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快学报工作现代化步伐 开创华东编协工作新局面——在华东编协第6次会员代表会上的工作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沈亮[1]（2016）在《爱国民主人士黎照寰研究》文中认为黎照寰是近代中国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其人生历经晚清、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期,相继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常务次长、交通大学校长、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会长、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董事长、新中国上海市人民政协副主席,是中国近代历史中一位值得纪念与研究的风云人物。黎照寰的一生历经坎坷,精彩纷呈。他早年接触进步思想,在清政府无故取消其留学资格后,与之坚决斗争,此后远渡重洋,参加革命;他曾撰写《中山先生之革命政策》、《中国国民党政策》等书籍,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曾在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任职,但无意发展仕途,转而投身教育事业;他在担任交通大学校长期间兼容并包,锐意改革,一手开创了建国前交通大学的“黄金时期”;时代精英特有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参与了当时社会的多个重要团体组织,在近代中国的对外交流、社会服务、宗教慈善等方面都有所作为;晚年的黎照寰选择留在新中国,通过在人民政协的参政议政努力实现其爱国理想;他的人生经历是近代历史人物参与革命、政治、教育以及社会活动的真实写照,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本文首先介绍了黎照寰的个人成长背景,之后结合时代特征阐述其参加革命与从政的活动,分析其革命思想,并将其着作与戴季陶的着作进行比较。黎照寰是建国前交通大学“黄金时期”的缔造者,自1929年来到交通大学后,他连续14年执掌交大,这段校长生涯是其人生的巅峰时刻,他的教育思想理念成熟,成绩斐然,且具有抗日爱国情怀。黎照寰热衷民国社会活动,曾担任多项重要的社会职务,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形成了具有个人特点的思想和主张。1949年政权鼎革之际,黎照寰选择走向新中国,积极参与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与人民政协工作,继续弘扬传承孙中山的精神。黎照寰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与诚挚的社会主义者,同时他也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这些特质使得黎照寰能在中国近代剧烈的社会变革中,敏锐地把握时代机遇,不断转换着自己的角色,在历史舞台上纵横捭阖,施展才华,虽不时受到时局的困扰,却依然与时俱进,奋勇前行。黎照寰参与革命、政治、教育以及社会活动的人生轨迹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精英活动的一个缩影,他的兴奋与激进、彷徨与无奈都是时代的反映。
王鹏[2]（2014）在《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文中认为文学评奖是文学价值生产的重要手段,是文学评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评奖制度的建构总是与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文化政策、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展开的大规模文学评奖实践活动密不可分。自“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首次以制度化的形式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正式确立以来,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已经成为了 20世纪中国文学制度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文学评奖的动态化发展和评奖制度建构自身的缺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研究始终没能摆脱视角狭窄、对象单一、系统研究相对匮乏的格局和主观性、盲目性、随意性的研究倾向。本论文以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主要依据,以“重回历史现场”的姿态,在深入挖掘评奖史料、展开理论思辨的基础上,将研究视野伸向整个20世纪的文学评奖活动之中,既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历史源起”研究的诸多学术空白,又在质疑学界已有共识的基础上对理论偏误进行了“纠偏”;既对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演进、修正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又对这种变化背后凸显的、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博弈、此消彼长进行了富有建构性的研究,同时,对因此而形成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主导原则、审美偏向、制度性缺陷等从学理上给予了必要的辨析。本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本章主要从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等三个方面入手,力图找寻中国现代、“十七年”时期文学评奖与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之间的关联性。（1）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本节在打破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地域区隔”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文学评奖中民间奖励机制、文艺组织奖励机制、个人资助机制的丰富实践进行系统、翔实论述的同时,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未能真正形成评奖制度、国家共识的个中缘由进行了理论阐明。（2）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本节通过对《文艺报》试刊号第1-13期的搜集、整理、研读,从“无果而终”的构想和“广开言路”的求索两个方面入手,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鲜为人知的学术“盲点”——与第一次文代会同时进行的“文艺作品评选活动”展开论述,扭转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中认识偏误的同时,填补了新中国文艺体制研究的一个空白。（3）“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本节主要通过“墙外花开”、“墙内凋敝”两种截然对立的景象,既肯定了中国当代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影响”,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学评奖作为“十七年”时期文学批评的一种陪衬,始终未能建构起制度化的文学价值评判方式。第二章,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本章主要从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两个方面,在丰富翔实的史料钩吊中,深入探寻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与新时期国家全新的现代性文化想象和文化意志之间;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生动活泼的文艺局面,缓和文艺界内部分歧之间;与新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合法性论证之间的密切联系。（1）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本节以新时期文学体制重构为突破口,进一步挖掘了文学组织恢复、文学刊物复刊、文艺政策调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所起的重要作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本节以“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的相继创立为核心,从创设缘由、制度设想、实践操作、意义价值等角度入手,对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通向文学现代性并兼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透析。其中,对“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创立”的系统性研究、对“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从《设想》到《启事》以及评选中“三次篇目调整全过程”背后复杂机制成因的探求是本章力求有所突破的“难题”。第三章,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两个方面入手,运用数据统计学方法,对20世纪80年代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轨迹进行了系统的阐明。（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本节主要通过奖项设置、评委组成、评选机制等三个方面的制度性变化,对中国作家协会以介入性探索的方式改革文学评奖制度所作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本节主要通过对“非文学因素”的介入导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的分析,从正反两方面既对评奖制度屡遭僭越进行学理批评,又对评奖审美范式发生的可喜变化持以肯定。尤其是对第九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7-1988）、第五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7-1988）合法性地位的认识、辨析上所作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扭转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认识偏误的作用。第四章,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格局、变局三个维度着手,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本节主要从公共生态与自身存在两个方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困局的出现进行了学理思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本节以20世纪90年代的“评奖热”为出发点,对官方政府奖、文学传媒奖、民间机构奖等多元文学评价主体共同构筑的文学价值评判新体系作出宏观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判断。对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全国性文学评奖中凸显出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文学自主性、文学精英话语与读者大众趣味、市场资本话语与文学独立性等评价元素之间的相互博弈进行了富有理论思辨的界说。（3）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本节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选条例》的细致比较中,对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修正过程中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的利弊作出了一分为二的判断。
金宜鸿[3]（2012）在《新中国文艺政策与当代中国电影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电影的百年历程中,电影一直是同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密切相联,因此,研究当代中国电影发展,注定绕不开电影与新中国政治的关系。而文艺政策正是这两者之间的重要纽带,由上,文艺政策能较为鲜明地体现政治意识形态的总体倾向,向下,文艺政策又直接指导电影的创作、生产与发展。但在现有的中国电影史的研究着述中,鲜见有相关研究成果的面世。本文要展现的正是受不同时期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环境影响而发生嬗变的新中国文艺政策之下,当代中国电影的发展轨迹。通过分析文艺政策出台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梳理文艺政策的不同文本形态以及文艺政策价值取向的嬗变等对当代中国电影的影响,来探讨新中国文艺政策与当代中国电影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作用规律。除序论外,全文共分八章：第一章对政策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介绍。从现代政策学的角度来说,政策是政策主体为服务于特定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活动,是与谋略、措施、办法、规定密切相关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行为。政策是政治运行系统中的重要环节,必然服从于和服务于政治主体所需要实现的意志、利益、任务和目标,政治性目的是政策最本质的特征。就政策的纵向关系而言,政策可以分为总政策、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之中,政策具有导向功能、控制功能、协调功能和象征功能。价值取向是政策的灵魂和核心,对政策最终执行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价值取向是由复杂的历史、地理、宗教、心理、文化和社会经济因素所决定的,同时,一种价值取向的产生往往源自于主体的某种需要。对于政策而言,其价值取向问题即为政策的着眼点问题,是为谁决策和如何决策才更科学合理的问题。政策主体的政治立场、政治需要和政治观点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都影响着政策价值取向的最终形成,而政策客体是政策的最终受益者或受损者。第二章分析了新中国文艺政策产生的文化渊源、理论背景和现实成因。任何一种价值观念,必定与其产生的文化背景相关。新中国文艺政策价值取向的文化渊源是中国的传统文化。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源头的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随之被中国人所接受的还有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他们的文艺思想,直接成为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思想资源,是新中国文艺政策的理论基础。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原因,整个国家在意识形态层面受前苏联的影响,苏联的文艺模式也基本在中国被模仿和套用,它实际上成为新中国文艺政策产生的一个较为现实的模板。第三章从文本形态上对新中国文艺政策进行了整体性的描述和梳理。文艺政策是政治的文化表现形态,体现的是一定阶级、国家、政党或社会集团的文化意志。文艺政策的文本形态主要是指文艺政策的具体表现形式。新中国的文艺政策,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三种,即“文艺政策主文本”、“文艺政策辅文本”和“文艺政策泛文本。”第四章对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政策文本进行了分析,从文本的形式演变,政策内核的传承及价值取向的嬗变等方面进行了剖析。从新中国文艺政策之变与不变两方面对政策文本的演变进行了分析。文艺政策之变体现在从早期的政策以领导讲话为主演变到后来的以规范的条例、规定、办法、通知等规范性文本为主；政策对文艺创作从过去的控制演变为现在的调控和引导；政策对文艺的要求从高度的政治性演变为对艺术及其规律本身的尊重。文艺政策之不变体现在文艺政策始终对文艺功能的强调和重视；始终规定和强调文艺要为群众服务和一直关注文艺的民族性等方面。第五、六、七、八章以不同历史阶段文艺政策价值取向的变化为节点,梳理了新中国电影的发展脉络和特点。在革命时代（1949-1978）,随着政治运动的风起云涌,中国的文艺政策表现出强烈的“革命”色彩。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这一时期文艺政策的逻辑起点。这篇讲话不仅明确规定了“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方向,而且提出了在“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基础上,“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批评标准。此阶段的中国电影创作,在主题上以阶级斗争为主,运用“三突出”的原则来刻画“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形象,“文革”时期的电影,更是将阶级斗争主题推崇到了极致。概念化、公式化是新中国成立后近三十年当中电影创作的痼疾。而这些问题的症结,是当时文艺政策价值取向有失偏颇的结果。1978年底,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电影也借改革之势开始了多元化探索（1979-1992）。首先是重新认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提出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代替原来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或“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全盘否定了“文革”时期的左倾文艺政策,舍弃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新时期的文艺政策重新界定了文艺的职能,鼓励文艺创作的多元化。在此政策环境下,电影事业也重获新生,全国各地的制片厂迅速恢复电影的生产,并在发行放映上进行了改革,逐步现代化。在电影创作观念、电影语言方面都进行了开创性的革新,中国电影开始与世界进行对话。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立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实施阶段,中国电影也随之开始了市场化转型（1993-2000）。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已经逐步确立了文艺具有特殊的商品属性的观念,一系列旨在处理文艺规律与市场规律的文艺政策出台,发起了电影体制的改革,开放了电影市场,疲软的中国电影市场逐渐复苏,中国电影出现了显着的市场化特点。2000年10月,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报告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文化产业”的概念；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继而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标志着党和政府已经认识到,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中,除了物质生产力,电影这一文艺形式也日益成为直接的生产力,更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承载体。因此,2001年以来,中国电影积极进行产业化改革和产业化建设。突破了体制的束缚,全新的生产关系调整初见成效,投资主体、生产主体、院线经营日益实现多元化,逐步形成了符合新时代市场规律的电影生产、传播、运营体系,电影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电影正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品牌,也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贡献着自己不可或缺的力量。最后在余论部分,本文提出了对新中国文艺政策和电影发展的几点思考。六十多年来中国电影所取得的得失,是文艺政策直接指导电影事业发展的结果。六十多年的实践不难看出,当文艺政策符合电影艺术的创作规律时,政策才能对电影发展进行正确引导,电影创作就呈现积极的发展态势,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反之,电影艺术也必然遭受挫折和损失。在新的时代要求下,政策应该如何才能更加有利于电影的发展?本文认为,正确认识电影的功能是制定正确的电影政策的基本前提,而尊重电影艺术的生产规律是电影能够实现其社会功能的基本保障。在构建国家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时代背景及现实要求下,电影政策的制定者需要以这两点为基础,解放思想,转变角色,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政府间接调控引导,平衡发展电影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电影赢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陈洁[4]（2012）在《苏州弹词艺术发展史研究：原样保护与能动传承的有机统一》文中指出本文剖析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弹词”的原样保护与能动传承。苏州弹词，是目前我国从业人员最多、专业演职团体最多、拥有专门表演场所最多、保存传统书目最多、原创的新编书目最多、电台电视台播放节目总时最长的曲艺类非遗项目。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江、浙、沪甚至海外，都有热衷于此的票友团体；众多曲艺品种中，唯有它是拥有专门的传承学校、专设的领导机构并有专业理论刊物出版。从苏州弹词生存和发展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项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在文化自觉过程中，通过自我保护、能动传承而实现其艺术复兴。本文创新之处在于：以该遗产富有代表性的弹词流派为切入点，观察分析这些流派在“非遗”保护视野下，如何实现原样保护和能动传承的相关具体做法；首次将听客和学者层面与“非遗”保护的互动，纳入曲艺传承体系之中考察；尝试从音乐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剖析苏州弹词在传统艺术式微的今天依然相对繁荣的原因。笔者认为，要想真正做到妥善地保护和发扬苏州弹词文化遗产，必须调动一切因素的能动性，即演员主体的创演能动性、学者文人的研究主动性和书迷票友的传承自觉性。这一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的成功经验，或许可以作为曲艺、戏剧、音乐、舞蹈等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参考的范本。苏州弹词保护传承的成功经验说明，对音乐、曲艺、戏曲等艺术类非遗项目来说，外力支持固然不可或缺，但首要保护的应是该艺术形式的自身内在活力，激发其新陈代谢的自我创造能力，变被动的外在保护为能动的自我发展，聚集外力以推进内功修炼，从而促进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艺术的多样性并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良性互动。
宋秋英[5]（2011）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问题研究 ——以教与学的关系范畴为基点》文中提出“教学论本土化”是百年来中国学者在“教育学本土化”旗帜下针对异域教学（理）论被盲目照搬和简单移植现象而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当全球化势如潮水般涌来之际,他们逐渐清醒地意识到在教育理论视界与课堂实践场域中“师夷长技以自强”、“会通中外以超胜”的必要性,纷纷从多维层面、多元路径谋寻适合本土的教学良策,力求植根于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土壤来检视异域教学智理的养料,以期将萌动蓄发的种苗培育成高大挺拔的乔木,使之无论在当下还是未来的生态林中均能主动吸纳、勃发潜能、互生互融、充分舒展。基于这美好的育化理想,一代代教育界人士在学术征途中悉心钻研、孜孜不倦、矢志不渝,亦把“中国特色教学论的构建与发展”作为他们不朽的历史夙愿、不懈的学术追求、不变的现实情结和不息的时代心声。纵观西方教学（理）论东渐入华的各个历史阶段,从德国赫尔巴特“以教师为中心”到美国杜威“以儿童为中心”再到苏联凯洛夫“以教为本”乃至今日美国之“以学为本”无不先后于华夏风靡云蒸,对中国教育研究与改革均具有重要的启迪与促进作用。期间,并非“全然妄自菲薄、唯洋人之马首是瞻”的教育界造就了一代代倡教兴学的学术群体,但由于种种历史误缘错会,群体中尚缺乏在教与学关系论域上的共同语言和执着诉求,还没有形成一个具有本国特色的、被广泛认同的教与学关系范畴。同时,教育界在引介过程中既忽视了对这些异域理论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和思想基础进行系统分析与整体把握,又省却了从本国社会境脉、文化传统等层面对之加以合理批判与适度统整,故而在不同时期“单向度”教育立场的指导下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生搬硬抄、简单类推、盲目套用等现象。“非古即今”、“非中即西”、“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客观上造成了20世纪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常常既以否定过往的教育实践为开端又以难尽人意而告终,并继之被下一场改革运动所否定,也导致了本国教学理论和实践中教与学孰重孰轻、师与生孰主孰客、知与能孰先孰后、文与道孰本孰末等诸多问题的“钟摆效应”。面对当前以“全球视野、本土行动”为改革主旨的世界教育发展潮流,如何使历经百年沧桑的教学论本土化研究在今后引进与借鉴异域思想的同时避免盲信其话语,在着力解决本土教学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扩展自己的言说内容和理解方式、升华新的理念并在国际学术博弈中阐发自己的见解、展现特有的风采,成为21世纪中国教学论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教与学的关系乃是教学论研究的核心论题之一,它直接影响着师与生、知与能、文与道的关系模式,被国内外一些学者视为教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本课题以教与学的关系范畴为基点,按照“历史分析——文化诠释——未来构想”的谋篇线索,从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异域、理论与实践三个维度系统地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客观需要”的必然性问题、“中国教学论本土化往昔境遇”的曾然性问题、“中国教学论本土化当代态势”的今然性问题以及“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理想指向与发展路径”的应然性问题,倡导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达成教学论研究的古今相承、中外融汇、实践创生、国际对话,希冀凸显其境转意迁的社会价值与时代意义。全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课题缘起、价值考辨、理论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尤其指明本课题通过对中国古代传统教学思想、近现代教学理念以及“东渐入华”的异域教学（理）论加以适度的历史分析与合理的文化诠释,不仅探讨“何为化”的基本内涵,而且关注“为何化”的深层缘由和“化为何”的事实描述,识别出我国教学论学科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以期进行辩证性扬弃、选择性吸收和创造性转化。正文部分包括四章。第一章首先对“全球化”、“教学论本土化”、“教育学本土化”、“教与学的关系”等相关议题进行了系统的文献综述；接着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出发,以廓清“本土化”的词源释义及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必然存在与现实内涵为起点,指出全球化与本土化以“化”为媒介在相互对峙的“全球”与“本土”之间架起了融通的桥梁且它们的共同旨趣在于“化解”自身中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进而生成“非类”并获得新的发展；继之从文化哲学中“倡导文化自觉”、“主张回归生活世界”、“推崇师与生之间生命互动互往”等合理内核出发,不仅阐明既重视世界性因素又强调民族性因素的本土化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且剖析了教与学关系理念的中国式建构是顺应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发展的必然需要。第二章和第三章从“探索规律与谋求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通过追溯近代以来全球化趋势下中国教学论之教与学关系范畴的学术流变及其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不同的历史阶段中被屡次改易、重新定义、深度影响的发展进程即考察其“化”于本土的曾然之境与今然之态,不仅呈现出百年来日、德、英、美、苏等异域教学（理）论在中国被引介、汲取以及涵化的实然境遇,而且阐析传播至中国的欧陆“重教”学术话语和英美“重学”学术话语影响中国教与学关系构建的实然状况。第四章首先从“强调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的比较哲学视角出发,在简述教学论概念之源流汇的基础上阐析教学论学科应以本国特有教学文化场域中的现实问题为基本研究对象,在承传与借鉴以往教学思维成果和异域理论滋养的基础上通过考察本国教学过程中具有情境性、人文性的多种多样的教学活动和千变万化的教学现象来把握本国特定文化浸润下、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教学本质与规律；接着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的应然阐释,并提出“重教”或“重学”的教学文化并非中国教学论本土化进程中教与学关系的中国式应然指向,而构建适合中国国情与民性的教与学关系乃是当前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为了进一步扩展对教与学关系的理解以及对教学生命与教学环境关系的认识,本章还从生态哲学的系统观、整体观出发,阐析了教与学关系的中国式应然指向乃是创建以师生生命的发展为要旨、以主体与环境和谐互动为要素、以教与学关系阶段演进为要领的教学文化,希冀形成“无为而教”、“学而有为”、“师生两忘”的教学生态系统。结语部分首先重申教学论既不会是文化无涉的普适性科学原理,也不能是价值中立的抽象化学科知识,而应是隐含着特定教学文化意义与生活价值取向的阐释与解读；接着强调以中国式教与学关系的应然建构为旨归的新型教学文化不仅有利于创设一种生命化、生活化、生成化、联动化的课堂生态氛围,持续关注教与学的品质提升以及师与生在课堂环境中的和谐发展与互融共促,还有利于促进当代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研究层次的提升,为世界教学论的发展开辟新的空间,更有利于沿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改造不良因子,进而促发国人担当起遏制自我中心、人际淡漠、唯利是图等不良社会风气的公共责任,同时促动世人协力扭转全球范围内人类中心主义所导致的水资源短缺、土地荒漠化、臭氧层破坏、核泄漏频发等生态危机。
穆中杰[6]（2008）在《上海市法学会历史变迁研究 ——以1978年以后的发展为对象》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有关上海市法学会历史变迁的研究,共分七个部分展开论述:绪论。20世纪50年代中期,上海市法学会开始酝酿成立。经过积极努力和多方活动,上海市法学会于1956年12月30日举行了成立大会。起初,上海市法学会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发展对外交流,对上海法学乃至全国法学发展都起到积极作用。1957年6月之后,上海市法学会的正常发展不断受到严重干扰。1962年1月,上海市法学会举行第二次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1966年6月,“文革”爆发,上海市法学会停止了活动。第一章上海市法学会的活动恢复及其发展。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法制等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1978年8月,停止活动长达十二年之久的上海市法学会终于恢复活动,重新开始为繁荣法学研究、推进依法治国而不断努力。1979年5月,上海市法学会召开了第三次会员大会,并第二次变更会名。此后,上海市法学会又召开5次会员（代表）大会。尽管这5次会员（代表）大会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但却有着共通之处:它们都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它们都以践行繁荣法学研究,推进依法治国为主要职责;它们都结合实际情况变化,适时修改学会章程;它们都选举了新一届理事会,健全了上海市法学会组织。1984年,上海市法学会第三次变更会名。第二章上海市法学会组织机理的历史变迁。上海市法学会自恢复活动以后,无论是会员的人数还是会员的结构都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在不同的时期,上海市法学会章程关于会员入会条件与退会情形、会员权利与义务都有着不同的规定。随着社会的发展,上海市法学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从会员大会发展为会员代表大会。会员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方式也在不断变迁。理事会的历史变迁主要表现为历届理事会的人数和结构的变化、理事会改选原则的变化、理事会任期和职责的变化、理事会会议召开方式的变化等方面。常务理事会和学术委员也随之发生历史变迁。在恢复活动以后,上海市法学会专业研究组织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90年代以前的重建与新设、90年代的发展、新世纪的新设和重建热潮。上海市法学会在不同时期设立的专业研究组织,尽管有着不同的设立程序,但总体上来说,它们还是有着共同的规律。第三章上海市法学会社会功能的历史变迁。中国法学会成立以后,上海市法学会成为其团体会员,在业务上开始接受中国法学会的指导。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员会及市司法局的许多工作人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到上海市法学会中去,上海市法学会享有对他们进行管理的权力。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现在。1983年以后,上海市法学会在行政隶属上归口于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市司法局代为管理。上海社联与上海市法学会的关系由行政上的隶属与被隶属关系、业务上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演变为纯粹的业务上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进入新世纪以后,上海市调整了管理上海市法学会的领导体制,明确上海市法学会由上海市委主管政法工作的领导联系,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管理。这些单位对上海市法学会进行了不同的双重性定位。上海市法学会在其实践活动过程中,围绕人民团体、学术团体、教育团体的属性,不断调整和发挥其社会功能。第四章上海市法学会影响路径的历史变迁。上海市法学会主办或曾经主办的法学期刊共有四个,即《法学》、《民主与法制》、《上海法学研究》、《东方法学》。它们有着诸多的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学术活动是上海市法学会产生影响的最重要路径。自恢复活动后至1980年上半年,上海市法学会的工作主要是恢复和健全组织,初步开展学术活动。1980年下半年以后,它的学术活动进入了正常发展阶段。此外,上海市法学会在为法学研究提供服务活动、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同时,还通过创办法律咨询公司、举办律师事务所等营利性活动,为上海市法学会拓宽了经费来源渠道,弥补活动经费上的不足,扩大了上海市法学会的社会影响。第五章上海市法学会历史变迁中的几个问题。上海市法学会之所以发生历史变迁,是因为它有着属于自己的变迁动力。在历史变迁过程中,上海市法学会表现出如下变迁规律:上海市法学会随着共和国法治的进步而不断发展;上海市法学会的历史变迁不断体现共和国法学会组织政治统率法律的特色;专业研究组织随着共和国法学的发展而逐渐增多;上海市法学会的运作逐步向制度化、规范化发展。但是上海市法学会在历史变迁过程中也出现了亟需解决的问题。根据时代要求,上海市法学会要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应注意坚持进行改革。结束语。通过考察上海市法学会的历史变迁,我们发现它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正在沿着法学学术团体的方向发展和攀登。
孙广勇[7]（2006）在《社会变迁中的中国近代教育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教育在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存在两个互不隶属的教育系统——教会教育系统和中国人自办的教育系统,也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教育会”组织,其一是基督教在华教会教育的代表性组织“中国教育会（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其二是中国教育界自己的各省、县市、城镇乡教育会,以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这两种教育会在各自的教育系统内都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较强的群体代表性、较完整的内部系统性和较顽强的独立性,与官办的和纯民间的社团不同,是一种特殊的社团形态。突破传统研究领域的局限,将教会教育纳入近代中国教育事业的视野,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和教育转型的大背景下,对两种教育会平等地加以研究,有助于揭示其整体特征和历史作用。 清末新政施行之前,中国的新式教育主要由传教士举办的教会学校构成。中国自身的新式教育只限于洋务运动期间建立的数十所洋务学堂。“中国教育会”是在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于1890年建立的组织,它通过“三年会议”和各种委员会,在研究教育思想、传播教育理论、改进教育方法、出版教科书、统一科学名词和术语,以及协调教会学校内部关系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有力地促进了教会教育的专业化。到戊戌变法时期,在中国社会变革即将拉开大幕之时,从事教会教育的传教士们迫切希望能够获得中国教育变革的主导权,从而使中国国家教育系统能够有助于基督教福音的传播,并同时使教会学校获得中国政府的承认。戊戌变法期间,在“中国教育会”和其他传教士团体的组织和当时维新派人士的帮助之下,传教士们向晚清政府提出了系统的教育改革方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清末新政时期,中国教育界掀起了向日本学习的浪潮,不但大批的中国留学生和办学人员远渡东瀛,求新知于日本,而且有大量的日本教习到中国来传授新式教育的方法和内容。面对这种形势,“中国教育会”在失望之余,试图带领教会学校与中国自办教育展开竞争,欲使教会教育成为中国自办教育学习的典范,从而确立传教士传播“西学”的正统地位。这一时期,教会教育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并且在“中国教育会”的协调下,逐渐出现了系统化的趋势。与此同时,中国教育界的新知识分子开始集结。他们组成各种团体,以集体的力量维护和发展在其时尚属稚嫩的新式教育。在这些社团中,各省教育会以及县市和城镇乡教育会成为数量较多、组织较为完善、活动较有规律,影响也较大的一类组织。江苏省教育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类教育会组织自身具有高度的民主性,能够聚集各方面的力量,同时由于得到晚清政府的支持,获得了来自政府的经费资助,并且具有借助行政权力的便利,因而成为整个教育系统中一个有机的部分,对于表达教育界的立场,发挥教育家和教育工作者群体的力量,推进新式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独特而积极的作用。 民国鼎新,中国的教育转型进一步深化。由于中国自办教育规模的发展,“中国教育会”
高凡夫[8]（2006）在《追索正义与尊严的艰难诉求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研究》文中提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是在国内外形势变化的情况下发生，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民众造成的巨大人员、财产损失和严重的精神创伤，是索赔兴起的根本原因；战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进步和改革开放后中国民众权利意识增强，是索赔兴起的重要前提。在早期索赔运动发展过程中，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欧美国家妥善处理战争赔偿问题的启发下，角色回归后的中国知识分子，首先提出并发起了民间索赔。他们在探索构建民间索赔理论的同时，积极推动了索赔运动的开展，并最终使之成为社会广泛关注和参与的群众运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是民间索赔运动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索赔诉讼是战争受害者自觉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重要方式，也是日本政府和企业无视受害者权益、拒不履行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受害者采取的正义和必要的行动。对日诉讼有劳工诉讼、慰安妇诉讼和细菌战受害诉讼等类型，根本目的就是追究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责，为受害者讨回公道和尊严。尽管目前的诉讼胜少败多，但诉讼的积极意义不可低估。日本政府和法院对受害者的诉讼设置了重重法律障碍，使得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举步维艰。同时，诉讼活动本身也存在着各种问题和困难，但诉讼要真正取得进展，还在于日本政府的诚意。民间对日诉讼凝聚了各方面的社会力量，形成了原告、志愿者、社会活动家、律师和专家学者等参与者群体。不同的群体团结合作、密切配合，在诉讼中各自发挥着自身优势和作用，积极推动着索赔活动的进展。正确的历史认识是中日友好关系的政治基础，由历史问题和战争遗留问题而引发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已经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政府对这一运动的立场和态度，呈现出宏观和具体相矛盾的两个侧面；中国民众则积极支持和参与了这一运动。日本政府和企业对中国战争受害者采取的是拒绝赔偿的顽固立场，日本右翼势力更是极力阻挠和破坏；日本法院尽管表现出了相对的独立性，也能够作出一些有利于中国战争受害者的判决，但大多数判决却令人失望；日本市民运动与和平团体，则积极支持和参与了中国战争受害者正义行动，众多富有正义感和良知的日本民众的支持和参与，不仅给受害者以极大的精神鼓舞，也是索赔活动深入开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的顺利开展，给中日关系带来的不是负面影响，而是促进了中日关系朝着良性方向发展。民间赔偿问题的解决，不仅是恢复人类正义和尊严的需要，也是日本重塑国际形象的重要条件。日本方面只有妥善解决战争受害者的赔偿问题，才能取得国际社会的信任，也就才能真正走向“正常国家”。
杨发祥[9]（2004）在《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计划生育是当代中国历史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开展计划生育历史的研究，对中国人口的现代化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除导言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九章。 导言部分阐述了选题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现状，简单介绍了基本文献资料，交代了本文涉及的相关概念、研究方法和研究创新。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中国计划生育的历史渊源。包括中国古代的计划生育思想、近代以来的国内外计划生育思想及活动。 第二至第六章分阶段阐述了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历程。1949年以来，我国计划生育大体经历了五个较长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49-1961年），是我国计划生育的提出与论争时期。其中，1949-1953年，是计划生育工作的缺失与提出阶段；1954-1957年，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与初步开展阶段；1958-1961年，计划生育步入发展的歧路阶段。第二阶段（1962-1970年），是我国计划生育的再起与停顿时期。1962-1965年，是计划生育的提出及其在部分市、县的试点阶段；1966-1970年，计划生育陷于停顿阶段。第三阶段（1971-1978年），是计划生育的勃兴与普及时期。以[71]51号文件的发表为标志，中国计划生育进入实质性的发展时期。第四阶段（1979-1991年），是计划生育的开拓与发展时期。1979-1984年，是计划生育的深入开展和政策调适阶段。1985-1991年，是计划生育规范化与制度化时期。第五阶段（1992年以来），是计划生育的新形势和新探索时期。1992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我国步入体制转型时期，计划生育工作适应新形势发展，迎接新的挑战，进行新的调适，逐步摸索出了一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生育工作运行机制，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 第七章主要阐述了计划生育在运作实践中相关政策、运作机制及实际效果的地方差异，城乡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之间、军事单位与非军事单位之间、涉外婚姻与本土婚姻之间等呈现出多层次特征。我国计划生育今后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仍在农村和流动人口上，这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关键。在本章中，还阐述了我国计划生育的法制化道路。包括“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和相关基本法律中，计划生育地方性法规和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颁布和实施等。 第八章主要阐述计划生育的推行带来的社会变迁，包括计划生育对妇女、儿童、老人及家庭规模、功能和结构类型的影响，计划生育与我国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人口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计划生育与城乡生育观念的转变以及新型生育文化的生长等。 第九章主要阐述计划生育的国际比较、中外交往及国际评价，从而更好地认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实施效果与国际环境。 结语主要阐述了中国计划生育的跨世纪回顾与反思，包括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轨迹、计划生育的特点与影响、成功经验与存在的问题等，并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发展规律和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对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发展趋势进行了战略性前瞻与预测。
席庆义,柳志慎,马宗华[10]（2002）在《求实、创新,开拓学会工作新局面——华东编协发展历程（1992—2002年）》文中研究说明 华东地区高等院校自然科学学报编辑协会（简称华东编协）,在党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教育部科技司和华东各高校领导的支持下,经过艰苦的努力,于1982年9月,在山东泉城济南市成立,至今已走过20年的历程,召开过六次会员代表大会。20年来,华东编协历经了初创、发展与开拓新局面的过程,促进了华东地区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的发展与繁荣。编协章程规定:华东编协是华东地区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编辑工作者的群众性学术团体。群众性和学术性是华东编协的基本性质,20年来,华东编协正是遵循这一宗旨努力开展自己的工作。学术性是协会的生命,不开展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协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群众性则是基础,是生命之源,协会工作如不依靠群众,
二、加快学报工作现代化步伐 开创华东编协工作新局面——在华东编协第6次会员代表会上的工作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快学报工作现代化步伐 开创华东编协工作新局面——在华东编协第6次会员代表会上的工作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爱国民主人士黎照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革命与从政 |
| 第一节 投身革命的原因 |
| 一、家庭背景 |
| 二、启蒙教育 |
| 三、留学经历 |
| 四、孙中山的引领 |
| 第二节 海内外的革命斗争 |
| 一、在美国的斗争 |
| 二、革命金融家 |
| 三、东江遇险 |
| 第三节 黎照寰的革命思想 |
| 一、黎照寰着书的历史背景 |
| 二、黎照寰书中的革命观 |
| 三、与戴季陶主义的比较 |
| 第四节 铁道部的从政经历 |
| 一、重返政坛的原因 |
| 二、履职实绩 |
| 三、时局制约下的转行 |
| 第二章 开创交通大学的“黄金时期” |
| 第一节 黎照寰的治校理念 |
| 一、交通大学的早期历史 |
| 二、治校理念 |
| 三、现实的困境 |
| 第二节 黎照寰的改革措施 |
| 一、行政管理改革 |
| 二、院系学科改革 |
| 三、招生教学改革 |
| 四、基础设施的扩充 |
| 第三节 黎照寰的创新举措 |
| 一、提高声誉：顶尖学者访校 |
| 二、扩大影响：举办重要会展 |
| 三、国际知名：拓展海外交流 |
| 四、培养精英：德、智、体全面发展 |
| 第四节 抗日救亡中的斗争与无奈 |
| 一、组织抗日斗争 |
| 二、理智研判与应对 |
| 三、“孤岛”治校的艰辛 |
| 第五节 黎照寰的教育思想 |
| 一、黎照寰的治校成就 |
| 二、“教育强国”的理念 |
| 三、科学合理的教育体系 |
| 四、“振兴国家”的责任 |
| 第三章 黎照寰的社会活动 |
| 第一节 筹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
| 一、筹建同盟的背景 |
| 二、筹建同盟的活动 |
| 第二节 在上海社会的救亡活动 |
| 一、上海市地方协会的活动 |
| 二、国际问题研究会的斡旋 |
| 三、黎照寰的外交观 |
| 第三节 黎照寰的文化活动 |
| 一、创立中山文化教育馆 |
| 二、主持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 |
| 三、黎照寰的影响与贡献 |
| 第四节 黎照寰的宗教事业 |
| 一、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 |
| 二、宗教事业的国际交流 |
| 三、黎照寰的宗教观 |
| 第四章 建国后的活动与思想 |
| 第一节 留在大陆的原因 |
| 一、与旧政权的决裂 |
| 二、主观因素 |
| 三、客观因素 |
| 第二节 建国后的活动 |
| 一、执掌之江大学 |
| 二、支持“抗美援朝” |
| 三、推进公私合营 |
| 四、参与“三自”爱国运动 |
| 五、加入中苏友好协会 |
| 第三节 在人民政协的工作 |
| 一、亲力亲为，尽心履职 |
| 二、科学分析与研判 |
| 三、对政协工作的思考 |
| 第四节 传承孙中山的精神 |
| 一、与宋庆龄并肩协作 |
| 二、怀念与感悟 |
| 第五节 晚年的思想转变 |
| 一、自身思想的转变 |
| 二、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
| 三、期待与无奈 |
| 第六节 黎照寰与竺可桢之比较 |
| 一、黎照寰与竺可桢的交集 |
| 二、影响人生的求学历程 |
| 三、功勋卓着的治校业绩 |
| 四、殊途同归的爱国信念 |
| 结语 |
| 附录 黎照寰生平及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资料 |
| 二、报纸资料 |
| 三、期刊杂志 |
| 四、着作 |
| 五、研究论文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制度与文学制度研究 |
| 二、文学评奖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 |
| 三、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
| 四、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与基本设计 |
| 第一章 “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 |
| 一、民间奖励机制的形成 |
| 二、文艺组织奖励机制的发挥 |
| 三、个人资助机制的产生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 |
| 一、“无果而终”的构想 |
| 二、“广开言路”的求索 |
| 第三节 “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 |
| 一、“墙外开花” |
| 二、“墙内凋敝” |
| 第二章 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 |
| 第一节 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 |
| 一、文学组织的恢复 |
| 二、文学刊物的复刊 |
| 三、文艺政策的调整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 |
| 一、“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 |
| 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创立 |
| 三、茅盾文学奖的创立 |
| 四、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初步建立 |
| 第三章 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 |
| 一、奖项设置的扩容与新创 |
| 二、评委组成的专业化与年轻化改革 |
| 三、评选机制的革新与奖评机制的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 |
| 一、制度“拐点”出现的缘由 |
| 二、被僭越的评奖制度 |
| 三、“反向”的艺术高峰 |
| 第四章 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 |
| 一、公共生态与制度危机 |
| 二、自身存在与制度危机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 |
| 一、多元评价主体的共生 |
| 二、多元评价标准的交锋 |
| 第三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 |
| 一、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 |
| 二、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 |
| 三、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 |
| 四、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3）新中国文艺政策与当代中国电影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序论 |
| 上篇：新中国文艺政策的产生与文本形态 |
| 1 政策与政策的价值取向 |
| 1.1 关于政策 |
| 1.1.1 政策的本质特征 |
| 1.1.2 政策的层次 |
| 1.1.3 政策的功能 |
| 1.2 关于政策的价值取向 |
| 1.2.1 政策主体的价值取向决定政策的价值取向 |
| 1.2.2 政策的价值取向引导政策客体的行为 |
| 2 新中国文艺政策产生的文化、理论背景和现实成因 |
| 2.1 中国传统文化：新中国文艺政策价值取向的文化渊源 |
| 2.2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新中国文艺政策产生的理论背景 |
| 2.3 苏联文艺模式：新中国文艺政策的现实成因 |
| 3 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本形态 |
| 3.1 文艺政策主文本 |
| 3.2 文艺政策辅文本 |
| 3.3 文艺政策泛文本 |
| 4 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本演变 |
| 4.1 新中国文艺政策之“变” |
| 4.1.1 从“讲话”到“条例” |
| 4.1.2 从控制到引导 |
| 4.1.3 从政治到艺术 |
| 4.2 新中国文艺政策之“不变” |
| 4.2.1 坚持“为群众服务” |
| 4.2.2 对文艺功能的重视 |
| 4.2.3 对文艺民族性的关注 |
| 下篇：新中国文艺政策价值取向的嬗变与当代中国电影发展 |
| 5 政治挂帅,电影对意识形态的着力张扬 |
| 5.1 激进、激昂的社会历史主潮 |
| 5.2 服务、服膺的工具论文艺观 |
| 5.3 激烈、激宕的电影银幕图景 |
| 5.3.1 激烈的斗争主题 |
| 5.3.2 激情的英雄形象 |
| 5.3.3 激荡的电影事件 |
| 6 多元探索,电影的现代化改革 |
| 6.1 文艺政策价值取向的重新定位 |
| 6.2 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现代化改革 |
| 6.2.1 电影产业的恢复与改革 |
| 6.2.2 电影观念的更新与变化 |
| 6.2.3 电影语言的探索与革新 |
| 6.2.4 电影视野的开放与拓展 |
| 7 市场化转型,电影的商业性突显 |
| 7.1 政策导向的转变 |
| 7.2 电影体制的改革 |
| 7.2.1 电影制片与发行机制改革 |
| 7.2.2 电影商品市场潜力初显 |
| 7.2.3 电影美学特征的丰富 |
| 8 产业化建设,中国电影构建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
| 8.1 文化产业与国家软实力建设 |
| 8.2 中国电影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 |
| 8.2.1 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构建 |
| 8.2.2 中国电影的产业化建设 |
| 8.2.3 中国电影的国际化努力 |
| 8.2.4 中国电影构建国家文化软实力 |
| 余论 |
| 附录1 新中国文艺政策年表(主要关涉电影的部分) |
| 附录2 广播影视机构沿革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4）苏州弹词艺术发展史研究：原样保护与能动传承的有机统一（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课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三、文献回顾 |
| 四、称谓界定 |
| 第一章 水乡文化孕育的苏州弹词 |
| 第一节 循序酝酿的播种期 |
| 第二节 风格迸发的黄金期 |
| 第三节 稳中求变的盘整期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艺术价值的延续和主体多元 |
| 第一节 苏州弹词艺术价值的体现 |
| 第二节 对传统遗产的固守 |
| 第三节 对变革创新的追求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弹词艺术的色彩疏密与流派特征 |
| 第一节 流派的形成与嬗变递延 |
| 第二节 以《情探》为例的早期风格基点 |
| 第三节 开篇《新木兰辞》的气质浓淡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弹词艺人的创演自觉和经验反思 |
| 第一节 艺术风格的成型与成熟 |
| 第二节 音乐语言的戏剧性开拓 |
| 第三节 艺人的自发性经验反思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评弹学者的文化自觉和理论操守 |
| 第一节 苏州评弹研究机构 |
| 第二节 理论研究和书谱出版 |
| 第三节 评弹研究的期刊阵地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信息传媒对文化遗产的弘扬 |
| 第一节 广播电台与苏州弹词的联姻 |
| 第二节 近年来广播书场的发展趋势 |
| 第三节 广播书场对保护和传播苏州弹词的促进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受众群体与弹词传承的全方位互动 |
| 第一节 大众听客的接受与反馈 |
| 第二节 文人墨客的雕饰与修书 |
| 第三节 国家政要的偏爱与扶持 |
| 第四节 票房雅集的实践与互动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 原样保护：艺术价值的凝结和递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核心体现 |
| 二、 能动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以发挥“人”的能动性为关键手段 |
| 附录 苏州评弹演变历史及名家流派形成大事年表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5）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问题研究 ——以教与学的关系范畴为基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课题缘起 |
| 二、价值考辨 |
| 三、理论基础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化"之必然择需 |
| 第一节 主要概念的文献述要、相关议题及欠缺分析 |
| 一、全球化 |
| 二、教学论本土化 |
| 三、教育学本土化 |
| 四、教与学的关系 |
| 第二节 "本土化"词源释义及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必然存在与现实内涵 |
| 一、"本土化"词源释义 |
| 二、全球化背景下本土化的必然存在与现实内涵 |
| 第三节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的必然性分析及其内在意蕴 |
| 一、从世界教学论发展史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必然之择 |
| 二、本土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发展的必然之需 |
| 第二章 "化"之曾然境况 |
| 第一节 引介"重教"的日德理论: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的意识萌生 |
| 一、日德教授法的传入 |
| 二、本土化的意识萌生 |
| 第二节 借鉴"重学"的英美理论: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的思想认同 |
| 一、英美教学法的传入 |
| 二、本土化的思想认同 |
| 第三节 形变"重教"的苏联理论: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的基本确立 |
| 一、苏联教学论的传入 |
| 二、本土化的基本确立 |
| 第四节 自创"重学"的本国理论: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的畸形样式 |
| 一、断绝异域理论传入 |
| 二、本土化的畸形样式 |
| 第三章 "化"之今然势态 |
| 第一节 广纳诸类教与学关系论: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的多维拓展 |
| 一、东西洋理论的传入 |
| 二、本土化的多维拓展 |
| 第二节 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进程中的困境分析 |
| 一、"倾向于教"的教学论话语与"倾向于学"的课程论话语的纷争之困 |
| 二、"倾向于学"的现代教学模式取代"倾向于教"的传统教学模式之困 |
| 第四章 "化"之应然探析 |
| 第一节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的应然之探 |
| 一、"教学论"概念的源与流及其汇于中国之简述 |
| 二、中国"教学论"应然表述及其本土化应然阐释 |
| 第二节 中国教与学关系范畴的本土化研究应然之析 |
| 一、中国教与学之应然关系的核心理念 |
| 二、中国教与学之应然关系的主要特征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上海市法学会历史变迁研究 ——以1978年以后的发展为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筹委会法学组的成立及活动 |
| （一）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筹委会法学组的成立 |
| （二） 法学组关于上海法学研究力量的调查 |
| （三） 法学组关于上海开展法学研究的意见 |
| 二、上海市法学会的筹备概况 |
| 三、上海市法学会的成立及意义 |
| （一） 上海市法学会成立大会的举行 |
| （二） 首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的举行与研究计划的制定 |
| （三） 上海市法学会成立的历史意义 |
| 四、上海市法学会早期学术活动概况 |
| 五、上海市法学会早期对外交流活动概况 |
| 六、上海市法学会的顿挫 |
| 第一章 上海市法学会的活动恢复及其发展 |
| 第一节 上海市法学会恢复活动的动因 |
| 一、经济发展的动因 |
| 二、政治发展的动因 |
| 三、思想解放的动因 |
| 四、文化发展的动因 |
| 五、法制发展的动因 |
| 第二节 上海市法学会恢复活动的过程 |
| 一、上海市法学会恢复活动的准备工作 |
| （一） 上海市法学会恢复活动要求的正式提出 |
| （二） 上海市法学会恢复活动的主要准备工作 |
| 二、上海市法学会理事扩大会议的召开 |
| 三、上海市法学会第三次会员大会的召开 |
| （一） 第三次会员大会的召开经过 |
| （二） 上海市法学会会名再次变更的原因 |
| 第三节 上海市法学会在1979 年以后的发展 |
| 一、上海市法学会在1979 年以后的发展概况 |
| 二、1979 年以后的历次会员（代表）大会共通之处 |
| （一） 它们都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 （二） 它们都以践行繁荣法学研究，推进依法治国为主要职责 |
| （三） 它们都结合实际情况变化，适时修改章程 |
| （四） 它们都选举了新一届理事会，健全了上海市法学会组织 |
| 三、上海市法学会第三次变更会名的原因 |
| （一） 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的影响 |
| （二） 法学自身发展的影响 |
| （三） 中国法学会一届二次理事会会议的影响 |
| 第二章 上海市法学会组织机理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会员队伍的历史变迁 |
| 一、会员队伍的变化概况 |
| （一） 会员人数逐年递增的趋势及其原因 |
| （二） 会员结构的合理性趋势及其广泛化 |
| 二、会员条件的历史变迁 |
| （一） 会员入会条件的历史变迁 |
| （二） 会员退会情形的历史变迁 |
| 三、会员权利义务规定的历史变迁 |
| （一） 会员权利义务规定形式的历史变迁 |
| （二） 会员权利义务规定内容的历史变迁 |
| 第二节 领导机构的历史变迁 |
| 一、最高权力机构的历史变迁 |
| （一） 从会员大会到会员代表大会 |
| （二） 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产生方式的历史变迁 |
| （三） 最高权力机构地位与职权的历史变迁 |
| 二、理事会的历史变迁 |
| （一） 理事会成立的历史概况 |
| （二） 理事会组成结构的历史变迁 |
| （三） 理事会改选原则的历史变迁 |
| （四） 理事会任期和职责的历史变迁 |
| （五） 理事会会议召开方式的历史变迁 |
| 三、常务理事会的历史变迁 |
| （一） 常务理事会成立的历史概况 |
| （二） 常务理事会组成人员的历史分析 |
| （三） 常务理事会任期和职责的历史变迁 |
| （四） 常务理事会会议召开方式的历史分类 |
| 四、学术委员会的历史变迁 |
| 第三节 专业研究组织的历史变迁 |
| 一、专业研究组织的设立及其变迁 |
| （一） 专业研究组织在90 年代以前的重建与新设 |
| （二） 专业研究组织在90 年代的成立概况 |
| （三） 专业研究组织在新世纪的设立热潮 |
| 二、专业研究组织设立规定的历史变迁及个案分析 |
| （一） 专业研究组织设立规定的历史变迁 |
| （二） 法医学研究会的设立及其职责 |
| （三） 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会的设立及其职责 |
| 三、专业研究组织的一般运作状况及个案分析 |
| （一） 专业研究组织的一般运作状况 |
| （二） 专业研究组织运作状况的个案剖析 |
| 第三章 上海市法学会社会功能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上海市法学会与有关单位的历史关系 |
| 一、上海市法学会与中国法学会的历史关系 |
| 二、上海市法学会与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及司法局的历史关系 |
| 三、上海市法学会与上海社联的历史关系 |
| 第二节 上海市法学会双重性社会功能的历史变迁 |
| 一、上海社联关于上海市法学会功能的双重性定位 |
| 二、中央有关部门关于上海市法学会功能的双重性定位 |
| 三、上海市法学会的双重性在登记问题上的影响 |
| （一）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要求上海市法学会登记 |
| （二） 上海市法学会及其所属专业研究组织均免予登记 |
| 第三节 上海市法学会在实践中对社会功能的调整 |
| 一、上海市法学会在法治实践中对人民团体属性的调整 |
| （一） 台湾地区对人民团体概念的理解 |
| （二） 上海市法学会人民团体属性的历史分析 |
| （三） 上海市法学会人民团体属性的内在要求 |
| 二、上海市法学会在法学实践中对学术团体属性的调整 |
| （一） 上海市法学会与以学术为主业的社会团体 |
| （二） 上海市法学会与繁荣法学研究的学术团体 |
| （三） 上海市法学会与上海地区的法学学术团体 |
| 三、上海市法学会在法制宣传中对教育团体属性的调整 |
| （一） 法治精神与法学教育的中心任务 |
| （二） 法学会组织与法学教育 |
| （三） 上海市法学会与上海法学教育战线 |
| 第四章 上海市法学会影响路径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不同时期主办的法学期刊比较研究 |
| 一、上海市法学会主办法学期刊的历史概况 |
| （一） 《法学》与《民主与法制》的历史渊源 |
| （二） 《上海法学研究》的历史概况 |
| （三） 《东方法学》在新世纪的创办 |
| 二、上海市法学会主办的法学期刊共同之处 |
| （一） 它们都体现了上海市法学会的工作目标 |
| （二） 它们都提倡理论联系实际 |
| （三） 它们都积极探寻法治 |
| 三、上海市法学会主办的法学期刊不同之处 |
| （一） 它们办刊的定位不同 |
| （二） 它们选材的内容差异比较大 |
| （三） 它们产生的社会影响不同 |
| 第二节 上海市法学会学术活动的历史变迁 |
| 一、1978～1984 年9 月学术活动的历史变迁 |
| （一） 1978～1984 年9 月学术活动的概况 |
| （二） 1978～1984 年9 月学术活动的突出之处 |
| （三） “刀把子”风波始末 |
| 二、1984 年10 月以后学术活动的历史概况 |
| （一） 1984 年10 月～1987 年6 月学术活动的历史概况 |
| （二） 1987 年7 月～1991 年8 月学术活动的历史概况 |
| （三） 1991 年9 月～1996 年12 月学术活动的历史概况 |
| （四） 1997 年1 月以后学术活动的历史概况 |
| 三、1984 年以后学术活动的突出之处 |
| （一） 1984 年以后学术活动次数频繁、学术质量较高 |
| （二） 1984 年以后的学术活动体现了当代上海的城市精神 |
| （三） 1984 年以后学术活动体现了打造上海学术品牌意识 |
| 第三节 1978 年以后其他影响路径的历史变迁 |
| 一、服务法学研究工作 |
| （一） 搭建科研工作的平台 |
| （二） 搭建成果转化的平台 |
| （三） 展示研究成果的窗口 |
| 二、开展法制宣传活动 |
| （一） 开展法制宣传活动的历史概况 |
| （二） 陈丕显支持推广的《三桩讼事》 |
| （三） 彭真题写书名的《法律常识要览》 |
| （四） 为迎接行政诉讼法实施的《中国行政法词典》 |
| 三、上海市法学会其他影响路径的历史变迁 |
| （一） 振兴经济法律咨询公司的历史变迁 |
| （二） 上海涉外经济法律咨询中心的历史变迁 |
| （三） 上海市第七律师事务所的历史变迁 |
| 第五章 上海市法学会历史变迁中的几个问题 |
| 第一节 上海市法学会的变迁动力 |
| 一、现代化建设在上海市法学会变迁动力中的地位 |
| 二、依法治国在上海市法学会变迁动力中的地位 |
| 三、改革开放在上海市法学会变迁动力中的地位 |
| 四、社会需求在上海市法学会变迁动力中的地位 |
| 第二节 上海市法学会的变迁规律 |
| 一、上海市法学会随着共和国法治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
| 二、上海市法学会的历史变迁不断体现共和国法学会组织政治统率法律的特色 |
| 三、专业研究组织随着共和国法学的发展而逐渐增多 |
| 四、上海市法学会的运作逐步向制度化、规范化发展 |
| 第三节 上海市法学会的变迁趋势 |
| 一、上海市法学会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
| （一） 上海市法学会的功能定位问题 |
| （二） 上海市法学会的管理体制问题 |
| （三） 上海市法学会机关的管理问题 |
| 二、上海市法学会改革应注意的基本问题 |
| （一） 改革是个过程 |
| （二） 改革必须协调 |
| （三） 改革必须方向正确 |
| （四） 改革必须务实 |
| （五） 改革必须讲究方法 |
| （六） 改革必须借助外力 |
| 三、上海市法学会改革应注意的具体问题 |
| （一）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有关精神 |
| （二） 加强理事会职业要求的建设 |
| （三） 开展法学会运作模式的研究 |
| 结束语 |
| 附录一：1957 年1 月—1966 年6 月的主要学术活动 |
| 附录二：1978 年以后的主要学术活动 |
| 附录三：上海市法学会历届理事会组成人员名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7）社会变迁中的中国近代教育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关于选题 |
| 二、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三、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二十世纪之前中国教育会与新式教育的酝酿 |
| 第一节 基督教教育团体在中国的出现 |
| 一、维新变法运动之前外国传教士在华教育概况 |
| 二、基督教教育团体的出现和初步发展 |
| 第二节 “中国教育会”“三年会议”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 |
| 一、1893 年的第一次“三年会议” |
| 二、1896年的第二次“三年会议” |
| 三、1899年的第三次“三年会议” |
| 第三节 戊戌政变之前西方传教士群体的中国教育变革设计 |
| 一、教育管理体制 |
| 二、学校系统 |
| 三、教学内容 |
| 四、传教士与士大夫的两度合作 |
| 第四节 “中国教育会”与教会教育为主体的新式教育 |
| 一、近代以来西学在教育观念变革中的作用 |
| 二、传教士教育团体与以教会教育为主体的新式教育 |
| 第二章 清末新式教育体系建立过程中的教育会与教育家群体 |
| 第一节 取法东洋与传教士教育家的反应 |
| 一、二十世纪初学习日本活动的蓬勃开展 |
| 二、西方传教士对于学习日本活动的引导 |
| 三、传教士对学习日本活动的反应 |
| 第二节 “中国教育会”的应对与教会教育的系统化趋势 |
| 一、“中国教育会”第四次“三年会议”对形势的认识和决定 |
| 二、立案注册问题与教会教育的独立发展 |
| 三、清末教会教育的系统化与“中国教育会”的作用 |
| 第三节 中国新知识分子的集结与教育团体的涌现 |
| 一、清末教育改革的仓促推行 |
| 二、中国新知识分子的集结与教育会的兴起 |
| 三、清末时期的江苏省教育会 |
| 第四节 两个群体的并存和共进 |
| 一、清末教育会组织的人员构成 |
| 二、教育变革的新动力 |
| 三、两个群体的并存和共进 |
| 第三章 民国前期教育会系统的成形与新式教育的定形 |
| 第一节 教会教育的地域化与“中国教育会”的重心下移 |
| 一、辛亥革命之后教会教育的新发展 |
| 二、“中国教育会”的重组和改名 |
| 三、“中国教育会”与教会教育系统化趋势的地域性取向 |
| 第二节 中华教育界新知识分子的进一步集结 |
| 一、民国初年各地教育会的组织和活动 |
| 二、民国时期的江苏省教育会 |
| 三、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与其他全国性教育社团 |
| 第三节 “五四”运动之后教育会活动的扩张 |
| 一、各省教育会及其联合会与壬戌学制 |
| 二、各省教育会及其联合会与教育经费独立运动 |
| 三、教育会参与收回教育权运动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8）追索正义与尊严的艰难诉求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思路、方法、主要观点和重点难点 |
| 三、本选题的研究现状 |
| 四、本文结构与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
| 第一节 日本侵华期间的战争犯罪 |
| 一、日军侵华暴行的表现与特征 |
| 二、日本长期侵华对中国的严重危害 |
| 第二节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法理依据 |
| 一、人道主义理念与原则: 现代国际法关于战争赔偿理论的进步 |
| 二、战后民间赔偿的兴起: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有理有据 |
| 第二章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早期进程 |
| 第一节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兴起的背景 |
| 一、建国后对日索赔的长期搁置 |
| 二、知识分子角色的回归 |
| 三、国家放弃赔偿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影响 |
| 四、欧美和亚洲地区战争赔偿处理的启示 |
| 第二节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理论的探索 |
| 一、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基本问题 |
| 二、从中国大陆对日索赔第一信看早期民间索赔思想 |
| 三、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理论形成的几点认识 |
| 第三节 早期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活动 |
| 一、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的兴起 |
| 二、早期索赔活动的参与者与推动力量 |
| 三、早期索赔活动方式 |
| 四、早期索赔的分期及其特征 |
| 第三章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 |
| 第一节 对日诉讼的现状 |
| 一、中国民间对日诉讼兴起的原因 |
| 二、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类型 |
| 第二节 诉讼的目的、性质和意义 |
| 一、诉讼的目的 |
| 二、索赔的性质 |
| 三、索赔的意义 |
| 第三节 对诉讼结果的认识 |
| 一、对日诉讼，败中有胜 |
| 二、屡败仍需屡战 |
| 三、对日诉讼:澄清历史，拒绝遗忘 |
| 第四节 诉讼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
| 一、诉讼存在的问题 |
| 二、解决问题的对策 |
| 第五节 诉讼的主要法律障碍分析 |
| 一、“个人请求权” |
| 二、“国家无答责” |
| 三、“时效” |
| 第四章 中国民间对日诉讼参与者群体 |
| 第一节 作为原告的战争受害者群体 |
| 一、原告群体特征 |
| 二、原告在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 |
| 第二节 志愿者对索赔活动的贡献 |
| 一、寻找受害者 |
| 二、受害事实的调查与取证 |
| 三、帮助和照顾受害者 |
| 第三节 社会活动家与索赔诉讼 |
| 一、林伯耀与中国民间索赔第一案 |
| 二、童增与对日索赔诉讼 |
| 三、王选与细菌战诉讼 |
| 第四节 律师在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中国原告的中方代理人和辅佐人 |
| 二、协助日本律师调查取证 |
| 第五节 专家学者: 为诉讼提供事实与法律依据 |
| 一、历史学者 |
| 二、法律学者 |
| 第五章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与中日关系 |
| 第一节 中国政府和民众与对日索赔 |
| 一、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 |
| 二、中国民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 |
| 第二节 日本方面的立场和态度 |
| 一、日本政府 |
| 二、日本法院 |
| 三、加害企业 |
| 四、日本右翼势力的阻挠和破坏 |
| 五、日本市民运动与和平团体的积极支持和参与 |
| 第三节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与中日关系 |
| 一、战争遗留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地位 |
| 二、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一个普通公民就日本侵华战争赔偿问题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封公开信 |
| 附录2 日本侵华战争赔款问题 |
| 附录3 民意调查 |
| 附录4 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 |
| 附录5 一万中国公民致日本国会公开信 |
| 附录6 战后日本补偿审判一览表 |
| 附录7 外国人战后赔偿法(草案) |
| 后记 |
（9）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文献资料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研究方法与创新 |
| 第一章 中国计划生育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计划生育思想 |
| 一、 控制人口增长的思想 |
| 二、 提高人口质量的思想 |
| 三、 重视人口统计的思想 |
| 第二节 近代以来的计划生育思想 |
| 一、 晚清至五四的人口思想 |
| 二、 欧美节育之风与桑格夫人访华 |
| 三、 五四以后的节育理论与实践 |
| 第二章 计划生育的提出与论争(1949-1961年) |
| 第一节 现实与要求:计划生育提出的起点(1949-1953) |
| 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计划生育的缺失 |
| 二、 计划生育呼之欲出 |
| 第二节 政策与宣传:计划生育起步的双翼(1954-1957) |
| 一、 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 |
| 二、 计划生育的初步开展 |
| 第三节 论争与批判:计划生育发展的歧路(1958-1961) |
| 一、 计划生育指导思想的反复 |
| 二、 计划生育实践的艰难行进 |
| 第三章 计划生育的再起与停顿(1962-1970年)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的再度兴起(1962-1965) |
| 一、 计划生育工作环境的重启 |
| 二、 计划生育实践的举步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陷于停顿(1966-1970) |
| 一、 口头上:“要注意计划生育” |
| 二、 实际上:计划生育陷于停顿 |
| 第四章 计划生育的勃兴与普及(1971-1978年)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体制初成 |
| 一、 生育政策的基本形成 |
| 二、 组织机构的恢复和成立 |
| 三、 计生药具的生产和管理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在城乡的全面推行 |
| 一、 计划生育的全面推行 |
| 二、 人口科学研究的复苏 |
| 第五章 计划生育的开拓与发展(1979-1991年)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开始成为基本国策(1979-1984) |
| 一、 生育政策的导向与调适 |
| 二、 组织机构的日趋健全 |
| 三、 计划生育的深入开展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规范化与制度化(1985-1991) |
| 一、 计划生育体制走向完备 |
| 二、 制度化运作下计生工作的开展 |
| 第六章 计划生育的新形势与新探索(1992年至今)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育政策与体制建设 |
| 一、 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 |
| 二、 计生体制的进一步规范化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工作的新探索 |
| 一、 工作新内容:优质服务 |
| 二、 农村:村级自治 |
| 三、 城市:社区计划生育 |
| 四、 发展道路:综合治理 |
| 第七章 中国计划生育的地方差异与法制化道路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在运作实践上的差异 |
| 一、 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
| 二、 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工作 |
| 三、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 |
| 四、 计划生育的其他差别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的法制化道路 |
| 一、 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及相关法律 |
| 二、 计划生育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 |
| 三、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出台 |
| 第八章 计划生育与社会变迁 |
| 第一节 计划生育与家庭 |
| 一、 计划生育与妇女 |
| 二、 计划生育与儿童 |
| 三、 计划生育与老人 |
| 四、 计划生育与家庭发展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与可持续发展 |
| 一、 计划生育与经济发展 |
| 二、 计划生育与生态环境 |
| 三、 计划生育与人口发展 |
| 第三节 计划生育与社会心态 |
| 一、 城镇生育观念的变迁和新型生育文化的初成 |
| 二、 农村生育观念中传统与现代的并存与消长 |
| 第九章 计划生育的国际比较、中外交往及国际评价 |
| 第一节 各国生育政策及生育现状比较 |
| 一、 生育政策比较 |
| 二、 生育现状比较 |
| 第二节 计划生育的中外交往与合作 |
| 一、 与国际组织的交往合作 |
| 二、 双边及多边国际交往与合作 |
| 三、 参与其它国际人口活动 |
| 第三节 中国计划生育的国际评价 |
| 一、 国际舆论 |
| 二、 国际人口奖 |
| 结语 |
| 第一节 跨世纪回顾与反思:得失分析 |
| 一、 中国计划生育的发展轨迹 |
| 二、 计划生育的特点与影响 |
| 三、 成功经验与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战略性前瞻与预测:路在何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1949-2002年全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增率、总和生育率、总人口一览表 |
| 附录2: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
| 后记 |
四、加快学报工作现代化步伐 开创华东编协工作新局面——在华东编协第6次会员代表会上的工作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爱国民主人士黎照寰研究[D]. 沈亮.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8)
- [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D]. 王鹏. 南京大学, 2014(05)
- [3]新中国文艺政策与当代中国电影发展[D]. 金宜鸿. 武汉大学, 2012(12)
- [4]苏州弹词艺术发展史研究：原样保护与能动传承的有机统一[D]. 陈洁. 南京艺术学院, 2012(02)
- [5]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问题研究 ——以教与学的关系范畴为基点[D]. 宋秋英. 首都师范大学, 2011(09)
- [6]上海市法学会历史变迁研究 ——以1978年以后的发展为对象[D]. 穆中杰. 华东政法大学, 2008(04)
- [7]社会变迁中的中国近代教育会研究[D]. 孙广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06(09)
- [8]追索正义与尊严的艰难诉求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研究[D]. 高凡夫. 上海师范大学, 2006(05)
- [9]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D]. 杨发祥. 浙江大学, 2004(03)
- [10]求实、创新,开拓学会工作新局面——华东编协发展历程（1992—2002年）[J]. 席庆义,柳志慎,马宗华. 学报编辑论丛, 200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