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经济、人口、历史传承与地理分布——以唐代为例

一、经济、人口、历史传承与佛教地理分布——以唐代为例（论文文献综述）

李成^[1]（2020）在《论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文化的重要作用开始日益凸显。一方面,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资料越来越丰富的同时,也对文化生活提出更高的需求;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扩大,不同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形态开始传入中国并对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就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现状而言,呈现出不同文化形态相互交织的生态境遇。多元文化并存固然有助于提升文化资源的多样性,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化生态的发展存在不利影响。作为“生命线”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文化所提供的“场域”中进行活动,文化生态发生转换必然会给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因此本研究从文化生态的概念等基本理论入手,以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为主要研究内容,最终研究落脚点回归到新时代文化生态优化的应然期许。作为一个“舶来品”,文化生态在进入中国以来先后发生两次重大的语境转换和语义迁移,进而形成不同的概念表述。本研究对文化生态的概念理解主要基于系统论的观点,即将文化生态视为一个生态系统,一个反映内部文化结构以及外部文化关系的有机系统。作为一个人工系统,文化生态在内容上指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认知,具有要素的多样性、关系的复杂性、结构的层次性以及系统的开放性等显着特征。在实践中,文化生态既构成人类实践活动的外部条件,也彰显着人的主体性发挥程度,还是衡量文化安全的重要因子。在文化生态形成发展的历程中,建立在实践活动上的经济基础是决定性的因素,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历史传统等也对文化生态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文化生态是否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之所在。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本研究主要是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文化性的存在。文化生态是反映内部文化结构以及外部文化关系的生态系统,如果思想政治教育可以看成是一种文化性存在,那么这一问题便迎刃而解。在具体的展开中,主要从文化属性、文化使命、文化能力、文化精神以及文化形象五个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做一种文化的认识。解决将思想政治教育视为一种文化性存在的理论假设之后,本研究主要从内容、中介以及过程三个方面来详细阐发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影响,笔者主要从知识、思想、精神以及信仰四个层面予以展开,其中知识是教育人的内容资源,思想是引导人的内容资源,精神是鼓舞人的内容资源,信仰是铸就人的内容资源;在论述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中介的影响时,突出强调对作为环境中介的社会心理、作为沟通中介的语言符号以及作为生活中介的日常生活等三个中介要素的影响;在分析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影响中,主要侧重确定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环境、制约思想政治教育的运行过程三个方面的内容。作为反映内部文化结构以及外部文化关系的一个有机系统,理想状态下的文化生态应该是内部的结构平衡与外部的关系和谐。就内部结构而言,要实现主导文化与非主导文化、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文化时间与文化空间之间的动态平衡;在外部关系上,要保持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相关外部因素的和谐统一。对文化生态的优化和建设,从根本上讲应该从人类实践活动入手,但是本研究主要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来考量新时代文化生态建设的相关问题,因此在具体建设内容上主要聚焦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以及批判引领多元社会思潮等内容。就当前中国文化生态存在的现实问题而言,主要表现为:在文化主体上,部分文化主体出现身份迷失;在文化内容上,文化内容同质性倾向突出;在文化形式上,文化资源的多样性进一步降低;在文化结构上,主导文化的解释力有待加强。因此在实践中,新时代文化生态的建设和优化,应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实践基础;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为价值导向;以发展文化产业、文化事业为重要抓手;以文化价值认同为重要目的。

邹静驰^[2]（2020）在《唐代巴蜀佛寺诗研究》文中认为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急剧发展,唐代已达鼎盛,并且完全中国化。历史上的巴蜀是西南最富庶的地区,是中国佛教传播发展史上的重要板块之一。巴蜀地区是北方丝绸之路与南方丝绸之路的交汇地,也是佛教传法的重要通道。佛寺作为佛教文化的物质载体,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随着佛教的不断发展,佛寺的社会功能不断扩大,成为集宗教、住宿、集会、教育等为一体的独特载体,吸引大量文人入寺活动,创作出数量不菲的佛寺诗歌,成为唐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唐代巴蜀地区诗歌也不例外,有不少佛寺题材诗歌,本文就将唐代巴蜀佛寺诗为研究对象,分为四个章节来探究其独特的文学和社会价值。第一章“唐代巴蜀佛寺与诗歌概说”。本章将对唐代巴蜀佛寺与诗歌状况进行概述,分为三个小节:第一节,对唐代巴蜀佛教的发展状况进行梳理,唐代时期巴佛教已然非常繁荣;第二节,对唐代巴蜀境内的佛寺分布状况进行梳理,巴蜀地区有佛寺的府州42个,共计354所;第三节,尽可能准确无漏得归纳出唐代巴蜀佛寺诗,最终统计出唐代巴蜀佛寺诗共计119首,作者43人,本节还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对唐代巴蜀佛寺诗的分布状况和分布原因作出简单归纳。第二章“唐代巴蜀佛寺诗的内容及艺术风格”。本章对唐代巴蜀佛寺诗的内容和艺术风格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从内容来看,唐代巴蜀佛寺诗主要可以分为集会游赏、旅居寄宿、送别酬唱、宗教活动四个方面;从艺术风格上来看,唐代巴蜀佛寺诗整体上呈现出清幽雅致、雄浑壮阔、出尘空灵三种风格。从内容和艺术风格上的分析,不仅可以体现出唐代巴蜀佛寺诗的艺术价值,更能反映出唐代巴蜀佛寺在文人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第三章“唐代巴蜀佛寺诗创作主体”。唐代巴蜀佛寺诗的创作过程中,诗歌作者因为不同得身份、创作背景、创作诗歌的动机等,创作的佛寺诗的内容和情感不尽相同。通过对创作主体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分析唐代巴蜀佛寺诗。本章将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对文人创作群体的分析,文人又可以分为入蜀文人和本地文人,入蜀文人当中又因入蜀目的的不同,分为游蜀文人和官蜀文人;其次是对僧侣创作主体的分析;最后,探讨这两种创作群体之间的交往。分析这些诗人创作巴蜀佛寺诗的背景,准确把握佛寺诗歌的内容和情感,是本章的主要解决的问题。第四章“唐代巴蜀佛寺诗的传播以及影响”。通过对唐代巴蜀佛寺诗的传播和影响的分析,可以看出其重要文学价值。本章分为两节:第一节是对唐代巴蜀佛寺诗的传播状况的大概分析,包括传播目的和传播途径。传播目的方面,传播者身份的不同导致传播目的也就不同,因此本小节将传播目的分为文人传播目的和僧侣传播目的。传播途径主要分为题壁和寄赠两种方式;第二节是对唐代巴蜀佛寺诗的影响的分析,包括对佛寺的影响和对巴蜀诗歌的影响,对巴蜀诗歌的影响主要从内容和风格两方面探讨。

岳东^[3]（2019）在《北宋历法的地域化演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宋初历法,融汇后周、前蜀与南汉的历法,并以后周化为主要趋势。北宋中期开始,吴越、南唐历法加入这一融汇进程。随着东南寺院天文历法学向民间的普及,沈括、苏颂等当地士大夫深受其益,二人引领了北宋历法由后周化迈向南唐化。

郝宝妍^[4]（2018）在《北宋山西地区佛寺分布研究》文中提出山西地区留存了众多古建筑,其中有大量北宋佛寺建筑。通过这些佛寺建筑我们可直观了解到当时佛寺的建筑工艺,借助史料我们可以认识到佛寺发展历史和修建过程,可以深入认识到影响北宋佛寺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本文从历史地理的视角来探究北宋山西佛寺建筑,以碑刻和地方志为主要史料,研究北宋山西地区的佛寺时空分布特征,进一步探究影响其分布的原因。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细致认识佛寺分布状况。第一部分论述北宋山西的行政建置、民族关系,及山西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从整体上了解山西基本状况,为下一步分析北宋山西佛寺分布特征和原因做铺垫。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部分,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论述北宋山西佛寺分布的具体情况,通过佛寺赐额度牒的颁布与历代皇帝统治期间修葺佛寺数量的多寡,深入分析佛寺时间分布特征,了解各个阶段佛寺数量的变化,以深入认识统治者对佛教发展的态度和政策。对各地区佛寺修建数量进行统计,绘出了佛寺分布点状图,将山西佛寺分布按照地形大致划分为六个区域,得出了北宋山西佛寺分布的整体特征和各地区间分布差异。第三部分分析了影响北宋山西佛寺修建的各方面因素。政治上,北宋各皇帝在崇佛的基础上,对佛寺的发展采取理性的限制政策;官员们也积极支持并参与佛寺修建,推动佛寺发展。经济上随着人口的增加,带来丰富劳动力,推动了山西地区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大发展,佛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佛寺发展提供良好的经济基础。从精神层面考虑,山西地区有着悠久的佛教发展历史,佛教信仰深入人心;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广泛传播促进该地区佛寺发展。

何炬延^[5]（2018）在《论地理因素对云南佛教格局之形成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世界佛教系统从印度次大陆最初形成到不间断的发展、传播、演变,延绵至今已然2500多年,按流传语系和经典的记录文字来划分,由汉、藏、巴利三大语系佛教组成。云南以一省之域融汇三大语系佛教于一地,实乃因缘机巧、殊胜非常。而纵观研究领域,佛教地理研究方兴未艾,关于云南的佛教地理研究更是缺乏。本文以云南地区佛教分布传统格局之形成与地理因素的密切关系为主题,展开探讨和分析。云南佛教作为云南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产生、发展、演变等关键过程中都受到了云南独特地理环境的直接影响。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文化,佛教能在云南长期存在并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云南佛教系统,正是它积极适应当地环境尤其是地理环境的结果。云南佛教分布格局的形成具有浓厚的地域性特征,而这鲜明的特征又与该省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因素息息相关。所以本文开篇第一部分旨在说明云南地理情况的特殊性,这样的环境为云南佛教格局的形成奠定了环境基础。紧接着本文第二部分在总览云南佛教情况后,分别谈到了汉传、藏传、南传三种佛教形态在云南独特的地理空间分布情况,进而探讨了三大佛教类型在地理空间分布上的特点。一个地区的文化总是一个地区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影响下的产物。云南佛教在其产生、发展、演变的各个过程中就受到了云南独特地理环境的直接影响,云南佛教身上的地理环境烙印几乎无处不在。第三部分则具体说明地理因素对云南佛教格局之形成的影响,具体分析了地形、气候、聚落、经济、政治、语言和地理区域承载的文化关系这七种因素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一个地区因自然造化、机缘凑巧而形成自身独特的自然、人文地理要素搭配,这使得有缘传入该地区的外来文化形态要么与其相适应而扎下根来,要么只能在文化竞争中被淘汰而消于无形。诸地理要素的复杂组合中,某一要素的变动就可能会对一派佛教的传布、巩固和发展产生决定性作用。而自然和人文两方面因素又是紧密交织、难以割裂、互为因果的。在这些因素的共同组合、持续作用下,成就了云南佛教独特的地理分布格局。

柳雪^[6]（2018）在《明清时期黄山佛教地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明清时期是中国佛教由盛转衰的时期,黄山佛教在这一时期内经历了发展、兴盛、衰落的历史过程。本文拟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探析黄山佛教发展演变的全过程。第一章介绍黄山历史时期的宗教发展状况,探讨黄山山名由来以及如何由道教仙山转变成佛教名山,大致梳理了佛教在黄山的历史发展;第二章从时间角度大致复原黄山寺院新建及修葺的历史过程,并对明清时期寺院空间分布进行分类探究;第三章讲述黄山僧人的驻锡地及籍贯分布;第四章对明清时期来黄山游玩并留下与黄山佛教相关诗赋的文人进行统计,以此来探讨明清时期黄山佛教的社会影响力。从时间角度来看,史传南朝宋元嘉年间,就有东国僧来黄山驻锡。唐宋时期,黄山佛教持续发展。元末丧乱,佛教衰落,寺院损毁严重。明朝万历年间,普门和尚开山,黄山佛教日益发展,趋于鼎盛。这一时期,黄山新建大量寺院,吸引众多高僧前来驻锡,前来游玩礼佛的文人也迅速增多。清朝前期,明朝遗民涌入黄山,剃度为僧,促进了黄山佛教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频繁扩建重修寺院,来黄山文人增多。清朝中后期,由于战争破坏,经济困难,自然灾害频发,黄山寺院损毁严重,驻锡僧人大幅减少,来黄山游玩的文人也寥寥无几,黄山佛教逐渐衰败。从空间角度来看,可以从寺院和僧人的空间分布以及明清时期来黄山的文人籍贯分布来探讨明清时期的黄山佛教地理问题。明朝之前,黄山寺院主要建在黄山山下及靠近太平焦村的地区。普门开山后,初步开通四条山路:南路温泉至北海,北路松谷庵至天海,东路苦竹溪至北海,西路钓桥庵至温泉。由于南北路开发较早,且沿途名胜景观较多,明清时期,黄山佛寺大多集中于黄山的南路与北路。明清黄山佛教鼎盛时期,形成了以祥符寺、慈光寺、翠微寺和掷钵禅院为中心的“四大丛林”,黄山僧人大多驻锡于“四大丛林”及其周边寺庵。明代来黄山的文人多集中于南直隶地区,清代安徽、江苏、浙江是来黄山文人最多的省份。明清时期来黄山文人分布呈现“南多北少,东多西少”的特征,“江南性”特征十分显着。本文通过对明清时期黄山佛教时空发展脉络的梳理来探讨其历史地理相关问题,并探寻黄山佛教的社会文化影响力,有助于进一步加深人们对历史时期,特别是明清时期黄山佛教的认知,对黄山佛教文化的保存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同时亦有助于中国历史宗教地理及徽学研究相关领域空白的填补。

景天星^[7]（2017）在《近百年的中国佛教地理研究》文中提出近百年来,奠基于宗教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的中国佛教地理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其研究内容,聚焦于宗教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等学科,或融涵于宗教地理之理论,或收摄于断代史佛教地理,或归属于区域佛教地理,从不同角度对特定历史与地区的佛教传播、寺院分布、高僧籍贯或驻锡地等进行了研究,但在中国佛教地理理论方面仍显薄弱;其研究方法,以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为主,兼及宗教学、生态学等方法,同时引入新文化地理学、行为地理学等新方法,但仍需继续探索。

黄昌艳^[8]（2016）在《清代南阳府佛寺地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代虽然是佛教的衰落时期,但因其与现代社会离得比较近,现代南阳地区的佛寺和清代南阳府佛寺有很深的渊源,研究清代南阳府佛寺对探讨现代南阳佛教发展和南阳旅游开发有深远意义。深入探讨清代南阳府地区寺院分布和佛寺命名的特征,以了解南阳府佛教的发展情况。通过广泛收集历史文献和地方史志,以现存的明清时期方志为中心,以佛教寺院（主要包括寺、院）为研究对象,以清代为研究时段,以清时南阳府的行政区划为研究区域,对整个清代南阳府行政区域内的佛教寺院数量进行数理统计,据此对其分布和命名的一般特征进行直观考察。研究认为作为自然地理条件的地形条件是决定清代南阳府佛教寺院地理分布疏密程度的最主要因素;交通状况、人口分布、经济状况及风水理论等社会地理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清代南阳府佛寺命名的主要影响因素则为社会地理条件中的社会心理因素。总之佛教寺院的地理分布和命名,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地关系,与该区域内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龙成松^[9]（2016）在《中古胡姓家族研究 ——以族源、地域、文化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古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关键时期,同时还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辉煌时期。不少出身北方民族的胡姓家族,贯穿于这一时期,在政治、军事、宗教、艺术、文学等领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们自身的兴起、发展、蜕变过程,即是一部微观的民族史和文化史,这即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绪论是对论题范围、研究回顾以及研究旨趣的概述,其中重点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是为全文的总纲。绪论之外分为族源研究、地域研究、文化研究三个部分、十个章节展开。这三个板块的设计,是据于胡姓家族研究成果的提炼以及胡姓家族之间内在联系的总结。其中族源研究部分主要关注胡、汉融合中相关认同因子嬗变的问题,如族源追溯、姓源神话、郡望攀附、谱系建构等,希望借助中古时期胡姓家族的个案以及一些微观情景的剖析,深入探讨胡、汉融合过程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地域研究部分重点在胡姓家族的融入汉人地方社会进程中的诸问题,包括胡姓家族内部结构的凝聚和分化,地域分布、聚居,地方认同等,而粟特后裔会稽康希铣家族正好提供了剖析胡姓家族地方社会的经典案例。在前面两个部分的基础上,文化研究部分选取了宗教、族群文化、经学、文学四个方面的家族案例,点、面结合,试着勾勒中古胡姓家族的文化群像,概观地认识这一群体在中古文化史上的影响。族源研究部分包括三章内容。第一章是对胡姓家族族源叙事与民族认同关系的考察。族源叙事广泛存在于人物传记、碑志、谱牒等文献中,而胡姓家族族源叙事呈现出三种主要类型：居边、封边型；避地、没蕃型；因官、出使型。这三类模式化的族源叙事,各有其历史的渊源及现实的背景,而皆与民族关系、民族文化有关。胡姓家族的族源叙事在结构上呈现出回环、分支、层递三种主要特征,也渊源于古代经典民族叙事文本。通过中古时期碑志文献中“五帝”族源的统计,我们发现胡、汉之间的族源追溯各有特点,而“黄帝”认同的形成与北朝时期胡姓家族普遍攀附“黄帝”的“倒逼”作用有关,这是中古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原理。第二章是对胡姓家族谱系建构的研究,其一、二、三节概述了胡姓家族谱系文本的基本类型,传播、接受情况,以及谱系建构在胡、汉族群认同中的意义,重点分析了胡、汉谱系伪冒的问题。第四节窦氏家族谱系文本层累的个案研究,梳理了中古时期鲜卑窦氏谱系嫁接到汉人窦氏的过程。第五节独孤及的家族谱系建构个案分析,则从独孤及的文化心态和盛唐时期复古主义潮流的视角,重新审视了《独孤通理灵表》这一重要独孤氏谱系文本的内涵。第三章是对《氏族论》的研究。《氏族论》是中国古代谱学的经典之作,也是中古时期胡、汉氏族问题在理论上的集大成之作,是胡姓家族研究的理论指南。本章在前人基础上,对于该文的作者、史源、理论渊源等问题作了重新考订。《氏族论》原本依托韦述、柳芳等人修撰《唐书》“氏族志”而存在,其内容来源于韦述的谱学着作,在编入《唐书》时柳芳可能作了增补,遂留下了龃龉的痕迹,可以据此复原其文本形态。该文所宣扬的氏族理论,很大程度上源于《隋书·经籍志》谱牒类叙录,但渐染了天宝时期复古主义潮流的氏族理想。地域研究部分包括两章内容,其中第四章为总论中古时期胡姓家族的地方化过程。第一节围绕胡姓家族的“房”和“郡望”发育两大问题展开。胡姓家族“房”的萌芽,说明家族形态、结构发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胡姓家族郡望的诞生,表明他们地方化程度的加深。本节通过对主要胡姓郡望分布历时、共时演变的分析,勾勒出了中古时期胡姓家族地方化的一些整体特征。胡姓家族的地方化,向上表现为京邑的规模聚居,向下表现为乡村世界的零星活动,本章第二节以唐代两京长安和洛阳的胡姓家族分布为例,基于笔者设计的唐两京胡姓家族宅第分布数据库,通过宅第的共时、历时分布规律,对胡姓家族在两京的聚居和分化情况作了总体的概括。其中窦氏、于氏家族的个案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家族聚居和分化的规律。第三节转向乡里村落世界,对中古时期胡姓家族的地方活动作了钩沉。因为族群文化特征的不同,西域系和鲜卑系胡姓家族的地方进程不同步,侧重也不同。本节重点描述了西域胡人如何从蒙着浓厚族群性色彩的聚落转变成地方家族的过程,以及过程中他们“乡里意识”的变迁。胡姓家族的地方化过程,不乏诗意的描绘,本章第四节即是对胡姓家族“双家制”与“双城记”诗意生活剪影的论述。“双家制”生活围绕园林、别业、池馆等展开,而游乐行赏、文人雅集、宗教需求是其主要的内容。胡姓家族双家生活的“诗意栖息”,表明他们已从文化上贴近了地方社会。地方认同在胡、汉之间得到双向展开,这是本章第五节所关注的主题。胡姓家族地域认同产生一个重要指标为乡土情结,这从穆宁和白居易的乡里意识可以看出。祖茔也是地域认同的重要因素,从族群互动原理看,孝文帝以来胡姓家族聚葬洛阳的运动,一定程度上“倒逼”了汉人归葬洛阳的潮流。汉人地方社会对胡姓家族的认同和反馈,则通过地方知识和文本（地方志、地方传说、祠祀系统、文学书写等）传播。本文第五章,运用胡姓家族地方化的相关原理,对会稽康氏家族作了个案研究。康氏会稽望的所指,荣新江先生有异见,本文结合康氏郡望的演变规律和康希铣家族的地方文化遗迹,提出了一种新解。会稽康希铣家族是唐代前、中期非常有影响的粟特族裔文化世家,文中重点阐述了其家学渊源和主要成就。文化研究部分包括一章总论和四章个案研究。胡姓家族的族群出身及社会背景,决定了他们不同于汉人的文化习得过程,本文第六章即是相关问题的总述,其中重点介绍了与文学相关的一些微观情景在胡姓家族文化身份转型中的意义,以为后面四个案例研究张本。文化的外延很广,本部分的后四章,从宗教、民族文化、经学和文学四个方面,分别选取了侯莫陈琰、王硅、何妥、于邺四个胡姓家族作为案例研究。敦煌所出侯莫陈琰所撰《顿悟真宗要诀》,是禅宗北宗早期重要文献。传世文献和近年新出石刻、墓志揭示了北朝以来莫陈氏族人佛教信仰的渊源,而侯莫陈琰家族与萧岿、徐彦伯、徐浩、汤贲家族的联姻,也贯串着宗教的因子。通过对辑本《元和姓纂》候莫陈氏改姓陈氏条所载内容的辨误,我们推测唐代着名画家陈闳出自候莫陈氏,而陈闳所画《六祖禅师像》推崇北宗,正好契合候莫陈琰《顿悟真宗要诀》北宗禅法的统系,是其家世信仰的延续。王琏是唐初着名的文儒,但史载其祭祀祖先“不营私庙”,有违礼法。考王琏家世出于乌丸,而包括乌丸在内的中古、近世东北民族,深受萨满文化影响,祭祀特征迥异汉人。王珪不营私庙正是遗传了家世民族文化之因子并熏习关中萨满教文化的结果。与王珪同出乌丸王神念的唐玄宗王皇后一系,也存在萨满教信仰的痕迹,可以作为对照。何妥是中古经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留下了不少《易》、《礼》、《乐》相关论着,同时还有一些富有特色的诗文,史传和新出敦煌史料可证其出于西域胡人。因为家世“异域之血”而生平、学养兼擅南北,所以何妥的经学思想表现出某种特异性,这为经学史的书写提供了一种民族学的视角。何妥一生最大的争议是开皇议乐中被诬为“佞人”,但通过相关史料的辨析,本文中我们将为他“翻案”,重塑其杰出胡姓经学家的形象。河南于氏家族是中古时期少见的胡姓士族和文学世家,其中于武陵、于邺生平的纠缠和诗集的互见重出,是文学史上一个难题。新出崔特夫人于氏墓志,揭示了诗人于邺家世的重要信息,缝合了其家族谱系,这是辨清于武陵、于邺生平的重要史料。结合二人可靠的生平事迹,通过二人诗集版本的排查比对,可以厘清二人诗歌互见重出的问题,一定程度上还原二人诗集的原貌。上述四个案例中,我们并不强调胡姓家族自身单一的文化因子,而希望借助婚姻关系、政治关系、地域熏习等联系,将胡、汉文化整合在一起,这是本文以“共同体”取代民族融合叙事观念的集中体现。

赵元元^[10]（2016）在《明代徽州佛教地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徽州佛教自魏晋南北朝萌芽之始,历经隋唐时期的极大发展,至两宋臻于鼎盛。元末丧乱,徽州佛教显晦暗之象。然而,洪武时期对元代被毁寺庙所进行的重建和归并以及万历年间对佛教的极大投入一度带来了徽州佛教的再度兴盛。不同的是,徽州佛教的复兴仅指物质层面而言,在义理阐发层面上已陷于蜕变,并呈现出明显的世俗化状态。从物质层面来讲,明代徽州佛教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佛寺的重修和新建上。以洪武时期为核心的寺庙重修和以万历时期为主体的寺庙新建活动,使徽州寺庙在空间上形成了以婺源为中心的寺庙重修区和以歙县黄山为中心的寺庙新建区。在明代徽州现存的寺庙中,大量遗存的唐宋寺庙成为其主体构成部分。歙县和休宁县也缘此成为现存寺庙分布的主要区域,而歙县黄山基于特殊际遇在明代呈现出佛寺高度集中的态势。从佛教传播层面来讲,僧人是佛教教义的持有者和传播者,僧人籍贯和驻锡地的分布状态即代表着佛教信仰的流布形态。明代徽州的外地僧籍在空间上呈现出广泛分布的状态,其局部集中分布现象不明显；而与之相对的本地僧籍在空间分布上既有面上的扩展又有点上的集中。以明代徽州的驻锡僧人而论,以歙县、婺源两县驻锡僧所占比例较高,且以黄山、仰山为驻锡僧人的密集分布点,整体呈现出以黄山、仰山为中心,向整个徽州城乡空间发展的格局,形成了一种以点为主,点面结合的态势。从佛教与社会关系而言,徽州佛教自产生伊始便不断地影响和渗透着徽州社会。从徽州佛教的传播形态来看,传染传播在徽州陷入困难之局,而阶层传播和刺激传播却都带有鲜明的徽州色彩,体现了佛教传播与地方文化的融合。从传播载体来看,徽州佛教的传播载体已经不仅限于佛教“三宝”这样的传统形式,逐渐向徽州书刻、版画、雕刻、壁画、目连戏等物质性及非物质性载体渗透,在多样化佛教传播载体的同时,也实现了徽州文化的空间扩展。从传播方式来看,自我传播和群体传播是其突出的传播体系,同时组织传播体系和大众传播体系也在徽州社会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综观明代徽州佛教的传播状况,其特色在于文化传播过程中,佛教文化与地方文化的有机结合,呈现出文化传播的特殊性与一般性的结合。从人地关系而言,徽州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丰富的物产为徽州佛教提供了基本的生存资源。广大人群对佛教的信仰和佛教对丧葬、祈愿等活动的参与为佛教生存提供了一定的人文环境。基于此,佛教在徽州拥有了一个完整的生存系统。由于徽州农业生产条件的先天不足及部分人为因素的影响,徽州社会为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加强了对佛教在祷雨活动中的依赖。徽州佛教自身所拥有的“有祷即验”功能,也奠定了其在的祷雨活动中的地位。徽州佛教与自然环境沟通的媒介作用,赢得了徽州社会的极大关注。进而成为徽州地区人地互动的有效桥梁,在徽州社会实现风调雨顺愿望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经济、人口、历史传承与佛教地理分布——以唐代为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人口、历史传承与佛教地理分布——以唐代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论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2）唐代巴蜀佛寺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北宋历法的地域化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4）北宋山西地区佛寺分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论地理因素对云南佛教格局之形成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6）明清时期黄山佛教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近百年的中国佛教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清代南阳府佛寺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古胡姓家族研究 ——以族源、地域、文化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0）明代徽州佛教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经济、人口、历史传承与佛教地理分布——以唐代为例（论文参考文献）

• [1]论文化生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D]. 李成.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
• [2]唐代巴蜀佛寺诗研究[D]. 邹静驰.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3]北宋历法的地域化演变[J]. 岳东.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19(12)
• [4]北宋山西地区佛寺分布研究[D]. 郝宝妍. 山西大学, 2018(04)
• [5]论地理因素对云南佛教格局之形成的影响[D]. 何炬延. 中南民族大学, 2018(05)
• [6]明清时期黄山佛教地理研究[D]. 柳雪. 安徽大学, 2018(10)
• [7]近百年的中国佛教地理研究[J]. 景天星. 宗教学研究, 2017(02)
• [8]清代南阳府佛寺地理研究[D]. 黄昌艳. 郑州大学, 2016(03)
• [9]中古胡姓家族研究 ——以族源、地域、文化为中心[D]. 龙成松. 武汉大学, 2016(06)
• [10]明代徽州佛教地理研究[D]. 赵元元. 安徽大学, 2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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