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个会计热点问题的悖论（论文文献综述）
何佳讯,葛佳烨,张凡[1]（2021）在《中国学者管理学研究的世界贡献：国际合作、前沿热点与贡献路径——基于世界千种管理学英文期刊论文（2013～2019年）的定量分析》文中提出本文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战略方向下,基于2013～2019年间1000种国际英文管理学期刊483484篇论文（含中国学者32511篇）的纵向文献数据,从世界贡献的角度深入分析中国学者管理学研究的整体发展概况、国际合作以及前沿热点和重要贡献。研究结果显示,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中国管理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量及其份额迅猛增长,与海外合作发表的成果在稳定数量份额的基础上提高了中国学者的主导地位;中国学者引领10个领域共32个前沿热点,主要分布在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公共管理及管理交叉学科领域,对世界学界的贡献存在多元路径特征,主要通过使用中国数据、基于中国问题和中国情境,但弱于运用中国理论思想。本文的创新在于涵盖管理学学科门类所有领域,采用数据智能和专家咨询意见结合的多阶段研究方法,重在前沿热点领域挖掘而非侧重个人或机构的绩效评价。本文的结论为中国管理学者要在国际上加强中国理论思想研究和运用提供了新的证据和行动指引,也为管理学门类学科发展和科研战略规划提供了若干政策性建议。
宋子昕[2]（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研究指明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陈晓芳,蒋武,夏文蕾,陈昕[3]（2021）在《会计研究核心热点主题评述及贡献分析：1980-2019》文中认为本文以《会计研究》刊发的学术论文为样本,采用科学计量和知识网络分析的研究方法对采集的科学文本数据进行文本挖掘及可视化分析,在总体性识别《会计研究》刊文主要热点主题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我国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等背景,将研究阶段划分为会计规范体系恢复重建阶段（1980-199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规范体系形成阶段（1992-199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规范体系完善阶段（2000-2017）、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规范体系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2019）四个阶段,并对《会计研究》刊文核心热点主题进行分阶段识别、评述与贡献分析,以期为会计理论研究引领会计制度、会计准则等改革创新,客观促进我国会计规范体系的重建、形成、完善及高质量发展提供证据。
梅士伟[4]（2020）在《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高等教育通过人力资本增值而为现代社会提供强大的发展内驱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历经建国以来7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革新,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教系统。然而,由于高等学校（本论文研究对象限定为我国公办高等学校）外部管理制度不完善、市场参与机制不规范、社会公众参与不充分,内部治理结构失衡、主体道德行为失范、权力监督体系不完善,致使高校腐败易发频发,关键领域问题凸显,大案要案警钟不断,窝案串案时有发生,制约大学的教育教学、学术创造、服务社会、文化赓续使命,消解其学术本质和公益属性,弱化其道德标高和社会公信力,迟滞“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建设步伐。高校腐败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折射出现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已无法满足党和国家及社会公众的需要。因而,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高校全面从严治党的行动连带,是“办好人民满意高等教育”的价值依归,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结构转向。我国现行高校腐败治理主要基于政府作为高校举办者的地位,通过执政党和政府及作为其政治属性延伸的高校党委行使腐败治理权力,对高校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行使者实施控制、监督、惩治,保证高校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与权力运行的规范化,达到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治理目标。而从高等教育发展来看,高校办学资金来源日益多样化,多元利益相关者愈来愈迫切地要求与政府主体共同参与高校腐败治理。在治理理论的引导下,处理多元利益主体对高校的利益诉求,进一步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成为高校反腐倡廉的“新边疆”。因而,本文基于治理理论与机制设计理论,以高校腐败治理机制为研究对象,围绕“高校腐败的表现样态与成因机理”“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与历史变迁”“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容结构与绩效评价”“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生问题与优化建议”的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对治理理论、机制设计理论进行理论阐释,揭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动力系统、控权逻辑、规则供给、行动框架”的统一,进而厘清各要素的实质内涵。通过治理系统的外部情境和内部环境解构治理动力,通过权力监督、制约与惩治的合理性、有效性分析控权逻辑,通过规则体系与规则生成阐释规则供给,通过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与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梳理行动框架,从学理层面理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涵。随后,对高校腐败治理的演进历程进行考察。按照时间序列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校反腐败工作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并梳理出每个阶段治理机制的主要特征。（1）1949-1978年,以思想改造为核心,以运动式批判为主导;（2）1978-1989年,以纠正行风为特征,以整风式拒腐为主导;（3）1989-2002年,以遏制寻租为基础,以专项式打击为主导;（4）2002-2012年,以体系建设为中心,以系统化惩防为主导;（5）2012至今,以顶层设计为重点,以制度化治本为主导。在此基础上,总结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动力系统---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行动框架---从运动式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再次,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扎根理论,高度关注高校教职员工对高校腐败治理的心理感知,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与三级编码方法梳理出目前高校腐败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两种具体机制: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并分别探讨两类机制的具体构成,包括科层治理机制所涵盖的控制、监督、惩治、制度建设、问责,以及网络治理机制所涵盖的信任、合作、制约、技术创新、文化惯例等要素的确切内涵,从而系统构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复次,鉴于高校腐败治理的实践性,运用量化研究方法,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中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治理绩效的影响。遵循“网络治理机制---科层治理机制---腐败治理绩效”的主体关系,经由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应然样态,即高校腐败治理的完整运行体系应当是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的整合体。最后,结合高校腐败治理机制过程的演进分析,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面临的运行困境,一是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二是机制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弱化,三是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割裂。据此,从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整合与互动的角度,提出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建议。一是重塑行动者的主体性,二是提升治理动力的集成性,三是强化治理过程的协同性,四是重点强化问责、技术创新、制度建设。研究中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问题,在目前来看只是一个开始。本文运用治理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的框架,来探讨和设计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体系,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一是立足治理理论视角来探讨中国高校腐败控制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二是基于扎根理论方法,从高校腐败研究的制度、体制层面深入到高校腐败治理的具体机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三是统合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剖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与绩效水平,提出优化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李丹[5]（2020）在《农业企业组织效能动态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面对强大的人口压力,农业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农业经济发展备受政府的关注。农业企业作为农业经济的主要载体,承担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农业企业数量庞大,但大体都是以小规模起步。政府提出了以农业龙头企业引领整体农业企业发展的号令,但农业龙头企业在管理中也明显存在着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绩效产出不理想的困境。是否能寻求一种有效的途径让农业企业对自身经营状况及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有效的认知和评估,引起了企业家和学者们的重视。本文将组织效能的概念引入到对农业企业的研究中,组织效能的研究将打破以往过分关注企业绩效等传统研究方法带来的偏面性和局限性的僵局,给农业企业管理研究带来新的活力。组织效能是指组织实现其目标的能力和实现目标的程度,它是从量的产出和质的能力双方面开展评价。对农业企业进行组织效能评价,促进企业稳健成长,符合农业企业由单纯以业绩增产为导向向提升企业成长能力为导向的发展要求。在查阅大量国内外文献和对37家农业企业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两方面对文献进行梳理,以组织效能理论、企业成长理论和稳健性理论为出发点,对农业企业运营系统进行了详细分析,发现农业企业目前使用的评价方式主要集中在对企业绩效评价、经营效率评价、经营状况评价这三种评价方式上。这几种评价方法都是基于静态的研究视角,农业企业迫切需要寻求一种能兼顾经济产出和能力评价于一体的新的动态评价体系,所谓的动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企业内部运行机构动态联动;其二是企业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动态成长。动态评价可以使企业通过评价发现自身的缺欠与不足并及时改进,促使企业稳健成长。组织效能的研究将从企业的产出绩效与能力双方面进行探究,打开农业企业管理研究新视角。目前关于农业企业组织效能的研究方法在数据库中尚未收集到完整的研究成果。本文以其他行业的研究成果为借鉴,确定了本文理论研究的目的:一方面通过组织效能与企业成长关系对推动企业的稳健成长进行理论解释,另一方面为组织效能研究探索新视角并弥补组织效能在农业企业研究领域的空白。在对37家农业企业实地调研中再次辨识和确认影响企业组织效能的指标后,采用系统动力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对农业企业组织效能影响因素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和判定,绘制了组织效能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图,构建了农业企业组织效能动态评价模型。采用实证研究对构建的组织效能动态模型进行仿真,在对企业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和筛选后确定选择了一家以畜牧业养殖和加工为主业的企业作为研究背景,案例企业HY集团是具有典型特色的农业企业的代表。通过输入企业经营数据,利用vensim软件运行得出仿真结果并对模型进行灵敏度分析,分析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是研究组织效能五因素投入比例变化时,对三组投入比例变化的企业数据进行比较分析,第二方面在同一时间节点,其他四因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单一改变某一因素投入比例,增加或减少某一子系统投资量进行对比分析。通过系统灵敏度测试,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和适用性。本文通过系统的研究能给农业企业管理带来新思路和新方法,并为农业企业的稳健成长提供一些建议。研究的结果总结如下:（1）分析农业企业绩效与农业企业经营的特点,提出以农业企业组织效能来衡量和促进农业企业稳健发展的观点。（2）通过对农业企业组织要素和企业经营管理的分析,将农业企业经营分为销售子系统、财务子系统、资源子系统、技术产能子系统、企业管理子系统五个子系统进行研究,对散落在这些子系统中的影响农业企业组织效能的因素进行辨识。在对影响因素进行分解的基础上,从组织绩效与组织能力两个方面确定了影响农业企业组织效能的指标体系,共有8个一级指标,其中包括了企业规模、市场份额、新增可支配资源等3个绩效指标和技术创新能力、战略规划能力、组织运行能力、管理者自身能力、企业管理能力等5个能力指标。（3）利用系统动力学的原理和方法,对影响组织效能的各个指标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构建了组织效能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图,在因果关系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基本流位入树模型进行组织效能系统积累变量流位流率分析,并构建出农业企业组织效能系统的整体流图模型即组织效能系统动力学模型图。（4）选择了一家具有代表性的农业龙头企业对系统流图进行仿真模拟,证实了企业规模、市场份额、新增可支配资源、技术创新能力、战略规划能力、组织运行能力、管理者自身能力及企业管理能力八项指标对组织效能分别产生影响。同时发现在企业投入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五种能力会随之发生变化,通过系统仿真可以提前发现它们的变化趋势,利用能力表现的延迟性,企业可以在能力不足时提前寻找解决措施,为农业企业有效提升组织效能,保持稳健发展提供依据。（5）本文通过仿真分析,提出农业企业组织效能评价的对策与建议。在关注企业原材料市场稳定供应的基础上,增加农产品销售渠道拓展费用以支持市场份额的提升,伴随而来的是企业规模扩大,组织效能完成量的增长。在这个增长的过程中需要组织能力的坚强支撑,有效的战略规划为企业把握正确方向,提供符合发展的指引,组织运行能力为其正常行进保驾护航,技术创新能力、企业管理能力共同发展形成效能能力的中流砥柱,管理者依靠自身的能力构建和谐的组织氛围,并发挥领袖风范指引团队成员共同完成组织目标,组织成员的协同配合,这些因素共同协力从质和量双方面提升组织效能使企业稳健成长。
吕牧原[6]（2020）在《RPA环境下基于嵌入式代理悖论的精细化管理研究 ——以顺丰控股为例》文中指出
关承龙[7]（2020）在《中国省域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为应对“智能时代”悄然来临、碳排放量与日俱增的双重背景,中国提出了科技创新和绿色低碳两条发展路径。尽管中国在科技创新发展和绿色低碳发展上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付出了诸多实践,同时也取了得显着成效,但中国经济体量大、经济发展起步晚等客观原因仍然存在,这使得中国在科技创新发展和绿色低碳发展上依然面临着棘手问题,任重而道远。因此,正确处理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讨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同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和绿色低碳发展献计献策,从而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提供内生性和持续性的动力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本文聚焦于中国省域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紧紧围绕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展开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首先,围绕研究主题对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研究框架、文献综述及研究的创新点进行剖析。其次,对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同时对三者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而后,对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与经济增长进行测算分析。通过扩展隐性变量法,利用面板状态空间模型测算科技创新;运用网络爬虫技术,结合新浪财经概念股以及《2019绿色产业指导目录》对绿色低碳产业体系进行界定,获取绿色低碳企业投入产出数据,基于超效率DEA模型测算各省绿色低碳效率;借助各省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衡量经济增长。然后,分别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和面板平滑转移回归模型,分析科技创新增长率、绿色低碳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线性和非线性动态变化关系,对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分析。最后,针对中国省域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与经济增长的时空分布规律,提出促进科技创新发展、绿色低碳发展及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针对经济增长、绿色低碳对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着的主要原因,提出打造“科技-绿色-经济”良性循环的对策。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从理论上来看,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与经济增长两两之间表现为相互促进的作用机制。第二,从线性视角来看,中国省域经济增长与绿色低碳效率增长表现为相互促进的作用机制;科技创新增长带来了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无法促进科技创新增长;科技创新增长有利于绿色低碳生产效率改善,而绿色低碳生产效率增长无法促进科技创新增长。第三,从非线性视角来看,在经济增长率调控下,经济增长率和科技创新增长率对绿色低碳效率增长率的作用满足一个“S”型的二体制平滑转移过程;在科技创新增长率控制下,存在科技创新增长率和绿色低碳生产效率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倒N”型四体制平滑转移机制;不存在经济增长和绿色低碳效率增长对科技创新增长的平滑转移机制。第四,经济增长无法显着促进科技创新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对科技资源的引导和分配缺乏合理性,具体表现为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引导科技资源时缺乏系统性、导向性和差异性,企业在制定科技战略决策时也忽视了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第五,绿色低碳产业迫于政府压力在环境规制成本和科技创新投入上作出的错误决策,导致了绿色低碳效率增长无法促进科技创新增长。因此,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通力合作,打造“科技-绿色-经济”的良性循环,便成为破除科技创新发展与绿色低碳发展“顽疾”的关键路径。
吴丽君[8]（2020）在《高管政治激励、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双元创新行为研究》文中指出专利“多而不优”,企业创新质量亟需提升,创新行为研究日趋深入。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有文献研究高管政治联系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存在研究悖论,没有区分政治联系方式是形成该悖论的重要成因。作为一种直接型政治联系方式,政治激励会对企业创新行为产生怎样影响?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此外,仅有少数学者关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结合现实背景发现,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存在显着差异,那么差异显着的社会责任表现对“二元”所有制结构企业创新行为有何影响?为厘清政治激励、企业社会责任、创新行为三者之间关系,本文遵循“动机-态度-行为反应-经济后果”的研究逻辑,基于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激励效价差异显着的事实,分别以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政治激励对两类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双元创新行为的影响,并探索两类企业“政治激励-社会责任表现-创新绩效”之间差异性的传导路径。论文以印象整饰理论、高管激励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及政治联系作用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反腐败及国有企业薪酬管制特殊制度背景,分析政治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创新行为作用机理及政治激励、社会责任表现、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传导路径。为分析政治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作用倾向,将社会责任行为区分为正常社会责任表现与异常社会责任表现,其中异常社会责任表现包括超额社会责任表现与社会责任表现不足。研究发现:（1）高管政治激励是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差异显着的成因。高管政治激励能够显着提升民营企业超额社会责任表现,但并未显着抑制社会责任表现不足,存在社会责任表现“迎合倾向”。表明社会责任履行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是一项象征性或策略性行为,因此民营企业会出现一方面重视高级慈善责任,另一方面又忽视初级合法合规责任的“两极合流”现象。国有企业在政治激励驱动下,既能够促进超额社会责任表现,又能够抑制社会责任表现不足,进而整体社会责任表现水平较高。（2）高管政治激励与薪酬激励相结合能够提升民营企业双元创新绩效,而国有企业双元创新绩效的提升主要依靠高管政治激励这一方式。高管政治激励与民营企业策略性创新绩效显着正相关,与实质性创新绩效正相关但不显着。薪酬差距显着提升民营企业的实质性创新绩效,政治激励与薪酬差距在提升民营企业实质性创新绩效之间存在互补效应。高管政治激励与国有企业策略性创新绩效、实质性创新绩效均呈正相关关系,“双重管制”在二者之间存在正向调节效应。（3）反腐败削弱了政治激励与民营企业策略性创新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减弱了民营企业策略性创新行为的政治动机。反腐败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行为存在差异性影响。相比较于实质性创新绩效,反腐败与民营企业策略性创新绩效显着正相关,这说明反腐败并未扭转企业对创新绩效“重量不重质”的现状。反腐败对民营企业实质性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政治激励异质性,反腐败对无政治激励民营企业实质性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反腐败-制度环境优化-实质性创新绩效提升”作用路径,而对有政治激励民营企业实质性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反腐败-政府补助降低-实质性创新绩效下降”作用路径。（4）不论是民营企业或是国有企业,政治激励通过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水平来提升企业创新总绩效。但结合创新绩效的二元属性,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存在“政治激励-社会责任表现-策略性创新绩效”传导路径,而国有企业则存在“政治激励-社会责任表现-实质性创新绩效”传导路径。基于此,论文提出了建立社会责任履行良性机制、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完善反腐败制度,提高政府资源配置能力与企业创新质量等对策建议。该论文有图12幅,表53个,参考文献292篇。
左敏[9]（2020）在《基于角色认同的志愿者参与非营利组织的驱动机理及引导策略研究》文中指出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与可持续发展,在此推动下,我国志愿者研究日趋成熟;志愿者的数量及专业化程度日益提升;志愿者的服务领域从社会保障、社会动员到应急服务,已成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但我国志愿者的规模和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足。从规模来看,我国注册志愿者人数占总人口的11.97%,与发达国家志愿者总人口的25%以上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从志愿者构成来看,我国志愿者86.5%输出为大学生群体,女性比男性高20个百分点;而以美国为例的发达国家,志愿者的构成基本平衡,规模维持在较高且稳定的水平,说明我国志愿者相较于发达国家尚处于发展阶段。本研究在前期调查中发现,今后五年内能持续参与的志愿者占总调查规模的22.2%,而真正参与服务6次以上的仅占调查人数的17%。因此,志愿者规模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参与度和持续度不足,这势必导致非营利组织产生如何吸引有限志愿者参与的竞争趋势,如何招募和保留志愿者成为非营利组织的一大挑战。本研究针对志愿者参与非营利组织的现状,基于角色认同,以非营利组织对志愿者吸引——志愿者参与为研究主线,探讨非营利组织对志愿者吸引的驱动机理,完成六个方面研究内容:第一,通过文献计量分析讨论志愿者参与的热点及其发展趋势。第二,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对志愿者参与非营利组织的一般影响因素进行扎根探索性研究,开拓性提出志愿者参与非营利组织的八大研究类属。在此基础上形成基于组织吸引的志愿者参与非营利组织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提取关键因素,确定组织吸引下志愿者参与非营利组织的研究量表。第三,拓展计划行为理论,通过嵌入角色认同变量,构建志愿者参与非营利组织的理论构架,构建“非营利性组织对志愿者吸引模型”“角色认同嵌入志愿者参与非营利性组织的驱动模型”。第四,对上述两个阶段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因子分析对非营利组织吸引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个人动机和组织规范对志愿者没有显着影响;重要他人、组织绩效、管理属性、品牌感知对志愿者的影响显着。随后,根据实证结果,修正“非营利性组织对志愿者吸引模型”“角色认同嵌入志愿者参与非营利性组织的驱动模型”。最后采用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验证志愿者参与非营利组织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第五,根据“志愿者参与非营利组织的驱动模型”仿真分析情境因素干扰下志愿者参与选择的规律与优势。第六,提出增强非营利组织对志愿者吸引与参与的引导策略。通过以上研究,形成如下结论:（1）基于角色认同研究志愿者参与非营利组织的驱动机理,可以有效提升志愿者的参与度与参与持续度。通过提升非营利组织对志愿者的吸引可以有效减少志愿者流失率;通过引入角色认同,可以有效降低志愿者的角色冲突,增进志愿者参与的持续度。（2）通过识别志愿者参与的一般影响因素、提取非营利组织对志愿者吸引的关键因素,提出改善非营利组织的绩效和管理属性,提高品牌感知度,关注重要他人对志愿者的影响可以增进非营利组织对志愿者的吸引,进而明确非营利组织提高志愿者参与意愿和参与度的路径。（3）通过角色认同的嵌入,构建志愿者参与非营利性组织的驱动模型,可以帮助非营利组织与志愿者参与之间形成有效的互动、传递、关联、成长的循环模式。通过循环联结行为主体,明晰志愿者持续参与非营利组织的驱动机理,有效提高志愿者的角色认同度,减少志愿者流失,增进志愿者参与的持续度。（4）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组织规范并不能直接对志愿者产生影响,但当志愿者对规范形成认同后则能影响志愿者参与;个人动机对志愿者的影响不显着,但可通过调节角色认同对志愿者参与的影响,动机越强烈的群体,角色认同对志愿者参与的影响越大;认为角色认同对志愿者参与的影响受到组织规范和个人动机调节,进而提出志愿精神的弘扬需要把脉当代志愿者的个人认知和群体需要。（5）通过仿真分析情境因素影响下志愿者参与的劝导路径,建立多元化劝导途径,提升志愿者参与非营利组织的稳定性。用加权小世界网络模拟现实社会,提出需要借力五种情境因素提高志愿者参与的频次,其一,这五种情境因素对非志愿者影响最大,所以应该注重拓展志愿精神传递的多元化途径,让社会公众更多地了解志愿事业。其二,参与过服务的志愿者在更短时间内达到平衡状态,因此,劝导志愿者参与非营利组织要重视对志愿服务的评估,重视对志愿者的激励,以便提升志愿者参与非营利组织的稳定性。（6）提出增强志愿者参与非营利组织的引导策略,可以有效提升非营利组织的资源获取与链接能力,增进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效能和政策的实施效能。本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理解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瓶颈,明晰志愿事业发展的痛点,增进志愿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通过关注非营利组织对志愿者的吸引和参与,能够有效加强非营利组织自身营销能力,提升并增加组织对志愿者的吸引,提高非营利组织的资源获取能力,改善志愿者的角色认同显着度,最终回应当前志愿者的参与度与参与持续度不足的社会问题。论文包括43个图、27个表、223个参考文献
陈俊秀[10]（2020）在《我国腐败犯罪罪刑结构的反思与重构》文中研究说明腐败问题已然成为我国社会的沉疴积弊,当前我国反腐败逐渐形成压倒性态势,反腐的重心逐步由“治标”转向“治本”。作为制度反腐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刑事反腐自古以来都是整饬吏治的有力手段。在刑事立法上,当前我国腐败犯罪罪名的增设、构成要件的修正、法定刑配置的调整进入非常频繁的时期,学界对腐败犯罪的研究也呈现“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繁荣景象,然而表象的繁荣背后却暗藏着腐败犯罪基础理论建树不足、腐败犯罪罪刑结构前后龃龉、左支右绌的隐忧,具体表现在:刑事立法上腐败犯罪的罪刑配置科学性和合理性饱受理论界和实务界诟病;刑事司法中大量腐败犯罪案件的判决结果也屡遭公众的公正性质疑。有鉴于此,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刑事反腐尤为必要,是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成果的必然要求。腐败的概念界定是腐败犯罪罪刑结构研究的基石,科学界定“腐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有效开展刑事反腐的逻辑前提。通过对“腐败”内涵“语义-语用”二元框架的分析,以及对腐败核心要素的剖析,尝试对传统的经典腐败定义进行修正:取消对腐败主体“公职人员”或“国家工作人员”的限定;将腐败行为对象“公共权力”扩大为“权力”,在传统腐败行为对象的范畴里融入“私权力”要素,使得滥用私权力的情形也纳入腐败行为的范畴。我国腐败犯罪体系存在分布散乱、类型化程度不足的弊端,为了实现庞大的腐败犯罪罪群的体系化,从根本上解决腐败犯罪体系罪名庞杂、混乱无序的问题,本文按照腐败的行为模式不同,将腐败犯罪类型划分为自体型腐败犯罪和交易型腐败犯罪。无论腐败行为的具体方式和手段如何多样化,自体型腐败和交易型腐败依然是腐败的最基本形态,任何新型腐败行为均可以还原到上述两种基本腐败形态之中。其主要区别在于自体型腐败犯罪是“权力追逐利益”,典型的如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等,而交易型腐败犯罪（除索贿外）主要是“利益追逐权力”,典型的如受贿罪、行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等。同时,在交易型腐败犯罪中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行贿型腐败犯罪和受贿型腐败犯罪。腐败犯罪之罪刑配置不是立法者恣意而为之事,它必须得到某种合理化的控制。不同阶段的腐败态势牵动着反腐败刑事立法的不断修改、完善。罪刑结构是否合理,是一个国家刑事法治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当前我国腐败犯罪的罪刑结构完善首先应当对刑法理念进行更新,从“政策型”向“法理型”,从“碎片化”向“体系化”,从“回应型”向“内生型”,从“厉而不严”到“严而不厉”转型。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应当坚持“报应刑并合主义”,报应为刑罚正当化的主要根据,预防为刑罚正当化之次要依据。报应刑论（绝对主义刑罚论）和目的刑论（相对主义刑罚论）所彰显的价值理念之间存在着基本立场上的冲突。而化解这一冲突的合理路径在于立法阶段和司法阶段二元分离,即刑事立法以责任刑所蕴含的报应主义价值理念为鹄,刑事司法以预防刑所倡导的功利主义价值理念为旨趣。规范保护目的理论、法益理论与社会危害性理论是贯穿腐败犯罪体系、重构我国腐败犯罪罪刑结构的重要理论资源,也是指导和制约反腐败犯罪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理论根基。罪刑体系的建构需要从目的出发,行为可罚性的建构需要充分考虑规范保护目的。通过对我国腐败犯罪的规范保护目的的宏观把握、腐败犯罪法益理论的中观考量、腐败犯罪社会危害性的法经济学微观探索,为我国腐败犯罪罪刑结构的重构奠定理论基础。腐败犯罪的规范保护目的为公共资源的分配正义,包括物质、权利、发展机会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源的分配。传统的受贿罪法益“廉洁性说”“国家机关正常管理活动说”“公正性说”“信赖说”“不可收买性说”与“类型化法益说”均存在着一系列非此即彼的困境。在交易型腐败犯罪中,社会分配正义受损包括两个层面:受贿人获得的腐败利益和行贿人获得的不正当利益。与之相对应,交易型腐败犯罪法益应当包括两个层面:“禁止职务或职务行为上的不当得利”和“公共资源分配上的机会平等”。自体型腐败犯罪的法益为公共财物的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能）。“廉洁性”法益并非自体型腐败犯罪中具有独立价值的法益,廉洁性的高低依附于公共财物受损程度。我国贪污罪和受贿罪并轨制罪刑结构下并发的“同罚异害”罪刑不均衡难题,以及法益侵害、不法内涵、犯罪生成模式、责任程度等实质差异,决定了贪污罪和受贿罪的罪刑结构应采取分离制。通过2097份刑事判决书的大样本实证考察,发现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贪污罪的刑罚显着高于受贿罪”的司法经验和规律,揭示“并轨制”立法下并发的“同罚异害”罪刑不均衡弊病,进而提出“贪污罪和受贿罪法定刑应当分立”这一理论命题。同时,我国刑事立法中行贿犯罪和受贿犯罪的罪刑结构左右龃龉,折射出立法者对贿赂犯罪摇摆不定的治理策略。贿赂犯罪的应然罪刑结构应深入考察受贿犯罪的复合行为结构、复合法益结构的特殊性。通过受财行为与谋利行为的区分、贿赂犯罪生成机制考量以及共同犯罪中教唆犯与实行犯之法理借鉴,揭示行贿和受贿行为不法与责任程度,从根本上消除贿赂型腐败犯罪惩治策略以及罪刑结构上的分歧。通过对自体型腐败犯罪和交易型腐败犯罪、行贿型腐败犯罪和受贿型腐败犯罪的反思与解构,提出了腐败犯罪的建构路径。在交易型腐败犯罪中,应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要件要素,对“贿赂”范畴予以重构并类型化。对受贿型腐败犯罪应当采取“数额与情节并重”模式,并提出受贿罪情节要素体系建构的基本设想。受贿罪的法定刑应采取“基本刑+特殊刑”模式,以“枉法受财”为受贿罪的“基本犯”,而单纯收受贿赂,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或为他人谋取正当利益的,应当按照受贿罪的法定刑从轻处罚。在此基础上,提出受贿罪罪刑立法修改之可行性方案。在自体型腐败犯罪中,通过贪污罪行为主体和行为类型之教义学限缩以纾解“权贵刑法”的诘问与质疑。自体型腐败犯罪的死刑适用应当从司法控制走向立法废除。在行贿型腐败犯罪和受贿型腐败犯罪的罪刑结构建构中,提出应当坚守行贿型腐败犯罪与受贿型腐败犯罪非对称性罪状结构;确立行贿型腐败犯罪之特别自首制度;行贿型腐败犯罪和受贿型腐败犯罪合理的罪刑阶梯应该设置为:（枉法）受贿>行贿罪≥（不枉法）受贿,即在贿赂犯罪中,除（不枉法）受贿外,受贿罪原则上应当重于行贿罪。成熟的体系性研究应当遵循融贯性与合目的性的双重要求。腐败犯罪罪刑结构的体系融贯之目标是避免腐败犯罪法秩序内部的诸规范发生冲突、矛盾,确保法安定性。腐败犯罪罪刑结构的重构能够与既有刑法体系相衔接、融贯。在刑事司法层面,能够有效指导司法实践中诸多疑难、复杂的贿赂类型,为腐败犯罪的法益恢复、“事后受贿”情形、“感情投资”情形、交易型腐败犯罪的既遂形态、罪数问题以及自体型腐败犯罪与相关财产犯罪竞合等疑难问题的司法应对提供足够的阐释力和理论支撑。
二、五个会计热点问题的悖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五个会计热点问题的悖论（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学者管理学研究的世界贡献：国际合作、前沿热点与贡献路径——基于世界千种管理学英文期刊论文（2013～2019年）的定量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回顾 |
|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一）数据来源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结果分析 |
| （一）总体概况与影响力 |
| （二）国际合作研究概况及特征 |
| 1. 海外合作的地理特征 |
| 2. 国际合作的特征趋势 |
| （三）中国学者（不含港澳台）引领的前沿热点及重要贡献 |
| 1. 工商管理学科 |
| 2.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 |
| 3. 公共管理学科与管理交叉学科 |
| 4. 不同学科贡献优势的差异 |
| （四）中国学者引领前沿热点的贡献路径 |
| 1. 分析框架 |
| 2. 样本总体概况 |
| 3. 具体贡献路径的分析 |
| 五、结论和讨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研究贡献 |
| （三）发展路径与政策建议 |
| （四）不足之处 |
| 《中国学者管理学研究的世界贡献：国际合作、前沿热点与贡献路径——基于世界千种管理学英文期刊论文（2013～2019年）的定量分析》附录 |
（2）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 一、电力与通讯 |
| 二、毛巾与肥皂 |
| 三、燃料 |
| 四、自来水 |
| 五、铺底与房租 |
| 六、纳税与认捐 |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 小结 |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 一、晕堂 |
| 二、火灾与触电 |
| 三、建筑安全 |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会计研究核心热点主题评述及贡献分析：1980-2019（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会计研究》刊文主要热点主题总体性识别 |
| 三、《会计研究》刊文核心热点主题分阶段识别、评述与贡献分析 |
| (一)会计规范体系恢复重建阶段(1980-1991) |
| 1.核心热点主题识别 |
| 2.核心热点主题评述 |
| 3.贡献分析 |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规范体系形成阶段(1992-1999) |
| 1.核心热点主题识别 |
| 2.核心热点主题评述 |
| (1)会计理论方法体系构建研究评述 |
| (2)会计准则制定研究评述 |
| (3)会计信息质量研究评述 |
| 3.贡献分析 |
| 第一，促使会计理论研究逐步从会计基础理论研究转向应用理论研究。 |
| 第二，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 |
| 第三，客观上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规范体系的初步形成。 |
|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规范体系完善阶段(2000-2017) |
| 1.核心热点主题识别 |
| 2.核心热点主题评述 |
| (1)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研究评述 |
| (2)内部控制研究评述 |
| (3)公司治理研究评述 |
| (4)会计信息质量研究评述 |
| (5)盈余管理研究评述 |
| (6)公允价值研究评述 |
| 3.贡献分析 |
| 第一，为推动企业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
| 第二，为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提供了有力支撑。 |
| 第三，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规范体系的完善。 |
| (四)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规范体系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2019) |
| 1.核心热点主题识别 |
| 2.核心热点主题评述 |
| (1)内部控制研究评述 |
| (2)审计质量研究评述 |
| (3)会计信息质量研究评述 |
| (4)盈余管理研究评述 |
| 3.贡献分析 |
| 四、总结 |
（4）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趋势的行动连带 |
| (二)现代社会权利本位的价值依归 |
| (三)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结构转向 |
| 二、研究价值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贡献 |
| 三、研究述评 |
| (一)国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的逻辑演进 |
| (二)国外高等教育腐败治理机制研究的总体图示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设计 |
| (一)思路安排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 |
| (二)不足 |
| 第一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一)高校腐败 |
| (二)治理机制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理论 |
| (二)机制设计理论 |
| 第二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机理剖析 |
| 一、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动力系统 |
| (一)系统情境的宏观驱动 |
| (二)治理网络的开放赋能 |
| (三)主体价值的内生激发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控权逻辑 |
| (一)高校权力监督的有效性 |
| (二)高校权力制约的正当性 |
| (三)高校权力惩治的现实性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规则供给 |
| (一)生成路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统一 |
| (二)规则执行:强制、激励与认同接续 |
| 四、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行动框架 |
| (一)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 |
| (二)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 |
| (三)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 |
| 第三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历程 |
| 一、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8年:动员群众,思想改造,运动式批判 |
| (二)1978-1989年:清理整顿,纠正行风,整风式拒腐 |
| (三)1989-2002年:破除垄断,遏制寻租,专项式打击 |
| (四)2002-2012年:体系建设,点面结合,系统化惩防 |
| (五)2012年至今:顶层设计,聚焦监督,制度化治本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 |
| (一)动力转换: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 |
| (二)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 |
| (三)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 |
| (四)行动框架:从运动式为主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经验回视 |
| (一)坚持党的领导,规范机制运行的方向性 |
| (二)坚持专业化反腐,发挥纪检监察机构职能 |
| (三)坚持系统化反腐,形成整体性治理格局 |
| (四)坚持以责任制为核心,推动渐进式治理 |
| 第四章 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探析 |
| 一、研究设计及实施 |
| (一)扎根理论编码方法 |
| (二)理论性取样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的三级编码 |
| (一)开放性编码 |
| (二)主轴性编码 |
| (三)选择性编码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的深层意涵 |
| (一)科层治理机制 |
| (二)网络治理机制 |
| 第五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对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
| 一、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构建 |
| (一)研究假设 |
| (二)预测问卷设计 |
| (三)正式问卷与实证分析 |
| (四)验证性因子分析 |
| 二、理论模型拟合及路径分析 |
| (一)结构方程的拟合 |
| (二)直接作用下的网络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 |
| (三)直接作用下的科层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 |
| (四)中介作用下网络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的影响探究 |
| 三、结果与讨论 |
| (一)研究假设结果汇总 |
| (二)检验结果与分析 |
| 第六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困境 |
| 一、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 |
| (一)“组织-环境”框架下的“脱耦” |
| (二)多层次目标体系的功能冲突 |
| 二、治理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割裂 |
| (一)规制缓和与政府监督博弈失衡 |
| (二)低组织化造成社会监督行动局限 |
| (三)身份困境导致纪检监督的结构性悖论 |
| (四)校内民主监督的“空心化”矛盾 |
| 三、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弱化 |
| (一)治理的公共性欠缺 |
| (二)多重关系诱发治理的内卷化 |
| (三)路径依赖导致治理工具单一 |
| 第七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优化方略 |
| 一、行动者主体性的生态化建构 |
| (一)以角色转换优化党委政府控制职能 |
| (二)以激励相容强化主体责任 |
| (三)以嵌入化激发纪检监督的“结构洞”优势 |
| (四)完善基于“日常生活”的实体性师生监督 |
| (五)以自主性保障社会主体的参与性 |
| 二、治理动力集成性的多元化整合 |
| (一)权力驱动与权利驱动的互动 |
| (二)外部驱动与内部驱动的重构 |
| (三)以权威驱动调适利益驱动 |
| 三、治理过程协同性的动态化平衡 |
| (一)高校腐败治理与政府腐败治理的目标协同 |
| (二)透明度与回应性的认知协同 |
| 四、关键影响路径的功能性再造 |
| (一)构建以价值理性为导向的问责机制 |
| (二)从数据民主向技术治理进阶 |
| (三)一体性推进制度化治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农业企业组织效能动态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的现实意义 |
| 1.2.2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3 硏究内容及论文结构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论文框架及结构 |
| 1.4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农业企业 |
| 2.1.1 农业企业的界定 |
| 2.1.2 农业企业的特征 |
| 2.2 组织效能研究 |
| 2.2.1 组织效能基本概念界定 |
| 2.2.2 组织效能与企业管理要素研究 |
| 2.2.3 组织效能评价标准及方法 |
| 2.2.4 组织效能评价模型的研究 |
| 2.2.5 组织效能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 |
| 2.2.6 效能研究改进与提升方向 |
| 2.2.7 组织效能研究评述 |
| 2.3 组织发展稳健性研究 |
| 2.3.1 稳健性定义 |
| 2.3.2 企业经营稳健性研究 |
| 2.3.3 企业经营稳健性与企业可持续发展关系 |
| 2.4 稳健性与组织效能 |
| 2.4.1 企业发展能力与组织效能 |
| 2.4.2 组织能力、企业成长与组织效能 |
| 2.4.3 组织效能与企业稳健成长关系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农业企业组织效能影响因素辨识及分析 |
| 3.1 调研企业的选择 |
| 3.2 农业企业内部组织活动及组织职能分析 |
| 3.2.1 组织结构的选择与分析 |
| 3.2.2 工作职能的界定 |
| 3.3 农业企业运营系统组成要素的辨识 |
| 3.4 资源要素对组织效能的影响辨识 |
| 3.4.1 人力资源要素分析要素 |
| 3.4.2 农业企业的资金资源要素 |
| 3.4.3 原材料资源 |
| 3.4.4 信息资源要素 |
| 3.5 组织效能能力要素的辨识 |
| 3.5.1 组织能力的分类观点 |
| 3.5.2 动态企业能力的阶层模型 |
| 3.5.3 企业成长及成长因素判定 |
| 3.5.4 管理者的能力 |
| 3.6 影响农业企业组织效能的外部要素辨识 |
| 3.7 影响组织效能因素汇总 |
| 3.8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农业企业组织效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1 系统动力学建模的可行性分析 |
| 4.1.1 系统动力学建模的特点 |
| 4.1.2 组织效能的系统特性 |
| 4.1.3 系统动力学适用性分析 |
| 4.2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组织效能动态评价模型构建原则 |
| 4.3 模型构建的技术路线 |
| 4.3.1 模型边界的确定 |
| 4.3.2 模型动态假设 |
| 4.3.3 模型因果关系分析 |
| 4.3.4 建立组织效能评价的系统动力学流图并检验 |
| 4.3.5 效能评价仿真 |
| 4.4 组织效能评价指标的筛选依据 |
| 4.4.1 农业企业绩效评价指标的汇总 |
| 4.4.2 组织效能评价体系已有的研究成果 |
| 4.5 影响因素与组织效能间关系判定 |
| 4.5.1 生产规模扩大的农业企业成长因果关系 |
| 4.5.2 组织能力与规模扩大与组织效能提升的关系 |
| 4.5.3 企业规模扩大对组织效能影响因果关系 |
| 4.5.4 农业企业组织效能子系统关系判定 |
| 4.6 组织效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6.1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4.6.2 农业企业组织效能指标体系 |
| 4.7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农业企业组织效能动态评价模型构建 |
| 5.1 各子系统因果关系模型构建及分析 |
| 5.1.1 农业企业资源子系统因果关系模型 |
| 5.1.2 农业企业管理子系统因果关系模型 |
| 5.1.3 农业企业销售子系统因果关系模型 |
| 5.1.4 农业企业技术产能子系统因果关系模型 |
| 5.1.5 农业企业财务子系统因果关系模型 |
| 5.2 农业企业组织效能影响因素因果回路图的构建与分析 |
| 5.2.1 农业企业组织效能系统的因果回路图构建 |
| 5.2.2 组织效能因果回路分析 |
| 5.3 系统积累变量流图模型的建立 |
| 5.3.1 设计积累变量流位流率系 |
| 5.3.2 构建积累变量流位控制流率的定性二分部图 |
| 5.3.3 流率基本入树模型及变量方程 |
| 5.4 系统整体流图模型及组织效能动态评价模型的构建 |
| 5.4.1 组织效能动态评价模型的构建 |
| 5.4.2 流位模型中变量方程的设定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农业企业组织效能动态评价模型仿真 |
| 6.1 企业背景及基本状况介绍 |
| 6.1.1 企业基本信息 |
| 6.1.2 HY集团管理现状 |
| 6.1.3 HY集团现行的绩效评价体系介绍 |
| 6.2 HY集团组织效能系统仿真模拟及结果分析 |
| 6.2.1 组织效能动态评价系统仿真初始数据的设置 |
| 6.2.2 组织效能模型仿真结果及仿真分析 |
| 6.3 HY集团组织效能评价灵敏度分析 |
| 6.3.1 不同企业的不同能力投入比例的灵敏度分析 |
| 6.3.2 单一改变某一因素投入比例模型灵敏度分析 |
| 6.4 仿真结论与建议 |
| 6.4.1 研究结论 |
| 6.4.2 建议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创新点与存在的不足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导师简历 |
| 致谢 |
（7）中国省域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
| 1.2.2 绿色低碳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
| 1.2.3 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概念及作用机制 |
| 2.1 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概念 |
| 2.1.1 科技创新的相关概念 |
| 2.1.2 绿色低碳的相关概念 |
| 2.1.3 经济增长的相关概念 |
| 2.2 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2.3 绿色低碳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2.4 绿色低碳与科技创新的作用机制 |
| 2.5 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第3章 中国省域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与经济增长的测度 |
| 3.1 中国省域科技创新的测度 |
| 3.1.1 扩展隐性变量法 |
| 3.1.2 科技创新测算说明 |
| 3.1.3 规模报酬分析 |
| 3.1.4 中国省域科技创新时空规律分析 |
| 3.2 中国省域绿色低碳的测度 |
| 3.2.1 绿色低碳测算说明 |
| 3.2.2 中国省域绿色低碳产业规模与结构 |
| 3.2.3 中国省域绿色低碳效率时空规律分析 |
| 3.3 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测度 |
| 3.3.1 中国省域经济发展状况评估 |
| 3.3.2 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动态演化分析 |
| 3.3.3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空间收敛分析 |
| 第4章 中国省域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 |
| 4.1 中国省域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与经济增长线性动态关系分析 |
| 4.1.1 面板单位根检验 |
| 4.1.2 面板向量自回归的建立和估计 |
| 4.1.3 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与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分析 |
| 4.2 中国省域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与经济增长非线性动态关系分析 |
| 4.2.1 面板平滑转移回归模型简介 |
| 4.2.2 面板平滑转移回归模型设定 |
| 4.2.3 面板平滑转移回归模型同质性检验 |
| 4.2.4 面板平滑转移回归模型位置参数检验 |
| 4.2.5 面板平滑转移回归模型剩余非线性检验 |
| 4.2.6 面板平滑转移回归模型的估计及分析 |
| 4.3 结果讨论与分析 |
| 第5章 结论与对策 |
| 5.1 结论 |
| 5.1.1 中国省域科技创新时空分布规律 |
| 5.1.2 中国省域绿色低碳时空分布规律 |
| 5.1.3 中国省域经济增长时空分布规律 |
| 5.1.4 中国省域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5.2 对策 |
| 5.2.1 精准施策,促进区域科技创新发展 |
| 5.2.2 因地制宜,促进区域绿色低碳发展 |
| 5.2.3 造血扶贫,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
| 5.2.4 对症下药,打造“科技-绿色-经济”的良性循环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科研成果 |
| 附录 |
（8）高管政治激励、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双元创新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与特色 |
| 2 文献综述 |
| 2.1 高管政治激励测度 |
| 2.2 高管政治激励、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创新行为 |
| 2.3 反腐败、政治联系与企业创新行为 |
| 2.4 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的研究主题趋势分析 |
| 2.5 研究述评 |
| 3 理论基础、制度背景与分析框架 |
| 3.1 理论基础 |
| 3.2 制度背景 |
| 3.3 高管政治激励、社会责任表现、企业创新绩效分析框架 |
| 4 高管政治激励与企业异常社会责任表现 |
| 4.1 民营企业高管政治激励与异常社会责任表现 |
| 4.2 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激励与异常社会责任表现 |
| 4.3 研究设计 |
| 4.4 实证结果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5 高管政治激励与企业双元创新行为 |
| 5.1 民营企业高管政治激励与双元创新行为 |
| 5.2 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激励与双元创新行为 |
| 5.3 研究设计 |
| 5.4 实证结果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6 高管政治激励、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双元创新行为 |
| 6.1 研究假设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结果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主要贡献与研究局限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基于角色认同的志愿者参与非营利组织的驱动机理及引导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创新性评价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2 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
| 2.1 志愿者参与非营利组织的理论研究基础 |
| 2.2 志愿者参与的文献计量分析及文献综述 |
| 2.3 角色认同理论与志愿者参与研究 |
| 2.4 文献研究现状评析 |
| 3 社会生态系统下组织吸引对志愿者参与非营利组织驱动因素研究 |
| 3.1 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志愿者参与非营利组织的一般影响因素研究 |
| 3.2 基于组织吸引的志愿者参与非营利组织的指标体系构建与关键因素提取.. |
| 3.3 组织吸引下志愿者参与非营利组织驱动因素研究量表确定 |
| 3.4 本章小结 |
| 4 角色认同的志愿者参与非营利组织驱动机理研究模型构建 |
| 4.1 角色认同变量嵌入计划行为模型的志愿者参与理论构架 |
| 4.2 非营利组织对志愿者吸引模型构建 |
| 4.3 角色认同嵌入下志愿者参与非营利组织的驱动模型构建 |
| 4.4 本章小结 |
| 5 角色认同下志愿者参与非营利组织驱动机理的实证研究 |
| 5.1 非营利组织对志愿者吸引模型的实证分析 |
| 5.2 非营利组织对志愿者吸引的实证结果讨论及模型修正 |
| 5.3 志愿者参与非营利组织的直接效应检验 |
| 5.4 志愿者参与非营利组织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5 志愿者参与非营利组织的调节效应检验 |
| 5.6 实证研究结果讨论 |
| 6 基于角色认同的志愿者参与非营利组织驱动机理的演化仿真 |
| 6.1 仿真模型构建 |
| 6.2 仿真模型的数学表达 |
| 6.3 仿真结果及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增强非营利组织对志愿者吸引与参与的引导策略研究 |
| 7.1 增强非营利组织对志愿者吸引的引导策略 |
| 7.2 增强志愿者参与非营利组织的引导策略 |
| 7.3 本章小结 |
| 8 结论、创新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主要创新 |
| 8.3 研究限制及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10）我国腐败犯罪罪刑结构的反思与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表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论文的基本框架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腐败与腐败犯罪概述 |
| 第一节 “腐败”:语义分析和语用阐释 |
| 一、“腐败”的语义分析 |
| 二、“腐败”的语用阐释 |
| 三、腐败的核心要素提炼 |
| 四、腐败的概念梳理与修正 |
| 第二节 腐败犯罪及其罪刑结构 |
| 一、腐败犯罪的范畴界定 |
| 二、腐败犯罪之罪刑结构 |
| 第二章 我国腐败犯罪罪刑结构之规范演进与理念转向 |
| 第一节 我国腐败犯罪罪刑结构之规范演进 |
| 一、自体型腐败犯罪阶段: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 |
| 二、自体型和交易型腐败犯罪混合阶段:改革开放—1997 年《刑法》 |
| 三、交易型腐败犯罪阶段:1997 年《刑法》—至今 |
| 第二节 我国腐败犯罪罪刑结构配置之理念转向 |
| 一、从“政策型”到“法理型” |
| 二、从“碎片化”到“体系化” |
| 三、从“回应型”到“内生型” |
| 四、从“厉而不严”到“严而不厉” |
| 第三章 腐败犯罪罪刑结构配置的基本原理 |
| 第一节 罪刑结构配置的基本原理 |
| 一、报应刑论视角下的罪刑均衡 |
| 二、目的刑论视角下的罪刑均衡 |
| 三、纾解路径:不同语境下刑罚的正当化根据 |
| 第二节 罪刑结构配置的实质考量 |
| 一、罪刑结构配置的宏观考量要素:规范保护目的 |
| 二、罪刑结构配置的中观考量要素:法益保护理论 |
| 三、罪刑结构配置的最终落脚点:腐败犯罪之社会危害性考察 |
| 第四章 我国腐败犯罪罪刑结构的反思与解构 |
| 第一节 自体型腐败犯罪与交易型腐败犯罪——以贪污罪和受贿罪为例 |
| 一、贪污罪和受贿罪量刑实践的实证考察 |
| 二、贪污罪与受贿罪“异害同罚”现象之纰缪 |
| 第二节 行贿型腐败犯罪和受贿型腐败犯罪——以受贿罪和行贿罪为例 |
| 一、行贿型腐败犯罪与受贿型腐败犯罪罪刑结构之立场分野 |
| 二、行贿型腐败犯罪和受贿型腐败犯罪悖反现象之反思 |
| 第五章 我国腐败犯罪罪刑结构的重构 |
| 第一节 交易型腐败犯罪和自体型腐败犯罪罪刑结构之重构 |
| 一、应然维度之交易型腐败犯罪罪刑结构——以受贿罪为例 |
| 二、应然维度之自体型腐败犯罪罪刑结构——以贪污罪为例 |
| 第二节 行贿型腐败犯罪和受贿型腐败犯罪罪刑结构之重构 |
| 一、行贿型腐败犯罪与受贿型腐败犯罪非对称性罪状结构之坚守 |
| 二、确立行贿型腐败犯罪之特别自首制度 |
| 行贿罪≥(不枉法)受贿'>三、罪刑阶梯:(枉法)受贿>行贿罪≥(不枉法)受贿 |
| 第六章 我国腐败犯罪罪刑结构的体系融贯与司法展开 |
| 第一节 我国腐败犯罪罪刑结构的体系融贯 |
| 一、交易型腐败犯罪体系的梳理与衔接 |
| 二、受贿罪双层法益结构与“数额+情节”入罪模式相契合 |
| 三、普通受贿类型与斡旋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类型的融贯 |
| 第二节 腐败犯罪罪刑结构的司法展开 |
| 一、退赃情节与腐败犯罪的量刑 |
| 二、“事后受贿”情形的处理 |
| 三、“感情投资”情形的处理 |
| 四、交易型腐败犯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 |
| 五、受贿罪与渎职罪竞合时之罪数认定 |
| 六、自体型腐败犯罪与财产犯罪竞合的处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腐败感知指数CPI统计表(2002年—2018年) |
| 附录二:贪污罪裁判文书数据统计(数额较大区间) |
| 附录三:受贿罪裁判文书数据统计(数额较大区间)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四、五个会计热点问题的悖论（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学者管理学研究的世界贡献：国际合作、前沿热点与贡献路径——基于世界千种管理学英文期刊论文（2013～2019年）的定量分析[J]. 何佳讯,葛佳烨,张凡. 管理世界, 2021(09)
- [2]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会计研究核心热点主题评述及贡献分析：1980-2019[J]. 陈晓芳,蒋武,夏文蕾,陈昕. 会计研究, 2021(04)
- [4]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D]. 梅士伟. 吉林大学, 2020(03)
- [5]农业企业组织效能动态评价研究[D]. 李丹. 吉林大学, 2020(03)
- [6]RPA环境下基于嵌入式代理悖论的精细化管理研究 ——以顺丰控股为例[D]. 吕牧原. 上海财经大学, 2020
- [7]中国省域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D]. 关承龙. 江苏大学, 2020(07)
- [8]高管政治激励、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双元创新行为研究[D]. 吴丽君.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1)
- [9]基于角色认同的志愿者参与非营利组织的驱动机理及引导策略研究[D]. 左敏.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7)
- [10]我国腐败犯罪罪刑结构的反思与重构[D]. 陈俊秀. 吉林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