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还绿——市场经济下文学的价值取向

一、还文学一片葱绿——市场经济下文学的价值取向（论文文献综述）

王行^[1]（2020）在《孙惠芬小说创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孙惠芬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经验性特征,大部分作品出于作家的生活经历、情感经验和生命体验。孙惠芬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来自于自己的日记,这篇改变孙惠芬命运的作品激发了她的创作热情,也规约了她的创作路线,于是孙惠芬沿着这条经验性的创作道路坚持走了下去,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纵观孙惠芬的整体创作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创作路线,她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没有走出辽南,坚持辽南故事的文学书写。孙惠芬所有的辽南故事几乎都围绕着故乡展开,十里洼、歇马山庄和上塘村都源自孙惠芬故乡山咀子的文学想象,它们共同构成了孙惠芬完整的文学故乡。孙惠芬的文学创作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的文学划分依据于作家创作特征与个体经验之间的关系。在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孙惠芬利用的文学创作资源主要来自于童年故乡记忆和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这也是作家心灵史的文学源头。童年经验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早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部分中国当代作家也都承认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与童年之间存在的紧密关联。孙惠芬也曾坦言自己小说创作的念头就源于童年的经历,而创作于世纪之交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歇马山庄》正是源于对童年故乡的想象。孙惠芬的童年记忆充满了“60后”作家普遍性的苦难记忆,这种苦难感对于乡村出身的孙惠芬而言,主要表现为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贫乏,而这种苦难体验最终内化成孙惠芬的性格,进而又外化为细腻、琐碎而又悲伤的文学风格。孙惠芬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来自于她的青年生活经历。青年时代的孙惠芬充满了对于“外面”世界的渴望,心怀青少年叛逆情绪的“怨乡”情结,“逃离”乡村走进城市成为青年孙惠芬的人生理想。于是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了文学“自叙传”的特征,借助小说抒发个人情感、情绪,很多作品也都取材于青年时期的真实生活经历。《小窗絮雨》《变调》《孤独者之歌》《小镇文化人》《来来去去》等小说,既是她青年时代的作品,也是她青年时代情感和经历的文学表现。进入新世纪后的孙惠芬来到了人生的中年阶段,同时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学习和写作,开始进入文学创作的“中年写作”阶段,这也是她文学创作的第三个阶段。此时的孙惠芬离开了小城庄河进入大连市文联工作,成为了真正的城里人,但是却失去了身份的自我认同,走上了“精神返乡”的文学之路。孙惠芬的“中年写作”虽然失去了“青春写作”的活力,但是却拥有了历史的厚重和思想的深度。在情感上开始由己及人,扩展了情感关注的对象,将对自我情感和心理的关注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群体。在立场上表现出鲜明的底层立场,坚定地为乡村和农民发声,尤其关注那些进城农民工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境。孙惠芬文学创作进入第四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品是《寻找张展》,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现改变了孙惠芬的文学格局,她终于开始创作关于城市和城里人的小说,开始关注城市青年的精神困境。可以说《寻找张展》是孙惠芬文学创作的里程碑式作品,通过这部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完成从农民到市民身份转变的作家,这部作品也可以视之为孙惠芬文学进城的开篇之作。这部小说的出现也意味着孙惠芬终于从身体进城进入了精神进城,在精神上真正融入了城市,实现了身份的自我认同。孙惠芬这次文学进城的实验性写作,是否意味着城市文学将成为她创作的常态?还有待于我们拭目以待。孙惠芬的文学作品在人物形象、叙事和文体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特征。出身于传统乡村的孙惠芬从小就接受到来自母亲和奶奶的言传身教,从而养成了传统女性的道德品质,传统乡村的伦理道德观念已经内化为她人格特征的基本底色。因此我们可以从孙惠芬的小说中看到她的传统特征,经常以传统乡村伦理道德观念作为审美标准,表现出对乡村传统女性的欣赏和认同,正如《静坐喜床》中那位“坐床”的新嫁娘。这种价值观念最终外化为“圣母”情结,而男性的“圣母”情结最终内化为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她们在历史的洪流中不自觉地认同了来自男性的带有压抑、强制和霸权色彩的女性角色定位,并将“圣母”形象变成女性的一种人生追求。这种“圣母”形象在《蟹子的滋味》《给我漱口盂儿》《秉德女人》等作品中大量出现,以文学的方式将家庭生活中的那些“母亲”打造成为“圣母”。但是随着孙惠芬思想认识的不断提高,她开始关注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期那些身处裂变中的现代农民,那些游走于城乡间的农民工,既失去了乡村的文化之“根”,又承受着来自城市的排斥,陷入身份认同的困惑。而在那些进城农民工群体中,女性农民工更是身处于社会底层的底层,她们遭受来自城市更为深刻的创伤。而农民工的大量进城造成了乡村的“空巢”,“空巢”乡村里那些留守女性既要承担丈夫离去后的劳动压力,又要承受丈夫缺席后的性压抑和性苦闷。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乡村开始出现了新的现代女性形象,她们在裂变中的乡村寻找新的生存之路。孙惠芬本是一位并不注重小说技巧的作家,但是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中也养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方式。孙惠芬的小说叙事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叙事立场和叙事视角的变化而变化。作为女性作家孙惠芬小说叙事经常表现出女性叙事视角,但是却并未表现出偏执的女性主义叙事立场,形成了叙事立场和叙事视角的二元悖论关系。孙惠芬在乡土小说创作中坚持的底层立场,使她一直坚定地站在乡村和农民的立场上发声,在作品中则表现出一种乡村叙事视角。进城后的孙惠芬不仅拥有了城市身份,也拥有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开始以知识分子启蒙主义的文学立场观照中国乡村、关心现代农民,以城市叙事视角观察中国乡村的现代性之变。在小说文体上孙惠芬也相继做出过实验性的写作尝试,从最初的散文化乡土小说到后期的方志体小说和“非虚构写作”,孙惠芬表现出自觉的小说文体创新意识。孙惠芬的文学创作深受沈从文和萧红影响,尤其是他们文学创作中的散文化倾向,散文化小说不仅仅表现在语言上和文体上,还表现在艺术精神上。孙惠芬以散文体进行小说创作,经常模糊掉个体生活的真实性与文学虚构性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在小说中真假难辨。孙惠芬在长篇小说《上塘书》中采用了方志体的文体结构,方志体小说不是孙惠芬的首创,它来源于方志小说,表现出对于真实性的文学追求。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采用的是“非虚构写作”方式,以非虚构的叙事方式营造出一种真实感,从物质和精神层面揭示出底层农民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绝望,直击“非正常死亡”及其背后隐藏的“自杀遗族”问题。以期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这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文学的边界,具有文学意义和价值。

陈广通^[2]（2020）在《传承与突破 ——中国新文学中的自然物象风景描写》文中认为自然风景意象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极其重要的元素,在艺术生成过程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五四”是一个从古到今的转变过渡时代,作家们接受着各种外来思潮的影响,却又都保有着传统文艺不绝如缕的气息。文学中的风景也就在继承传统的表现形态下接受着现代观念的改造与重铸,这种改造与重铸一直延续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其中会包含有新的时代信息,新的呈现技巧,以此形成对于传统的承续和突破。文章分五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手段:风景中的时代信息》。中国现代文学是在时代风潮的冲击下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经过有意识地倡导,其中所包含的时代信息比古代更为丰富、浓厚,但是与前代不同的是,风景描写在反映时代潮流方面的重大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风景的运用是一种手段,它承载着时代风云的变幻。我们将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里看到风景里的新文化运动催生出的主体确认,从第二个十年里看到风景对于工农“起义”方兴时期政治革命向往的助推,从第三个十年里看到异敌铁蹄践踏下风景凝聚出的民族精神守望,而且随着思想、政治、战争文化环境的发展,这些方面一直延伸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文学历史发展中。第二章《目的:风景中的隐逸心态》。时代大潮滚滚向前,不可能不对个人心理产生影响。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面对动荡不定的社会风波,一些人选择的是“随波逐流”,另一些人选择的是解甲归田。后者不把对于风景的描绘作为鼓吹个性解放和政治革命理想的象征手段,对于他们来说回归自然本身就是目的,他们的隐逸不仅有对于桃花源的向往,更有基于时代风潮下的美学追求、心理真实与现实作为。具体来说,有三种基本类型:倾向于纯粹艺术追求的审美型隐逸、在时代风浪里败退下来的逃避型隐逸以及人生永恒寂寞主题下的哲理型隐逸,三种类型相互交错,代表者分别是京派作家废名、现代主义诗人戴望舒和后期浪漫派小说家徐訏。他们的隐逸精神表达都与风景有关,从不同方面看,他们无意将风景作为外在社会形势的影射,而是将隐逸自然作为艺术经营的策略,或当作一己内在的精神皈依,它本身成为了一个目的,历史形态往往只以依附的姿态在其中隐现。第三章《无目的的合目的:风景中的哲学》。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风景描写并不缺少理趣传统,不过多是对于自然世界灵光一现式的“妙悟”,我们很难在其中梳理出一条相对完整的思想系统。“五四”前后,在传统与西方双重作用下,风景中的哲学思考逐渐多了起来,作家们的思考与中国思想传统有一脉相承之处,又与当时西方方兴未艾的现象学、以及稍后出现的存在主义等哲学思潮有着暗合之处,这些思索与探求是作家与自然交流时在无意识中完成的,可称之为“无目的的合目的”。在投入时代主潮或隐入个人世界的时代选择里,一些作家面对现实对于个人的制约和影响,反复思索着世界的本质、认识世界的方式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这三大哲学上的根本问题。虽然每个作家对这三大问题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但综合众多作家的探索,我们可以发现这三方面已经构成了一个连贯的哲学体系。第四章《美学格调的丰富》。以风景催生出的风格形态多种多样,但是在传统文学中其多表现于诗歌创作,小说方面绝少仅见。或许是西学东渐,或许是对于传统的蓦然回首,新文学在小说中融入了诗歌的创作旨趣。在时代氛围的感召下,风景的描绘迅速扩展到各种文学体裁,其风格样式在传统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呈现出多种艺术形态,更加繁盛多样。如早期乡土小说的阴冷、社会剖析派的凋敝、解放区小说的明朗等等。第五章《叙事/抒情结构的建立》。中国古代小说多是情节结构,大部分小说中的景物描写只是作者信手拈来借以加强叙述的现场感,或者只是作为“赞”来运用。晚清以降,中国小说叙事结构经历了从情节到景观和心理的发展,但是风景作为结构的意义主要通过气氛烘托、环境营造等背景作用体现出来,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情节的陪衬。随着外国文学思潮的涌入,作家们广览博收,基于更全面深刻表现人生与社会的愿望,将传统小说从“讲故事”转进到写风景与画心理,以至于在无意间改革了小说的叙事结构。大概在1920年代中后期以后,风景呈现逐渐发展为一种文学叙述结构的完备手段。这一手段不仅仅限于小说的讲述,也适用于诗歌的抒情。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详尽论说了中国小说从情节结构到心理和背景结构的发展过程,在其基础之上,我们可以继续追问:风景究竟是以什么方式进入叙述的?作家们都以什么手段使其成为了结构?成为结构以后表现出的是一种什么形态?本章将探讨范围设定在1920年代中后期以后（也适当兼顾之前的个别作家）,从提领、转捩与总括,“主导动机”和弥散式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王朱杰^[3]（2020）在《乡土文学写作中的劳动伦理研究（1942-2010）》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选取劳动伦理作为进入乡土文学论述的关口,是因为在中国近代以来的语境之中,劳动这一语词有其独特的历史意味。它既在革命历史叙述中成为执行阶级分层、推进革命在“暴力斗争”中前行的强劲的叙事动力,也在革命现代性实践全面铺开时升华为一个过于负重的哲学语词。而当时间进入1980年代,这样一种劳动伦理在充满乐观精神的解放叙事中仍然担纲了似曾相识的历史角色,使文学迁延为中规中矩的意识形态的演绎。即使在“共名”基本模糊的90年代,对于在乡土中浸润良久的作家来说,革命年代的劳动经历仍是组成其心理记忆的重要内容,厚积的劳动经验转化为他们最可宝贵的创作资源,为当时成为潮流的历史重述提供了坚实的现实支撑和饱满的情感蕴涵,甚至构成了他们观察、把握、认知时代现实的潜在思维角度。论文主要分五个部分:绪论部分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介绍了论文的选题目的和意义,并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综述、评析。第一章主要围绕延安文学,从劳动伦理的乡土性与政治性、政治性劳动伦理对传统的借用和民间德性对政治德性的负向反馈、劳动伦理与农民主体生成三个方面进行论证。在延安文学所描述的劳动伦理中,针对土地的劳动不仅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方式,更被视为一种天经地义的农民“本分”,衍生出安土重迁、自食其力、克勤克俭等乡土性道德意义。所以,即便在一种政治外壳的包裹下,仍能看到乡土性劳动伦理的意义结构所发挥的某种限制、支撑作用。但在总体上,这一时期的文学所欲建构的劳动伦理,仍是一种政治性伦理。在建构过程中,叙述者试图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引入,抬升劳动的地位,使其由一个传统的具体的伦理范畴蜕变为现代性的抽象的政治经济学概念,由一种农耕时代的乡土德性转化为政治德性,为建国后整体性、统制性政治经济结构下乌托邦劳动伦理的提出做了一种思想或者说逻辑上的准备。政治性劳动伦理在进入民间文化的意义场域时,往往通过对传统的借用,获得自身传播的合法性,同时,其本身质的规定性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某种损耗,在落地之时得到一种似是而非的转换,在理解的同时被消解,最终造成南橘北枳的结果。在劳动主体上,此时延安文学建构的是一种乡土性伦理主体,即符合传统道德要求的本分的“庄稼人”,在这个“庄稼人”身上,我们看不到像后来“十七年文学”塑造的劳动新人身上那种物质与意识、肉体与精神的现代二元对立,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克服,而是二者混融后所呈现出的一种灰色状态。第二章重点论述“十七年文学”对劳动乌托邦的建构。在这一时段,劳动伦理中政治德性的一面,即公共性的、诉诸彼岸的、精神性的劳动价值观不断克服利己性的、世俗的、物质化的乡土德性,直至定于一尊。劳动乌托邦伦理在建构和传播过程中,为了增强自身的说服力和合法性,借助了科学、性别解放、国家计划等现代性知识话语。“劳动光荣”是结构劳动乌托邦伦理的重要意义维度。“劳动”不再仅仅被视为一种传统美德和农人本色,而是由传统伦理视域下的“劳动本分”转换为国家政治所推崇的“劳动光荣”——一种政治品性,具有了传统道德价值之外的政治以及相应的美学价值。劳动改造是结构劳动乌托邦伦理的另一维度,它的目的在于改造、纯化、提升此岸人民的人性质素,重塑一种崭新的历史主体和阶级主体,以获得通往未来世界的通行证。遵循劳动乌托邦的伦理逻辑,“十七年文学”建构出一种无私的、完全“生产性”的阶级主体——劳动新人。对劳动新人的塑造和想象实际上是后发国家在现代性焦虑支配下的“赶超心态”的反映,也出于应对社会治理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现实考量。第三章着眼于1980年代这一时段,以崩解和延续为关键词,剖析出解冻时期劳动伦理的拐点心态,一方面对革命年代的劳动乌托邦表现出修复、乃至重构的意图,但另一方面,劳动光荣又在一定程度上逸出了这一意义系统,而显现出传统乡土固有伦理的精神底色。“劳动改造”这样一种以人本身为对象的革命现代性实践话语,在新时期文学中非但没有得到扬弃,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它在“归来者”的叙述中,得到一种改头换面的重新理解,由一种较为纯粹的意识形态话语,扩展为一个极具哲学意味的象征性语词。与“十七年文学”的乌托邦劳动不同,指向日常的、此岸的、以满足世俗欲求为旨归的“劳动致富”成为劳动伦理新的合法性依据。相应地,与“十七年文学”对土地动的推崇相反,在改革文学中,劳动的等级次序被反转,受到推崇的是脱离土地的商业劳动。与传统的小农生产相比,这种劳动形式能快速累积财富,显着提高劳动者的物质生活水平,契合人们关于改革开放年代的种种物质想象。另外,在一个刚刚解冻的年代,对后发国家来说,现代化被首先等同于市场化,市场语境中的商业劳动,一方面,会迅速累积起巨大的物质财富,达致国富——整个国家现代化的目的。另一方面,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被认为会生成一种全新的现代性人格,达到民强——个人现代化的目标。但这种有关劳动和精神关联的话语,随着市场机制的形成和消费逻辑的推进,二者的破裂再次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实。改造世界、劳动光荣、解放生产力、共同富裕、现代化等等劳动的精神性后缀渐次弱化、凋落,而经济的面向日益凸显,蠕动在底层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作为现代化尺度的农民作为一个阶层,始终没有跃进社会的中心,其身上也并没有生发一种与现代化劳动方式相伴随的、与传统人格从根本上相区别的现代性主体人格。相反,在一种实利主义时代氛围的裹挟下,被重新召回的人性原欲日益凸显其陈旧的、本我的底色,并渐渐显现出狰狞的一面,乃至搅动了历史文化传统中沉滓的泛起,这甚至可以被描述为现代化乐观想象的最初的幻灭。80年代中期以后,寻根文学出场,先民们的生存样式或者劳动方式成为寻根文学文化分析的重要表征,其所内涵的伦理精神成为文化之根的重要隐喻。第四章横跨1990年代直至新世纪之初,重点围绕现实主义基质的现代乡土叙事,从历史祛蔽、自为的劳动主体、揉入现实质地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说。在这类有着现实主义基质的现代乡土叙事文本中,曾由“十七年文学”所形塑的劳动乌托邦得以全面重述甚至是被颠覆。书写者从自我的体己经验和在场的乡土故事出发,将被意识形态固化的历史叙述重新历史化,从劳动乌托邦的反现代性和乡土时间的空间化两个角度着手,将大写的、符号的、单向度的历史还原为小写的、具象的、纷芜的人性心相,将劳动乌托邦下的政治狂欢还原为一场场掺杂着或卑劣或崇高人性的生存折腾,呈现其迷狂、怪诞而又不乏激越的复杂面貌。与历史的重述相比,现实主义基质乡土叙事捕捉到了劳动伦理在现实乡土中所发生的变异:80年代改革开放启动之际改革叙事中得以张扬的劳动致富、致强的现代性想象被置换为商业化浪潮里的物欲竞逐,权力寻租和市场逻辑互为渗透又互为犄角,劳动在实现祛魅的同时,几乎褪尽了所有的政治抑或文化神性,对物质欲望永无止境、花样翻新的餍足成为其唯一的动力和效能尺度。在现实主义基质乡土叙事中,劳动的肉体消耗本质得以刷新,劳动成为身体的劳动,身体也成为劳动的身体,劳动与身体互为抵抗又互为确证,在一种互文的意义上,历史风云中的乡土疼痛得以清晰传递,乡村因此由此前受难的客体跃居为受难主体。

邓海燕^[4]（2019）在《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文中研究说明1937年以后,日本殖民者的野心不断扩张,对东北的殖民统治越发残酷,加强对思想文化的统治,加紧对新闻出版行业的控制,整个伪满后期面临“出版难,杂志少”的景况。1941年由满洲杂志社创刊的《麒麟》,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发行完整、传播广泛、接近大众等特点,很快赢得市场,成为拥有十万读者的“东亚第一刊”,成为伪满畅销的一本大众文化杂志。杂志一面大量刊载娱乐性趣味性的通俗作品,有意疏离政治和时局,以办国民“自己”的杂志为办刊宗旨;一面又替伪政府做宣传唱赞歌,为日伪当局效力,履行国策杂志的使命,具有复杂的意识形态性,这是伪满后期能够继续刊行的杂志所共同呈现出的特点,也是杂志的一种生存策略,不适合用简单的是非论来判断,要结合具体文本分析其显与隐的表达,这也是本论文所持的客观态度,力求公允,呈现杂志原本的文化样态。本研究在走访调研、收集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文本文献的量化整理和细密的耙梳,进行系统的归纳和分类汇总,考察杂志特殊的生存背景和大众文化的特质,从而揭示殖民语境中杂志编辑人、写作者及伪满的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本文共分为五章。绪论中介绍了当下《麒麟》研究的现状,根据杂志自身的特点,确定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进入研究,并对殖民语境、《麒麟》的大众文化及特点进行界定,保证论文写作的合理性。第一章具体阐述了《麒麟》杂志特殊的殖民生存场域,从政治、教育和文化三方面展开论述,日本残酷的政治统治、奴化的教育思想和专制文化政策迫使期刊杂志只能倾向通俗的、娱乐的、有趣的、历史的文艺作品,规避现实,粉饰太平,这样的大众通俗文学作品是能够被统治者接受的,有利于市民社会的稳定,有利于伪满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麒麟》的大众文化现象,也是不难理解的生存之道。第二章是从《麒麟》杂志传媒的外围生存境况和杂志自身的内部特点考察其刊行策略。先历时性考察伪满时期文学传媒的外围生态,梳理伪满后期在物资紧缺、资金不足、文化专制的杂志生态环境下,杂志不得不寻求新的生存之道,而不得已选择走向大众文化之路;然后对杂志自身特点进行共时性的分析,从杂志刊行思想、读者定位、市场化运作等角度进行梳理,从而确立《麒麟》杂志大众文化的策略性定位的观点。第三章是从杂志文本的文体形式上阐释《麒麟》的大众文化建构。本章基于伪满时期苛刻的文化监管制度和汉语出版物少难以满足大众读者阅读需求的背景,是匮乏的文化市场推动了通俗趣味性读物在内容策略上不自觉的倾向于通俗小说、文化杂谈、民间歌谣、弹词鼓词等纷繁多彩的大众性文体形式,《麒麟》呈现出以“慰安民众”为办刊宗旨的大众文化形态。第四章着重从文本内部讨论《麒麟》杂志的大众文化形态建构的问题。文中从都市文化、女性文化、流行文化等视角出发,分析文本中的都市空间符号、女性的生存现状、文本的娱乐性消遣精神、侦探悬疑的大众化取向等大众化特征,探析杂志文本的内在变化:现代的、都会的、消费的、时尚的走向为一种潮流;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乡土与都市的参差融汇也是一种潮流,而且两者难以切分,扭结在一起流动向前。由此,《麒麟》通过形式与内容的双重探索与实践,进行其对于大众文化的构建。第五章是论文的落脚点,探寻大众文化杂志《麒麟》所呈现的文化图景的意义所在,本研究认为杂志的出版和发行,体现出意识形态宣传和大众文化建设方面的复杂作用,客观的总结其既有被利用的亲日、媚日的奴性话语,也有反侵略的隐性表达,即便是杂志的大众文化建构中的负能量,也要回溯到特定时空和语境中,认识其存在的意义,并从多个角度考察其正负能量。结语总结全文,简要阐明《麒麟》杂志研究的意义,并说明本论文研究的局限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可能空间。

赵江^[5]（2018）在《“昭通作家群”的乡土情怀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昭通作家群”是全国唯一一个以市级地名来命名的作家群,它的崛起、发展和繁荣,经历了一系列曲折、起伏、质疑和争议的过程。昭通作家群拥有庞大的作家队伍,老、中、青三代结构合理,互帮互助,齐头并进,不同民族,不同性别的作家都积极参与到乡土情怀的写作中。昭通作家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的乡土文学作品是昭通文学史上最为浓墨重彩的篇章。“昭通作家群文学创作的相对丰收与他们文学发生地经济的相对落后,构成了一个奇特而巨大的反差”,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昭通文学现象”。昭通文学现象的出现,既带来了昭通文学创作的革命性变革,也遭遇了众多的文学争议与讨论。昭通作家群的作品技艺精湛,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评论、戏剧文本等所展示出来的精雕细琢、沈博绝丽、独具匠心、字字玑珠和乡土情怀,具有较高的阐释意义和审美价值,产生了许多经典之作,取得的成就是云南省其他州市所不可比拟的。近年来,昭通作家群“在全国大型期刊发表的作品占云南省的一半以上,堪称云南省当代文学的新重镇。”本文就聚焦昭通作家群的乡土情怀,对其进行整体性、系统性地剖析论述。本文共分绪论、正文（四章）、结语三大部分,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介绍了“昭通作家群”乡土情怀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阐发本论文的研究价值、方法和意义。第一章探讨昭通民族地域文化的熏染对作家乡土情怀形成的影响。本章从昭通作家群的形成、崛起、发展的时空背景和历史源流以及昭通的历史文化背景对乡土情怀最初萌生的启迪出发,探究昭通作家群乡土情怀形成的多重影响因素,诠释昭通作家群乡土情怀民族地域性的品质。第二章解析家国情怀引导昭通作家乡土的书写。从作家的主体精神出发,乡土文学具有时代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人的生命体验都与家国相连,昭通作家对乡土的书写在形式和内容上同样在变化,更好地兼顾小家与国家,将对家的情意深凝在对他人的大爱,对国家的责任和担当上,是一股永不衰竭的精神涌流,含有作家的忧患意识,更是一种岿然不倒的民族精神。第三章分析昭通作家群乡土情怀的艺术特色。昭通作家群乡土文学对语言和形式持有着高度的自觉和敏感,乡土情怀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他们与众不同的昭通式的思考和昭通式的叙述方式上。本章深入探析昭通作家对乡土文学作品语言文字和艺术形式的转化与建构。透过作家个性化的文体追求感受,面对故乡的落后、苍凉和萧瑟,由此激发出悲悯的乡土情怀,展现独特的“朱提文化”。通过方言土语的个性书写,带有不同地域性和民族性,给乡土文学作品烙上了鲜明的地域特色。第四章归纳乡土情怀对“昭通作家群”书写的重要意义。在艺术情感表现上,昭通作家的乡土情怀树立了新的个性书写、美学范畴和地域文化精神,深化了对人存在意义、价值的哲理思考。在宏观视域下,通过横向和纵向的对比,时间与空间的联系,对昭通作家群的乡土情怀价值做出评释。从个体、故乡、国家三个层面切入,细致挖掘蕴含于乡土情怀文学作品中昭通作家对人的生命意识、生存意义、人性定理的思考,以及对故乡精神和家国情怀的终极追寻与关怀。结语总结了昭通作家群在新时代下的创作理想以及对乡土情怀未尽研究的展望。

黄本亮^[6]（2018）在《从民间出走到返归乡土—百年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嬗变研究》文中认为百年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发展可谓精彩纷呈。其间,民间剪纸艺术生存的农耕文化土壤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巨变,为百年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嬗变搭建了立体文化生态,并推动其产生亦步亦趋的变化。论文研究融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图像学方法等于一体,对百年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嬗变进行了整体性研究。行文在理嬗变脉络、析嬗变动因、观嬗变走向、汇嬗变经验、辨嬗变隐忧的同时,也揭示了百年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嬗变与民间文化价值转向在历史和逻辑两个向度的复杂性关联与互动。这不仅将中国民间剪纸在各个时期散落的历史碎片串起,也为当下民间剪纸艺术发展提供了现实语境和实践参照。百年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嬗变与百年中国社会变迁纠结跌宕。清末民初是中国民间剪纸艺术文化生态突变的时代。在内部社会变革、外来文化渗透和民间文化启蒙中,民间剪纸艺术生存空间发生新变,教育传承方式开始肇始,应用载体逐渐出新,审美特征发生转轨。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中国民间剪纸艺术迈出从民间出走的步伐。随后,在延安文艺运动、新中国手工业合作化运动和“文革”三种意识形态征召下,民间剪纸艺术表现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紧密关联,这一方面推动民间剪纸艺术呈现现实主义审美转向,另一方面也逐步使民间剪纸游离民间文化本体。这种过度依附政治征召的发展路径,在改革开放语境中被剥离。改革开放后,中国传统民间剪纸艺术快速复苏,不仅民间剪纸艺术活动全面展开,而且传统民间剪纸艺术审美旨趣开始回归,甚至民间剪纸开始作为一种独立艺术样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并确立其审美独立性。其间,虽然中国民间剪纸艺术重返百花齐放之状,但也渐显绘画化倾向。学者对民间剪纸艺术绘画化倾向展开了及时反拨,短暂守护了复苏成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不仅民间剪纸艺术依附的农耕文化十壤加速消逝,而且民间剪纸艺术在逢迎市场的调适中不断抛弃自身文化内核。在经济利诱下,作为生产消费的民间剪纸在逢迎市场的过程中开始呈现同质化倾向。市场经济时代民间剪纸艺术文化生态巨变推动其呈现整体衰微之势。进入21世纪,百年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发展成果在此汇聚。同时,生存困境中的民间剪纸也迎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契机。民间剪纸艺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中开始文化赋值,并渐显文化重塑之势与多态共生之状。综而释之,百年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嬗变经历了从民间出走到返归乡土的曲折历程。其间,民间剪纸艺术虽然经历了抽象化、工具化、符号化的存在状态,但最终寻回了民间文化本体地位。这既是民间剪纸文化内驱力的结果,也是民间文化自信的体现。因此,当下民间剪纸艺术发展应遵循民间文化自身规律,使其尽可能在自然状态下展现蓬勃生机。

施新佳^[7]（2017）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西南联大与“鲁艺”》文中研究指明西南联大与“鲁艺”同年成立,两者都在战争的硝烟中守护和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有着共同的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向度,但不同的社会场域和意识形态导向使得两校在办学理念、教育方针上形成了不同特色。两校师生的文学创作和文事活动在主题内容、文体类别、话语风格方面也大相径庭,形成了不同的文学体系——精英文学传统和工农兵文学范式。西南联大赓续“五四”新文学传统,秉承学院派的通识教育,延续并发展着精英文学传统,注重浓郁的人文精神关怀,讲究精致的艺术品位,追求审美的现代性,希冀以优美的文学作品改造人心,影响社会;“鲁艺”坚持实践化教育,形塑的是解放区新生活、新人物和新秩序,强调文学的功利性,将文学视为政治的一翼,在战火纷飞的解放区,把文学的社会动员功能放大到极致,掀起沸反盈天的大众文学运动:街头诗、新秧歌、旧剧改造……虽然,西南联大和“鲁艺”的文学审美取向明显不同,成就各有千秋,很难用统一的尺度衡量之、对比之,但它们都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对此后的“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乃及新世纪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当代文学史都表现为精英文学与工农兵文学两种不同文学样态的龃龉和此消彼长。梳理和解读它们背后潜隐的信息符码,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能为未来的文学创作提供话语支持。

阎怀兰^[8]（2016）在《媒介时代文学形象的延异研究》文中指出媒介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日渐深入,其中包括媒介对文学活动的影响。形象是文学的核心要素,文学形象是人类生活图景的转换,文学形象建构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媒介时代文学形象的延异研究”是希望从文学形象的角度来窥探媒介对人类生活和精神的影响,从媒介的角度来探究文学和文学形象的变化及其对人类生活和精神的影响。分析媒介时代文学形象的延异,首先要考量的是媒介与文学的关系。从文学与媒介发生联系的那天起,人们包括媒介从业者及其建立的媒介组织就千方百计地寻求媒介的更新来推进文学的变化。符号性的艺术媒介和物质材料性的传播媒介一直是文学的组成因素,媒介因素是文学的形式性物质性因素,媒介因素的变化引发了文学的变化,包括文学形象的变化。文学及其要素在媒介施压下发生变形,而文学也借媒介之力顺势而变。媒介与文学形象的关系,最终要探究的是人类的生活现状和可能。媒介是工具是人的延伸,或者可以说媒介是人身体的工具性的延伸,是人的生存所凭借的物质性物态化的现实存在。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文学活动,必须借助媒介进行。文学形象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幻象,是相对于人类现实生存的世界所存在的虚幻世界,是人的精神意义性的延伸。人类在寻求自我发展时,身体和精神的延伸是同步进行的,这必然要求媒介和文学、文学形象的同步发展,由此,媒介与文学形象既是人类生活的身体现状和精神现状,媒介与文学形象的关系趋势也是人类的生活可能性。“媒介时代文学形象的延异研究”之意义最终在此。引论部分首先是对研究对象的界定,厘清媒介和文学形象的涵义。接着从国内外媒介研究和文学形象研究的现状,来阐释对“文学形象的媒介”做研究,或者说从媒介的角度研究文学形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厘清“文学形象的媒介”的具体所指,从低到高、由内向外可以分为五个层次:语言符号媒介、物质材料媒介、传播者媒介、艺术品媒介和物质商品媒介。第一章是分析文学形象与单一性语言媒介的关系。将文学作品划分为语言符号媒介（或称为语言符号、艺术媒介）、物质传播媒介（或称为物质材料、传播媒介）、文学形象和文学意蕴四个层次。语言是文学及其形象的符号媒介、艺术媒介。语言是现实世界事物的符号化,文学语言构成片段化的语象,语象的结合形成完整的文学形象,文学形象在语象中扩展延伸形成文学形象体系。语言作为文学形象的媒介,决定了文学形象的本质特征是内视性、想象性、间接性的幻象。接着把文学的语言媒介分为口头言语媒介和书面文字媒介,着重分析语言媒介以及承载口语和文字符号的传播媒介,怎样影响了文学和文学形象的具体形态。第二章分析媒介时代文学形象的延异。首先分析文学形象与语言、图像等多重媒介的关系,语言符号是文学形象的本质性艺术媒介,图像是文学形象的辅助性艺术媒介。文学形象作为人们心理意识中的幻象,其形态可以通过其他媒介进行扩展:图像媒介可以将文学形象的语象形态扩展为图像形象,运动的图像媒介将文学形象进而扩展为影像形象,由此,从语言符号到图像符号媒介构建的文学形象,就呈现为从语象到图像、影像的转变,是形象从内心可感转向了感官可视。文学形象的生成是一个从创作者、传播者到接受者的动态有机过程。文学的媒介化的实质是文学形象的媒介化,是文学形象在新传播媒介的繁殖,是文学形象通过图像等符号的形态扩展。文学形象的增殖以文化产品的利益追逐为目标在媒介融合中跑马圈地。第三章是探究媒介对文学形象的作用机制。现实中媒介和媒介生活的变化是文学生产、文学形象生产的直接动力。媒介的变化来自于媒介技术的驱动,技术的进化影响了文学及其形象的形态。传播者媒介作为文学形象的第三层媒介,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秉持受众意识和营销思维,策划操作文学形象的生产。市场机制中,传播者的媒介组织遵循着资本增殖的逻辑,不仅操纵着文学生产,还不断地将文学媒介化,以文学形象为核心开发文学形象在广播、电影、电视、表演等文化产品中的市场价值,还以文学形象、文学形象延伸出的可视性艺术形象为形象原型生产出物质商品,进而使文学形象媒介化。总而言之,文学形象源于人类的现实生活图画,被语言、图像等符号化为人类的心理图画,最终又商品化为人类的现实生活物品,文学形象显示了作为审美幻象的生产力。

刘莹^[9]（2015）在《文学期刊与新世纪文学趋向》文中指出本文以新世纪文学期刊为主要考察对象,将新世纪文学期刊置于新世纪文学场域中,通过对重要的期刊行为、期刊事件和期刊现象的梳理及与之相关的文学形态、文学思潮、文学体制的分析,以达到对新世纪文学整体面貌和走向的把握。进入新世纪后,文学期刊格局逐渐发生重大变动,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综合类文学杂志的兴起;通俗文学期刊的复兴以及青春杂志的遍地开花。而文学期刊审美理想的摇摆,“泛文学”路径的实践,文学期刊的类型化生产,青春作家办刊现象以及文学期刊的跨媒介互动,新世纪文学期刊的新趋向对文学生产和审美风尚形成反制作用,推动了文学审美的泛化、类型文学的盛行、青春文学的崛起。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则意味着对新世纪文学期刊的研究必须突破传统文学期刊研究方法,在把握文学本体的基础上,对影响文学期刊多种因素进行综合鉴别和考量。论文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简要阐释了文学期刊对于新世纪文学的关键意义,对论文将要涉及的“新世纪文学”这一关键概念的来源、特质以及时间范围进行梳理并予以界定。此外,整理了学术界对此论题的相关研究现状。第一章着重描述新世纪文学期刊的新风貌和新走向。从新时期以来文学期刊的演变、文学期刊生产要素的变动、新世纪文学期刊动向三个方面把握新世纪文学期刊的外部环境和内部要素,展示新世纪文学期刊的整体风貌,并以此观察新世纪文学环境、格局、潮流的演变。第二章主要考察文学期刊审美理想的摇摆。新世纪的大部分文学期刊放弃了激进的形式实验,转向对日常生活的记录和描摹,现实主义成为创作主潮。消费市场的沉重压力致使部分文学期刊丧失审美自主性,造成创作的萎缩和重复。与此同时,一些文体意识鲜明的文学期刊定位准确,迅速崛起,促进多种文体发展,平衡了文学创作力量。第三章主要考察文学期刊“泛文学”路径的探索。面对严峻危机,新世纪部分期刊打破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板块的限制,通过日记、书信、采访、调查、回忆录等多种文本形式,向综合化文学杂志发展。同时,文化类杂志书、纪实文学、“非虚构写作”的悄然兴起都意味着新世纪文学的转型和新变。文学创作群体随之扩张,文学审美则从精英化转向民间化,单一性转向多元性。第四章主要考察文学期刊和类型文学之间的关系。类型文学的盛行对于文学期刊的内容、定位、格局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传统文学期刊的类型写作倾向愈加明显,通俗文学期刊和青春文学期刊则借此迅速抢占新世纪期刊市场份额。新世纪文学从中汲取创作养分,弥补自身缺陷,却又极易陷入类型化生产的泥沼中。第五章主要考察新世纪青春文学的发展和青春写手办刊现象。以《萌芽》《最小说》两本青春文学刊物为中心,通过对期刊作者群、文学赛事、经营方针等不同内容的分析,探讨了在新的文学生态环境下青春文学期刊的发展方式,它们孕育了青春作家,推动了青春文学创作,改写了传统的文学生产机制,甚至影响了当代文化产业的消费形态、产品构成及衍生途径。第六章主要考察新世纪文学期刊的跨媒介行为。一方面,文学期刊呈现出图像化趋势,注重视觉包装,增加图像类栏目,促进文字和影像艺术的融合。同时,新世纪文学期刊的影视化、动漫化趋势比较突出。另一方面,新世纪文学期刊和网络媒介互动频繁。文学期刊借助新媒体挖掘文学资源、扩大刊物影响。新世纪文学的题材、体裁、风格、传播也由此发生变化。结语部分从三个方面对全文进行归纳和总结,即新世纪文学期刊格局的变动,新世纪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新世纪文学发展趋向。纯文学期刊、通俗文学期刊、青春文学期刊在文学题材、文学类型、文学资源上逐步走向分享和共生。介入文学生产的元素愈来愈多,政治、市场、资本、媒介等多种力量的共同参与致使新世纪文学生产关系愈加复杂,这必将深刻影响新世纪文学的形态和走向。

南俊琪^[10]（2015）在《1980年代以来先锋文学与大众文学中的审丑现象比较研究》文中指出1980年代以来,先锋文学与大众文学中的审丑现象异常突出。从本质上说,丑是一种非人性的特质,是人在审美活动中否定性价值的判断与生成。80年代开始,文学领域内的审丑思潮之所以蔚为壮观,是中国社会转型期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及艺术观念传承等各方面因素共同合力的结果。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1980年代以来先锋文学与大众文学中的审丑现象,一方面,先锋文学与大众文学中的审丑不是必然地泾渭分明的,它们有相互渗透和转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先锋文学与大众文学自身在文学价值和意义诉求上的差异,以及读者和批评家在价值认同上的区别,使得他们的审丑观念也产生了很大的分野。从先锋文学和大众文学作品来看,先锋作品中所描写的丑普遍体现出作家们创造性的精神思考,而在大众文学作品中,作家们则更注重从人的感性层面出发,表达人的世俗性欲望。从接受者视角来看,对于先锋文学与大众文学中各种丑的表现,读者和批评家也采取了不同的接受态度和批评策略。先锋文学中的丑往往能带给读者一种悲剧性的痛感体验,而大众文学中的丑可以多方面满足读者的乐感消遣需求;而批评家对于先锋文学中书写的丑,大多注重于理性的批判和重构,并分析其中的利弊,对其进行合理的取舍和扬弃,对于大众文学中的丑的书写,批评家则普遍采取拒斥和否定的态度。对于1980年代以来先锋文学与大众文学中的审丑现象,我们要加以辩证地分析对待。文学审丑有积极方面的意义,主要表现为审丑是一种否定性的美学评价,它有助于现代人感性生命的解放和审美心理结构的完善,并能够拓展美学研究的领域。同时,我们也看到1980年代以来文学审丑中存在的一些误区,即由于审丑的无底线而导致的嗜丑趋向以及价值追求的混乱和虚无。

二、还文学一片葱绿——市场经济下文学的价值取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还文学一片葱绿——市场经济下文学的价值取向（论文提纲范文）

（1）孙惠芬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传承与突破 ——中国新文学中的自然物象风景描写（论文提纲范文）

（3）乡土文学写作中的劳动伦理研究（1942-2010）（论文提纲范文）

（4）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5）“昭通作家群”的乡土情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从民间出走到返归乡土—百年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西南联大与“鲁艺”（论文提纲范文）

（8）媒介时代文学形象的延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文学期刊与新世纪文学趋向（论文提纲范文）

（10）1980年代以来先锋文学与大众文学中的审丑现象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还文学一片葱绿——市场经济下文学的价值取向（论文参考文献）

• [1]孙惠芬小说创作研究[D]. 王行.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2]传承与突破 ——中国新文学中的自然物象风景描写[D]. 陈广通. 吉林大学, 2020(08)
• [3]乡土文学写作中的劳动伦理研究（1942-2010）[D]. 王朱杰. 山东大学, 2020(12)
• [4]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D]. 邓海燕.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8)
• [5]“昭通作家群”的乡土情怀研究[D]. 赵江. 云南师范大学, 2018(02)
• [6]从民间出走到返归乡土—百年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嬗变研究[D]. 黄本亮. 上海大学, 2018(02)
• [7]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西南联大与“鲁艺”[D]. 施新佳.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1)
• [8]媒介时代文学形象的延异研究[D]. 阎怀兰. 云南大学, 2016(05)
• [9]文学期刊与新世纪文学趋向[D]. 刘莹. 南京大学, 2015(01)
• [10]1980年代以来先锋文学与大众文学中的审丑现象比较研究[D]. 南俊琪. 西华师范大学, 20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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