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3年：对国内经济增长贡献巨大 2004年：结构调整仍是首要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徐杰[1]（2021）在《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实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是现阶段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步入新常态以来,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再次放缓,明显低于首轮振兴期间增长水平,此次下滑暴露出东北经济发展存在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亟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目前,东北地区依赖粗放式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式尚未完全扭转,要素配置仍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还未能充分发挥,要素产业间流动仍存在制度性约束。缺乏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是导致要素在产业部门间配置低效的原因之一,进而了引发供需结构不匹配、过度投资、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结构红利假说”观点认为产业结构调整能够引致要素配置效率变化,这种要素在产业部门间有效流动引发的生产效率变化对经济增长具有贡献作用。对此,研究以要素配置效率改进为目标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对于解决当前东北地区经济衰退问题具有一定实践意义。供给侧改革作为打通经济循环堵点、提升供给体系质量的关键,是当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线。结合供给侧改革内容,东北地区结构调整应从供给端入手,重视生产环节供给因素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从根本上解决阻碍结构调整的“卡脖子”问题。为此,本文对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调整问题进行研究,以经济再次下滑为问题切入点,以产业结构优化为核心内容,通过对优化目标、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最终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基于“问题提出-理论研究-实证分析-政策研究”的思路设计,本文结合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制度背景和现实阻碍,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本文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归纳如下:（1）分析了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进历程与现状。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产业结构演进可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具有明显制度性特征,且存在偏离一般规律现象。现阶段,东北工业增长乏力倒逼经济发展对一、三产业依赖程度加深,三大产业占全国份额均呈下降态势,亟待加速产业结构优化。（2）构建了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产业结构优化理论分析框架。要素在产业部门间有效流动与重置,即配置效率改进能够提升经济产出效率。面对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产业结构优化应以要素配置效率改进为目标,合理化有助于提升要素分布聚合质量,而高度化则能通过促进要素向高层次产业部门转移,实现配置效率改进目的。进一步结合供给侧改革内容,从生产环节入手,对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因素进行研究。（3）实证检验了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对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影响效应。采用随机前沿分析对东北要素配置效率变化FAEC进行估算,结果表明FAEC大致经历了两次“先升后降”,其对TFP增长具有明显贡献,但程度在逐渐减弱。采用长面板数据模型,运用LSDV法、“OLS+PCSE”法、IV-GMM法等估计策略实证检验产业结构优化对FAEC的直接影响,结果表明合理化程度越高越有助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而高度化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呈显着负相关,反映出东北工业增长乏力下的被动“去工业化”导致了产业结构“虚高度化”,不利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4）进一步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运用GPCA构建各项供给因素的综合评价指数。同样设定长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整体来看,高质量供给因素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及高度化方向演进。综合以上研究,提出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政策建议。与既往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体现在以下方面:（1）本文拓宽了东北经济衰退问题研究视角。结合当前东北经济形势与振兴发展要求,提出以产业结构优化为核心的结构调整方案,对调整方向及重点予以明确。通过全面剖析东北产业结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与障碍,本文提出应以要素配置效率改进为目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在进一步研究中,结合供给侧改革内容,探讨了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影响因素,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提出结构调整新思路。（2）对以要素配置效率改进为目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以往文献不乏对“结构红利假说”的检验,但从合理化和高度化双重维度定性和定量分析产业结构优化对要素配置效率改进影响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因此,本文将相关研究进行扩展,不仅对理论机制进行探讨,同时,采用实证方法对影响效应进行检验,得到更加全面的研究成果。另外,在测度要素配置效率时,对传统资本存量估算方法进行有益改进,充分结合并比较已公布数据,提出永续盘存法估算标准步骤,得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省际三次产业资本存量数据。（3）运用GPCA构造了供给因素综合评价指数。结合供给侧改革内容考察供给因素给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具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尝试从多角度构建以劳动力、资本、技术创新及制度创新为主的供给因素评价指标体系,运用GPCA得到各项供给因素综合评价指数及总指数,为进一步实证检验供给因素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吕慧娜[2]（2020）在《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文中指出“二战”后,各国都处于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国际上经济赶超竞赛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景象,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对特殊落后区域的重点开发以及对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区域援助,在国际上形成了由国家（政府）对区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援助浪潮。国内,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环节,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在改变欠发达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价值和当代品性值得我们重新反思。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作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益倾斜性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主要表现在:援助对象识别缺乏明确的标准、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因制度缺陷而大打折扣、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成为当下该制度突破发展困境的有力举措。域外主要国家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时,多采用“立法先行”的调控模式,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和强制性,保证了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的强制性,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是正确的选择,这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当前学界提出对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加强法制保障的着述并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建设的研究,要么仅停留在观点提出层面,要么止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文化和伦理等高度,呈现出模糊化的研究态势。至今尚未有从经济法独有的研究视角,将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或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搭建起国家区域援助法律制度框架,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提供制度理论支撑。本选题之创作初衷即源于经济学提出国家区域援助急需法制保障,而法学研究却并未跟进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法学视角为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援助方式选择和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提供些许制度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并期望成果能够引起国家区域援助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制度要素。首先,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区域”、“援助”、“区域援助”、“国家区域援助”等进行界定。关于“区域”,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但并未对区域的概念形成共识。法学学科中法理学、行政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对区域的界定,也是各家之言,范畴不一。为此,笔者对不同学科关于“区域”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各学科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界定为“一国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关于“援助”,笔者对脱胎于国际层面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援助理念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将“援助”界定为资源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愿转移,且这里的“资源”泛指一切能转化为生产利益的资料、资金、能源、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或其他资产。关于“区域援助”,范围涉及到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而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涉及的“区域援助”主要是中观层面,即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分别称为“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综上,可以将“国家区域援助”界定为一国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政策推动的方式对其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进行的资源转移。为了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一步展开研究,笔者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要素进行了解构,并将援助前期需要明确的援助对象、援助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援助方式和援助结束后需要进行的绩效评估和结果应用作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本章主要讨论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首先,明确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演进。国家从最初的安全保障职能到后来的经济调节职能的演进,使其从以往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微观经济的调节者。而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使国家又肩负起“中观经济的协调者”的重任,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即是这一职责的内容之一。一般而言,国家区域援助义务是指将国家所负有的援助欠发达区域的职责进行义务化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从逻辑根源上看,国家所负有的对各区域进行平等保护的职责要求,正是国家对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恶劣的欠发达区域具有区域援助义务的内在根源;对历史上作出过“特殊牺牲”的区域进行成本的延期支付或补偿,是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将发展权引入区域领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同样的区域发展权利。区域能否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建立在区域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区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能够成为发展权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的主体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区域问题;法律主体发展史表明,赋予“区域”以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制度空间;从法律主体意志要素、能力要素和道德要素方面分析,“区域”与法律主体要素相契合;“区域”作为区域政策等制度供给的概念主体已经普遍化,且区域合作协议显示了“区域”作为契约主体全面符合法律主体资格标准,同时,区域环保公益诉讼反向肯定了区域的法律主体地位,可见,区域主体性得到实践佐证,也是实践所需;从价值分析角度来看,赋予区域主体地位是为了区域市场秩序,实现区域正义;等等。综上,区域利益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区域主体也是对法律主体扩张理论和“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等当代社会崭新的第三类主体类型出现的有力佐证,区域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正当性法律基础。由此,发展权主体由“人”向“区域”的扩展,使得发展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容上来看,区域发展权应包含一系列权利,包括获得信息权、参与权、融资权、获得援助权、获得法律救济权等;同时,区域发展权应以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从权利实现上看,区域发展权需要宪法保障,笔者建议在第四条之前增加一条针对“区域”的宪法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保护区域发展权,并将保护的对象区域进行列举;区域发展权实现须进行结构性分配,对于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造血式”援助能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对于其他不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输血式”援助仍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正义理论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正义”。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的“非正义”现象,对区域结构中的弱质主体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进而使弱质主体获取与强质主体对等的发展权利,此种实质正义的实现就是“区域正义”。要实现“区域正义”就必须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利倾斜”,而国家区域援助就是“权利倾斜”配置的有效路径。总之,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与区域发展权构成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权义架构”,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法律视域的研究和架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同时,国家区域援助对“区域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治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三章——“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本章主要讨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立法现状、政策规范及存在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正式形成,再到推动立法的发展过程。自建国伊始,我国区域发展层面就存在“援助”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体系正式形成;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陆续实施战略性扶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极大地扩张了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内容,同时,由国家层面推动的区域援助立法工作也使得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其次,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专门立法,援助理念大多散落在各部门法法律的个别条款之中。通过对我国成文法和政策法规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国家区域援助前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国家区域援助过程中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援助后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性的强制性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存在的必要性、时代意义和当代品性深受诟病。本文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从法学视角进行制度分析,以期重塑国家区域援助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本章主要讨论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立法规定、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首先,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区域援助立法中都明确了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达到标准的才有权接受援助。其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是国土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层面。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我国现行的主要法规政策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进行科学识别必须建立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基础之上,对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整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具体内容包括援助对象的识别及对应的识别标准。笔者在综合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过去存在且延续至今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边境地区、贫穷地区和实际发展中出现困难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划定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并拟构了各援助对象识别的地域单元标准和识别标准,建议通过“基本法+单行法”的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立法规定。在与现行立法的衔接方面,区域规划相关的现行立法被统一囊括进国土空间规划中,与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相关的立法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专项规划,并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各类型援助对象区域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和区域金融支持制度。首先,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根据域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分类以及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采用的援助方式,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构成的援助方式体系,本文主要研究以财政援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主构成的直接援助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我国未来国家区域援助援助方式组合适用体系,以期发挥各项援助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合力”。其次,区域财政援助制度。根据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自相矛盾、转移支付结构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限、缺乏细化的用途限制、缺乏统筹安排和项目衔接调整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加强对国家区域财政援助的立法规定,并对现存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和清理,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程序的立法工作;税收返还应放弃“基数法”,改采特定税种税收返还法;结构上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细化规定,包括资金所占项目的比例、援助资金与区域发展所需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关系、资金的拨付时间、使用限制等方面;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注重统筹协调安排,增设“转移支付调整费”用于转移支付项目的衔接和协调成本支出;等等。再次,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与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相辅相成,部分财政援助需要依靠区域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二者在进行国家区域援助中联系紧密,组合适用,不可分割。在借鉴美国、日本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变相减免税、税制结构不合理、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定不明确等,提出了以下完善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规范,进一步清理、整合混乱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赋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税收优惠调节权;逐步增加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则等。最后,区域金融支持制度。我国在区域金融支持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支持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制度性原因诱发“资金外流”;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致不同的地域意义;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功能缺位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通过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区域援助基本法或单行法中规定倾斜性区域金融支持条款,加强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法律供给;通过对“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一元四级的央行组织制度在职权与职责方面进行改良,在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实现区域金融支持;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对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进行差异化安排;通过设置政策性和市场性双目标、设立区域政策性银行等路径,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功能进行补强。第六章——“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主体内容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首先,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从法制思维角度而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区域援助行为“监管的监管”;从理论依据角度而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区域财政援助绩效评估作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核心构成,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引发了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绩效评估的制度思考。其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成。在对国家区域援助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主体、评估周期、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结构性构成”进行细化,搭建起以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为框架的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制度,保障了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及结果的合理性。再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无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进行援助无效责任追究,并通过“资格减等”对援助主体能否获得国家在援助制度中设置的各项优惠资格及优惠的级别进行降级减等,通过“回转”实现援助力量的保存,从而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通过奖励和惩罚实现对区域援助行为的指引和调控;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有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通过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有序推进相关援助对象区域退出国家区域援助,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第七章——“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及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首先,域外各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考察。各国区域援助普遍“立法先行”,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为实施细则的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特点,对我国进行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立法应是由多层级、多位阶立法和政策等不同法律形式构成的一套法律体系,具体包括:以法律形式为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以政策、规划等形式为内容的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第一,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制定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应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要重视地方参与和社会参与,满足对现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进行宏观梳理和指导的立法要求。内容方面,统筹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涉及到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和绩效评估及应用的一般性规定。第二,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在单行法体系方面,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结果,我国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援助单行法和困难地区援助单行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援助单行法、少数民族地区援助单行法、边境地区援助单行法、穷困地区援助单行法、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援助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主要方式,我国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援助单行法、区域税收优惠单行法和区域金融支持单行法。在单行法形式方面,鉴于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和区域法治实践,笔者认为以法规政策为主要形式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单行法层级和制定主体方面,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所涉及的援助对象区域与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存在国家、省、市、县、镇（乡）5个层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也应在层级上分为5个层级,针对不同层级空间区域规划进行援助的单行法也相应分为5个层级,而不同层级单行法的制定主体也分别由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跨省级）、国土资源部在省级的派出机构与省级立法部门（省级且国土资源部在该省设立派出机构）、国土资源部指定人员与援助对象区域所在行政层级立法部门（省级及以下各层级且国土资源部未在该行政层级设立派出机构）承担;如果涉及到区域援助的特定援助方式,则由该援助方式所涉主管部门参与到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的起草工作中来。在单行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象识别的标准,明确特定区域援助中适用的援助方式,并对区域财政援助、区域税收优惠、区域金融支持等主要援助方式进行特殊规定。在单行法的实施与监管方面,要加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维持稳定性。
王欣[3]（2020）在《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文中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选择与调整必须兼顾国家各个方面的利益诉求,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否则不利于改革的深化,甚至形成逆转。国家是一个系统,包括企业子系统、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国际关系子系统等等,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的约束条件,约束条件直接制约改革政策的选择,政策效果也会改变约束条件的状况,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之间具有双向动态平衡制约的系统性关系。国有企业具有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多种功能,经营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重目标,国有企业改革需要配套制度较多,改革政策效果具有系统性特征,多重功能、目标、配套制度约束下的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是非常复杂的国家系统性问题。从国家系统性角度出发,依据系统科学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方法,通过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比较研究可知,国家系统整体的演变状态直接制约政府的改革政策选择,尤其是政府的稳定状态具有决定性意义;渐进式改革路径和大规模私有化路径各有利弊,针对不同的约束条件,适合不同的改革目标,总体比较,基于实现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目标,渐进式改革路径具有优势;国有企业改革需要生产要素市场建设、消费品市场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密切配合,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是确保改革政策具有系统适应性的基础;改革的深化与逆转取决于政策的系统性效果,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存在双重目标,改革政策必须以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作为首要目标,如果优先重视企业子系统的优化,可能造成国家系统整体负面影响,企业子系统优化目标更难实现,甚至引起改革的逆转,因此,必须根据政策效果和不断演化的约束条件,相机抉择调整政策,确保国家各个子系统发展的协调性,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改革过程中必然存在负面效果破坏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发展民营和外资企业,能够使改革的负面效果得到有效缓解,促进国家系统形成耗散结构,确保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协同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战略性国有企业是保障政府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的基础,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序参量,必须根据序参量的演化规律,确保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协同性,促进改革深化。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国家转型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国际约束条件,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形成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以稳定促改革的良性循环,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在此基础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本文的论述分为七章,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选题依据和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回顾现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综合来看,依据系统科学理论、针对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比较研究很少,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指出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系统科学理论和实证方法的运用。第二章阐述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本文的研究主要基于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系统科学理论,主要包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系统论。第三章回顾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过程,从总体上比较分析两国改革政策的异同,指出两国改革政策选择始终贯穿系统性指导思想,由于约束条件不同,改革初始政策存在较大差异,改革过程中政策根据约束条件演化不断调整,具有殊途同归的特征。第四章首先依据系统科学的突变论分析国家系统整体演变状态对于初始改革政策选择的制约作用,阐释中俄改革初始政策差异的主要原因;然后依据系统科学的系统论分析中俄改革初始政策的目标,指出基于实现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目标,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政策与俄罗斯的大规模私有化改革政策都具有相应合理性;最后依据系统科学的信息论分析中俄改革初始政策的适应性,指出改革政策选择必须尊重和把握国家系统整体演变规律,才能取得良好适应性效果。第五章首先依据系统科学的控制论分析改革过程中的政策效果、约束条件演化和政策调整,指出保持改革政策效果的协调性,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是改革深化的关键因素,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内在约束;然后依据系统科学的耗散论分析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的有序性,指出必须发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缓解国有企业改革造成的负面效果,促进国家系统形成耗散结构,进而带动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最后依据系统科学的协同论指出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序参量,稳定的政府是保障改革政策协同性的关键因素,战略性国有企业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基础。第六章全面采用系统燕尾突变模型、系统层次分析模型、系统灰色关联度模型、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系统耗散结构模型、系统哈肯模型,针对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与约束条件之间的突变性、目的性、适应性、协调性、有序性、协同性等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检验前文的论述和分析;第七章阐述研究结论并且针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孙夕龙[4]（2019）在《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是一个整体,构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理论体系,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主要内容之一。整体来看,他们意识形态思想形成过程时间比较一致,意识形态理论的逻辑一致,只是侧重点不同。论文第一部分是意识形态思想史。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有一个从唯心主义性质逐步转变为唯物主义性质,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第一,合作之前马克思的思想历程。首先,马克思中学时期已经具有个体与共同体相统一的思想种子。大学时期确立了作为自我意识的“绝对自由”、理性、“理论精神”和哲学的独立存在和绝对地位,抛弃了宗教,确立了哲学实践思路,即哲学批判或“理论精神”根据“本质”和“观念”来“衡量”“个别的存在”和“特殊的现实”,即用“本质”和“观念”的普遍性来消除共同体与个体（“个别的存在”和“特殊的现实”等）之间的矛盾。这个批判思路是“异化—回归”思路的开始。其次,《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实践了他的唯心主义哲学批判,一方面,以“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和“对象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为标准和根据来批判现实,发现到处都是统治阶级和利益集团利用新闻出版、法律、制度和国家等共同体谋取自身特殊利益,损害“普遍利益”。另一方面,他又发现在特殊群体与共同体的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中,受损害的都是作为被统治等级的人民的利益,于是,马克思在提出“真正的报刊”、“事物的法理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国家本身的实质”等概念的同时,又相应提出了“人民报刊”、“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和“人民意识”等概念,产生了“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同“人民”之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但是没有解决。再次,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通过剖析黑格尔国家理论来研究《莱茵报》时期产生的问题,一方面揭露了黑格尔绝对观念的“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另一方面又揭露了君主制实现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同一性”的“具体自由”的虚假性,认为“只有民主制才是普遍和特殊的真正统一”。此时,马克思确立了意识形态问题的两个基本内容和线索,即揭露绝对精神的虚假性以及如何统一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后者是意识形态的基本矛盾。又次,从《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开始,马克思确立了“应有”“真正”的地位与“异化—回归”理论思路,揭露了包括宗教、国家在内的“普遍性”事物的虚假性,揭示了“政治国家的世俗结构”的缺陷即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后者在《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明确表达为国家建筑在“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矛盾之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完整运用了“异化—回归”思路,并在此思路下结合私有财产的扬弃阐述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在抽象意义上解决了人类生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问题。第二,合作之前恩格斯的思想历程。首先,从不来梅实习时期到柏林服兵役时期,恩格斯的思想与马克思早期类似,主要是肯定唯心主义的自由意志和自我意识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在自由意志统领下实现国家整体与其要素的统一,并用这些观念和思路批判现实。其次,到了英国实习时期,恩格斯发现了政党的阶级本质和“物质利益的冲突”,认识到法律是纯粹的诡辩术,揭露了国民经济学的欺骗和伪善的本质特征,并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了异己力量问题。再次,《英国状况》时期分析了英国阶级斗争,揭露了宗教的“异己的本质”,明确提出了“异化—回归”思路,论述了不同民族哲学对待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关系的不同方式,提出了诸多意识形态相关问题,最后揭示了国家和宪法的本质就是“财产在进行统治”,开始触及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三,合作之后的思想历程。首先,从《神圣家族》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期间,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快速蜕变。《神圣家族》初步阐述了唯物史观,放弃了本质的“异化—回归”思路,阐述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如国民经济学对于私有财产的辩护、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关系的理论等问题。其次,《德意志意识形态》阐述了比较完整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全面“清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他们自己的唯心主义哲学,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意识形态理论。再次,《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在积极参加和指导无产阶级实际斗争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共产主义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证了消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之后真正实现了普遍利益和人的解放。又次,《共产党宣言》之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主要包括揭露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条件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新形式,即拜物教,而在无产阶级理论上则是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得到最终完善。恩格斯则侧重哲学研究,论述了人类解放的实现、意识形态“独立性”、宗教意识形态的行为逻辑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史等等,大大丰富和完善了意识形态理论。论文第二部分是唯物史观和人类解放理论的详细表述。唯物史观和人类解放理论也属于“观念的上层建筑”,但它是无产阶级的理论,是列宁所说的“科学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一般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人类解放理论认为,通过共产主义运动,可以消灭私有制和所有异己力量,无产阶级必然获得解放。而由于无产阶级背负着“整个的人类奴役制”,作为特殊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解放也就是整个人类的解放。因此,在重建的个人所有制中,共产主义实现了“真正的共同体”,实现了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的统一。论文第三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般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虽然没有完整的独立表述,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的严密的逻辑体系。第一是“一般意识形态”理论,主要观点和内容如下:意识形态四级本质,即意识形态是反映异己力量的“普遍性形式”思想观念、是“统治”人们的具有普遍性的“虚假观念”、是人们按照“神”、“标准人”等等“虚假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的思想活动、是统治阶级“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的“虚伪的”思想“欺骗”和“思想的统治”;从认识论层面看,意识形态的基本矛盾是论证虚假共同体和虚假普遍利益的普遍性意识形式同阶级和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之间的冲突;从实践层面来看,意识形态基本矛盾是以共同体普遍利益来维护统治者特殊利益的虚假共同体同共同体中其他被统治阶级或阶层的特殊利益之间的冲突;意识形态具有虚假的“普遍性”、“本末倒置”、“虚假的独立性的外观”、“没有历史”和形式化等特征;通过“借用”和“模仿”等方式,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创造历史和合法化统治的思想条件;意识形态的“曲线”与经济的“红线”形成相互作用的矛盾关系;意识形态具有“服从自身规律”的相对独立性;统治阶级思想的生产者即“意识形态家”生产了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思想;法是统治阶级实现其特殊阶级的“共同利益”的中介和颠倒的意识形态;宗教是人类对支配他们的异己力量的幻想的反映和“感情上的形式”,充当了历史运动的“意识形态的外衣”;意识形态可以通过揭示它的世俗基础和本质、并“使现存世界革命化”而被克服乃至消灭。第二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主要包括如下内容:通过“借用”、“模仿”和“翻译”等方式,利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革命传统、思想遗物及其意识形态等思想条件,来表达新世界的内容,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经历了从“掩盖”到“公开”的历史变化;资产阶级法是为了实现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法;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自由和普遍利益等方面表现出幻想、虚假和欺骗等特征;国民经济学是掩盖私有财产矛盾和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伪善和谎言;资产阶级经济学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纯粹理性”和永恒不变的;拜物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意识形态的最新形式,将商品、货币和资本作为物神来崇拜的人就是拜物教徒。
毕小龙[5]（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研究 ——以社会思潮为研究对象》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显着增强,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中国的稳步崛起和西方的相对衰弱导致21世纪的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在思想大解放的背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各种社会思潮,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河殇》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20世纪90年代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思潮、21世纪初以《中国震撼》为代表的新权威主义思潮。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在改革开放后更以空前的热情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变化,并成为各种社会思潮的创造者和推动者。他们对中西关系的看法虽然是中国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因此,基于社会思潮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揭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中西观的核心问题、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和演变特点,兼顾一般规律和时代特征。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要分析工具,辅以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本文选择《河殇》《中国可以说不》《中国震撼》作为对应的三个时间段中主要社会思潮的典型案例,通过分析这三本书中的中西观及其引发的争议,还原由知识分子推动的中国社会思潮在这三个时间段中所反映的中西观全貌。本文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案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演绎法和归纳法。中国知识分子对中西关系的认识主要包括对中西战略关系、中西发展现状、中西发展趋势的判断。中西观的形成过程是中国知识分子运用不同的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对中西关系现状和趋势进行认识的过程。中西力量对比与组合是自变量,中国民众的利益诉求是中介变量,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是因变量。时代主题的转换和文明主导权的转移都会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演变表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从弱国心态到强国心态、从二元对立到多元共存。因为无法全面掌握准确的信息或者无法正确解读掌握的信息,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经常出现偏差。党和政府需要通过多种途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导更多的知识分子树立正确的中西观。
包伟杰[6]（2018）在《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比较研究 ——基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视角》文中指出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还是科技都处于领先地位,其产业、金融、对外贸易等政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世界市场的“神经”。而中国则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些年来在全球的影响力得到了持续的提升,中国政府提出的“一路一带”倡议,不仅彰显了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同时也表明了中国愿意不断参与国际合作交流的诚意,这将对诸多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两大经济体,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美国的GDP总量为19.36万亿美元,中国的GDP总量为12.24万亿美元,中美经济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不言而喻。当前世界经济增速趋于放缓,特别是在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和美国经济的发展便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例如,美国的金融监管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投资就业问题、种族歧视问题等。而中国经济发展则暴露出了包括地区经济发展失衡、宏观政策调控失准、地方政府债务过高、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发展都与两国的产业结构有着密切联系。美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了 80%,中国经济的发展则过度依赖进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而当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在消费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扩大的情况下,短时期内不得不依靠巨大的政府投资来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消费不足而投资过热的结构性难题,由此也引发了产能过剩、地方债务过大、企业杠杆过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势必会对中国经济向着“又好又快”方向发展的目标带来阻碍,应该看到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差距,反思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难点和问题,形成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产业结构作为判断一国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参考标准,一方面其直接反应出了构成国民经济内部各部门各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另一方面其又间接反应出了一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动力基础,进而判断一国经济增长的“健康性”和“可持续性”。而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作为一国产业结构发展的历史演化趋势,其较为直观的描述了一国经济发展从初级到高级、从欠发达到发达、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发展的路径。总的来说,产业结构作为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一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基石,科学合理的产业结构有助于一国在当前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中站稳脚跟,而且还能够有效的抵御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冲击,从而才能使经济真正实现可持续、全面、健康的发展,因此探究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特征、驱动因素、动力机制等方面的研究便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出发,结合产业结构演进的相关理论和文献,以中国和美国的产业结构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中国和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驱动因素、逻辑规律、路径模式。更为重要的是,本文通过大量的数据说明两国在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存在的异同点,尤其是着重分析两国之间存在的差异与差距。最后结合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之下中美产业结构演进呈现出的新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基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视角,有针对性的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希望能够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提供更多的参考,我国经济能够在科学合理的三次产业结构中实现长期平衡发展。本文的主要内容是:第一部分主要是对相关理论和文献做一个系统性的梳理,内容涵盖了产业结构的基本概念、产业结构的划分方式、产业结构调整理论、产业结构的演进模式、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理论和研究综述。为论文的写作找到强有力的理论及文献支撑。第二部分则主要对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基本逻辑与分析框架进行研究,首先是对产业结构演进的研究视角进行了划分,这是研究产业结构演进的出发点。其次进一步研究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和动力机制,产业结构的演进的驱动因素和制约因素等。第三部分主要进行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通过理论分析,研究需求因素、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研发投入等如何通过影响技术进步,进而影响产业结构演进。通过构建模型（未考虑技术进步的索罗模型、考虑技术进步的索罗模型、考虑人力资本的索罗模型）,研究驱动因素如何通过影响技术进步,从而影响产业结构演进。第四部分主要对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路径与趋势进行了分析比较,将中美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各自划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研究。美国涉及的时间范围从19世纪初期工业化开始阶段至今,中国涉及的时间范围相对较短,从1952年至今。比较的内容主要涉及的是中美两国三次产业结构之间的变动情况。在对中美两国三次产业结构之间分析的基础之上,深入三次产业各产业的内部,对比分析中美两国三次产业中包含的相关产业之间的差异。具体而言就是中美第一、二、三次产业内部的产业结构演进趋势的分时段比较。第五部分主要是基于之前章节对于中美产业结构的演进分析,将产业结构放置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研究,主要而言是分析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如何通过技术进步,进而影响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第六部分基于中美两国的产业结构演进中的相应数据,构建灰色关联分析模型,计算各驱动因素与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灰色关联度;构建VAR模型（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方差分解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各驱动因素对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最后,得出主要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与未来研究展望等。中国与美国的产业结构演进在大方向上趋于一致,从三次产业的构成比例关系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两国的产业结构形态由最初的“一二三”最终演进为“三二一”,第三产业最终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从三次产业内部来看,伴随着行业革命的不断推动,新兴行业和传统行业的比重在不断分化,产业结构内部得以持续优化。不过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特征还是有所差异,中国与美国产业结构演进深度方面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况且两国的产业发展也正各自面临着一些问题。除此之外,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正日益深刻影响着中美两国的产业结构演进方向,而两国又都是世界上的贸易大国,双方之间不仅直接面临着合作与竞争,还面临着旧有的经济制约因素和新的工业革命挑战。因此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两国之间贸易开放、交流合作、互惠互利会是大的方向和趋势,而在这一过程当中,中美需要根据自身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和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寻求三次产业之间和内部的平衡发展,努力促成行业的变革以不断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
贾娟琪[7]（2017）在《我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效应研究》文中指出作为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粮食价格的稳定、粮食产量的增长和农民收入的提高是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一直面临的三个最基本问题。从建国初期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到改革开放初期“双轨制”阶段的计划收购政策,再到市场化改革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政策的实施可以看出,我国政府为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战略要求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一系列政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同时由于政策目标的多重性也使得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陷入了“顾此失彼”的困局,带来了巨大的政策成本。本研究以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和玉米临时收储政策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实施带来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并对新一轮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改革效果进行了分析。本研究的重点内容包括五个部分:首先,利用三种主粮国内产销区和国内外价格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和VEC-DCC-GRARCH模型研究了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托市效应;其次,利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固定观察点的农户数据,通过构建DID模型研究了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增产效应和增收效应;第三部分,从福利效应的角度探讨了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政策成本;第四部分,利用吉林省的调研数据,通过Logit模型研究了以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为主的新一轮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对国内粮食市场价格起到了有力的托市效应,减少了国际粮价波动对国内粮食市场的冲击,稳定了国内粮食市场。但与此同时,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也存在不足,并未实现对主产区的利益补偿,反而造成了主粮区域性的供不应求,此外,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还严重扭曲了国内主粮市场价格形成机制,阻碍了我国粮食市场化进程。（2）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对三种主粮总产量的增长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受我国耕地资源有限的约束,以及粮食生产经营以小而分散的小农模式为主的限制,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增产效应是通过促进农药、化肥和机械等物化要素投入的增加来实现,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的增产效应是通过促进种植面积以及物化要素投入的共同增加来实现,但玉米种植面积的过度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三种主粮种植结构的失衡。（3）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只对农户种粮收入的增加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增加主要依靠其他收入的增加和当地经济的发展来带动。虽然种粮收入仍是我国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已不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源泉,因此,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不能只依靠粮食政策的实施,而需要更多地和其他产业政策和非农就业政策相结合,通过提高农民的其他收入来增加农民总收入。（4）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虽然在稳定三种主粮价格、确保粮食生产稳定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了一定的政策效应,但由于政策担负的多重目标——既要“保产量”,又要“保收入”,造成了主粮价格形成机制的扭曲,同时也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和库存压力;相比而言,生产者补贴制度对社会总福利的损失较小,并且通过“价补分离”减少对市场的扭曲,避免了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因此,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向生产者补贴政策转变,是深化我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改革的必然趋势。（5）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的实施,导致玉米市场价格下跌,造成玉米生产者预期收入减少,虽然初步实现了缩减玉米种植面积的目的,但主要影响小规模生产者;并未促进玉米种植向大规模生产者和优势产区集中,反而加大了大规模农户的市场风险;并且由于补贴标准偏低、缺少配套政策引导等,导致玉米生产者在粮食种植结构调整中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风险性。如何补偿小规模玉米生产者收益的减少以及如何引导玉米生产者合理调整种植结构,仍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首先,从主粮价格支持政策来看,逐步改革和完善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消除市场机制扭曲;通过建立利益补偿机制来保障农民种粮收益。其次,从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来看,鼓励适度规模经营,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增强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再次,从增加农民收入来看,加快培育新型农民,增加种粮收入;拓宽增收渠道,增加农民其他收入。最后,从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来看,各级政府应落实责任,提高政策实施效果;尽早公布实施方案及细则,准确核实玉米种植面积;适当提高补贴标准,保障玉米生产者基本收益;强化政策配合协调,合理实现种植调整结构。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1）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角度,研究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同时,分析政策了对微观农户的效应;（2）将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托市效应、增产效应和增收效应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中,系统地研究了三个政策目标的作用机理以及相互之间的协调和冲突,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3）通过在吉林省的实地调研,了解了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实施情况的最新进展,并以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为例,深入研究了新一轮主粮价格支持政策改革对粮农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
常卉颉[8]（2017）在《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理论与实践》文中指出现代市场经济是包含了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是与过去放任经济的一个根本不同。宏观调控将国家的调控机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以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自经济学诞生以来,各经济学流派有关宏观调控的讨论就一直伴随其中,特别是凯恩斯革命后,市场经济由自由竞争向国家大规模干预发展,宏观调控理论在许多国家取得良好实践,中国也不例外。但改革开放至今不过30多年,中国已经历多个周期的宏观调控,说明调控政策对于长期预防并没有起到作用。同时,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特征的中国,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创新,其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需要更为科学更为相符的理论指导,需要回到马克思经济理论。马克思的宏观经济思想是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实践不断成熟。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中蕴含了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规律的全面分析,特别是其包含的现代化大生产的一般运行规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期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指导意义。基于此,本文从市场经济的性质以及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规律出发,阐明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研究宏观调控的方式、目标、手段等问题,并从中国运用马克思理论进行宏观调控的历史实践证明以社会再生产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以资本有机构成为工具的宏观调控的可行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提出建议。论文共八章,可从三大部分进行描述:第一部分,梳理宏观调控理论的中西方研究成果,认识到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思想在实践应用研究上的缺乏。并在对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阐明了宏观经济运行机制,肯定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分析宏观调控的根本原则在于从结构平衡入手进行总量调控。第二部分,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研究宏观调控的方式、目标、手段等。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宏观调控需要在尊重市场基础配置作用的条件下发挥政府的调控职能,实现经济的结构平衡,兼顾总量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宏观调控工具分别从长期平衡工具、短期平衡工具和结构平衡工具进行分析。长期和结构中中以资本有机构成作为判断工具,长期中增加劳动者收入,保持收入分配的公平公正,结构上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发力,保持社会总供求的结构平衡,使供给结构适合需求结构的变化。短期上,防止经济的外部冲击,预防货币信用等造成的经济波动,保持经济的平稳。第三部分,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理论,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历次重要宏观调控的历史实践进行评述,以及对当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进行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中国早期的宏观调控过多的关注经济的需求面,忽视了经济的供给面,从而有了当下“供给侧”改革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依然要遵循马克思的宏观调控思想,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及中国特色的基本要求,依然要实现经济的结构平衡,继续推进消费型社会的建立,调结构转方式,增加社会的有效供给,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黄南[9]（2015）在《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受世界经济不景气以及国内多种瓶颈性因素的制约,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中国经济因此由高速增长步入了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时期。面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中国经济必须通过转型发展,才能实现稳步可持续发展的可能。要顺利实现此次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需要对其中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的分析,明确其作用方式和影响机理,才能有效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进程。产业结构调整是影响经济转型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由于经济转型的目标会随着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不同进行调整,因而,在新一轮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对产业结构调整在经济转型中的影响作用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明确其对经济转型的影响机理和影响程度,这对于推动中国新一轮的经济转型步伐,促进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的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当今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特征,以及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现状。指出,目前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中呈现出融合化、服务化、高科技化以及生态化趋势,而基于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发展起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则进一步促进了世界产业在发展范式、空间形态和功能上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调整,第一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迅速下降,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正在缓慢下降,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则逐渐上升,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程度不断提高。同时,以泰尔指数所衡量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也在逐渐上升。这些表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中国经济进入稳步发展的新常态时期后,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方、调整的动力、产业结构的均衡状况以及产业的空间格局等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新的调整态势。随后,本文研究了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转型的影响机理。在研究这一问题之前,本文先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背景分析入手,明确了中国新一轮经济转型发展的主要目标,将其概括为“三种能力”的提升,即经济平稳持续增长能力的提升、经济高质量运行能力的提升,以及经济绿色发展能力的提升。并对这三种能力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文章分别研究了产业结构调整对各种能力提升的影响机理,构建起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新一轮经济转型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并通过数理分析的方式较为清晰地阐述了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新一轮经济转型的“三种能力”之间的内在关系。接下来,文章构建了综合评价中国经济转型程度的指标体系,运用大量的统计数据,从全国和省际两个层面,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全面评价,并以中国经济转型的评价指数为因变量,以产业结构调整的合理化和高度化为自变量,增加适当的控制变量,从而建立了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经济转型的计量回归模型。通过该模型,文章从总体性影响和分能力影响两个方面入手,研究了产业结构调整在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同时本文将1990-2013年划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了分阶段的实证研究;将全国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了分区域的实证研究。从实证研究的结果看,总体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是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因素。但在分能力的影响上,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平稳持续增长和高质量运行的促进较为明显,而在经济绿色发展方面的促进作用不如产业结构高度化。同时,研究结果还显示,在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不太显着,但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转型总指标以及三种能力的促进作用则较为明显。相反,产业结构高度化在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对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但在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西部地区,其促进作用则明显高于产业结构合理化。最后,文章根据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研究结果,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以此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几点建议,认为,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要将产业结构调整作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手段,尤其要重视产业结构合理化在促进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作用,不过也不能忽视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作用,要将加快服务业的发展作为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主要内容,要通过互补性资产的培育提升中国产业的创新能力,还要重视中国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等。对于不同的地区而言,则要根据自身的发展阶段,选择适合地区自身条件的经济转型之路。
李汝资[10]（2015）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演变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9.86%的平均年增长率,连续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上还没有过另外一个国家在如此长时间内保持如此之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中国奇迹”。然而也出现了诸如投资过热、内需不足、粗放经营、区域差距扩大、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与数量扩张的非一致性矛盾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当前“三期叠加”,经济增速放缓将成为新常态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新的挑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长期复杂过程,经济总量增长是基础,经济要素高效利用是保证,经济结构转换则是过程的本质,其核心是实现经济发展效率的提升。基于此,本文从“总量—要素—结构”视角提出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概念,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理论体系。通过区域经济总量效率、区域经济要素效率、区域经济结构效率等方面,系统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时间演化、空间格局及存在的问题,来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并提出提升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路径。最后构建了基于“效率—结构—功能”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框架。全文共分六章,具体如下:第一章是绪论部分。本章首先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及依据,提出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研究的必要性;进而系统阐述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概念与内涵,明确其研究意义;最后提出本文的研究目标及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第二章是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述评。本章分析了区位论、区域发展阶段、区域非均衡发展、劳动地域分工、外部性等理论对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基础支撑,并对经济效率研究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进一步明确文章研究方向。第三章是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特征与演变机制。从综合性、社会性、区域性、阶段性等方面系统阐述了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基本特征;进而分别从微观和宏观视角探讨了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演变机制,其中微观作用机制包括技术、资本、劳动力,宏观作用机制主要包括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产业结构、城市化、经济开放度、制度环境和产权安排等。第四章是实证部分Ⅰ。首先对1978-2012年间中国省际资本存量及省际三次产业资本存量进行估算,建立效率指标面板数据集;在此基础上,运用区域经济总量效率模型、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等对中国区域经济总量效率、区域经济要素效率、区域经济结构效率进行测算,并分析其时间演变特征。第五章是实证部分Ⅱ。首先,在运用DEA模型对时间截面效率测度基础上,利用标准差、变异系数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效率地域差异演变。其次,运用空间关联模型的Moran指数、Moran’I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分析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及其空间关联格局。最后,运用系统聚类方法对目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效率进行类型划分,并分析其特征及问题。第六章是实证部分Ⅲ。首先,结合对“中国模式”反思,从要素投入模式、结构发展模式、空间发展模式及制度模式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演变的成因。其次,提出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提升的基本路径。最后,从“效率—结构—功能”视角,提出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模式。
二、2003年：对国内经济增长贡献巨大 2004年：结构调整仍是首要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3年：对国内经济增长贡献巨大 2004年：结构调整仍是首要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主要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要素、要素配置及效率内涵 |
| 2.1.2 产业及产业结构优化内涵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要素配置相关理论 |
| 2.2.2 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
| 2.2.3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要素配置及其效率研究 |
| 2.3.2 产业结构演进及优化方向研究 |
| 2.3.3 产业结构优化与要素配置效率的关联性研究 |
| 2.3.4 供给侧改革与产业结构优化影响因素研究 |
| 2.3.5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相关研究 |
| 2.3.6 文献评述 |
| 第3章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进历程及现状 |
| 3.1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进历程 |
| 3.1.1 计划经济体制与改革过渡时期 |
| 3.1.2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 |
| 3.1.3 东北振兴“黄金十年” |
| 3.1.4 经济新常态时期 |
| 3.2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现状 |
| 3.2.1 地区生产总值变动趋势 |
| 3.2.2 第一产业 |
| 3.2.3 第二产业 |
| 3.2.4 第三产业 |
| 3.3 东北地区要素配置低效与产业结构调整动因 |
| 3.3.1 结构性产能过剩与短缺并存 |
| 3.3.2 资源型城市转型负担沉重 |
| 3.3.3 国企改革与民企发展缺乏动力 |
| 3.3.4 被动“去工业化”引发结构失序 |
| 3.3.5 沉没成本效应阻碍衰退行业退出 |
| 3.4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障碍 |
| 3.4.1 要素市场化改革起步较晚 |
| 3.4.2 劳动力转移存在制度约束 |
| 3.4.3 高技术产业规模扩张缓慢 |
| 3.4.4 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变滞后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产业结构优化理论框架 |
| 4.1 总体思路 |
| 4.2 要素流动与产业间再配置的效率改进机理 |
| 4.2.1 要素产业间流动的理论基础 |
| 4.2.2 要素产业间流动的前提条件 |
| 4.2.3 要素配置效率改进机理分析 |
| 4.3 产业结构优化影响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理论机制 |
| 4.3.1 产业结构优化的两个维度指标构建 |
| 4.3.2 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机制 |
| 4.3.3 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机制 |
| 4.4 供给侧改革下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4.4.1 供给侧改革的提出背景与理论逻辑 |
| 4.4.2 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影响因素类别 |
| 4.4.3 供给因素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机理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实证分析 |
| 5.1 东北地区要素分布结构 |
| 5.1.1 劳动力要素分布 |
| 5.1.2 资本存量估计与资本要素分布 |
| 5.2 东北地区要素配置效率测度 |
| 5.2.1 随机前沿分析与模型设定 |
| 5.2.2 初始回归结果与模型修正 |
| 5.2.3 估算过程与结果分析 |
| 5.3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指标衡量 |
| 5.3.1 产业结构合理化 |
| 5.3.2 产业结构高度化 |
| 5.4 研究设计与实证检验 |
| 5.4.1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5.4.2 数据检验 |
| 5.4.3 模型设定与实证结果分析 |
| 5.4.4 内生性问题讨论 |
| 5.4.5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进一步分析: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
| 6.1 供给因素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6.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1.2 主要评价指标分析与说明 |
| 6.1.3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
| 6.2 供给因素综合评价指数构造与分析 |
| 6.2.1 全局主成分分析 |
| 6.2.2 数据有效性检验 |
| 6.2.3 提取主成分及确定指标权重 |
| 6.2.4 东北地区供给因素综合评价指数分析 |
| 6.3 研究设计与实证检验 |
| 6.3.1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3.2 数据检验 |
| 6.3.3 模型设定与实证结果分析 |
| 6.3.4 内生性问题讨论 |
| 6.3.5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政策建议 |
| 7.1 加强人力资本培育与积累 |
| 7.1.1 着力提升教育体系水平 |
| 7.1.2 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
| 7.1.3 完善薪酬激励机制 |
| 7.2 优化投资结构与存量资本布局 |
| 7.2.1 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力度 |
| 7.2.2 稳固推进存量资本调整 |
| 7.2.3 积极探索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 |
| 7.3 推动产业技术进步与科技成果转化 |
| 7.3.1 促进产业发展与科技深入融合 |
| 7.3.2 加强企业自主创新与科研协作能力 |
| 7.3.3 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
| 7.4 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与政策引领作用 |
| 7.4.1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
| 7.4.2 精准制定减税降费措施 |
| 7.4.3 释放产业政策引领作用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未来展望 |
| 8.1 结论 |
| 8.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 |
| 第一节 区域的范畴界定 |
| 一、区域的语义分析 |
| 二、不同学科中区域的内涵剖析 |
| 三、本文语境下区域的涵义与边界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的内涵与限定 |
| 一、援助的内涵 |
| 二、区域援助的界定与体系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的概念与体系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要素 |
| 一、援助对象 |
| 二、援助方式 |
| 三、援助绩效评估 |
| 第二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 |
| 一、国家职能的演进 |
| 二、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逻辑根源 |
| 第二节 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 |
| 一、发展权的变革 |
| 二、区域作为发展权的权利主体 |
| 三、区域发展权的内容与实现 |
| 第三节 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 |
| 一、实质正义的内容 |
| 二、实质正义在区域层面的实现 |
| 第三章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 |
| 一、萌芽阶段:国家区域援助的模糊概念及实践 |
| 二、正式形成:以“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为标志 |
| 三、推动立法:以《西部开发促进法》为例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立法现状与政策梳理 |
| 一、成文法层面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层面 |
| 第三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强制性缺失 |
| 第四章 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及相关制度概况 |
| 一、美国 |
| 二、日本 |
| 三、欧盟 |
| 四、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特点及经验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基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目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原则 |
| 第三节 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的识别 |
| 二、明确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 |
| 三、以法律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明确规定 |
| 第五章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设计 |
| 第二节 区域财政援助制度 |
| 一、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建议 |
| 第三节 区域税收优惠制度 |
| 一、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域外规定 |
| 二、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建议 |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支持制度 |
| 一、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完善 |
| 第六章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与应用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法制思维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理论依据 |
| 三、核心:国家区域援助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全生命周期”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结构性构成”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无效责任法律制度 |
| 二、国家区域援助退出法律制度 |
| 第七章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 |
| 一、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概况介绍 |
| 二、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构建 |
| 二、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创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3）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研究 |
| 1.2.2 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选择研究 |
| 1.2.3 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系统性关系研究 |
| 1.2.4 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实证计量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创新 |
| 1.4.2 论文的不足 |
| 第2章 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系统科学 |
| 2.1.1 现代系统科学 |
| 2.1.2 马克思主义社会系统理论 |
| 2.2 经济学 |
| 2.2.1 转轨经济学 |
| 2.2.2 新制度经济学 |
| 2.2.3 国际政治经济学 |
| 2.3 企业管理学 |
| 2.3.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3.2 国有企业功能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比较 |
| 3.1 中国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 |
| 3.1.1 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发展 |
| 3.1.2 改革开放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 |
| 3.2 俄罗斯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 |
| 3.2.1 苏联时期国有企业的发展 |
| 3.2.2 俄罗斯国家转型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 |
| 3.3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比较 |
| 3.3.1 系统思想贯彻始终 |
| 3.3.2 改革兼顾双重目标 |
| 3.3.3 政策路径逐渐趋同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初始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分析 |
| 4.1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初始约束条件比较 |
| 4.1.1 初始政治约束条件 |
| 4.1.2 初始经济约束条件 |
| 4.1.3 初始国际约束条件 |
| 4.2 中俄初始政策路径比较 |
| 4.2.1 初始政治约束与初始政策路径 |
| 4.2.2 初始经济约束与初始政策路径 |
| 4.2.3 初始国际约束与初始政策路径 |
| 4.2.4 国家系统状态制约政策路径选择 |
| 4.3 中俄初始政策目标比较 |
| 4.3.1 中俄初始改革政策的政治目标 |
| 4.3.2 中俄初始改革政策的经济目标 |
| 4.3.3 中俄初始改革政策的国际目标 |
| 4.3.4 国家系统演变目标制约政策路径选择 |
| 4.4 中俄初始政策的适应性比较 |
| 4.4.1 初始政策与政治约束适应性 |
| 4.4.2 初始政策与经济约束适应性 |
| 4.4.3 初始政策与国际约束适应性 |
| 4.4.4 国家系统演变规律制约政策适应性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约束条件与政策调整比较分析 |
| 5.1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约束条件比较 |
| 5.1.1 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约束条件演化 |
| 5.1.2 改革过程中的经济约束条件演化 |
| 5.1.3 改革过程中的国际约束条件演化 |
| 5.2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政策调整比较 |
| 5.2.1 政治约束条件演化与政策调整 |
| 5.2.2 经济约束条件演化与政策调整 |
| 5.2.3 国际约束条件演化与政策调整 |
| 5.2.4 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决定改革的深化与逆转 |
| 5.3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国家系统有序性比较 |
| 5.3.1 中俄的政策调整与国家系统有序性演化 |
| 5.3.2 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保障国家系统有序性 |
| 5.3.3 适度发展外资企业保障国家系统有序性 |
| 5.4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协同性比较 |
| 5.4.1 政府是改革政策协同性的关键因素 |
| 5.4.2 战略性国有企业是保障政府行政能力的必要条件 |
| 5.4.3 改革政策选择的序参量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实证比较分析 |
| 6.1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制约政策选择实证比较分析 |
| 6.1.1 燕尾突变模型的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1.2 改革政策选择突变指数测算 |
| 6.1.3 改革约束条件制约政策路径选择比较分析 |
| 6.2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目标与路径选择实证比较分析 |
| 6.2.1 层次分析模型建构与指标选取 |
| 6.2.2 改革政策选择层次分析指标测算 |
| 6.2.3 改革政策的目标与路径选择比较分析 |
| 6.3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适应性实证比较分析 |
| 6.3.1 灰色关联度模型建构与指标选取 |
| 6.3.2 改革政策适应性灰色关联度指标测算 |
| 6.3.3 改革政策的适应性比较分析 |
| 6.4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优化与政策调整实证比较分析 |
| 6.4.1 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4.2 改革政策耦合协调度指标测算 |
| 6.4.3 国家系统整体优化与改革政策调整比较分析 |
| 6.5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有序性实证比较分析 |
| 6.5.1 耗散结构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5.2 改革过程中系统耗散结构指数测算 |
| 6.5.3 国家系统有序性比较分析 |
| 6.6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序参量实证比较分析 |
| 6.6.1 哈肯模型的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6.2 改革政策选择序参量指标测算 |
| 6.6.3 改革政策选择序参量比较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4）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目的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2 《神圣家族》之前:“异化—回归”批判和意识形态基本矛盾的探寻 |
| 2.1 从中学到《莱茵报》时的马克思:绝对自由和唯心主义的哲学实践 |
| 2.1.1 中学时期:个体与共同体相统一的思想种子 |
| 2.1.2 大学时期:绝对自由和哲学批判思路的确立 |
| 2.1.3 《莱茵报》时期:绝对自由和哲学批判的实践 |
| 2.2 从不来梅到服兵役时的恩格斯: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观念万能” |
| 2.2.1 不来梅实习时期:自由、理性和“人民的血肉” |
| 2.2.2 柏林服兵役时期:“普遍东西的意识”和“观念万能” |
| 2.3 《德法年鉴》前后的马克思:“异化—回归”批判和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 |
| 2.3.1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揭露意识形态本质的两个思路 |
| 2.3.2 《论犹太人问题》前后:“普遍性”假象和国家“世俗结构”的缺陷 |
| 2.3.4 《穆勒评注》:劳动和交换中的人的本质的异化 |
| 2.3.5 《巴黎手稿》前后:“异化—回归”的完成和“普遍的人的解放” |
| 2.4 英国实习时的恩格斯:财产“统治”成为法律和单个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 |
| 2.4.1 “物质利益的冲突”和国民经济学的欺骗与伪善 |
| 2.4.2 《英国状况》:“向自己本身复归”和“单个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 |
| 3 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完善 |
| 3.1 “历史科学”、人类解放和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 |
| 3.1.1 从《神圣家族》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意识形态思想的蜕变 |
| 3.1.2 《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科学”和“一般意识形态”的形成 |
| 3.1.3 资产阶级的“永恒的规律”和“纯粹理性”的批判 |
| 3.1.4 共产主义:人类解放和意识形态基本矛盾的消灭 |
| 3.2 意识形态理论的实证和新形式 |
| 3.2.1 欧洲1848年革命与复辟时期: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表现及条件 |
| 3.2.2 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社会关系物化和资本主义拜物教 |
| 3.2.3 无产阶级独立革命时期:真正的共同体和意识形态消灭的实践证明 |
| 3.2.4 《反杜林论》:人类解放的实现和上层建筑的消灭 |
| 3.3 恩格斯后期:意识形态理论的丰富和完善 |
| 3.3.1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伪装为普遍利益的意识形态策略 |
| 3.3.2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与“完结” |
| 3.3.3 资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史 |
| 3.3.4 晚年通信:意识形态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
| 4 “科学的意识形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人类解放 |
| 4.1 “一般意识形态”和“科学的意识形态” |
| 4.2 社会结构、社会矛盾、精神生产和历史运动 |
| 4.2.1 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 |
| 4.2.2 精神生产:意识的产生、内容和演变 |
| 4.2.3 历史运动和异己力量 |
| 4.2.4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方法论 |
| 4.3 “历史科学”中的人类史 |
| 4.3.1 人类历史是实践的产物和结果 |
| 4.3.2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历史冲突的根源 |
| 4.3.3 分工产生阶级、国家和虚幻的共同体以及异己力量 |
| 4.3.4 三种依次演进的社会关系形式 |
| 4.3.5 世界历史运动和日益扩大的异己力量 |
| 4.3.6 共产主义、真正的共同体和人的解放 |
| 5 意识形态理论体系 |
| 5.1 哲学基础:作为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
| 5.1.1 唯心主义历史观 |
| 5.1.2 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典型:黑格尔绝对观念论 |
| 5.2 社会结构中的意识形态 |
| 5.3 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 |
| 5.3.1 经济“红线”与意识形态的“曲线”和“中轴线”的关系 |
| 5.3.2 意识形态“服从自身规律” |
| 5.4 意识形态产生的主观过程及原因 |
| 5.4.1 意识形态产生的主观方式和主观过程 |
| 5.4.2 意识形态产生的主观原因 |
| 5.5 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基本矛盾 |
| 5.5.1 意识形态是反映异己力量的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观念 |
| 5.5.2 意识形态是“统治”人们的具有普遍性的“虚假观念” |
| 5.5.3 意识形态是按照“虚假观念”“建立自己的关系”的思想活动 |
| 5.5.4 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把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利益的思想欺骗和思想统治 |
| 5.5.5 意识形态的基本矛盾 |
| 5.6 意识形态的特征 |
| 5.6.1 虚假的“普遍性” |
| 5.6.2 “本末倒置” |
| 5.6.3 “虚假的独立性的外观” |
| 5.6.4 “没有历史” |
| 5.6.5 形式化 |
| 5.7 意识形态的作用和消灭 |
| 5.7.1 作为思想条件参与历史创造:“借用”、“模仿”与合法性 |
| 5.7.2 “思想的统治” |
| 5.7.3 意识形态的“完结”和“消灭” |
| 5.8 作为意识形态的统治阶级思想及其生产者“意识形态家” |
| 5.8.1 统治阶级思想的产生:服务革命和统治的理论策略 |
| 5.8.2 统治阶级思想的地位、性质和作用 |
| 5.8.3 “意识形态家”:“编造”阶级“自身的幻想” |
| 5.9 意识形态具体形式 |
| 5.9.1 法与法律:实现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的中介 |
| 5.9.2 宗教:反映“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的“感情上的形式” |
| 5.9.3 伦理道德:“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 |
| 5.9.4 目的论历史观和英雄史观 |
| 5.10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
| 5.10.1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活动及其变化 |
| 5.10.2 资产阶级价值观、法、道德和哲学 |
| 5.10.3 资产阶级经济学 |
| 5.10.4 作为意识形态的拜物教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研究 ——以社会思潮为研究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综述与评价 |
| 第四节 研究假设与创新之处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第六节 研究难点与研究重点 |
| 第一章 中西观的核心问题、形成机理、影响因素解读 |
| 第一节 中西观聚焦的三大核心问题 |
| 第二节 基于认识的中西观形成机理 |
| 第三节 导致中西观出现偏差的原因 |
| 第四节 时代主题转换与中西观演变 |
| 小结 |
| 第二章 20 世纪8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 |
| 第一节 20 世纪80 年代的国内外背景 |
| 第二节 《河殇》代表的中西观及其成因 |
| 第三节 《河殇》引发的中西观交锋 |
| 小结 |
| 第三章 20 世纪9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 |
| 第一节 20 世纪90 年代的国内外背景 |
| 第二节 《中国可以说不》代表的中西观及其成因 |
| 第三节 《中国可以说不》引发的中西观交锋 |
| 小结 |
| 第四章 21 世纪前18 年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 |
| 第一节 21 世纪前18 年的国内外背景 |
| 第二节 《中国震撼》代表的中西观及其成因 |
| 第三节 《中国震撼》引发的中西观交锋 |
| 小结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分子“中西观”的总结与思考 |
| 第一节 全球视角下的中国社会思潮和中西观 |
| 第二节 当代中西观演变的两个特点 |
| 第三节 研究假设的案例检验结果 |
| 第四节 引导知识分子形成正确的中西观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6）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比较研究 ——基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相关概念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相关概念 |
| 第二节 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相关理论基础及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二、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
| 第四节 基本思路、可能的创新点和研究方法 |
| 一、基本思路 |
| 二、可能的创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点 |
| 第二章 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背景和范式 |
| 第一节 三次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 |
| 一、三次产业之间演进规律 |
| 二、产业发展的阶段规律 |
| 三、主导产业转换的规律 |
| 四、劳动力转移规律 |
| 五、比较劳动生产率演进规律 |
| 六、三次产业内部演进规律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演进的背景选择与理论范式 |
| 一、雁行形态发展模式的区域国际分工背景 |
| 二、产品循环发展模式的国际贸易与产业转移背景 |
| 三、同时开发发展模式的产业政策和政府主导背景 |
| 四、产业结构演进分析理论范式的选择取决于研究背景设定 |
| 第三节 中美产业结构演进比较的背景与范式 |
| 一、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背景:市场化转型与经济全球化 |
| 二、市场机制取代计划体制对产业结构有决定性的影响 |
| 三、资源约束、发展政策和产业政策影响产业结构演进的方向和速度 |
| 四、中美产业结构演进分析的范式 |
| 五、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主导产业驱动范式 |
| 六、中美两国的开放程度决定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性 |
| 第三章 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及其技术进步影响机理分析 |
| 第一节 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与制约因素分析 |
| 一、产业结构演进的驱动因素 |
| 二、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制约因素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影响分析 |
| 一、需求因素分析 |
| 二、供给因素分析 |
| 三、国际贸易 |
| 四、国际直接投资 |
| 第三节 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机理分析 |
| 一、未考虑技术进步的索罗模型 |
| 二、考虑技术进步的索罗模型 |
| 三、考虑人力资本情况下的索罗模型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美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特征及趋势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 |
| 一、中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 |
| 二、美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 |
| 三、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比较 |
| 第二节 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特征及技术进步作用比较 |
| 一、中美第一产业内部结构演进特征及技术进步作用比较 |
| 二、中美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演进特征及技术进步作用比较 |
| 三、中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演进特征及技术进步作用比较 |
| 第三节 中美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 |
| 一、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 |
| 二、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贸易对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国际贸易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 一、中国对外贸易总体情况 |
| 二、货物贸易结构 |
| 三、服务贸易结构 |
| 四、国际贸易引致的技术进步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国际贸易对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 一、美国对外贸易总体情况 |
| 二、出口贸易结构 |
| 三、进口贸易结构 |
| 四、国际贸易引致的技术进步对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际直接投资对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国际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 一、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情况 |
| 二、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结构 |
| 三、国际直接投资引致的技术进步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国际直接投资对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 一、美国实际利用外资情况 |
| 二、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结构 |
| 三、国际直接投资引致的技术进步对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美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影响作用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假设条件、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一、假设条件 |
| 二、变量选取 |
| 三、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中美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影响作用实证检验-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 |
| 一、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的计算过程 |
| 二、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计算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
| 第三节 中美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影响作用实证检验-基于VAR模型 |
| 一、单整检验 |
| 二、协整检验 |
| 三、向量自回归模型(VAR) |
| 四、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模型 |
| 五、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六、误差修正模型(ECM)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启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中美三次产业演进历程的异同点 |
| 二、中美三次产业内部结构演进特征及技术进步作用的异同点 |
| 三、中国的产业结构演进的成果与存在问题 |
| 四、美国的产业结构演进的成果与存在问题 |
| 五、国际贸易对中美产业结构演进影响的比较结果 |
| 六、国际直接投资对中美产业结构演进影响的比较结果 |
| 第二节 启示之处 |
| 一、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要具有针对性 |
| 二、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助力于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 |
| 三、合理利用国际直接投资,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 四、鼓励和支持科技创新 |
| 第三节 不足之处与未来研究展望 |
| 一、不足之处 |
| 二、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我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评述 |
| 1.2.1 粮食政策的研究 |
| 1.2.2 粮食政策对市场价格影响的研究 |
| 1.2.3 粮食政策对农户行为影响的研究 |
| 1.2.4 粮食政策对农户收入影响的研究 |
| 1.2.5 简要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主粮 |
| 2.1.2 主粮价格支持政策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理论依据 |
| 2.2.2 理论框架 |
| 第三章 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托市效应分析 |
| 3.1 我国主粮市场价格波动特征 |
| 3.1.1 总体特征 |
| 3.1.2 三种主粮产销区价格波动特征 |
| 3.1.3 三种主粮国内外价格波动特征 |
| 3.2 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对产销区粮价波动的影响 |
| 3.2.1 理论框架 |
| 3.2.2 模型构建和数据说明 |
| 3.2.3 实证结果分析 |
| 3.3 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对国内外粮价波动的影响 |
| 3.3.1 数据说明和模型构建 |
| 3.3.2 实证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增产效应分析 |
| 4.1 我国主粮生产现状 |
| 4.1.1 主粮生产的宏观特征 |
| 4.1.2 主粮生产的微观特征 |
| 4.2 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变量说明 |
| 4.2.1 理论框架 |
| 4.2.2 研究方法 |
| 4.2.3 变量说明 |
| 4.3 实证分析 |
| 4.3.1 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对粮食总产量的影响 |
| 4.3.2 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增产效应的作用机理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增收效应分析 |
| 5.1 我国农户家庭收入现状 |
| 5.1.1 农户家庭收入的宏观特征 |
| 5.1.2 农户家庭收入的微观特征 |
| 5.2 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
| 5.2.1 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
| 5.2.2 模型适用性检验 |
| 5.3 实证结果和分析 |
| 5.3.1 实证结果 |
| 5.3.2 基于农户收入结构的进一步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多重目标下主粮价格支持政策成本分析 |
| 6.1 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多重目标的协调与冲突 |
| 6.2 主粮价格支持政策成本分析——基于两种政策的比较 |
| 6.2.1 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福利效应分析 |
| 6.2.2 生产者补贴制度的福利效应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主粮价格支持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以吉林省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的实施为例 |
| 7.1 主粮价格支持政策改革的新动向 |
| 7.1.1 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取消的背景 |
| 7.1.2 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的内容 |
| 7.2 吉林省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实施情况调研分析 |
| 7.2.1 样本选择和分布 |
| 7.2.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2.3 调研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
| 7.3 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3.1 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 |
| 7.3.2 计量方法和变量说明 |
| 7.3.3 估计结果及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8）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理论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与创新 |
| 一、研究意义 |
| 二、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关于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的文献综述 |
| 一、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
| 二、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的理论溯源 |
| 三、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的历史发展 |
| 第二节 关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文献综述 |
| 一、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形成综述 |
| 二、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与西方经济理论相关性综述 |
| 三、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文献综述 |
| 一、关于资本有机构成概念的文献综述 |
| 二、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变动趋势的文献综述 |
| 三、关于资本有机构成计算的文献综述 |
| 第四节 关于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献综述 |
| 一、关于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的文献综述 |
| 二、关于第一部类优先增长的文献综述 |
| 三、关于经济增长理论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
| 第五节 关于宏观调控手段的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文献综述 |
| 二、关于马克思宏观调控手段的文献综述 |
| 三、关于中国宏观调控体系建立的文献综述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理论依据 |
| 第一节 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理论的理论基础 |
| 一、价值理论的历史研究 |
| 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
| 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
| 第二节 资本有机构成 |
| 一、传统资本有机构成 |
| 二、拓展的资本有机构成 |
| 三、资本有机构成的计算 |
| 第三节 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 |
| 一、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出发点 |
| 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核心 |
| 三、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内容 |
| 四、理论的扩展——经济危机与宏观调控 |
| 第四节 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 |
| 一、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 |
| 二、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结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宏观经济运行的均衡与非均衡 |
| 一、西方经济学的均衡与非均衡 |
| 二、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均衡思想 |
| 三、马克思的非均衡理论 |
| 第二节 封闭经济条件下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
| 一、宏观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 |
| 二、市场机制—宏观失衡的必然 |
| 三、虚拟经济的发展—虚拟经济危机 |
| 第三节 开放经济框架下的分析 |
| 一、开放经济框架下的实体经济发展 |
| 二、开放经济框架下包含虚拟经济的宏观经济运行 |
| 第四节 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验证和结论 |
| 一、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实践验证 |
| 二、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重要结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实践研究 |
| 第一节 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方式 |
| 一、直接调控和间接调控 |
| 二、宏观调控方式选择的依据 |
| 三、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方式 |
| 第二节 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目标 |
| 一、结构平衡 |
| 二、总量平衡 |
| 三、国际收支平衡 |
| 第三节 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措施 |
| 一、宏观经济的长期与短期 |
| 二、长期平衡调控措施 |
| 三、结构平衡调控措施 |
| 四、短期平衡调控措施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理论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马克思与西方宏观经济思想方法论的比较 |
| 第二节 马克思与西方宏观经济思想微观基础的比较 |
| 第三节 马克思与西方宏观经济思想分析方法的比较 |
| 第四节 马克思与西方宏观经济思想内容的比较 |
| 一、经济增长理论的比较 |
| 二、货币理论的比较 |
| 三、经济危机理论的比较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研究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中国主要宏观调控历程 |
| 一、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疲软后的宏观调控 |
| 二、1998年—2003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宏观调控 |
| 三、2008年至今:世界金融危机后的宏观调控 |
| 第二节 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理论评述 |
| 一、对积极财政政策的评价 |
| 二、对宽松货币政策的评价 |
| 第三节 对中国当前宏观调控工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分析 |
|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借鉴 |
|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马克思经济学分析 |
| 四、从结构平衡调控措施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立的创新性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建立的创新性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新常态” |
| 四、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模式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9）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及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研究的重点、难点与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经济转型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的相关研究 |
| 第三章 中国产业结构的演进及经济转型期的新要求 |
| 第一节 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特征及未来趋势 |
| 第二节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历史进程及总体状况 |
| 第三节 新一轮经济转型期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要求 |
| 第四章 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转型的影响机理分析 |
| 第一节 基于机理分析的中国经济转型目标界定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平稳持续增长的影响机理 |
| 第三节 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运行质量的影响机理 |
| 第四节 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理 |
| 第五章 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经济转型影响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转型的总体评价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经济转型影响程度的计量检验 |
| 第三节 研究结果及发现 |
|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和进一步改进的方向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及获奖情况 |
| 后记 |
（10）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目标与方法路线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基础理论与文献述评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辨析与界定 |
| 一、效率 |
| 二、经济效率 |
| 三、全要素生产率 |
| 四、区域经济发展效率 |
| 第二节 相关基础理论 |
| 一、区位理论 |
| 二、区域发展阶段理论 |
| 三、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 |
| 四、劳动地域分工理论 |
| 五、外部性理论 |
| 第三节 相关研究述评 |
| 一、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效率研究 |
| 二、关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总体评价 |
| 三、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
| 四、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研究 |
| 第三章 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特征及其演变机制 |
| 第一节 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特征 |
| 一、综合性 |
| 二、社会性 |
| 三、区域性 |
| 四、阶段性 |
| 第二节 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演变的作用机制 |
| 一、微观作用机制 |
| 二、宏观作用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时间演变 |
| 第一节 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测度模型 |
| 一、区域经济总量效率模型 |
| 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 |
| 第二节 研究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
| 一、研究范围 |
| 二、研究时段 |
| 三、数据处理 |
| 第三节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演变特征 |
| 一、区域经济总量效率演变特征 |
| 二、区域经济要素效率演变特征 |
| 三、区域经济结构效率演变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空间差异与格局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与变量选择 |
| 一、DEA模型 |
| 二、研究变量选择 |
| 第二节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空间差异 |
| 一、区域经济差异描述 |
| 二、区域经济总量效率差异 |
| 三、区域经济要素效率差异 |
| 四、区域经济结构效率差异 |
| 第三节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空间格局 |
| 一、空间关联模型 |
| 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空间溢出关联分析 |
| 三、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空间关联格局 |
| 第四节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类型划分 |
| 一、划分方法 |
| 二、划分依据 |
| 三、结果分析 |
| 四、存在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反思及其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演变成因 |
| 一、要素投入模式反思 |
| 二、结构发展模式反思 |
| 三、空间发展模式反思 |
| 四、制度模式反思 |
| 第二节 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提升路径 |
| 一、注重要素效率、结构效率提升 |
| 二、发挥中西部的城市群集聚作用 |
| 三、调整空间政策方向：由区域倾斜向产业倾斜 |
| 四、生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
| 第三节 基于“效率—结构—功能”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
| 一、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与主体功能区规划 |
| 二、基于“效率-结构-功能”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内涵 |
| 三、基于“效率-结构-功能”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基本思路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研究结论 |
| 二、主要创新点 |
|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2003年：对国内经济增长贡献巨大 2004年：结构调整仍是首要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研究[D]. 徐杰. 吉林大学, 2021(01)
- [2]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D]. 吕慧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3]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D]. 王欣. 辽宁大学, 2020(01)
- [4]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研究[D]. 孙夕龙. 北京交通大学, 2019(03)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西观”研究 ——以社会思潮为研究对象[D]. 毕小龙.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8)
- [6]中美两国产业结构演进驱动因素比较研究 ——基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视角[D]. 包伟杰. 云南大学, 2018(04)
- [7]我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效应研究[D]. 贾娟琪.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7(02)
- [8]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宏观调控理论与实践[D]. 常卉颉. 厦门大学, 2017(08)
- [9]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研究[D]. 黄南. 南京大学, 2015(05)
- [10]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演变研究[D]. 李汝资. 东北师范大学, 20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