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部门征收契税是不恰当的

一、强行要求部门代征契税不妥（论文文献综述）

焦文卿^[1]（2020）在《从官商协作看牙税的民间运作形态 ——以清末民初清苑县牙税征管为例（1903-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晚清自民国,中央屡屡颁行牙税的整顿新章,希图加强对地方税源的控制,然而在实践层面,县作为经征机构,在长期政费匮乏的压力下,往往结合既有的税政结构,在与民间社会势力的互动协作下表现出灵活地自我调适能力,以非正式手段因应中央或省一级的行政权威,竭力保障地方财政的正常运转。本文围绕清末民初县财政压力下税收秩序的打破与重塑,以清苑县牙税征收为例,呈现县署、商会与包税商的冲突纠葛与协商互动,揭示民初税制近代化改革的浪潮下,地方税收过程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糅合汇流的复杂面貌。另一方面,官商互动谈判的公函往来中,措辞表达逐渐透露出民间社会对官方意识形态地迎合与利用,新的税政观念与法律意识同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谈判效力,成为左右权势的关键要素之一。以往的研究侧重以现代化作为近代财政发展的预定目标和评判标准,本文则以清苑县牙税运作为例,尝试分析“近代化”财政改制在县一级税政实践中引发的冲突,呈现地方政府与保定商会如何围绕税收征管展开协商,尤其在非正式体制下,利用官方权威与税权利益达成各方认可的规章秩序、维系税收运转的过程,探讨中国近代财政改制的真正路径。

李树静^[2]（2020）在《当代中国农村契约秩序研究 ——以北京市延庆区为样本》文中提出契约是当事人对交易标的达成基本共识基础上的交换关系。“契约秩序”意指特定社会组织通过契约安排所达成的运行状态。全方位贯穿于农村生产生活中的契约,既内生于农村社会,又与国家权力密切关照,构建了当代中国饶有特色的农村契约秩序。通过契约实现产权价值,是契约秩序的内在功能,契约的缔结形式、内容、契约的履行和纠纷解决方式,是契约秩序的外在表现。本文以北京市延庆区为样本,将当代中国农村契约分为公共事务契约、私人事务契约两大板块,从三个层面对农村契约秩序加以梳理和分析:第一,通过翔实的数据和鲜活的事例展现当代中国农村契约的基本样态;第二,以产权相对性理论为基础,阐释当代中国农村契约秩序在实现产权价值功能方面的实然与应然状态;第三,通过分析契约秩序所具有的系统性特征,从农村秩序系统的外在表征,即农村契约的形式与内容、农村契约的履行、农村契约争议解决三个维度,论证农村契约秩序的法治化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研究北京市延庆区农村公共事务契约基本样态。农村公共事务契约以农村集体经济合同为主,因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和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统称“村民自治规约”）建立在村民合意基础上,并且作为村民自治领域极其重要的社会规范,对包括农村集体经济合同在内的农村公共事务契约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本章将二者共同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2019年1月前延庆区尚在履行中的四类集体经济合同（资源类合同、资产类合同、资金类合同和其他类合同）基本样态进行分析,发现作为当代中国农村的主要契约类型,农村集体经济合同存在多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代表“村集体”行使产权人权能的主体混乱,村民委员会、集体经济组织关系不清;二是政府对农村集体经济合同内容或过度规制,或监管不足,其中,乡镇政府审批和备案流于形式的现象较为突出;三是已签约的村集体资源、资产闲置率较高,产权价值未能充分实现;四是合同内容违法者不在少数,集中体现在合同期限超过法律规定、违反土地用途管制法规（尤其是在未履行转批手续的情况下将农用地用于非农建设）;五是农村集体经济合同面临口头形式不稳定、书面形式不完善的双重挑战。通过对延庆区现存村民自治规约体例形式、内容、制定实施程序的分析,发现尽管随着国家对乡村治理关注程度的加深,村民自治规约的规范化水平有所提高,但目前延庆区村民自治规约的共通问题是:不能充分体现“民意”,村干部、政府的意志过多注入,尤其是村干部与村民代表组建的利益共同体,凌驾于村民之上操纵村民自治决定的情况仍很突出。另外,村民自治规约的频繁变动、村民自治规约与法律难以有机协调,法律法规对于村民自治规约侵犯村民基本权利的救济途径不畅,导致维权之路步履维艰,也是困扰延庆农村的重大难题。第二章,研究北京市延庆区农村私人事务契约基本样态。家庭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是具有社会保障属性的用益物权,与之相关的农户家庭承包合同、土地流转合同、农村房屋宅基地买卖合同,直接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本章梳理了延庆区此三类农村私人事务契约及相关制度的演进脉络、契约的稳定性与规范化程度,认为农户家庭承包契约秩序相对稳定,以出租为主要方式的土地流转需要通过村集体实现,延庆区土地大多流转给企业和政府相关部门用于造林绿化,土地流转存在区域差异,并且土地流转合同不规范现象普遍。尽管国家对农村房屋宅基地买卖施加诸多限制,但延庆区此等交易意愿强烈,受内生传统规则、外在法律规制以及时代发展进程多重影响,通过契约所交易的农村房屋宅基地因环境而异,相关买卖契约样态不断演变,现实中的农村房屋宅基地的权利主体多元、用途一主多辅。农村家事契约兼具人身属性和财产属性,延庆区农村普遍存在婚约,相应制度调整需求强烈,广泛的“假离婚”现象冲击着当地社会秩序的公平与稳定,父系传统下准契约性质的传统分家协议,逐渐被父系传统弱化下具有契约特征的当代分家协议所取代。第三章,分析农村契约秩序的功能:实现产权价值。农村契约秩序形成的前提是存在用于交换的产权,农村契约秩序的功能在于通过契约交换实现产权价值。以产权相对性为理论基础,本章对村集体资产、家庭财产、宅基地以及农用地的产权内容、产权限制及其价值实现方式展开研究。村集体对其资产所享有的所有权,受到承包权、经营权制约,最终收益权及其处分决策权属于村集体成员。有资格代表村集体行使产权人权能的法律拟制主体包括村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二者之间的界分无论在法律规范层面还是在现实执行层面,都不清晰。避免村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在代表村集体过程中出现僭越,确保村集体意志的载体（包括但不限于村民自治规约）真实反映其成员的集体合意,有赖于村级民主程序的正常履行,解决之策在于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司法审查力度、推动行政干预恰当有据。家庭财产的产权价值实现方式研究,建立在家户关系、家庭结构分析基础上,由于中国农村家庭财产价值实现方式具有契约化特征,应以尊重家庭成员的契约自由为根本原则,但当此等契约严重扭曲了社会公认的价值理念时,需要外部权威力量及时恰度介入。在宅基地产权价值实现方式一节,首先阐述了宅基地产权限制政策的演变过程,推导出2018年后宅基地三权分置与农房使用权放活之必要性,借助宅基地“三权”的具体权利内容分析,建议通过宅基地使用权附条件入市,实现农村房屋和宅基地产权价值的最大化。关于农用地的产权价值实现研究,首先以翔实的数据论证了当前农用地产权价值实现状况,进而分析认为当前中国农村存在一定程度的产权价值攫取问题,建议构建尊重产权人意愿、集体积极参与、国家适度干预和社会广泛动员的农村契约秩序。第四章,论证农村契约秩序的法治化。农村契约秩序具有自成一体的系统性特性,该系统的运作全部围绕契约铺开,契约的形式与内容、契约的履行与争议解决,共同构成了农村契约秩序系统的外在表征。本章通过对农村契约形式与内容的法律规制及实然状况分析,从法治化角度提出对策建议。与静态展现农村契约秩序的契约形式与内容不同,契约的履行和争议解决更多关照动态运作中的农村契约秩序。分析发现,当代中国农村公共事务契约履行状况较好,土地流转合同履行状况不稳定,农村房屋宅基地买卖契约履行状态欠佳。提升农村契约履约水平,有赖于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本章聚焦于公权机关对推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所应发挥的作用,建议政府强化程序性服务与指导、法院建立裁判文书依申请公开制度、检察机关配合公益组织推动农村环境公益诉讼以及监察机关强化村干部监管。为稳定农村契约秩序,本章提议构建农村契约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以解决当前以与村民自治规约相伴的农村公共事务契约纠纷、村民自治规约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国家法律刺激下的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工合同纠纷和农村家庭契约纠纷为主要类型的农村契约争议。所构建的农村契约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应科学定位及有效发挥现有解决方式的作用,司法机关在充分履责的基础上坚守底线,行政裁决与行政复议机构回归为民服务定位,信访部门在发挥纽带职能的同时强化问责,各级调处机构在前线冲锋陷阵将矛盾消解于基层,而农村契约的缔约者自行解决纠纷,至少通过提高缔约能力、强化留痕观念减少纠纷,方为根本之策。农村契约纠纷多元解决机制,需要通过统一尺度、搭建平台,信息共享、引导到位,村为平台、各方辅助的方式协调互动,形成农村契约纠纷化解共同体。

余治国^[3]（2019）在《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厘捐、子口税及其博弈》文中认为清代前期与中期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财税体系,主要以田赋、盐税等为主,其他收入为辅的中央集权化之财政制度。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形成了以关税、盐税、统税等工商税收为主的财税体制,初步建成了现代税收制度。近代财税的现代化变迁过程历经八、九十年,其中的过程复杂曲折而漫长。研究近代税制的过程,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在近代税制变迁过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过渡税种分别是厘捐与子口税。本研究所做的工作,就是以多方博弈的视角,通过考察厘捐、子口税及其相互关系与影响,展现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的主要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对近代税收体系变迁做细致的考察,以探讨这一嬗变的过程及特征。具体而言,清代前期与中期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财税体系,刚性强,较僵化,财政体系缺乏国债、现代银行等现代融资手段与工具,在实际运作中已隐藏着潜在的危机。近代在内部战乱与对外战争的财政冲击下,清政府被迫下放财权,来源于传统捐输的厘捐由此产生。作为工商税种,厘捐具有相当的弹性,弥补了传统财税体系弹性不足的缺点。而地方督抚在战时掌控了军政、人事及财政等各种权力,并着力推动厘捐征收的长期化与制度化,清王朝中央财权与地方财权之间此消彼长。洋务新政时期所创办的各种企业,逐渐脱离了奏销制度的约束,巩固了地方督抚对厘捐等财权的控制,地方财政呈现半独立的状态,清政府的中央财权受到严重的削弱。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承认了地方税权与地方税,并引入西方预算制度替代传统的奏销制度,暂时划分了国地两税。袁世凯政权最终于1914年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了地方税制度。与此同时,厘捐的出现刺激了子口税制度的产生,子口税制度反过来又对厘捐征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厘捐是近代地方财政的主要税源,子口税完全归中央所有,地方政府试图采取了各种办法以抵消子口税的影响,如土货三联单限制办法,以传统税种的落地税作为抵制进口子口税的主要厘捐。这些表现出近代税制变迁过程中的诸多特点。而清末民初铁路货捐的演变历程,则充分折射出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中央各部门、中外之间在财政关系上多元博弈的特点。税收在本质上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其运作基础是政治权力。概而言之,近代税制变迁是在条约制度的夹缝中获取生存的空间。税制需求存在着多方之间的利益博弈,如中外、央地、政商之间的利权、财权,因时因地,或存在着一致利益,或存在着冲突及妥协。税收制度的制定与实际执行的税收体系须考虑到各方利益之间的平衡,具有一定的妥协性。税制的有效变革依赖于稳定的政治环境与具有必要威权性之中央政府。以军事镇服与政治集权为支撑,南京国民政府推行裁厘加税政策,初步建立起现代化税制。但国民政府的现代税收制度未能避免变相厘捐的继续存在,尤其在县级仍延续着晚清以来无序而混乱的局面。总的来看,近代税制变迁的过程艰难而曲折,“变”与“不变”始终这一论题的焦点所在。多方势力之间的博弈则对这一焦点的实际结果起到决定性作用,而这又基于近代各种政治、经济与社会因素,从而使得近代税收体系的变迁过程具有若干鲜明的特点与性质。

刘伟彦^[4]（2019）在《民国晚期绍兴地区国税征管体制研究（1945-1949）》文中研究说明古今中外,财税一直是维持国家政权运行的支柱。1945-1949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赤字日益扩大,基层国税的征收日益困难,税收征管水平的下降标志着国家有效治理的缺失。本文以绍兴地区的国家税征管为核心命题,通过对组织与人事、稽征与管理、流失与防治等税收现象的观察,试图分析税收的权力分配、制度实践、征纳关系和税务工作效率,以探究国家的税收治理问题,揭示民国晚期基层税政失灵的多重原因。在内忧外患之下,国家税的基层组织和人事管理经历急剧变革。1945年12月,财政部在绍兴地区建立分局,恢复直货两税在基层的征收。随着两税收入的不断增加,税局表现出良好的征收业绩。特别是货物税局的征收成本逐年下降,其效益明显优于同期的直接税局。1948年8月,两税合并为国税稽征局,组织的员额配置和职员结构出现小幅度的优化。然而,面对经济危机的日益加深,机构改革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国税局不仅难以完成预算任务,而且因经费短缺还出现截留税款、摊派加征的问题。随着税务机关人事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荐举与考试成为两种主要的任用途径,并且铨叙部对录用职员的年资、学历进行严格审查。为保障职员利益,税务机关实行官职分离的调遣原则,且现职非因过失不得任意撤免。然而受官僚文化的影响,税务机关的人事管理也存在任人唯亲、更迭频繁等缺陷。货物税是绍兴地区最重要的国税收入,政府十分重视征管制度的改良。首先,为严密控制税源,税局对卷烟厂的机器、产销、闭歇实行严格登记,且对历年绍酒酿缸的数额也进行详细编查。其次,税收的征课技术也实现长足地进步。例如,财政部设计多种国税征解的方法,给予商人灵活选择的便利;历年旺季督征计划的演进,也极大地推动基层税务手续的规范,以及中央政令执行的效率。最后,完税照证种类逐渐由繁到简,统一化的趋势十分显着。通过分析上述三项内容,发现货物税征管制度的实践过程明显受到地方利益团体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围绕锡箔税收入的分配,中央政府与地方法团产生长期地争夺;酒税是分期匀缴还是随销随税,这在征税机关与纳税商人之间存在较大的分歧;当处理照证遗失、注销等问题时,税局的行政管理更是受到来自上级机关和纳税人团体的监督。在政府不断强化征收之时,货物税出现欠税和逃税的问题。酒税拖欠的规模逐年扩大,分局追缴工作却是收效甚微;因武装军人和投机商人的走私,锡箔逃税之风始终未能被彻底遏制。为保障国家收入、维护正当商人经营,政府也采取多种措施防治税收流失,但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例如,统一稽征与查验工作以后,税务机构与交通部门、地方组织进行密切协作,但分局依旧存在把控不严、阻碍运输的弊病;对于违章行为的处罚,政府虽然提高了惩治力度,并完善司法介入程序,但“私酿私售”、“漏税”、“未税私运”、“印照重用”、“未报验”等违章行为依然屡禁不绝。税收流失与纳税人的不遵从密切相关,而绍兴地区商人的减税和免税运动更是此起彼伏。因税收负担沉重,酒商频繁以各种理由向政府请愿,要求减免税额。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政府虽然也免除部分商品的税收,但围绕土酒和茶叶的免征还是产生持久的对抗。所利得税和印花税是本地直接税的主要构成部分,但征管政策的落实遇到很大阻力。为减少征收手续的苛扰,政府对营利事业所利得税进行简化稽征的改革,但政策在税理与现实之间不断摇摆,这极大地损害税收的公平性。对于政府的简化稽征而言,纳税商人团体无疑是一把“双刃剑”。他一方面协助税局查核账册,另一方面也团结商人进行请愿和抗争。此外,印花税政策也出现因时适变和执行困难的现象。印花税票的销售包括税局自售、机关代售、商号领销三种方法。通过订立合同,绍兴中国银行以委托代理的形式销售印花税票,且每年的管理模式、权利义务均有发生改变。发货票是诸多贴花凭证的一种,商号规避开票很容易造成税收流失。然而受长期以来商业习惯的客观限制,政府不得不对商人消极避税的行为进行妥协。总的来说,民国晚期绍兴地区的国税征管存在许多问题,从中可以管窥国家税收治理的失灵。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基层税局很难发挥自主能动性,同时还要面对社会特权组织的渗透和冲击。一旦中央权威有所放松,组织便有失控的风险,基层税局的行政效率和征收信誉势必出现断崖式的下跌。不可否认,国家税征管制度的建设取得很大的成绩,但这种制度并不能快速而有效地解决基层征管存在的各种问题。因政策缺乏试错的条件,且中央决策目标与现实环境渐行渐远,上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实践很容易出现脱节。税收负担不均和产业救济匮乏,更是加深纳税人对政府征管的不信任。随着违章治理的逐渐失效,纳税人遵从的政治压力愈加难以支撑。政府单纯以财政目的进行征税,明显忽视税收对社会经济的调节作用。基层税局的高效征管是建立在牺牲公平的基础之上,而政治环境的动乱与恶化使它很难长久持续下去。

孙云龙^[5]（2020）在《差异化统治：“能力-需求”视角下的治理形态研究 ——以廷村、前村、夏村为研究对象》文中认为在传统中国,治理是国家的基本功能,建立在显着社会差异基础之上的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对国家治理形态产生较大影响。乡村治理都是建立在一定能力基础之上的,其中,国家能力与社会能力的互动是影响治理形态的核心要素。而政治需求,作为影响国家或社会能力展现的关键变量,对乡村社会的实际治理形态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实证调查研究,以华南、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三个小村落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丰富的治理活动,深入阐述治理与能力、需求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进一步窥探乡村社会是如何运用社会能力在需求关系不断变化中形成差异化的治理形态。论文以不同“能力—需求”组合下形成不同乡村社会治理形态为研究内容,全文沿着“能力—需求”与治理的关系这一条主线展开。传统时期,至少存在三种极富差异性的治理形态。一种是以宗族为主导,以宗族社会内生自治为主要治理形态。宗族通过侵蚀国家人事安排、文化内部传承、祖产独立自主和内部防御来实现对国家治理权力的夺取。另一种是以国家委托士绅治理为主的“国家赋权式”治理。士绅运用社会力量,通过个人威望实现对社会治理权力的内部整合,即使是国家权力想要渗透至乡村社会,也必须通过士绅的力量才能得以实现。最后一种是国家权力不通过任何中间力量直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全面统治。此类村庄通常起源于国家政治安排,如兵寨、移民村等,村庄初期的首领就是国家体制内的官员。在村庄的经济活动安排、宅基地划分、官员配置、社会治安、文化习得均在上级政府的干预或保障下进行,国家在此地区形成了根深蒂固国家集权治理形态。其中,国家能力与社会能力的互动、国家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博弈是形成差异化治理形态的根本原因。这就形成两组衡量治理形态的指标,一组是基于国家与乡村社会能力互动下的能力指标,另一组是基于国家与乡村社会需求互动下的需求指标。此外,能力与需求之间也存在交互影响,国家在某一地区有能力没需求,依然可能存在社会分权或夺权的可能;国家在某一地区有需求而没能力,亦有国家集权型治理形态的案例。综合考虑国家、社会之间能力与需求关系的互动差异,至少形成了“国家集权型”、“社会分权型”、“社会夺权型”三种极具差异性的治理形态。文章的研究结论是“能力—需求”是影响乡村社会治理形态的重要因素,国家与乡村社会中丰富多彩的治理关系是在能力与需求两个治理要素互动的结果。一是国家能力与社会能力的互动对治理形态具有决定性影响,如果国家能力弱于社会能力,是不具备国家集权治理基础的;同理,如果社会能力过于虚弱,亦不能完成对治理权力的集中或夺取。二是在相似国家能力与社会能力对比的区域中,需求关系的变动对治理形态的变化有相关性影响。在有限的国家能力下,集中国家力量于某一具体区域,亦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治理形态的转变;同理,国家对社会需求的漠视,可能动摇能力根基,造成社会的自我集权和自我治理秩序的建构,形成对国家治理的离散力量,这也是历史中叛乱与民变能够在一定区域爆发的重要原因。通过研究,至少有三点对当下国家治理的启示。首先,在国家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不论社会自我治理能力是否强大,均有社会失序的可能,因此保证国家能力的强度,是形成良好社会秩序的前提。其次,社会能力过于孱弱,一般都会陷入国家集权统治的政治秩序中,长此以往,亦不利于国家的成长。最后,治理形态是否有效,关键取决于能否满足社会的需求,如果国家对社会需求置若罔闻,就可能造成治理形态的变化和秩序的破坏。

杨慧丽^[6]（2017）在《矿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的盘活研究 ——基于权利配置理论》文中认为集约利用土地、保障耕地红线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矿业用地整合提效作为实现此目标的突破口,意义重大,本文以土地使用权利配置视角对矿业用地盘活进行研究,依据矿业活动生命周期理论,从矿业用地整体入手,深入至矿地的差异化类型,剖析其在不同时间节点的盘活特征、模式及其障碍与克服机制,并结合法理,检讨、完善现行土地法律于矿地盘活而言的制度缺陷,主要研究内容与成果如下:（1）以优化土地使用权配置为主线,依据矿业生命周期构建矿地盘活研究体系并阐释不同周期中矿地盘活目标与特征的差异性,同时通过矿地盘活内涵与性质的法律分析,揭示了矿地盘活是行政性与市场性交融互动的法律行为体系。（2）遵循准入、利用、复垦及退出的矿业运行时序,兼顾矿地整体的规律性与具体矿地类型的特殊性,设计矿业用地盘活模式:准入期,结合矿业用地的不同类型,主要从土地使用权的准入判定、矿地使用权的初始配置优化两个层面研究盘活模式;利用期,从保持土地使用权主体与变更土地使用权主体分别研究矿地盘活模式,前者包括以绿色矿山建设为导向的矿企内部优化、以矿业园区建设为载体的矿业产业链整合,后者包括以独立矿业项目转移为目标的地权、矿业权捆绑流转,与以实现规模化经营为方向的矿企兼并重组,也即地权、矿业权流转特殊形态;复垦期,以权利义务分解为核心的产业化运营模式、以复垦收益科学分配为主的经济激励模式是盘活的主要方式;退出期,从政府回收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市场化让渡、矿企转产自用地三方面分析了有复垦义务人矿地的盘活模式,从政府调整安排用地、公私合作用地探讨了历史遗留毁损矿地的盘活模式。（3）以矿地盘活为目标评价、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为确保盘活模式的制度可行性,分别对矿业生命周期各阶段法律问题进行了改进分析,集中于:准入期建立农民集体土地合法流转机制,利用期形成外部不经济内部化的权责义分配机制,复垦期结合实践修正复垦试点政策的缺陷,退出期明确矿地之上占有、使用权利退出机制;与此同时,从矿地盘活的法律行为角度,结合行为类型与要素分析矿地盘活的法律、政策内容,从法的效力等级层面,探讨矿地盘活的法律制度体系,并在前述研究基础上提出矿地盘活法律修订建议。

岳鹏星^[7]（2017）在《晚清铁路与税制变迁研究》文中认为晚清时期是中国铁路建设事业和税收制度发展演变的重要历史阶段。该时期,中国铁路事业在筹议、筹资、建设、运营与管理的过程中与税收制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耦合性关联。此种关联主要通过铁路起步阶段国人对于铁路与税收关联性的认知,铁路修筑筹资过程中的税收助力、税收担保和税收融资,铁路建设过程中的铁路购地与铁路材料,铁路运营管理过程中的陆路关税、铁路厘金,税收制度对于铁路事业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呈现出来。在铁路引入中国之前,清政府的财税实态奠定了税收制度与铁路事业互动的基础。在铁路事业的起步阶段,外国势力不断要求清政府兴办铁路充当了必要条件。清政府内部则经过数次论争和尝试,最终确立了兴建铁路的基本国策。该时期由于铁路甚少修筑,铁路与税收的关联性主要表现在国人的认知层面:主张兴建铁路者,认为通过铁路可以促进客货畅通,利于增加税收。部分反对铁路兴建的人,则提出铁路妨碍民生,有害于原有的税政体系。还有部分国人提出依靠税收修筑铁路的看法。在吴淞铁路的交涉中,税收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清政府确立兴建铁路的国策使得铁路与税收的关联性逐渐紧密起来。晚清铁路修筑筹资过程中,铁路与税收制度之间的关联性主要聚焦于税收助力、税收担保和税收融资。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主要通过官款进行资金挹注。其中,尤以中央专项铁路经费最具代表性。官款作为铁路建设事业的资金来源,完全依靠政府的税源。中央专项铁路经费因为甲午战争的爆发而转移为军需,并没有持续用于铁路建设事业。战后,清政府确立了借债筑路政策,主要依靠大量的铁路外债,其中税收体现为信用担保的功能。税收担保,利弊兼有。铁路外债中的税收担保将以税为保的外债借款模式推向深入。清政府外债筑路政策造成了铁路利权大量流失,最终兴起了一股商办铁路的热潮,进而确立了商办铁路政策。商办铁路为了筹集建设资金,大多实行股份制结构,出台一系列不同的筹款方法。除相对自愿性的商股之外,大部分主要依靠税收融资,其中新增的税收名目繁多。商办铁路的税收融资产生了一系列外部效应,既包括民众无法忍受而引发的直接抗税,也包含对于原有税政的扰动,甚至还助推部分铁路公司建设机制的转变,此间包含着不同政治与社会势力之间的复杂互动。与铁路筹资相伴随的是铁路工程建设问题,其中围绕铁路购地、铁路材料产生了大量与税制相关联的内容。就铁路购地而言,清政府的基本原则是确保依附于土地之上的地丁钱粮原额因为土地产权的转移而不流失。甲午战争前后,铁路购地与税收之间经历从零星关联到制度初建的过程。随着铁路建设高潮到来,清政府从制度层面给予大量思考和实践。1906年清政府拟定《铁路购地章程》,尝试统一全国的铁路购地规制。1908年清政府通过《铁路地亩纳税章程》对铁路地税进行集中而详尽的原则规定,并得到通行。从铁路购地程序上看,土地产权转移经历着从立契到投税印契,再到钱粮过割的过程,税收更是如影随行。就铁路材料而言,该时期国内铁路材料生产的迟滞和外国势力包办铁路材料的扩张,最终形成了外洋铁路材料购运免税制度。该制度主要以铁路借款合同和行车合同为法定约束力,使得外洋铁路材料的垄断地位得以确立,而清政府自办铁路最初却得不到免税待遇。随着收回利权运动的开展,各铁路公司以“在路言路”的立场,针对铁路材料免税的诉求持续不断。1907年苏、浙、皖、赣、闽五省铁路公司联合发起免税诉求,在邮传部与农工商部支持之下,打开商办铁路公司铁路材料免税的缺口。紧接着,其他铁路公司也竞相援引使得自办铁路铁路材料免税渐次推展。由于各铁路公司相继奏请免税影响到了国家税入,因此税务处开始尝试收束与管控,期间伴随着铁路公司与税务处之间的较力。关税制度是税收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铁路对于关税制度的形塑有着重要影响力。晚清铁路与关税制度之间的关联性问题,主要涉及到东清铁路、滇越铁路等跨境线路,尤以东清铁路最为典型。东清铁路修筑前服务于俄国利益的中俄陆路关税减免制度渐趋成型。俄国出于政治、经济、战略等考虑,促发了东清铁路的筹建。同时,中俄陆路关税减免制度也波及到东清铁路的建设过程。日俄战争后,日俄双方分别在南北满洲划分了势力范围。中、日、俄三方在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博弈日趋激烈,最终使得北满洲税关问题得以出现。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问题开始进入实际生成的阶段。中俄之间的交涉作为明线,日俄之间的博弈作为暗线,使得北满洲税关问题延宕日久。从《北满洲税关试办章程》到《满洲里并绥芬河两站中国税关暂行试办章程》,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最终确定。该制度维护了俄国在北满洲的经济、政治利益,扩展了旧有的中俄陆路关税减免制度,并成为中日满韩铁路陆路关税制度的榜样。东清铁路与滇越铁路的陆路关税制度具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点。二者均构成了晚清陆路关税制度演变过程中的重要内容。铁路陆路关税制度是近代中国陆路关税制度的集大成者。厘金制度是晚清时期税制变动的重要内容之一。铁路厘金问题是铁路与厘金制度相互作用的产物。铁路厘金缘于铁路运营对于原有厘金制度的冲击。张之洞开办汉口火车货捐局使得铁路厘金得以出现,并逐渐延展至其他线路。鄂豫、直豫火车货捐局为核心建立的制度体系构成此后其他线路铁路厘金的样板。铁路厘金产生之后,由于受到多方力量的博弈,差异化表现明显。在各方势力博弈的过程中,铁路厘金的稽征方式、税率、税卡均发生着变动。铁路厘金维护着地方财政,呈现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疏离之象。铁路厘金虽然有助于补充地方财政的匮阙,但也对区域性的社会经济运行产生不良影响。沪宁铁路厘金作为晚清铁路厘金问题的代表,涉及到厘金制度内部水卡与旱卡、中央与地方、中国与英国、内政与外交等多层面的博弈而复杂多变。铁路厘金赓续了原有厘金制度的特质,并表现出新的内容,是晚清厘金制度变迁中的新动态。晚清时期税收制度对于铁路事业的影响力较为突出。税制对于铁路的作用并不是全方位的影响。就税收征管而言,处于不断衰落过程中的常关在应对铁路运营对其的作用力之时,并不是一味的退让,有其自身应激和主动应对的一面。与常关不同,新兴的铁路厘局依附于铁路运营事业反映出厘金制度的主动作用力。从税制结构来看,直接税与间接税对于铁路事业的作用力不同。租股作为田赋附加税类型,因其直接依附传统的税收征管体系,将普通民众与铁路紧密相联。盐税作为间接税类,涉及到了铁路公司的地方公股问题,影响到铁路公司内部管理机制的顶层设计。就税收负担而言,晚清时期针对铁路公司并没有营业税的制度设计,铁路公司的报效、税负转嫁构成了主要内在税负。普通民众作为外在税负承担者,伴随着干路国有政策出台,激发抗粮抗捐的斗争,最终改变晚清铁路事业的历史走向。晚清时期,铁路在线路过程中的内在特质以及税收制度在国家与社会领域中无处不在的情势,决定二者之间的复杂互动与不可分割。铁路与税收制度之间的耦合性关联是一种动态呈现。铁路与税收制度之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使得铁路建设体制、机制的变化成为必然,税收制度领域内的变化成为常态。而变化过程中制度的逐渐形成,进而造成的功能性影响又推动着制度的调适和变动。在铁路事业与税收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变是因为制度的力量,不变则因为制度的局限和边界。

汪厚冬^[8]（2016）在《公法之债论 ——一种体系化的研究思路》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以行政私法为代表的现代公法学理论与实务被广泛关注,同时,这也是公法之债浮现的真实图景之一。通过对公法与债的源流进行考察,一部公法与私法关系的变迁史酷似“天下大势”,即“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债作为“整个文明的产物”,其本质特性始终为给付（行为）。所谓公法之债,是指在公法范围内,在特定当事人之间发生的请求特定给付的权利义务关系。公法之债的构成要件可为公法关系、本质特性为给付（行为）与发生原因为法定或意定以及公法之债的相对性原则。公法之债是“权力关系”与“债务关系”的复合体。公法之债与传统行政法学、私法之债与公法上请求权以及公法物权之间存在着一种“竞争与合作”的微妙关系。对实证宪法、民主和法治以及社会国原则的解读显示,公法之债并不违反我国宪法文本规范和基本的宪法原理。通过对注重政府、社会和私人互动的现代行政法律规范以及依法行政原则、合作行政原理与行政法律关系的阐释表明,公法之债同样具备正当性基础。财产法的时代流变,彰显了公法之债可以借鉴、吸收其成熟的规范与原理,其中,税收债法为公法之债提供了样本,而契约自由、权益保护和衡平原则均可成为公法之债的价值原理,从而让公法之债获得了合法性基础。从当下社会怪状、公共治理以及风险规制上看,公法之债在我国完全具有了社会现实基础,甚至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公法学前沿课题。通过对大陆法系的联邦德国、法国、日本国与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普通法系的英美等国的公法之债学说实务的系统考察,基本上可作如下判断:债可以在公法中成长、公法之债的体系具有开放性与差异共识性的公法之债。私法思维的束缚、公法制度的个性与既有制度的羁绊等都是影响公法之债体系化建构的因素。通过对这些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以及结合域外的学说实务,公法之债的基本体系可以被确定为,意定之债与法定之债,前者主要为公法契约,而后者则大致可以分为公法上侵权行为之债、公法上无因管理之债与公法上不当得利之债以及公法上一般给付之债等,其中,公法上一般给付之债是作为“兜底性类型”的法定之债而存在的。在现代社会中,契约治理作为现代国家的标志之一,为各国行政实践所推崇。所谓公法契约,是以公共主体为一方当事人的发生、变更或消灭公法上法律关系的合意。合意性、公共性与法定性是公法契约的法律特征。现代社会中的契约自由与依法行政是可以调和的。若以公法契约所涉双方当事人对公法契约作类型化叙述,可将其区分为私人与公共主体间或公共主体间的公法契约。公法上侵权行为之债在现代公法中得以普遍确立。所谓公法上侵权行为,就是指在公法秩序中,一种侵害他人权利或利益的违法行为,且依据法律规定,符合构成要件的当责行为。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和责任是公法上侵权行为之债的成立要件。矫正正义与预防损害是公法上侵权行为之债的两项基本机能。若以公法上侵权行为之债所涉双方当事人对公法上侵权行为作类型化注解,可将其划分为公共主体与私人之间相互实施侵权行为,以及公共主体间相互实施侵权行为,其中,前者又可被细分为公共主体对私人实施公法上侵权行为与私人对公共主体实施公法上侵权行为。在无法律义务的情况下,对他人事务实施有利管理之后,如何平衡管理方与被管理方的利益是个世界性的课题。其中,公法上无因管理制度的创设,可为该世界性课题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所谓公法上无因管理,就是指未受委任,并无义务,而为他人管理公法的事务。管理他人的公法事务与无管理的义务以及为他人管理事务是公法上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正当化功能与衡平功能是公法上无因管理的主要功能。公法上无因管理与职权法定和法律保留是可以调和的。从一个主体为另一个主体消灭或者履行公法义务的可能性来看,它有三种表现形态:私人为公共主体、公共主体为私人与公共主体间的管理公法事务。为了化解财货转移的合法性危机,公法学理论与实务不断革新,其中,一项具有引领行政合法与恢复正义属性的公法上不当得利的制度日显重要。所谓公法上不当得利,是指在公法范围内,欠缺法律原因而发生的财产变动,致使一方得利,他方受损,而受损一方有权请求得利他方返还其所受利益,其判别标准为公法关系、财产变动与欠缺法律原因。在我国,公法上不当得利完全具有正当性的法理基础。虽然公法上不当得利与民法上不当得利两者名称与内容有所区别,但两者间始终隐喻着某种若即若离的密切关系。公法上不当得利据不同地标准可分为不同种类,但依请求权规范基础,可将其分为公共主体的不当得利、私人的不当得利与公共主体之间发生的不当得利。作为一种“兜底性类型”的法定之债而存在的公法上一般给付之债。行政给付与公法上一般给付之间属于种属关系。所谓公法上一般给付,是指在公法法律关系中,请求公共主体或私人作成行政行为以外的公法行为,包括请求作为、不作为或忍受。在形式上,在公法上一般给付法律关系中,必有一方当事人是公共主体;在公法上一般给付的启动程序上,通常均以申请为原则,依职权主动实施为例外;公法上一般给付法律关系的运作具有法定性;公法上一般给付的形式上,表现出多样性和灵活性。在实质上,公法上一般给付之债属于公法之债的法律关系之一种,从行为过程角度说,它是权力作用的结果;从权利义务属性来说,公法上一般给付是集国家、政府义务（或权利）与私人权利（或义务）于一体的公法活动。在我国,公法上一般给付之债完全具有正当性的法理基础。若以公法上一般给付之债所涉双方当事人对公法上给付作类型化表述,可将其区分为公共主体对私人的给付、私人对公共主体的给付与公共主体间的给付。

盛波^[9]（2013）在《民国时期广东的税制革新 ——以抗战前屠牛、牛皮捐税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屠牛捐、牛皮捐兴起于清末新政时期，二者均为粤省财政小宗款项，且一度停办。但较之于他省屠宰税、牲畜税，地方特色明显；征税方式长期沿用包税制，传统色彩浓厚；捐务往往因事而设、因地而异，异常混乱；作为府县收入，与清末新政中的警学经费密切相连；在征收过程中军阀截捐、捐商勒抽不胜枚举，行商请愿、罢捐风潮更是连绵不绝，政府几度革新，然风潮依旧，以致“司农走避”屡见不鲜；在税款分配上，省市县之间纠葛不断，“省河”界址数次变更，“知县哭穷”时而有之。可以认为，屠牛捐、牛皮捐在税制革新中遇到的障碍、各方认知的隔阂、产生的纠纷、有待解决的问题，正是粤省捐税在清末民国的一个具体缩影。民初以来，粤省政局纷扰，军阀割据成为常态，政治未入轨道，税制革新无从谈起，多沿袭前清旧制，未有更改。各地因旧俗与惯例不同，致使两捐在征收方式、课税标准、税率、税款分配上甚为混乱。混乱易滋纠纷，北伐前后，南方革命政府为筹措军费虽有整理，但效果不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央通令各省举办屠宰税以此统一屠捐、屠牛捐，并取消牛皮捐，开征营业税。时值宁粤对峙，粤省成立税制整理委员会，制定税章及细则，谋求革新，但在革新的路径方法上与中央发生分歧，屠捐与屠牛捐仍然分立，而牛皮捐与屠牛捐却合而为一。揆诸现实，此番改革未能达到增加库帑、化解纠葛的初衷，反而引发大规模的牛皮捐风潮，行商与政府反复博弈，税章数度更改，革新因此受挫，税制更趋复杂，直到1941年实行新县制后才逐步走向正轨。

杨淑红^[10]（2012）在《元代民间契约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所谓“契约”，是指传统中国以书面形式存在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人基于相对平等的关系而达成的关于相互间利益和身份安排的约定。契约、契约关系和契约制度，都与秩序密切相关。契约是规划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契约关系的发达有助于造就自由平等、和谐有序的社会，而契约制度则是人们契约行为的制度环境，也是契约秩序乃至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撑。本文在大量契约文书和史籍文献的基础上，尝试从社会秩序的角度对元代契约关系的面貌、机制和特征进行解读。在元代土地买卖契约中，除立契人、交易标的面积与坐落四至、价款及收付情况这几个必备要素之外，还根据需要对一些权利义务关系的细节做出说明和约定，比如交易标的是否与他人分籍、所卖土地上附属物的权利归属、上手契缴付情况等。出卖人关于所卖田宅不存在所有权瑕疵所作的声明和责任保证，是元代土地买卖契约中尤其重要的内容。元代法律对土地买卖契约关系的调整，主要表现在从外部、从宏观上对这类契约关系进行法律规范和限制，包括限制卑幼和寡妇的交易主体资格，控制权豪势要及僧道兼并小民产业，禁止买卖祖墓坟地及树木，同时规定了合法田宅交易的缔约和履行程序。此外，元代法律对田宅活卖契约的法定形式以及当事人的权益配置做了一定的规范和调整。土地租佃与房屋租赁是田宅所有权人向承租人有偿让渡田宅的占有、使用与经营权的契约关系。元代民间类书所载租佃契式的主要内容是对承佃人纳租义务的约束性规定，黑水城出土的戴四哥等租田契除无保人代偿条款外，其他内容与租佃契式基本一致。在元代社会实践中，租佃契约关系的延续、履行、变更或解除等内容，往往体现在民间交易惯例中，如“增租铲佃”、“兑佃”等。元代的民田租佃关系中，佃户的承佃权在逐步巩固，兑佃也多被地主认可，永佃权正处于萌芽和发展之中。元政府出于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对民间租佃契约关系中的地租率进行强制干预，但其调控效果很难不打折扣。元代借贷契约文书中，除立契人及债权人的姓名住址、借贷的种类、数量或金额之外，主要是约定利息率、付息方式、借贷期限或归还日期、债务履行的保证条款等。在信用借贷中，第三人保证条款是必不可少的契约要素。元代的保人保证责任，一是保人在债务人逃亡的情况下承担代偿责任，二是债务人至期不履行债务时，保人承担代偿责任。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伦理观念、法律制度的协同作用下，人保型借贷契约关系中，通过保人在一定条件下被追加一定的契约义务，形成一种制约机制以保障债权实现，尽管在实践中一般并不需要保人实际履行代偿义务。质押担保是元代借贷契约关系中最常见的物保形式，从文献记载来看，元代民间实践中曾经存在作为债权担保手段的不动产质，但元政府则倾向于将其统一规范为典卖（活卖）。元政府以法令形式对借贷利息率和利息总量进行了限制，但在民间社会实践中的高利贷主要是以“巧立文契，虚答本钱”的计利入本或者“翻倒文契、回利为本”的复利计息。尽管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权豪势要群体参与借贷关系，很容易导致契约关系的不自由、不对等，甚至被滥用，但契约自由并未因此受到限制，权豪势要正常参与借贷契约关系是得到承认、允许、保护的。蒙元时期国家针对对民间私债的强制干预表现出了与此前不同的特点和趋势，前期以官府代偿和中止履行为主，后期以延期履行为主，几乎没有采取大范围、无条件完全免除私人债务的干预措施，至多是免除利息。这反映出蒙元时期法律观念中的私权意识较之唐宋时期有所提高。中国传统社会存在一种以契约形式来表达的将身份权利物质化、将身份权利有偿地予以整体转让或分割转让的书面约定，本文称之为身份契约，其核心在于通过契约形式实现人的身份权利的让渡。蒙元时期，由于特定的原因和时代背景，民间各种合法的、非法的人口买卖现象较之唐宋时期更为突出。奴婢买卖契约与田宅、马牛的买卖无异。民间买卖亲属常采用典卖的形式，在契书中除约定典价、回赎事宜之外，尚需约定意外责任的承担问题。民间买卖亲属，也常采用典雇、典嫁、嫁卖的方式，雇妾书式与合同婚书都是人口买卖隐晦间接地以婚姻契约形式体现的典型。“典”为人身之典，承典人支付典价，出典人需向典权人支付原典价才能赎回出典的人口；“雇”则为劳动力之雇，雇主支付雇价，出雇方无需回赎。“典雇”既有“典”的人身依附性特征，又有“雇”的不需回赎的特征；身份权被转让和分割的程度居于“卖”（包括买卖、典卖）与“雇”之间。在元代的雇佣契约关系中，“雇身契”期限较长，人身性质较为突出，出雇人的义务范围是概括性的，“雇身”之称正体现出雇主与出雇人之间存在一定的身份隶属关系，元政府对有关“雇身人”案件的审断也反映出其间存在的人身依附性。而雇人运输等短期雇佣关系中，义务范围则是仅仅局限于明确约定的具体工作内容而不涉及其他，表现为单纯的劳动力商品交换关系，不带有身份性。国家对契约关系的规范、管理以及相关争讼的裁断，是契约秩序得以形成的正式机制。但由于传统契约立法的粗陋和局限，其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大量的民事契约关系基本得以正常运行，从而维系着民间社会的经济生活秩序，其重要的机理在于民间契约关系中的第三方参与机制。另一方面，元代契约关系中违约责任条款的设置，也是维系契约秩序的一种自我执行机制，除土地买卖契约之外，其他各种类型的契约关系中都广泛存在。元代社会的契约关系广泛，类型多样，在很大程度上，民间的社会秩序就是藉此而建立和维系的。但是，元代的契约是实践型的、实用性的，以满足日常社会交往关系的协调为目的，并不涉及多少复杂的契约权利义务关系。相应地，元代契约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以契约习惯和惯例为主要存在形式；正式的契约法既不成体系，也没有理论。在国家法与民间契约的关系方面，国家法以承认民间私约为基本原则，但以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无害于社会秩序和政权统治为限度。国家调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与政治统治，稳定与协调社会秩序，其法律精神乃是建基于权力理论，而不是象现代契约法一样建基于权利理论。在契约关系的地位和效力方面，有些事实上的契约关系处于合法与非法之间，其效力也往往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即便是合法的契约，其效力也并不是既定、必然的，政府仍然有可能出于维护统治基础、社会秩序等目的而做出取消或变更其效力的决策。这反映了元代契约法的基础是权力型秩序理念，而非权利型秩序理念。在民间契约关系与国家法之间，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冲突与紧张的态势，但主要方面仍然表现为契约的效力基本得到国家法律的确定与认可，二者之间呈现出互动性、一致性，这是由契约的功能与国家的功能在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一致性所决定的。把握元代的民事法秩序类型和形成机制，也不能忽视社会结构对契约关系的影响。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宗法社会，其熟人社会、关系社会的特征，是社会舆论等非正式机制对契约性社会关系发挥调整作用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在社会阶级结构框架下生活的人们，既难以摆脱政治强权、政治特权的影响，从而使得契约关系中平等、自愿、合意的本质属性遭到虚置；严重贫富分化基础上，也难以真正摆脱经济强势群体对弱势者的经济强制，无法实现契约关系在实质上的平等和自由。

二、强行要求部门代征契税不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强行要求部门代征契税不妥（论文提纲范文）

（1）从官商协作看牙税的民间运作形态 ——以清末民初清苑县牙税征管为例（1903-1937）（论文提纲范文）

（2）当代中国农村契约秩序研究 ——以北京市延庆区为样本（论文提纲范文）

（3）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厘捐、子口税及其博弈（论文提纲范文）

（4）民国晚期绍兴地区国税征管体制研究（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5）差异化统治：“能力-需求”视角下的治理形态研究 ——以廷村、前村、夏村为研究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6）矿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的盘活研究 ——基于权利配置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7）晚清铁路与税制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公法之债论 ——一种体系化的研究思路（论文提纲范文）

（9）民国时期广东的税制革新 ——以抗战前屠牛、牛皮捐税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0）元代民间契约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强行要求部门代征契税不妥（论文参考文献）

• [1]从官商协作看牙税的民间运作形态 ——以清末民初清苑县牙税征管为例（1903-1937）[D]. 焦文卿.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1)
• [2]当代中国农村契约秩序研究 ——以北京市延庆区为样本[D]. 李树静.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3]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厘捐、子口税及其博弈[D]. 余治国. 安徽师范大学, 2019(06)
• [4]民国晚期绍兴地区国税征管体制研究（1945-1949）[D]. 刘伟彦. 厦门大学, 2019
• [5]差异化统治：“能力-需求”视角下的治理形态研究 ——以廷村、前村、夏村为研究对象[D]. 孙云龙.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6]矿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的盘活研究 ——基于权利配置理论[D]. 杨慧丽.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7(09)
• [7]晚清铁路与税制变迁研究[D]. 岳鹏星. 苏州大学, 2017(06)
• [8]公法之债论 ——一种体系化的研究思路[D]. 汪厚冬. 苏州大学, 2016(08)
• [9]民国时期广东的税制革新 ——以抗战前屠牛、牛皮捐税为中心[D]. 盛波. 暨南大学, 2013(01)
• [10]元代民间契约关系研究[D]. 杨淑红. 河北师范大学, 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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