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高等教育课程思想初探

一、蔡元培高等教育课程思想初探（论文文献综述）

李静^[1]（2021）在《高校美育实践、困境及改进策略研究 ——基于两所大学的比较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育是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美育对于促进学生全面综合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是塑造大学生完美人格的重要途径。但是,目前高校美育现状不容乐观,与德智体相比,仍处于弱势地位。基于此,本研究对两所高校美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比较分析,利用相关理论与政策提出建议,旨在进一步落实高校美育工作,彰显高校美育价值。本研究共五章。第一章绪论:表明研究价值与意义,梳理相关文献,阐明理论基础。第二章现状调查:对两所大学的美育进行实际调研,指出存在的问题。第三章困境分析:通过问题的存在反映出高校美育实践的困境。第四章反思与建议:利用席勒与蔡元培的美育理论以及相关美育政策对高校美育的发展提出建议。第五章结论与展望,阐述本研究结论,表明后续研究方向。通过调查与分析,本研究认为两所大学美育实践各不相同。在组织机构上,A大学围绕美育学校开展美育,B大学以艺术教育中心开展美育;在运行机制上,A大学结合校团委成立专家委员会和学生委员会,B大学以艺术教育中心为核心建立常态工作联系机制与专项工作小组协调机制。两所大学在美育组织运行上都存在美育工作实施较为被动,美育资源保障较为缺乏的问题。在开展途径上,两所大学都以课内美育和课外美育的方式进行。在课内美育上,存在美育内容认同感低,评价体系未健全、美育方式智育化,育人目标有偏差、美育主体单一化,资源未有效整合的问题;在课外美育上,存在重少数轻全体的现象以及美育活动形式化的问题。在美育活动开展成效中得知,学生在审美意识、审美情感、审美能力与审美素养的提升上还表现的不够充分,还未对学生产生真正的审美熏陶。由以上问题反映出高校美育目前面临的困境有:国家顶层设计与高校美育惯性模式之间的矛盾、“大美育”体系建构与高校美育评价指标之间的矛盾、高校美育实践的迫切需要与专业师资缺乏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为使美育工作得到落实,本研究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建议,分别为在美育理念上:落实美育引领办学,强化美育组织管理,营造校园美育氛围;在课程设置上:构建统整式美育课程体系,注重内容的全面性与层次性,注重形式的互动性和多样性;在教学安排上:挖掘教学美育元素,建立专业师资队伍,完善美育评价考核;在活动开展上:立足优秀文化传统,组织审美教育活动,促进审美实践创新。由此,在各方面的努力下,进一步加强与改进高校美育工作,使美育成为全面发展教育的中坚力量。

李迪^[2]（2021）在《蔡元培道德教育思想及启示》文中研究指明被毛泽东称颂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他的道德教育思想形成于近代民族危亡的关键时期。他是将儒学传统的修身教育思想与主张自由平等的西方有益思想相融合,从而形成了独具特点的道德教育思想理论。这对于推动北大和整个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纵深发展,我国高校的道德教育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基于此,本文以蔡元培道德教育思想为研究对象,先从蔡元培道德教育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个人背景出发,系统论述了其思想形成的主客观条件。其次,围绕蔡元培道德教育思想的主要观点,分别从目标、内容、原则、方法四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以全方位、多角度的视域诠释蔡元培道德教育思想的本质内核。并对其思想做出合理性评价。最后,以网络调查问卷和高校思政课教师访谈得到的数据作为参考,进一步解析当前高校大学生在道德教育方面遇到的“瓶颈”,并从确立正确的大学生道德教育观念、完善大学生道德教育内容、注重多种教育方法结合使用和主动寻求家庭和社会的道德助力这四个维度进行论述,把蔡元培道德教育思想的合理内核运用到当前高校道德教育体系当中。这不仅为我国高校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夯实根基,而且为促进高校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深化奠定了基础,进而为当前高校走出道德教育困境提供了现代启示。

黄文武^[3]（2021）在《企业家精神视野中的大学革新》文中指出这是一个持续变革的时代,任何组织及个人的发展都处在时代变革的潮流之中,大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在大变革时代需要对大学革新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对大学过去发展历程中的辉煌与没落、此时此刻面对的挑战与机遇以及未来发展的种种可能性统筹思考。基于对创新创业时代大学的转型发展、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为改革而改革”、“为政府政策背书而改革”以及“以排名为导向建设‘双一流’”等问题的反思,促使我们思考大学究竟应该在一种什么力量和精神的引领与推动下才能实现我们所期盼的高质量发展。论文选择以“企业家精神”作为研究大学革新的概念工具和理论视角,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跳出经济学、管理学的视野,重新认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深刻内涵,彰显“企业家精神”对“大学革新”的解释力,进而探究“企业家精神”在推动大学革新中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则在于揭示企业家精神在实践层面对大学革新所起到的具体作用,强调为了创造大学的未来需要特别重视以企业家精神引领大学革新,唯有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力量以推动大学革新才能塑造大学的未来。研究首先基于“大历史观”的视野从纵向的维度考察从中世纪大学到现代创新创业型大学的历史进程中大学发展所展现出的企业家精神。基于历史的分析其目的在于强调对于以革新求生存图发展的大学而言,企业家精神不是外在于大学这一组织的,而是其本身持续发展应该具备的核心特征和品质。从历史的角度呈现企业家精神之于大学革新的意义和作用后,研究依据现实情景论证了企业家精神对于我们时代的大学革新之所以重要的原因。立足时代变革的大环境,强调当下的大学革新所涉及的技术变革和制度创新需要企业家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家精神之于大学范式革命的重要性。在明确了企业家精神对大学革新的重要性,并对大学革新的过程从企业家精神的视角加以阐述后,需要追问的是大学革新需要怎样的企业家精神。研究则主要运用案例分析方法,从国家的企业家精神、组织的企业家精神和个人的企业家精神三个维度进行较为详细的阐释。在横向上从大学革新的丰富事例中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来说明这三种企业家精神之于大学革新的意义,即为了更好地把握大学发展的未来,需要个人的、组织的、国家的企业家精神的共同作用。在理论层面充分阐述了“企业家精神”对于大学革新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后,研究的重点在于凸显企业家精神对大学革新在组织结构、制度、管理模式以及行动方式等实践层面的影响。企业家精神引领下的大学革新展现出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既超越组织发展历史/传统的范畴,又突破校园的围墙。企业家精神引领和推动大学革新实践就体现在激励学科知识生产和学术创业、加快学科-专业-产业链建设、促进大学创新创业治理以及推动大学创新创业社区建设等几个方面。同时,研究还结合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双一流”建设实践,分析企业家精神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发挥重要作用以更好地实现大学发展目标。当前,“双一流”建设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政策驱动,强调走向卓越的大学更应该重视企业家精神的引领,并从个人的企业家精神、组织的企业家精神和国家的企业家精神三个维度阐明了“企业家精神”之于“双一流”建设的作用。

路明^[4]（2021）在《近代学制视野下高等艺术教育演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晚清社会积贫积弱,文化和教育的危机对于中华民族堪为灾难。挽救危亡的根本集中到教育变革之上。学制作为教育变革的对象首当其冲。象征新学的学制系统为教育近代化的建立奠定了制度基础,中国的近代高等艺术教育体系也由此开始逐步建立起来。同时,学制也是在时代背景之下的一个变量的建设过程。作为本文研究高等艺术教育的原点,围绕学制的建立、更迭、废止、重塑、优化等问题展开研究,着重探讨其发生、发展对于高等艺术教育的引导和影响。本文研究以近代由国家主导设计的《壬寅学制》（1902年）、《癸卯学制》（1904年）、《壬子癸丑学制》（1912-1913年）、《壬戌学制》（1922年）四部学制为基本脉络（见附录）。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研究开端,至1949新中国成立作为本文陈述和讨论的基本时间逻辑。可以说,在学制的建立过程中,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制度化建设上经历了学习泰西、师法日本、借鉴美国的演变历程,复杂多变的时局也是促成每一次抉择和转换的历史背书。本文考察的高等艺术教育指涉三大场域,其一是晚清尚未有学制建立时的实业学堂教育,通过对各类实业学堂相关图绘课程的考察,初步建立起高等艺术教育的最初面貌,其中以福建马尾船政学堂为考察中心;其二,依据晚清陆续推出的两个学制,在学制指导下的相关制度规约中梳理出以两江师范学堂为考察中心的早期图画手工教育;其三是民初学制的建立与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学校艺术教育的完善,以上海美专、北京美专和杭州艺专为考察中心,兼论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学系的师范艺术教育。四部学制确立了从军工学堂的“图绘”到高等师范学堂的“图画手工”,再到高等学校的“专业教育”,考察在这个视阈中的高等艺术教育的自我生长与不息变动,总结出一些经验与反思,为当代中国的高等艺术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启示和参考。

王美^[5]（2021）在《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文中提出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承袭清末的基础上,破旧立新、中西融合,随时代的发展不断调适、充实、完善,推动了高等教育的近代转型,保障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存续发展,实现了功能与价值的合一。本研究基于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历程的回顾,呈现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与其政策制定及实施过程相互制约与促进的样态,并累积了特殊时期高等教育政策革新与完善的历史经验。本研究以一种找寻与回溯的历史视角,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了系统考察,结合全面与局部高等教育发展概况,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展现了高等教育政策内容要素变化和政策运行过程,让色彩斑斓的民国高等教育政策图景生动地铺展开来,从动态中去把握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轨迹与特征,阐释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合理性与局限性,从而为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提供借鉴与启示,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论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首先,着眼于挖掘民国历史的大格局之异,与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关联,侧重分析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社会背景,从政治局势的杌陧、经济形势的起伏、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及教育轨迹的转换四个方面展开。其次,按照回溯性的政策分析方式,根据高等教育政策的基本组成要素分类,对办学政策、经费政策、学科与课程政策、招生与考试政策、教员与学生政策的演进轨迹进行深度把握。在纵向深描政策变迁的同时,又以横向的视角,来透视不同阶段各类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内容、执行情况及实施效果,并将高等教育政策的要素变化、地方应对、大学实践、校长活动穿插起来,构成一个动态、丰富的叙述结构,使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过程得以真实的复原呈现。再次,聚焦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进程的关键之处,分析影响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外因素,从外部因素来看,包括社会诉求的不断牵引、知识分子及教育团体的持续呼吁、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变化等;从内部因素来看,涉及权威集团理念的转变、议案审议方式的变化、目标群体价值偏好选择的差异等。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发生了回应性与适应性的变迁。与此同时,归纳凝练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并探究其中的利益逻辑。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演进呈现出“工具本位”的政策价值取向不断强化、政策内容体系日臻完善与成熟、政策施行手段逐步多样化等重要的历史特点。其背后的利益逻辑则主要是利益群体矛盾调和的分期变化、利益群体价值博弈的纵向映现以及政策利益与代价之间的成本考量。最后,审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所呈现的先进性与局限性。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新潮与旧浪的冲击下流变绵延,一直在努力谋求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适当融合,不断通过立法建设来规范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同时,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是铺陈理想与务实选择的产物,其生命力既来源于预先的理论准备,更扎根于实践中的丰富与拓展。但回溯历史,对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审慎的考量后,发现其也有局限性。如高等教育政策数量与质量的不匹配、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的阻隔、“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沟通与协调的非一贯性等。探赜索隐、以史鉴今。本研究将目光投射到那段逝去的历史中,通过多层面、多角度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进行分析,得出一些现实启示,即在当下高等教育政策建设过程中,要秉承一种辩证视角和开放心态,既坚持高等教育政策的国际化视野,又要积极建构中国化坐标,不断推进高等教育政策的法制化建设,兼顾高等教育政策的“质”与“量”的双重效益,靶向高等教育需求精准施策,完善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监督机制,并合理定位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使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与发展能够真正助力“双一流建设”,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谌彦彦^[6]（2020）在《陈垣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研究（1926-195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陈垣不仅是一代史学宗师、国学家,更是我国着名的教育家和高等教育管理者,从事高校管理工作长达45年之久,拥有丰富的高校管理经验,可谓是中国近代史上任职最长的大学校长。然而,目前有关陈垣的研究成果较多涉及历史学科领域,研究内容侧重于论述其史学家身份,对其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研究阙如,且目前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南渡北归”西南联大的风采,对战时孤独坚守北平的北京辅仁大学有所忽视。因此,以1926至1952年为时间节点,集中探究陈垣担任北京辅仁大学校长期间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有利于进一步拓宽对陈垣研究的视野,加深对民国教育家的认识,并能强化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历史底蕴和理论基础,使之更好地指导高等教育管理实践。本研究以陈垣来往书信集、学生口述史、论文集以及当时与之相关的文件为主要切入口,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等研究方法,集中呈现陈垣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历史价值和基本特征。首先,在扼要介绍陈垣基本情况的基础上,从受教育、从教以及担任教育管理者三方面展开,梳理陈垣整个的教育人生,并对陈垣高等教育管理思想形成的渊源进行追溯。其次,基于大学管理的主要内容并结合陈垣管理的具体实际,从办学宗旨观、教师管理观、学生管理观以及校园管理观四方面,阐释陈垣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的内核。总体上,陈垣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提出“中西贯通,兼容并包”和科研与教学并重的办学宗旨观。第二,以“真才实学”作为教师聘用标准,凝聚师资力量推动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以及提升教师待遇并尊重老教师、扶植青年教师的教师管理观。第三,倡导男女同校,注重实践和通才教育,实行“严进严出”招生和育人机制的学生管理观。第四,通过筹建新校舍,完备教学硬件,创建特色期刊,组织开展文体活动等加强校园物质和文化建设的校园管理观。最后,透过陈垣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提炼其思想的基本特征和历史价值,并提出对当下的有益思考。陈垣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不仅始终坚持维护“中国传统学术本位”,秉承“从严要求”管理原则,注重各教育要素间的有机配合,注重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一方面在陈垣高等教育管理思想引领下,北京辅仁大学为近代中国输送了大批精英人才,提高了近代我国教育教学管理的质量,促进了近代我国教育管理体系的创新,另一方面陈垣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对推动近代我国天主教高等教育本土化具有重要历史意义。选取陈垣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展开研究,可以为高校校长加强学校管理工作以及深化高等教育管理改革提供有益思考。

杨天^[7]（2020）在《一个被“遗忘”的教育家 ——袁希涛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近代中国教育的急剧转型,催生了一大批颇具影响的教育家。但时过境迁,有些当时颇具影响力与号召力的教育家,却很少为后世所了解、知晓乃至研究,袁希涛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通过个人努力,借助江苏省教育会等平台,在近代义务教育、师范教育、高等教育等诸多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研究充分挖掘和整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研究法、个案研究法以及发生学方法,对于袁希涛在义务教育、师范教育、高等教育等领域的思想与实践进行探讨,对其当代价值予以揭示,并希望以袁希涛为个案,深入分析袁希涛所代表的部分教育家,为后世所忽视、遗忘的原因,以期洞察教育家长久生命力的影响因素。袁希涛是一位较早对我国近代义务教育做出系统讨论并付诸实践的义务教育办理专家,他高度重视义务教育,依据城乡差异主张实施义务教育应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与因事为制,并强调义务教育的法令、经费、师资保障,以及在义务教育阶段增强对学生职业的陶冶。在师范教育领域,袁希涛是清末书院改制师范的先锋者、民初高师国立化的推行者、高师改大的中立者以及乡村师范的倡导者。在高等教育领域,袁希涛对复旦公学、同济医工学堂以及东南大学等高校的建校与发展都有着极多的关注与支持。这样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教育家,却几乎为后人所遗忘,缺乏专门而深入的研究,这与其缺乏独特的思想体系、教育思考与实践“博而不精”以及时代、生命长短、性格因素给予的局限等不无关系,这也值得所有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深思。

宋波^[8]（2020）在《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理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末壬寅学制的建立和癸卯学制的颁布施行,以及民国初期建立的壬子癸丑和壬戌四部学制,标志着我国近代学校教育开始进入制度化和系统化时期。学制的频繁变革是清末民初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既反映出其在整个国家教育制度中的核心地位,又反映出国家政体的变动对学制的深刻影响。我国近代学制作为西化的产物,先后经历了壬寅和癸卯学制效仿日本,壬子癸丑学制延续清末仿日并逐步转向欧美,最后至壬戌学制全面转向美国的演变历程。近代学制的变革,因政治体制、社会环境、效仿对象和制定主体的不同,导致不同学制的教育宗旨、修业年限和课程设置等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每一部学制的颁布,对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群体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批评主体依据自己的教育思想、利益立场、价值取向和对西方学制的了解,站在不同的立场,通过各类报刊、教育杂志、教育会议等不同途径,对学制发表各种意见、评论和建议。这些意见、评论和建议,既是对学制问题的一种关注和反思,也是其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的一种抗争行为,由此造成学制批评者与制定者之间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作为学制制定部门,根据学制批评者们的意见、评论和建议,不断修正学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促进学制的不断完善,实现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和整体发展。因此,学制批评是促进近代学制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清末民初学制批评,是人们对教育改革主导权、教育利益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关注、评价和争夺的反映。学制批评的产生源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政治体制的变化是学制变革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学制批评得以发生的极为重要的环境基础。批评主体的教育背景、生活经历和工作经历,特别是接受西方民主与教育思想的经历,是学制批评得以产生的认知基础。报刊杂志、教育社团等现代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和快速发展,是学制批评得以实现传播的重要渠道和途径。清末民初的学制批评,是中国在寻求教育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保持中国的特殊性和学习西方现代性的冲突与交融的一种反映。批评的实质是东西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之争,结果是中国教育思想传统性中心地位逐步丧失。清末民初学制批评,揭示了我国近现代学制从诞生到逐步成熟、从传统走向现代转型的曲折、艰辛历程。近现代学制的诞生,特别是壬戌学制形成,奠定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内容架构,标志着中国教育从近代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清末民初学制批评揭示了我国近代学制发展的曲折历程,对当代的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袁园^[9]（2020）在《“大学丛书”之教育学教科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学教科书建设一直是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课题,近代高等教育肇兴以来,教科书发展一直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随着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和中外教育交流的促进,我国教科书开始走上了引进之路。随着大学制度的逐步完善和教科书建设的逐渐规范,我国教育学术开始独立发展,大学教科书开始进入中国化的自主编写阶段。回溯清末民国的教育学教科书的发展历程,不仅可以从历史角度追寻教育学教科书建设的基本情况和脉络,还可以总结其发展规律,为当代大学教育学教科书建设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清末民国时期,我国的教育学教科书处于以引进为主要特征的萌芽阶段,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在提倡新式教育的同时,认识到教科书的重要性,并通过颁布一系列政策,鼓励官营和民营出版机构,自主编写教科书,发展教育事业。由此,我国教育学教科书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引进外国教科书到模仿外国教本尝试自主编写最后到带有中国化特征的自主编写的过程。文中通过运用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主要梳理清末民国的教育学教科书发展历程,剖析大学丛书的具体情况,并总结其呈现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以期为当前高等教育教科书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全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从宏观角度梳理清末民国的教育学教科书发展历程。回顾近代教育学教科书的发展历程,教科书经历了引进、模仿、到中国化的演变历程,通过对这一时期教育学教科书发展历程的梳理,总结其发展规律和特点,并引出“大学丛书”出版发行的时代背景。第二部分主要从中观层面分析大学丛书编写的前提与证成。首先,对大学丛书委员会人选的确定与组织进行分析和讨论。大学丛书委员会从计划到成立,委员会人选也由从无到有,最终确定为55人;其次,从《大学丛书目录》的蕴酿与制定角度论述这一时期大学丛书目录的演变。《大学丛书目录》经历了由最初的征集大学科目一览,到中期的《大学科目草案》到最后的《大学丛书目录》,经过几番讨论与修正,才确定并出版。《大学丛书目录》的确定也为大学丛书的稿本征集和出版发行,建立了基本框架;最后,分析大学丛书稿本的征集与审查。大学丛书稿本主要有商务印书馆早先出版着述、大学从书委员会专家推荐稿、商务印书馆向国内专家约稿等三种稿件。稿本的审查根据各委员学之所长,进行审查。审查有严格的程序,秉承科学精神,对于学术性、专业性不强的书稿,不予通过,最终不会作为大学丛书出版。第三部分是对已通过大学丛书审查,作为大学丛书出版的教育学教科书进行分析,先从教育学教科书的内容、特点和价值取向三个方面入手,深入分析大学丛书教育学教科书的内涵和价值。第四部分主要是对大学丛书教育学教科书进行反思与总结,大学丛书出版初期面临的质疑与批评,反思大学丛书出版的不足,并从中获得当代大学教科书建设的启示。

杨凯良^[10]（2020）在《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 ——一种场景模式的分析视角》文中指出在新旧文明交替、时局动荡混乱的民国时期,大学校长作为过渡时代的思想引领者,他们的高等教育思想从何而来?本文结合运用场景模式的分析视角,对作用于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形成的场景及相关因素给予了较为详尽的分析。清末民初的时代环境及教育近代化的开展为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萌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场景。西方现代性观念体系的西风东渐为他们高等教育思想的生发提供了思想来源和催化剂。儒家文化成为他们高等教育思想萌生的原生思想背景。所处具体地域文化场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高等教育性情和学术偏好,也为他们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铺设了个人思维层面的基底。教育文化场景中:虽然民国着名大学校长国内的知识结构上存在共性,然而留德和留美学人群的不同教育文化场景导致知识结构和思维模式的差异。大学校长所获取或感知的或显或隐的西方大学理念和古希腊哲学思想为他们回国后主持大学奠定了高等教育思想的来源基础。社会任职场景中:编译馆或杂志社任职为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交流和发展提供了炼化厂;在政府任职时期积累的人脉为他们日后执掌大学、保证大学正常运转提供了诸多方便;任职大学是最为关键的职业经历,可以加深他们对于高等教育系统的感知和体认,为他们提出颇有针对性的建议提供依据。教育文化场景和社会任职场景烘托下,高等教育思想呈现出衍生从属性、中西杂交性、理想性和前瞻性、公共性和批判性。场景的转换对于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认识和发展的心理产生了影响,期间伴随着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意识的冲突与磨合,偶有可能发生政域场和学域场之间高等教育沟通思维的调适。对学术场景的聚焦研究发现:杜威一脉学术师承秉承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和实验主义的方法,然而其中国弟子在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上与杜威相比发生了异变;北大同人的学术网络聚合性强,交互性佳,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呈现同质性和细微分化。对大学实践场景考察发现:大学校长的人事变迁不一定会导致一所大学理念的断裂,职业场景变换却可能使大学校长教育理念发生微调或转变。对大学办学理念与大学教育理念相关核心文本的分析揭示了高等教育思想内核的多元调和性与对立共生性。由于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产生和实践的场景具有不可复制性、不可替代性,复杂性和多元性,联结性和交叉性这几种特性,因此从工具论角度出发截取他们的高等教育思想片段或者场景进行“神话”预制式的研究可能会造成研究结果的不适切,亦可能遮蔽真实的高等教育历史。此外,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民国着名大学校长的高等教育思想并未上升到理论化层面。基于场景视角,论文总结了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影响因素及其形成特点,以此为参照,初步探讨了现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形成的场景状貌并尝试性提出了场景建设的路向。

二、蔡元培高等教育课程思想初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蔡元培高等教育课程思想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高校美育实践、困境及改进策略研究 ——基于两所大学的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蔡元培道德教育思想及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3）企业家精神视野中的大学革新（论文提纲范文）

（4）近代学制视野下高等艺术教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论文提纲范文）

（6）陈垣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研究（1926-1952）（论文提纲范文）

（7）一个被“遗忘”的教育家 ——袁希涛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理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大学丛书”之教育学教科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 ——一种场景模式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四、蔡元培高等教育课程思想初探（论文参考文献）

• [1]高校美育实践、困境及改进策略研究 ——基于两所大学的比较分析[D]. 李静.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2]蔡元培道德教育思想及启示[D]. 李迪. 牡丹江师范学院, 2021(09)
• [3]企业家精神视野中的大学革新[D]. 黄文武.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4]近代学制视野下高等艺术教育演进研究[D]. 路明.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5]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D]. 王美.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6]陈垣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研究（1926-1952）[D]. 谌彦彦.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7]一个被“遗忘”的教育家 ——袁希涛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D]. 杨天. 江南大学, 2020(01)
• [8]清末民初学制批评理路研究[D]. 宋波.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1)
• [9]“大学丛书”之教育学教科书研究[D]. 袁园. 西南大学, 2020(02)
• [10]民国着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 ——一种场景模式的分析视角[D]. 杨凯良. 浙江大学, 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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