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An Overall Re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n the Third Quarter of 2004（论文文献综述）
郭向东[1]（2021）在《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及波动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它不仅关系粮食安全问题,也关系到广大农民的民生问题,还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在全球经济放缓并受疫情冲击影响这一大背景下,在“十三五”收关、“十四五”开局的关键时期,在中国经济处于“新常态”面临新的诸多挑战的情况下,研究农业经济发展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关联关系,及如何有效平衡推进农业现代化与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的关联性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为研究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内在影响与作用机制,以中国农产品价格、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及宏观经济运行的相关数据为样本,运用VAR、非线性MS（M）-AR（p）、非线性MS（M）-VAR（p）等模型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及宏观经济的运行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测度。研究发现:中国农、林、牧、渔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波动率时间序列都呈现出显着的长期记忆性特征。农、林、牧、渔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时间序列对其不确定性的冲击反应较为显着,但是,农、林、牧、渔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不确定性对其价格指数的冲击反应都较为微弱。农产品价格指数在四种滞后阶数具体情况下,可以在方向和程度两个维度影响宏观经济增长。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对GDP增长率时间序列的冲击响应维持在正向水平;方差分解表明中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时间序列对GDP增长率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往往较小。中国农产品的生产价格指数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在四种滞阶数具体情况下,也对中国GDP增长率周期成分时间序列的影响作用在方向和程度两个维度上产生影响。方差分解发现中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对我国GDP增长率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很大。中国GDP增长率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对中国种植业、畜牧业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往往较小,而对中国林业、渔业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较大。对中国农业经济以及宏观经济的增长周期路径研究表明,中国农业经济较难由“低速增长区制”向中高速增长区制转移,由“中速增长区制”攀升至“快速增长区制”的转移概率相对较高,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可以充分发挥资本及技术优势。当中国农业经济步入“中速增长区制”与“快速增长区制”后也不易发生大幅下降,即具有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中国农业经济处于各区制时维持概率均较高,处于“低速增长区制”的可能性最大,处于“中速增长区制”的可能性最小,处于“快速增长区制”的可能性居中,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需通过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促进快速发展。中国农业总产值和中国GDP增长路径并不完全同步,农、林、牧、渔四部门经济的增长路径也各不相同。中国农业经济处于各区制的维持概率均较高;而转移概率都相对较低,因此中国农业经济具有一定的惰性特征,不易改变所处的增长状态,农业经济发展需要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而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成功步入高速增长状态,会倾向于维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但一旦落入低速增长状态,将面对十分严峻的经济复苏挑战。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时变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当“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低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当“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快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而当“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中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却具有微弱的负相关关系。“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中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微弱负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最小,持续性最弱,而“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低速增长区制”或“快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显着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更大,持续性更强。当“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低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当“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中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同样具有正相关关系,这一点与“农业与经济”系统中的结果不同;而当“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高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高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最强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最小、持续性最弱,而“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中低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更大、持续性更强。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如下:（1）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农产品价格时间序列和农产品价格波动率时间序列都具有长记忆性特征,这一研究成果丰富完善了相关学术体系。（2）本文关于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中,以农、林、牧、渔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作为样本,排除既往研究仅选取个别种类农产品作为研究样本的局限性,补强了既往研究,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具有一定的创新性。（3）本文使用马尔可夫转移模型将中国农业经济及宏观经济的增长周期路径区分为低速、中速和高速三种区制,并计算了不同区制间的转移概率、平均持续期和具体转移时间,以此分析判断中国农业经济和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创新性。（4）本文将研究金融问题的研究思路引入到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使用MS（M）-VAR（p）模型分析了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处于不同运行状态和不同波动状态中的关联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5）本文使用前述方法研究所得的结论,即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处于三中不同运行状态及三种不同波动状态中的关联作用,丰富和完善了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内在影响与作用的学术体系。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政策的制定者在实施农产品价格调控时应首先考虑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性,避免价格不确定性的增加而增加社会成本,减损社会福利;同时由于农产品价格的长记忆性特征,实施价格调控时要考虑政策的周期性和有效性。第二、由于农产品价格水平能够影响宏观经济增长,而且农产品价格周期成分对宏观经济增长周期成分影响较大,政府应关注并监测“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等农产品价格非正常波动情况,采取有效措施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避免影响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第三、由于农业经济的弱质性特征及农业政策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强烈相关性,中国政府应当继续实施2004年以来的农业扶持政策,特别加强除渔业以外的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的支持力度。第四、由于农业经济发展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及其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强烈正相关关系,政府应强化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意识,特别是农业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亚于出口贸易的这一重要意识,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一方面可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解决中国特有的“三农问题”;另一方面为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增加新的推动力,解决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驱动力问题。本文包括图66幅,表46个,参考文献328篇。
姚峰[2]（2021）在《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评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如何评价和考量国际战略的成败是战略研究的一大重点问题,也是研究难点所在。一般来说,判断国际战略的成败有很多标准。本文认为,战略成功与否是以能否实现战略目标为标准。那么,如何评估和考量战略目标的实现程度和进展情况是战略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战略管理过程中众多环节里的重要一环。本文综合国际战略学和管理学有关理论和研究方法,从战略管理角度切入,建立国际战略评估的基本分析框架,并围绕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评估实践进行深入剖析。本文以战略管理为核心,把战略规划、战略实施、战略评估有机结合起来,并对战略目标、战略资源、战略手段、战略绩效等元素进行综合分析,确定具体实用并可操作衡量的战略评估工具,对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成效开展评估。第一章是本文理论部分,明确把国际战略评估作为战略执行层面,提出基于战略的绩效评估方法,并构建了“战略——绩效”评估模式。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评估主要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部门整体战略层面的评估,第二层次是围绕国际战略开展所实施的具体项目评估。第二章介绍第一层次国务院整体战略评估,按照“战略——绩效”评估模式,从美国国务院战略规划入手,确定国务院国际战略各层级战略目标,并将战略目标转为绩效目标,对绩效目标开展绩效评估以确定战略目标实现情况。第三章是介绍第二层次具体项目评估,项目评估是部门整体战略评估的基础和关键,从项目设计和绩效管理两个方面来规划和实施项目管理基本流程,并对项目评估主要类型和有关做法进行全面分析。在前两章分析国际战略评估具体做法基础上,第四章重点分析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评估的法律体系、制度保障、机制运行等内容,并充分运用评估产生的结果。第五章以美国对外援助作为案例研究对象,进行全面梳理分析,并检验“战略——绩效”评估模式实际效用,认为开展战略评估对美国对外援助战略具有积极作用和深刻影响。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评估已形成一整套成熟完善且行之有效的基于战略的评估机制、制度和做法,取得了良好成效。当然,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评估也存在不足和面临挑战,在学习借鉴其评估做法基础上,不断推进我国国际战略评估研究和实践,进而为中国国际战略发展作出贡献。
田野[3]（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王毅[4]（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研究表明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陈建宇[5]（2020）在《中国政府债券市场发展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政府举债融资是现代经济发展一项常用的政策手段之一。发行政府债券作为政府举债融资最为主要的实现途径,为现代市场经济各国政府所普遍采用。在金融市场上,政府债券的持续发行必然形成一定的市场规模。政府债券市场规模的不断积累对经济增长形成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但因客观上存在着潜在的经济增长率等因素的限制,政府债券的市场规模经过持续累积,一旦超过经济增长的潜在需求之后,则不可避免会产生一定的规模不经济问题;在政府债券发行之后,政府债券在二级市场上的流通状况亦需引起高度关注,这就延伸出政府债券的市场流动性问题。政府债券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资产,因其拥有良好的市场流动性而能够促进储蓄向投资的顺畅转化,故市场流动性愈益成为成熟发达的债券市场最为重要的标志之一。国际上发达国家成熟的债券市场发展经验显示,良好的债券市场流动性能够在宏观层面发挥政府经济调节功能,进而实现一定的宏观政策目标;在微观层面能够发挥市场所特有的资源配置优化功能,进而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投融资需求。而政府债券的市场流动性不仅涉及到金融市场基础设施、金融市场运行规则、金融市场容量以及金融市场交易对象及交易行为等市场问题,还与政府债券发行的源头管理有着密切的联系。为此,对政府债券市场的发展而言,政府债券市场规模在总量上的适度、结构上的合理,政府债券的市场流动性与实际经济增长和潜在经济增长的适应度、政府债券市场规模和流动性的经济效应,以及规模和流动性二者之间的协调匹配问题均至关重要。本文从市场规模和流动性入手,研究政府债券市场发展的宏观经济效应问题。本文研究涉及政府债券的发行和市场流通、政府债券的财政功能和金融功能等系列问题,还关乎到政府债券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良性发展以及二者的协调运作等市场基础问题;研究政府债券的市场规模和市场流动性对宏观经济运行的效应影响,不仅需要研究政府债券市场规模和市场流动性二者各自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还需要研究其市场规模和市场流动性二者之间产生的相互效应以及互动协调等深层次问题。2008年发源于美国次贷问题、随后快速在国际范围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随后全面引爆的欧洲国家政府主权债务危机,对全球各国政府债务管理问题敲响了警钟,也给各国政府在开展举债融资背景下,加强和改善政府债券的市场规模和流动性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与此同时,在此轮世界性大规模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试图分别启动财政政策的再度扩张,以及货币政策的更大规模宽松刺激经济运行,以期摆脱危机阴影,再一次推动政府债务规模的新一轮快速扩张。此轮更大规模的政府债券扩张在对低迷的经济增长以一定支撑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包括政府债券市场在内的债券市场和整个金融市场带来更大的泡沫积累和风险隐患集聚。2018年底,全球范围内各国债务的总规模冲到244万亿美元的新高。据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预测,2019年全球债务总规模或将创下逾255万亿美元的纪录高位,是全球年度经济产值的三倍多,全球债务杠杆空前高企,债务压力也达到空前严重的峰值水平。中国的政府债券市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相伴相随,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发挥了支持和推动作用。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规模开始超过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券,其中2018年地方政府债券在政府债券发行规模中占比达到57.66%的历史高位。为此,本文立足政府债券的市场规模和市场流动性视角,研究政府债券市场发展的宏观经济效应问题,兼具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意义。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关于政府债务与政府债券等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回顾分类与总结述评。文献中对政府债券市场规模及其经济效应问题研究较多,但对于政府债券市场流动性问题的研究偏少,且存在较大局限,有少量研究尝试开展政府债券市场流动性的测度和比较,但对于政府债券市场流动性的宏观经济效应方面的研究尚属薄弱。因此,本文立足于政府债券市场规模和市场流动性的双重视角,研究政府债券的宏观经济效应问题。本文的主要研究思路是:通过文献回顾和相关理论准备,对政府债券市场规模和市场流动性的概念及中国政府债券市场发展的现状进行厘清和回顾,并提出研究假设,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融入政府债券市场规模和市场流动性元素的新IS-LM模型,尝试从理论源头视角研究政府债券的市场规模及市场流动性的效应问题;进一步,构建一个多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为我国政府债券市场规模和市场流动性效应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数据模拟;然后通过构建TVP-SV-VAR模型,从时变参数视角,分别对政府债券、金融杠杆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政府债券、债务杠杆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开展动态研究;最后,在对国际27个样本国家（地区）政府债券市场规模和市场流动性效应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为本文的研究结论提供国际视角的经验印证。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政府债券市场规模的扩张总体上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2）政府债券市场规模的扩张容易推动金融杠杆的提升;（3）政府债券市场流动性的增强总体上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4）政府债券市场流动性的过度增强容易引发金融风险的积聚;（5）政府债券市场规模和市场流动性的良性互动有利于政府债券发行和流通的协调运作。本文研究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1）政府债券的市场规模要与宏观经济运行基本面基本匹配,总体市场规模的基本适度和期限结构上的优化同样重要;（2）政府债券的市场流动性管理既要注重市场规则的改进完善,也要注重市场投资者基础的拓展;（3）政府债券市场规模和市场流动性的匹配和良性互动应引起足够重视,要进一步深化拓展政府债券市场发展;（4）政府债券在市场规模上的扩张不仅要适应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即以潜在的经济增长为准绳,还需关注通货膨胀发展态势;（5）政府经济调节中须注重各类政策措施的协调配合,当前须实施好逆周期调节的各项相关政策措施,保持市场流动性的合理充裕,支持政府债券市场健康发展和良性运作。
毕振豫[6]（2020）在《中国金融周期的测度、传导机制及货币政策调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研究框架基本没有考虑金融因素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不过,随着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的不断深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逐渐意识到,金融因素在经济体系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深入分析其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就无法深刻理解宏观经济的运行规律。在这一背景下,金融周期这一概念应运而生。金融周期的核心内涵在于金融体系的周期性波动,这种波动并不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状态,而是繁荣与萧条交替出现的常态,其根本驱动力在于融资约束与风险认知之间的相互强化,而这也正是防范金融危机传染和爆发的关键所在。由于金融体系的周期性波动是各个金融子类周期叠加的结果,这也对测度和分析金融周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鉴于此,本文深入分析了中国金融周期运行的特征事实、金融周期影响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以及纳入金融周期的规则型货币政策。具体而言,本篇论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为绪论和文献综述。其中第一章绪论阐述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同时对金融周期的理论背景和现实内涵进行了介绍,从而引出本文的研究主题。第二章文献综述首先对本文研究金融周期的内涵进行解析,从而在后续的研究过程中能够做到有的放矢。随后,第二章系统性地梳理了将金融因素纳入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演化过程。同时,由于本文后续选取信贷、宏观杠杆率以及房地产价格衡量中国金融周期影响实体经济的作用机制。因此,第二章此后也按照这三个维度展开,分别对金融周期三个构成指标与实体经济关联机制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回顾。最后,就政策调控层面而言,第二章围绕货币政策这条主线对相关文献展开论述。第二部分至第四部分为本篇论文的实证章节。其中第二部分,即第三章的主要工作是测度中国的金融周期,并考察其和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关系,从而从整体上把握中国金融周期的运行特征。第三章选取了信贷、房地产价格以及宏观杠杆率三个指标,利用转折点法和带通滤波法合成了中国的金融周期。随后依托时变参数模型,利用溢出指数法考察了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动态依存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中国金融周期的运行呈现出“长扩张、短收缩”的形态,且扩张阶段波动幅度明显强于收缩阶段。而就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动态关联而言,金融周期对经济周期的溢出效应显着强于经济周期对金融周期的溢出效应。即金融周期主要是溢出效应的发送者,而非溢出效应的接收者。同时,金融周期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效果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其对经济周期的溢出效应显示出了显着的时变特征。在辨析金融周期的内涵并对其进行合理的刻画之后,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金融周期是如何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由此本文进入第三部分,第三部分为金融周期传导机制的分析专题,该部分的主要意图在于探寻金融周期作用于实体经济的具体渠道,从而更加深入理解金融周期和实体经济的关联关系。由于本文选取信贷、房地产价格以及宏观杠杆率合成中国金融周期,因此后文也按照这三个维度展开对问题进行研究。其中,第四章构建了一个包含多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将信贷摩擦以道德风险的形式引入研究框架,并利用方差分解分析以及反事实模拟等技术详细考察了信贷摩擦对经济周期产生的影响以及我国经济周期的驱动因素。结果发现,信贷渠道是金融周期影响实体经济的重要途径。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道德风险等市场不完美的存在,信贷摩擦在经济周期运行中起到了放大器的作用,从而导致“小冲击、大波动”这一经济后果。其次,反事实模拟显示,外生冲击驱动经济周期的具体机制存在显着的阶段性特征。在宏观经济运行的不同阶段,经济周期的主导驱动因素也会发生变化。最后,资本质量冲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周期,无论是“软扩张”时期、“次贷危机及后危机”时期还是“新常态”时期,资本质量冲击都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近年来我国杠杆率水平不断攀升,“去杠杆”成为了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去杠杆”与“稳增长”之间是否存在两难也成为了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论的焦点。第五章在非线性的视角下,以面板平滑迁移模型为技术基础,利用跨国面板数据验证了金融周期作用于宏观经济的杠杆率渠道,检验了杠杆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门限效应”,并对相关理论的适用性进行了考察。综合第六章的实证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首先,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宏观杠杆率不仅在绝对水平上处于较高位置,同时其较快的增长速度也引人担忧。其次,宏观杠杆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依存关系并非是静态的线性关系,伴随着宏观杠杆率的变动,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也会不断变迁。具体而言,当杠杆率水平在门限值以下时,随着杠杆率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也会不断加快。而当债务融资规模增大,宏观杠杆率跨过门限值之后,便会打破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并对宏观经济产生负向影响。回溯过往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危机,房地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往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第六章在区制转移的视角下,通过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逐步深入地研究了金融周期影响实体经济的房地产价格渠道以及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住房价格与实体经济之间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在房地产市场与信贷周期运行的不同阶段,房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发生明显的结构性变化。只有当货币供给量和房价处于平稳发展状态时,房地产价格上涨才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而就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调控效果而言,数量型以及价格型两种货币政策工具并不存在明显的政策无效区间,其均能够有效调控房地产价格,二者在不同的区制下也能够形成有效互补。既然金融体系在实体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那么,将金融因素纳入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的框架就成为了货币当局自然的选择。本文第四部分,即第七章将关注点放在政策调控。第七章在动态的视角下,考察了纳入金融周期的规则型货币政策。研究结果表明,中央银行在调整名义利率时的确对金融周期有所关注,相比于传统泰勒规则,纳入金融周期的泰勒规则中通胀系数与产出缺口系数均有显着改善,其能够更好地拟合中央银行的实际政策操作。随后,为了进一步考察货币当局对名义利率调整的动态变化特征,第七章通过包含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拓展的时变参数泰勒规则进行了再估计。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在整体上能够有效调控金融周期。同时,随着经济周期和金融形势的更迭,中央银行也会不断动态调整其政策目标。其中,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调控不存在明显的惰性区域,控制通胀始终是中央银行工作的重心。其次,中央银行存在规避经济收缩的偏好,在经济下行时期其对货币政策的调整会向产出缺口倾斜。最后,为了抑制金融机构的过度风险承担,货币当局在本次金融危机之后显着增强了对于金融周期的关注。
魏阙[7]（2020）在《我国通货膨胀预期的动态特征与管理》文中研究表明自2008年席卷全球的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进入下行区间,增速明显放缓,很多隐藏在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结构性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我国经济在经历了2008-2011年宏观调控目标在“反通胀”和“保增长”之间几次的轮换之后,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调整经济发展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维持物价稳定、防控结构性风险等成为了新时期的核心目标,并从2011年起进入了总体稳健,适时预微调的新一轮货币政策周期。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受制于调控手段和调控目标,总体稳健的货币政策不会因通货膨胀压力而做出方向上的调整,只能通过“微调”的方式化解通货膨胀系统性风险。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泛滥使得通货膨胀压力不断累积,成为近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之一。在当前形势下,寻找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足够有效的通货膨胀管理工具的需求迫在眉睫。许多国家的经济运行经验表明,通过管理通货膨胀预期间接管理通货膨胀是一种可行且有效的方案。与“客观”存在的通货膨胀指标不同,通货膨胀预期指标是经济参与者对未来通货膨胀变化的“主观”判断。因此,通货膨胀预期既会受到公众主观心理特征的影响,又会受到客观经济形势的影响。作为通货膨胀的先行指标,通货膨胀预期与通货膨胀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对通货膨胀预期的监测将有助于提前预警通货膨胀可能出现的异常波动,从而有利于提前采取应对措施减少潜在的通货膨胀风险。我国目前对于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的重视不够,仍未建立起国的通货膨胀预期统计、监测、管理体系,这也就导致了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经验严重不足,通货膨胀预期一直难以得以有效管理。而且,国外的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经验无法匹配我国公众的心理特质,不能直接用于指导我国实践。这就导致一方面,我国对于通过有效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稳定通货膨胀的需求日益迫切;另一方面,我国对于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的理论基础和实际经验都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审视新常态下我国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目标、管理工具和管理效果,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探索通货膨胀预期的动态特征和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为将来进一步建设通货膨胀预期管理体系提供理论基础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主要通过以下六个方面研究我国通货膨胀预期的动态特征以及通货膨胀预期管理问题。首先,文章系统地介绍了通货膨胀预期形成机制、动态特征和管理的相关理论基础,并在理论综述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简要回顾了一些国家在测度通货膨胀预期方面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虽然不能完全适用于我国国情,但可以为我国通货膨胀预期管理体系的建立提供一定的参考。其次,基于方差分解、频谱分析、VAR模型、EMD分析等方法对通货膨胀预期周期性规律开展了研究,研究在通货膨胀预期周期驱动要素识别、成分分解的理论研究和模型分析上取得一定的进展。研究结果表明,通货膨胀预期呈现较为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周期分为长周期和短周期,长周期为12.5季度,短周期为4季度;城镇居民通货膨胀预期受到食品价格变动的影响最大,受家用电器、住宅价格变动的影响最小;通货膨胀预期、食品烟酒价格、衣着价格、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和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且通货膨胀预期对于价格因素变动的响应各不相同。其中,食品烟酒类价格对于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最为明显,因此,对食品烟酒类价格的监测和管控将有助于管理通货膨胀预期;除价格因素外,部分非价格因素呈现出与通货膨胀预期相似的周期性特点。在短期和长期均与通货膨胀预期一致的指标主要是外汇储备和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接下来,基于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建立了空间杜宾模型（SDM）对我国省级通货膨胀预期在空间上的溢出效应进行的考察结果表明:综合前瞻和后顾定价因素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省级层面上也是适用的,各省通货膨胀与历史通货膨胀、产出缺口、通货膨胀预期之间呈现出显着的正向相关关系。可见,我国各省通货膨胀的形成存在显着的空间相关性,各省均存在通货膨胀预期向通货膨胀的自我实现的特征,且通货膨胀并非仅受本省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还会受到地理或经济上相邻或相近省份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也就是说,一省通货膨胀预期升高将会影响本省及周边省份的通货膨胀水平。无论在长期上还是在短期上,通货膨胀预期、产出缺口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溢出效应均显着为正,说明这些要素都对通货膨胀产生了稳定、正向的影响,且这些要素对外省的影响要大于对本省的影响。随后,基于我国省级通货膨胀预期面板数据对区域通货膨胀预期与经济发展之间门限效应的分析结果表明:在我国省级层面经济运行中,通货膨胀预期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重门限效应的非线性关联。通货膨胀预期大于0.56%且小于1.41%时,通货膨胀预期变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最为明显。而且,当通货膨胀预期处于1.29%和1.42%之间时,通货膨胀预期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到达峰值。从门限效应分析结果和各省通货膨胀预期数据的分布来看,我国七成以上的省份可以通过适当提高通货膨胀预期促进经济发展,将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目标设置在1.4%左右是合理的。之后,除了更加清楚地认识通货膨胀预期的动态特征以外,选择有效的经济政策工具、制定可行的经济政策目标、施行针对性的经济政策从而有效管理通货膨胀预期也是研究目标之一。通过建立TVP-SV-VAR模型检验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时变性特征,分析结果表明:除价格型货币政策、政府购买型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预期的管理效果时变性较弱外,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对通货膨胀预期的调控效果呈现随时间逐渐减弱的趋势。总体来说,近年来宏观调控政策对通货膨胀预期的调控作用有所降低。在货币政策工具中,无论是从效果的可控性来看,还是从效果的稳定性来看,价格型政策工具更适合于调控通货膨胀预期;在财政政策工具中,政府购买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不确定性强,可控性差。相比较而言,转移支付更适用于通货膨胀预期的调控。最后,基于DSGE和MS-VAR模型分析了央行关于通货膨胀预期目标的沟通对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央行沟通可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有效影响公众通货膨胀预期,作用效果稳定且影响可控。央行沟通与通货膨胀预期之间的关联是双向的,央行会根据公众通货膨胀预期调整沟通内容,以实现稳定通货膨胀预期的效果。与无央行沟通的通货膨胀预期管理体系相比,包含央行沟通的通货膨胀预期管理可以缓释货币政策冲击带来的波动性,同时还可以减少噪声信息对通货膨胀预期、对通货膨胀的瞬时影响。总的来说,央行沟通是一种很好的通货膨胀预期管理工具。另外,非官方信息、虚假信息、无关信息等“噪声”信息对于通货膨胀预期的瞬时影响效果要大于央行沟通,如果不能降低市场上无关噪声的冲击,央行沟通对于通货膨胀预期的管理效果就会被削弱甚至抵消。
张瑜[8]（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研究表明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丁尚宇[9]（2020）在《银行情绪、信贷供给与经济周期》文中研究指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市场情绪和预期管理成为世界各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促进经济复苏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向。近年来,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不断推进,金融市场实现多元化发展。然而,间接融资仍然是中国实体经济资金来源的主要途径。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银行金融创新方式与工具愈加复杂,信贷供给规模迅速扩张,为银行情绪冲击信贷体系和经济稳定提供了作用空间。因此加强银行情绪的监测与疏导,防范银行有限理性造成的负面影响,不仅可以有效遏制银行部门大规模风险累积和暴露,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向实体经济的负外部溢出,同时有助于实现银行信贷资金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本文在综述银行情绪测度方法、影响因素以及银行情绪驱动信贷供给和经济周期作用机制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构造银行情绪经由信贷供给渠道冲击宏观经济的理论动态模型;随后合成中国的银行情绪指数,检验其形成机理,并对中国银行体系情绪影响经济周期的信贷供给传导机制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加强银行情绪监测,防范和化解银行情绪波动负面影响的具体政策建议。具体而言,本文构造一国经济体内银行情绪影响经济周期的信贷供给传导机制的理论模型,模拟分析了银行情绪在羊群效应作用下调整信贷决策,引发信贷供给和经济产出不稳定的动态过程。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以《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结果为原始数据构建中国银行体系情绪指数,对该指数的周期波动和区制转换特征进行分析。随后利用该指数分析我国银行情绪的形成机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和混频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货币政策、经济景气水平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情绪的影响进行检验。此外,本文分别运用动态-静态同步性方法、交叉谱分析方法、反事实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门限向量自回归模型,从银行情绪影响信贷供给、银行情绪波动的信贷中介传导机制和异质性银行情绪作用下波动传导机制特征三个方面,对我国银行情绪、信贷供给与经济周期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全面深入研究了中国银行体系情绪的形成机理和对信贷供给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为加强银行情绪监管,防范银行情绪波动风险,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以及丰富宏观审慎管理工具提供经验支持。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为:（1）一国经济体内银行情绪波动和信贷决策过程遵循羊群效应,会引起和放大信贷供给量的收缩与扩张,驱动经济周期波动,是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来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存在会导致上述波动传递机制被进一步放大。（2）本文构造的银行情绪指数具有明显区制转化特点,符合情绪乐观和悲观转化的本质特征,是较为适合反映中国银行部门情绪的代理指标。（3）经济景气情况、货币政策变化是银行情绪形成理性判断的基础信息来源,银行主观心理因素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用下对上述信息进行加工,最终形成有限理性银行情绪。具体而言,经济景气水平能够对银行情绪产生正向影响。货币政策变动对银行情绪具有逆周期调节效应,但数量型货币政策效果地发挥存在较长滞后性,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银行情绪的影响更加明显和迅速,而且银行情绪并不仅仅是货币政策变化的简单“传达器”,不同银行情绪状态会对货币政策传递渠道产生干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情绪存在反向波动关系,而且银行情绪越悲观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状态越敏感。（4）银行情绪波动明显领先于表内外信贷供给波动,是其前瞻性指标。银行受到严格监管和逆周期调控,在表内业务范围内以履行监管下的信贷供给和流动性创造职能为主。而在表外业务中,银行情绪较为充分的转化为根据自身意愿和预期的信贷决策,从而引发监管外的信贷波动。此外,银行情绪变化会在短期影响银行信贷决策行为,同时银行情绪长期变化也受到表内信贷监管指标引导和约束。（5）银行情绪能够通过影子银行信贷供给渠道对宏观经济形成显着冲击效应,而银行情绪对表内信贷供给的影响并未显着通过该渠道传递给宏观经济,说明我国银行情绪在监管薄弱领域具有释放空间,因而其存在性和负面影响不容忽视。缺乏监管的信贷波动具有天然的顺周期性,在银行情绪的驱动下成为金融体系风险的重要来源。（6）银行情绪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具有显着非对称性。与乐观情绪状态相比,悲观银行情绪抑制了实际冲击的影响,放大了表内外信贷供给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并导致经济不稳定性持续更长时间;与理性状态相比,在有限理性状态下,影子银行贷款冲击、实际冲击和银行情绪冲击所引起的经济周期波动更大,持续期更长。银行乐观和悲观情绪状态影响逆周期政策调控效果;限理性状态下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机制被彻底打破。本文依据中国银行部门情绪数据,分析了银行情绪以信贷供给为中介对经济周期的波动传递效应,检验了异质性银行情绪作用下的波动传递特征。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加强货币政策调控和前瞻性引导、加强银行体系监管、规范银行从业人员行为和进一步完善银行家调查制度四个方面提出具体政策建议。以期多措并举,减少信贷周期波动中银行情绪的作用,控制和消减情绪的负面影响,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
徐枫潇[10]（2020）在《利益与身份的张力：“黄金时代”的英国对华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利益优先”,长期以来都是英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关切。自二战结束起,英国在对华交往中也始终奉行这一原则。伴随着中国的崛起,英国日益看重同中国的伙伴关系并着力扩大和深化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往来,2015年10月,习近平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以此开启中英“黄金时代”的繁荣景象,政治互动达到新高点。2018年,特蕾莎·梅访华时更是盛赞英中关系的“黄金时代”,并表示看好双方经贸关系潜力。然而,合作关系中难掩分歧,英国在对华政策中除了利益考量之外,其身份的考量也占据重要组成部分。在以经济利益为代表的国家利益追求和以西方大国为典型的国家身份方面,常导致在对华交往中出现“政经两张皮”的表现,即:既想获得最大程度的经济利益,又不愿放弃西方大国的身份,在一些具体的外交事务中同中国疏离乃至对立。近几年来,这两者之间的张力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英国对华政策之中。“黄金时代”的开始,至今已近五个年头,在这五年中英国经历了脱欧公投、国家领导人的几番轮替和脱欧事务的反复与波折。在对华政策上,卡梅伦第二任期时形成的、对华保持密切合作的总体态势尚未出现较大改变,但英中之间的龃龉和分歧频现,并多以英国对华事务进行干涉和介入为主。其中以南海问题和新疆问题尤为典型:在南海问题中,英国素以国际规则和秩序的扞卫者自居,联合亚太域内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施压,意在高调介入南海;在新疆问题上,英国搬出西方传统自由主义价值观中“人权高于主权”的相关论调,一再借各种多边外交场合对中国新疆事务的处理加以指责。以这两大代表性问题来看,英国多选择无视南海和新疆主权归属这一客观现实,将中国国内问题国际化、同时配合其西方大国的身份立场和脱欧后国家政策的转型,来横加干涉。而在涉及重要经济利益的产业合作方面,英国从未动摇过通过对华合作获取物质实利的原则。尤其在金融、教育、新能源和通讯科技领域,英中近五年来合作密度与广度显着提升,英国在吸引中国企业投资,加速英国技术服务进入中国市场,推进高等教育输出等方面着力加大同中国的合作,也因此获得了可观经济收益。但是必须承认,英国“西方大国”的身份定位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并在英国绝对实力业已下降的今天,这一身份追求仍未改变,因此,英国对华合作中基于身份追求和利益追求而显现的张力,或将长期存在。
二、An Overall Re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n the Third Quarter of 2004（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An Overall Re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n the Third Quarter of 2004（论文提纲范文）
（1）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及波动的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论文研究背景 |
| 1.1.1 论文研究的历史背景 |
| 1.1.2 论文研究的现实背景 |
| 1.2 论文选题的意义 |
| 1.2.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2.2 研究的实践意义 |
| 1.3 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创新点 |
| 1.3.1 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创新点 |
| 1.4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研究的技术路线图与实证研究逻辑框架 |
| 1.5.1 论文研究的技术线路 |
| 1.5.2 论文实证研究的逻辑框架 |
| 1.6 相关概念界定及说明 |
| 1.6.1 概念界定 |
| 1.6.2 相关说明 |
| 2 文献综述 |
| 2.1 农产品价格的文献回顾 |
| 2.1.1 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相关文献 |
| 2.1.1.1 关于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特征研究的文献回顾 |
| 2.1.1.2 农产品价格长记忆性特征研究的相关文献回顾 |
| 2.1.1.3 其它有关农产品价格研究文献 |
| 2.2 农产品价格与宏观经济相互影响的相关文献回顾 |
| 2.3 农业经济发展的文献回顾 |
| 2.4 农业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 2.4.1 关于农业金融与经济的文献回顾 |
| 2.4.2 关于农业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 2.4.3 关于农(副)产品价格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 2.4.4 关于农业总要素生产率(TFP)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 2.4.5 农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方法的文献回顾 |
| 3 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1 农业发展理论 |
| 3.1.1 农业发展理论概述 |
| 3.1.2 农业发展理论的历史演进 |
| 3.1.3 农业发展理论的内涵 |
| 3.1.4 农业发展理论在中国农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运用 |
| 3.2 本文研究涉及的其它相关理论 |
| 3.2.1 农产品价格理论 |
| 3.2.2 经济周期理论 |
| 3.2.3 经济增长理论 |
| 4 农产品价格及其不确定性的长期记忆性与关联性检验 |
| 4.1 农产品价格及其不确定性的长期记忆性实证检验 |
| 4.1.1 长期记忆性分析方法 |
| 4.1.1.1 ARFIMA模型构建 |
| 4.1.1.2 FIGARCH模型构建 |
| 4.1.2 农产品价格的数据选择与描述 |
| 4.1.3 农产品价格及其不确定性的长期记忆性检验 |
| 4.2 农产品价格与其不确定性之间的关联性检验 |
| 4.2.1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构建 |
| 4.2.2 单位根检验 |
| 4.2.3 Granger因果关系的计量检验 |
| 4.2.4 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 |
| 4.3 本章小结 |
| 5 农产品价格及其波动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 |
| 5.1 农产品价格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检验 |
| 5.1.1 农产品价格序列与中国经济增长序列的选取和描述 |
| 5.1.2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
| 5.1.3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构建与估计 |
| 5.1.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5.1.5 冲击响应函数估计与方差分解分析 |
| 5.2 农产品价格波动与中国经济增长波动性之间的关联性检验 |
| 5.2.1 ADF单位根检验 |
| 5.2.2 影响的方向及影响作用的程度分析 |
| 5.2.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5.2.4 冲击反应的时间变化路径刻画 |
| 5.2.5 影响的贡献程度判别 |
| 5.3 本章小结 |
| 6 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路径判别 |
| 6.1 非线性MS(M) –AR(P)模型构建 |
| 6.2 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数据选择 |
| 6.3 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路径刻画 |
| 6.3.1 非线性MS(M)-AR(p)模型的参数估计 |
| 6.3.2 中国农业经济以及宏观经济增长的区制转移概率 |
| 6.3.3 中国农业经济及宏观经济处于各增长区制的平均持续期 |
| 6.3.4 中国农业经济及宏观经济不同增长区制间的转移路径刻画 |
| 6.4 本章小结 |
| 7 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运行过程的作用研究 |
| 7.1 非线性MS(M) -VAR(P)的模型设定 |
| 7.2 对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及宏观经济增长率的时间动态轨迹的刻画 |
| 7.3 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检验与分析 |
| 7.3.1 非线性MS(M) -VAR(p)模型的参数估计 |
| 7.3.2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周期性变迁识别 |
| 7.3.3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区制转移特征测度 |
| 7.4 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波动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检验与分析 |
| 7.4.1 非线性MS(M) -VAR(p)模型的参数估计 |
| 7.4.2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波动作用机制的周期性变迁识别 |
| 7.4.3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波动作用机制的区制转移特征测度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索引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既有研究现状及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结构及存在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战略评估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际战略评估的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国际战略的层次分析 |
| 第三节 战略评估方法和模式 |
| 第二章 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评估总体框架 |
| 第一节 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概括 |
| 第二节 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目标规划 |
| 第三节 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绩效评估 |
| 第三章 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项目管理与评估 |
| 第一节 国际战略项目管理流程 |
| 第二节 国际战略的项目设计 |
| 第三节 国际战略的项目绩效管理 |
| 第四章 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评估制度、机制和结果运用 |
| 第一节 国际战略评估法律依据 |
| 第二节 国际战略评估运行机制和流程 |
| 第三节 国际战略评估的结果运用 |
| 第五章 案例分析:美国对外援助战略评估实践 |
| 第一节 美国对外援助总体情况和评估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美国对外援助战略规划和评估政策 |
| 第三节 美国国际开发署对外援助评估机制分析 |
| 第四节 美国国际开发署对外援助绩效评估做法 |
| 第五节 评估对美国对外援助战略的影响分析 |
| 结论与启示 |
| 一、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评估成效及不足 |
| 二、对中国国际战略评估的几点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3）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评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对金融开放的理解 |
| 2.1.2 对中国金融开放阶段的历史界定 |
| 2.1.3 对被动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理解 |
| 2.1.4 对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
| 2.1.5 对发展的理解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 2.2.2 自组织理论 |
| 2.2.3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分析 |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市场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 2.3.2 1840-1927年间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 |
| 2.3.3 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业发展 |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3章 被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840-1927年) |
| 3.1 五口通商与近代金融市场被动开放 |
| 3.2 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银行对华资本牵制 |
| 3.2.1 外国在华银行市场进入及市场垄断 |
| 3.2.2 外国在华银行对旧式金融机构的资本牵制 |
| 3.2.3 中外金融机构互动实质:资本侵略 |
| 3.3 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沉浮 |
| 3.3.1 本土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
| 3.3.2 本土票号的时代衰落 |
| 3.4 现代银行业的曲折探索 |
| 3.4.1 发展背景:外商银行干涉与封建势力阻挠 |
| 3.4.2 “官护”银行兴起阶段 |
| 3.4.3 华资银行新设阶段 |
| 3.4.4 本土银行业联合发展阶段 |
| 3.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4章 主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 |
| 4.1 改革开放与中国金融市场主动开放 |
| 4.2 市场开放与中国银行业“顶层设计”(1978-2001年) |
| 4.2.1 “开大门”的金融开放 |
| 4.2.2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
| 4.2.3 探索国有银行改革 |
| 4.2.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搭建二级银行体系 |
| 4.3 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调整(2001-2008年) |
| 4.3.1 全面对外开放 |
| 4.3.2 准确定义中央银行地位 |
| 4.3.3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
| 4.3.4 “准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
| 4.3.5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
| 4.3.6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本土银行业增量改革 |
| 4.4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多元化布局(2008年后) |
| 4.4.1 中国银行业“走进”国际视野 |
| 4.4.2 中央银行制度完善 |
| 4.4.3 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发展 |
| 4.4.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建立多元银行体系 |
| 4.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5章 被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分析背景 |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对象 |
| 5.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 5.3.1 研究假设 |
| 5.3.2 研究方法介绍 |
| 5.3.3 样本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
| 5.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3.6 中介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主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研究模型介绍 |
| 6.1.3 变量介绍 |
| 6.1.4 变量基本统计量 |
| 6.1.5 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
| 6.2 主动开放影响实证分析 |
| 6.2.1 全样本分析 |
| 6.2.2 第二阶段分析 |
| 6.2.3 第三阶段分析 |
| 6.3 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分析 |
| 6.3.1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
| 6.3.2 股份制商业银行 |
| 6.3.3 城市商业银行 |
| 6.3.4 农村商业银行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内生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6.6.1 全样本影响结论 |
| 6.6.2 不同阶段影响结论 |
| 6.6.3 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结论 |
| 第7章 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逻辑、特征、经验及启示 |
| 7.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逻辑 |
| 7.1.1 历史的变迁:两次金融开放的变迁递进 |
| 7.1.2 政策(环境)的变迁:不同政策效能的变迁差异 |
| 7.1.3 理念的变迁:金融机构变迁发生的关键 |
| 7.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特征 |
| 7.2.1 以金融开放作为发展起点 |
| 7.2.2 以渐进式改革作为发展思路 |
| 7.2.3 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变革 |
| 7.2.4 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 |
| 7.2.5 以机构改革和功能完善协调推进机构发展 |
| 7.3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
| 7.3.1 以发挥本土优势为导向 |
| 7.3.2 在开放学习中坚持本土适应性 |
| 7.3.3 发挥主体的内生性带动作用 |
| 7.3.4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动力 |
| 7.3.5 坚持发展的与时俱进 |
| 7.3.6 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能动性 |
| 7.4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发展启示 |
| 7.4.1 立足国情: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
| 7.4.2 依托本土:激发本土银行部门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
| 7.4.3 政府定位:完善金融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
| 7.4.4 以史为鉴:推广金融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中国方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 致谢 |
（5）中国政府债券市场发展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
| 一、本文研究背景 |
| 二、本研究的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政府债务作为国家干预宏观经济运行的政策手段的研究 |
| 二、政府债务适度规模及其效应问题的研究 |
| 三、债券市场流动性方面的研究 |
| 四、政府债券市场流动性对政府债务作用发挥的效应研究 |
| 五、政府债务的金融效应研究 |
| 六、动态研究方法 |
| 七、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一、本文的研究目标、主要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二、本研究的技术路线 |
| 三、本文可能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中国政府债务与政府债券市场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政府债务的产生和发展 |
| 一、中央政府债务 |
| 二、地方政府债务 |
| 第二节 中国政府债券市场 |
| 一、国债(中央政府债券)市场 |
| 二、地方政府债券市场 |
| 第三节 中国政府债券市场的金融功能探析 |
| 一、中国政府债券发行的信用属性和市场交易属性 |
| 二、中国政府债券二级市场信用属性与交易属性 |
| 第四节 中国政府债券市场发展特点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
| 第一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财政领域相关理论 |
| (一)政府债务理论 |
| (二)预算约束理论 |
| 二、金融领域相关理论 |
| (一)金融市场理论 |
| (二)市场流动性理论 |
| 三、经济社会领域相关理论 |
| (一)经济增长理论 |
| (二)规模经济理论 |
| (三)通货膨胀理论 |
| (四)经济周期理论 |
| (五)风险管理理论 |
| 四、动态经济学理论 |
| 第二节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一、理论推导 |
| 二、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政府债券、宏观效应与政策调节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 |
| 第一节 DSGE模型构建 |
| 一、家庭部门 |
| 二、银行部门 |
| 三、生产部门 |
| 四、政府部门和货币政策 |
| 五、市场出清 |
| 第二节 参数校准和估计 |
| 一、部分参数校准 |
| 二、贝叶斯估计 |
| 第三节 数值模拟 |
| 一、政府债券市场规模扩张效应分析 |
| 二、政府债券市场流动性增强效应分析 |
| 三、银行机构持有政府债券规模权重改变下的流动性冲击 |
| 四、政策调节 |
| 第四节 本章研究结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政府债券的金融杠杆与经济增长效应 |
| 第一节 政府债券、金融杠杆与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 |
| 第二节 模型构建和变量选取 |
| 一、模型构建 |
|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处理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 |
| 一、模型适用性分析 |
| 二、政府债券市场规模和流动性变动的波动率特征分析 |
| 三、政府债券市场规模和流动性效应的脉冲响应分析 |
| 四、政府债券市场规模和市场流动性互动时变特征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研究结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政府债券的债务杠杆与通货膨胀效应 |
| 第一节 政府债券、债务杠杆与通货膨胀的逻辑关系 |
| 第二节 变量选取和数据处理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 |
| 一、模型适用性分析 |
| 二、脉冲响应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研究结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政府债券市场发展宏观效应的国际经验验证 |
| 第一节 研究样本的选取 |
| 第二节 模型构建 |
| 一、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
| 二、模型设定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 |
| 一、基准回归 |
| 二、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回归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本文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总结 |
| 第二节 本文研究的主要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的科研成果和参与项目 |
| 致谢 |
（6）中国金融周期的测度、传导机制及货币政策调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论文结构框架与主要创新 |
| 1.2.1 研究内容与论文框架 |
| 1.2.2 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和未来研究展望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金融周期的内涵与测度 |
| 2.1.1 金融周期的内涵解析 |
| 2.1.2 金融周期的度量方法 |
| 2.2 金融周期及其与经济周期动态关联的研究进展 |
| 2.2.1 传统经济周期研究方法 |
| 2.2.2 金融因素与实体经济 |
| 2.2.3 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关联关系 |
| 2.3 信贷周期、信贷摩擦及其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机制研究 |
| 2.3.1 信贷周期与经济周期 |
| 2.3.2 金融加速器与经济周期 |
| 2.3.3 引入银行资本机制的DSGE模型 |
| 2.4 杠杆率与宏观经济之间非线性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 |
| 2.4.1 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 |
| 2.4.2 杠杆率与金融风险 |
| 2.4.3 将杠杆率纳入统一研究框架 |
| 2.5 房地产周期、抵押约束机制与经济周期 |
| 2.5.1 房地产周期与经济周期 |
| 2.5.2 抵押约束机制与资产负债表渠道 |
| 2.6 含有金融因素的货币政策规则及其应用的文献回顾 |
| 2.6.1 次级贷款危机之后对金融稳定及传统货币政策的反思 |
| 2.6.2 金融周期与规则型货币政策关联机制的研究 |
| 2.6.3 规则型货币政策的估计方法及其演变过程 |
| 2.7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金融周期的测度及其与经济周期的动态关联 |
| 3.1 中国金融周期的测度 |
| 3.1.1 金融周期指标选取 |
| 3.1.2 研究方法介绍 |
| 3.1.3 金融周期单变量分析结果 |
| 3.1.4 中国金融周期的合成 |
| 3.2 中国金融周期的动态特征 |
| 3.3 中国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动态关联 |
| 3.3.1 动态溢出指数法介绍 |
| 3.3.2 中国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的交互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金融周期的传导机制:信贷渠道 |
| 4.1 多部门DSGE模型介绍 |
| 4.1.1 包含消费习惯偏好的家庭部门 |
| 4.1.2 金融摩擦与内生信贷约束 |
| 4.1.3 生产部门 |
| 4.1.4 包含双重目标的货币政策 |
| 4.1.5 市场出清 |
| 4.2 数据选取与实证分析 |
| 4.2.1 模型数据选取与预处理 |
| 4.2.2 参数校准 |
| 4.2.3 参数贝叶斯估计 |
| 4.2.4 方差分解分析 |
| 4.2.5 反事实模拟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金融周期的传导机制:杠杆率渠道 |
| 5.1 研究假设 |
| 5.2 方法介绍与模型设定 |
| 5.3 杠杆率与宏观经济之间非线性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3.1 数据选取与说明 |
| 5.3.2 中国杠杆率的静态水平、动态特征以及国际比较 |
| 5.3.3 PSTR模型估计结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金融周期的传导机制:房地产价格渠道 |
| 6.1 房地产周期、实体经济与货币政策调控 |
| 6.2 MS-VAR模型介绍与数据选取 |
| 6.2.1 MS-VAR模型介绍 |
| 6.2.2 数据选取与处理 |
| 6.3 基于三区制M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
| 6.3.1 模型参数设定 |
| 6.3.2 模型区制划分 |
| 6.3.3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
| 6.3.4 模型估计有效性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纳入金融周期的规则型货币政策研究 |
| 7.1 金融周期与货币政策调控 |
| 7.2 基于金融周期的货币政策框架 |
| 7.2.1 加入金融周期的泰勒规则模型 |
| 7.2.2 数据选取与预处理 |
| 7.2.3 包含金融周期泰勒规则的再估计 |
| 7.3 引入金融周期货币政策的时变反应机制分析 |
| 7.3.1 非线性检验 |
| 7.3.2 金融周期视角下时变参数模型的构建与模型参数估计 |
| 7.3.3 时变系数泰勒规则的动态反应机制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7）我国通货膨胀预期的动态特征与管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论文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 |
| 1.5 主要创新、不足和展望 |
| 1.5.1 研究的创新点 |
| 1.5.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1.5.3 未来研究展望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机制 |
| 2.2 通货膨胀预期的动态特征 |
| 2.3 通货膨胀预期的管理 |
| 2.3.1 传统通货膨胀预期管理工具 |
| 2.3.2 现代通货膨胀预期管理工具 |
| 2.4 通货膨胀预期数据的常用测算方法 |
| 第3章 我国通货膨胀预期的周期性特征 |
| 3.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3.2 我国通货膨胀预期的周期性研究 |
| 3.2.1 我国通货膨胀预期数据的测算 |
| 3.2.2 基于“谷-谷”划分法的中国通货膨胀预期的周期及特征 |
| 3.2.3 基于频域的中国通货膨胀预期的周期 |
| 3.3 通货膨胀预期的驱动机制研究 |
| 3.3.1 影响通货膨胀预期周期性的价格因素 |
| 3.3.2 价格因素对通货膨胀预期波动的贡献 |
| 3.3.3 价格因素对于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 |
| 3.4 非价格因素与通货膨胀预期周期一致性分析 |
| 3.5 本章小结与政策启示 |
| 第4章 中国区域通货膨胀预期对通货膨胀影响的空间特征 |
| 4.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4.2 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
| 4.2.1 模型设定 |
| 4.2.2 通货膨胀预期自我实现的再检验 |
| 4.2.3 通货膨胀预期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
| 4.2.4 空间面板模型数据来源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与政策启示 |
| 第5章 我国区域通货膨胀预期管理最优目标选择 |
| 5.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5.2 模型的构建与数据来源 |
| 5.2.1 理论模型分析 |
| 5.2.2 门限面板模型的构建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稳定性检验 |
| 5.3.2 实证分析及最优通货膨胀预期目标的选择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与政策启示 |
| 第6章 宏观经济政策对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的时变性研究 |
| 6.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6.2 模型的构建与数据来源 |
| 6.2.1 模型的构建 |
| 6.2.2 数据来源 |
| 6.2.3 描述性统计和平稳性分析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
| 6.3.2 货币政策工具对通货膨胀预期的调控效果分析 |
| 6.3.3 财政政策工具对通货膨胀预期的调控效果分析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与政策启示 |
| 第7章 央行沟通对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的有效性研究 |
| 7.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7.2 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的研究 |
| 7.2.1 DSGE模型的构建 |
| 7.2.2 央行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目标数据的测度 |
| 7.2.3 参数的校准与贝叶斯估计 |
| 7.2.4 脉冲响应分析 |
| 7.2.5 无央行沟通DSGE模型分析 |
| 7.3 基于MS-VAR模型的研究 |
| 7.3.1 MS-VAR模型的构建 |
| 7.3.2 数据选取和平稳性检验 |
| 7.3.3 估计结果 |
| 7.3.4 脉冲响应分析 |
| 7.3.5 稳健性检验 |
| 7.4 本章小结与政策启示 |
|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英文参考文献 |
| 中文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 (一)学生时代 |
| (二)军旅生涯 |
| (三)成为“反革命” |
| (四)接受改造 |
| (五)成为“群众” |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 (二)改造生活 |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 (一)求学 |
| (二)工作 |
| (三)管制 |
| (四)改造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 (一)大队书记 |
| (二)大队长 |
| (三)其他干部 |
| 三.小队干部 |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 (一)党课制度 |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 (三)作风问题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 一.制造模范 |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 二.解读模范 |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 (三)模范的奖励 |
| 三.典型模范 |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 (三)效果和经验 |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 (一)新的要求 |
| (二)新的举措 |
| (三)新的变化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 (一)人数统计 |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 (三)年龄分析 |
| (四)基本情况 |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 (四)评优制度 |
| (五)问题及对策 |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 (一)改造种子山 |
| (二)抗旱蓄水 |
| (三)抗洪抢险 |
| (四)科学种田 |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银行情绪、信贷供给与经济周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对象与内涵界定 |
| 1.2.1 主要研究对象 |
| 1.2.2 内涵的界定与区分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情绪与经济周期的研究 |
| 1.3.2 银行情绪的测度方法研究 |
| 1.3.3 银行情绪的影响因素研究 |
| 1.3.4 银行情绪、信贷供给与经济周期作用机制研究 |
| 1.3.5 小结 |
| 1.4 研究思路、方法与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主要内容 |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银行情绪影响经济周期的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分析与模拟 |
| 2.1 银行情绪影响经济周期的信贷供给传导机制理论分析 |
| 2.2 银行情绪影响经济周期的信贷供给传导机制模型构建与分析 |
| 2.2.1 基准模型设定 |
| 2.2.2 参数设定和模拟结果分析 |
| 2.3 贷款策略异质性设定下的传导机制分析与模拟 |
| 2.3.1 乐观银行贷款策略异质性设定下的传导机制分析与模拟 |
| 2.3.2 全体银行贷款策略异质性设定下的传导机制分析与模拟 |
| 2.4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设定下的传导机制分析与模拟 |
| 2.4.1 模型设定 |
| 2.4.2 参数设定与模拟结果分析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银行情绪指数的构建与分析 |
| 3.1 银行家调查问卷与原始指标选取 |
| 3.1.1 《银行家调查问卷报告》概述 |
| 3.1.2 银行情绪原始指标选取 |
| 3.1.3 银行情绪原始指标时期确定 |
| 3.2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银行情绪指数构建 |
| 3.2.1 主成分分析法 |
| 3.2.2 银行情绪指标合成结果分析 |
| 3.3 银行情绪指数的特征分析 |
| 3.3.1 银行情绪指数的周期波动分析 |
| 3.3.2 银行情绪指数的区制转换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银行情绪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
| 4.1 基于中国现实背景的银行情绪影响因素分析 |
| 4.2 研究假设与实证方法 |
| 4.2.1 研究假设 |
| 4.2.2 实证方案与方法 |
| 4.3 变量选取与处理 |
| 4.3.1 指标选取 |
| 4.3.2 数据处理 |
| 4.4 银行情绪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多元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
| 4.4.2 混频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分析 |
| 4.5 银行情绪影响因素的稳健性分析 |
| 4.5.1 相关性分析 |
| 4.5.2 低频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银行情绪影响信贷供给波动的实证检验 |
| 5.1 中国信贷供给内涵的变化 |
| 5.2 银行情绪影响信贷供给的假设提出 |
| 5.3 银行情绪影响信贷供给波动的实证方案设计 |
| 5.3.1 实证方案 |
| 5.3.2 实证方法概述 |
| 5.3.3 指标选取与处理 |
| 5.4 银行情绪影响信贷供给波动的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静态同步性结果分析 |
| 5.4.2 动态同步性结果分析 |
| 5.4.3 交叉谱结果分析 |
| 5.4.4 稳健性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银行情绪影响经济周期的信贷供给传导机制的实证检验 |
| 6.1 银行情绪影响经济周期的信贷传递渠道分析 |
| 6.2 研究假设和实证方案 |
| 6.2.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6.2.2 实证方案 |
| 6.2.3 指标选取与处理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
| 6.3.2 反事实结果分析 |
| 6.4 银行情绪影响经济周期的信贷供给传导机制的稳健性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银行情绪异质性的经济周期波动效应检验 |
| 7.1 银行情绪异质性的经济周期波动效应检验的假设提出 |
| 7.2 银行情绪异质性的经济周期波动效应的实证方案 |
| 7.2.1 两区制TVAR模型 |
| 7.2.2 非线性检验 |
| 7.2.3 广义脉冲响应函数 |
| 7.3 指标选择与处理 |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 7.4.1 非线性检验结果 |
| 7.4.2 乐观-悲观情绪模型的脉冲响应结果分析 |
| 7.4.3 理性-有限理性情绪模型的脉冲响应结果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利益与身份的张力：“黄金时代”的英国对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利益”与“身份”在英国对华政策中的考量 |
| 第一节 “国家利益”与“国家身份”的基本阐释与界定 |
| 一、国家利益 |
| 二、国家身份 |
| 第二节 “利益”与“身份”作为研究对象的选择 |
| 一、权力、安全因素考量在战后英国的逐渐消解 |
| 二、利益、身份因素考量在英国对华政策中的凸显 |
| 第三节 “利益”与“身份”张力下的英国对华基本政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身份”作用下的对华强硬——积极介入与干预 |
| 第一节 南海问题 |
| 一、南海问题始末及英国对南海的传统“关切” |
| 二、国家身份作用下英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行动划分 |
| 第二节 新疆问题 |
| 一、涉疆问题回顾及英国对新疆问题的传统“关切” |
| 二、国家身份作用下英国政府在涉疆问题上的介入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利益”作用下的对华合作——传统领域的新发展 |
| 第一节 金融领域 |
| 一、伦敦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崛起 |
| 二、金融科技成为合作新领域 |
| 第二节 教育领域 |
| 一、高等教育合作交流蓬勃发展 |
| 二、其他类型教育及服务出口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利益”作用下的对华合作——新兴产业的特色发展 |
| 第一节 以核电、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领域 |
| 一、以核电为主发展民用核能 |
| 二、以海上风电为主的其他清洁能源合作 |
| 第二节 以“华为”为代表的通讯科技领域 |
| 一、华为进入英国市场及其对英经济影响 |
| 二、英国政府同华为5G合作的意向及现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英国对华政策中“利益”与“身份”张力缘何 |
| 第一节 “脱欧”背景下的经济发展需求 |
| 一、“脱欧”冲击下的英国经济波动的整体情况 |
| 二、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刺激英国扩大对华合作 |
| 第二节 “大国”定位下的发展战略驱使 |
| 一、渴望通过“影响美国进而影响世界” |
| 二、寻求在欧洲事务中发挥力量 |
| 三、积极推行对外政策的全球化转向 |
| 第三节 “功利”外交传统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再出发 |
|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逆“一体化”抉择 |
| 二、“利益至上”的“变”与“不变”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中文文献 |
| 英文文献 |
| 致谢 |
四、An Overall Re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n the Third Quarter of 2004（论文参考文献）
- [1]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及波动的作用机制研究[D]. 郭向东.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2]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评估研究[D]. 姚峰. 外交学院, 2021(11)
- [3]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4]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5]中国政府债券市场发展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D]. 陈建宇. 南京大学, 2020(09)
- [6]中国金融周期的测度、传导机制及货币政策调控[D]. 毕振豫. 吉林大学, 2020(08)
- [7]我国通货膨胀预期的动态特征与管理[D]. 魏阙. 吉林大学, 2020(08)
- [8]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9]银行情绪、信贷供给与经济周期[D]. 丁尚宇. 吉林大学, 2020(08)
- [10]利益与身份的张力：“黄金时代”的英国对华政策研究[D]. 徐枫潇. 外交学院, 2020(08)
标签：新常态论文; 银行信贷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