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曾培炎:汽车企业结构须调整 自主开发能力亟待提高（论文文献综述）
卢建昊[1]（2021）在《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文中认为在改革开放的40余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成为全球生产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崛起也推动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航空服务市场的发展,为国际与中国民航飞机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整机的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与麦道这样的商用客机公司合作进行总装生产,一方面通过技术合作的“三步走”战略来自主开发支线飞机,但遗憾的是这两条路径均以失败告终。但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出现重大调整。2002年4月,支线飞机ARJ21项目正式立项。时隔4年后,在ARJ21项目尚未完成之时,干线飞机C919项目于2007年2月得到了立项。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项目为何会先后出台?是哪些国内外因素与力量促使中国政府对民用航空产业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如何从产业政策制订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国重大产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这些问题是本研究重点回答的问题。论文采用“倡导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或称ACF）对中国民航制造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该框架强调政策子系统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特别提出以社会为中心的视角解读不同部门的政策联盟的重要性。本论文在研究中试图将该分析框架运用于中国民航制造业的重大战略调整问题的分析上。本研究主要结论性的观点包括:伴随着国际航空制造业的日渐全球化,出现了主制造商-国际供应商的系统集成开发方式。中国决定利用该系统集成开发方式,推出ARJ21与C919两个重大项目。这两个项目是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国际航空制造业全球化的挑战与系统集成开发方式出现的机遇的战略反应。1990年代以后中国日益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提倡实施战略产业政策,以促进中国的产业安全与大国发展战略施行。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2003年新一任领导集体上台以后,将国家再一次设定为发展主体,《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是新的经济与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象征。ARJ21项目是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前提下,瞄准“缝隙”市场的阶段式发展方式;而C919项目则充分考虑与波音和空客这两个国际航空制造巨头的可能竞争与冲突,通过集中国家资源,利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与关键零部件的可获得性,实现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跳跃式发展。在这个方面,论文提出C919项目决策正是中国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政策观念调整与上海地区特殊政治地位相互结合的产物。目前呈现出的研究结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意义:第一,论文展示了在全球生产网络环境下国家以战略贸易政策为基础形成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过程,并通过C919项目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研究。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产业政策形成过程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行为者层位分析,微观地观察了政策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系统地考察了作用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压力,并为此将广泛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相结合,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第三,关于C919项目的立项过程及相关的各种信息,在各方的争论过程中呈现出了分散和碎片化的状态。同时,由于各方的不同立场,又使得彼此之间的视角和信念有着微妙的差异。本论文以此为基础,通过政策联盟行为对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再现,同时对国际航空制造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航空制造业商用客机发展战略展开了综合分析,并对ARJ21和C919之间所产生的发展政策变化脉络进行了结构性的把握。
张南[2]（2020）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变迁研究 ——以衣食住行为中心的考察》文中指出如果说人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那么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考察无疑是富有意义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日常生活变迁驶入“快速路”,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本文即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为研究对象,力图通过展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巨大变迁,分析引致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原因,进而来系统阐释、总结70多年来新中国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伟大成就、政策沿革和改革经验。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的服饰穿着变化明显。解放初期,城市居民的服饰穿着统一化,五十年代的中山装、人民装到列宁装、布拉吉,六十年代的老三样和老三色,“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装和军便装,长期的计划供应使城市居民穿着风格单一朴素。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发展、外来文化的交流影响着服饰变迁。人们思想得到了解放,服饰风尚更加丰富和多元化,时尚潮流不断变化和更新。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的服饰生活,呈现出从政治挂帅到自由个性的服饰风尚、从缺衣少穿到多样化的服饰消费、从主动接受到相互影响的服饰交流等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的饮食生活发生很大变化。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定量供应、凭票购买,到现在日渐丰富的百姓餐桌、不出国门吃遍世界,中国城市居民饮食消费已经从以粮食为主的温饱消费向肉蛋奶、水产品、瓜果蔬菜等多样化饮食消费转变,从追求数量充足为主转向更加注重营养健康。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的饮食生活,从满足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健康,呈现出饮食消费日趋合理、饮食方式逐渐多样、饮食观念日益多元等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的住房水平逐渐改善。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建立起一套政府主导的福利住房制度,对城市住房的建设和分配进行集中统一管理。这一时期大多数城市居民的住房非常拥挤,共用厨房、卫生间居多。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开始加快住宅建设的速度,城市居民的住房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为了进一步解决住宅供需矛盾,九十年代初国家开始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市民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自由到市场上购买商品房,房地产业发展迅速。同时为了保障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政府陆续兴建了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的居住生活,呈现出居住质量逐渐提高、家居装饰个性化多样化等特点,同时也凸显出住房不平等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的交通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解放初期,只有少数几个大城市的街道上行驶着公共汽车。一般的交通工具主要是人力车,自行车很少。六七十年代,自行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逐渐成为主要交通工具,而公共交通工具仍较短缺,城市交通供需矛盾突出。改革开放以后,城市中的各种交通工具才迅速增多起来。到20世纪末,家用汽车开始进入中国寻常百姓的家庭,网约车也成为一种方便快捷的出行方式。近年来,低碳出行、绿色出行成为一种新时尚,共享单车、新能源汽车成为新宠。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的交通生活,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呈现出公共交通出行更加安全便捷,出行工具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等特点。总体来看,70多年来中国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一直在变化发展着,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受到经济、政治、文化、地域、科技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性、政治色彩淡化等特征。
闫娟[3]（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文中提出
李荣胜[4]（2020）在《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研究》文中指出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信息技术正在改变经济社会格局,关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从整个全球信息技术发展及其应用历程来看,信息技术进步不断激发新产业的形成,驱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看,各国正在经历新一轮的产业调整和升级,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引领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在快速信息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期,我国在5G、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AI）等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进步中,能否紧扣信息技术进步的关键环节,信息产业、非信息产业以及产业生态能否跟得上信息技术升级的步伐,能否在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同时提升经济效率,这一系列问题一直萦绕在笔者的脑海,而现有研究成果无法找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这激发了作者的研究兴趣,特以“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研究”为题,坚持问题导向,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思路,拟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这不仅对丰富产业经济学相关理论具有一定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指导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实践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研究内容。一是对信息技术、产业升级以及二者之间关系方面最新、重大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和评价,形成借鉴,接受启迪。二是在理论上,重新审视信息与信息技术的关系及其重要性,揭示信息、知识、数据与信息技术演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探讨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动力和传导机制;一方面从全球语言、文字、纸张、电报、电话、计算机、互联网、区块链、AI等信息载体技术和信道技术发展历程和应用中,归纳新兴产业的形成和产业结构升级规律和特点,另一方面考察我国信息化建设的历史与特点,将二者对比分析,揭示“信息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本质。三是在实证上,选取能够反映我国信息化技术发展水平、产业升级及其经济效应的指标体系,构建熵值法权重模型（Entropy Weighting Method）、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 Model）等计量模型,采用中介效应逐步法（Causal Steps Approach）以及超效率DEA包络分析等分析方法,测度我国信息技术发展水平,验证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内、产业间和产业生态化升级,分析居民消费支出在信息技术与产业升级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考察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运营效率以及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应。四是揭示我国信息技术发展、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得出四个方面的结论。一是我国信息技术水平稳步上升。本文通过构建“二步三级”指标体系,在熵权法赋予各项指标权重基础上合成了信息技术水平发展指数,并且该指数显示2001-2018年我国信息技术发展指数稳步上升。二是验证了信息技术水平对产业升级具有较显着影响。从60个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结果来看,信息技术发展对产业升级有显着影响的实证结果有48个,其中具有正影响的43%,负影响的占37%,二者占所有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结果的80%。三是消费在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中有一定中介效应。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内升级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在60个模型中,人均消费支出在其中的48个模型中起到完全或部分中介效应,占比80%,说明人均消费支出在信息技术对产业内升级、产业间升级和产业生态化升级的大部分指标均起到一定的中介效应。这也验证了信息技术直接或者通过消费间接驱动产业升级的基本论点。四是总体上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经济效率相对稳定。通过超效率DEA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在2002-2018年我国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运营效率的均值为1.0239。按照模型效率判断标准,该经济效率值大于1,反映该期间全国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整体上有效率。本研究主要创新之处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把信息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着眼信息技术及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供给侧同时,把信息类和非信息类产品的需求侧也考虑在内,在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中实现了供给侧和需求侧在分析上的有机结合。第二,重新审视信息与信息技术的重要性,揭示信息、知识、数据与信息技术演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探讨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动力和传导机制,从全球语言、文字、纸张、电报、电话、计算机、互联网、5G、区块链、AI等信息载体技术和信道技术发展历程和应用实践中,归纳新兴产业形成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规律,结合我国信息化建设的历史实践阶段,对比分析了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特点和本质。第三,本文把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促进效应和经济效应相结合,不仅研究了信息技术对产业内升级、产业间升级和产业生态化升级的促进作用,证明了消费在该作用过程中起部分或完全的中介作用,而且还发现了我国信息技术在促进产业升级的同时,却伴随着某些年份、某些省份、某个阶段缺乏经济效率的问题。这对学术界和实践领域深刻、全面认识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王丹莉[5]（2019）在《新中国技术引进的历史检视》文中指出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是贯穿后发大国赶超型工业化进程的两大主题。新中国成立70年来,工业技术的升级与改造在西方技术封锁的条件下,既秉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技术进步路线,又在极端困难的外部环境下积极开展技术引进。从植根于独立自主到"以市场换技术",再到在技术引进的同时强化对自主创新及核心技术研发的关注,不同历史时期的技术引进理念、技术引进主体以及技术引进方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根据内外部条件进行"相机抉择"的自我调整过程,这一历史路径的变迁在当今国际大背景下有着特殊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历史证明,后发大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必须将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紧密结合,才能发挥后发优势从而实现工业技术赶超。
万祥春[6]（2018）在《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鸦片战争以来,旧中国在近现代历史上落后挨打,饱受列强的反复侵略,其中绝大多数侵略都来自于海洋。中国人民对这些海洋侵略深恶疼绝,对海洋安全的渴求十分强烈,无数仁人志士在反对海洋侵略过程中不断探索和提出了各种海洋安全观,但这些探索受到种种制约,最后都失败了。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布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发生了一系列海洋争端,要实现海洋安全,就必须用海洋安全观来指导海洋安全实践,并在海洋安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更好地促进海洋安全目标的实现。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海洋安全观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实践、发展和完善,不仅有利于实现国家海洋安全,更有利于促进国家总体安全。本论文的研究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概念部分,为论文的研究奠定了概念基础,由第一章构成。安全是指主观和客观上没有威胁、事物保持平稳发展的状态。安全观是指安全主体对自身所面临的客观安全状况和环境的理性认识,是人们关于安全的信念、理想、追求、认识和评价的系统性认知。海洋安全观,是海岛国家和沿海国家对自身所面临的海洋安全状况和环境的理性认识,是涉海人们关于海洋安全的信念、理想、追求、认识和评价的系统性认知。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以海洋共同安全观为核心,由互利共赢的海洋经济安全观、共同责任的海洋政治安全观、共同竞合的海洋军事安全观、共同繁荣的海洋文化安全观和共同家园的海洋生态安全观五个子体系构成。第二部分是理论部分,由第二章构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了西方列强的弱肉强食的海洋争霸安全思想,强调其他国家要获得海洋安全,就必须学习西方一切先进的海洋文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主张中国的海洋安全观以反对西方海洋霸权为主要任务,倡导建立新的海洋安全观。马克思主义海洋安全思想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本研究的理论指南。第三部分是外延体系部分,由第三、四、五、六章和第七章构成。第三章论述了中国积极倡导共同责任的海洋政治安全观,愿意同世界有关海洋国家一起提供海洋公共安全产品,共同担负起维护世界海洋安全的共同责任,并把中国塑造成负责任的海洋政治大国。第四章阐述了互利共赢的海洋经济安全观是指,在海洋经济贸易活动中,中国把既坚决维护我国的海洋经济利益,又能促进各国各地区共同发展,作为处理与各国各地区海洋经贸关系的基本准则和观念。第五章阐释了奉行共同竞合的海洋军事安全观是指在海洋军事安全竞争合作力求双赢,在海洋军事竞争中努力谋求合作;在海洋军事合作中也不完全放弃竞争,通过有限度的海洋军事竞争促进本国海军的健康发展。第六章论述了共同繁荣的海洋文化安全观是指在海洋世纪,中华民族既宣传弘扬民族传统海洋文化,同时,也要不断学习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海洋文化,推动海洋文化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和融合创新,努力促进世界各国各地海洋文化的共同繁荣发展。第七章论述了全球海洋是一个大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一处地方遭到破坏,必然会影响到全世界其他地方。所以,建设共同家园的海洋生态安全观就是全世界国家和人民要团结一致,认识到海洋生态系统是全人类的共同的蓝色家园,我们要像对待自己的家庭一样,共同保护海洋生态系统,把海洋建设成为人类共同的美丽家园。地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水球,各国共有一个海洋。本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海洋安全思想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运用多学科研究的方法,对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为世界海洋安全注入中国智慧,贡献中国力量,提倡“中国海洋安全方案”,同世界各国共享海洋安全,具有一定的现实理论和指导意义。
陶建武[7]（2017）在《中国互联网监管体制的历史转换及其内在逻辑》文中研究指明相较于传统媒体,互联网具有匿名性、便捷性和交互性等特征,互联网监管的媒介对象具有特殊性。互联网监管体制是中国国家权力介入和渗透互联网新型社会空间的支撑体制,是国家在互联网监管过程中涉及到的监管机构设置、关系隶属、职责权限划分、行动规则设定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总和。因此,中国的互联网监管体制的历史转换及其内在逻辑值得关注。本文试图以中国互联网监管体制为研究对象,借助文本分析法、历史比较分析法和访谈法,以期对中国互联网监管体制的历史转换及其内在逻辑进行系统考察。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初期的监管体制是沿着电信业监管体制的设计思路不断完善的结果,传统电信业监管机构经过重组后变为信息产业部,主要负责管理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而公安部和国家保密局则主要负责保障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随着互联网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互联网媒体属性和政治属性逐渐增强,互联网从附属型舆论阵地逐渐变成舆论主阵地,互联网意识形态潜能得以彰显。互联网站的发展和网民新闻信息需求的转变催生了新的管理需求,“党管媒体”原则和传媒信息内容监管的“党政体制”开始逐步向互联网虚拟空间移植和嫁接,中宣部、国新办、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版权局等部门逐渐嵌入,传媒监管手段也随之被移植、复制和改造,形成以行政许可、属地管理、宣传引导、行政指令、网络安全审查、主体责任制和自我审查为体系的互联网监管手段。传媒监管体制的嵌入和传媒监管手段的复制引发了部门介入的连锁效应,多达23个监管部门争夺互联网监管权,中国互联网监管的“九龙治水”格局和“碎片化”体制逐渐形成。为了协调不同部门间的冲突,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进行总体管理,但国信办从属于国新办的兼管模式不利于新设部门的职责功能发挥。2014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将国信办从国务院直属议事协调机构升格为中央直属议事协调机构,并通过部门间相近机构的合并、信息内容管理权的转移、CNNIC行政主管权的过渡以及新增网络执法权等形式对国信办进行机构重组与权力强化。这种行政组织内部的结构性变革模式迎合了“整体性政府”的改革理念,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协调和统筹下,一套以工信部、公安部和国信办为监管主导部门的整体性互联网监管体制正式形成。中国互联网监管体制的两次历史变革遵循着独特的转换逻辑。首先,发展型政府的行为惯性以及政治合法性的巩固需要推动中国互联网建设形成了“发展至上”的主导策略,信息产业部顺势成为互联网基础性行业发展和管理的主导部门;“发展至上”的策略促进了互联网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但忽视了网络信息的负外部性问题,纠正互联网站信息的负外部性是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发展时期监管体制变革的基本出发点。其次,随着互联网信息服务业的发展,网络信息传播逐渐解构传统社会秩序,互联网违法信息、有害信息以及网络群体性事件缔造了一个新风险社会,以构建网络传播秩序为旨归、以国家权力介入为方向的网络社会维稳模式成为“中国式”社会维稳模式的映射和投影,“维稳”的互联网监管目标取向具体呈现为舆论引导和网络安全保障。再次,鉴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实际和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机构和政府过程中的中轴作用,中国互联网最终选择了政府主导的监管模式,互联网整体性监管体制的形成与中国独特的“党政体制”以及政党主导体制变革的基本思路相一致,呈现出明显的政党主导色彩。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选择了一条渐进的增量改革道路,但“增量改革”论具有不足之处,当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到了边际效益递减的临界点,或者当“体制存量”的问题累积到爆发点,“双轨”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彰显,体制内存量掣肘体制外增量的发展时,体制改革的重点便会从增量改革转向存量改革,增量改革能否平稳有效过渡到存量改革是衡量改革有效性的标尺。而目前学术界普遍缺乏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过渡的过程分析。事实上,增量改革分为一次增量改革和二次增量改革两个阶段,一次增量改革以“双轨制”为核心特征,二次增量改革则以双轨并轨为改革方向。中国的互联网监管体制改革本质上属于二次增量改革,大体符合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过渡的理论模型。中国互联网监管体制的二次增量变革为协调处理增量与存量的冲突、促进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平稳过渡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即通过在“存量体制”内部调整、优化和重组构成要素间关系进而创造出“增量”的方式来协调“体制增量”和“体制存量”的摩擦和冲突,促进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的平稳过渡。
冯乐坤[8]（2015）在《国有财产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研究 ——以地方所有权为视角》文中提出自继受前苏联公有制中的国有财产理论以来,我国国有财产范围不仅极其广泛,又遍及全国各地,因国有财产统一由中央作为统一主体进行具体管理也不现实,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国有财产一直存在着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管理,中央与地方一直分享着国有财产的利益,各级地方对其直接支配的国有财产事实上已经处于享有所有权之实,但各级地方所直接支配财产仍然被视为国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会不断发生,为此,在借鉴前苏联后期以及俄罗斯立法转而采纳对国有财产实行的中央与地方分别所有以及各主要国家所采纳地方所有理念的基础上,我国理应赋予各级地方对其直接管理支配的国有财产享有所有权。不过,我国地方所有是将部分国有财产主体从国家变更为地方,地方所有财产其实就是对国有财产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具体进行财产分权的结果,立法就应确定中央与各级地方之间对国有财产的具体划分标准,各级地方所有财产范围也就最终得以确定。然而,受各国行政区划所形成的各个地方均为地方所有权主体的影响,地方所有层级往往与地方层级具有对应性,地方所有权的形成其实就是以各国不同的行政区划制度为基础,既然我国目前行政区划所形成的地方层级实行三级或者四级模式,我国地方所有层级理应分为省级、地级、县级、乡镇级等层级,因现实中的我国地方层级处于变动之中,地方所有财产必然会面临在各级之间进行具体分割,具体分割标准理应予以明确。当然,未来立法在对地方所有财产规定的过程中,不仅要适用各级地方所有权平等、利益衡量的理念,也要采纳“一般+分散”的立法模式,即宪法、民法进行一般性规定的同时,相关单行法也应对其加以规定,尤其要允许各地方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形而对各级地方所有财产范围进行规定。
杜兴华[9]（2017）在《公共采购制度发展中的腐败治理研究 ——以政府投资建设工程招投标为例》文中认为近年来,我国一直处在工程建设的高峰期。与此同时,工程建设领域腐败案件发案率居高不下,不是说工程招投标导致腐败,而是招投标的不规范操作给腐败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工程建设领域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招投标制度,适应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市场化的要求,在节省投资和提升经济效益方面成效明显。此后不久,政府采购、产权交易、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医疗用品及器材采购等领域普遍采用公开招标和拍卖方式,加速了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进程。公共采购活动是政府管理和市场交易直接发生接触的一个环节,发生公权力滥用和以权谋私的机率较大,成了大面积滋生腐败的温床,引起了社会普遍关注。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要求,正确处理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发挥好政府作用之间的关系,推进公共采购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加强对公共权力行使的约束,有效预防和治理腐败,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以政府投资建设工程招投标为例,运用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等理论视角,对市场化公共采购制度的发展进行研究,重点从制度诱因、产权基础和社会心理三个方面对公共采购领域招投标腐败多发的原因进行分析,进而对公共采购招投标中的腐败治理提出对策。我国公共采购制度创新是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高度集权的体制结构下,政府出于政治合法性的追求,偏好渐进的改革方式,通过增量改革的办法引入市场机制,采用试点方式先在一定范围内试验,然后再推广。我国公共采购制度变迁的路径为招投标实践先行和相关制度逐步完善的一个适应性的调整和演化。从统收统支的国家财政到市场配置资源的公共采购政策转向适应了市场化改革目标,从刚开始的制度移植时受到外力压迫和内在改革动力的共同作用,到公共采购领域的拓展完全是各级政府自发的行动,公共采购制度演变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是经济效益得到提升的同时,公共性有所缺失,很多招投标的违规操作是各种腐败问题滋生的根源。行政部门主导的立法、国有产权约束不到位和制度贯彻执行中的变通是我国公共采购制度变迁和发展面临的三个主要困难。分行业监管的体制是适应当时条件做出的不得已选择,较快地建成了公共采购的政府监管体系,也拓展了公共采购招投标的适用范围,却引发了不少监管方面的体制性障碍。统一监管平台的构建和各地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建设的兴起,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分行业监管的体制性障碍,但一些涉及权钱交易的串通投标问题仍无法得到根治,问题的关键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国有体制造成的产权激励约束不到位,委托代理中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搭便车”问题,造成招标人按招投标规范操作的内在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历史形成的政策执行变通问题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惯性思维导致了制度得不到严格执行。因此,我国公共采购制度的发展完善必须从制度创新和制度执行等层面去考虑。一是要遵循制度变迁发展的规律,建立健全操作层面制度规范。针对行政部门主导的立法和分行业治理带来的体制弊端,需要创新科技手段为公平公正交易提供技术保障,通过体制的设计甚至是政治制度安排,有效解决公共采购政策实施中的问题。二是强化国有产权的约束机制解决公共采购招标人行为失范的问题。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在不改变国有产权基本属性的前提下,探索以公益性机构投资者作为“国有产权替身”,解决国有产权的“所有者缺位”,通过明确公有产权的激励和约束,为公共采购招标提升经济效益目标提供内在动力。立足于现代企业“三权分离”的发展趋势,将国有产权转变为国有股权资本,把国有产权转化为真正的社会化产权,由公益性基金持有（包括实物形态和证券化形态）,提出分两步走的具体设想,通过社会事业类基金持有实物形态的国有股权和机构投资者（公益性共同基金）通过资本市场实现证券化流通基础上持股来实现所有权的社会化。三是以强力反腐推动招投标制度的规范化执行。强化招投标制度的规范化执行,按照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和各归其位、各尽其职的思路,分清中央和地方的权利义务,强化中央权威,确保政令畅通。厘清部门的监管职责,规范行政权力,防止公权力的不当行使。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突出案件查办的惩治功能,用治标的办法为治本赢得时间,通过实施强力反腐的一系列举措,改变了各级官员对违规成本的心理预期,为下一步完善采购招标制度和建成标本兼治的惩治预防腐败体系打好基础。
刘小华[10]（2014）在《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研究（1978-） ——基于若干重要问题的探析》文中研究表明教育关乎国民素质的高下,决定国家各项事业的兴衰及生命个体的全面发展,任何怀有希望的民族,都必须重视教育发展。作为教育顶级阶段的高等教育,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论文选取湖南省为个案研究对象,该省位于中国内陆腹地,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可视为中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典型代表。本文试图运用历史文献法、调查访谈法、图表统计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从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深层次解读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生态,为探析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的历史演进作必要的铺垫；在此基础上,探讨湖南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湖湘文化、社会流动的内在关联；将改革开放前、后的湖南高等教育进行纵向比较；将湖南高等教育与邻近的湖北、江西两省的高等教育进行横向比较,从而凝炼出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个性特征；评析湖南高等教育的绩效,总结其历史经验,展望其未来发展,以期在全球化背景下为条件类似的其他省区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借鉴。论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绪论部分包括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研究时限及相关概念界定、研究现状述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论文创新与不足之处。该部分重点在于介绍相关研究现状并对其进行客观评论。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的历史演进。首先,论文从历史根基、社会氛围、人才压力及政策保障等四个层面阐述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生态；在此背景下,详细考察湖南高等教育的历史演进。遵循共和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论文将湖南高等教育发展分为拨乱反正（1978—1984）、探索改革（1985—1991）、深化改革（1992—1998）及“弯道超车”（1999至今）等四个历史阶段。第二章主要探讨湖南高校的办学定位问题。文章以办学定位为视角,论述了湖南大学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抽样选取湖南18所本科院校的发展规划文本,探析湖南高校办学定位中存在的问题；在详细剖析存在问题的前提下,探寻湖南高校办学定位的路径选择。第三章探究了湖南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与湖湘文化的双向互动。研究得出：湖南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有着极强的正相关性；长沙“堕落街”与“岳麓山大学科技园”是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密切关联的典型案例；湖南高等教育与湖湘文化之间交互耦合,共生共存。第四章主要探究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联。论文首先介绍社会流动的相关理论。接着,论文从宏观角度研究,指出：在“精英”时代,高等教育是实现社会向上流动的最佳途径,在“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功能大为减弱。最后,文章以湖南理工学院三个时期的毕业生就业为例,微观剖析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之关联。第五章探析了湖南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文章介绍了公平及高等教育公平的理论；从高等教育的起点、过程和结果三方面对湖南高等教育的不公进行现状考察；在此基础上,探讨湖南高等教育公平之路径。第六章主要运用比较分析法,从教育属性、人才培养、战略地位、管理体制、发展模式及投资方式等方面纵向比较改革开放前、后的湖南高等教育；进而将其与邻近的湖北、江西两省的高等教育进行横向比较；以此为基础,凝练出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个性特征。第七章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的绩效问题。首先,论文从宏观层面解析了湖南高等教育所获得的辉煌业绩；接着,以吉首大学为例,从微观层面探析湖南高等教育所取得的绩效；最后,对湖南高校所取得的骄人成绩进行一番客观评价。结语部分主要总结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强调指出：高等教育不能成为政府机构的附属物；高校办学要科学定位；高等教育要稳步发展、“本土化”发展；并探讨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湖南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向。
二、曾培炎:汽车企业结构须调整 自主开发能力亟待提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曾培炎:汽车企业结构须调整 自主开发能力亟待提高（论文提纲范文）
（1）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提出问题 |
| 1.2 研究方法 |
| 1.3 分析范围 |
| 1.4 本论文的组成 |
| 第二章 理论背景和分析框架 |
| 2.1 政策过程视角下的产业政策形成和变化 |
| 2.2 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 |
| 2.2.1. 倡导联盟框架的核心逻辑 |
| 2.2.2. 倡导联盟框架与贸易政治经济学的衔接 |
| 2.2.3. 国家和宪政体制 |
| 2.3 产业政策倡导联盟的信念基础:发展主义 |
| 2.3.1. 战略产业政策的经济逻辑 |
| 2.3.2. 李斯特的不均衡发展观 |
| 2.3.3. 不均衡发展观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 2.3.4. 日本的官僚制 |
| 2.3.5. 中国产业政策体制 |
| 2.4 全球生产网络和战略性产业政策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民用航空制造行业的结构变化 |
| 3.1 航空运输市场“去管制”及其对航空制造业的影响 |
| 3.1.1. 轴辐式航线的发展对干线飞机的影响 |
| 3.1.2. 馈线航路的发展与支线飞机 |
| 3.1.3. 航空运输的国际自由化 |
| 3.1.4. 波音和空客双寡头结构形成 |
| 3.2 喷气式支线飞机的出现与小双寡头的新生产组织 |
| 3.3 系统集成的Tier-1开发模式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商用飞机制造的发展历程 |
| 4.1 改革开放后中国航空制造产业变化概述 |
| 4.1.1.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 |
| 4.1.2. 首个商用客机研制项目:“运-10” |
| 4.2 学习的开始:MD-80组装生产 |
| 4.3 MPC-75项目 |
| 4.4 三步走战略 |
| 4.4.1. 商用客机干、支之争的苗头 |
| 4.4.2. MD-90 |
| 4.4.3. AE-100 项目 |
| 4.5 小结:存活下来的政策子系统 |
| 第五章 经济学者认知共同体的政策信念分化 |
| 5.1 1990 年代经济学家的主流化与思想分化 |
| 5.1.1. 新左派的经济体制构想 |
| 5.1.2. 民族主义情绪的扩散 |
| 5.2 非主流经济学派的出现和成长 |
| 5.3 非主流经济学家与民族主义者的联手 |
| 5.3.1. 大国优势和大国战略 |
| 5.3.2. 战略产业和航空制造 |
| 5.3.3.入世与非主流经济学者的活跃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产业政策导向变化 |
| 6.1 “追赶期”产业政策体系概况 |
| 6.2 “入世”前后的改革和产业政策体系 |
| 6.3 国有企业制度改革:郎顾之争和反思改革 |
| 6.4 创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 |
| 6.4.1. 由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 |
| 6.4.2. 高铁建设与集成创新 |
| 6.4.3. 大型飞机项目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从系统集成商的道路到大飞机项目 |
| 7.1 支线飞机项目的推进 |
| 7.1.1. 新舟60 |
| 7.1.2. 喷气式支线飞机ARJ21的推进 |
| 7.1.3. ERJ-145合作生产项目 |
| 7.2 大飞机争论的序幕:运-10的神话化 |
| 7.2.1. 大飞机与大型运输机 |
| 7.2.2. 摇摆不定的ARJ21 |
| 7.3 大飞机论证 |
| 7.3.1. 支线道路与大飞机道路 |
| 7.3.2. 第一次论证 |
| 7.3.3. 第二次论证 |
| 7.4 大飞机政策形成过程的主要参与者以及博弈 |
| 7.5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变迁研究 ——以衣食住行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框架 |
| 五、研究创新与难点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服饰生活变迁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居民的服饰生活(1949-1956) |
| 一、“国服”日渐流行 |
| 二、“工装”备受推崇 |
| 三、苏联服饰风尚 |
| (一)列宁装 |
| (二)布拉吉 |
| (三)苏联大花布 |
| 四、短暂的绚烂 |
| (一)爱劳动穿花衣 |
| (二)旗袍的余晖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城市居民的服饰生活(1957-1978) |
| 一、老三色和老三样 |
| 二、“缝缝补补又三年” |
| (一)布票比钱重要 |
| (二)“补丁”最常见 |
| (三)窘迫下的创造 |
| 三、“十亿人民十亿兵”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居民的服饰生活(1978 年至今) |
| 一、时尚与禁忌 |
| (一)喇叭裤的开端 |
| (二)的确良,“的确靓” |
| (三)西装回潮 |
| (四)街上流行红裙子 |
| 二、多元与个性 |
| (一)多样化、个性化 |
| (二)讲究品牌和休闲 |
| (三)倡导环保和健康 |
| 三、“传统”的复兴 |
| (一)旗袍的苏醒 |
| (二)“唐装”的世界时尚 |
| 第四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服饰变迁的特点 |
| 一、从政治挂帅到自由个性的服饰风尚 |
| 二、从缺衣少穿到多样化的服饰消费 |
| 三、从主动接受到相互影响的服饰交流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饮食生活变迁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居民的饮食生活(1949-1956) |
| 一、“标准米”和“标准面” |
| 二、粮食计划供应 |
| (一)粮食统购统销势在必行 |
| (二)从“凭证买粮”到“定量供应” |
| 三、饮食状况轻微改善 |
| (一)粮食产量增多 |
| (二)副食条件改善 |
| (三)饮食支出减少 |
| 四、西式饮食的消退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城市居民的饮食生活(1957-1978) |
| 一、“大办食堂” |
| 二、“方寸粮票” |
| 三、“饥饿年代” |
| (一)节食度荒 |
| (二)“低标准瓜菜代” |
| 四、“十年饮食”发展缓慢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居民的饮食生活(1978 年至今) |
| 一、基本实现温饱的过渡 |
| (一)票证时代的延续 |
| (二)西式饮食的回归尝试 |
| 二、饮食购物全面升级 |
| (一)“菜篮子”渐丰 |
| (二)大型超市的发展 |
| (三)“网”罗天下美食 |
| 三、“舌尖上的安全” |
| 第四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饮食生活变迁的特点 |
| 一、饮食消费日趋合理 |
| 二、饮食方式逐渐多样 |
| 三、饮食观念日益多元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居住生活变迁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居民的居住生活(1949-1956) |
| 一、“龙须沟”换新颜 |
| (一)清理城区垃圾 |
| (二)疏浚河湖水系 |
| (三)掏挖修整下水道 |
| (四)改造棚户区 |
| 二、“以租养房”的福利 |
| 三、“工人新村”遍地开花 |
| (一)职工住宿条件差 |
| (二)兴建工人住宅新区 |
| (三)“主人翁”的象征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城市居民的居住生活(1957-1978) |
| 一、继续低租金的福利 |
| 二、“卫星城”的出现 |
| 三、“城市人民公社大楼”拔地而起 |
| 四、群居的苦乐 |
| (一)“筒子楼”和单元房 |
| (二)“干打垒”和大杂院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居民的居住生活(1978 年至今) |
| 一、“房荒”的记忆 |
| 二、福利分房的余温 |
| 三、房改的松动 |
| (一)鼓励私人建房 |
| (二)允许公房出售 |
| 四、住宅商品化之路开启 |
| 第四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居住生活变迁的特点 |
| 一、居住质量逐渐提高 |
| 二、家居装饰彰显个性 |
| 三、住房不平等问题凸显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交通生活变迁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居民的交通生活(1949-1956) |
| 一、城市道路的整修与扩建 |
| 二、城市公共交通的兴起 |
| 三、传统单一的出行工具 |
| (一)短途基本靠走 |
| (二)人力车的没落 |
| (三)少量的自行车出现 |
| 四、缓慢的铁路出行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城市居民的交通生活(1957-1978) |
| 一、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缓慢 |
| 二、曲折发展的城市公共交通 |
| (一)背着“煤气包”的公交车 |
| (二)有轨电车向无轨电车的过渡 |
| (三)出租车发展艰难 |
| (四)第一条地铁的开通 |
| 三、自行车日渐普及 |
| 四、“十年”交通发展举步维艰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居民的交通生活(1978 年至今) |
| 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翻天覆地 |
| (一)铁路发展 |
| (二)民航巨变 |
| (三)公路规模扩大 |
| (四)水运稳步发展 |
| 二、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日益完善 |
| (一)方便快捷的城市公交 |
| (二)“招手即停”的出租车 |
| (三)三轮车的尴尬 |
| (四)四通八达的轨道交通 |
| 三、私人出行工具更新换代 |
| (一)自行车王国 |
| (二)摩托车轰鸣 |
| (三)汽车驶入百姓家 |
| 四、城市交通问题凸显 |
| (一)交通拥堵严重 |
| (二)交通污染加剧 |
| (三)交通事故频发 |
| 第四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交通生活变迁的特点 |
| 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 |
| 二、公共交通出行更加安全便捷 |
| 三、出行工具从传统向现代转变 |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变迁特征和影响因素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变迁的特征 |
| (一)变迁速度和程度的阶段性 |
| (二)生活水平差异性日趋明显 |
| (三)私人生活的政治特色淡化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变迁的影响因素 |
| (一)经济发展是影响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根本因素 |
| (二)政党政策是影响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关键因素 |
| (三)价值观变迁是影响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 |
| (四)科技的发展是影响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助推因素 |
| (五)地理区位是影响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客观因素 |
| 参考文献 |
| 表格索引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4）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结构 |
| 1.4 主要创新之处 |
| 1.5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信息技术的研究 |
| 2.1.1 信息技术及其测度 |
| 2.1.2 信息技术的影响及其发展趋势 |
| 2.2 关于产业升级的研究 |
| 2.2.1 产业升级的概念 |
| 2.2.2 产业升级的测度 |
| 2.2.3 产业升级影响因素和后续影响 |
| 2.2.4 产业升级路径 |
| 2.3 关于信息技术和产业升级关系的研究 |
| 2.3.1 信息化、工业化和工业结构升级 |
| 2.3.2 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和产业升级 |
| 2.3.3 智能化和产业升级 |
| 2.4 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评论与研究启示 |
| 2.4.1 研究成果评论 |
| 2.4.2 几点启示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 |
| 3.1 信息重要性向信息技术延伸 |
| 3.1.1 信息重要性向信息媒介延伸 |
| 3.1.2 信息媒介重要性向信息技术延伸 |
| 3.2 信息、信息技术与社会经济发展 |
| 3.2.1 信息、信息技术与信息化路径 |
| 3.2.2 信息、知识、数据与信息技术演变趋势 |
| 3.2.3 信息革命浪潮与经济形态新概念的叠现 |
| 3.3 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动力机制 |
| 3.2.1 直接动力机制 |
| 3.2.2 间接动力机制 |
| 3.4 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 |
| 3.3.1 基本传导机制 |
| 3.3.2 互动传导机制 |
| 3.3.3 时序传导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应用分析 |
| 4.1 从语言到AI:全球信息技术的产业应用及特点 |
| 4.1.1 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应用 |
| 4.1.2 信息技术产业应用的特点 |
| 4.2 我国信息化建设的阶段和特点 |
| 4.2.1 信息化建设的基本阶段 |
| 4.2.2 信息化建设的主要特点 |
| 4.3 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应用的本质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信息技术发展指标构建与测度研究 |
| 5.1 构建信息技术指标体系的原则 |
| 5.1.1 常见的信息技术水平测度方法 |
| 5.1.2 信息技术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5.2 信息技术指标体系构建与模型求解 |
| 5.2.1 信息技术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2.2 模型的计算和求解 |
| 5.3 信息技术水平的测度分析 |
| 5.3.1 确定原始数据矩阵 |
| 5.3.2 利用熵值法计算权重 |
| 5.3.3 时间分异特征 |
| 5.3.4 空间分异特征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固定效应分析 |
| 6.1 模型构建 |
| 6.1.1 数据来源与模型选择 |
| 6.1.2 变量设计 |
| 6.2 计量分析 |
| 6.2.1 单变量描述统计分析 |
| 6.2.2 变量平稳性检验 |
| 6.2.3 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固定效应分析 |
| 6.3 实证研究结论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经济效应分析 |
| 7.1 经济效应分解及其测度模型 |
| 7.1.1 经济效应的核心:效率 |
| 7.1.2 经济效应的总括与分解:运营效率、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 |
| 7.1.3 经济效应的测度:超效率DEA模型及变量设定 |
| 7.2 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经济效率分析 |
| 7.2.1 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总经济效率分析 |
| 7.2.2 信息技术对产业内升级的经济效率分析 |
| 7.2.3 信息技术对产业间升级的经济效率分析 |
| 7.2.4 信息技术对产业生态化升级的经济效率分析 |
| 7.3 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经济效应特征分析 |
| 7.3.1 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效率具有差异性 |
| 7.3.2 区域之间需要加强效率平稳性和均衡性 |
| 7.3.3 时间上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效率趋于稳定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问题及政策建议 |
| 8.1 主要问题 |
| 8.1.1 信息技术过于依赖规模扩张和非均衡发展 |
| 8.1.2 互联网信息技术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 |
| 8.1.3 消费在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中的中介作用有待挖潜 |
| 8.1.4 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伴随着低经济效率问题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给予信息制造业技术R&D适度政策倾斜 |
| 8.2.2 加大对信息化水平较低地区信息化建设的支持力度 |
| 8.2.3 把握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带来的产业升级新机遇 |
| 8.2.4 充分发挥消费在信息技术推动产业升级中的催化作用 |
| 8.2.5 激发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的规模和范围经济效应 |
| 8.2.6 鼓励信息产业优先开发新产品、打造新模式形成新动能 |
| 8.3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5）新中国技术引进的历史检视（论文提纲范文）
| 一、植根于独立自主的工业化:计划经济时期的技术引进 |
| 1.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技术封锁条件下的技术引进 |
| 2. 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设备和技术:打破封锁与“四三方案” |
| 二、从改革开放到世纪之交:“以市场换技术”模式下的技术引进 |
| 1. 经济体制改革推进中的大规模技术引进 |
| 2. 制造大国的“引进依赖”:“以市场换技术”中的得与失 |
| 三、新世纪以来技术引进格局的转变与自主创新的开启 |
| 1. 技术引进中值得关注的变化 |
| 2. 强调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路线 |
| 四、结束语:新中国技术引进的历史检视 |
（6）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由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四、研究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 五、论文研究逻辑框架 |
| 第一章 安全与安全观概论 |
| 第一节 安全相关概念与安全类型 |
| 一、安全的概念与重要性 |
| 二、安全化与安全困境 |
| 三、永久和平——安全的理想状态 |
| 四、安全类型 |
| 五、实现安全的实力途径 |
| 第二节 安全观及其类型 |
| 一、安全观的含义 |
| 二、安全观的类型 |
| 三、海洋安全观、陆地安全观、天空安全观 |
| 四、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含义和建构原则 |
| 五、海洋共同安全观——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核心思想 |
| 六、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外延体系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海洋安全观及其中国化 |
| 第一节 海洋经济思想的持续发展 |
| 一、海洋新航线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加速器 |
| 二、对外开放的海洋经济政策 |
| 三、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海洋开放战略 |
| 四、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和科技 |
| 第二节 海洋政治思想的不断深化 |
| 一、和平利用黑海海峡,争取国际和平环境 |
| 二、反对美国干涉西太平洋的海洋外交政策 |
| 三、经济优先,“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外交政策 |
| 四、和谐海洋思想 |
| 第三节 海洋军事思想的连续演进 |
| 一、机器大工业实力是海洋暴力的本质 |
| 二、海军建设必须服从经济建设 |
| 三、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不懈追求 |
| 第四节 海洋文化思想的不断深化 |
| 一、对中国大陆文化的深刻剖析和前景展望 |
| 二、反对海洋殖民文化,倡导新民主义文化 |
| 三、海洋文化交流中打赢没有硝烟的战争 |
| 四、倡导海洋文化多样化,维护文化安全 |
| 第五节 海洋生态文明思想的不断提升 |
|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中蕴含的海洋生态思想 |
| 二、绿化海岸线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思想 |
| 三、依法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
| 四、保护海洋环境的力度不断加大 |
| 五、建设美好海洋家园 |
| 第三章 塑造共同责任的海洋政治安全观 |
| 第一节 海洋政治安全是海洋安全观的集中体现 |
| 一、优良海洋政治政策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 |
| 二、海洋政治确立了中国海洋安全的目标 |
| 三、海洋政治影响海洋文化的发展 |
| 第二节 中国海洋政治安全面临的错综复杂形势 |
| 一、海洋世纪带来的安全冲击 |
| 二、错综复杂的海洋划界争端 |
| 三、激烈交锋的海洋政治安全观 |
| 第三节 构建共同责任的海洋政治安全体系 |
| 一、构建海峡两岸政治安全共同体 |
| 二、近睦远交的海洋安全外交观 |
| 三、倡导亚洲海洋新安全观 |
| 四、构建海洋政治共同安全机制 |
| 五、以海洋法公约为基础共同维护各方海洋权益 |
| 第四章 构建互利共赢的海洋经济安全观 |
| 第一节 海洋经济是海洋安全的基础 |
| 一、海洋经济是海权的推进器 |
| 二、海洋经济是海洋政治议题的推动器 |
| 第二节 中国海洋经济安全的现状 |
| 一、中国经济对海外资源的依赖不断上升 |
| 二、海洋航线成为中国经济的生命线 |
| 三、大而不强的海洋经济 |
| 第三节 积极实施互利共赢海洋经济策略 |
| 一、建设互利互惠的蓝色粮仓 |
| 二、海洋产业转型升级是实现互利共赢的基础 |
| 三、构建互利共赢的海洋贸易体制 |
| 四、发展互利合作的南北极海洋事业 |
| 五、共同开发新能源科技解决海洋能源运输安全问题 |
| 六、一带一路倡议是互利共赢海洋安全观的集中体现 |
| 第五章 奉行共同竞合的海洋军事安全观 |
| 第一节 海军是海洋安全的战略保障 |
| 一、海军是海外经济利益的坚强保障 |
| 二、海洋军事外交是外交的有效形式 |
| 三、海军是保护黄金海岸的移动钢铁长城 |
| 第二节 中国海洋军事安全面临的挑战 |
| 一、陆缓海急的总体安全形势 |
| 二、中国海军建设面临的不足 |
| 第三节 建设共同竞合的强大海军 |
| 一、世界海洋安全的共同维护者——中国海军的世界定位 |
| 二、近海防御、远洋防卫的战略 |
| 三、海军高新技术是维护共同海洋安全的第一战斗力 |
| 四、海军人才是实现共同竞合安全观的第一资源 |
| 五、战训合一的训练体制是共同竞合安全观的强大保障 |
| 第六章 倡导共同繁荣的海洋文化安全观 |
| 第一节 海洋文化是海洋安全观的软实力 |
| 一、海洋文化是海洋强国的重要标志 |
| 二、海洋文化是海洋军事安全的导航灯 |
| 三、海洋文化是海洋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 |
| 第二节 中国海洋文化面临的挑战 |
| 一、陆主海从的传统文化特征 |
| 二、海洋文化历史虚无主义的冲击 |
| 三、西方海洋文化冲击的威胁 |
| 第三节 促进海洋文化共同繁荣的新举措 |
| 一、用海洋传统文化增强海洋文化吸引力 |
| 二、以海洋文化自强推动海洋文化共同繁荣 |
| 三、积极实施共同繁荣的海洋文化开放战略 |
| 第七章 建设共同家园的海洋生态安全观 |
| 第一节 海洋是人类未来的宝藏 |
| 一、海洋是人类未来的重要富源 |
| 二、海洋是全球气候调节器 |
| 三、海洋是生命的摇篮 |
| 第二节 我国海洋生态环境安全现状 |
| 一、近岸海域污染严重,海水水质恶化 |
| 二、部分珊瑚礁面临灭绝危机 |
| 三、近海生物多样性减少,海岸侵蚀状况严重 |
| 第三节 共同保护和建设美丽海洋家园 |
| 一、坚持依法治海、规划用海 |
| 二、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 |
| 三、划定并严守海洋生态红线 |
| 四、建设海洋生态命运共同体 |
| 五、建立严格的海洋生态政治制度 |
| 结语: 海洋安全观为海洋强国保驾护航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海洋意识调查问卷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
（7）中国互联网监管体制的历史转换及其内在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综述与问题意识 |
| (一) 文献综述 |
| (二) 问题意识 |
| 三、理论基础、核心概念与主要观点 |
| (一) 理论基础 |
| (二) 核心概念 |
| (三) 论文的逻辑结构与主要观点 |
|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一) 主要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的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时期的监管体制 |
| 第一节 信息化发展与电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
| 第二节 电信监管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 |
| 第三节 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初期的监管体制 |
| 第二章 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发展时期的监管体制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媒体的监管体制 |
| (一) 党管媒体原则 |
| (二) 传媒信息内容监管的“党政体制” |
| (三) 传统媒体的监管手段 |
| 第二节 互联网的媒体化与传媒内容监管体制的嵌入 |
| (一) 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发展与互联网的媒体化 |
| (二) 传媒内容监管体制的嵌入 |
| (三) 传媒监管手段的复制 |
| 第三节 传媒监管体制嵌入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初期监管体制的负效应 |
| 第三章 中国互联网整体性监管体制的形成 |
| 第一节 国信办成立与兼管模式的生成 |
| 第二节 网信领导小组建立与中央网信办权力重组 |
| 第三节 中国互联网整体性监管体制的安排与运行 |
| (一) 横向政府间的体制安排 |
| (二) 纵向政府间的体制安排 |
| 第四章 中国互联网监管体制转换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发展至上”的互联网建设主导策略 |
| (一) 发展型政府的惯性行为 |
| (二) 巩固政治合法性基础 |
| (三) 网络媒体发展与信息的负外部性 |
| 第二节 “重构传播秩序”的互联网监管目标取向 |
| (一) 网络信息传播对传统秩序的解构 |
| (二) 社会维稳模式的映射 |
| 第三节 “政党主导”的互联网监管体制变革 |
| (一) 国际互联网监管的两种模式 |
| (二) 政党主导体制变革 |
| 结语 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过渡的互联网体制转换经验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中国互联网监管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汇总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8）国有财产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研究 ——以地方所有权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主要概念说明 |
| 二、选题缘起 |
| 三、研究现状 |
| 四、选题价值 |
| 五、基本内容 |
| 六、观点创新 |
| 第一章 我国国有财产主体的生成与检讨 |
| 第一节 我国国有财产主体的生成 |
| 一、前苏联国有财产主体的生成及修正 |
| 二、我国建国前国有财产主体的生成与评析 |
| 第二节 我国企业性国有财产主体的流变与检讨 |
| 一、企业性国有财产主体之流变 |
| 二、企业性国有财产主体之检讨 |
| 第三节 我国非企业性国有财产主体的流变与检讨 |
| 一、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分权的梳理与检讨 |
| 二、资源性国有财产主体的流变与检讨 |
|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财产主体的流变与检讨 |
| 第四节 国有财产主体理论的评析与选择—以我国国有企业财产主体理论为样本 |
| 第二章 地方所有财产的法理证成 |
| 第一节 地方分权与地方利益保护 |
| 一、地方利益的多样化和独立性 |
| 二、地方分权、地方自治与地方利益 |
| 三、我国地方自治与地方利益之关系 |
| 第二节 地方责任的独立性 |
| 一、地方支出责任与地方责任的关系辨析 |
| 二、地方财政自主权与地方责任 |
| 三、地方债务的独立性 |
| 四、余论 |
| 第三节 原住民的利益保护与地方所有 |
| 一、原住民利益保护的法理基础 |
| 二、我国台湾地区原住民利益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
| 三、我国原住民利益保护之反思 |
| 四、我国原住民利益保护的立法路径分析—以矿产资源所有权为视角 |
| 五、结论 |
| 第三章 地方所有财产的层级分析 |
| 第一节 行政区划与地方所有的关系 |
| 一、域外主要国家行政区划层级之梳理 |
| 二、域外主要国家地方所有层级之梳理 |
| 三、行政区划与地方所有的关联性 |
| 第二节 我国地方所有层级的构建路径 |
| 一、省级地方的设置与省级地方所有的变动 |
| 二、地级地方的存废与地级地方所有财产的分割 |
| 三、乡镇级地方层级的存废与乡镇级地方所有的变动 |
| 第四章 地方所有财产的类型分析 |
| 第一节 地方所有的企业性财产 |
| 一、地方所有企业属性之界定 |
| 二、地方所有的企业性财产变动与地方利益的保护 |
| 三、各级地方划分企业性国有财产的规则 |
| 四、地方所有企业性财产的理论与实践—以银行股份制改革为中心 |
| 第二节 地方所有的财政收入 |
| 一、财政收入分权与地方所有 |
| 二、地方所有财政收入划分之基础 |
| 三、各级地方财政收入的重新分权—以设立地方税种为中心 |
| 四、各级地方之间的非税收入分权 |
| 第三节 地方所有的资源性财产 |
| 一、地方所有土地 |
| 二、地方所有矿产资源 |
| 三、地方所有水资源 |
| 四、地方所有森林资源 |
| 第四节 地方所有的行政事业性财产 |
| 一、行政事业性国有财产范围之界定 |
| 二、行政事业性财产与土地、财政收入的关联性 |
| 三、各地方所有行政事业性财产之划分 |
| 四、地方所有行政事业性财产的理论与实践—以教育性财产为中心 |
| 第五章 地方所有财产的立法路径 |
| 第一节 地方所有财产的立法理念 |
| 一、各级地方所有权的平等性 |
| 二、地方利益的衡量性 |
| 第二节 地方所有财产的立法模式 |
| 一、国有财产的立法模式：梳理与评析 |
| 二、地方所有财产立法模式之梳理 |
| 三、我国地方所有财产的立法设计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文章 |
| 二、着作 |
| 三、博士论文 |
| 四、外文文献 |
（9）公共采购制度发展中的腐败治理研究 ——以政府投资建设工程招投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和文献综述 |
| 一、基本概念 |
| 二、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和主要内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框架 |
| 三、创新点 |
| 第二章 公共采购领域引入招投标制度:变迁发展历史 |
| 第一节 从“摸着石头过河”改革起步 |
| 一、放权让利的市场化改革 |
| 二、公共采购的财政基础 |
| 第二节 招投标制度移植和公共采购领域拓展 |
| 一、招标拍卖的起源和发展 |
| 二、我国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引入招投标制度 |
| 三、招投标制度在公共采购领域的拓展 |
| 第三节 招投标制度移植效果 |
| 一、工程招投标制度规范从无到有 |
| 二、招投标制度移植效果堪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招投标腐败现象的制度诱因 |
| 第一节 分行业监管的体制弊端 |
| 一、行政主导立法的管理体制 |
| 二、“九龙治水”的监管乱象 |
| 第二节 监管体制改革调整尚未走出困境 |
| 一、政府投资项目的强制招标规定 |
| 二、轰轰烈烈的工程专项治理冷清收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招投标腐败问题的行为分析 |
| 第一节 串通投标背后的权钱交易 |
| 一、博弈分析模型 |
| 二、招投标博弈中的合谋——串通投标 |
| 三、招投标市场主体之间的一般博弈分析 |
| 四、串通投标背后的权钱交易 |
| 五、招标采购中串通投标的危害与治理 |
| 第二节 公共采购招标人行为失范的产权分析 |
| 一、从私有产权到公有产权 |
| 二、公共采购中官员的私利 |
| 三、公共采购招标人的产权约束 |
| 四、政府采购市场监管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串通的产权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招投标腐败多发的社会基础 |
| 第一节 社会转型对招投标带来负面影响 |
| 一、社会转型带来的冲击 |
| 二、转型社会公共采购腐败新特点 |
| 第二节 政策执行中的变通行为对招投标带来冲击 |
| 一、公共采购的政策目标 |
| 二、招投标政策执行中的变通机制 |
| 三、加强招投标监管防止政策变通 |
| 第三节 建设国家治理体系要求招投标制度的规范执行 |
| 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二、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 |
| 三、对公共采购的权力行使加强执纪监督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防治工程腐败的公共采购制度创新 |
| 第一节 构建统一监管平台提升招投标监管效率 |
| 一、构建统一的监管平台 |
| 二、以信息技术进步推动招投标制度创新 |
| 三、创新招投标行政监督机制 |
| 第二节 分步实施公共采购产权约束的现实路径 |
| 一、国有产权的改革出路 |
| 二、“两权分离”和政府投资工程代建制 |
| 三、“三权分离”和“所有权替身”的选择 |
| 第三节 以强力反腐策略改变公共采购制度违规成本的心理预期 |
| 一、以加强监督和揭露来推动公共采购招投标规范化执行 |
| 二、以强力反腐策略改变公共采购制度违规成本的心理预期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10）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研究（1978-） ——基于若干重要问题的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其研究意义 |
| 二、选题研究时限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三、研究现状及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生态 |
| 一、根基：改革开放前湖南高教发展的历史概况 |
| 二、氛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社会生态的确立 |
| 三、压力：改革开放初湖南人才缺乏的严峻事实 |
| 四、保障：制定多方位推进高教发展的法律法规策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的历史演进 |
| 一、湖南高教的拨乱反正时期(1978—1984) |
| 二、湖南高教的探索改革时期(1985—1991) |
| 三、湖南高教的深化改革时期(1992—1998) |
| 四、湖南高教的“弯道超车”时期(1999—至今) |
| 第二章 湖南高校办学定位探究——兼论特色人才之培养 |
| 第一节 办学定位：湖南高校发展之“瓶颈” |
| 一、高等教育发展的问题丛生 |
| 二、办学定位：湖南高等教育发展之“瓶颈” |
| 第二节 办学定位与人才培养 |
| 一、办学定位：一种历史的动态系统 |
| 二、典型案例：湖南大学的人才培养特色 |
| 第三节 湖南高校办学定位中的问题表征——基于18所本科院校发展规划文本的分析 |
| 一、发展规模上“求大、求全” |
| 二、发展目标上“求高、求综” |
| 三、学科发展上“大干、快上” |
| 四、专业设置上“模仿、趋同” |
| 第四节 湖南高校办学定位之路径选择 |
| 一、基本要求：精准适中 |
| 二、湖南高校办学定位之可行路径 |
| 第三章 湖南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湖湘文化互动探析 |
| 第一节 湖南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之互动发展 |
| 一、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的逻辑关联 |
| 二、湖南高校资源地理分布的描述 |
| 三、经济视域下湖南高校存在问题及其归因 |
| 四、“两型社会”背景下高等教育发展之路径 |
| 第二节 湖南高等教育与湖湘文化的交互耦合 |
| 一、湖湘文化及其内涵 |
| 二、湖湘文化与湖南高等教育的交互耦合 |
| 第四章 湖南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关系探究 |
| 第一节 社会流动的相关理论阐释 |
| 一、社会流动的概念 |
| 二、社会流动的类型 |
| 三、社会流动的功能 |
| 第二节 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宏观解析 |
| 一、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 |
| 二、建国以来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关系的历史变迁 |
| 第三节 湖南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微观探析——以湖南理工学院(岳阳师专)为例 |
| 一、确定调查对象的依据 |
| 二、三个典型案例分析 |
| 第五章 湖南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探析 |
| 第一节 公平及高等教育公平的涵义 |
| 一、公平的涵义 |
| 二、高等教育公平的意蕴 |
| 第二节 湖南高等教育不公平的现状考察 |
| 一、高等教育不公平之表征 |
| 二、湖南高等教育的起点不公 |
| 三、湖南高等教育的过程不公 |
| 第三节 湖南高等教育公平路径之构建 |
| 一、国家政策层面 |
| 二、民众自身层面 |
| 第六章 湖南高等教育之比较分析：若干指标的对比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后湖南高教发展之比较 |
| 一、教育属性：从“政治属性”转为“多重属性” |
| 二、人才培养：从“专才”转向“通才” |
| 三、战略地位：从“从属地位”转为“战略地位” |
| 四、管理体制：从“高度集中”转向“自主办学” |
| 五、发展模式：从“粗放式”转向“内涵式” |
| 六、投资方式：从“统收统支”转向“成本分担” |
| 第二节 湘鄂赣高等教育之比较分析：若干指标的对比 |
| 一、湘鄂赣三地比较之缘由 |
| 二、湘鄂赣高等教育若干指标之比较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发展之特征 |
| 一、起步晚,发展快,高校数量多,教育总量大 |
| 二、民办高校创办最早,发展迅速,影响全国 |
| 三、湖南女性高等教育颇具特色,走在全国前列 |
| 四、湖南高等教育与湖湘文化良性互动 |
| 五、湖南高等教育与湖南经济发展稳步协调 |
| 第七章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绩效探析 |
| 第一节 湖南高等教育发展宏观成效之表征 |
| 一、形成主动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学科体系 |
| 二、高校地理布局日趋合理,与经济发展基本协调 |
| 三、高等教育各项改革齐头并进,有序推进 |
| 四、师资队伍不断壮大,教师素质显着擢升 |
| 五、高校创新能力与社会服务能力双提升 |
| 第二节 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绩效的微观解析——以吉首大学为例 |
| 一、选择吉首大学的理由阐释 |
| 二、吉首大学办学绩效之描述 |
| 第三节 湖南高等教育发展成效评价 |
| 一、湖南高等教育发展之整体评估 |
| 二、湖南高等教育取得辉煌业绩之缘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曾培炎:汽车企业结构须调整 自主开发能力亟待提高（论文参考文献）
- [1]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D]. 卢建昊. 北京大学, 2021(09)
- [2]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变迁研究 ——以衣食住行为中心的考察[D]. 张南. 中共中央党校, 2020
- [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D]. 闫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
- [4]信息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研究[D]. 李荣胜. 西北大学, 2020(07)
- [5]新中国技术引进的历史检视[J]. 王丹莉. 中共党史研究, 2019(07)
- [6]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研究[D]. 万祥春.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7)
- [7]中国互联网监管体制的历史转换及其内在逻辑[D]. 陶建武. 武汉大学, 2017(06)
- [8]国有财产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研究 ——以地方所有权为视角[D]. 冯乐坤. 西南政法大学, 2015(03)
- [9]公共采购制度发展中的腐败治理研究 ——以政府投资建设工程招投标为例[D]. 杜兴华. 南京大学, 2017(05)
- [10]改革开放以来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研究（1978-） ——基于若干重要问题的探析[D]. 刘小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1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