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人类学观点

一、什么是人类学的眼光（论文文献综述）

范稳^[1]（2021）在《太阳转身》文中提出第一章1省公安厅刑事侦查局前局长卓世民现在是一个等待死刑判决书的人。他的一生戎马倥偬、身经百战,无论是在战斗的岁月还是和平年代,他就是不断书写传奇的那一类好汉,死神常常都得绕着他走。卓世民曾经设想过倘能死得轰轰烈烈、壮怀激烈,不说像个英雄,至少也不枉为男儿。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将面临这样一种死法。

刘蕾^[2]（2021）在《新时期中国文学人类学发展历程研究》文中提出

姜建伊^[3]（2021）在《西技东魂：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的叙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影视教育教法研究是影视学和教育学的交叉问题,旨在提升影视教育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学术性。民族志影像是将影像视为书写工具的摄制活动,是影视学和人类学的交叉领域,旨在通过影像,留存少数民族文化,记录社会变迁、反映社会问题的重要学术探究活动。本文采用叙事研究的方法,梳理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的缘起、发展和建立系统教学教法的过程,探究其教育教法的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典型教师的教学智慧,从而为影视教育提供具体生动的教学个案,推动云南影视教育和全国影视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教学发展。本文由七个部分组成:导论,提出“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教学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是如何展开的?”这一核心问题,从教育叙事研究方法、教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和方法、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研究等方面,梳理相关文献,建构分析框架。第一章,采用口述史研究的“时间、事件、人物”等关键概念,描绘民族志影像在云南的缘起、及其教育实践的发展。第二章,以云南本土教师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他们如何将民族志影像的实践经验与民族志影像教育相结合,培养出云南第一代和第二代民族志影像学生的教学实践过程,总结归纳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的理论经验和实践智慧。第三章,以外国教师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他们如何将英国、德国的民族志影视教育的问题意识、感官训练和合作拍摄等教育理论和实践教学手法,引入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并将其与云南少数民族社会结合,培养云南本土学生的教学实践过程,总结归纳外国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的理论经验和实践智慧。第四章,以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的“影视人类学”课程为个案,通过参与观察的方法,描述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实践教学的系统性,分析其教学理论和实践教学的主要内容和操作模式。第五章,从建构主义的“教育是师生合作,挖掘学生的教育潜力,培养具有创造性的学生”出发,分析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的“合作式影像生产与影片文化共感”的教学智慧和实践教学理念。结语,回到叙事教育有的理论框架,讨论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操作模式和教学系统的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为我国影像教育提供学理和现实案例。

刘铁梁,黄永林,徐新建,吕微,陈泳超,刘晓春,徐赣丽,施爱东,刘志伟,刘德增,杨正文,宋俊华^[4]（2020）在《“礼俗传统与中国社会建构”笔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20年8月3日上午,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齐鲁书社联合主办的"礼俗传统与中国社会建构"论坛暨《田野中国·当代民俗学术文库》学术研讨会在线上召开。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王加华教授、民俗学研究所所长张士闪教授的主持下,多位学者从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出发,谈礼论俗,畅所欲言,对当前礼俗研究动态进行反思,并预估其未来趋向。本期选刊的一组笔谈,由各位学者在现场演讲录音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

高琼^[5]（2020）在《论后现代语境中的审美人类学》文中认为审美人类学作为美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发展起来,成为当代美学与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本文从"人类学的自反性目光"、"艺术人类学研究提供的土壤"与"当代美学危机"三个维度重返审美人类学诞生的语境,揭示审美人类学内在的多重他者眼光。结合西方审美人类学研究中理论预设与基本方法的反思,以及中国审美人类学研究案例中从"地方性审美经验"到"审美认同"再到"审美制度"的追踪路径,本文认为在全球化、多元文化互动流通的时代,审美人类学研究能真正描绘出经由美感共同体的聚散而在不确定性的漂泊中寻找安全感的当代人的真实生存境况与情感结构。

杨蕴希^[6]（2020）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研究 ——以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明确要求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共同主导的“三权并行”教育行政管理制度,用以提高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对地方、学校及学生需求的适切性。地方和学校在国家意志的授权下获得了相对的课程自主权,能够根据自身的条件和需求开展包括确定课程目标、选择课程内容、安排课程实施、组织课程评价等一系列课程相关活动,这就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地方课程知识融入地方课程体系提供了良好契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特定地区、特定民族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世代沿袭而来的无形、活态流变的文化资源,是唯一的、活态的、流动的文化记忆与历史见证,其内容涵盖大量极具地方特色的知识内容,是地方课程的重要知识来源和开发素材。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地方课程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开发研究,不仅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教育传承与保护的有效探索,还能够充分利用丰富的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来完善地方课程体系建设、促进地方教育的全面发展,对地方人才培养、地方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以及地方经济社会的进步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有鉴于此,本研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为研究对象,结合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与实施的具体案例,运用文献、实地调查、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循着“在这里”“去那里”“回到这里”,亦即“田野前”的“应然”、“田野中”的“实然”、“田野后”的“使然”和“诚然”综合的研究思路,同时注重人类学中“自我”与“他者”,社会学中身份自觉与社会认同,文化学中文化多元与文化交往等学科理论视角的引入与运用,意在逐步解答“何以将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地方课程”“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及其开发对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对地方课程体系建设与完善何以可行且必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何以优化”等问题。为此,围绕主题从绪论（研究背景、研究综述、研究意义、概念澄清）、理论阐释、学科视角、研究对象与方法、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现状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实践评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优化对策、研究结论与研究反思等方面展开了具体的研究,力图呈现从理论到实践再回到理论的综合研究特征。本研究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问题意识的切入及其概念的阐释,并将之与主题密切紧扣,以突出研究旨趣,彰显研究目的。其中,较为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实证对象——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中丰富斑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禀赋及其开发的形式与内容,展示了流域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学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高度认知、自觉以及取得的一系列实践成效;同时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尚存在着课程资源不够、课程目标缺失、文化环境蜕变、主体效能较低、评价反馈不足等“实践困境”,存在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情感价值剥落、课程开发功利趋向明显、课程生态失衡等“困境归因”。在此基础上,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意义与价值高度,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目标的多维建构、课程内容的多重优选、课程主体的多效赋能、课程实施的多类统整、课程评价的多元交互等内容,就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对策体系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并在其中展示出了一定的学术见解。

于沁可^[7]（2020）在《先秦文献中的草木书写及其文化语境研究》文中指出草木与民众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息息相关,民众艺蔬果以为食,采本草以为药,织桑麻葛苎以为衣,植杨柳桑梓以为家园,伐檀榆松柏建造庙堂……,大地草木不仅造福于民众的衣食住行、养老送终,还蔚然荫庇着人们的家园,慰藉着人们的精神。正因为人类的生活离不开草木,因此,在早期文学和文献中,关于草木的书写皆构成重要组成部分。《诗经》《山海经》《楚辞》这三部先秦典籍中即有大量关于草木的内容。对三个文本中草木书写的内容、功能等问题,以及对这些草木的辩证与训诂,前人均已做过大量研究,本文则试图将三个文本的草木书写置于历史演变的进程中进行比较,并通过这种比较分析,发掘其赖以形成的文化语境与主体性,以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之处。《诗经》屡屡以草木起兴寄情,采草木入歌吟,尤其是《国风》,许多诗篇都是先民在采集草木时所歌吟的,可以说,离开草木,就没有流韵无穷的《国风》;庄严肃穆的《颂》《雅》诗篇,往往描写烝尝祭典上丰收的五谷,对五谷的赋写和颂赞使《颂》《雅》区别于天真无邪的《国风》。《山海经》详细记载百余种草木的名称、形态和药用功能,体现出可贵的观察态度和实证精神,与《诗经》的草木起兴寄情形成鲜明对比。《楚辞》屡屡以草木为象征,以香草比喻高洁人格,以恶草比小人奸佞,“香草美人”成为千古绝唱。这三个文本,虽都关切草木,但其所体现出来的对于草木的观照方式、呈现方式却大相径庭,《诗经》以草木起兴和赋颂,《山海经》为草木建档立案,《楚辞》以草木为象征,它们对草木的书写、观照和呈现体现出如此鲜明的差异,是什么样的文化语境和主体性造就了这些差异,这正是本文探究的主题。本文认为,《诗经》,尤其是《国风》,作为乐歌,与民间歌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先民们依靠草木为生,草木就是其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国风》多借草木起兴,即目所及,触景生情,借草木引出歌调,而并非着意以草木为审美对象或观察对象,更非借草木为道德的象征;《大雅》和《颂》诗中一部分用于丰收庆典的祝颂诗篇,由典乐的乐师所作,极尽铺写丰收粮食的盛况,开启了“赋”的篇章,其对于草木“退一步”的观察的呈现方式,展现出与《国风》完全不同的世界观表达。《山海经》中关于草木的书写,主要出现于《山经》部,《山经》以山川地理为纲,详细记述山中所出的草木鸟兽,说明其名称、形态、习性和药用,是一部以开发利用山川资源为目的的地理博物志,此书成于地官司徒一类的王官之手,体现出王官博物学者出于实用目的,而对草木作出的实证性观察。《山经》所记载的草木,几乎全是具有药用价值的本草,其草木书写方式体现出王官对于特别之物的聚焦和凝视,使草木书写被对象化。《楚辞》的草木书写则出自文人之手,草木成为文人自我表达的象征,“香草美人”的创作传统流韵千古。《楚辞》特别是《离骚》中,诗人自叙身世,抒发忧郁愤懑之情,其自我表达总是与香草嘉木的象征结合在一起,甚至通过服佩香草、餐花饮露、以花朵为房屋舟楫等这类极具象征性的表达,以示自己不流于世俗的精神。在《楚辞》中,草木被赋予强烈的象征意味,成为纯粹的道德符合和审美符号,既非生活世界的一部分,也非认知和求用的对象,而是作为纯粹的文学意象,中国文学的草木象征传统由此得以确立。《诗经》《山海经》《楚辞》这三部先秦典籍,因其赖以生成的主体性以及文化语境的不同,对草木的观照方式、呈现方式展现出全然不同的特点,体现了不同的创作群体对世界、自我,以及世界与自我关系的不同理解。本文试图借助民俗学、民间文学的视野,结合对植物采集文化、王官学术和文人写作这些重要文化关节点的研究,对这三部作品的草木书写及其生成机制做出系统论述,希望这一研究对于开拓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学术视野,借助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眼光研究古典文学和文献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

祝宇红^[8]（2020）在《如何读张爱玲散文？——一份基于人类学视野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独特的人类学视野贯穿了张爱玲前后期散文写作。张爱玲1970年代的散文《谈看书》《谈看书后记》从人类学、人种学问题引出文学原型、小说艺术形式与真实的关系等文学命题,别具只眼。张爱玲散文的人类学视角,有着与泰勒、马雷特等英国人类学家相似的知识型特点,这源自她在香港大学受到的许地山学术影响,这种影响在早期散文中尤为突出,特别体现在她对人类学原始主义的吸纳上。张爱玲有意识地利用了人类学中的"他者"观念,不仅运用"洋人看京戏"的审美距离来审视本土文化,也指出"洋人"眼光本身就同时成为被审视的"他者",从而不同于五四新文化人那种基于民俗学立场的启蒙人类学视角,而具有"反启蒙的启蒙"的意味。但在张爱玲晚期散文写作中,她更多地回忆故乡、回顾历史,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接近了五四新文化人的民俗学、民族志立场。

徐刚^[9]（2020）在《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对于研究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理论体系及其思想渊源,丰富中国法律思想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中国现代法律教育起源于近代中国在移植西方法律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制度性变革,初步形成于国民政府制定法体系完善后的30年代末期。孙晓楼是中国第一位系统研究近代法律教育,并出版国内第一本法律教育专着《法律教育》的法学家,被吴经熊誉为“研究法律教育的开路先锋”,被美国学者康雅信（Alison W.Conner）誉为“出色的法律教育家”。《法律教育》涵盖了法律教育领域里的几乎全部内容,包括法律教育之意义和目的、两大法系法律教育之比较、师资队伍与设施保障、入学条件与课程设置、法学研究方法与法律实践教学、法律夜校与法律研究院等。因而,有学者认为孙晓楼是民国时期“专门法学教育体系”的建构者,并在“中国法学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研究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理论体系、实践过程、作用发挥、历史价值等方面,对于当今中国法学教育改革、卓越法治人才培养具有较强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我国法学教育正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如何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抓好法治人才培养,如何走以提高法治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如何创新中国特色法学教育模式,如何廓清跨学科知识体系对未来法学教育的影响等。孙晓楼正是在类似的时代更迭、论争不断的历史背景下,建构出全面系统的法律教育理论体系,其探讨和论证过的内容有:法律教育肩负着为国家培养法律人才的政治责任;在法律国际化过程中如何保持好本国法律教育的民族性、社会性;法律人才应当时刻关注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主张从最开始的提高入学资格入手,到培养环节中以高水平教授、完善的教学设施条件,来共同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等。论文综合运用了文献分析法、法律社会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系统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系统探究了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产生背景,包括法制环境、地域背景、学术氛围以及个人因素。“自主性”特征明显的国民政府法制建设,在建成以“六法全书”为代表的具有中国品质的近代法律体系后,更加需要一批既深谙西方法律文明,又从小熏陶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下的本土法学家来深入推进法制建设。他们不但能更好地适应法律自主性变革,而且能更加有力地强化法律变革的自主性。阻碍民国司法独立的掣肘性因素在于法律人才的匮乏,此外,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也需要更多的法律人才充实进新式司法机构和运转司法。时代最前沿、中国最开放、经济最发达的大上海,吸引了大批法科留学生留沪工作和优秀律师执业团体的形成。他们共同成为私立法政院校的优质师资,客观上促进了上海法律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接受过西式法律教育并于20年代崭露头角的第二代法学家,不但能够运用西方法律去改造中国传统法律,将汉语语境下的中国法律推向一个新高度,而且经常性地开展法律思想大讨论和多领域的法律实践活动。孙晓楼长时间倾注于东吴法学院教书育人,精心编纂两期法律教育专号,也深受东吴师生法律教育思想的启发和影响,通过自己的精深研究,系统化的法律教育思想得以最终形成。深刻阐释了孙晓楼关于法律教育的主要思想理念。任何理论体系必然都有其独有的思想理念作为指引,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自不例外。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源自于对民国大学教育存在的空谈式的理论教育、士大夫式的绅士教育、功利式的个人主义教育、盲从式的洋化教育等问题的关注和改进。关于法律教育的意义,他认为关系到国家法治的前途,并希望办理中国高等教育的人能特别注意到,因不切国情而妨害国家民族性发展的大学教育中的问题;希望办理法律教育的人能将法律教育当作一项事业,杜绝短期功利思想和行为;希望法学界注意到法律教育研究的重要意义,尽心竭力地研究法律教育。关于法律教育的目的,他认为是训练为社会服务为国家谋利益的法律人才。关于什么是法律人才,他认为要具备法律学问、法律道德、社会常识。针对当时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重知识轻实践、对外国理论缺乏甄别、对德育重视不够、对社会科学研究不足等问题,提出了推行理实并重制、改革课程体系、编写优质教材、改变讲授方式、加强品行培养、增强对理论法学和社会科学的学习研究等具体举措,对于当今卓越法治人才培养依然具有较多启示意义。重点研究了孙晓楼关于民国法律教育的制度设计。孙晓楼从法律国际化进程中的民族化、理实并重制、法律研究方法、法律课程编制等四个方面,对民国法律教育进行了制度设计。在法律国际化进程中,法律教育要立足本民族文化和本国社会实际,为本民族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在比较借鉴大陆和英美两大法系法律教育优点的基础上,来改善中国法律教育。理实并重制,既有法律人才培养不适应废除领事裁判权需要和为缓解法律张力而培养具有较高司法智慧、司法技巧的法律人才等历史背景,又有以例案研究等四点关键之举来实现理论学科和实验学科相配合等系统内涵,具有较强的历史进步性。偏于理论的、狭义的、分析的研究方法存在通病,而在社会法学派崛起之后,法律的研究方法出现倾向于实际的、广义的、功用的研究之趋势。在详细考察12所国内外着名大学法律课程的基础上,不但研究得出沿用至今的课程编制五项原则,而且提出应添设法律伦理学、会计学、理论法学等三门课程的观点,切实针对时弊,符合当时历史阶段要求,至今仍具颇多启发意义。深入研究了孙晓楼关于法律人才培养的质量控制。孙晓楼从作为人才培养质量初始环节的入学门槛把控、作为人才培养质量关键的高水平教授、作为人才培养质量支撑保障的设施设备等三个方面对法律人才培养进行质量控制。受美国和东吴法学院“精英化”法律教育的影响,针对不合格学生充斥法律学校的时弊,提出一方面要限制学生人数,来达到以重质不重量的原则去选择人才和方便教师集中培养学生的效果;另一方面以提高入学资格来代替延长学习年限,保证学生在学习法律前应当修完9门基本科目。主张教育部限制学生人数的整顿措施,应当考虑各个学校的历史、已往的成绩、不同学科的强弱程度、学校本身经济情况等因素,避免一刀切。针对位置不稳、四处兼职的教授现状,主张以身许学的专任教授是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要通过俸给的提高、位置的保障、课目的限制、时间的限制和生活的改善,来崇养“国士式”教授。法学图书馆、模型法庭、讨论室、法律救助社是保障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的必要设备支撑。着重研究了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实践展开。孙晓楼在担任东吴法学院副教务长、朝阳学院院长时期的法律实践,既是其法律教育思想的折射与印证,又是其实践智慧的充分展现。以论着的形式阐释比较法研究令人信服的理由,试图说服政府减少对东吴法学院比较法教学的干预,并指出比较法研究之根本目的在于改善中国法。特色鲜明的比较法教学给东吴法学院带来了充足的生源、良好的就业、星光闪耀的律师群体和司法官群体等巨大实际效益。长期在一批具有丰富法律实务经验的教师群体指导下的东吴模型法庭课程,克服了长期理论灌输之弊病,训练了学生法律推理、法律论辩等方面的实践能力,对东吴法学院法律教学提供了莫大的帮助。担任朝阳学院院长期间,积极推行理实并重制,聘请司法经验丰富的法学家组成司法组教务委员会,引进模型法庭并适当增加比较法课程,补强了朝阳学生短于法律实践的弱项。孙晓楼是在中国添设法律研究院的最早极力主张者之一,也阐释了法律夜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存在的理由及改进对策。全面研究了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价值。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具有深厚的学术价值、深刻的历史价值和深远的当代价值。与同时代主要法学家相比,孙晓楼从推动和实现国家法治的高度出发,以更加宏大的系统性思维站在理论建构者的视角,综合运用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全面建构民国法律教育理论体系。参加国民政府教育部修订法律学系科目表工作,对在全国范围开设法学基本科目必修课、比较法课程以及遵循其主张的课程编制五大原则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法律教育思想对朱家骅任教育部长时期的宏观法律教育政策产生了不少启发和影响。担任东吴法学院副教务长时期,始终坚守比较法教学,积极推动模型法庭和图书馆建设。抗战期间担任朝阳学院院长,克服筚路蓝缕的办学困境,竭尽所能地四处聘来阵容齐整的高水平教授队伍,实行严格的学分制度、考试制度和奖惩制度,取得了招收法科研究生的新突破,取得了丰硕的办学治校成果。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对于进一步明确当今法学教育宗旨和定位,如何建立健全中国特色法学教育模式,如何构建法学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如何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如何开展好跨学科教育,如何将法律伦理学有机融入课程体系,如何改进法学研究方法和实践性教学等方面,都具有较多的经验启示和较强的借鉴意义。

向月婷^[10]（2020）在《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21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研究普遍出现人类学转向,在这样的趋势下,文学与人类学的交叉研究随着综合性的文化研究的兴盛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和关注,当代的“人类学”与“文学”在理论和研究范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之间的互动对话也变得更加密切,因此对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也变得更加清晰。学者最开始是从闻一多先生的神话研究、弗莱的“原型理论”以及以弗雷泽（J·G·Frazer）为代表的剑桥仪式学派出发去把握中国现代文学人类学的历史脉络和学术传统的。中国当代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和实践,大多是以文化人类学为切入点,对显性文化做出阐释,然后从原始思维和神话思维角度出发,深入到文化内部的隐性部分。并且,当代文学人类学对“口头传统”“文本与田野”进行了价值重估,探索出一条“原始神话思维——民间仪式叙事——人类叙事”的路径。阿库乌雾是以作家和人类学家的双重身份进行文学创作的彝族诗人。他的作品中充溢着浓郁的彝族特色,大凉山彝区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自然风貌和彝族民间的史诗传说、风俗习惯、仪式展演自然地贯穿在阿库乌雾的写作中。最具有文学人类学意义的部分,是对本族人民情感与命运的深情观照。本论文将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创作观念的发生及发展、创作背景及创作实践放置在文学人类学视域中进行研究,以当代文学人类学理论为指导,并且结合徐新建提出的“本文与文本”理论,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深入研究阿库乌雾写作中的文学人类学元素、文学人类学特点和文学人类学意义。该论文的研究从五个部分依次展开:首先,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意义和目的,梳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现状,讨论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理论方法,反思本论文研究的难点、创新点和不足之处;其次,本论文运用文学地理学的相关研究视角,论述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观念的发生及发展,围绕“本籍文化”和“文化身份认同”两个问题来进行讨论,在研究中发现,阿库乌雾的成长经历、教学过程和科研反思以及各类的社会实践对他的文学人类学观念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再次,研究梳理总结了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的背景。阿库乌雾的“凉山—混血世系”是他写作的广阔背景。在这一背景之下,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的创作实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探索期、塑造期和丰收期。第四,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再结合笔者的田野调查,分析阿库乌雾写作中蕴含的文学人类学因子。主要从他写作中涉及到的彝族民间文化、民俗文化和信仰文化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分析了阿库乌雾写作的文学人类学特点和功能;第五,在后现代的价值视野和文化语境中,总结了阿库乌雾的书写方法和特点、辨析了田野与文本、口头文化与书写文化中的价值偏颇问题、肯定了阿库乌雾的书写对彝族文化“再生产”的积极作用。另外,文章还基于阿库乌雾的“多民族文学史观”,对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的文学观和价值观做一考量。通过研究,论文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阿库乌雾的文学人类学写作研究对现今的文学人类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他打通文学与人类文化的内在联系,揭示文学与人类文化生活的共生性,阿库乌雾的文学人类学写作是具有全球视野的书写模式和文化实践,具有深刻的文化人类学意义。其次,阿库乌雾文本中深刻地表达了他对现代性的反思与审视,阿库乌雾用与时俱进的眼光和创作手法对文学进行现代性的观照,拉近了自己的作品与世界的距离。向外,他客观从容地分析看待世界,向内他达观平和地观察剖析自心。最后,阿库乌雾的文学人类学写作体现了彝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自身管理与社会调控就是一个文化解构和建构的过程。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的成功和走向世界,标志着彝族人对自身文化阐释能力的提高和外界对于彝族文化的认识以及接受,这带给了彝族人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和促进了面向未来推陈出新的文化“再生产”。

二、什么是人类学的眼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什么是人类学的眼光（论文提纲范文）

（1）太阳转身（论文提纲范文）

（3）西技东魂：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的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礼俗传统与中国社会建构”笔谈（论文提纲范文）

（6）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研究 ——以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先秦文献中的草木书写及其文化语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如何读张爱玲散文？——一份基于人类学视野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9）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什么是人类学的眼光（论文参考文献）

• [1]太阳转身[J]. 范稳. 当代, 2021(05)
• [2]新时期中国文学人类学发展历程研究[D]. 刘蕾. 西华师范大学, 2021
• [3]西技东魂：云南民族志影像教育教法的叙事研究[D]. 姜建伊.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4]“礼俗传统与中国社会建构”笔谈[J]. 刘铁梁,黄永林,徐新建,吕微,陈泳超,刘晓春,徐赣丽,施爱东,刘志伟,刘德增,杨正文,宋俊华. 民俗研究, 2020(06)
• [5]论后现代语境中的审美人类学[J]. 高琼.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2020(01)
• [6]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研究 ——以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为例[D]. 杨蕴希.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7]先秦文献中的草木书写及其文化语境研究[D]. 于沁可. 山东大学, 2020(01)
• [8]如何读张爱玲散文？——一份基于人类学视野的考察[J]. 祝宇红. 现代中文学刊, 2020(04)
• [9]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研究[D]. 徐刚. 扬州大学, 2020(04)
• [10]阿库乌雾文学人类学写作研究[D]. 向月婷.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3)

标签：人类学论文;  贵州民族论文;  教学理论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