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肝脏》杂志2004年第9卷作者索引（论文文献综述）
赵子雅[1]（2021）在《高、低脂营养条件下北极狐肝脏的转录组学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有研究显示北极狐对高脂饲粮具有耐受性,但是关于高、低脂营养下北极狐肝脏组织中与脂肪代谢相关的差异基因以及差异lncRNAs的表达情况及功能尚不清楚,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基因与lncRNAs的差异表达情况及功能,构建lncRNA-mRNA调控网络,为解析北极狐对高脂日粮耐受的分子机理具有重要作用。研究结果如下:（1）组织形态学层面:试验组相较与对照组,新鲜肝脏外表略有颗粒感、用手指按压弹性较差、外观颜色略泛黄;制作肝脏组织HE染色的石蜡切片,观测到试验组肝小叶结构完好,肝脏细胞含有更多的脂肪颗粒,有一定程度的脂肪弥漫现象。（2）转录组学层面:使用Hisat2和String Tie等对测序数据比对组装,使用R语言中DEseq2软件包筛选差异表达基因,共筛选出1004个差异表达基因,其中有435个上调表达,有569个下调表达。对差异表达基因利用R语言中cluster Profiler软件包等进行富集分析,发现部分差异基因富集在脂肪代谢相关条目。（3）lncRNA层面:使用Cuffcompare、CPC2和R语言等软件对lncRNAs进行筛选与差异表达分析,最终筛出lnc RNAs 762个,其中差异表达lncRNAs 66个,其中上有21个上调表达,有45个下调表达。利用cis与trans调控原理预测差异表达lncRNAs的潜在靶基因,筛选出66个差异表达lncRNAs的615个潜在靶基因。通过对潜在靶基因富集分析,筛选得到与脂肪代谢相关的15个潜在靶基因,将其和与之共表达的42个lncRNAs构建lncRNA-mRNA调控网络。综上所述,本研究对高、低脂营养下的北极狐肝脏组织RNA-seq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了与脂肪代谢相关的差异基因表达情况,筛选了一些可能与脂肪代谢相关的lncRNAs并构建lncRNA-mRNA调控网络,为明晰北极狐对高脂日粮耐受的分子机理提供基础。
郭薇薇[2]（2021）在《民国时期《民国医学杂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目的:《民国医学杂志》是1923年由侯毓汶在北京发起创办,1933年改名为《东方医学杂志》。《民国医学杂志》（《东方医学杂志》）是办刊时间较长,在20世纪20、30年代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医学期刊,在推动医学学术进步,尤其在推进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刊先后在北京、沈阳、长春多地办刊,刊发了大量学术论文,记载了当时重要的医学活动,呈现了医学与社会、医学与文化、医学与政治等多维度的互动与交流史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研究方法:本文以《民国医学杂志》（《东方医学杂志》）为研究蓝本,从传媒视角、学术发展视角、医事活动视角探讨杂志在当时的发展情况以及产生的影响,并结合清末留日医学生归国后的医学活动,以及他们在民国及伪满时期的医学普及、医学教育、医药卫生行政、医药科学研究等方面的贡献,对民国及伪满时期医学发展进行研究。主要包括民国及伪满时期社会医疗卫生发展状况研究,《民国医学杂志》形态研究、民国及伪满时期医学学术发展状况研究、传媒视角的医疗与社会的互动研究、民国及伪满时期医学政策及医事活动研究等。研究结论:该杂志在办刊的过程中,发挥了传播医学思想、推动医学进步、完善医学制度、扩大医学交流、展示医学成果的作用。同时,由于该杂志的主办者多有日本医学教育经历,深受德日医学思想的影响,其杂志观点,也受到其他医界同仁批评。杂志迁址沈阳后,该刊成为伪满时期重要医学期刊,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一部分。
黄英华[3]（2020）在《朝鲜《医方类聚·妇人门》文献研究》文中提出《医方类聚》是朝鲜世宗大王下令编纂的一部大型综合性医学类书,于世宗二十五年（1445年,明正统十年）,由多位文官与医官共同编纂而成。该书初稿达365卷之多,校勘后初刻本为266卷,现存262卷,收方5万余首,凡950多万字。原书汇集先秦至明初的152部中国古籍及1部朝鲜医籍,是中国医学对外传播的重要成果,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及临床实用价值。《医方类聚》共设立92门,涵盖内、外、妇、儿、养生、急救等各方面内容,《妇人门》为卷206～238,占《医方类聚》全书卷数的近1/8,蕴含丰富的中医妇产科文献资料,而目前未见国内外针对该部分内容的系统研究。因此,本论文将深入探讨《医方类聚》中《妇人门》的编纂背景,分析其内容及编纂方式,将《妇人门》与现存中朝着名医籍中的妇科部分或妇科专着相比较,从而深入总结《妇人门》的学术价值。同时,还将《妇人门》主要引用医籍的文字与各书现存最佳版本的原文加以比对,以明确《妇人门》的文献价值。这一研究对于解读《医方类聚·妇人门》（以下简称《妇人门》）,发掘其未被认识的文献价值、医学内涵,探寻当时中朝医学交流情况,以及中医学对东亚医学的影响和传播状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1.《妇人门》的编纂背景《医方类聚》汇集了大量文献,它的产生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15世纪,朝鲜王朝的政治、经济、外交环境良好,为《医方类聚》成书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朝鲜医学水平的提高和印刷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医书的编纂和出版。世宗大王对塑造本民族特色文化的追求,直接推动了《医方类聚》的编纂。在中朝长期的医药交流中,朝鲜储备了大量中医典籍,为《医方类聚》编纂提供了文本来源。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医方类聚》得以成书。原书从编纂到校勘、刻印,时间长达34年,各时期的参与者文化素质较高,又有王子负责监督,初稿完成后又进行了严格的校勘,从而有效保证了原书的编撰水平和刊刻质量。《医方类聚》成书百余年后,朝日之间爆发战争,朝鲜历史上称为“壬辰之战”。1598年藏于朝鲜的唯一一部原刊本作为战利品被带回日本,收藏于仙台医工藤平助家中,其中缺10余卷,后被收于贮藏条件更好的江户医学馆。原刊本随着德川幕府的倒台,辗转多地,现藏宫内厅书陵部。1852年,熟悉相关情况的日本考证学泰斗喜多村直宽萌发了复刻原书的想法,以之为底本组织刊刻,不仅订正了原书的个别错误,尤其难得的是还辑补了已缺失的7卷,辑补后全书仅缺4卷。辑补本于日本文久元年（1861）复刻完成,故称“文久元年本”。1876年,日朝两国局势缓和,喜多村直宽将文久元年本赠与朝鲜。1965年,韩国模写文久元年本《医方类聚》重新出版。1979年,台湾将韩国模写本全文缩小影印出版。1982年,浙江省中医研究所、湖州中医院点校日本文久元年本出版,但对内容做了删改,幸而2006年重新点校时对删除内容又作了恢复。2002年,北京的中国文化研究会与九州出版社合作影印了日本文久元年本,并参考了从日本得到的朝鲜原版复制件,为后人提供了很好的底本。笔者研究所据之版本即为此本。在了解《医方类聚》整体状况的基础上,笔者考察了朝鲜及中国妇产科学发展历史,发现在《医方类聚》编纂年代,朝鲜本土的妇产科史料极少,难以探讨其对书中《妇人门》所产生的影响;根据原书中收载的中国医书状况,更应着重考证此前中国中医妇产科的发展史实。故以时代为序,考察了《医方类聚》成书前中医妇产科的历史,发现大体分为4个阶段:①远古至秦汉时期,为中医妇产科起源与理论体系初步形成的阶段;②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是中医妇产科向专科化发展的阶段;③宋代,为中医妇产科独立分科的阶段;④金元明时期,是中医妇产科进步与发展的阶段。历史考证为进一步研究分析《妇人门》内容奠定了可靠基础和研究依据。2.《妇人门》的内容解析在分析《妇人门》内容来源的过程中,笔者考察了中、朝、日多种书目及其他相关记载,发现《妇人门》的内容源于84部中国书籍及1部朝鲜医籍,其引用书籍范围很广,涉及医书8类、78部,非医书4部,无从判断类别者3部。引用医籍类别中,以方书为主,妇科专着较少,客观表明妇产科内容被集于方书之中。引用书籍以宋金元时期的医书为主,而有9部为明代书籍。成书于明代中期的《妇人门》引用同时代中国书籍的情况,充分显示出当时的朝鲜引进中国医学速度之快。经统计分析,发现《妇人门》引用85部书籍共590次;结合引用文字数量,考证出引用内容较多的5部书,依内容多少排序为:《妇人大全良方》《圣惠方》《巢氏病源》《千金方》《圣济总录》（文中书名均是《医方类聚》引用时所用。下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妇人门》引用了中国已佚医书15部,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辑佚价值。例如元·李辰拱所着妇产科专书《胎产救急方》曾被认为已经亡佚,而后来发现了该书江户医学馆藏抄本,2010年经中国中医科学院郑金生主持编纂的《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收录,笔者经过比对得知,《妇人门》所引《胎产救急方》比回归本有更高的文献版本价值,这是一个可喜的新发现。《妇人门》共33卷,分为29类,因现存版本缺卷,有实际内容者为31卷、26类。其中,产后、妊娠、调经、胎教、坐月、产难、胞衣不下等7类、22卷与妇产科相关;另有通治、诸风、诸虚、劳瘵、伤寒等综合性论述19类,约9卷,包含现代临床多科疾病,远不止妇产科疾病的范畴,这些综合性论述引自不同医籍中原归类于妇人的部分。由此表明,《医方类聚》编纂者尽可能汇集了当时所参考的各种医书中属于妇科的内容,尽管实际上并不属于妇科。《妇人门》载方众多,包括有名方剂4121首,无名方剂2268首,共计6389首,其中含食疗方剂71首。《妇人门》涵盖妇产科疾病47种,较2019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中医妇科学》记载的43种还多出4种,足见《妇人门》内容之丰富。这些珍贵的资料,至今仍有重要的文献研究价值及临床应用价值。3.《妇人门》的编纂方式笔者详尽研究了《医方类聚》的编纂方式,发现《医方类聚总目》中各门通常分2级,如下所示,其中括号中内容为笔者所加:卷之四（第1级为卷数）五藏门一（第2级为各门名称）《妇人门》在总目及分目的分类中均与其他门有所不同,总目中除上以外还增加了1 级,即将调经、通治等29类具体名称设为了第3级,如:卷之二百六（第1级为卷数）妇人门一（第2级为各门名称）调经一（第3级为具体类别名称）其他门分目多分为4级,如:五脏门四（第1级为该门的名称）圣惠方一（第2级为“论”或所引用书籍的名称）治肝虚补肝诸方（第3级为所引书籍的章节名称）补肝柏子仁散（第4级为方名）《妇人门》与其他门有所不同,分目为5级,增列调经、通治等具体类别名称,设为第2级。如:妇人门二（第1级为该门的名称）调经二（第2级为具体类别名称）《千金翼方》（第3级为“论”或所引用书籍的名称）崩中（第4级为所引书籍的章节名称）鳖甲散（第5级为方名）综合比较各门内容,笔者认为,之所以采用这种编纂方式,或许与《妇人门》卷数较多、难以检索、妇科已独立分科有一定关联。比对所引原书发现,《妇人门》各分目中第3级所引书籍的章节名称,并非完全引用自中国原书,编纂者根据需要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其特点有二:①当所引书籍原章节目录与《妇人门》各分目主旨联系不紧密时,略去原章节目录;②去掉数字等无关内容,使书写格式更为统一,由此形成了更符合《妇人门》内容及体例的新目录。《妇人门》分目中的第5级为方剂名,研究可知,所引书籍原目录中有方名者,直接引用,无方名者,则从原书中找出方名,列入目录,足见其编纂之细致而规范。《妇人门》正文分为29类,每类分“论”“方”及“禁忌”“针灸”等若干部分,每部分均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所引医籍。其中“论”是汇集相关总论、病因、病机、证候、诊断、医案等内容;“方”是该类病证相应的处方用药;继述禁忌、针灸、导引、食治中的某一类或几类。这种编纂方式,可清晰显示不同时代、不同医家的观点和不同治法,为临床应用提供了很大便利。《妇人门》中还设有附注部分,是编纂者将所引正文与其他医书相互比较之后,对不同之处所加的标注。这些附注属于引文,而非编纂者自己的评论。附注虽然只有单行大字和双行小字两种方式,但实际使用中情况复杂,其特点是引文较多时用大字,较少时则用小字;同时大字注中也会夹杂小字。这一特点的总结,对区分原书正文与注文,尤其是追溯亡佚医籍文字有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妇人门》的编纂特点鲜明,目录层级清晰,内容以理论居先,同时又重视临床实用。书中附注引文数量庞大,编纂者为判断每条引文的相似程度和优劣,进行了认真比对,这一特色在既往研究中未见有人提及。当然,笔者也发现该书编纂存在若干不足,如:附注引文起始处〇形标记时有时无,不够规范等,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尚待今后深入探讨。4.《妇人门》编纂思路之比较分析笔者将《妇人门》与多种中朝着名医籍中同类内容进行了比较,其中中国医籍选取《巢氏病源》《千金方》《圣惠方》《妇人大全良方》《圣济总录》《普济方》6种,朝鲜医籍选择《乡药集成方》《东医宝鉴》《医林撮要》3种。独创性地以目录比较为切入点。与中国6种医籍比较发现,《巢氏病源》《千金方》《圣惠方》妇人部分均占全书的10%左右,《医方类聚》继承了这一传统。《妇人门》目录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妇人大全良方》,少部分借鉴了《圣济总录》。《妇人门》在此基础上又做出调整,形成独具特色的类目设置。《妇人门》与《普济方》妇人部分疾病范围相似度很高,很可能是由于成书年代及引用文献范围接近所致。与朝鲜3种医籍比较发现,《医方类聚》以《妇人门》概括全部妇产科内容的独特编纂方式,体现出妇产科独立分科的意识,当与《乡药集成方》有关。成书晚于《医方类聚》的《医林撮要》《东医宝鉴》将妇人部分列于全书相对靠后位置的做法,以及《东医宝鉴》分目在总目基础上进一步分级的方式,很可能参考了《医方类聚》的思路。5.《妇人门》引用文献之价值分析将《妇人门》引用次数最多的4种医籍即《巢氏病源》《千金方》《圣惠方》《妇人大全良方》,分别与现存最佳版本予以逐字比对,发现《妇人门》中的《巢氏病源》所据底本脱字甚少,较日本现存影宋写本、甚至写本所据底本更佳。《妇人门》中引用的《千金方》,所据底本与现存影宋刊本不同,但也属于宋臣整理后版本,与未经宋臣整理的《孙真人千金方》差距较大。而《妇人门》所引《圣惠方》中脱字较多,所据底本与影宋抄本细微差异颇多,两版本虽非常接近,但亦有不同。《妇人门》所引《妇人大全良方》很可能是元代版本,而目前国内现存唯一元本有缺页,据《医方类聚》可为其补入,有非常高的文献学价值。研究还发现,《妇人门》选择引用某一书籍时,其具体章节的去留,遵循“择优引用、多方兼顾;唯存此书、余处皆无”的原则,在引文抉择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原书中未直接引用的内容又以附注形式保留,在文献版本学方面也有极好的参考价值。6.结论（1）《医方类聚》的成书与多种因素有关,中国医籍的顺利传入、社会医治疾病的需要、朝鲜世宗大王对塑造本民族文化的迫切愿望,直接推动了该书编纂;而其中《妇人门》的编纂则更多地接受了中国医学的影响,是对中国明代及以前医学成果的真实反映与完整传承。（2）《妇人门》大部分内容引自中国宋金元时期方书,内容以妇产科疾病为主,同时也含有大量妇人易患的其他疾病,其内容丰富,载方众多,对临床应用有非常可靠的参考价值。（3）《妇人门》目录分级非常细致,且层级分明;正文的编纂方式充分展现出不同时代、不同医家的见解,有助于读者深入认识疾病;附注用来补充医论、方名、主治、疗法、药物、煎服法、其他方剂、方见8方面的内容,作用广泛而具体。（4）对《妇人门》编纂思路影响较大的书籍,是中国医籍《妇人大全良方》《圣济总录》和朝鲜医籍《乡药集成方》,《巢氏病源》《千金方》《圣惠方》的影响较小。《妇人门》与《普济方》妇人部分疾病范围相似度很高。《妇人门》对后来的《医林撮要》及《东医宝鉴》的编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5）明代中期已有大量中国医籍传入朝鲜,《妇人门》以优良版本为底本,择优选取、合理排列不同文献的相似内容,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是中朝医学交流情况的真实体现,承载着中医学对外传播的历史。7.创新点本文选题新颖,方法创新。《医方类聚》中的《妇人门》独具特色,而目前中医学术界尚无人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笔者运用历史学、统计学、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的方法,研究《妇人门》,为医史文献研究和临床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参考。文中指出了《妇人门》编纂方法的先进性,论述了《妇人门》“附注”的重要意义。文中详细论述了《妇人门》引文的版本价值,特别是发现了《妇人门》所引《巢氏病源》《胎产救急方》的重要版本价值。
胡裕岭[4]（2020）在《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与分歧（1904-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的变革离不开科学技术革命,法律的发展亦如此。当下的中美贸易战也再次告诉我们,谁掌握了核心基础科学技术,谁就掌握了更多的经济贸易和法律规则的话语权。科学技术不仅事关经济利益、政治变革,而且事关民族兴亡、文化存续。反观中国近代法律大变革的历史,是时,既有国体衰败,列强侵扰,传统频遭质疑,政改瞬息万变,又有实业兴邦,人权浪潮,租界法权失落,西学持续涌入。1904年香港警察开始使用英国亨利制指纹分析法押印指纹,1905年,青岛巡捕局开始使用德国汉堡式指纹分析法查证犯罪嫌疑人,1918年夏全印赴上海公共租界学习亨利制指纹分析法……然而对这一时期指纹证据技术的系统性梳理尚处空白。温故而知新,述往事而思来者。考证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技术分歧、本土探索等,不仅可丰富近代法律的研究,而且可为当下司法改革挖掘本土资源。本文以指纹证据技术在中国的引入和发展为研究对象,选取1904年至1949年为研究时间段,通过一系列史料考据和问题探讨,试图厘清中国指纹证据技术的历史发展脉络,考证指纹证据技术的早期实践和应用情况,阐释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路径和发展动因,分析指纹证据技术标准的争议与分歧,反思指纹证据技术引入发展与分歧视角下的检警关系、科学技术与司法关系等问题,以求补正指纹证据技术学术史上的部分漏误,探索证据科学发展规律以及为当下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司法改革尤其是司法鉴定制度改革挖掘本土资源,提供些许镜鉴。中国为何要引入指纹证据技术这门“西学”?法制的冲突首先是文化的冲突。指纹证据技术这门西学在清末时期引入中国并非易事。帝制中国晚期,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和天朝大国之说,已让士大夫阶层陷入对传统文化的盲目自信。他们视传统制度和经验为正统,稍有抵触者即视为异端。但随着西学东渐,西学在中国不断传播,传统经验已暴露出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科学性问题。直至康熙三年“历法狱案”爆发,表面上是历法较量,实则是中学与西学的话语权之争。然而如何看待和引入较为科学的西学,同时扞卫传统政体,统治者必须为其寻得合理的文化解释。“西法中源”,西方先进的历法和数学源自中华传统文明的学说首先为这一问题的回答拾得文化自信,但很快就在逻辑上不攻自破,既没有看到科学发展的普遍性,也未能解释为何西学在当时更先进于中学。直到鸦片战争再一次将“中弱夷强”的现实问题随着炮火摆在统治者面前。“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固有政治文化传统“体”不变的前提下,采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用”的学说登上历史舞台。尽管存在洋务派的“补救”论和维新派的“会通”论等多种解释,但它一样没有回答“西学”何以领先“中学”何以落后的原因,甚至掩盖了体制上的弊病。1898年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号召“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主张“博采西学”。“西用”的范围进一步扩展。警察制度、检察官侦查机制等一系列近代刑事司法制度开始引入并建立起来,指纹证据技术自此被“名正言顺”地引入中国。在当时西方指纹证据技术何以领先于中国?中华文明或是世界上最早将手印或指纹印痕应用于证据领域的文明地区之一。从现有的中西方史料和考古发现来看,中国是最早将手印纳入证据体系的国家。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了大量民间契约中以按捺手印为凭证的方法,这些凭证往往成为案件诉讼过程中的关键证据。按捺手印为凭证,在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又称“下手书”“画指券”“画指节”“手摩”等。据文献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周代,而且在指纹纹线特征的识别与鉴定领域十分发达,曾被应用于司法个案。这种方法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领先地位,辐射影响极其深远。但中国古代对指纹的认识经验判断大于科学分析,始终未能成为一种科学,甚至存在经久失传的现象。如在清代曾有文献认为“画十字”与按捺指纹同义。直至19世纪西方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推动了人类对指纹的科学认知。指纹证据技术便在近代皮纹学、解剖学等学科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了高尔顿——亨利、武塞蒂赫等不同的指纹分类系统。指纹人各不同、终身不变的特性,使之得以应用到证据科学领域。阿根廷、印度、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纷纷将指纹正式纳入到证据体系中。受特殊的历史环境影响,指纹证据技术在中国的实践几乎与世界同步。据史料记载,至迟自1904年始,指纹证据技术在青岛、上海、香港等地区的侦查活动中得以实践。而且随着《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大陆报（The China Press）》等近代报刊报道,指纹证据技术为国人所知并逐渐在中国萌芽兴起。中国是通过何种方式引入和推广指纹证据技术的?没有证据科学支撑的法律制度难以实现其司法价值。清末民初政府虽然先后效仿日本等国家建立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但当拷讯技术逐步废除,一时间失去证据科学的支撑,司法效能极其低下,司法官员互相推诿,甚至出现派员学习西方催眠术以资审案的闹剧。从中可见当时对西学证据科学的渴望。世界指纹证据技术应用的第一人、武塞蒂赫指纹分类系统的发明者胡安·武塞蒂赫访华传学,留学生归国以及租界地区的早期实践为统治者提供了指纹证据技术这门科学。民初司法部与内务部掀起在全国范围内学习传授指纹证据技术的热潮。政府通过开办指纹传习所、讲习所,在警校办设指纹专科、开设指纹课程,派遣惠洪、夏全印等赴租界学习,派遣留学生先后赴日本、奥地利、德国、美国学习指纹证据技术等方式引入和推广指纹证据技术。同时,夏勤、伍冰壶、张元枚等个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凭借一己之力为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和发展作出了不朽贡献。经过政府、社会和个人多方面的努力,指纹证据技术短短几年在中国得以实践,并几乎与日本、英国、美国等先进国家保持相当水平,且涌现出一大批指纹专家。司法部先后颁布《办理指纹须知》《试办指纹法令》作为指导手册以将其固定、统一下来,全面推广。上海、南京、天津、汉口、北平、重庆、青岛、汉口等城市警察部门先后建立起指纹专门机构。指纹证据技术的应用取得较大成效,在各地破获多起案件。何种指纹证据技术最为适合中国国情?民国政府尤为重视指纹证据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不仅在司法领域三令五申鼓励和支持该技术的推广,而且还曾将指纹证据技术应用于身份证件识别等领域。教育部甚至通令全国各国立大学、私立大学、省教育厅酌设指纹学科。指纹证据技术的知识甚至还出现在高考试题中。然而,中央政令不行、国家内政不一的政治环境在给了各地得以分别实践世界不同指纹证据技术的同时,也给发挥指纹证据技术功能、实现跨区域犯罪侦查协作带来重大障碍。指纹证据技术不仅在各省市存在地域之差,而且同一省市的监狱部门与警察部门所应用的技术标准也是五花八门。根据1935年的史料统计,在全国19个提供指纹办理情况的警察部门中,所采用的指纹技术标准有英国亨利制、德国汉堡式、法国爱蒙培尔制、阿根廷武塞蒂赫制以及中华式等多种,而且其中亨利制也有英式和夏全印式之分;汉堡式还有德式、日式之分。通过分析不同种指纹分析的初步（基本）、二步（附属）和三步（次附属）分析方法,可以发现武塞蒂赫制最为简单,基本分析仅有四大类,但难以应对较大的指纹样本量,因而有附属分析又分十六种,难免前者过于简单,后者又过于复杂。汉堡式与亨利制指纹分类基本相同,在斗形纹的区分上有所差别。在编码技术上,武塞蒂赫制依然最为简单,但查找起来每次至少要找出五个号码,而亨利制第一步仅需确定计数或不计数即可。如果到第二步继续查找,武塞蒂赫制恐怕要找出二十五个号码,而亨利制仅四个号左右即可查出。相比之下汉堡式则也非常简单,仅需用阿拉伯数字编号即可,但本质上与亨利制并无较大差异。分析发现,中华式并没有根据中国人的指纹特点加以本土化,而是将亨利制和爱蒙培尔制加以综合,甚至存在许多错误。1933年民国政府开启了指纹证据技术标准的统一之路,发现并决定以中国人指纹之特性定立指纹技术标准。然而技术的分歧与争议远远超过了技术探讨本身。分歧的背后却是师承关系、学源背景等力量的交织角逐。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政部通令警察部门采用亨利制标准,但并未与司法部达成一致意见。至1949年,指纹证据技术标准未能实现实质统一。透过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和分歧我们可以反思哪些问题和经验教训?回顾与反思1905年至1949年指纹证据技术在中国的引入和发展,可以看出其盲目性、重复性、世界性和依赖性的发展特征。从本文第一章西学引入文化解释的局限性中亦可以分析出其对指纹证据技术引之不谓来由、发展不问现实和争议流于人事的问题影响。同时,政治需求、学科教育、职业团体以及个人作用都对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和分歧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民国指纹证据技术诸多未竟之路也给我们当下带来些许启示。如指纹鉴定标准的统一应尽早确立,且应以国人指纹特征为依据;指纹鉴定标准的确立应有司法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共同组织专家委员会开展。除此之外,在指纹证据技术推广中,如何看待学历制教育与在职培训的利弊对当今警察教育乃至其他职业教育而言也具有一定的历史镜鉴意义。短期的在职培训能够顺应技术与知识拿来主义之需,不仅见效快成本低,而且能够快速顺应社会的发展变革,但从根不上不能解决技术与知识的研发问题。然而学历教育完成了这一问题吗?似乎还值得更多地反思。透视指纹证据技术标准的分歧纷争,不仅可以窥见民国时期检警关系之变化以及侦查权力的扩张与异化,而且更可以从中探析科学和司法的关系,可以为指纹鉴定标准和采信规则的确立、证据科学与证据法学的发展以及司法改革中中国特色法治路径话语权的探索提供些思路。
郭燕[5]（2020）在《身体、医疗和性别：近代补血药品研究》文中指出19世纪中后期,西式补血药开始进入中国补血药品市场,逐渐代替原来传统的中药补血药品。在外商的带动下,看到商机的中国人也开始经营这类补血药品,人造自来血、韦廉士大医生红色补丸、红血轮、月月红、燕医生红色补丸、利凡命等众多具有补血功能的药品相继出现。虽然补血药品的实际功效有待商榷,但是民众购买和服用补血药品的热情并未因此而衰减,这一行为对近代民众的身体认知、中西医药知识以及女性生活观念的转变产生了实际的效应。首先,梳理和呈现补血药品的基本概况,对近代种类繁多的补血药品进行归类和分析,将近代补血药品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专门针对血液缺乏而导致身体虚弱病症的补充血液原质的药品;第二类为混杂营养、维他命和神经等概念却兼具补血功效的非专门补血类药品;第三类是专门针对女性的具有性别指向的补血类药品。同时,重点关注商家在推销补血药品过程中挖掘潜在消费者和拓展新消费对象时所使用的营销策略,其主要采取了利用时令机会和政治局势以顺应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利用名人效应和患者保证书以提高知名度和可信度,提出方便易行的科学实验树立产品的权威性、加强商标防伪以防范仿冒侵权的现象等策略。其次,在了解近代补血药品种类及商家营销手段的基础上,进一步从身体、医疗与性别的角度,分析补血药品体现出的时代特征和蕴含的传统因素。第一是立足于国家对个人身体的形塑,讨论近代补血药品对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作用。补血药品广告通过对近代国人身体孱弱进行表述,建构起滋补身体与国家富强之间的紧密关系。同时,在抵制外货、倡导国货的运动中,成功的将爱国主义思想植入其中。第二是从表述补血药品功效的文字中可以发现,其中不乏将传统中医名词同西方医学思想相结合的现象,展现出对传统知识的重新创造。而国人对这种既区别于传统,又不同于西方的具有鲜明特色的补血药品持或是追捧,或是批判,或是持观望的态度。第三是关注近代补血药品与女性生活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对女性健康观念的塑造和对传统生育文化的延续与改变。补血药品传达出健康可以通过后天调理获得,从而形塑了当时女性的健康观念,使她们认为健康是一种美、健康是幸福的、健康是一种时尚,进而激发女性群体追求健康生活方式的主动性以及购买和服用补血药品的欲望。除此之外,倡导育龄妇女服用补血药品来备孕助产以及诞育健康的下一代的行为,一方面使传宗接代的理念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将这种原本属于家庭之中的责任上升到国家层面,在一定程度上反而阻碍了女性身体的解放。通过这三个角度的阐述和分析,不仅能够呈现出补血药品本身的历史,同时也展示出补血药品在改变中国人对疾病分类和生命体验的文化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说,补血药品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畅销,不仅是药商营销策略的成功,而且是近代社会与传统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胡小京[6]（2019）在《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清末民初,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出版机构——广学会,该会于1912年4月,为启迪女性新知,专门针对社会中上层受过教育的家庭女性及女学生群体创办了《女铎》杂志。在基于基督教指导原则之下,该刊重点围绕女性的家政事务管理、儿童教养、婚恋、教育、职业、自身权益及社会服务等相关问题,给予女性全方位的引导和帮助。《女铎》发行近四十年,是与时代互相适应和选择的产物,其选载文章时而保守、时而偏激、时而激进、时而反复,对女性角色定位在情感上错综复杂,恰恰真实地呈现了这一时期女性角色建构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在刊行基调上,《女铎》对女性角色的定位选择了一条温和而保守的“新”路线,试图在培养家庭新式“贤妻良母”与社会新女性之间达到一种有序过渡和平衡,这种平衡是近代中国转型中传统与现代融合的一种体现。虽然在近四十年的发刊中,《女铎》始终将重心落足于家庭,但其在女性家庭角色、社会角色的引导、规训及处理这二者平衡之间的努力和尝试,推动了家政科学化及社会现代化进程。因此,本文拟通过对《女铎》文本的解读,以“女性角色”为连接点,探究民国时期社会历史变迁与报刊媒介之间建立的密切关系,充分阐释女性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功能性内涵和时代性特征,并对二种角色的平衡进行理论分析。在研究女性角色建构的历程中,不仅可以透视出民国时期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期待与定位,也从中显露出以知识女性群体为代表的,来自女性自身的自省和自言,凸显了女性角色从被动受男性社会精英倡导到女性自身主动诉求的历史性转变。
许天虎[7]（2019）在《传播学视角下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的“降噪”研究 ——以《黄帝内经·素问》的9个英译本对比分析为例》文中指出近年来,随着我国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的增加以及世界各国人民健康理念的转变,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正受到越来越多外国民众的关注。中医药文化深深扎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是独具中国文化特色而同时具有巨大应用价值的宝贵文化遗产。翻译本身是一种跨文化传播,因此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离不开翻译。从信息论和传播学的角度看,传播中的信号（或讯息）会受到外界各种干扰的影响,要想提高传播效率,就要努力去消除这些干扰,即“降噪”。本文以传播学中的“降噪”为研究视角,以传播学中施拉姆的“经验场”观点和阐释学中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为研究切入点,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研究了中医药文化英译中如何降低读者阅读难度和消除误解即翻译“降噪”的问题。本文选取了《黄帝内经·素问》的9个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充分考虑到了译本的翻译年代、读者对象、翻译风格与策略等各方面的因素,确保了研究对象比较的有效性。在文本分析中,笔者从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的跨文化传播性、学科专业性和翻译准确性等角度进行了条分缕析,为中医药文化的外宣翻译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本论文在中医药文本的英译研究中实现了两方面的突破:一是突破了以往仅从语言学视角研究文字处理问题或仅从宏观战略视角对中医药文化问题进行探讨,而是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入手全面探讨“降噪”策略,以期为今后的翻译实践提供思路,为中医翻译研究拓宽视野;二是以“经验场”和“视域融合”度为衡量标准,不再拘囿于笼统的“归化”和“异化”探讨,以更加客观、全面的案例向读者呈现各译者的“降噪”策略与不足,为中医翻译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在我国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如何让译文以更加“亲近”读者的方式准确阐释中医药文化已成为摆在我国翻译工作者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愿笔者的拙作能为该领域的未来研究工作提供些许有益的思路。
卫恒先[8]（2019）在《民国上海雕塑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课题以民国时期活跃在上海地区的雕塑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一手资料的挖掘整理,系统的考察民国上海雕塑家的社会活动、艺术实践和创作观念,以点带面的反映中国早期现代雕塑的发展历程。阐述特定的城市商业环境、文化语境和时代背景对于雕塑家的深刻影响。救亡和启蒙是20世纪早期中国的时代主题,五四运动以来,从“科技救国”到“文化救国”意识转型催生了中国学子对于西方艺术领域的关注,他们对于西方雕塑的学习也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考察了上海的文化背景和城市建设背景对于现代雕塑产生的有利条件,以及西学东渐浪潮下早期上海雕塑家的出现及学习情况。第二部分以社会学的视角还原历史的现场,微观考察雕塑家们留洋归国后,如何在上海的都市背景和文化语境下进行自我经营、从事雕塑展览活动和教学活动的,以及这些艺术活动的公众评价和社会效应。第三部分考察上海雕塑家多重艺术实践的以及他们对于艺术语言、风格的自觉追求。民国上海文化中既具有最时尚和最具活力的元素,也有最传统和最经典的元素,这两种元素在艺术家的实践中是并存的,他们多数都接受过“新”“旧”之学,在面对“中”和“西”两种语汇时往往能应对自如,这不仅体现在艺术形式上的“分”,也体现在雕塑观念上的“合”。同时,他们将雕塑作为自我表达的媒介,在雕塑创作中强调个人风格,通过不同艺术语言和形式来诠释个人化的、特定的艺术观念。第四部分考察在民国社会和时代巨变下,雕塑家们对于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的诠释与解读,他们在公共空间中的建造的领袖和英雄形象,借鉴西方雕塑的形式和构图,塑造出符合中国时代特征的大写的“人”,将民族意志融入到公共空间中,从而促进民族公共意识的觉醒,激励全民族的爱国热情。第五部分考察民国雕塑家的历史贡献与当代意义。在民国的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雕塑家们都有着浓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的艺术活动与“美育救国”的思潮是相联系的,在他们的作品中也有深刻的人文主义关怀。可以说民国上海雕塑家们是中国现代雕塑的拓荒者、美育的传播者、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的雕塑作品成为城市独特的公共记忆和历史记忆,它们提升了城市的精神内涵,为城市注入了灵魂。文章的最后探讨民国时期雕塑家的艺术创作对于当今雕塑创作的启示,笔者认为雕塑民族化是一个变化的概念,不同的历程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民族化应与时代内涵相联系。同时认为雕塑应该表现人文精神,对于人性的表现、对于情感的表现是雕塑创作恒常的主题,当代雕塑在面对不同时代和不同经历的对象时,依然会迸发出新的活力。
韩厚明[9]（2018）在《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文中研究指明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江陵张家山M247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简,其中包含大量汉初法律文书,这是继睡虎地秦简之後法律简牍的又一重大发现。经过初步清理之後,这批竹简包括《历谱》、《二年律令》、《奏谳书》、《脉书》、《算数书》、《盖庐》、《引书》、《遣册》八种,共1200余枚竹简。《历谱》共18枚竹简,记录时代爲汉高祖四年（前203年）至吕后二年（前186年）後九月,其中简二记录有“新降爲汉”四字,是汉王朝创立过程中的真实写照。《二年律令》共540枚竹简,是汉初吕后二年的律令摘抄,共有汉律27种、《津关令》1种,这是汉代成体系法律简牍的首次发现,弥补了汉代法律史研究资料不足的遗憾。《奏谳书》共228枚竹简,内容爲秦及汉高祖时期奏谳文书摘录,保留了奏谳文书的基本格式,对研究秦及汉初司法审判制度有重要意义。《脉书》共66枚竹简,以病候及阴阳十一脉经、脉法等爲主要内容,大部分见於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比後者保存更完好。《算数书》共190枚竹简,是实用算题合集,内容形式与传世数学文献《九章算术》类似,比後者时代早二百余年。《盖庐》共55枚竹简,以申胥（伍子胥）与盖庐（吴王阖闾）的对话爲文本形式,具有浓厚的兵阴阳色彩。《引书》共112枚竹简,是首次发现成篇的汉代导引术文献,可与马王堆《导引图》相参照。《遣册》共41枚竹简,爲随葬物品清单,其中记录有书一笥,正与出土竹简相合。值得一提的是,墓葬还出土鸠杖一枚,这说明墓主人年事已高。张家山M247号汉墓自发掘至今已有34年,全部竹简释文公布於2001年,迄今已有16年,因其竹简内容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论文总计上千篇,着作数十部,相关研究纷繁复杂,因此有必要对以往研究历史进行综合梳理,同时结合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竹简文本进行重新校勘,对疑难词汇进行辨析考证,这也是本论文的写作目的所在。本论文共分上下两编,上编有三个章节。第一章绪论,介绍M247号汉墓的发掘情况,墓葬的形制及随葬物品,墓主身份,论述出土竹简的主要内容及其释文公布情况,以及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意义。重点内容是对张家山汉简各部分的研究综述,以期把握既往学界的研究概况。第二章张家山汉简释文校注,这部分以《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修订本）》、《二年律令与奏谳书》所刊布的释文爲底本,吸收学界对竹简文本的校勘成果,参照整理者原图版及红外綫图版,对张家山汉简释文进行再校勘,对重点难点词汇进行校注,以疏通文意。第三章相关问题研究,包括《二年律令》编联整理与研究、重点词汇研究梳理与考证,如“颇”、“毋害”、“出入罪人”、“完刑”、“行钱”、“以上、以下”。下编主要内容是字词集释和参考文献。字词集释首先列举字词条目,其次选取有代表性的辞例1-5条,最後以时间爲序摘录学者研究成果,对其中需要补充及辨析的词条以按语形式说明。最後是本论文的参考文献。
李曌华[10]（2017）在《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古汉语向近代汉语发展的过渡时期,是汉语词汇发展的重要时期。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是隋唐五代时期两种重要的历史文献,其语言特点有同有异。通过对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的比较,旨在揭示两种不同性质材料医学词汇上的异同。其相同的部分,可以呈现隋唐五代断代医学词汇的部分面貌;其不同的部分,可以反映两种材料医学词汇上存在的具体差异,而这种共时的差异往往又可以折射出某些历时的变化。方法围绕比较两种材料医学词汇异同这一核心,本文在进行共时比较的同时也结合历时的比较;在定性分析的同时,也注重定量的统计说明;在立足材料本身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关注其他材料的外证功能;在大量描写异同事实的基础上,也对一些变化的事实试图作出解释。由於医学词汇既涉及医学领域,又涉及语言学领域,既有汉语词汇的一般特点,又有其专业的特殊性,因此本文还注重综合运用语言学、文献学与中医学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结果比较的结果是:从语言特点上看,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都反映了中古、近代汉语交替时期的语言面貌,其中所使用的词汇十分丰富,这些词汇都是在历时的继承、借用和共时的融合过程中形成的,既有承继前代文献的内容,又有新的发展。同时,佛教词汇、医学词汇和普通词汇之间还有一些相互渗透的情况。但是,佛经音义的口语化程度高於隋唐五代医书,佛经音义收载的词汇有些是对汉语固有词汇的借用和创新,有些则具有一定的临时性,其词汇系统的稳定性低於隋唐五代医书。从词汇的使用上看,隋唐五代医书中使用了不少佛教术语、佛教词汇,收载了大量外来方药和部分外来病证观念,而佛经音义中同样收载了许多医学词汇,并对这些词汇进行释义和说解,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这些词汇的历史面貌。从文字的使用上看,俗字通行是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中存在的共同现象,文字的社会性与隋唐五代开化的社会风气使得俗字在社会不同阶层中都能得到使用。但是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中俗字出现的具体情况仍有区别,前者较为单一,後者包容并蓄,前者受到正统的约束始终多於後者。受时代的影响和历史的局限,佛经音义编撰者有区分正俗的文化认同和强烈愿望,而隋唐五代医书的编撰者对俗字则普遍持接纳的态度。从字形的发展演变上看,佛经音义收载的多种字形和对字形的说解是字形演变研究重要的参考资料,而隋唐五代医书在一定程度上又为这种研究提供了文献例证。从词义的发展演变上看,佛经音义及其所释佛经加速了汉语词汇复音化的发展,其对汉语固有词汇的仿造和改造、及对固有词素的重组造成大量新词新义的产生,且在新词新义的使用方面,汉译佛经及佛经音义往往比包括隋唐五代医书在内的同期中土文献要快。而佛经音义对讹误字和不同词形的收载有助於那些词形发生变化的医学词汇的溯源和考察,有助於解决隋唐五代医书中一些疑难字词。结论首先,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的语言特点有同有异。其相同的部分是中古汉语向近代汉语过渡时期语言面貌的体现,可以充分展现隋唐五代时期词汇的部分特点和规律,有助於这一时期相关词汇的共时研究;其不同的部分与各自文献性质、文献来源、编撰者水平和原始文献时代的差异有关,可以反映其中某些词汇形、音、义等方面的变化,有助於这一时期相关词汇的历时研究。其次,隋唐五代医书受到佛教影响十分明显,既有直接套用的佛教术语、佛教词汇,又有通过佛教傅播而进入中土的外来方药、外来病证觐念的化用,此外还有受佛教医学影响导致的医学词汇内涵的变化,很可能还有佛经翻译和傅抄过程中产生的俗字。而佛教医学对我国傅统医药知识的吸收也在佛经音义中得到集中体现,其既有对我国傅统医学词汇的直接借用,又有对医学词汇进行仿造、改造和重组的内容。而这两者的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了医学词汇词义的发展演变。再次,佛经音义中医学词汇的释义与隋唐五代医书中医学词汇的实际用例,有助於了解隋唐五代医学词汇的文字使用情况和俗字观念,有助於医学词汇字形演变轨迹的勾勒和同形字现象的分析,有助於医学词汇名实和名义的考察,有助於医学词汇词义发展演变情况的描写。而辞书释义与文献用例的彼此结合,以及资料的丰富性与时代性相辅相成,既呈现了隋唐五代医学词汇的部分面貌,又能繋联古今,考察整个汉语医学词汇系统及其文字系统。此外,在对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进行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还探讨了同形字、异体字、声符示源、汉字的表意功能、词义演变动因等问题,为相关理论研究提供一些文献语言材料和参考意见。
二、《肝脏》杂志2004年第9卷作者索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肝脏》杂志2004年第9卷作者索引（论文提纲范文）
（1）高、低脂营养条件下北极狐肝脏的转录组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词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北极狐脂肪营养研究进展 |
| 1.1.1 饲料中脂肪的作用 |
| 1.1.2 饲料中脂肪的来源 |
| 1.1.3 北极狐脂肪需要量 |
| 1.2 肝脏脂肪代谢研究进展 |
| 1.2.1 脂肪代谢过程 |
| 1.2.2 脂肪酸 |
| 1.3 lncRNA研究进展 |
| 1.3.1 lncRNA的特征与分类 |
| 1.3.2 lncRNA的功能 |
| 1.3.3 lncRNA在肝脏中的研究进展 |
| 1.4 转录组研究现状 |
| 1.5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第二章 材料与方法 |
| 2.1 材料 |
| 2.1.1 实验动物与饲养管理 |
| 2.1.2 主要试剂 |
| 2.1.3 主要仪器设备 |
| 2.1.4 主要软件 |
| 2.1.5 主要网站与数据库 |
| 2.2 方法 |
| 2.2.1 石蜡切片制作及染色 |
| 2.2.2 组织样品的采集与保存 |
| 2.2.3 RNA的提取与质量检验 |
| 2.2.4 RNA-seq测序文库构建 |
| 2.2.5 测序数据质量评估 |
| 2.2.6 测序数据过滤 |
| 2.2.7 测序数据的比对及拼装 |
| 2.2.8 基因表达水平的计算 |
| 2.2.9 lncRNA筛选与鉴定 |
| 2.2.10 差异表达分析 |
| 2.2.11 富集分析 |
| 2.2.12 lncRNA潜在靶基因的预测 |
| 2.2.13 实时荧光定量PCR |
| 第三章 结果 |
| 3.1 日粮中不同脂肪添加量对北极狐肝脏组织形态的影响 |
| 3.1.1 新鲜组织观察结果 |
| 3.1.2 石蜡切片观察结果 |
| 3.2 转录组测序结果分析 |
| 3.2.1 测序数据的质控与比对 |
| 3.2.2 样品聚类分析 |
| 3.2.3 mRNA差异表达分析 |
| 3.2.4 差异mRNA的 GO与 KEGG分析 |
| 3.2.5 lncRNA的筛选及鉴定 |
| 3.2.6 lncRNA转录本的特征 |
| 3.2.7 lncRNA差异表达分析 |
| 3.2.8 lncRNA的 cis调控分析 |
| 3.2.9 lncRNA的 trans调控分析 |
| 3.2.10 定量验证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脂肪添加量对北极狐肝脏组织的影响 |
| 4.2 差异表达蛋白编码基因对北极狐脂肪代谢的影响 |
| 4.3 lncRNA对北极狐脂肪代谢的影响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2）民国时期《民国医学杂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部分 绪论 |
| 1.背景与意义 |
| 2.文献综述 |
| 3.论文的主要内容 |
| 4.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二部分 《民国医学杂志》创办及发展历程 |
| 1.民国时期的医学发展状况 |
| 1.1 近代医学知识的传播 |
| 1.2 医学杂志的兴起 |
| 2.杂志创办及发展 |
| 2.1 《民国医学杂志》的创办 |
| 2.2 《民国医学杂志》的发展 |
| 3.杂志特点 |
| 3.1 《民国医学杂志》形态 |
| 3.2 《民国医学杂志》主要栏目 |
| 3.3 《民国医学杂志》征稿与稿酬 |
| 4.创办人与编辑队伍 |
| 4.1 侯毓汶及其团队 |
| 4.2 阎德润及其团队 |
| 5.影响与作用 |
| 5.1 医学研究成果的专业化呈现 |
| 5.2 医学界消息的传播平台 |
| 6.小结 |
| 第三部分 民国时期医学学术发展状况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分析 |
| 1.《民国医学杂志》刊载学术论文概况 |
| 2.《民国医学杂志》刊载医学学术论文分析 |
| 2.1 基础医学 |
| 2.2 临床医学 |
| 2.3 公共卫生与防疫 |
| 2.4 中医学 |
| 3.主要作者 |
| 3.1 侯宗濂 |
| 3.2 金宝善 |
| 3.3 石增荣 |
| 3.4 刘曜曦 |
| 3.5 冈西为人 |
| 3.6 周颂声 |
| 4.小结 |
| 第四部分 传媒视角的医疗与社会的互动研究:基于杂志广告的分析 |
| 1.《民国医学杂志》广告概述 |
| 1.1 《民国医学杂志》广告刊登价格 |
| 1.2 《民国医学杂志》广告类型 |
| 2.《民国医学杂志》医药广告与社会文化 |
| 2.1 补药广告与医疗观念 |
| 2.2 西药入侵与文化融合 |
| 2.3 常见疾病与社会环境 |
| 3.小结 |
| 第五部分 民国伪满时期医学政策及医事活动研究:基于医学消息的分析 |
| 1.《民国医学杂志》刊载消息类型 |
| 2.民国时期医学教育状况研究——以北京医专学潮事件为例 |
| 3.民国伪满时期医学学术团体研究——以奉天医学会为例 |
| 4.民国伪满时期医学政策研究——以医师考试令为例 |
| 5.小结 |
| 第六部分 结语 |
| 本文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个人简介 |
（3）朝鲜《医方类聚·妇人门》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1. 《医方类聚·妇人门》的编纂背景 |
| 1.1 朝鲜医书《医方类聚》概况 |
| 1.1.1 《医方类聚》的成书背景 |
| 1.1.2 《医方类聚》的编纂与流传 |
| 1.1.3 《医方类聚》的内容 |
| 1.2 《医方类聚·妇人门》的学术渊源 |
| 1.2.1 中医妇产科的起源 |
| 1.2.2 中医妇产科向专科化发展 |
| 1.2.3 中医妇产科的独立分科 |
| 1.2.4 中医妇产科的进步与发展 |
| 1.3 小结 |
| 2. 《医方类聚·妇人门》的内容解析 |
| 2.1 《医方类聚·妇人门》的内容来源 |
| 2.1.1 《医方类聚·妇人门》引书来源 |
| 2.1.2 《医方类聚·妇人门》引书次数统计 |
| 2.1.3 《医方类聚·妇人门》所引佚书 |
| 2.1.4 《医方类聚·妇人门》引书特点 |
| 2.2 《医方类聚·妇人门》的内容分析 |
| 2.2.1 《医方类聚·妇人门》总体内容构成 |
| 2.2.2 《医方类聚·妇人门》各部分内容构成 |
| 2.3 小结 |
| 3. 《医方类聚·妇人门》的编纂方式 |
| 3.1 《医方类聚·妇人门》的目录构成特色 |
| 3.1.1 《医方类聚》全书的目录构成 |
| 3.1.2 《医方类聚·妇人门》的目录构成 |
| 3.2 《医方类聚·妇人门》正文的编纂 |
| 3.2.1 《医方类聚·妇人门》“论”的编纂方式 |
| 3.2.2 《医方类聚·妇人门》“方”的编纂方式 |
| 3.2.3 《医方类聚·妇人门》其他疗法的编纂方式 |
| 3.3 《医方类聚·妇人门》附注的编纂 |
| 3.3.1 《医方类聚·妇人门》附注的编纂方式 |
| 3.3.2 《医方类聚·妇人门》附注的作用 |
| 3.4 《医方类聚·妇人门》的编纂特点 |
| 3.4.1 纲举目张,思维清晰 |
| 3.4.2 理论先行,勿轻实用 |
| 3.4.3 附注引文,精心编排 |
| 3.4.4 标识有缺,白璧微瑕 |
| 3.5 小结 |
| 4. 《医方类聚·妇人门》编纂思路之比较分析 |
| 4.1 与中国诸种着名医籍之比较 |
| 4.1.1 与《巢氏病源》妇人部分之比较 |
| 4.1.2 与《千金方》妇人方之比较 |
| 4.1.3 与《圣惠方》妇人部分之比较 |
| 4.1.4 与《圣济总录》妇人部分之比较 |
| 4.1.5 与《妇人大全良方》之比较 |
| 4.1.6 与《普济方》妇人部分之比较 |
| 4.2 与朝鲜诸种着名医籍之比较 |
| 4.2.1 与《乡药集成方·妇人科》之比较 |
| 4.2.2 与《医林撮要》妇人部分之比较 |
| 4.2.3 与《东医宝鉴·妇人》之比较 |
| 4.3 《医方类聚·妇人门》编纂的独特之处 |
| 4.3.1 分纲列目,结构清晰 |
| 4.3.2 博采众长,独辟蹊径 |
| 4.3.3 保存原目,别出心裁 |
| 4.4 小结 |
| 5. 《医方类聚·妇人门》引用文献之价值探讨 |
| 5.1 《医方类聚·妇人门》所引《巢氏病源》 |
| 5.1.1 引用《巢氏病源》概况 |
| 5.1.2 所引《巢氏病源》与影宋写本的比较 |
| 5.2 《医方类聚·妇人门》所引《千金方》 |
| 5.2.1 引用《千金方》概况 |
| 5.2.2 所引《千金方》与影宋刊本的比较 |
| 5.3 《医方类聚·妇人门》所引《圣惠方》 |
| 5.3.1 引用《圣惠方》概况 |
| 5.3.2 所引《圣惠方》与影宋抄本的比较 |
| 5.4 《医方类聚·妇人门》所引《妇人大全良方》 |
| 5.4.1 引用《妇人大全良方》概况 |
| 5.4.2 所引《妇人大全良方》与元本的比较 |
| 5.5 《医方类聚·妇人门》文献引用的规律 |
| 5.5.1 择优引用,多方兼顾 |
| 5.5.2 唯存此书,余处皆无 |
| 5.6 《医方类聚·妇人门》文献引用的特色 |
| 5.6.1 据实引录,引用规范 |
| 5.6.2 依据体例,略有调整 |
| 5.6.3 引文量大,利于辑佚 |
| 5.6.4 底本精善,可供校勘 |
| 5.7 小结 |
| 6. 结论 |
| 7. 创新点 |
| 8. 参考文献 |
| 9. 致谢 |
| 10. 附录 |
| 11.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4）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与分歧（1904-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对象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价值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共识: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解释与基础 |
| 第一节 指纹证据技术引入的文化解释 |
| 一、西法中源 |
| 二、中体西用 |
| 三、博采西学 |
| 第二节 指纹证据技术引入的制度准备 |
| 一、警察制度建立 |
| 二、检察官侦查权的创设 |
| 三、刑事证据制度的法律探索 |
| 第三节 指纹证据技术传播的教育基础 |
| 一、留学制度 |
| 二、警察学校与司法传习所 |
| 三、翻译学术着作、创办警务杂志 |
| 第二章 萌芽:指纹证据技术的滥觞与早期实践 |
| 第一节 中华文明或最早将手印纳入证据体系 |
| 一、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指纹印痕的文明地区之一 |
| 二、中华文明最早将手印纳入证据体系 |
| 三、中国古代手印证据应用的特征与局限 |
| 第二节 指纹证据技术的科学发展起源于西方 |
| 一、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的科学基础 |
| 二、指纹证据技术的诞生与应用 |
| 第三节 西方指纹证据技术的传入与实践 |
| 一、近代报刊的报道 |
| 二、租界等地的实践 |
| 第三章 发展:指纹证据技术的学习与应用考据 |
| 第一节 指纹证据技术的曲折前页 |
| 一、拷讯技术的存废之争 |
| 二、学习催眠术 |
| 第二节 指纹证据技术的传播途径 |
| 一、发明者亲授 |
| 二、官方办学 |
| 三、遣员学租界 |
| 四、派遣留学生 |
| 五、国内与国际交流 |
| 六、个人研究传播 |
| 第三节 指纹证据技术的实践情况 |
| 一、司法行政部门 |
| 二、警察部门 |
| 三、刑事案例考察 |
| 四、指纹证据技术实践的问题 |
| 第四章 分歧:指纹证据技术的标准之争 |
| 第一节 争议基础——各地实践差异 |
| 一、标准不同实践受阻 |
| 二、各地实践统计情况 |
| 第二节 争议焦点——技术标准之差 |
| 一、亨利制指纹分析法 |
| 二、武塞蒂赫制指纹分析法 |
| 三、汉堡式指纹分析法 |
| 四、爱蒙培尔制指纹分析法 |
| 五、中华式指纹分析法 |
| 六、几种分析方法的评述 |
| 第三节 争议背后——学说派系之争 |
| 一、师承关系与学源背景 |
| 二、人事关系 |
| 三、着说情况 |
| 四、地域差异 |
| 第四节 指纹证据技术统一之努力 |
| 一、技术标准的选择 |
| 二、技术统一计划 |
| 三、形式上的仓促统一 |
| 第五章 反思:指纹证据技术的发展镜鉴 |
| 第一节 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的特征与启示 |
| 一、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特点 |
| 二、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的问题与文化因素 |
| 三、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的其它因素 |
| 四、民国指纹证据技术发展的启示 |
| 第二节 指纹证据技术的传承与培育方式 |
| 一、学术研究规范对技术传承的影响 |
| 二、技术培育方式的问题 |
| 第三节 指纹证据技术视野下的检警关系 |
| 一、检警指纹证据技术的并行发展 |
| 二、技术分歧下侦查权的扩张与异化 |
| 第四节 指纹证据技术视野下的科学与司法关系 |
| 一、证据科学于司法的价值 |
| 二、证据科学于司法的局限性 |
| 三、司法于证据科学的采信 |
| 参考文献 |
| 译名索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身体、医疗和性别：近代补血药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近代以来的补血药品 |
| 一、专门补血类药品 |
| 二、非专门补血类药品 |
| 三、女性专用补血药品 |
| 第二章 补血药品的营销策略 |
| 一、时令机会 |
| 二、名人效应和患者保证 |
| 三、“科学”实验 |
| 四、品牌意识 |
| 第三章 补血药品与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 |
| 一、国人虚弱身体的想象与表述 |
| 二、“强国强种”的政治宣传 |
| 三、民族情怀与国家意识的表达 |
| 第四章 补血药品与近代补血知识的转型 |
| 一、补血药品的在地化表述 |
| 二、国人对近代补血药品的态度 |
| (一) 中医对近代补血药品的态度 |
| (二) 时人对近代补血药品的态度 |
| 第五章 补血药品与女性生活观念的改变 |
| 一、对女性健康观念的塑造 |
| 二、生育文化的延续与改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近代女性角色研究 |
| (二) 近代女性报刊研究 |
| (三) 《女铎》杂志研究 |
| (四) 近代基督教女刊研究 |
| 四、概念的界定 |
| (一) 《女铎》 |
| (二) 女性角色 |
| 五、研究理论和创新点 |
| (一) 研究理论 |
| (二)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女铎》杂志 |
| 一、合力兴办,顺势而为 |
| (一) 依托宗教平台 |
| (二) 借助上海地势 |
| 二、主办得力,女性合聚 |
| (一) 主编 |
| (二) 撰写人员 |
| (三) 读者 |
| 三、编排精良,取材适宜 |
| (一) 编辑要旨 |
| (二) 栏目内容 |
| 四、宣传有方,名声远播 |
| (一) 布道征文 |
| (二) 编读互动 |
| 第二章 女性家庭角色的重塑 |
| 一、树立科学的家政生活理念 |
| (一) 衣食住的科学搭配 |
| (二) 家庭常见疾病的防治 |
| (三) 家政经济能力的培养 |
| 二、培养新型的育儿观念 |
| (一) 优生优育的筹划准备 |
| (二) 幼童饮食的科学哺育 |
| (三) 幼童卫生保健的推广 |
| 三、注重科学的家庭教育 |
| (一) 严于律己的母教典范 |
| (二) 遵从规律的育儿策略 |
| (三) 自幼规范的礼仪教育 |
| (四) 教导得法的金钱观念 |
| (五) 科学引导下的性教育 |
| 四、建立新型的内外关系 |
| (一) 夫妻关系 |
| (二) 亲子关系 |
| (三) 婆媳关系 |
| (四) 主仆关系 |
| (五) 新式社交 |
| 第三章 女性社会角色的新构 |
| 一、谋求女性教育的发展 |
| (一) 倡导女学的时代背景 |
| (二) 重视女学教育的教会力量 |
| (三) 强调女学教育的多渠道推广 |
| 二、培养自食其力的经济能力 |
| (一) 近代女性职业的溯源 |
| (二) 女性经济自立的倡导 |
| (三) 女性职业教育的推广 |
| (四) 育儿后顾之忧的应对 |
| 三、倡导因时而易的参政立场 |
| (一) 创刊之初的保守规避 |
| (二) 时代呼吁下的主动诉求 |
| 四、推动社会角色的外延 |
| (一) 启迪女性社会服务意识 |
| (二) 倡办女性特色的服务团体 |
| 第四章 《女铎》视域下女性角色的平衡 |
| 一、两性角色关系之平衡 |
| (一) 男女两性之有别 |
| (二) 男女两性之平等 |
| 二、中西文化融合之平衡 |
| (一) 家庭角色的固守与微变 |
| (二) 社会角色的渐变与生成 |
| 三、主办与时局之平衡 |
| (一) 宗教与世俗兼顾 |
| (二) 角色引导与重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一) 附表1 1912-1948年《女铎》“家政”专栏文章统计表 |
| (二) 附表2 1936-1950年《女铎》其他专栏家政文章统计表 |
| (三) 附表3《女铎》定价变更表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7）传播学视角下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的“降噪”研究 ——以《黄帝内经·素问》的9个英译本对比分析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中医药文化英译的研究背景 |
| 1.1.1 时代背景 |
| 1.1.2 政策背景 |
| 1.2 研究理论与方法 |
| 1.2.1 研究理论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的历史与现状 |
| 2.1 概念的界定 |
| 2.1.1 “中医药” |
| 2.1.2 “中医药文化” |
| 2.1.3 “降噪” |
| 2.2 中医药文化英译史简述 |
| 2.2.1 17—18世纪：中医英文译介的起步阶段 |
| 2.2.2 19世纪：传教士中医英文译介的发展阶段 |
| 2.2.3 20世纪初—文革前：中国译者开始参与译介的阶段 |
| 2.2.4 文革—80年代末：中医译者广泛参与及中医翻译理论初探阶段 |
| 2.2.5 90年代初—今：理论争鸣阶段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医药文化英译“噪音”源及“降噪”策略研究 |
| 3.1 传播学中的“降噪”理论 |
| 3.1.1 传播学发展概述 |
| 3.1.2 “噪音”概念的跨学科演化 |
| 3.2 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与“降噪” |
| 3.2.1 宏观“噪音”源 |
| 3.2.2 宏观“降噪”策略 |
| 3.2.3 微观“噪音”源 |
| 3.2.4 微观“降噪”策略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黄帝内经·素问》9译本的英译“降噪”策略对比 |
| 4.1 《素问》英译现状简述 |
| 4.1.1 20世纪70年代以前 |
| 4.1.2 20世纪70年代以后 |
| 4.2 各译者翻译“降噪”策略分析 |
| 4.2.1 伊尔扎·威斯的“以介为主,贴近读者” |
| 4.2.2 文树德的“保留文化元素,遍列各家观点” |
| 4.2.3 李照国的“译古如古,求同存异” |
| 4.2.4 罗希文的“简化医理,面向大众” |
| 4.2.5 吴氏父子的“注重医理阐释” |
| 4.2.6 倪懋兴的“大胆增删,为我所用” |
| 4.2.7 吕聪明的“尊重传统,适度阐释” |
| 4.2.8 朱明的“通俗阐释,精简内容” |
| 4.2.9 杨明山的“保留古体风格,注重结构对应” |
| 4.3 各译本“降噪”策略的综合对比分析 |
| 4.3.1 增译—充分运用文本的阐释功能 |
| 4.3.2 省译和改译—避免译文产生理解“噪音” |
| 4.3.3 考证—中医文本准确翻译的重要手段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 |
| 5.1 本研究的内容总结 |
| 5.1.1 翻译的本质 |
| 5.1.2 可译性问题 |
| 5.1.3 如何译的问题—“降噪”与“视域融合” |
| 5.1.4 文本分析所得结论 |
| 5.2 创新、局限与展望 |
| 5.2.1 创新 |
| 5.2.2 局限 |
| 5.2.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8）民国上海雕塑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三、研究内容与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前期相关文献 |
| 六、创新点 |
| 第一章 上海雕塑家的出现背景 |
| 1.1 上海都市背景 |
| 1.1.1 大上海的商业背景 |
| 1.1.2 作为文化和艺术中心的上海 |
| 1.1.3 上海的都市建设与公共雕塑 |
| 1.2 “西学东渐”与早期雕塑的开展 |
| 1.2.1 传教活动及对于早期雕塑的影响 |
| 1.2.2 救亡图存与留学运动 |
| 1.3 上海雕塑家的国外求学背景 |
| 1.3.1 在法国巴黎美术学院的求学 |
| 1.3.2 法国自由画室的雕塑学习 |
| 1.3.3 张充仁在比利的雕塑学习 |
| 1.3.4 日本雕塑背景及留日雕塑家的学习 |
| 第二章 现实境遇——雕塑家在上海的活动 |
| 2.1 商业活动 |
| 2.1.1 艰难生存与谋求业务 |
| 2.1.2 商业经营 |
| 2.2 人际活动 |
| 2.2.1 江小鹣的朋友圈 |
| 2.2.2 其他雕塑家的人际交往 |
| 2.3 展览活动 |
| 2.3.1 雕塑展览的开创(1925-1929 年) |
| 2.3.2 雕塑展览的发展(1930-1936 年) |
| 2.3.3 雕塑展览的衰落(1937 以后) |
| 2.4 教学活动 |
| 2.4.1 在美术学校的雕塑教学 |
| 2.4.2 在社团和画室的雕塑教学 |
| 第三章 上海雕塑家的个人创作与自我追求 |
| 3.1 李金发雕塑中的“诗歌意象” |
| 3.2 江小鹣“通变中西”的多种艺术实践 |
| 3.2.1 江小鹣作品的现代艺术形态 |
| 3.2.2 传统文化对于江小鹣艺术的影响 |
| 3.2.3 江小鹣雕塑的“西体中魂” |
| 3.3 滕白也艺术中的“东方表现主义” |
| 3.4 岳仑、张澄江雕塑的折衷风格 |
| 3.5 张充仁雕塑的“罗丹风格” |
| 3.6 其他雕塑家关于“民族风格”的探索 |
| 3.6.1 张辰伯 |
| 3.6.2 万籁鸣 |
| 3.6.3 严德晖 |
| 3.6.4 滑田友 |
| 3.7 女性雕塑家的自我关照 |
| 第四章 塑造时代形象 |
| 4.1 “国父”形象的塑造 |
| 4.1.1 民国早期公共空间的孙中山像 |
| 4.1.2 上海市府总理铜像及影响 |
| 4.1.3 南京新街口总理铜像 |
| 4.2 革命英烈的塑造 |
| 4.2.1 骑马像 |
| 4.2.2 立像 |
| 4.3 抗战形象的塑造 |
| 4.4 民众肖像的塑造 |
| 第五章 民国上海雕塑家的价值 |
| 5.1 社会价值 |
| 5.1.1 促进美育的传播,凸显社会责任 |
| 5.1.2 作品中的人文主义思想 |
| 5.2 历史价值 |
| 5.2.1 雕塑事业的拓荒者 |
| 5.2.2 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
| 5.2.3 公共雕塑提升了城市的精神内涵和时代内涵 |
| 5.2.4 上海雕塑家的艺术活动丰富了“海派”文化的内涵 |
| 5.3 当代启示 |
| 5.3.1 雕塑创作要有人文关怀 |
| 5.3.2 雕塑创作要体现民族个性 |
| 5.3.3 雕塑创作要反映时代精神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民国上海雕塑家活动年表 |
| 二、民国时期三次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参展作品名录 |
| 三、民国上海雕塑家着述、译介文献名录 |
|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专着、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上编 |
| 第一章 张家山M247号汉墓的发掘及竹简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张家山M247号汉墓的发掘及墓主身份 |
| 第二节 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的公布与研究 |
| 一、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发布前的研究状况 |
| 二、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及图版公布 |
| 三、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与意义 |
| 第三节 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研究综述 |
| 一、《二年律令》研究综述 |
| 二、《奏谳书》研究综述 |
| 三、《脉书》研究综述 |
| 四、《算数书》研究综述 |
| 五、《盖庐》研究综述 |
| 六、《引书》研究综述 |
| 七、《遣册》研究综述 |
| 第二章 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校注 |
| 第一节 历谱 |
| 第二节 二年律令 |
| 第三节 奏谳书 |
| 第四节 脉书 |
| 第五节 算数书 |
| 第六节 盖庐 |
| 第七节 引书 |
| 第八节 遣策 |
| 第三章 相关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二年律令》编联探讨 |
| 第二节 汉代副词“颇”浅论 |
| 第三节 “毋害”词义辨析 |
| 第四节 “出入罪人”释义及相关问题探讨 |
| 第五节 完刑的再认识 |
| 第六节 “行钱”本义考 |
| 第七节 秦汉户赋缴纳对象分析 |
| 下编 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10）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第一部分 文献综述 |
| 综述一 隋唐五代医书语言研究综述 |
| 参考文献 |
| 综述二 佛经音义研究综述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比较研究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引论 |
| 1 研究背景 |
| 2 选题缘由 |
| 3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比较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材料与方法 |
| 1 研究材料 |
| 2 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及价值 |
| 1 研究内容 |
| 2 研究价值 |
| 第四节 研究特点及创新点 |
| 第二章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的语言特点 |
| 第一节 隋唐五代医书的语言特点 |
| 1 词汇特点 |
| 2 其它语言特点 |
| 第二节 佛经音义的语言特点 |
| 1 词汇特点 |
| 2 文字特点 |
| 第三节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语言特点之异同比较 |
| 1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语言的共同特点 |
| 2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语言的差异 |
| 3 造成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语言差巽的原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之比较——共时研究 |
| 第一节 隋唐五代医书中的佛教影响——以医学词汇为中心 |
| 1 隋唐五代医书中的佛教用语 |
| 2 隋唐五代医书对外来医药知识的吸收与发展 |
| 第二节 佛经音义中的我国传统医药知识 |
| 1 佛经音义对我国传统病证观念的收载 |
| 2 佛经音义中涉及的我国医药书籍 |
| 3 佛经音义对我国本土药物和药用觐念的收载 |
| 第三节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中的时行俗字 |
| 1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中的时行俗字 |
| 2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中的俗字现象分析 |
| 第四节 佛经音义与医学词汇释义 |
| 1 佛经音义的引文及释文与医学词汇释义 |
| 2 佛经音义所涉及的相关佛经原文与医学词汇释义 |
| 3 佛经音义词目与医学词汇释义 |
| 4 佛经音义非医学词汇与医学词汇释义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的历时考察 |
| 第一节 医学词汇中同形字的关系类型及理论探讨 |
| 1 同形字概述 |
| 2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中同形字的关系类型 |
| 3 关於同形字的几点思考 |
| 第二节 医学词汇字形演变轨迹的勾勒与解释 |
| 1 医学词汇字形演变轨迹的勾勒 |
| 2 关於医学词汇字形演变的几点思考 |
| 第三节 医学词汇溯源与名义分析 |
| 1 医学词汇溯源与名义分析 |
| 2 基於佛经医学词汇与医书医学词汇的几点思考 |
| 第四节 医学词汇历时演变的描写与解释 |
| 1 词义的历时演变与转移 |
| 2 词义演变的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徵引文献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个人简历 |
四、《肝脏》杂志2004年第9卷作者索引（论文参考文献）
- [1]高、低脂营养条件下北极狐肝脏的转录组学分析[D]. 赵子雅.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2021(08)
- [2]民国时期《民国医学杂志》研究[D]. 郭薇薇. 长春中医药大学, 2021(01)
- [3]朝鲜《医方类聚·妇人门》文献研究[D]. 黄英华.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0(04)
- [4]指纹证据技术的引入、发展与分歧（1904-1949）[D]. 胡裕岭.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5]身体、医疗和性别：近代补血药品研究[D]. 郭燕. 山东大学, 2020(01)
- [6]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D]. 胡小京. 河北师范大学, 2019(01)
- [7]传播学视角下中医药文化外宣翻译的“降噪”研究 ——以《黄帝内经·素问》的9个英译本对比分析为例[D]. 许天虎.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8]民国上海雕塑家研究[D]. 卫恒先. 上海大学, 2019(02)
- [9]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D]. 韩厚明. 吉林大学, 2018(12)
- [10]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比较研究[D]. 李曌华.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