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山西地区水利建设

一、有元一代山西地区的水利建设（论文文献综述）

孔令通^[1]（2021）在《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文中提出《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等传世文献中比较系统地记载了汉代职官的设置情况,同时,在玺印、封泥、简牍等出土文献中亦存在着大量的汉代职官材料,这些内容对於研究汉代职官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广泛搜1整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职官材料,与《百官表》进行比照,并讨论相关问题。论文分爲上下编:上编爲研究篇。绪论介绍了出土文献中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分爲五节,将出土文献中所见高祖至吕后时期、文景时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的职官与《百官表》进行了对比,并总结了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之中央职官。经过对比发现《百官表》所述职官体系至文景时才开始颇具雏形,至西汉中期方形成,而西汉晚期是“省减”期,注重机构的裁撤与省并。第二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分爲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侯国及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三节。汉承秦制,但其实刘邦称帝前後都部分继承了楚制,因此这一部分着重追溯职官至战国时期,并对其职能进行概括总结。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侯国即已存在侯家吏和上属於中央的两套行政系统。第三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分二节:第一节爲郡职官,第二节爲县职官。重点梳理了西汉早期和西汉中晚期的郡县属吏,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郡守以军事职能爲主,属吏设置相对简单。西汉中晚期,郡属吏设置增多。且少数民族地区可能亦存在汉廷所辖职官与少数民族职官两套行政系统。第四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本章分爲工矿商业类、军事类、农林水利类、畜牧类、仓储类五节,对西汉时期的盐铁官、都水官、工官等秩比县令长的职官进行了考察。下编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编,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集成五个表格,分别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王国、郡、县、侯国职官表,其中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分爲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和未见於《百官表》职官两个表格。

王洋^[2]（2020）在《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文中研究指明金元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阶段,也是山西区域社会发生激荡转折的时期。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时段是1127年至1368年,这段时间内,山西处于金、元二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研究以金元时期的山西社会为考察范围,以山西金元时期留存的850通碑刻资料为基础资料,将碑刻中所反映的释道宗教、祠神信仰、水利营建、宗族发展四个面向为主要研究对象。本文是一项关于地域社会史的研究,除碑刻资料外,同时运用史志、文集、家谱等资料,并注重田野调查,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以及“长时段”的研究方法,考察以上四个面向中所体现金元时期山西基层民众面对社会剧变时的复杂心态,以及在适应社会变化的过程中体现的能动性。文章旨在将基层民众从战乱和王朝更替下面目模糊的“黔首”,还原为充满主动性的行为主体,以人文关怀的角度对社会变革下的民众行为进行解读,并最终探讨山西社会在金元时期社会整合过程中发生的嬗变过程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文章分为九章,按照时间顺序,设置了“金”与“元”的时间分野,第一章以“金代山西宗教与社会”为研究对象,宋代以来,山西的佛教信仰氛围相当浓厚,而北宋徽宗在民间弘扬道教的举措也令道教具备了一定信众基础。金代之前已存在的大中型寺院通过经营庙产、收徒授业、弘扬教义等途径获得发展空间。在宗教管理制度方面,金代与前代不同的一点是开发了民间购买寺观名额的通道,在此政策影响下,基层民众具备了在村中开设合法寺观的条件,地方精英与僧道的交流、博弈也变得频繁起来,不少具有经济实力和道德威望的僧道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一些新创的寺观成为村民共享的公共空间。第二章探讨了金代灾害频发的社会条件与民间创开水利的热潮。金元时期处在历史上气候波动较大的寒冷期之间,受气候影响,旱灾成为山西地区生产发展的最大障碍。国家与地方精英的赈灾活动虽能纾解部分困难,但也会出现有时力有不逮的情况。为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产效率,除对前代水利工程善加利用外,金代山西水利开发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民渠的大量开创和水泉的逐步利用。随着水利工程的开发,民间关于水权的纷争也随着出现,民众通过输财、论工、家族继承、道义因素等不同条件厘定用水权力。同时,通过对不同水案进行个案研究可以发现,用水秩序中反映的国家话语与民间传统逐渐达成了微妙的平衡,官方通过地方精英对水利系统进行间接管理的制度逐渐形成。第三章论述了金代祠神信仰与山西社会的关系,由于灾害频发,被认为能够护佑地方风调雨顺的祠神成为民众寄予希望的另一途经。北宋熙宁年间曾进行过对民间祠神的大规模封赐,山西州县官员通过奏请封赐的方式为一部分地方祠神争取到了官方颁发的封号、庙额。由于金代未再度大规模封赐祠神,因此获得赐封的神灵群体基本维持北宋末的格局。在金代对祠神的管理中,地方官员、儒士与地方精英按照儒家经典,对一部分无额祠神进行了维护和再度诠释。通过对长子县上方村汤王庙的个案解读,可以形象地观察民间组织的内部结构、祈雨仪轨以及民众对异地设立“行祠”的看法。另外,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僧道也逐步参与到祠神祭祀中来。第四章探讨金代宗族的发展情况,由于靖康之变后的社会动荡,原先地方大族拥有的纸质谱牒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地区以石质碑幢作为载体,记录家族世系等信息。北方以先茔为中心的宗族活动也有一定发展,国家鼓励累世聚居,并为七十以上老人赐官,从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众宗族意识的不断完善。此外,本文还注意到山西社会中宗族与宗教之间具有的密切联系。第五章详述蒙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世侯的崛起,蒙元时期各州县地方武装与原金代官员等通过投降、依附蒙古,获得了当地军政权力,由于权力能够在家族内部继承,因此称为称为“世侯”。对于蒙元时期经历战乱的山西地区,世侯为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生产,招辑流亡,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其次是僧道政治、经济地位的抬升,由于邱处机、海云等着名僧道的社会活动,蒙古统治者允许僧道蠲免赋税。以兴建纯阳万寿宫与刊刻“玄都宝藏”两大活动为主,全真教在山西地区迅速扩张。佛教则通过三次僧道辩论,争取蒙古统治者的支持,对全真教进行全面抑制。再次是儒士地位的相对下降,由于蒙元长达八十多年未行科举,因此儒士不得不寻求为吏、为学官等新的入仕的渠道,并在社会事务中强调自身权威,科举停废客观上为儒士深入地方社会提供了条件。第六章主要研究元代山西宗族建设的情况,山西世侯通过“根脚”和自身才干延续了家族仕途,他们是宗族活动实践的主要力量。在这一时期,世侯、平民、儒士等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家族积极采用“先茔碑”与“世系图”来记录家族发展情况,经幢与墓塔作为先茔碑的补充,在元代也一直被沿用。先茔碑的创作以平实为主,儒士在其中发挥了指导作用,谱牒中并不排斥女性与出家的族人,一些世侯与地方精英还创建了“家佛堂”作为祭祖场所,“守坟寺”这一形式在元代也得到了发展。综合来看,山西这一时期的宗族活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第七章论述元代的水利与社会关系,元代是山西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果的时期,民间水利管理体系在前代基础上作用愈加突出,以渠长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在水利管理、人力组织、水规制定等方面的参与程度亦不断加深。目前所见的一些地区,官方在推广“自下而上”用水经验与巩固渠长权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洪洞等水利规约较为完善的地区,共同的水神祭祀与使水户的身份认同关联起来,渠长的权力不仅包括在现实生活中监督渠务、分配水权,在水神祭祀体系中确立权威,进行资源竞争也是重要的一环。我们看到,通过神权、传说等方式巩固水权的行为,被证实是卓有成效的。此外,僧道等新晋社会精英对水权的把握,也是本章研究的重点之一。第八章主要讨论元代祠神信仰与社会的关系,与金代相比,元代对祠神信仰的管理较为松散,无封号的祠神在社会中获得了宽松的发展空间。元代的地方儒士重视地方的文化传统和民众的实际利益,他们成为地方祠神信仰正当性的辩护者。由于元代自然环境多自然灾害,地方官员、儒士、精英与民众集中在民间神祠之中,希望通过祷告达到消灾弭祸,风调雨顺的目的。地方神祠中出现的乱象与国家管理紊乱有关。但是,元末农民起义,战乱频发,严苛的社会氛围令官员与民众过分倚重民间神祠的灵验效应,是否符合“正祀”的要求则降至次要位置。另一方面,以姜善信、广胜寺僧人为代表的宗教人员广泛地参与地方祠庙的修缮活动,并参与祠神祭祀,以争取社会精英的合作。第九章研究元代山西宗教折衷求变,积极向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影响,“至元焚经”之后,全真教对道教的管理范围限于淮河以北,地方宫观的职能也由协调扩张转为以经营庙产为主。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山西佛教则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政治、经济等多方支持。本文注意到,在世祖之后,山西不少寺观均将庙产立碑,这一活动反映了释道二教在基层社会的生存压力。通过以泽州道士苗道一为个案的探究,我们可以发现元代宗教的发展环境与蒙元之初相比有着很大区别,作为全真掌教,苗道一的成就局限在宗教方面,而甚少涉足社会事务。而地方社会中的僧道们则积极适应以村社为中心的地域社会新格局,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并致力营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李彦良^[3]（2020）在《蒙元时期平阳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平阳之名古已有之,是传说中帝尧建都之地。此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平阳府具有突出的地理位置优势,这也造成了蒙、金对此地的长期争夺。双方于此地大战近二十年,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秩序,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沉重苦难。入蒙后,平阳府下辖六个属县。期间县名虽有变更,但管辖范围并无实际变化。在管理上,蒙元政府一方面沿袭草原旧俗,将平阳府分封给术赤后王,一方面建立各级行政管理制度。其中分封制度存在一定的弊端,不利于当地的社会发展,而官员群体却大多能尽职恪守,裨益一方。这一时期,平阳府的商业和水利发展较快。就“腹里”地区而言,平阳府的商税收入仅次于大都。水利建设规模大,数量多,灌溉面积远超前代。此外,平阳府在灾情应对及灾后重建的工作上,也是可圈可点。蒙元时期,平阳府的文化比较繁荣,各地均建有庙学,其中庙学祭祀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当地进士及第者颇多,为河东之最。杂剧发展更是引领全国,涌现出一批着名剧作家,有力地促进了杂剧的发展。蒙元政府对宗教比较开明,当地佛、道二教的发展比较兴盛,寺观林立。除佛、道二教外,当地对帝尧、兴风致雨之神的信仰也比较普遍。元末,平阳府陷入统治阶级内斗之中,当地城防被明军迅速突破,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当地的破坏。

林乾浩^[4]（2020）在《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元朝名臣事略》是元人苏天爵编撰的一部重要传记体着作,收录了元朝肇定之初47位重要的名臣的传记,其极大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至今为学界公认。本文立足于编撰者苏天爵特殊的人生经历、重要的官员、学者身份,以及其深邃的史学、经学、文学思想,结合13世纪蒙古逐步入主中原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历史背景,和元中期朝政逐渐由对外作战转向国家内政的新时代背景,理解苏天爵带有明确主体意识的编撰行为和动因,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元朝名臣事略》一书的性质和价值,体认它所蕴藉的思想情感内涵。论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论述苏天爵编撰《元朝名臣事略》的动机。苏天爵弱冠之年于国子学学习期间萌生编撰《元朝名臣事略》的意图,他特殊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使他早年就具备根深蒂固的汉民族文化与儒家思想认同。重史的同时,又具备一定的治史能力。结合当时特定时代背景和个体生存境遇看,苏天爵编撰此书可能还有入仕治史、师法名臣,负斯文为己任、显国家文章之盛,宣扬以儒出仕之道、助力地方教育,以史言志、寄寓汉法治国理想等诸多动机。第二章论述苏天爵选择《元朝名臣事略》传主的相关问题。苏天爵重点选取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的名臣,元朝一统华夏的历史进程也是蒙古统治者与汉文化逐步建立高度联系的过程,苏天爵以“汉法”为核心选取名臣,绝大多数名臣形象直接符合传统汉儒理想,少数民族名臣也能直接或间接与汉法有所联系。传主选择反映出少数民族统治、多元文明冲击下苏天爵对汉民族文化本位传统立场的坚守。在选择汉人传主时,苏天爵或出于统一全书形式考虑,选择各方面相近的金元之际北方士人群体入传。第三章论述苏天爵编撰《元朝名臣事略》所采用的方法。苏天爵期望将《元朝名臣事略》全书构成体系,达到“以史证经”的效果,故广泛搜集和采用各种文献材料,重视材料的真实性和写作风格的统一,尤其以北方馆阁文人传记为重。编撰全书时仿照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的体例,对文献材料进行应用编排。在处理具体的原始材料文本时,根据自身传记文体“简而有法”的审美取向等需要进行精简化删改,缩短传记篇幅体量,最终形成“事略”。

邓弟蛟^[5]（2020）在《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文中研究表明祠堂是我国传统建筑中最为普遍的一种建筑类别,蕴含有珍贵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血缘伦理、宗族观念、祖先崇拜、建筑艺术和典章制度。而传统剧场作为古代民众的公共娱乐场所,又蕴含丰富的社会文化、美学精神、礼乐思想和道德理念。总体而言,中国宗祠剧场产生于明代,至清代趋于繁荣,民国时期走向衰落。明代宗祠剧场的产生,与夏言奏请嘉靖皇帝放宽对民间祭祖限制的奏疏密切相关,该奏疏对民间宗祠的建设以及宗族的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是明代宗祠剧场产生的外在原因。此外,一方面,戏曲艺术本身的发展,推动了传统剧场在建筑形制上的进一步完善,而宗祠中“内神”与“外神”的共同祭祀,使的宗祠建筑更具庙宇建筑特性,因此民众在宗祠的建筑形制上,对庙宇剧场建筑形制加以借鉴。另一方面,明代家乐盛行,使得观众更青睐于私有化的观演场所,是明代宗祠剧场产生的内在原因。现存的三十六座明代宗祠剧场中,戏台建筑不饰雕刻,质朴大方。从宗祠剧场的修建来看,明代中后期,民众剧场观念淡泊,许多宗祠戏台为后期补修。从现存宗祠剧场的分布来看,江西地区占现存明代宗祠剧场的一半之多,这与明代弋阳腔的流行有很大关系。清代宗祠剧场走向繁荣,主要是由于清代中后期“花部”崛起,为宗祠剧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统治阶级认识到戏曲的教化作用,默许甚至主导在宗祠里面修建戏台,实行高台教化。此外,随着清朝政权的巩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也为宗祠剧场的修建提供了经济保障。总体而言,清代宗祠剧场呈现出南方多、北方少的分布特点。这一方面与宗祠数量本身就存在南方多、北方少的实际情况相关,另一方面,则是南北方的民众在神灵信仰上存在较大差别。南方以家族祖先崇拜为主,而北方则以公众神灵崇拜为主。清代宗祠剧场的发展,不仅表现为宗祠剧场的数量有所增加,还包括戏台建筑地域性特征明显,尤其是“晴雨台”的出现,使戏曲演出活动不再受到天气的影响。而“雨厅”的修建,是继“看楼”之后,民众对观演场所改革后的结果,意味着宗祠剧场中的演剧活动,由“娱神”向“娱人”方向转变。其次,清代宗祠剧场建筑形制还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表现出民众审美能力的提升和建筑技术的完善。至民国时期,宗祠剧场走向衰落,不仅宗祠剧场的开始数量减少,宗祠中演剧活动的规模和频率也有所下降,同时剧场的建筑形制也没有明显的改进和突破。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近代化生产方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宗族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族田走向衰落。同时,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宗族管理制度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加上民国时期战乱不断,宗祠失去了政府和法律有效的保护,没收和异化祠堂的现象严重,宗祠剧场的功能明显削弱。在建筑形制方面,传统宗祠剧场在选址上崇尚“风水”,其选址往往蕴含天人合一、刚柔相济的哲学思想。在平面布局上,根据宗祠剧场中戏台与宗祠其他建筑的关系,可以分为“分离式”和“一体式”两种布局形式。在纵向布局上,宗祠剧场中轴线上由南往北依次为大门、戏台、享堂和寝堂,东西两侧为看楼。戏台台基略低于享堂,享堂台基略低于寝堂,而看楼二层则与戏台表演区基本处于同一平面。这种一层高于一层的纵向布局,既体现了对祖先的尊敬和崇拜,又反映了民众对观演关系的改进。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主要包括祭祀演剧、修祠续谱演剧、人生仪礼演剧、科举中榜演剧和罚戏等五种类型。其演出的剧目主要有庆贺戏、历史戏、公案戏、爱情戏、生活戏等。其中,历史戏和公案戏尤为民众喜爱,但庆贺戏则是宗祠剧场演剧的特色所在。从演剧目的上看,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具有教化民众、娱乐族人以及祭祀祖先等多重目的。从演出规模上看,宗祠剧场的戏曲演出活动,规模较大,具有持续性的特点。此外,从演剧时间上看,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明显受到农事活动的制约。与宗祠剧场中族人热衷于观看戏曲演出的情况不同,在一些族谱族规中,对于禁止家族妇女“烧香看戏”、族人职业选择中的“优伶”禁忌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同时,有的族谱对于“夜戏”的演出活动也加以禁止。与前两条戏曲“禁忌”所不同的是,“夜戏”演出虽然被官方训令和族规所禁止,但“夜戏”演出的剧目则常见于宗祠剧场的舞台题记中,呈现出官方与民间、族规与现实互相博弈的特征。

杨瑞瑞^[6]（2020）在《元大都水系营造与园林关系研究》文中提出元大都水系网络发达,通惠河、坝河、金口河、金水河、高粱河都曾在这片土地光辉流淌,在大都城市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元初为漕西山木石,助力宫苑建设,郭守敬重开金口河,在金王朝屡试屡败的基础上,成功运营29年,满足了都城建设高潮期的需要;之后又引玉泉水进城,流经10余民坊,成为大都宫苑用水的主要来源,也是早期城市生态廊道的伟大实践。为解决大都日益增长的漕运之需,郭守敬在金漕河的基础上整修坝河,充分开发利用北京西郊的水源,远引昌平白浮瓮山之水,开通通惠河,实现了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与坝河形成南北两路并行的漕运体系。可以说大都水系规划是我国古代治水手册上波澜壮阔的一页,虽然千百年来水利一直不断兴修,但是完备的水利体系成形于元代,其水利成就之辉煌堪为一代典章。完备的水系条件,形成了都城内外,池泉密布的景象,为大都园林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生态基础,为园林引水提供了方便。皇室在皇城之内以万岁山——太液池一带为中心,建设大内御苑,在皇城之外向西开发西郊地区,敕建皇家佛寺,引高粱河之水灌渠,修建西山航道。在私家园林方面,贵族官绅多选址于城郊之地,绕水建园,四时游宴雅集频繁。在寺观园林方面,元代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助推了寺庙园林的兴盛,加之有众多前代遗迹散布南城之中,逐渐形成南北城并立,寺观罗布的景象,都城内外遍布大大小小的集市,形成围绕着水系分布商业,园林,佛刹,民居的城市水系景观格局。所以纵览城市全貌,园林的建设与城市水系的开发息息相关。本研究以元大都城市水系规划为背景,以大都城市、水系、园林三者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探讨元大都水系与城市、园林之间的互动关系。论文首先通过对相关史料和考古资料的挖掘,梳理城市建设与水系规划的相关内容。其中,城市建设从城市选址、城市布局、街道坊制、空间片区三个方面作出概述,水系方面则系统地梳理了金口、金水、通惠、坝河四条河流和积水潭、太液池、瓮山泊三座池沼的空间流向以及规划建设过程。在此基础上,探讨大都水系规划对城市建设的影响,得出大都水系规划一直是围绕城市建设展开的,为城市服务,城市因水而生的特点。其次,将大都园林分为皇家、私家、寺观、坛庙四类进行分布区域及数量的统计,运用平面定位及三维复原的方法将园林落位于城市水系空间之中,绘制大都园林区域分布图。总结出各类园林的分布特征:皇家园林“太液贯大内,离宫苑两郊”;私家园林“城郊东南西,沿河多聚集”;寺观园林“最是风景处,罗布两城中”。坛庙园林“城内外皆有、对称分布匀”。随后,结合水系在城市中的流线,总结园林与水系的分布关系:皇家园林分布在皇城之中和城外西郊、南郊,多沿高粱河、金水河分布;私家园林主要分布在城外,凉水河、通惠河附近。寺观园林两城之中皆有,多沿高粱河、通惠河、金水河呈带状分布;坛庙园林的分布与水系的关系并不密切。接着论文选取大都城内外三段典型水域进行园水关系探讨,分析园水环境及空间关系、视线关系等问题。最终主要从园林与水系的互相影响两方面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水系对园林在水利工程、园林活动、园林交通等方面的影响以及由于水系变迁对园林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城市水系也因园林的建造而更加多姿多彩,体现了大都水系与园林分布之间的良性互动。今天谈论城市与水系,水系与园林的关系,上溯百年前的城市历史,看似迂远,但捧读古书,所得不只一二,探究水系规划与城市建设,水系与园林分布之间的关系,形成较为完备的金元时期北京水系规划,城市建设和园林营建的知识体系,对园水关系的理解大有裨益。

马静^[7]（2020）在《蒙元政权对河西地区的经营》文中认为蒙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时期,河西地区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特殊的文化背景,早已引起了蒙元统治者的重视。从1224-1227年,成吉思汗顺利攻占了河西肃州、甘州、凉州、沙州等地开始,至1368年明朝推翻元统治为止,其对河西走廊地区的统治超过了元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时间。因此,文章在大量吸收前人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历史传世文献——《元史》,出土文献——敦煌文书、黑水城文书,以及蒙古文、波斯文等多民族语言文字文献,全面架构了蒙元政权经营河西的整个过程。其中,以忽必烈为代表的元朝统治者,在河西地区重点发挥了行省制与宗王出镇双制并举的行政作用。这一经营举措为元朝后继者所遵从,从而促使元廷实现了对该地区的直接管控以及西北边疆的稳固,同时,蒙古宗王出镇对于西北民族格局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而在系统论述自成吉思汗迄元顺帝妥欢帖睦尔统治时期,历任蒙古统治者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对河西地区进行统治和经营建设的具体表现及成效的过程中,蒙元政权在河西方面凸显出注重经营方式和策略的灵活性,以及对各民族人才重用的特点。总之,蒙元政权经营河西地区对于促进河西历史发展、推进陆路丝绸之路贸易的中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为今天的丝路复兴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纵观这一时期的河西走廊地区,它并非仅仅是以一个行政区划的单一形式独立于西北一处,反而是较为合理地融合了游牧和农耕两种形态各异的生产方式,使其在完全不同的两种地方行政机构统治下能够达到区域内局势的稳定,这充分说明了河西地区在这一时期内,具有整合、贯通西北各地区以及社会文化各要素的条件和作用。

皇倩倩^[8]（2020）在《明清至民国霍州水利社会研究 ——以水权为核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以农业为本的传统社会对水资源的依赖性很大,水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因而使用权便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关键。水利社会史是研究水利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水利社会的核心问题即是水权问题,水组织、水经济、水信仰以及水习俗等系列问题的实质都是以水权的获得为基础的。因而,从水权出发来认识霍州水利社会的独特性,把握社会变迁中的民众生存状态,将进一步丰富我们对变迁中区域社会的认识。本文拟以霍州为个案研究其明清至民国时期水利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从霍州社会整体缺水的大形势出发,重点关注霍州彘水沿岸“四十里米粮川”等丰水区与陶唐峪等缺水区域的水利社会形态,通过比较研究,理清水资源在霍州区域社会发展中产生的影响,及其与周边地区的差异。水利社会研究中以水权为核心形成的地域冲突与合作是贯穿传统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认识水利社会中的矛盾及其解决机制,并对当时民众的生产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有一较为全面的了解,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水利社会变迁中人与人的关系,对我们认识社会发展中的变与不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试图从水权角度对区域水利社会史研究作进一步的补充,依据霍州特有的水资源类别,就其水资源利用类型、用水纠纷与调节、水信仰与传说等问题作探讨,探索水利社会史研究中一个小型水利社区的水利社会实践,理清在小泉小水众多的区域社会民众的生活形态,以期对我们当下的乡村社会建设有所裨益。

陈煦馨^[9]（2020）在《古代滹沱河水患及其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滹沱河是子牙河系最大的支流,流域跨山西、河北、天津三省市,是北方较为重要的河流,更是河北省内重要的河流。滹沱河在我国古代历经几次迁徙,其支流在河北省内开始增多。每逢雨季,多发生洪涝,给流域内带去较多灾难。滹沱河水患在明清发生次数最多且频率高危害大,每五十年甚至十几年就有波及多个县的水患发生。地域分布东西部少中部多,同时水患也促使水道改道。滹沱河因所处地理位置导致先天条件不足,土质疏松、泥沙沉积,河床日益增高,加上雨季集中、支流分布不均所以易发生水患。历朝不断积累前朝水患治理经验,积极进行灾后重建,治理上愈发未雨绸缪,具有主动性和规划性。治理主要体现在“堵”和“疏”,通过堤坝建设和疏导河道来防患和治理水患。此外,对冶河、漳河的引水分流来分减滹沱河势的思路愈发成熟。宋代治河主要人物是程昉,他从修筑堤坝、引水入河、塘泺填淤等方面整治滹沱河。元明清主要治河人物有郭守敬、刘中立、顾问、方观承、柴潮生、杨廷璋等。他们提出了“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治河理念,并对滹沱河治理有着较为突出的贡献。

李佩瑜^[10]（2020）在《《历朝杭郡诗辑》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浙江图书馆藏《历朝杭郡诗辑》清稿本四十卷,是丁丙仿吴颢《国朝杭郡诗辑》编纂体例,在《武林耆旧集》残本内容的基础上纂1而成的一部地域性通代诗选集。《诗辑》以“人、传、诗”的形式收録杭郡一地六朝迄明的诗人2625位,诗作5720首,小传2487条。其中,卷一至卷三十二爲南朝至明代科名与闲人;卷三十三爲闺秀艺伎;卷三十四爲名流寄寓;卷三十五至卷三十七爲僧人;卷三十八至卷三十九爲道士;卷四十爲无名氏与仙鬼謡谚。《诗辑》立足於乡邦文献的挖掘和整理,与《国朝杭郡诗辑》前後相续,展现杭郡一地诗歌繁荣昌盛的历史风貌,凸显杭州地区的自然山水、人文景观、地域文化等特色。整理研究此书能爲杭郡文献的存续补遗、诗史的谱系构建、文学的地域特色研究发挥重要作用,是一部从文献、文学、文化等方面对杭郡地区都非常重要的地域诗歌总集。本文主要分研究编和文献编两大部分。研究编包含绪论、正文。绪论部分主要对《历朝杭郡诗辑》的版本作详细介绍并阐明其研究价值及意义。目前学界还未对《历朝杭郡诗辑》有过任何的整理爬梳,更无具体的作品介绍和详细系统性的研究,可借鉴《国朝杭郡诗辑》系列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历朝杭郡诗辑》展开深入的研究。正文部分包含四章,从文本、内容及其价值等方面进行介绍和研究。第一章阐述了丁丙编纂《诗辑》的社会背景与个人机缘。其中,论证了《国朝杭郡诗辑》系列和《武林耆旧集》二者对《历朝杭郡诗辑》编纂的重要影响,揭示其内在联系。第二章从内容样貌与收録标准两方面阐释《诗辑》的基本体例。内容样貌包括了内容形式与编排次序;收録标准包括收録范围、收诗标准、收传原则。其中,收诗标准与丁丙的诗学倾向密不可分。第三章从诗歌的来源、题材和小传的来源、内容两大主体部分对《诗辑》着録的内容进行全面详细地展现。第四章揭示了《诗辑》的文献、文学、史料价值及地域文化特色。文献编是对《历朝杭郡诗辑》四十卷的整理点校。附録部分爲《历朝杭郡诗辑》中,人物介绍条目所提及诗集诗稿的名目存録整理。

二、有元一代山西地区的水利建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有元一代山西地区的水利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1）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论文提纲范文）

（3）蒙元时期平阳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论文提纲范文）

（6）元大都水系营造与园林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蒙元政权对河西地区的经营（论文提纲范文）

（8）明清至民国霍州水利社会研究 ——以水权为核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9）古代滹沱河水患及其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历朝杭郡诗辑》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有元一代山西地区的水利建设（论文参考文献）

• [1]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D]. 孔令通. 吉林大学, 2021(01)
• [2]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D]. 王洋. 山西大学, 2020(03)
• [3]蒙元时期平阳府研究[D]. 李彦良.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4]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研究[D]. 林乾浩.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1)
• [5]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D]. 邓弟蛟.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9)
• [6]元大都水系营造与园林关系研究[D]. 杨瑞瑞.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7]蒙元政权对河西地区的经营[D]. 马静. 西北民族大学, 2020(08)
• [8]明清至民国霍州水利社会研究 ——以水权为核心的考察[D]. 皇倩倩. 山西大学, 2020(01)
• [9]古代滹沱河水患及其治理研究[D]. 陈煦馨. 河北大学, 2020(08)
• [10]《历朝杭郡诗辑》整理与研究[D]. 李佩瑜.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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