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斗米”:微薄的薪俸?（论文文献综述）
吴国富[1]（2021）在《陶渊明所说的“五斗米”意指“增俸”》文中研究指明陶渊明所说的"五斗米",或以为指五斗米道,或以为指"日俸",难以定论。当时"课集军粮"是江州刺史的头等大事,而郡督邮到县"考殿最",也应以此为首要目标,考核结果关乎县令薪俸的增减。因此,"五斗米"应当出自韦昭《汉书注》的"若食一斛则益五斗",意指大幅度的"増俸";而"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则寓含了"不愿为贪图増俸而多征粮食"之意。
沈潼[2]（2020）在《宋代地方公吏群体法律意识研究》文中提出公吏是宋代官僚体制中一个庞大和复杂的群体,广泛存在于中央和地方的各级行政部门之内并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活跃于历史舞台之上。他们的身份比较特殊,常带有“官”和“民”的双重性质,凭借一定的职业能力、官民联系中的特殊地位及人数上的优势日益为统治集团所关注。其中,地方上的公吏在官府政事处理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尤为突出,是基层上主要的行政力量,更与宋代地方政治生态的优劣有着重大干系。宋代的公吏既为官所需,又为官所恶,既与民为亲,又为民所憎,是一个充满矛盾与变数的群体。在宋代,地方政治上的混乱与黑暗多与“吏弊”有关,公吏贪赃枉法、收受贿赂、扰乱司法的记录屡见不鲜,欺压上官、为害地方、祸害民众亦成为宋代地方公吏的生动写照,故有“吏强官弱”之说。然而行为的背后离不开意识的支配,熟知律文条法的地方公吏也具备该群体所特有的法律意识并对具体的行为产生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影响。除职业因素外,这种法律意识与该群体的社会地位、现实处境及生活阅历密切相关,是宋代地方公吏主观意识世界中必不可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具体行为对法律意识的发掘,可以进一步还原宋代地方公吏的真实形象,作出公正的历史评价。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宋代地方公吏整体情况的介绍。宋代关于“吏”的称谓颇多,如“胥吏”、“吏胥”、“吏人”、“公人”、“公吏”等,通过分析史料对宋代地方公吏这一群体的概念作出界定,并介绍两宋时期公吏的基本设置状况、分类及人数等。结合传统观点对于宋代公吏群体的主流态度,站在士大夫阶层的立场对宋代“吏强官弱”的形象进行分析与补充,冲破以往行为分析模式的局限性,说明地方公吏的法律意识是研究宋代官吏关系乃至地方政治生态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第二部分:宋代地方公吏法律知识的储备及学习途径。不论是个体还是群体,法律知识与文化水平有着直接的联系,识字往往是晓法的前提,公吏也是除统治精英集团外另一个庞大的识字群体,故有必要对宋代地方公吏的文化水平进行介绍。在公吏系统法律知识获取的途径上,分为“官授”与“私授”两种,区别主要在于公吏的名号是否合法。此外,公吏还会通过其他途径学习到律文条法,如本职范围内所应遵守的各项规定、可承袭的吏职子孙通过父辈的传授以及一些地方民众“好讼”、“健讼”给公吏带来的影响。第三部分:通过官、吏、民三个层次对宋代地方公吏法律意识的表露空间进行研究。地方公吏多是长于民间而身在官府,熟悉民情而又知晓官府惯例,具有十分特殊又鲜明的身份特色。公吏本隶属于官府,服务于官员,接受各项指令扮演执行者的角色。公吏不同于官员,没有明确的迁转制度,可以就地任职并长期供职于一处,任期上也有很大的弹性,在新旧官员交接之际能起到维持地方政务正常运行的作用;公吏虽无功名,也不具备官员的文学素养,相对单一的职责但却拥有较为专业甚至有着一定垄断性（尤其涉及法律知识方面）的职业能力,使之成为官员不得不依仗的专业办事人员,发挥着重要作用;地方民众很难与官府发生直接联系,多通过公吏这一媒介进行信息的传递,诸多涉及民众的公务也是由公吏代官府进行沟通,使得公吏在作为媒介的同时也拥有阻塞视听的条件与能力,一手遮天,存在民众的权益受到侵害的可能。如此,公吏的非法事迹中常带有“官僚权威”、“靠山吃山”及“近水楼台”的特点,体现了宋代地方公吏法律意识表露空间向官、民领域内的延伸。第四部分:深入发掘宋代地方公吏法律意识呈现出的两极特色。我们在分析形形色色地方公吏群体负面行为史料的背后也能发现会存在与之截然相反的正面的个体事迹的记录,也就不能否认在庞大的公吏群体中不乏清正廉洁之士,也正是这些奉法守职的公吏对地方公务的正常运转起到了重要作用。既有敷衍、贪蠹、卑忠,也有守职、廉洁、专横,于宋代地方公吏群体内均有深刻的体现,故不能单纯以“吏强官弱”或“公人世界”作为对官吏关系和地方政治绝对意义上的评价。另外,在消极、负面的法律意识内,也不能仅以道德因素来对公吏进行评价,官员的言行、周遭的环境、生存的欲望等都会对公吏的法律意识产生或浅或深的影响并进一步影响其行为。第五部分:探究宋代地方公吏群体的信仰底色。宋代处于中国历史上文化高度繁荣与发展的阶段,形成了其他教派与儒学并立且借鉴吸收的多元文化格局,宗教更加世俗化与汉化,当时较为主流的佛、道宗教,信奉者遍及各个领域,既有普通民众,也有高官贵族。地方上多有体现民俗特色的神灵传说,深深地影响了当地的民众,其中自然包括活跃于官府与民间的公吏群体,并成为宋代地方公吏的法律意识中的信仰底色。公吏中除了有直接信奉者,在日常生活与履职过程中也会接触到与宗教神灵相关的人或事物,不论是直接的感召与教化,还是对信仰侧面的触及,往往都会通过意识的传递而影响到具体的行为。
观攲室,姚燧[3]（2020）在《扒一扒古人的年终奖与外快》文中研究指明年终岁尾,问一个可能很扎心的问题:您有年终奖吗?能发多少?平时有外快吗?话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咱们今天不和别人比,和古人比一下,看一看古人有没有年终奖、外快,如果有,到底能发多少。古代社会阶层划分比较简单,就是士农工商四大类,只有士人（即读书做官的人）才有稳定的"俸禄",以及正常俸禄之外的额外收入。探讨古人的年终奖、外快只能从官员这个群体入手。本文所说官员的外快是指,当时被认定为合法的收入,不包括官员贪赃枉法所得的钱财。
牛力[4]（2019）在《全面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教员薪津的演变》文中研究指明全面抗战时期大学教员薪津经历了显着变化。在初期,大学教员薪津折减,来源单一,维持在较低水平。为救助教员生活,政府的补助政策于1940年后陆续出台,其中以生活补助费、食粮代金最具代表。战时补助缩小了不同等级教员的薪津差异,教授群体薪津增长有限。这引发了教授的不满,并催生了主要面向高级教员的奖助政策。战时的各种津贴逐步超过薪俸所得,成为教员薪津收入的主体,并在全面抗战后期成为维系大学教员生活的基本保障。对于民国时期大学教员的薪津状况,不应美化,要从客观史实出发,呈现大学教员真实的生活境遇。
高月芳[5]（2018）在《民国时期山东中小学教师待遇研究（1912～1937）》文中认为教师待遇包括诸多内容,分为经济待遇和精神待遇两类,其中薪俸作为经济待遇的范畴,是最为重要的教师待遇。通过分析民国时期山东中小学教师薪俸状况,详细论述山东中小学教师的薪俸政策制定过程。薪俸政策以及福利待遇与当时山东的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紧密相关。教育与政治紧密相连。民国前期,山东境内军阀间相互争斗,省主席更换频繁,前后六任值鲁,每一主席上任,政府班子便要大更换,这也导致了教育系统内派系纷争,教育政策飘忽不定,使山东中小学教师薪水较低且难以保障,并未实行相关福利待遇。1928年至抗战前山东政治渐趋稳定,省政府在师资聘任、教师政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与尝试,教师薪水得到增加,福利待遇开始实施。教育与经济发展相关。教育经费,是指中央和地方财政部门的财政预算中实际用于教育的费用。教育经费是学校发展的基础,教职员的薪水、学校的建设等,都需要教育经费的支持和保障。北洋军阀时期,山东教育经费被挪用或克扣现象时常发生,导致山东中小学教师待遇得不到保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育经费增加,中小学教师薪俸得到提高。民国时期山东中小学教师身处大变革的时代,教师的实际待遇并未按照理想设计实行。省内不同地区、公私立学校、城乡学校之间待遇差异明显。针对山东不同地区、不同类别的中小学教师待遇进行分析,更加深入了解山东不同区域、不同类别教师待遇的状况。待遇是影响教师生活水平和话语权的直接因素,为了说明教师待遇对生活及教育发展的影响,分析了山东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普通生活。民国时期山东中小学教师待遇,与其他知识分子相比处于较低水平,尤其是小学教师,在工人群体位于中间收入行列。教师待遇影响人们的职业选择和生活水平,对教师队伍的建设也产生影响。
郑会欣[6]（2018）在《抗战时期后方高级公务员的生活状况——以王子壮、陈克文日记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战时大后方公务员,特别是高级公务员的生活状况,以往研究很少关注,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缺乏这方面的统计资料和相关的社会调查。近年一些民国时期党国高干日记和回忆录的出版,为我们了解战时后方生活情形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借用他们的笔触,可以还原党国高级干部及其家庭在战时大后方的生活状况,包括衣食住行以及娱乐、消遣等各个方面,进而分析战时高级公务员生活水平下降的原因,生活差异的具体表现,以及公务员生活贫困化对日后中国政治生态所造成的影响。
郑会欣[7]（2018）在《战时后方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贫困化——以几位着名教授的日记为中心》文中认为抗战爆发后,众多高校响应政府的号召西迁后方,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使得中国的高等教育薪火相传,弦歌不辍,其中内迁高校的教授都能与国家和民族共体时艰,坚持抗战,为继承与发展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由于物价高涨,生活艰窘,特别是亲眼目睹大后方的分配不公以及贪腐情形日益严重后,他们的心态自然会发生变化,对政府的态度亦由支持转而批评甚至反对,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影响还延续到战后他们对国民政府立场的转变。本文即以多位民国时期着名教授的日记与书信为中心,再结合其他相关资料,试图以他们自己笔触所记录的战时生活,观察他们如何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依然坚持教书育人,献身教育,并分析战时知识分子生活贫困化对他们日后的政治抉择所产生的影响。
郭川[8]（2017）在《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公教人员”是对政府公务员和学校教职员的统称,在民国社会,公教人员是一个精英阶层,公务员是政府的执政基础,保证政府的正常运作;教职员则是政府的“智库”,为政府提供智力支持。公教人员又是一个中间阶层,是政府和民众的联接纽带,在思想领域起着控制、教化和引领“民心”的作用。因此,公教人员对于现代社会的政治、文化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公教人员,内迁比例非常之高,不论从自身阶层来看,还是从整个内迁移民来看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是政府和国民抗战到底的精神支柱,公教人员的心态变化和由此引发的群体行为,对于战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以及该阶层的历史进程,都是不容忽视的。抗日战争使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被卷入了一场现代化战争。整个战争期间,除了军事压力是迫在眉睫的威胁之外,国民政府坚持长期抗战面临的最大问题即是财政问题,面对内忧外患,国民政府由于生产能力和自救能力的不足,只能以滥发纸币的方式来饮鸩止渴,由此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恶性通货膨胀,进而引发物价不可遏制的飞涨,最终导致国民生活陷入困境,这既是一种连锁反应,也是一种恶性循环。在通货膨胀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公教人员阶层,由于恪守传统“士人”“谋道不谋食”的生活准则,这一阶层往往缺乏自我谋生能力,战争的暴发又剥夺了他们额外的经济来源,因此,在抗战时期,公教人员只能完全依赖政府薪金生活。在大后方的特定历史时空中,随着物价飞涨的愈演愈烈,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真正沦入了“十儒九丐”的地步。更重要的是,随着公教人员经济地位的滑落,自身尚且难保,更遑论成为民众的精神领袖。战时社会“士农工商”传统秩序的本末倒置,公教人员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同时滑落,使马斯洛所说人的“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五种基本需要无一得到满足。这无疑击穿公教人员作为现代“士人”能够安贫乐道的底线,进而由物质的“不够”产生精神的“不平”,公教人员的群体心态也经历了对国民政府由拥护到离心,直至对立的嬗变。大后方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过渡期（1937-1939）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最为富庶的沿海地区迅速沦陷,使国民政府的收入骤减,所幸的是,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影响物价的最主要因素是粮食而非工业品,1937年、1938年,大后方连续两年粮食丰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物价的上涨。对于初到大后方的公教人员来说,还有着法币对地方货币的兑换优势以及中央人对地方人的心理优势,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普遍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道义感所裹挟,也为“抗日救亡”的民族情绪所激励,这时公教人员普遍呈现“亢奋心态”,在行动上则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随着日军攻势的加强,大后方与华东各省、印度支那的联系被切断,同时大批难民涌入大后方,使外援减少而内耗加大。此时的公教人员,生活水准下降,战局的不利,也使公教人员开始认识到战争的持续性和艰巨性,前期的亢奋心态开始冷却,代之以“沮丧心态”,在行动上则表现为开始消极怠工。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公教人员心态基本上处于由“亢奋”——“沮丧”的“过渡期”。二、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量变期（1940-1941）1940年,宜昌的陷落,使大后方运输的咽喉——长江航道被扼制,继之滇湎、滇越公路中断,大后方的物资匮乏情况进一步加剧,使该年成为中国通货膨胀的拐点,面对突如其来、势头汹涌的物价上涨,公教人员普遍出现“焦虑心态”,在行动上则开始出现要求加薪、“跳槽”等自发性群体行动;1941年,大后方开始出现绝粮,社会也随之发生动荡,公教人员对抗战前途开始感到悲观,普遍出现“迷惘心态”,只能寄希望于战争的提前结束,此期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出现了自觉性的群体行动,开始有组织地逐级上书要求改善待遇。由于此期的物价上涨大都与日军对大后方的“疲劳轰炸”相伴随,大后方物价问题被军事压力暂时掩盖,公教人员的关注焦点得到转移,虽然不满情绪开始萌生,但却在同仇敌忾中自我压抑,总之,这一阶段公教人员心态处于“焦虑”——“迷惘”的“量变期”。三、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转折期（1942-194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孤岛”消失,香港沦陷,大后方的海上走私渠道被彻底堵死,通往苏联的沙漠公路和通往印度的“驼峰航线”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大后方的物资需求,恶性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军将几乎全部的海、空军力量都转投到太平洋战场,再也无力对大后方实施成规模的轰炸,日军陆军的攻击重点也转向抗日民主根据地,大后方暂时得以相安无事。军事压力的减轻,反而使大后方前一时期得到遮蔽的物价问题凸显无遗,国民政府对物价的管控乏力再也难辞其咎。1942年,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推进,公教人员对战争的提前结束已不抱希望,普遍呈现“苦闷心态”,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开始暴发,群体性行动开始升级;1943年,国民政府限价政策的失败,使公教人员的心态由前期的量化积累来到质变转折点,公教人员开始出现对政府执政能力的“置疑心态”,群体性行动也越来越频繁,并且开始直接针对政府的越级上书,基层单位再也无力对此加以掌控。所谓“民无信不立”,至此,蒋介石已经基本上失去了民心。综合起来看,该阶段公教人员的心态处于由量变向质变的“转折期”。四、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质变期（1944-1945）1944年,大后方在工业生产能力下降的同时,粮食却获得丰收,大后方物价曾一度回落,但此时公教人员已不堪重负,普遍表现出一种“苦撑心态”,豫湘桂战役的惨败,彻底显露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终于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开始公开发表不满言论,甚至并公开对政府进行抨击;1945年,随着日军进攻的恢复,大后方物价又开始疯涨,与盟国的凯歌高奏对照悬殊的社会现实,使公教人员普遍呈现出“绝望心态”,突如其来的抗战胜利在他们眼中也不过是“惨胜”而已,胜利的短暂狂欢难掩对政府、前途的绝望,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出现了对政府的群体性叛逆,满腹牢骚已经转化为要求政府改革乃至革命的要求,总体而言,无论是“苦撑”还是“绝望”,都已发生质变,这一阶段的公教人员心态可以用“质变期”来概括。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导致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导致了精英阶层与政府的疏离。经过八年抗战,公教人员的左翼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右翼则感到心灰意冷,甚至对政府产生“恨铁不成钢”的抱怨,作为大多数的中间派则对政府采取漠然视之的态度。此时的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都是百孔千疮,作为执政基础和思想精英的公教人员,出于绝望而对政府采取置身事外的态度,已然使政府无法正常运作,更何况还日益为政府的对立面所吸引和凝聚。体制内精英阶层的瓦解,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另一方面,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使之成为“脱序人”——即脱离了当时主流社会秩序的人。抗战期间,由于公教人员经济地位的下降,国民普遍对该阶层丧失敬畏之心,进而至于产生蔑视,该阶层的精英地位日益向边缘化滑落。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生活的窘境使之不得不采取有伤体面,以及有违于传统道德规范,甚至铤而走险的谋生手段,这使得公教人员在进行内省时自惭形秽,自我认同的失落使公教人员开始缺乏自信,对自身价值产生怀疑,甚至对一惯坚守的信仰出现动摇;总之,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的双重失落,使公教人员最终由吸附在体制内的精英阶层成为流离于体制外的“脱序人”,这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落”成为势在必然的事。
陈建文[9]（2008）在《浅谈高职语文教学中的创新理念》文中指出高职院校语文教学应全面体现创新教育理念,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引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启发学生的创新个性,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的创新素质。
赵世明[10]（2008）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俸禄制度研究综述》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俸禄制度的研究,史家或进行俸禄制度的总体性考察,或就某个朝代的俸禄制度进行论证;或对俸禄制度本身性质、地位、意义及历史启迪进行阐释,或对中国俸禄制度形成、演变、概貌进行考证;或者探讨俸禄的内容、基准、形式、发放情况、特点,或者考察俸禄的高低及危害,等等,不一而足,可谓方方面面,成果丰硕。
二、“五斗米”:微薄的薪俸?（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五斗米”:微薄的薪俸?（论文提纲范文）
（2）宋代地方公吏群体法律意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的原由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 |
| 绪论 |
| 第一节 本课题对宋代地方公吏群体范围的界定 |
| 第二节 宋代地方行政中的胥吏设置状况 |
| 第三节 宋代地方胥吏贪腐形象的多重构建 |
| 一、士大夫阶层对宋代胥吏集团的态度 |
| 二、“吏强官弱”形象的解读 |
| 三、传统行为模式构建下对宋代地方公吏群体法律意识的掩盖 |
| 第一章 宋代地方公吏法律知识的来源 |
| 第一节 基本文化概况 |
| 第二节 法律条文的学习途径 |
| 一、统治者对官吏集团法律素养的关注 |
| 二、官授途径 |
| 三、私授途径 |
| 第三节 地域民风好讼的影响 |
| 第二章 宋代地方政治中公吏群体法律意识的表露空间 |
| 第一节 官吏结合的行政体制 |
| 一、宋代地方官吏的任期制 |
| 二、宋代地方公吏对官府施政真空的填补 |
| 三、公吏群体中“官僚权威”思想的映射 |
| 第二节 实际性的政事经验与能力 |
| 一、地方政事的多样性与专业性 |
| 二、地方政事中官员对公吏的依赖性 |
| 三、公吏群体中“靠山吃山”理念的运用 |
| 第三节 地方政事的联结环节 |
| 一、宋代地方官民沟通的桥梁 |
| 二、贪吏对地方民众的索诈与压迫 |
| 三、公吏群体中“近水楼台”条件的驱动 |
| 第三章 宋代地方政治中公吏群体法律意识的两极呈现 |
| 第一节 对待地方政事的态度 |
| 一、守职 |
| 二、敷衍 |
| 第二节 职业操守与生存压力的冲突 |
| 一、清廉 |
| 二、贪蠹 |
| 第三节 地方官府中公吏的地位与形象 |
| 一、卑忠 |
| 二、专横 |
| 第四章 宋代地方公吏群体法律意识的信仰底色 |
| 第一节 报应思想 |
| 一、阴德之说 |
| 二、为善之念 |
| 三、止恶之劝 |
| 第二节 佛教影响 |
| 第三节 道教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扒一扒古人的年终奖与外快（论文提纲范文）
| 两汉时期 |
| 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马蹄金 |
| 魏晋南北朝时期 |
| 唐朝 |
| 宋朝 |
| 明清 |
| 顺便说一下民国 |
| 为筹红包，放贷卖废品 |
| 高薪不一定能养廉 |
（4）全面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教员薪津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一、 薪俸的折减、实发与加成 |
| 二、 国家补助的介入 |
| 三、 群体的差异与均衡 |
| 四、 学术奖助中的救济 |
| 五、 后来者居上:薪与津的消长 |
| 结 语 |
（5）民国时期山东中小学教师待遇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由来 |
| 二、选题论证 |
| 三、学术史综述 |
| 四、学术要点 |
| 五、相关界定 |
| 第一章 民国山东中小学教育及师资状况 |
| 一、民初学制改革与山东中小学教育的创立 |
| (一)清末民初学制改革 |
| (二)山东中小学校的创设 |
| 二、民国时期中小学教育的发展 |
| (一)教育行政机构的变化 |
| (二)中小学校的发展 |
| 三、中小学校教师来源与任用 |
| (一)教师的来源与任用 |
| (二)中小学教师任职资格 |
| (三)中小学教员的检定 |
| 四、中小学教师职务工作 |
| 第二章 山东中小学教师待遇概述 |
| 一、山东中小学教师待遇制度的形成与演变 |
| (一)北京政府时期中小学教师待遇制度 |
|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小学教师待遇 |
| 二、中小学教师待遇的类别 |
| (一)物质待遇 |
| (二)精神待遇 |
| 第三章 政治变迁与教师待遇 |
| 一、政治反复影响教师待遇 |
| (一)北洋政府的教育宗旨及其政策影响 |
| (二)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宗旨及其政策影响 |
| 二、派系斗争影响教师待遇 |
| 三、军阀纷争影响教师待遇的落实 |
| 第四章 教育经费与山东中小学教师待遇 |
| 一、北洋政府时期经费状况与教师待遇 |
| (一)北洋政府初期 |
| (二)张宗昌时期 |
|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经费与教师待遇 |
| (一)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 |
| (二)教师待遇普遍提高 |
| 第五章 山东中小学教师待遇的差别 |
| 一、公立与私立学校的比较 |
| 二、城乡教师待遇比较 |
| 三、青岛中小学教师待遇 |
| (一)小学教师薪俸 |
| (二)中学教师薪俸 |
| (三)其他待遇 |
| 四、与其他省份的比较 |
| (一)中学教师待遇 |
| (二)小学教师待遇 |
| 第六章 教师待遇与教师生活 |
| 一、教师待遇与教师社会地位 |
| 二、教师待遇与职业发展 |
| 三、教师待遇与普通生活 |
| 四、教师对欠薪的态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的界定 |
| 1、抗战大后方 |
| 2、公教人员 |
| 3、日常生活 |
| 4、心态 |
| 5、嬗变 |
| 二、选题依据 |
| 1、选题意义 |
| 2、研究现状 |
| 3、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概述 |
| 第一节 衣食住行 |
| 一、衣不蔽体 |
| 二、食不果腹 |
| 三、住不安居 |
| 四、行步维艰 |
| 第二节 生老病死 |
| 一、生不能养 |
| 二、老不能孝 |
| 三、病不能医 |
| 四、死不能葬 |
| 第二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过渡期（1937－1939） |
| 第一节 1937年—1938 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的“物价天堂”（1937-1938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亢奋心态（1937-1938 年） |
| 1、对自我的深刻反省 |
| 2、对领袖的狂热崇拜 |
| 3、对胜利的盲目信心 |
| 三、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1937-1938 年） |
| 第二节 1939年的大后方物价与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物价开始飞涨（1939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沮丧心态（1939 年） |
| 三、公教人员开始消极怠工（1939 年） |
| 第三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量变期（1940-1941） |
| 第一节 1940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通货膨胀的转折点（1940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焦虑心态（1940 年） |
| 1、对难以为生的焦虑 |
| 2、对物价失控的焦虑 |
| 3、对党国前途的焦虑 |
| 三、公教人员的自发性群体行动（1940 年） |
| 1、要求改善待遇 |
| 2、“跳槽”行为的蔓延 |
| 第二节 1941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开始出现绝粮（1941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迷惘心态（1941 年） |
| 1、对“身世将安托”的迷惘 |
| 2、对“社会在动”的担忧 |
| 三、公教人员的自觉性群体行动（1941 年） |
| 1、高校教职员向学校的群体性上书 |
| 2、“平价大案”中公教人员的兔死狐悲 |
| 第四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转折期（1942-1943） |
| 第一节 1942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通货膨胀的严重化（1942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苦闷心态（1942 年） |
| 1、对战争提前结束不再抱希望 |
| 2、对政府不满情绪的出现 |
| 三、公教人员群体行动的升级（1942 年） |
| 1、“跳槽”行为的普遍化 |
| 2、“朱森事件”中公教人员的借题发挥 |
| 第二节 1943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物价越限越高（1943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置疑心态—转折点（1943 年） |
| 1、苦闷心态已达顶点 |
| 2、对政府能力的置疑 |
| 三、公教人员群体事件频繁（1943 年） |
| 1、高校教职员向政府的群体性上书 |
| 2、公教人员对《中国之命运》的抵触 |
| 第五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质变期（1944－1945） |
| 第一节 1944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与物价赛跑（1944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苦撑心态（1944 年） |
| 1、谁先到达终点 |
| 2、对政府信心的丧失 |
| 三、公教人员对政府的群体性批评（1944 年） |
| 1、个人抱怨的公开化 |
| 2、对政府批评的公开化 |
| 3、“陶云逵事件”中公教人员的口诛笔伐 |
| 第二节 1945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物价的“天文数字”（1945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绝望心态（1945 年） |
| 1、对经济现状的绝望 |
| 2、对党国现状的绝望 |
| 3、对战后前途的绝望 |
| 三、公教人员对政府的群体性叛逆（1945 年） |
| 1、中间分子呼吁改革 |
| 2、激进分子号召革命 |
| 第六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的原因 |
| 第一节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物质原因—不够 |
| 一、不兼职难以为生 |
| 二、不典卖难以为生 |
| 三、不挪借难以为生 |
| 四、不贪腐难以为生 |
| 第二节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的精神原因—不平 |
| 一、不患贫而患不均 |
| 二、不患寡而患不公 |
| 第七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的后果—沦为“脱序人” |
| 第一节 公教人员社会认同的失落 |
| 一、遭人怜悯 |
| 二、被人欺辱 |
| 三、“士农工商”的倒置 |
| 第二节 公教人员自我认同的失落 |
| 一、君子也喻于利 |
| 二、君子也及盗泉 |
| 三、君子也食嗟来之食 |
| 四、君子也有所争 |
| 五、再也不做“读书人” |
| 第三节 公教人员与政府的疏离 |
| 参考书目 |
| 论文涉及人名索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活动及成果 |
（9）浅谈高职语文教学中的创新理念（论文提纲范文）
| 一、发挥语文课程的载体功能, 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 |
| (一) 发掘语文教材的创新教育因素,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
| (二) 发挥语文课程的综合优势, 培养学生的创新品质。 |
| 二、优化语文教学过程, 引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
| (一) 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兴趣。 |
| (二) 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学会多种创新思维形式。 |
| (三) 在语文教学中培养丰富的想像力与联想力 |
| 三、改进语文教学方式, 提高学生创新能力 |
| (一) 克服教学的思维定势, 诱导灵活多变向的创新力。 |
| (二) 源于教材超于教材, 寻找设疑的创新点。 |
| (三) 拓展想象的创新领域, 切换再创作的创新窗口。 |
| 四、营造语文创新氛围, 启发学生的创新个性 |
| (一) 确立主体性发展的教改方向, 构建学生创新个性发展的框架 |
| (二) 塑造教师的创新个性是培养学生创新个性的基础。 |
| (三) 培养学生创新性学习习惯是提升学生创新个性的必要手段。 |
四、“五斗米”:微薄的薪俸?（论文参考文献）
- [1]陶渊明所说的“五斗米”意指“增俸”[J]. 吴国富. 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1)
- [2]宋代地方公吏群体法律意识研究[D]. 沈潼. 河北大学, 2020(08)
- [3]扒一扒古人的年终奖与外快[J]. 观攲室,姚燧. 中国中小企业, 2020(02)
- [4]全面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教员薪津的演变[J]. 牛力. 抗日战争研究, 2019(03)
- [5]民国时期山东中小学教师待遇研究（1912～1937）[D]. 高月芳. 山东师范大学, 2018(12)
- [6]抗战时期后方高级公务员的生活状况——以王子壮、陈克文日记为中心[J]. 郑会欣. 近代史研究, 2018(02)
- [7]战时后方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贫困化——以几位着名教授的日记为中心[J]. 郑会欣. 抗日战争研究, 2018(01)
- [8]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D]. 郭川. 西南大学, 2017(10)
- [9]浅谈高职语文教学中的创新理念[J]. 陈建文.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04)
- [10]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俸禄制度研究综述[J]. 赵世明.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