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京津湘内蒙古：共识化作动力（论文文献综述）
高庆彦[1]（2021）在《中国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耦合协调时空演变及优化调控》文中指出
黄华[2]（2020）在《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视域下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本质要求。受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制度环境、自然地理条件等诸多因素影响,京津冀三地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环境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异较大、矛盾突出,有些方面甚至呈现出“断崖式”落差,是我国区域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的典型代表。如何促进京津冀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合力推进三地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环境等社会事业发展,已经成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中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学术界从哲学、经济学、管理学、财政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视角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以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为视角研究京津冀这一热点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成果则非常鲜见。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指导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行动;对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引和方法论指导意义。本文以社会公平为视角,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共享发展为价值导向,以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研究对象,以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通过理论分析和现实论证,查阅大量参考文献和京津冀区域有关数据,充分论证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逻辑关系,以及实现均等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结合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历程,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的初步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并在客观分析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测度和时空演变格局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约因素,为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思路与实现路径提供精准问题靶向。核心概念是论文展开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理论依据和现实价值是立论的重要根据。本文首先在阐释公共服务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和均等化的基础上,揭示了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具体实践。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理论探讨和创造性的社会活动,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形成了以“生产公平”“分配公平”“制度公平”为主要内容,以“历史性”“相对性”“人本性”为主要特征的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思想;经过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和苏联建设实践,社会主义由理想变成了现实,公平理论得到再次发展和丰富。在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积极借鉴苏联成功经验并认真吸取其失败教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形成了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本质内涵,以经济发展、共同富裕、制度正义为主要内容的具有新的时代特征和丰富内涵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为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明了保障公平权利、促进社会公平、重视分配正义的价值导向,并为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中蕴含的公平、正义观点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同时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体实践,指导京津冀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新时代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的深入认识和积极实践。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的践行,也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破解制约因素,寻找求解路径是论题研究的原动力。本文在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与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辩证统一关系后,明确界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科学内涵和目标要求,系统回顾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历程,客观梳理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最新进展,归纳总结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存在的问题,准确把握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点难点,阐述存在着:地区间利益博弈未消失、重点领域立法尚待突破、法律位阶和效力尚不高、公众参与机制尚不健全、立法评估机制有待完善等权利和规则公平方面的问题;存在着跨区域政府协调和利益分享机制不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权力和资源配置不均衡、三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政收入差距明显等机会公平方面的问题,前瞻分析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战略举措。为深入把握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通过熵权法、综合指数得分和多元回归分析等实证方法,分析京津冀区域地级市层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在时间序列与空间格局演化情况。在对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定性和定量分析后,论证经济发展不平衡、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城镇结构失衡、政策制度不完善等因素制约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探寻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对策建议提供精准问题靶向。在对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行应然理论论证,并对其现状进行实然分析的基础上,针对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提出京津冀基本公平服务均等化的路径选择和其构想,即以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为指导,第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享发展理念;第二,要加快京津冀区域经济和城乡经济发展,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根本途经;第三,要构建政府间利益共享“一体化”发展格局,政府顶层设计是推进京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组织保障;第四,加快完善京津冀协同立法机制、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体系,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法治体系是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法治保障。第五,加强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加大户籍制度改革等,进一步完善财政、户籍等配套政策的体制机制是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保障。第六,要推行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等重点区域先行先试,辐射带动周边城市群发展新模式,统筹协调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全领域”合作是兼顾效率与公平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均等化的秩序保证。总之,京津冀在地理区位上紧密相连、经济发展上彼此依赖、人文精神上相互融合,决定了京津冀作为密切联系的共同体,必须协同发展,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正是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本文通过论证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的思想渊源、主要内容、特征及时代内涵,阐述其与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逻辑关系,在论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存在问题和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均等化的构想,旨在为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有效途径和发展模式,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科学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姜宏[3]（2020）在《新世纪中蒙合作关系的多层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冷战结束之后,蒙古国实行民主化改革,在外交方面不再依附于前苏联,逐步走上自主外交之路,也使中蒙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中蒙两国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逐步加强了合作和交流关系,而且在国际多边层次、国家双边层次以及次国家层次的纵向往来,也越来越凸显特色。因此,本论文试图打破以往在中蒙关系研究中单纯注重横向领域研究的不足,力图在区域多边层面、国家间双边层面、次国家互动层面上,多层次探讨中蒙两国合作关系的发展问题,争取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中蒙关系的发展现实和未来前景。针对以往关于中蒙关系研究中偏重双边而忽视多边以及次国家层面研究的问题,本论文主要运用国际关系的层次分析方法,对中蒙关系进行纵向立体式分析,力图弥补以往研究中的不足。层次分析法是上个世纪50年代“科学行为主义”的产物,肯尼思·沃尔兹将国家间战争爆发的原因归结于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层次,并基于此建立了自己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之后,随着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以及越来越多的国际行为体进入研究视野,对层次的划分逐渐多元化。关于中蒙关系的研究,以往学者们更多地关注于其双边层面的分析,而根据对中蒙关系现实层面的考察,其多边层面、次国家层面的关系发展也成果显着,但在理论研究方面却关注不足。因此,本论文主要根据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分析法理论,选择区域多边、国家间双边、次国家互动三个层次对中蒙关系进行纵向系统分析。本论文的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内容设计就是从区域、国家间、次国家等三个层面具体地去分析中蒙关系的发展及存在的问题。从中蒙两国在多边框架中的合作和互动关系来看,论文更多地关注于除联合国以外的区域多边合作中两国的互动。比如在上合组织、亚信会议、博鳌亚洲论坛、亚欧会议以及其他区域性国际组织中的互动,着重于地区性问题的共同合作;以及中蒙在大图们江合作机制、中俄蒙经济走廊等次区域多边合作,着重于地缘基础上的小多边特色合作。这种区域框架和多边维度的合作,已经成为中蒙关系发展不可或缺的方面。从中蒙两国双边合作来看,新世纪以来,中蒙关系发展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国家的主动性明显增强,特别是蒙古国经过民主化改革之后,不断强化其外交方面的独立自主性,为中蒙两国关系的发展注入了动力。中蒙两国关系的发展有很多独特性,这种独特性首先表现在地缘关系方面,两国不仅边境线很长,而且有着历史渊源;其次两国在政治关系上曾经历了从停滞甚至对抗到现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过程,经济上有合作的迫切需求,文化上有民族和宗教的联系和差异,在诸多方面都体现出两国历史和现实的独特性。从中蒙次国家政府层面的合作来看,这方面是以往研究的弱项,而现实中的发展却越来越突出。中蒙两国漫长的边界线,为两国之间的跨境交流的发展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特别是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两国边境地区的互联互通越来越活跃,两国边境城市和口岸的交流合作潜力巨大。应该说,中蒙两国在区域、国家间以及次国家层面的合作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比如历史记忆和互信缺乏的问题、两国的发展实力不均衡所带来的问题、第三邻国政策所带来的问题、蒙古国内部发展不稳定的问题,宗教和文化交往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需要在中蒙关系未来的发展中逐步去解决。论文的第五章主要对中蒙合作关系的三个层面的分析进行总结和简单的评估,并对中蒙关系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总体来说,中蒙关系三个层次的合作和发展都不是孤立的,是相互联系也是相互促进的。从有关中蒙两国关系多层次发展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制约中蒙两国合作关系发展的很多问题大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都是可以通过沟通和协商加以解决的。在世界大变局的形势下,如果中蒙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能够携手应对共同的挑战,从两国的多层次合作关系中获得机遇,赢得利益,就一定能够使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地发展下去。总之,本论文以纵向的层次性分析为主,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寓于其中,力图在研究方法和视角上有所创新,并突出中蒙关系发展中的前沿问题。
张梦露[4]（2020）在《习近平总书记城市规划建设相关论述研究》文中提出习近平总书记以当今世界形势为基础,以人类发展为重心,从战略谋划到细节把控,他对中国发展之路的深远考虑,贯穿国内外各行业领域。他在十八、十九两次全代会报告中相继做出推进五位一体战略布局,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方针。这一系列重要理论和论述对中国城市的飞速发展产生了颇为积极的作用。国内外政界、媒体界和学术界人士也因此爆发了对习近平思想理论研究的新风潮,就习近平所提出新理论的背景、内容、特点及其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与研究。当前,国外学者针对习近平的研究集中于国际关系和政治领域,国内学者则多集中于治国理政、从严治党、脱贫解困等领域,常常忽略了在其城市规划建设相关论述指导下城市建设的伟大进步,缺乏对习近平城市规划建设论述的系统性、全面性、前瞻性的分析总结,而这正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本文按照“建设成就回顾、相关论述研究、规划建设方法论、规划建设实践分析”的技术路线,通过文献研究、综合归纳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以习近平总书记城市规划建设的论述为研究对象,以其在视察和会议中发表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基础,将习近平城市规划建设理念体系总结为,在辩证、系统、战略、法制、底线、精准、创新七大方法论指导下,以重视城市规划地位为出发点,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础,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为重心,空间规划体系改革为创新动力的中国新时代城市规划建设理念体系。通过详细阐述习近平城市规划建设论述内容,以及从中总结出的习近平规划建设七大方法论,结合习近平的指导实践论证了其城市规划建设理念的科学性、全面性和前瞻性。特别是针对武汉疫情突发事件,专章节对习总书记城乡生态文明、科技创新等城市规划理念的科学性和前瞻性进行论述。希望通过本文研究,丰富与完善习近平城市规划建设相关论述的理论体系,总结归纳其论述的系统性、全面性、科学性,为今后城市规划建设提供更有成效的规划指导体系与全新的思维方式。
宋永永[5]（2019）在《黄土高原城镇化过程及其生态环境响应》文中研究指明21世纪以来,全球城镇化发展引起的区域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各国政府普遍将城镇化与区域生态安全列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之中。从全球可持续发展出发,研究城镇化与全球变化及区域资源环境之间的耦合关系,揭示不同空间尺度城镇化过程对区域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以及提升城镇应对全球变化的适应能力等成为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在我国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城镇化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的转型发展阶段,城市群地区尤其是东部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胁迫关系已经引起学界和政界的关注和重视,而西部典型生态脆弱区城镇化过程及其生态环境影响研究依然薄弱。县域作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层级和城镇体系的重要节点,是支撑新时代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载体。因此,通过研究县域城镇化过程及其生态环境响应,识别城镇化对生态环境作用的时空规律,推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成为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破解新时代中国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矛盾的现实需要。黄土高原地区是我国“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黄河中下游地区和农牧交错带生态安全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区域城镇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形成了国家稳步建设的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和引导培育的城市群晋中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和宁夏沿黄城市群。但与高速的城镇化进程相伴的高强度的城乡建设对黄土高原地区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压力。如何在落实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统筹推进城乡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不断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良好生态环境需求,实现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是黄土高原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为此,本研究从地理学综合性视角出发,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资源环境承载力理论和生态系统服务理论等为指导,构建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平衡理论,集成地理学、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等学科的分析方法,研究1990-2015年黄土高原地区341个县（区）的城镇化时空过程及其生态环境响应,提出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模式与策略。结果表明:（1）城镇化过程的生态环境影响具有多维特征,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平衡理论是揭示城镇化的生态环境响应的重要基础理论。城镇化过程是对特定时期、特定地域范围内城镇化的刻画,是城镇社会经济现象在地理空间上投影的变化过程。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集聚、空间扩张、社会经济发展等引起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耗竭等问题,是城镇化过程的生态环境效应的具体表现形式。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平衡理论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系统服务理论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理论等多个理论的集成、深化和总结。在城镇化过程中,生态环境系统为城镇化发展提供必要的生态产品,支撑城镇化持续快速发展;城镇化通过人口增加、产业集聚和空间扩展等对区域生态产品提出需求,二者之间通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实现城镇化过程中生态环境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2）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水平时空变化显着,地域差异明显,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经济基础是影响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1990-2015年县域城镇化由缓慢增长阶段进入到加速发展阶段,城镇化空间格局由低水平不均衡发展转变为较高水平的相对均衡发展,城镇化率增长速度地域分布呈现出低增长（高增长）县区转变为高增长（低增长）县区的特征。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东中部高而西部低的宏观格局。影响城镇化地域分异的因素依次是: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粮食产量>人口密度>到中心城市的最短行车时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财政支出>到国省干线的平均距离>地形起伏度>平均海拔高度>年均温度>年平均降水量。15个因素中任意两个因素交互后对城镇化水平的解释力均会显着提升,具体表现为非线性增强或双线性增强,其中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处于较高水平。（3）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强度变化显着,对区域地表温度、植被覆盖度和植被固碳释氧等生态环境要素影响深刻。1992-2015年,黄土高原城镇化强度逐渐增强,城镇化空间拓展明显,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核心-外围”空间扩展模式显着、内部填充与外部扩张并存的空间特征。城镇化核心区地表温度总体高于核心区以外区域,核心区与边缘区地表温差、核心区与核心区外地表温差均呈先波动上升后波动下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全区城镇热岛与非热岛整体呈现相对稳定的分布格局,热岛区主要分布在建设用地和裸地区域,非热岛区主要分布在林地、草地和水域等地区。城镇灯光强度与植被覆盖度和生态价值总体均呈同步上升趋势,是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演变的主导趋势。但灯光强度显着上升的关中平原城市群、晋中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和宁夏沿黄城市群地区,以及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区的县域NDVI和生态服务价值下降明显。（4）黄土高原地区县域城镇生态系统服务供需规律显着,城镇化强度是影响县域生态环境供需状态的关键因子,县域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类型具有多样性。黄土高原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总体呈先降后升再降的“S”型变化趋势,生态系统服务需求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趋势。25年间,全区城镇化过程中县域生态系统服务总体处于高位供应状态,在现阶段可供挖掘的潜力较小。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比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格局,全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率呈现下降趋势,县域生态系统服务总体处于盈余状态,但供需状况呈现恶化趋势。城镇化强度越大的县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矛盾越突出。全区341个县（区）分属于19种不同的供需类型。其中,城镇化中期-生态服务中供给中需求类型县区数量最多,占县域总数的22.29%;其次是城镇化中期-生态服务低供给中需求和城镇化中期-生态服务中供给低需求类型,均占县域总数13.20%;城镇化初期-生态服务高供给中需求和城镇化后期-生态服务高供给低需求类型县区数量最少,均仅占0.29%。（5）黄土高原地区县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优化调控是县域生态环境供给侧、城镇化需求侧和外部环境变化调控相互作用的过程。实现城镇化过程中资源环境集约利用和生态系统良性循环,是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总体目标。生态环境供给侧调控侧重于优化生态系统结构,提高城镇生态系统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城镇化需求侧调控侧重于优化城镇空间格局,提高资源集约利用水平。外部环境变化调控主要是应对全球变化对县域城镇化进程和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格局带来的不确定性问题。为了保证县域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生态系统服务有效供给和生态系统服务需求合理适度,可通过实施适度型城镇化模式、集约型城镇化模式、绿色型城镇化模式、共享型城镇化模式和开放型城镇化模式,积极优化城镇空间布局、构建新型城镇体系,创新自然资源配置、建设集约低碳城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深化政策制度改革、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保障城镇生态安全等方式,建设健康城镇、集约城镇、绿色城镇、共享城镇和开放城镇,实现新时代黄土高原地区县域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有效保护。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为:（1）构建了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平衡理论,用于指导县域城镇化的生态环境状态响应研究,发展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基础理论;（2）构建由城镇化发展阶段、生态环境供给和生态环境需求组成的三维立体判别模型（Urbanization-Supply-Demand,USD）,创新了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状态与类型判定识别方法;（3）发现了黄土高原城镇化呈现“核心-外围”的空间格局,高原风沙区和干旱荒漠区的城镇建成区周围区域的植被绿度和生态价值较高,认为从辩证的和系统的角度理解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是认识城镇化的生态环境响应阶段性和地域差异性的科学途径;（4）设计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优化调控框架,明确了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调控目标、重点和方向,提出了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模式与策略。
李先涛[6]（2019）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 ——基于系统分析视角》文中研究表明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结果直接关系到国家和地方治理能力的提升。从中国两千多年的行政区划历史变迁过程来看,行政区划呈现出明显的工具主义导向,即巩固政权、强化控制和发展社会生产。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国家治理重心逐渐由政治建设转向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议题上达成高度共识。政府职能转变、权力空间配置以及法律政策供给都是围绕着经济发展而展开。作为政府的政策工具,行政区划改革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功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行政区划改革主要集中在县级政区,其改革的类型和数量远超省级和地级行政区划改革。诚然,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在打破城乡壁垒、构建一体化区域市场、推动城市空间生产和权力扩张等方面确实了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此带米的假性城市化、“逆向调整”和城市空间结构的畸形等问题也愈发明显。行政区划改革本质上是一个治理体系重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原有的地域结构、权力空间、政策覆盖和利益格局都将迎来一定程度上的调整。因此,行政区划改革影响实际上早已超越了行政范畴,深刻地影响到既定区域内的政治发展、经济建设、社会融合、文化塑造乃至军事部署等多个方面。作为中国基层政治管理、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构单元,县级政区一直是国家治理的根基。从治理参与主体而言,县级政府与公民的互动频度远高于省级和地级政府。与乡镇级政府相比,县级政府又是一个拥有完整权力结构体系的治理主体。上级政府的重大改革举措也都需要由县级政府来推动和落实。基于行政区划的广泛影响和县级政区的基础性作用,本研究认为,地方政府在推动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时应秉承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以公共服务供给为核心的原则,坚持科学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前进路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仅涉及多种改革类型,而且影响因素较多,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本研究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基础上,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将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划分为导向子系统、执行子系统和制度保障子系统。它们分别回应的是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前进路向、行动指导和制度保障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上述系统分析的结果置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实践,从新型城镇化导向、结构扁平化和制度支持系统化方面对未来的改革路向进行了解析。这是本文研究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基本逻辑思路。全面的文献梳理和多学科的理论支撑是本研究的重要基础。行政区划是多维功能聚合的历史变迁产物。学界对于此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功能视角而展开,且采取的技术路线也各不相同。基于此,本文分别从区划变迁规律、政权体系建设、政府管理绩效、区域经济发展、空间体系重构和区划法治这六个方面对目前国内的研究成果作了相关的阐述和评析。与国内聚焦于行政区划的功能性研究不同,国外对于行政区划改革研究主要是围绕城市治理（尤其是大都市区治理）展开。学者们更加关注的是运作机制调整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按照其学术观点和技术方法,本文将域外研究成果划分为传统区域主义、地方自治与公共选择、新区域主义和尺度重构与地域重组。这些文献资料的梳理为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视角和方法选择提供了借鉴。在理论支持方面,基本概念、维度分析和相关核心理论构成了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理论基础。本文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系统分析模型,以此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个整体性的结构框架。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问题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一直与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本文基于上述现实语境首先对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路径变迁和驱动力做了描述性研究,旨在通过还原改革过程的方式来发现其存在的问题,进而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从1978年至今,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先后经历市管县体制全面推行、县改区的加速、县改市的暂停与解冻、省直管县的试点和区界重组这五种主要的演化形式。区域经济发展、城市空间扩张、土地资源整合和行政权力扩张是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主要驱动力。在前述研究基础上,本文将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问题归纳为五个方面,即经济区与行政区的规划冲突、市县合治与市县分置的矛盾、行政等第的缺失、科学规范论证的缺席以及决策过程合法性的欠缺。导致上述出题出现的原因在于改革价值导向的偏离、结构体系科学性的不足和制度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对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三个子系统的分析是本研究的核心组成部分。导向子系统关注的是政府的理念导向与行政区划改革的功能定位之间的相互关系。无论在法律还是现实当中,地方政府都是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发起者、推动者和执行者。它的理念导向也将直接影响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形式和路径。本文选择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来阐释政府在县级行政区划改革议题上的理念导向。一方面,作为公共精神的践行者,政府在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中必须要维护公共利益、保障公民参与、扞卫社会公平与民主,以此来实现价值理性层面的公共性。另一方面,作为利他性和自利性的集合体,政府在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中还需要兼顾区域经济发展、城市空间扩张和权力扩张,以此追求工具理性层面的效率。从一定程度上而言,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决策实际上就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互交织的过程。它深刻地体现在行政区划改革的功能定位上。从改革开放至今,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功能导向经历了从“强政治”到“强经济”的转换。本研究认为,未来这种功能定位应逐渐向“重服务”过渡,真正实现行政区划的人本核心理念。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执行子系统主要研究的是政府职能重心与权力空间配置。政府职能重心决定着权力空间配置,两者都直接影响到行政区划改革的类型和路径。与此同时,行政区划改革的功能定位也体现出政府职能重心的调整。政府职能重心变化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目标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耦合。故此,本文选择从政府职能重心、权力空间配置及其府际关系方面入手,探究行政区划改革的内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县级行政区划可能的结构性变革。制度保障子系统旨在从法律和政策层面为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构筑完善的制度体系,确保政府在推进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时能够于法有据、依法行政,提升其决策过程的科学化、法治化和民主化。为了适应新型城镇化和都市圈经济发展趋势,构建扁平化的行政区划体系结构,提升相关制度性保障,政府在推进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时应立足于三个了系统的优化。在导向子系统方面,努力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和平衡,以提升公共服务供给和人的发展为核心导向;在执行子系统方面,积极打造服务型政府,规范权力空间配置,建立协商合作型府际关系;在制度保障子系统方面,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构建科学、民主、规范的行政区划决策与评估制度,构筑系统化的法律法规体系。
吕海萍[7]（2019）在《创新要素空间流动及其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我国省域数据》文中提出我国正在大步迈入创新驱动发展新时代,创新要素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保障区域创新绩效提升的重要战略资源。没有创新要素自由、高效、充分地在不同地理空间流动,是无法真正统筹实现区域创新协调发展和区域创新绩效的全面提升。创新要素空间流动正成为空间经济学、创新地理学等发展领域中的一个新兴研究主题。基于此,本文结合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在界定相关概念基础上,具体分析了创新人才、创新资金和创新技术空间流动及其影响区域创新绩效的理论机理,详细探讨了创新人才、创新资金和创新技术空间流动在流动偏好、空间集聚中心、空间关联性等方面的空间布局演变,实证揭示了创新人才、创新资金和创新技术空间流动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具体影响。基于上述研究,得出主要结论为:第一、我国创新要素空间流动形式丰富多样,常通过创新人才迁移、研发直接投资、研发外包、技术联盟、产学研合作创新、技术与高技术产品区际贸易和政府筑巢引凤等主要渠道发生综合性流动。目前我国创新要素空间流动以市场拉动为主政府推动为辅的协同式为主要动因。适度创新要素空间流动能有效发挥创新要素动态优化配置、创新知识跨区溢出、内外部规模经济和跨区创新合作网络等效应,从而促进区域创新绩效的全面提升。而不适度创新要素空间流动可能引发创新要素拥挤竞争、倒吸等效应,从而对区域创新绩效产生抑制作用。第二、我国创新要素空间流动偏好格局呈现较不均衡布局并表现出一定的空间惰性,偏好主磁场位于东部地区。目前创新人才空间流动偏好布局总体上符合“胡焕庸”线分布,最强偏好磁极是北京。创新资金空间流动偏好布局总体上呈现由“东部沿海地带—河南、湖北和湖南—四川”组成的“川”字型结构,最强偏好磁极是广东。创新技术空间流动偏好布局呈现由“东部沿海地带—安徽、湖北、陕西和四川”组成的横“T”字型结构,最强偏好磁极是北京。创新人才、创新技术对各省域的偏好性均显现一定的发散性趋势,而创新资金对各省域的偏好性显现一定的集中性趋势。第三、创新要素空间流动的集聚中心等级布局演变总体上较稳定,集聚强度动态变化存在区域差异性。相对而言,创新人才流动空间集聚中心等级布局演变最稳定,创新技术其次,而创新资金最不稳定。目前创新人才集聚程度总体上呈现东部>西部>中部>东北部的空间布局,而创新资金和创新技术的集聚程度均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的布局。东部地区是我国各类创新要素集聚程度最强的区域,且创新资金向东部地区流动汇集的趋势在不断增强。中部地区对各类创新要素的集聚吸引强度均在持续提高中。西部地区对创新人才、创新技术的集聚吸引力在增强,但对创新资金的集聚吸引力在下降,而各类创新要素流入东北地区的集聚强度下降显着。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均是是创新人才、创新资金和创新技术流动的一级空间集聚中心,中心地位非常稳定。创新人才流动的最强空间集聚中心是北京,创新资金和创新技术均是广东。第四、创新要素空间流动呈现明显的正的局部空间集聚关联格局且表现出较强的空间锁定性。创新人才、创新资金和创新技术局部集聚关联布局中,以L-L集聚类型最多且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H-L不典型集聚类型最少且以广东为主,H-H集聚省域均位居东部地区且以上海、浙江和江苏为主,而L-H集聚阵营中安徽、江西和广西最为典型。上述创新要素流动空间集聚关联格局演变中创新技术空间锁定性最强,创新人才其次,创新资金相对最弱。第五、区域创新绩效水平从东到中到西的梯度递减分布明显,整体呈现出明显的“东、南高和西、北低”的空间分异趋势。这种空间分异布局显现出显着的正的空间集聚关联性,以H-H和L-L的正向集聚为主,尤其是L-L集聚居多。东部的区域创新绩效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处于提高状态,中部、西部和东北部的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东北地区的区域创新绩效下降趋势明显。第六、不同类型的创新要素空间流动对区域创新绩效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创新人才和创新技术空间流动能促进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而创新资金显现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直接和间接效应的分解也呈现创新人才和创新技术流动对本省域和周边省域的区域创新绩效存在正向效应,而创新资金对本省域及周边省域的区域创新绩效存在负向效应。创新人才空间流动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创新技术,影响最小的是创新资金。不同创新要素空间流动对区域创新绩效影响的差异性,可以用各自空间流动偏好集聚格局演变的差异性来解释。纵观全文,本文聚焦于我国创新要素省域空间流动的机理、空间布局和空间影响效应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较强的实际意义。基于本文的研究观点,相应的启示建议如下:（1）在继续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基本出发点基础上,差异化促进各区域创新发展。（2）加强建设或完善一批创新要素流动的空间集聚中心,提高或突出其空间集聚中心的地位和作用。（3）注重利用创新要素空间流动的空间关联关系,统筹区域创新空间发展战略,形成跨区协同创新格局;（4）注重创新要素空间流动规模的适度性,适度集聚为主辅以有效扩散流动,以增强创新要素空间流动对区域创新绩效全面提升的促进作用。
辛冲冲[8]（2019）在《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研究》文中指出自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财政能力问题就日益受到了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讨。不过回顾既有相关文献,我们从中不难发现,许多学者依然倾向于将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界定为地方政府在其辖区范围内,按照法定税率与税基,筹集财政收入的能力,并将其作为确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标准的基本依据。而且在应用评价中,对其强弱的衡量也更多是选择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或考虑了人口因素的人均财政收入等量化指标来表示。理论上来讲,上述内涵界定及衡量标准显然存在一定局限性,难以触及财政职能的本质,即政府汲取财政资源提供公共服务以满足公共需要的活动。如果仅从汲取环节对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进行考察,那么,这种能力既不能够反映地方政府财政资源汲取的有效性和规范性,更不能反映地方政府履行财政职能的全面性,尤其是配置和利用财政资源提供公共产品的有效程度,以及财政资源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性也从中也难以体现。这反而会误导地方政府在财政实践活动中过度重视财政资源的汲取而忽视其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性。不仅限于此,这也与中国当前纵深推进以适应于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也明显偏离,既不符合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不符合现代财政制度建立的内在要求。为此,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内涵与评价标准需要作出适时拓展和深化,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改革导向,保持与时俱进。当然,近年来尽管也有一些学者逐步突破以往研究的局限对其内涵界定与评价标准有了较大拓展,但更多仅是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而且也缺乏与其内涵配套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继而更缺乏对其进行较为细致的实证研究。因而,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完善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内涵?怎样建立与其内涵更契合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这些年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到底处于什么水平、变化轨迹与发展趋势如何?省域间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存在何种差异、是否存在收敛性?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变动的关键因素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的探讨在既有研究中比较鲜见。很显然,对这些问题的有效解读和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增进对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发展现状及其基本特征的宏观认知,也有利于立足于实证研究结果并结合中国现实情况,提出更具合理性的政策建议,为加快推进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质升级、切实践行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发展方向奠定坚实基.础。鉴于此,本文以地方政府财政能力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梳理国内外既有相关文献,以及对本文涉及的相关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回顾和总结,以确保研究根基。其中在内涵确定方面,本文是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就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内涵进行了深化拓展,从有效性视角将其内涵简要概述为有效实现政府财政职能目标所具备的综合能力。其核心思想重在反映地方政府实施有效财政活动从而实现其职能目标的有效程度,并以此确定了依托于地方政府财政活动作用效果来评价其财政能力的基本路径。同时,以本文界定的内涵为依据,在结构层面上将财政综合能力细化为财政汲取能力、财政供给能力和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三个维度的基准能力,进一步明确本文研究对象。然后,在构建与其内涵相匹配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分析方法,先是分别对样本观测期内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进行了全面核算并分析了其时空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所测得的相关数据,继而分别科学测算和实证检验了其地区差异、收敛性特征以及三重（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财政能力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并深入探究了它们的时序演变规律和空间分异特征,以此来揭示这些年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现状。之后,还剖析了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变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力图从中探寻出导致它们变化发展的关键动因。最后,在总结和提炼主要研究结论基础上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深化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以及切实提升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撑与政策参考。本文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将其研究内容共分为导论、理论分析（第一章）、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方法（第二章）、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测算及时空特征分析（第三章）、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区域差异测算与结果分析（第四章）、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收敛性检验与结果分析（第五章）、地方政府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性时空特征及驱动力分析（第六章）、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影响因素分析（第七章）、促进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升的政策建议（第八章）、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等十个部分。通过这一较为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具有明显的时空分异特征。本文分别测算了样本观测期内全国层面、区域层面和省域层面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评价指数,并分析了其时空特征。结果显示:①全国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综合能力在时序层面上总体均呈趋稳递增态势,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时序层面上则呈明显“波动下降-反弹上升-波动下降”变化轨迹。具体到省域层面,除个别省份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出现明显下滑和放缓态势以外,其余省份与全国和三大区域时序演变规律一致。②从空间分布来看,三大区域间差距依然十分悬殊,总体呈“东高西低”阶梯状特征,即东部>中部>西部。具体到省域层面,西部落后省份与东部发达省份之间差距的缩小幅度并不明显,反而扩大趋势较为强劲。第二,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总体空间差异变化特征表现各异,总体空间差异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均来自于区域间差异。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法对观测期内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区域差异均进行了科学测度,并依次从总体空间差异、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和差异来源及其贡献四个方面分析了它们的区域差异情况。结果表明:①总体空间差异方面。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能力总体空间差异都呈明显下降趋势,而财政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总体则均表现为不稳定的波动态势,降幅不够显着。②区域内差异方面。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内部差异变化趋势表现各异。其中,东部和中部区域均是除了财政供给能力内部差异趋于明显下降趋势外,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则都呈波动上扬趋势,而西部区域内部差异变化趋势呈明显缩小的有财政汲取/供给能力,其余两个能力则呈小幅扩大趋势。③区域间差异方面。三大地带间差异变化趋势主要表现为:东-西部之间和东-中部之间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整体均呈明显或波动下降过程;而中-西部之间仅有财政汲取/供给能力趋于一定幅度下降外,财政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则都呈小幅波动上扬趋势。④差异来源及其贡献方面。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均表现为区域间差异对总体空间差异形成的贡献率最大,发挥了主导驱动作用。第三,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在全国层面和三大区域层面均同时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特征,但σ收敛特征则表现有所不同。通过对观测期内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的收敛特征进行实证检验发现:①σ收敛方面。财政汲取能力在全国层面和西部区域存在σ收敛,而在东部和中部区域则不存在σ收敛;财政供给能力不仅在全国层面也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存在σ收敛;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仅在全国层面趋于小幅度σ收敛,而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均不具有σ收敛特征;财政综合能力也仅是在全国层面存在σ收敛现象,同样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均不存在σ收敛。②绝对β收敛方面。全国层面以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存在绝对β收敛现象。③条件β收敛方面。全国层面以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也同时均存在条件β收敛现象。第四,地方政府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发展指数总体呈趋稳递增态势,地区间差距虽有缩小但依然显着;内部驱动力对其变化发展影响较大,外部驱动力影响较弱。通过对三重（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财政能力耦合协调性及其驱动力进行测算和实证检验得知:①从时序演变来看,全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以及31个省份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指数总体均呈趋稳递增态势,耦合协调等级都有所升级;且中西部区域多数省份增速明显快于东部区域,区域间以及省域间差距呈明显缩小趋势。②从空间分布来看,虽然空间格局随着时间推移有所变动,但省域间的差距依然显着,协调度高的省份多集聚在东部发达区域,低的省份则集中在中西部欠发达区域,总体呈“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③从影响三重财政能力变动的驱动因素来看,全国和三大区域层面均表现为汲取-供给能力、供给-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汲取-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三个内部驱动力对其变动具有显着正向驱动作用,占据主导地位,而外部驱动力则影响较弱。第五,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存在显着的动态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制度、经济、社会等各因素对其影响效果则存在一定差异。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别对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①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的一阶滞后项和空间滞后项回归系数都显着为正,动态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明显存在。②制度因素方面,收入分权对财政汲取/综合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对财政供给/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效应不显着;支出分权对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均具有抑制作用,而对财政综合能力影响效应不显着;政府竞争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具有显着促进作用,却对财政供给能力具有抑制作用;收/支分权与政府竞争交互项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具有促进作用,不过收入分权与政府竞争交互项对财政供给能力具有抑制作用。③经济因素方面,对外开放、固定资产投资对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具有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对财政供给能力具有抑制作用,且它与财政供给能力存在“U”型关系,同时与财政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存在倒“U”型关系;居民消费水平有利于促进财政供给/综合能力的提升,但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效应则都不显着;产业结构变迁有助于促使财政汲取/供给/综合能力的提升,但对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不显着。④社会因素方面。城镇化率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对财政汲取能力具有抑制作用,而对财政综合能力影响效应不显着;人口密度对财政汲取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对财政供给/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抑制作用,而对财政综合能力影响效应不显着。最后,立足于实证研究所得结论并结合中国现实情况,主要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一是,积极推进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二是,完善地方税收体系与健全转移支付制度。三是,加快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四是,加强配套措施建设。
杨勇[9]（2019）在《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用习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一句话说:“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中国发展的奇迹有目共睹,但发展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人们对发展的反思也从未停止。发展是什么?中国是怎样实现经济发展的?中国的经济发展用什么来测度?中国怎样才能实现更好的经济发展?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反思而开展,并在一定的发展理论模型基础上,对发展状态进行较为客观的描述和评价。（1）发展是什么?不同学科对发展的理解和认识不同,但一般而言,发展被认为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的运动变化过程。发展经济学对发展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从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到逐渐考虑社会变化、从重视发展的短期效应到注重发展的长期效应、从物质财富的积累到人本身的发展等。基于传统发展理论对发展的认识,李忠民教授提出“发展是可选择性的增多”的新认识,将发展置身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中,中国特色经济发展则是在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三维空间中的发展。本文正是基于这一创新性认识,从发展经济学视角对发展及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内涵、特征进行较为完整的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与评价指标体系。（2）中国是怎样实现经济发展的?对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原因的解释有多种观点,如一种认识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即改革开放是制度的变革,而制度本身对增长产生积极作用;也有认为是资源与要素禀赋产生的比较优势带来的增长效应,等等。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本文较为详细的论证了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三维九化”中国经济发展模型,并将其总结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即独具特色的中国发展道路与发展经验,并从发展经济学理论角度分析了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如何共同推动可选择性增多的内在机理,从而为正在形成与发展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完善与补充。（3）中国经济发展用什么来测度?GDP虽然从目前来看不可替代,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测度显然不能仅靠GDP来衡量,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和模型框架出发,本文构建了一维指数（中国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指数）、二维指数（中国市场化与工业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市场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指数）、三维指数（中国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指数）的测度模型,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对整个总体以及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发展进程分别进行了测度。在对指数的分析方面,分别从指数发展演变的时间趋势与特征、指数发展变化的空间相关与分异入手进行了时空分析,从而从总体上对中国特色经济发展进行了描述和评价。（4）中国怎样才能更好的实现发展?发展是可选择性的增多,将人力资本作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在已有传统计量方法基础上,构建了基于邻接关系、地理距离与经济地理权重矩阵为基础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人力资本的空间集聚与溢出效应,以及人力资本对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MIU指数）的增长和发展效应,直接与间接效应。在发展是可选性增多的基础上,构建了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与各地区2000-2015年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1）从一维空间看,无论是市场化、工业化还是城市化的发展均经历过较快发展后面临发展增速的减缓。市场化指数方面,商品化维持较高水平,市场化（狭义）稳定增长,而金融化快速上升;工业化指数方面,工业化（狭义）有所下降,而信息化（知识化）发展迅速,生态化面临挑战;城市化方面,城镇化发展最快,国际化缓慢发展,社会化面临困难。从区域特征看,西部呈现出低低集聚特征,而沿海的高高集聚空间溢出作用发挥有限;不同区域内部也有热点与冷点,如西部的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省等省区,东部的河北、海南等省区。发展的不充分与不平衡表现明显。（2）从二维空间看,市场化与工业化（MI）、工业化与城市化（IU）、市场化与城市化（MU）协调发展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但指数增幅和发展速度不一。相对而言,工业化与市场化协调发展水平逐渐上升,市场化与城市化下调发展水平逐渐下降,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三个指数间的相对差异在逐渐缩小。地区特征呈现出三种状态,北京、天津、上海与江苏为三个指数均高;海南、贵州、云南、青海和新疆三个指数均低;浙江、广东、福建与内蒙古三个指数各不相同,区域发展的空间异质性特征明显,如浙江、广东与福建的市场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而市场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水平较高。ESDA分析结果表明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尤其是西部大部分地区处于低低集聚状态。（3）从三维空间看,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呈现上升趋势,但增速下滑。从四大区域看,东部发展指数最高,东北最低,且差距在增大,东部与中西部的指数差距有倒“U”性特征。空间关系看,无论是基于邻接关系、地理距离,还是经济地理的空间权重矩阵检验的结果表明,各地区间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具有典型的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特征表现为京津冀与长三角的正相关性和西部地区部分省区的负相关性同时存在。泰尔指数的计算结果表明,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绝对收敛,且指数的差异较多来自组内差异。（4）人力资本的增长效应基本形成共识,而基于可选择性增多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中人力资本的贡献是否显着?基于传统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的人力资本的发展效应以及空间效应及其分解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发展效应也较为显着,从空间角度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从邻接关系、地理距离还是经济地理构建的空间权重矩阵测算的人力资本直接效应更为明显,间接效应或溢出效应不显着。相关结果还表明,物质资本对发展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较为显着,产业结构有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不显着,自然资源对发展存在“资源诅咒”。
王月红[10]（2019）在《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过40年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历史性重大成就,但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不可持续的突出体现。“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治理日益严峻的大气污染问题,正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尤其,京津冀大气污染呈高发多发态势,社会敏感度和关注度高,是中国大气污染治理亟待解决的焦点问题。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作为我国大气污染区域治理的突破口,是三大攻坚任务的重要内容。当前,京津冀大气污染联合防治因缺乏有效激励机制和技术支持而难以实质性推进。环境污染治理的生态补偿机制,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和跨界环境治理的重要内生激励措施,日益受到理论界和决策层的广泛重视。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是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要制度选择和政策举措。其中,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是生态补偿机制设计中的重点和难点。京津冀大气污染跨区域协同合作治理已成为广泛共识。但迄今为止,学术界缺乏对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性研究（尤其是对生态补偿标准确定机制的研究）是导致京津冀大气污染联合防治困局的重要原因之一。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因项目异质性没有统一模式（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是具备微观经济基础的定量模拟技术,是这一研究领域的理想工具。本文基于机会成本法（OCM）开创性构建了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的CGE模型,通过设定特定硫税冲击模拟“去产能”对经济产出和PM2.5减排的影响,定量研究了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的生态补偿标准问题,建立了一个“先定上限,后定下限,再定额度”的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确定机制的基本框架,以最大程度满足京津冀大气治理的内生激励需要。本文对于加快补齐生态建设制度短板、加快推进京津冀大气污染联合防治实质性进程、尽快改善京津冀大气质量具有重要理论和政策意义,为建立适合中国特点的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重要思想启示和技术支持,对其他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文研究内容包括如下七个方面。首先,阐述本研究的背景和意义。详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对本文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此外,介绍了文章的逻辑结构、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第二,回顾生态补偿和大气污染治理领域相关文献。从生态补偿概念、机制、生态补偿标准核算、生态补偿支付原则、国内外生态补偿研究现状及跨界大气污染治理研究等维度系统回顾、梳理了相关理论文献和实践案例,构建了生态补偿“改变者付费原则”（CPP）统一框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逻辑前提。第三,以最具典型和治理成果最为显着的欧洲跨界大气污染治理为例,深入分析欧洲跨界大气污染治理的背景、制度演化、治理体系和政策措施,从科学化定量体系和制度化保障体系两个维度系统总结欧洲跨界大气污染治理的动态机制和阶段性特征。研究显示,欧洲跨界大气污染治理机制,是以EMEP为基础、以CLRTAP为核心、八项议定书为补充的不断扩展治理领域和政策边界的动态过程,充分揭示了欧洲跨界大气治理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框架及其对我国跨界大气污染治理的借鉴意义。第四,实证研究京津冀大气污染共同治理下的机会成本（“点值”）。基于动态多区域CGE模型,模拟在特定大气质量目标下京津冀共同治理大气污染时的实际机会成本,确定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的基准“点值”,为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提供基准参考。第五,界定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区间。为了最大程度满足京津冀大气治理内生激励需要,增强协同治理共识,基于静态单区域CGE模型和京津冀大气污染成因特征,开创性提出了“理论最大补偿标准”概念,由此确定京津冀大气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的上限;同时基于河北单独治理情景下的机会成本和京津冀联合治理下的机会成本的比较分析,提出一种口径更宽的“下限”测算方法,确定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的下限。本文界定的生态补偿标准区间超越了基于动态多区域CGE模型模拟出的单一“点值”标准,具有更强的实践意义和政策意义。第六,构建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补偿标准确定机制的基本框架。在上述补偿标准区间和基准点值的基础上,再考虑京津冀大气污染及其治理的非经济影响因素（体现出PES项目异质性）加以调整和校准,完善生态补偿标准确定机制,以最大化提升京津冀大气污染联合治理的内在动机和利益协同,从而加快大气污染联合治理的实质进程。该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创新意义,为建立适合中国特点的生态补偿标准确定机制提供了重要决策支持。第七,归纳全文主要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在总结全文研究基本结论基础上提出针对性建议和进一步思考。首先,在充分借鉴吸收欧美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大气污染防治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气生态经济学研究,并更加重视理论研究成果的思想传播,尽早扭转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研究严重滞后的局面,为我国日益严峻的大气污染治理需要提供思想前提、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其次,河北省在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中承担主要任务,文章就深入推进河北“去产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排效应的行业差异性,以及污染防治限产减排措施精准施策、防止“一刀切”等提出政策建议。再次,就特定大气质量预期控制目标下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支付标准的确定给出了具体建议,提供了一个补偿标准确定机制的基本框架。最后,就如何构建有效的大气治理区域协调机构提出了建议和思考。
二、京津湘内蒙古：共识化作动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京津湘内蒙古：共识化作动力（论文提纲范文）
（2）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视域下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评价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重点难点 |
| (二)创新点 |
|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及阐述 |
| (一)公共服务与基本公共服务 |
| (二)均等与均等化 |
| (三)关于公平、公正、正义的界定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及其中国化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思想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思想的思想渊源 |
| (二)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思想的形成历程 |
| (三)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思想的主要内容 |
| (四)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思想的基本特征 |
| 二、列宁的公平理论 |
| (一)列宁公平理论的思想来源 |
| (二)列宁公平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三、中国共产党对马克主义公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
| (一)中国共产党公平理论的思想渊源 |
| (二)中国共产党公平理论的发展脉络 |
| (三)中国共产党公平理论的时代内涵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与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逻辑关系 |
| 一、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对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指导 |
| (一)指明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价值导向 |
| (二)指明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路径 |
| (三)指明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责任归属 |
| 二、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对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法论指导 |
| (一)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三、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的具体实践 |
| (一)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践行权利公平 |
| (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践行机会公平 |
| (三)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践行规则公平 |
| 第三章 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状 |
| 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科学内涵和目标要求 |
| (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科学内涵 |
| (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要求 |
| 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历程 |
| (一)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和低水平均衡阶段 |
| (二)改革开放至2013 年:碎片化和有限协同阶段 |
| (三)2014 年至今:共建共享和协同发展深化阶段 |
| 三、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展成效 |
| (一)京津冀基本公共教育服务融合不断深入 |
| (二)京津冀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合作日趋紧密 |
| (三)京津冀基本社会保障服务协作日益深化 |
| (四)京津冀基本公共环境服务改善较为明显 |
| 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现实表现 |
| (一)区域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呈现地区失衡状态 |
| (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立法体系不完善 |
| 第四章 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变特征 |
| 一、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构建 |
| (一)选择方法的标准 |
| (二)选择方法的运用 |
| (三)数据来源 |
| (四)评价指标 |
| 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时间序列演化特征 |
| (一)宏观时间序列演化特征分析 |
| (二)微观时间序列演化特征分析 |
| (三)阶段性演化特征分析 |
| 三、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回归分析 |
| (一)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双核心-圈层状特征 |
| (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南北分异特征 |
| (三)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东西分异特征 |
| (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多元回归分析 |
| 第五章 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约因素 |
| 一、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制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根本因素 |
| (一)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差异化 |
| (二)科技创新资源分布不均衡 |
| 二、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是制约基本公共发服务均等化的历史因素 |
| (一)国家梯度推进的区域发展政策 |
| (二)国家城市偏向的城乡发展政策 |
| (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权力配置不均衡 |
| (四)京津冀区域资源配置行政色彩浓厚 |
| 三、城镇化结构失衡是制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实因素 |
| (一)京津冀城市群规模结构待优化 |
| (二)北京市虹吸效应及其“大城市病” |
| (三)城市化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
| 四、政策制度不完善是制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因素 |
| (一)跨区域政府间协调、利益共享和补偿机制不完善 |
| (二)公共财政制度尚待完善 |
| (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监督问责机制不完善 |
| (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法律制度不完善 |
|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指导下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路径研究 |
| 一、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价值取向 |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 (二)坚持共享发展 |
| 二、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思路 |
| (一)动态调整: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定位 |
| (二)多元协同: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供给保障 |
| (三)标准化规划: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方针 |
| 三、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根本途径 |
| (一)加快发展京津冀区域经济 |
| (二)融合发展京津冀城乡经济 |
| 四、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点任务 |
| (一)统筹构建政府间利益共享“一体化”发展格局 |
| (二)稳步推行重点区域辐射带动“递进式”发展模式 |
| (三)统筹协调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全领域”合作 |
| (四)加快完善有关公共财政、户籍等配套政策的体制机制 |
| (五)积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估和监督问责机制 |
| (六)加快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法治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3）新世纪中蒙合作关系的多层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层次分析法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二)关于中蒙合作关系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对以往研究的评述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论文的创新 |
| (二)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层次分析法与在中蒙关系研究中的应用 |
| 一、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法 |
| (一)肯尼兹·华尔兹的层次分析法 |
| (二)其他学者的层次分析理论观点 |
| 二、中蒙合作关系的发展进程及特性 |
| (一)中蒙关系发展的进程 |
| (二)中蒙合作关系发展的特征 |
| 三、中蒙合作关系分析的层次选择 |
| (一)区域多边层次 |
| (二)国家间双边层次 |
| (三)次国家政府层次 |
| 第二章 区域层面:中蒙在东亚区域多边框架下的合作 |
| 一、多边主义视角下的中蒙区域合作 |
| (一)多边国际合作的内容指向 |
| (二)中蒙多边合作的内在逻辑 |
| 二、中蒙在东亚区域多边框架下合作的现状 |
| (一)中蒙参与区域多边合作的现实动力 |
| (二)中蒙在区域多边框架下合作的具体实践 |
| 三、中蒙区域多边框架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
| (一)中蒙在东亚区域多边合作的过程中缺乏相应的制度性框架 |
| (二)东亚区域多边合作与蒙古国的“第三邻国”外交相冲突 |
| (三)“历史记忆”影响着中蒙在区域多边合作中的互信 |
| (四)经济合作短板是制约中蒙区域合作的重要因素 |
| 第三章 国家间层面:中蒙双边合作的独特性 |
| 一、中蒙关系的地缘特性 |
| (一)中蒙关系中的地缘“边际效应” |
| (二)蒙古国的地理位置带来的特殊大国关系效应 |
| (三)蒙古国的“主动”外交将重塑中蒙地缘政治环境 |
| 二、中蒙国家间合作的进程与特色 |
| (一)中蒙政治合作的特色与成就 |
| (二)中蒙经济合作的特色与成就 |
| (三)中蒙文化合作的特色与成就 |
| 三、中蒙国家间合作的问题分析 |
| (一)中蒙国家间合作的政治互信不足 |
| (二)中蒙两国合作的稳定性不足 |
| (三)中蒙国家间的一些合作基础还不牢 |
| 第四章 次国家层面:中蒙次国家政府的国际合作 |
| 一、次国家政府及其对国际合作的参与 |
| (一)次国家政府参与国际合作的契机 |
| (二)次国家政府参与国际合作的相关主张 |
| 二、中蒙两国次国家政府间国际合作的现状 |
| (一)中蒙次国家政府间合作的优势 |
| (二)中蒙次国家政府间合作的主要方式 |
| 三、中蒙次国家政府间国际合作的问题分析 |
| (一)合作的制度化水平低 |
| (二)合作的程度和规模还不够 |
| (三)口岸的通道效应使地方政府收益低 |
| (四)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 |
| 第五章 中蒙多层次合作关系的深化 |
| 一、中蒙多层次合作关系的评价及政策思考 |
| (一)中蒙多层次合作的评价 |
| (二)中蒙多层次合作的政策思考 |
|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蒙合作的前景 |
| (一)政策沟通:“一带一路”与“草原之路”的对接 |
| (二)设施联通:贯通欧亚大陆的基础 |
| (三)贸易畅通:全方位推动经贸合作 |
| (四)资金融通:助力中蒙合作 |
| (五)民心相通:夯实中蒙合作认同的基础 |
| 三、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中蒙合作 |
| (一)构建中蒙利益共同体 |
| (二)构建“共生安全”的安全观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习近平总书记城市规划建设相关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时代背景 |
| 1.1.2 研究重要意义 |
| 1.2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研究思路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综述 |
| 1.3.2 国外研究综述 |
| 1.4 论文的重点与难点 |
| 1.4.1 重点 |
| 1.4.2 难点 |
| 2 十八大以来中国城市建设的伟大成就 |
| 2.1 新区建设 |
| 2.1.1 雄安新区建设 |
| 2.1.2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 |
| 2.2 区域发展 |
| 2.2.1 京津冀协同发展 |
| 2.2.2 长江经济带发展 |
| 2.3 城乡协同发展 |
| 2.3.1 生态文明建设 |
| 2.3.2 乡村文化建设 |
| 2.4 基础建设 |
| 2.4.1 高速公路、铁路建设 |
| 2.4.2 大兴国际机场建设 |
| 2.4.3 港珠澳大桥建设 |
| 2.5 总结 |
| 本章小结 |
| 3 习近平城市规划建设相关论述研究 |
| 3.1 重视科学规划 |
| 3.1.1 规划科学是最大效益 |
| 3.1.2 因地制宜把握规划方向 |
| 3.1.3 用人民群众满意程度衡量规划效果 |
| 3.1.4 立法保障规划权威性,规划连续性保护人民利益 |
| 3.2 推行新型城镇化 |
| 3.2.1 以人为核心,用科教文卫软硬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改善民生 |
| 3.2.2 宜居城市建设从居民生活各方面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水平,提升生活品质 |
| 3.2.3 保护城市文化,从古迹保护开始,传承历史文化,推动“乡愁”建设,构建文化强国 |
| 3.2.4 城乡通过资源互补、工农互惠实现一体化发展 |
| 3.2.5 城市以优质资源吸引人才,实施开放的人才政策,推动创新发展 |
| 3.3 做好空间规划顶层设计 |
| 3.3.1 以大城市为节点,支撑区域协同发展 |
| 3.3.2 搞好资源衔接,一张蓝图实现城市建设多规合一 |
| 3.4 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减少对自然干扰加以保护的同时,依托自然发展,发掘本地生态特色 |
| 3.4.1 明确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地位,重视生态先行的建设原则 |
| 3.4.2 以法治维护生态保护实施,切实提升生态环境 |
| 3.4.3 重视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 3.4.4 制定生态规划保障制度,把握生态保护红线不可逾越 |
| 3.4.5 把握生态文明核心原则,依托自然发展城市 |
| 本章小结 |
| 4 习近平城市规划建设方法论 |
| 4.1 辩证思维 |
| 4.1.1 从两面性出发寻求生态与发展的平衡 |
| 4.1.2 抓主要矛盾,城市规划要具体措施和全面战略并进 |
| 4.1.3 发展的看待问题,建立长远规划 |
| 4.2 系统思维 |
| 4.2.1 从全局出发,规划整体效果 |
| 4.2.2 顶层设计与任务分解并行 |
| 4.2.3 均衡进度,重视衔接,避免各自为政的“浪费” |
| 4.3 战略思维 |
| 4.3.1 从战略性理念出发,科学规划 |
| 4.3.2 从大局出发,把握局部 |
| 4.3.3 不求短期功利,心怀长远 |
| 4.4 法制思维 |
| 4.4.1 用法律方法解决和推进城市规划工作 |
| 4.4.2 用法律权威杜绝规划过程中的腐败 |
| 4.5 底线思维 |
| 4.5.1 从坏处准备,往最好处争取的最低价值标准 |
| 4.5.2 不可触碰和侵犯的最低接受程度 |
| 4.6 精准思维 |
| 4.6.1 具体解决规划中的问题,不能以原则回应具体 |
| 4.6.2 从具体问题出发,推动解决系列矛盾 |
| 4.7 创新思维 |
| 4.7.1 肯定创新在规划中的巨大作用,带领城市开创新局面 |
| 4.7.2 鼓励创新氛围,规划过程中注重分配教育,科研,新型企业 |
| 本章小结 |
| 5 习近平城市规划建设实践 |
| 5.1 习近平思想指导下雄安新区的战略成功 |
| 5.1.1 国家大事,雄安新区规划地位空前 |
| 5.1.2 科学部署,习近平规划建设理念完整呈现 |
| 5.1.3 千年大计,习近平思想指导下的战略成功 |
| 5.1.4 总结 |
| 5.2 习近平思想指导下大国战“疫”的阶段成功 |
| 5.2.1 习近平城市规划建设方法论指导下疫灾防治工作的顺利推进 |
| 5.2.2 习近平城市规划建设理念对防疫工作的积极作用 |
| 5.2.3 疫灾防治看习近平城市规划建设理念的高瞻远瞩 |
| 5.2.4 总结 |
| 本章小结 |
| 6 总结与展望 |
| 6.1 总结 |
| 6.2 展望 |
| 6.3 创新点 |
| 6.4 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习近平城市规划建设重要讲话 |
| 附录B 习近平视察城市建设伟人的足迹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黄土高原城镇化过程及其生态环境响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关键问题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目标 |
| 1.2.3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1.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数据来源 |
|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5 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城镇化过程与生态环境响应研究动态 |
| 2.1 城镇化过程与机制研究 |
| 2.1.1 城镇化概念与内涵研究 |
| 2.1.2 城镇化格局与过程研究 |
| 2.1.3 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 |
| 2.1.4 城镇化发展模式研究 |
| 2.1.5 城镇化发展路径研究 |
| 2.2 城镇化的生态环境响应研究 |
| 2.2.1 城镇化的景观格局响应 |
| 2.2.2 城镇化的热环境响应 |
| 2.2.3 城镇化的污染环境响应 |
| 2.3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 |
| 2.3.1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 |
| 2.3.2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作用过程 |
| 2.3.3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调控模式 |
| 2.4 研究进展评述与启示 |
| 2.4.1 研究评述 |
| 2.4.2 主要启示 |
| 第三章 城镇化过程与生态环境响应的基础理论 |
| 3.1 概念辨析与界定 |
| 3.1.1 城镇化与城镇化过程 |
| 3.1.2 生态环境与生态环境响应 |
| 3.2 城镇化演进过程理论基础 |
| 3.2.1 城镇化阶段理论 |
| 3.2.2 人口迁移理论 |
| 3.2.3 非均衡发展理论 |
| 3.3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理论基础 |
| 3.3.1 环境库兹涅茨(EKC)曲线理论 |
| 3.3.2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圈理论 |
| 3.3.3 景观生态学理论 |
| 3.4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响应调控理论基础 |
| 3.4.1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
| 3.4.2 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理论 |
| 3.5 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平衡理论构建 |
| 3.5.1 理论渊源 |
| 3.5.2 理论基础 |
| 3.5.3 理论涵义 |
| 3.5.4 供需规律 |
| 3.5.5 数学表达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黄土高原城镇化的自然地理与人文经济基础 |
| 4.1 黄土高原区域范围 |
| 4.2 自然地理基础 |
| 4.2.1 地形地貌 |
| 4.2.2 气候特征 |
| 4.2.3 土壤植被 |
| 4.3 自然资源基础 |
| 4.3.1 水资源 |
| 4.3.2 土地资源 |
| 4.3.3 矿产资源 |
| 4.3.4 农产品资源 |
| 4.4 生态环境状况 |
| 4.4.1 生态环境特征 |
| 4.4.2 生态环境问题 |
| 4.5 社会经济基础 |
| 4.5.1 人口分布特征 |
| 4.5.2 经济发展水平 |
| 4.5.3 社会事业概况 |
| 4.6 城镇化现状特征 |
| 4.6.1 城镇化总体特征 |
| 4.6.2 城镇化空间格局 |
| 4.6.3 城市群建设现状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黄土高原城镇化时空过程与影响因素 |
| 5.1 城镇化过程与影响因素研究方法 |
| 5.1.1 城镇化时空变化测算方法 |
| 5.1.2 城镇化地域分异影响因子识别方法 |
| 5.2 城镇化水平时空变化特征 |
| 5.2.1 城镇化水平变化过程 |
| 5.2.2 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 |
| 5.2.3 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异 |
| 5.3 城镇化水平影响因素识别 |
| 5.3.1 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成因分析 |
| 5.3.2 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成因交互探测 |
| 5.3.3 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成因分区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黄土高原城镇化的生态环境空间格局响应 |
| 6.1 城镇化生态环境格局响应计量方法 |
| 6.1.1 城镇化空间格局识别方法 |
| 6.1.2 生态环境格局响应计算方法 |
| 6.2 城镇化空间格局演化特征 |
| 6.2.1 城镇化空间时序变化过程 |
| 6.2.2 城镇化景观格局变化特征 |
| 6.2.3 城镇化空间结构变化特征 |
| 6.3 城镇化的生态环境格局响应 |
| 6.3.1 城镇化与地表温度变化格局 |
| 6.3.2 城镇化与植被绿度变化格局 |
| 6.3.3 城镇化与生态价值变化格局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黄土高原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状态响应 |
| 7.1 城镇化生态环境状态响应计量方法 |
| 7.1.1 生态系统服务评分矩阵构建 |
| 7.1.2 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测算模型 |
| 7.2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供需格局 |
| 7.2.1 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总体特征 |
| 7.2.2 生态系统服务潜在供给格局 |
| 7.2.3 生态系统服务实际供给格局 |
| 7.2.4 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现状格局 |
| 7.3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供需状态响应 |
| 7.3.1 城镇化的生态系统供需格局 |
| 7.3.2 城镇化的生态系统供需响应 |
| 7.3.3 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类型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黄土高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优化调控模式 |
| 8.1 城镇化过程与生态环境响应机制 |
| 8.2 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协调框架 |
| 8.2.1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目标 |
| 8.2.2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优化调控框架 |
| 8.2.3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优化调控机制 |
| 8.3 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协调发展模式 |
| 8.3.1 适度型城镇化模式 |
| 8.3.2 集约型城镇化模式 |
| 8.3.3 绿色型城镇化模式 |
| 8.3.4 共享型城镇化模式 |
| 8.3.5 开放型城镇化模式 |
| 8.4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策略 |
| 8.4.1 优化城镇空间布局,构建新型城镇体系 |
| 8.4.2 创新自然资源配置,建设集约低碳城镇 |
| 8.4.3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
| 8.4.4 深化政策制度改革,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
| 8.4.5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保障城镇生态安全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讨论 |
| 9.1 结论 |
| 9.2 讨论 |
| 9.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 ——基于系统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 |
| (三)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基本概念 |
| 一、行政区 |
| 二、行政区划 |
| 三、县级行政区划 |
| 四、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 |
| 第二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主要维度 |
| 一、行政区域调整 |
| 二、行政建制变更 |
| 三、行政层级变动 |
| 四、隶属关系调整 |
| 五、行政治所迁移 |
| 六、行政区名称变更 |
| 第三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相关理论 |
| 一、结构功能主义 |
|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 |
| 三、政府职能与权力配置 |
| 四、府际关系理论 |
| 第四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系统分析模型建构 |
| 一、系统内涵阐释 |
| 二、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系统分析模型 |
| 第二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路径、动力、问题及成因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路径变迁 |
| 一、县级政区在区划体系中的实然定位 |
| 二、关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数据解析 |
| 三、县级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 |
| 第二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驱动力 |
| 一、区域经济发展 |
| 二、城市空间生产 |
| 三、土地资源整合 |
| 四、行政权力扩张 |
| 第三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一、经济区与行政区规划冲突 |
| 二、市县合治与市县分置冲突 |
| 三、缺少正式的行政等第划分 |
| 四、缺少事前的科学规范论证 |
| 五、决策过程中的合法性不足 |
| 第四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过程中的问题成因 |
| 一、改革价值导向的偏离 |
| 二、结构体系科学性不足 |
| 三、制度保障体系待完善 |
| 第三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导向子系统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导向子系统的构成 |
| 一、导向子系统的组成要素 |
| 二、导向子系统的运行逻辑 |
| 第二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理念导向 |
| 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释义 |
| 二、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价值理性 |
| 三、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工具理性 |
| 第三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功能导向 |
| 一、“强政治”功能导向 |
| 二、“强经济”功能导向 |
| 三、“重服务”功能导向 |
| 第四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执行子系统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执行子系统的构成 |
| 一、执行子系统的组成部分 |
| 二、执行子系统的运行机理 |
| 第二节 县级政府职能重心转变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一、县级政府职能重心的阶段性变化 |
| 二、县级政府职能重心定位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目标的阶段性耦合 |
| 三、新型城镇化时期县级政府职能重心定位 |
| 第三节 国家权力空间配置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一、国家权力空间配置的界定 |
| 二、行政区划改革引发的权力空间配置 |
| 三、行管体制改革引发的权力空间配置 |
| 四、县级政区权力空间配置应然格局 |
| 第四节 县级行政区划的结构性变革 |
| 一、地理空间上的区界重组 |
| 二、从市县合治到市县分治 |
| 三、建制变更上的“增市稳区” |
| 四、同级同建制的等第划分 |
| 第五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的制度保障子系统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制度保障子系统的构成 |
| 一、制度保障子系统的组成部分 |
| 二、制度保障子系统的运行机制 |
| 第二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法制依据 |
| 一、宪法与法律层面 |
| 二、行政法规层面 |
| 三、规范性文件层面 |
| 第三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决策与评估制度 |
| 一、党政决策制度 |
| 二、信息公开制度 |
| 三、风险评估制度 |
| 四、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评估制度 |
| 第四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多元主体参与制度 |
| 一、政府内部协同 |
| 二、专家论证制度 |
| 三、公民参与机制 |
| 四、地方人大参与 |
| 第六章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实践性探索 |
| 第一节 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限制性变量 |
| 一、基础变量 |
| 二、核心变量 |
| 三、从属变量 |
| 第二节 从城镇化到都市圈:县级行政区划改革价值导向调整 |
| 一、城镇化战略导向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二、新型城镇化战略导向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三、都市圈战略导向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第三节 从层级化到扁平化: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结构性优化 |
| 一、层级化与扁平化的管理学释义 |
| 二、层级化结构视角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三、扁平化结构视角下的县级行政区划改革 |
| 第四节 从碎片化到系统化: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制度性创新 |
| 一、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的现有制度体系框架 |
| 二、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相关的体制性探索 |
| 三、关于县级行政区划改革法治化若干思考 |
| 结语 |
| 附录 |
| 图索引 |
| 表索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创新要素空间流动及其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我国省域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地域空间尺度的选择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创新要素界定 |
| 1.3.2 创新要素空间流动界定 |
| 1.3.3 区域创新绩效界定 |
| 1.4 研究方案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意义 |
| 1.4.4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回顾 |
| 2.1.1 要素禀赋论基础上拓展的落差理论 |
| 2.1.2 空间相互作用理论 |
| 2.1.3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2.1.4 空间经济学发展理论 |
| 2.1.5 创新理论 |
| 2.1.6 理论回顾总结 |
| 2.2 创新要素及其与区域创新绩效关系的文献综述 |
| 2.2.1 创新要素投入与区域创新绩效 |
| 2.2.2 创新要素配置与区域创新绩效 |
| 2.2.3 创新要素集聚与区域创新绩效 |
| 2.2.4 创新要素流动与区域创新绩效 |
| 2.2.5 研究评述 |
| 2.3 区域创新绩效的文献综述 |
| 2.3.1 区域创新绩效评价指标 |
| 2.3.2 区域创新绩效测算方法 |
| 2.3.3 区域创新绩效影响因素 |
| 2.3.4 区域创新绩效水平 |
| 2.3.5 研究评述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创新要素空间流动及其对区域创新绩效影响的机理分析 |
| 3.1 创新要素空间流动表现形式 |
| 3.2 创新要素空间流动主要渠道 |
| 3.2.1 创新人才迁移渠道 |
| 3.2.2 研发直接投资渠道 |
| 3.2.3 研发外包渠道 |
| 3.2.4 技术联盟渠道 |
| 3.2.5 产学研合作创新渠道 |
| 3.2.6 技术、高技术产品等区际贸易渠道 |
| 3.2.7 政府筑巢引凤渠道 |
| 3.3 创新要素空间流动主要动因 |
| 3.3.1 市场拉动 |
| 3.3.2 政府推动 |
| 3.3.3 市场拉动与政府推动协同式 |
| 3.4 创新要素空间流动影响区域创新绩效的理论机理 |
| 3.4.1 创新要素动态优化配置效应 |
| 3.4.2 创新知识跨区溢出效应 |
| 3.4.3 规模经济效应 |
| 3.4.4 跨区域创新合作网络效应 |
| 3.4.5 创新要素拥挤竞争效应 |
| 3.4.6 创新要素倒吸效应 |
| 3.4.7 创新要素空间流动影响区域创新绩效作用机理总结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创新要素空间流动估算及其空间布局分析 |
| 4.1 创新要素空间流动测评 |
| 4.1.1 引力模型概况 |
| 4.1.2 创新要素空间流动量模拟测度引力模型构建 |
| 4.2 创新要素空间流动偏好布局 |
| 4.2.1 创新人才空间流动偏好布局 |
| 4.2.2 创新资金空间流动偏好布局 |
| 4.2.3 创新技术空间流动偏好布局 |
| 4.3 创新要素空间流动的空间集聚中心布局 |
| 4.3.1 方法说明 |
| 4.3.2 创新人才空间流动的空间集聚中心布局 |
| 4.3.3 创新资金空间流动的空间集聚中心布局 |
| 4.3.4 创新技术空间流动的空间集聚中心布局 |
| 4.3.5 创新要素空间流动的空间集聚中心布局总结 |
| 4.4 创新要素空间流动的空间关联性布局 |
| 4.4.1 空间关联分析方法 |
| 4.4.2 创新人才空间流动的空间关联性布局 |
| 4.4.3 创新资金空间流动的空间关联性布局 |
| 4.4.4 创新技术空间流动的空间关联性布局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创新要素空间流动影响区域创新绩效的模型构建 |
| 5.1 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简况 |
| 5.1.1 空间误差、空间滞后与空间杜宾模型概况 |
| 5.1.2 空间影响效应分解 |
| 5.1.3 模型选择和估计方法 |
| 5.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5.2.1 .模型构建的理论基础来源 |
| 5.2.2 .理论模型构建 |
| 5.3 因变量区域创新绩效分析 |
| 5.3.1 区域创新绩效衡量 |
| 5.3.2 区域创新绩效的空间发展特征分析 |
| 5.4 其他变量说明 |
| 5.4.1 自变量 |
| 5.4.2 控制变量 |
| 5.5 数据来源说明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创新要素空间流动影响区域创新绩效的实证分析 |
| 6.1 创新要素空间流动与区域创新绩效空间拟合 |
| 6.2 空间计量实证分析 |
| 6.2.1 基于创新人才空间流动的实证结果 |
| 6.2.2 基于创新资金空间流动的实证结果 |
| 6.2.3 基于创新技术空间流动的实证结果 |
| 6.2.4 基于创新要素空间流动的实证结果 |
| 6.2.5 实证结果总结和分析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启示和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关于创新要素空间流动机理 |
| 7.1.2 关于创新要素空间流动偏好布局 |
| 7.1.3 关于创新要素空间流动的空间集聚中心布局 |
| 7.1.4 关于创新要素空间流动的空间关联性布局 |
| 7.1.5 关于区域创新绩效的空间发展特征 |
| 7.1.6 关于创新要素空间流动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具体影响 |
| 7.2 政策启示 |
| 7.3 研究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附录5 |
| 附录6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1 作者简历 |
| 2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出版的着作 |
| 3 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五、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建设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范畴探讨 |
| 一、能力与组织能力 |
| 二、地方政府 |
| 三、政府能力 |
| 四、政府财政能力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建设的理论基础 |
| 一、财政分权理论 |
| 二、公共产品理论与外部性理论 |
| 三、政府间税收划分理论 |
| 四、政府间转移支付理论 |
| 五、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公债理论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 |
| 一、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影响因素及理论模型构建 |
| 二、各影响因素对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形成的作用机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方法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与构建 |
| 一、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
| 二、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三、指标选取范围与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测算方法 |
| 一、基础指标的无纲量化方法 |
| 二、熵值法 |
| 三、线性加权组合方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测度及时空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测算及时空特征分析 |
| 一、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测算 |
| 二、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时序演变规律分析 |
| 三、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空间差异分析 |
| 四、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时空演变进程可视化描述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测算及时空特征分析 |
| 一、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测算 |
| 二、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时序演变规律分析 |
| 三、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空间差异分析 |
| 四、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时空演变进程可视化描述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测算及时空特征分析 |
| 一、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测算 |
| 二、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时序演变规律分析 |
| 三、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空间差异分析 |
| 四、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时空演变进程可视化描述 |
| 第四节 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测算及时空特征分析 |
| 一、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测算 |
| 二、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时序演变规律分析 |
| 三、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空间差异分析 |
| 四、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时空演变进程可视化描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区域差异测算及结果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区域说明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数据来源与区域说明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区域差异测算与结果分析 |
| 一、财政汲取能力区域差异测算 |
| 二、财政汲取能力区域差异测算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区域差异测算与结果分析 |
| 一、财政供给能力区域差异测算 |
| 二、财政供给能力区域差异测算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区域差异测算与结果分析 |
| 一、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区域差异测算 |
| 二、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区域差异测算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区域差异测算与结果分析 |
| 一、财政综合能力区域差异测算 |
| 二、财政综合能力区域差异测算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收敛性检验与结果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收敛性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一、σ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二、β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收敛性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一、σ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二、β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收敛性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一、σ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二、β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收敛性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一、σ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二、β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地方政府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性时空特征及驱动力分析 |
| 第一节 内涵界定、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一、三重财政能力内涵界定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变特征 |
| 一、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度时空演变特征 |
| 二、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发展度时空演变特征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发展动力识别 |
| 一、全国层面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二、区域异质性考察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空间相关性检验与判别 |
| 一、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 |
| 二、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空间相关性特征检验与判别 |
| 三、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空间相关性特征检验与判别 |
| 四、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空间相关性特征检验与判别 |
| 五、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空间相关性特征检验与判别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影响因素: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
| 一、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二、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影响因素实证估计与解读 |
| 三、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影响因素实证估计与解读 |
| 四、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因素实证估计与解读 |
| 五、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影响因素实证估计与解读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促进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升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积极推进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
| 一、合理分配各级政府事权 |
| 二、严格规范地方政府行为 |
| 第二节 完善地方税收体系与健全转移支付制度 |
| 一、构建和完善地方税收体系 |
| 二、改革和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
| 第三节 加快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 |
| 一、亟待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法律法规建设 |
| 二、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性债务结构 |
| 三、完善地方政府性债务考核问责制度 |
| 四、积极探索和创新地方政府融资模式 |
| 第四节 加强配套措施建设 |
| 一、构建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综合评价机制 |
| 二、加快完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评价办法 |
| 三、稳妥推进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内部结构的协调发展 |
| 四、全方位增强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升的“驱动力” |
|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一、基本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9）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和论文结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论文结构 |
| 1.4 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工具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 2.1 经济发展理论 |
| 2.1.1 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理论 |
| 2.1.2 中国发展经济学理论 |
| 2.1.3 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 |
| 2.2 发展测度的实践 |
| 2.2.1 西方发展指数的测度实践 |
| 2.2.2 国内发展指数的测度实践 |
| 2.3 述评 |
| 2.3.1 对发展的理解 |
| 2.3.2 对发展测度的认识 |
| 第3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及其测度分析 |
| 3.1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 |
| 3.1.1 发展与中国特色经济发展 |
| 3.1.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 |
| 3.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机制分析 |
| 3.2.1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三个层次 |
| 3.2.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机制体系 |
| 3.3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测度方法 |
| 3.3.1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
| 3.3.2 综合评价方法 |
| 3.3.3 指数分析方法 |
| 第4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一维测度:市场化指数 |
| 4.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4.2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内涵 |
| 4.3 中国市场化进程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方法 |
| 4.3.1 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数据的说明 |
| 4.3.2 测度方法 |
| 4.4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4.4.1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4.4.2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趋势分析 |
| 4.4.3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与特征描述 |
| 4.5 中国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4.5.1 中国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4.5.2 中国地区市场化进程的空间特征 |
| 4.6 小结 |
| 第5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一维测度:工业化指数 |
| 5.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5.2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基本内涵 |
| 5.3 中国工业化进程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方法 |
| 5.3.1 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数据的说明 |
| 5.3.2 测度方法 |
| 5.4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5.4.1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5.4.2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趋势分析 |
| 5.4.3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与特征描述 |
| 5.5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5.5.1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5.5.2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空间特征 |
| 5.6 小结 |
| 第6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一维测度:城市化指数 |
| 6.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6.2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内涵 |
| 6.3 中国城市化进程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方法 |
| 6.3.1 指标体系建立和数据的说明 |
| 6.3.2 测度方法 |
| 6.4 中国城市化指数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6.4.1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6.4.2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趋势分析 |
| 6.4.3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与特征描述 |
| 6.5 中国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6.5.1 中国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6.5.2 中国地区城市化进程的空间特征 |
| 6.6 结论和启示 |
| 第7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二维测度 |
| 7.1 测度和分析方法 |
| 7.1.1 指数测度 |
| 7.1.2 指数的聚类分析 |
| 7.2 市场化与工业化发展指数测度 |
| 7.2.1 市场化—工业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全国的视角 |
| 7.2.2 市场化—工业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地区的视角 |
| 7.3 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指数测度 |
| 7.3.1 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分析-全国的视角 |
| 7.3.2 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地区的视角 |
| 7.4 市场化与城市化发展指数测度 |
| 7.4.1 市场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分析-全国的视角 |
| 7.4.2 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地区的视角 |
| 7.5 小结 |
| 第8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三维测度 |
| 8.1 测度和分析方法 |
| 8.1.1 指数的测度 |
| 8.1.2 指数的评价与分析方法 |
| 8.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的测度结果-基于全国的视角 |
| 8.2.1 指数的测度结果 |
| 8.2.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的时间趋势与阶段划分 |
| 8.3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的测度结果-基于地区的视角 |
| 8.3.1 指数的测度结果 |
| 8.3.2 指数的聚类分析 |
| 8.3.3 指数的空间分析 |
| 8.4 指数发展的不平衡分析 |
| 8.5 小结 |
| 第9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一个应用分析 |
| 9.1 问题的提出 |
| 9.2 文献述评 |
| 9.3 模型构建、变量与数据 |
| 9.3.1 计量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 |
| 9.3.2 变量说明和特征事实 |
| 9.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9.4.1 模型的选择与分析 |
| 9.4.2 SDM的偏微分分解 |
| 9.5 结论与进一步的思考 |
| 第10章 结论与思考 |
| 10.1 主要结论 |
| 10.2 政策建议 |
| 10.3 研究的局限性和改进的方法 |
| 10.4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及解释 |
| 1.2.1 生态补偿 |
| 1.2.2 生态补偿标准 |
| 1.2.3 生态补偿标准测算基本方法 |
| 1.3 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生态补偿提出的背景及概念 |
| 2.2 生态补偿机制框架 |
| 2.2.1 参与者 |
| 2.2.2 补偿标准 |
| 2.2.3 补偿条件 |
| 2.2.4 补偿模式 |
| 2.2.5 资金来源 |
| 2.2.6 支付方式 |
| 2.3 生态补偿和其他环保政策的比较 |
| 2.3.1 PES和环境税的比较 |
| 2.3.2 PES和行政规制的比较 |
| 2.3.3 PES和 ICDPs的比较 |
| 2.3.4 中国跨界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工具 |
| 2.4 生态补偿标准核算 |
| 2.4.1 生态补偿标准确定依据 |
| 2.4.2 传统核算模型 |
| 2.4.3 特征价格模型 |
| 2.4.4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
| 2.4.5 核算模型小结 |
| 2.5 生态补偿支付原则 |
| 2.5.1 污染者付费原则 |
| 2.5.2 受益者付费原则 |
| 2.5.3 改变者付费原则:一个统一框架 |
| 2.6 中国传统领域生态补偿研究和实践 |
| 2.6.1 研究现状 |
| 2.6.2 生态补偿实践 |
| 2.7 国外传统领域生态补偿研究和实践 |
| 2.7.1 研究现状 |
| 2.7.2 生态补偿实践 |
| 2.8 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研究和实践 |
| 2.8.1 研究现状 |
| 2.8.2 生态补偿实践 |
| 2.9 评论 |
| 第3章 跨界大气污染治理国际经验 |
| 3.1 欧洲推进跨界大气污染治理的背景 |
| 3.2 《远距离跨界大气污染公约》及其治理机制 |
| 3.2.1 CLRTAP组织构成及运行方式 |
| 3.2.2 CLRTAP为核心的治理体系 |
| 3.3 欧洲跨界大气污染治理的主要措施及成效 |
| 3.3.1 科学化定量体系 |
| 3.3.2 制度化保障体系 |
| 3.3.3 欧洲大气污染治理成效 |
| 3.4 对中国跨界大气污染治理的启示及建议 |
| 3.4.1 建立健全大气治理立法及配套执行体系,并严格落实问责 |
| 3.4.2 尽快建立和完善跨界大气污染监测评估系统 |
| 3.4.3 科学划分大气污染治理区域,成立跨域组织领导机构 |
| 3.4.4 加快研究制定符合国情的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点值分析 |
| 4.1 建模思路 |
| 4.2 模型构建 |
| 4.2.1 生产模块 |
| 4.2.2 需求模块 |
| 4.2.3 污染物排放模块 |
| 4.2.4 硫税作用机制 |
| 4.2.5 动态递归和闭合模块 |
| 4.3 数据来源、处理及情景设置 |
| 4.3.1 数据来源和处理 |
| 4.3.2 情景设置 |
| 4.4 模拟结果及分析 |
| 4.4.1 PM_(2.5) 浓度变化敏感分析 |
| 4.4.2 京津冀共同治理下的机会成本测算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区间分析 |
| 5.1 建模背景 |
| 5.2 建模思路 |
| 5.3 模型构建 |
| 5.3.1 生产模块 |
| 5.3.2 消费模块 |
| 5.3.3 政府模块 |
| 5.3.4 污染物排放模块 |
| 5.3.5 闭合模块 |
| 5.4 数据来源、处理及情景设置 |
| 5.4.1 数据来源和处理 |
| 5.4.2 情景设置 |
| 5.5 模拟结果及分析 |
| 5.5.1 污染排放来源分析 |
| 5.5.2 各行业产出变化分析 |
| 5.5.3 各行业污染减排分析 |
| 5.5.4 主要行业减产、GDP损失及PM_(2.5) 浓度变化敏感分析 |
| 5.5.5 京津冀大气治理生态补偿标准区间界定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基本框架 |
| 6.1 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的典型影响因素分析 |
| 6.2 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确定机制基本框架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1.1 生态补偿理论及支付原则统一框架 |
| 7.1.2 欧洲跨界大气污染治理的经验镜鉴 |
| 7.1.3 京津冀大气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点值模拟 |
| 7.1.4 京津冀大气治理生态补偿标准区间界定 |
| 7.1.5 京津冀大气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确定机制的基本框架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成果 |
四、京津湘内蒙古：共识化作动力（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耦合协调时空演变及优化调控[D]. 高庆彦. 云南师范大学, 2021
- [2]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视域下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D]. 黄华.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新世纪中蒙合作关系的多层次研究[D]. 姜宏. 吉林大学, 2020(08)
- [4]习近平总书记城市规划建设相关论述研究[D]. 张梦露.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4)
- [5]黄土高原城镇化过程及其生态环境响应[D]. 宋永永. 陕西师范大学, 2019
- [6]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县级行政区划改革研究 ——基于系统分析视角[D]. 李先涛. 山东大学, 2019(02)
- [7]创新要素空间流动及其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我国省域数据[D]. 吕海萍. 浙江工业大学, 2019(02)
- [8]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研究[D]. 辛冲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9]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研究[D]. 杨勇. 陕西师范大学, 2019(12)
- [10]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研究[D]. 王月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12)
标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论文;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集聚效应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