并最终融入全球性消除疟疾战略计划。清代云县防治疟疾主要采取看医、寻药及诉诸鬼神来解决疾病所带来的痛苦。民国时期,政府的卫生防疫机制虽已建立,虽然亦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总归是收效甚微。只有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人民政权,真正地实现了中央—地方之间的强力互动。这种强力关系的建立是通过波浪状的卫生运动、精密化的制度设计逐步达到的。清代云县有无卫生机构,已经无从考证。当时遇到疫情发生,根本无法实现疫情的及时控制与扑灭,更谈不上疾疫预防。民国政府治下的云县,已经出现较为正规的医疗卫生机构,无奈由于机制体制不甚健全,只在县城为中心地方设立了相关机构,根本无法辐射全县各地,尤其是偏远山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政局的稳定,在民国政府留下的卫生遗产的基础上,在从中央到地方的部署中,云县地区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形成点面结合,层级分明,高度密集医疗卫生网络。云县的疟疾流行是地缘区位、国家政权、民风习俗诸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疟疾的快速蔓延之势,倒逼民国政府不得不重视起基层卫生行政机构的设立与建设,但这些机构难以为继,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直到1949年以后,中国通过国家地计划与控制,走出一条以国家为主导,群防群治相结合的特色防治道路,逐步确立起大众心中新政权焕然一新的形象与面貌。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10]（2019）在《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省政府及省政府办公厅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文中研究指明浙政办发[2019]14号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按照《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372号）要求,省政府办公厅会同省司法厅对2017年12月31日以前省政府及省政府办公厅制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省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经省政府第17次常务会议审
二、省卫生厅公布医院评价结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省卫生厅公布医院评价结果（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史料与文献回顾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五、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南迁福州与北归济南:转型的时空背景 |
| 第一节 南迁福州 |
| 一、酝酿南迁:三派势力博弈 |
| 二、选址福州:各方推进南迁 |
| 三、南下福州:顺利完成迁移 |
| 三、福州一年:勉强恢复教学 |
| 四、留守济南:艰难维持残局 |
| 第二节 北归济南 |
| 一、山东情结:回归原动力 |
| 二、校产羁绊:难舍的家业 |
| 三、协商回济:积极的态度 |
| 四、顺利回迁:各方的帮助 |
| 小结 |
| 第二章 校权之争与行政改革:行政上开启转型 |
| 第一节 校权之争:新旧势力的博弈 |
| 一、留济齐大校务:旧权把持 |
| 二、校权回收运动:大势所趋 |
| 三、两次“倒杨”运动:斗争不止 |
| 第二节 行政改革:运转机制的蜕变 |
| 一、软弱的齐大校政 |
| 二、积极的行政改革 |
| 三、齐鲁医院的调整 |
| 四、争取“国立”运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教育改革与医疗服务:业务上推行新政 |
| 第一节 教育改革 |
| 一、招生改革 |
| 二、教学改革 |
| 第二节 公卫服务 |
| 一、参与医疗救灾 |
| 二、疫病防治服务 |
| 三、公共卫生教育 |
| 第三节 支援战争 |
| 一、踊跃参军参干 |
| 二、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 |
| 三、收治志愿军伤病员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费改革与资产管理:经济上实现自立 |
| 第一节 美国经济封锁 |
| 一、教会拨款的限制 |
| 二、进口设备的限制 |
| 第二节 拓展筹资渠道 |
| 一、有条件接受捐赠 |
| 二、向政府申请补助 |
| 第三节 改革资产管理 |
| 一、资产清查:奠定改革基础 |
| 二、资产纠纷:化解资产矛盾 |
| 第四节 增产节约运动 |
| 一、“三自”革新运动 |
| 二、医院经费改革 |
| 三、“三反”“五反”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抗美援朝与思想改造:政治上实现新生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师生思想状况 |
| 一、宗教色彩浓厚 |
| 二、亲美思想严重 |
| 三、政治意识淡漠 |
| 第二节 抗美援朝教育运动 |
| 一、保卫和平签名运动 |
| 二、控诉美国文化侵略 |
| 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
| 四、全面驱离美籍教师 |
| 第三节 革命政治教育 |
| 一、常规思政教育 |
| 二、爱国爱党教育 |
| 三、亲苏学苏教育 |
| 第四节 思想改造运动 |
| 一、原有问题及改造过程 |
| 二、改造效果和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院系调整与明确隶属:全方位完成转型 |
| 第一节 院系调整:完成转型的直接推动力 |
| 一、全国院系调整的背景与过程 |
| 二、齐鲁大学的调整 |
| 三、齐鲁医院的归属变更 |
| 第二节 山东医学院的调整适应 |
| 一、原山东医学院基本情况 |
| 二、调整初期的混乱情况 |
| 三、初步的改革调整 |
| 第三节 齐鲁医院的改革调整 |
| 一、院系调整初期的混乱现象 |
| 二、齐鲁医院的全面改革 |
| 第四节 明确归属:步入新的起点 |
| 一、医院承担医学教学任务 |
| 二、行政体制上的关系不明确 |
| 三、明确隶属与管理关系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论文概况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界定 |
| (三) 研究综述 |
| (四)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五) 创新与不足 |
| 二、新中国成立前山东农村妇女解放概述 |
| 第一章 婚姻家庭变革中性别关系的改变 |
| 第一节 性别观念下的1950年《婚姻法》 |
| 一、从父权制到男女平等性别观 |
| 二、《婚姻法》的性别解读 |
| 三、新旧性别观念的冲突与博弈 |
| 第二节 山东农村妇女婚姻自主权的确立 |
| 一、婚姻观念的转变 |
| 二、结婚:由包办婚姻到自主婚姻 |
| 三、离婚和再婚:由从一而终到男女平等 |
| 第三节 家庭关系中农村妇女性别角色的“变”与“常” |
| 一、“变”:新家庭性别观的形成 |
| 二、“常”:传统性别权力关系的遗留 |
| 第二章 农村妇女“劳动者”的性别分工 |
| 第一节 国家动员妇女参加生产的性别政策 |
| 一、开展思想教育 |
| 二、培养妇女干部 |
| 三、选树典型和劳模 |
| 四、解决妇女福利问题 |
| 第二节 传统性别分工的突破与延续 |
| 一、“劳动者”身份的确立 |
| 二、传统性别分工的延续 |
| 第三节 性别差异下的收入分配 |
| 一、劳动记工算账问题 |
| 二、男女“同工不同酬”问题 |
| 第三章 农村妇女健康权的国家维护 |
| 第一节 政治场域下的缠足问题 |
| 一、“缠”与“放”之间 |
| 二、50年代缠足的终结 |
| 第二节 生育变革 |
| 一、分娩方式的改变 |
| 二、接生人员身份的重塑 |
| 三、生育行为的组织化与规范化 |
| 四、日常生理卫生习惯的改变 |
| 第三节 妇女劳动者的身体与保护 |
| 一、身体的“去性别化” |
| 二、劳动妇女特殊身体问题的解决 |
| 三、记忆中的身体之痛 |
| 第四章 乡村政治空间内的性别参与 |
| 第一节 农村妇女的基层民主参与 |
| 一、参加基层民主选举 |
| 二、参加基层组织,当选基层代表 |
| 第二节 作为参政平台的妇代会 |
| 一、妇女组织的逐步下沉 |
| 二、农村妇女们的“娘家” |
| 三、乡村权力结构中的角色定位 |
| 第三节 山东农村妇女干部群体 |
| 一、崭露头角的妇女干部 |
| 二、群体特征 |
| 三、政治权力参与中的性别差异 |
| 四、性别差异存在的原因 |
| 第五章 “集体欢腾”与“心灵革命” |
| 第一节 教育中的性别:农村妇女的扫盲运动 |
| 一、农村妇女积极参与扫盲运动 |
| 二、知识的洗礼与精神的振奋 |
| 第二节 沉浸在集体文娱活动之中 |
| 一、节日期间的文化活动 |
| 二、日常文娱活动 |
| 三、电影、广播等新式娱乐的普及 |
| 第三节 集体化下的精神世界与集体意识 |
| 一、精神世界的充实 |
| 二、集体意识的建构 |
| 结语 |
| 一、“新”身份的确立 |
| 二、国家:农村妇女身份的塑造者 |
| 三、性别:无法抹去的身份标签 |
| 四、对中国农村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区域基层卫生信息化综合评价模型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相关概念 |
| 1.3 研究现状 |
| 1.4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5 研究内容 |
| 2 资料来源与方法 |
| 2.1 资料来源 |
| 2.2 研究方法 |
| 2.3 技术路线 |
| 3 研究结果 |
| 3.1 区域基层卫生信息化发展有关要素分析 |
| 3.2 区域基层卫生信息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3 区域基层卫生信息化综合评价模型的构建 |
| 4 讨论 |
| 4.1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方法的可靠性和科学性 |
| 4.2 选取具有针对性的指标内容,突出重点工作内容 |
| 4.3 评价指标权重的分配与目前基层卫生信息化工作重点相一致 |
| 4.4 综合评价模型的赋值和计算方法提高了模型的可操作性和适应性 |
| 4.5 研究的局限性和进一步研究方向 |
| 5 结论 |
| 6 建议 |
| 6.1 借助信息化手段开展常规评价工作 |
| 6.2 实现评价指标的动态更新 |
| 6.3 不断调整评分细则,保证评分结果的可比性 |
| 6.4 推进评价指标体系的落地与应用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论文及参与科研情况 |
| 致谢 |
（6）基于批量评估法的个人住宅房产税税基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房产税税基评估方法简介 |
| 第一节 重要名词术语概念界定 |
| 一、房产税 |
| 二、房产税税基 |
| 三、房产税税基评估 |
| 第二节 房产税税基评估基本方法简介 |
| 一、收益法 |
| 二、市场法 |
| 三、成本法 |
| 第三节 批量评估法 |
| 一、批量评估法基本要素简介 |
| 二、批量评估法定义 |
| 三、批量评估法基本特征及优势 |
| 四、批量评估法的相关技术 |
| 五、批量评估法的应用前提 |
| 第四节 房产税税基批量评估可行性分析 |
| 第三章 房产税税基评估国内实践与国际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国内部分城市房产税税基评估实践 |
| 一、上海、重庆房产税税基评估情况及总结 |
| 二、其他代表性城市批量评估实践及总结 |
| 第二节 国外房产税税基评估经验借鉴 |
| 一、国外房产税税基评估现状 |
| 二、国外房产税税基评估经验借鉴 |
| 第四章 基于HF市个人住宅的房产税税基批量评估应用 |
| 第一节 税基批量评估法应用的模型介绍 |
| 第二节 确定评税区域和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特征变量的选取和量化 |
| 一、特征变量的选取 |
| 二、特征变量的量化 |
| 第四节 模型的建立与检验 |
| 一、模型函数形式的选择及建立 |
| 二、模型的改进 |
| 三、模型的检验 |
| 第五节 评估结果的检验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社会诉求与政府的回应性 ——基于浙江省“送医下基层”的今昔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政府回应的概念及发展脉络 |
| 1.3.2 政府回应效力诸影响因素之分析 |
| 1.3.3 有关医疗资源分配与“送医下基层”的研究文献 |
| 1.3.4 对已有研究的评析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案例比较 |
| 1.4.2 聚类分析 |
| 1.4.3 技术路线图 |
| 1.5 论文的结构 |
| 2. 本文的主要概念与分析框架 |
| 2.1 “送医下基层”概念与实践 |
| 2.2 政府回应的客体 |
| 2.2.1 医疗卫生服务“需要”和“需求”的概念辨析 |
| 2.2.2 本文中医疗卫生服务“需要”的评价 |
| 2.3 政府回应的效力评价 |
| 2.4 本文的分析框架 |
| 3. 民国时期浙江省“送医下基层”: 基本状况与结果之分析 |
| 3.1 民国时期浙江的卫生状况: 以嘉兴、余姚、杭州为例 |
| 3.2 民国政府卫生管理和“送医下基层”的情况及结果 |
| 4. 毛泽东时代浙江省“送医下基层”: 基本实践与结果之分析 |
| 4.1 毛泽东时代浙江省“送医下基层”的背景 |
| 4.2 “送医下基层”的具体措施 |
| 4.2.1 嘉兴市的情况 |
| 4.2.2 余姚市的情况 |
| 4.2.3 杭州市的情况 |
| 4.3 “送医下基层”的效果评价 |
| 4.3.1 数据上的成功 |
| 4.3.2 行政政治化的成功是成功吗? |
| 5. 2013年后浙江省“送医下基层”: 主要实践与结果之分析 |
| 5.1 “送医下基层”的背景:改革开放后浙江省基层卫生工作的变化 |
| 5.2 嘉兴市“医疗服务下基层”的基本情况 |
| 5.2.1 嘉兴市的基本情况 |
| 5.2.2 嘉兴市“医疗服务下基层”的具体措施 |
| 5.2.3 嘉兴市“医疗服务下基层”的实施效果 |
| 5.2.4 嘉兴市“送医”的问题: 为何行政有效,治理却无效呢? |
| 5.3 余姚市“医疗卫生服务下基层” |
| 5.3.1 余姚市“医疗卫生服务下基层”的措施与结果 |
| 5.3.2 余姚“送医”得失: “行政吸纳”型“需要”识别与“需求”引导形式化 |
| 5.4 杭州市“健康观念下基层”的情况 |
| 5.4.1 Y社区糖尿病自我管理小组的实施情况 |
| 5.4.2 “行政吸纳”能否满足劣势群体的需要? |
| 6. 三个时期“送医下基层”之比较与相关建议 |
| 6.1 嘉兴、余姚和杭州三个时期“送医下基层”的比较与讨论 |
| 6.1.1 识别和回应“需要”是决定“送医”有效性的关键因素 |
| 6.1.2 回应“发展型需要”影响了“送医”的适应性 |
| 6.1.3 能否引导“需求”影响了“送医”效力的强度 |
| 6.2 以“需要”校正“送医下基层”的政策设计 |
| 7. 结语 |
| 7.1 基本观点与结论 |
| 7.2 研究的理论意涵 |
| 7.3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8）由药物因素引起的若干医疗纠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1 基本概念界定 |
| 1.1 合理用药 |
| 1.2 不合理用药 |
| 1.3 医疗事故 |
| 1.4 医疗纠纷 |
| 1.5 基本概念之间的关系 |
| 2 不合理用药的内涵 |
| 2.1 药物选择 |
| 2.2 用法用量 |
| 2.3 抗菌药物 |
| 2.4 药物联合使用 |
| 2.6 中药的不合理使用 |
| 3 发生医疗纠纷的对策概况 |
| 3.1 医患双方自愿协商 |
| 3.2 人民调解 |
| 3.3 有关行政部门调解 |
| 3.4 向人民法院诉讼 |
| 4 医疗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回顾性分析 |
| 4.1 多部门联动 |
| 4.2 典型地区代表 |
| 5 我国与药品相关的法规 |
|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第一章 引发药物医疗纠纷的因素分析 |
| 1.1 用药不当 |
| 1.1.1责任主体为医生 |
| 1.1.2 责任主体为护士 |
| 1.1.3 责任主体为患者或患者家属 |
| 1.2 药品质量问题 |
| 1.3 药品不良反应 |
| 1.4 药物医疗纠纷范畴的界定 |
| 1.5 纠纷因素的帕累托图分布 |
| 1.6 小结 |
| 第二章 药物医疗纠纷的现状分析 |
| 2.1 数据与方法 |
| 2.1.1 数据来源 |
| 2.1.2 研究方法 |
| 2.2 药物医疗纠纷的分布情况 |
| 2.2.1 历年来医疗纠纷发生情况 |
| 2.2.2 纠纷发生的医院等级分布情况 |
| 2.2.3 纠纷发生的地点分布情况 |
| 2.2.4 纠纷发生的药品种类分布情况 |
| 2.2.5 纠纷发生的年龄层分布情况 |
| 2.2.6 纠纷发生的药物使用类型情况 |
| 2.2.7 纠纷发生省份分布情况 |
| 2.2.8 发生纠纷后患者选择的解决途径情况 |
| 2.3 药物医疗纠纷的源头特点 |
| 2.3.1 纠纷集中发生在二三级医院以及私人诊所 |
| 2.3.2 超过50%的纠纷地点发生在门诊患者 |
| 2.3.3 超过三分之二的纠纷由化药导致 |
| 2.3.4 老人、小孩和孕妇是纠纷的高发人群 |
| 2.3.5 药物临床使用问题复杂多样 |
| 2.3.6 东北、华中和华东地区纠纷数量较多 |
| 2.3.7 大部分患者首选与医院协商 |
| 2.3.8 患者对行政部门介入持信任态度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医疗纠纷预防化解的机制分析 |
| 3.1 全国医疗纠纷的预防化解机制情况 |
| 3.1.1 院内调解 |
| 3.1.2 人民调解 |
| 3.1.3 司法调解 |
| 3.1.4 医疗责任保险 |
| 3.1.5 医疗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建设情况 |
| 3.1.6 小结 |
| 3.2 药物医疗纠纷的预防化解情况 |
| 3.2.1 纠纷调解方式分析 |
| 3.2.2 典型案例分析 |
| 3.3 国外医疗纠纷的预防化解机制情况 |
| 3.3.1 美国 |
| 3.3.2 日本 |
| 3.3.3 英国 |
| 3.3.4 小结 |
| 第四章 药物医疗纠纷预防和化解的模型分析 |
| 4.1 药物医疗纠纷与其他医疗纠纷的对比分析 |
| 4.1.1 纠纷成因 |
| 4.1.2 纠纷发展 |
| 4.1.3 纠纷责任主体 |
| 4.1.4 纠纷赔偿 |
| 4.1.5 小结 |
| 4.2 基于5GAP模型的药物医疗纠纷预防分析 |
| 4.2.1 药物使用服务质量的5GAP模型构建 |
| 4.2.2 药物使用服务质量差距的分析 |
| 4.3 基于5GAP模型的药物医疗纠纷化解分析 |
| 4.3.1 药物医疗纠纷化解的5GAP模型构建 |
| 4.3.2 纠纷化解服务质量差距的分析 |
| 4.4 总结 |
| 第五章 政策建议 |
| 5.1 监管层面 |
| 5.1.1 加大临床药师的培养力度 |
| 5.1.2 推动《药师法》的正式出台 |
| 5.1.3 加强药品的临床应用管理工作 |
| 5.1.4 增加医疗损害鉴定专家库中药师的构成比 |
| 5.1.5 行政部门主动介入 |
| 5.1.6 引导人民调解成为纠纷调解主渠道 |
| 5.1.7 完善药品不良反应救济机制 |
| 5.2 医疗机构层面 |
| 5.2.1 提升医疗机构药事管理水平 |
| 5.2.2 加强药房管理规范化 |
| 5.2.3 进一步做好告知工作 |
| 5.2.4 各级医院主动防控药物医疗纠纷的发生 |
| 5.2.5 加强见习医生、护士等的药学观念教育 |
| 5.3 企业层面 |
| 5.3.1 进一步完善药品说明书 |
| 5.3.2 加强对特殊人群的合理用药研究 |
| 5.4 社会层面 |
| 5.4.1 提高老百姓对合理用药的认识 |
| 5.4.2 重视媒体的引导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与防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学术价值 |
| 二、疟疾研究的学术回顾与总结 |
| (一) 中国疟疾学术研究六十年回顾 |
| (二) 云南省疟疾研究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的重难点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难点 |
| (二) 研究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及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中西医学认知中的疟疾 |
| 第一节 传统中医体系下的疟疾认知 |
| 一、先秦两汉时期的疟疾认知 |
| 二、魏晋隋唐五代时期的疟疾认知 |
| 三、宋元明清时期的疟疾认知 |
| 第二节 现代西医认知中的疟疾 |
| 第二章 自然环境、区位、习俗与云县疟疾的关联 |
| 第一节 自然环境、区位与疟疾 |
| 一、纬度、气候与云县疟疾 |
| 二、海拔、地形与云县疟疾 |
| 三、地理区位与云县疟疾 |
| 第二节 传统习俗与疟疾 |
| 第三章 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 |
| 第一节 清代疟疾的流行情况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疟疾的流行状况 |
| 第三节 1949年以后疟疾的流行状况 |
| 第四节 天降鞠凶:时代变革中的云县疟疾流行态势 |
| 第四章 清以降云县疟疾的防治 |
| 第一节 清代云县的疟疾防治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云县疟疾的防治 |
| 第三节 1949年以后云县疟疾的防治 |
| 一、1949年以后云县疟疾的防治阶段 |
| 二、1949年后云县疟疾的防治措施 |
| 第四节 艰难棘途:中央与地方的统合 |
| 第五章 云县抗疟机构的演变与转型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云县的抗疟机构 |
| 第二节 建国后云县的抗疟机构 |
| 第三节 公共卫生:国家卫生体系转型中的抗疟机构 |
| 结语 |
| 附1 |
| 附2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活动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获得的荣誉 |
四、省卫生厅公布医院评价结果（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3]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D]. 李宁. 山东大学, 2020(06)
- [4]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D]. 袁博. 山东大学, 2020(08)
- [5]区域基层卫生信息化综合评价模型构建研究[D]. 徐晓敏.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0(05)
- [6]基于批量评估法的个人住宅房产税税基评估研究[D]. 邵子怡. 安徽财经大学, 2019(07)
- [7]社会诉求与政府的回应性 ——基于浙江省“送医下基层”的今昔比较研究[D]. 薛晓婧. 浙江大学, 2019(01)
- [8]由药物因素引起的若干医疗纠纷研究[D]. 卢彦冰.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9(07)
- [9]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与防治研究[D]. 米善军. 云南大学, 2019(03)
- [10]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省政府及省政府办公厅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J].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 2019(Z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