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小投资者保护与企业价值数理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杨帆[1]（2021）在《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与产能过剩问题的暴露,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为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然而我国的整体技术创新能力与前沿国家仍有一定差距,还存在着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现实问题。金融作为经济的命脉,其目的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主体的技术进步乃至经济增长,然而在当前我国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下,对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否得到充分有效的金融支持,尚存在许多争议。并且,金融配置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同样成为了阻滞优化的一大凸出问题。与此同时,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呈显着上升趋势,其大大提高了信息处理能力和信息使用效率,其能否成为创新驱动新的引擎?其在金融融资配置与创新过程中能扮演怎样的角色?沿着这些问题,本文利用我国2008年—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与省级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水平等宏观指标,通过理论建模和实证检验研究了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企业创新能力的直接与复合影响。此外,本文对融资结构进一步细分,从不同债务期限、债务来源或基金持股方面进行了相关讨论,并考察了所有制及产业技术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涉及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三个方面:在创新投入方面,债权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研发决策与持续性研发决策均具有抑制作用。相对而言,股权融资为更适宜的融资渠道,其可以使得企业倾向于高投入研发决策与持续性高投入研发决策。结合内源融资的促进作用,整体上企业研发投入的融资优序是“内源融资>股权融资>债权融资”。与此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并不敏感,虽然促使企业在当期倾向高投入研发决策,但未表现出持续性。并且,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正向调节股权融资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而对债权融资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的作用不显着,并且在企业研发决策和持续性研发决策上同样表现出这种交互效应。此外,不同债务期限、债务来源或基金持股的直接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其中短期债务、长期债务、信贷融资及商业信用融资同样表现出了抑制作用,而其交互效应具有一致性。在所有制异质性方面,与民企相比,国企的债权融资并未降低其研发投入水平。在产业技术异质性方面,高技术企业债权融资也未削弱其研发投入水平。在创新产出方面,债权融资会降低企业的创新产出数量,但一定的债权融资可以发挥治理效应,对企业创新产出质量存在“倒U”型影响。与之不同,股权融资对创新产出数量和质量表现出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然而对高质量创新产出数量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增加企业创新产出数量与高质量创新产出数量,但对企业创新产出质量存在“U”型的非线性影响。并且,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正向调节融资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此外,不同债务期限、债务来源或基金持股的直接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其中长期债务不仅没有抑制创新产出数量,而且能够显着促进创新产出质量,而其交互效应具有一致性。在所有制异质性方面,关于创新产出数量,国企较民企具有优势;而关于创新产出质量,民企的表现优于国企。在产业技术异质性方面,高技术企业的债权融资对创新产出数量与高质量创新产出数量表现出显着的抑制作用,而低技术企业未表现出显着性。在创新效率方面,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对企业创新数量效率均具有抑制作用,且股权融资对企业创新质量效率同样存在负向影响,而债权融资对企业创新质量效率具有“倒U”型影响。因此,除了债权的治理效应,融资在效率层面容易产生“创新惰性”。与之不同,新一代信息技术能够提高企业的创新数量效率与创新质量效率。并且,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正向调节融资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缓解其“创新惰性”。此外,不同债务期限、债务来源或基金持股的直接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商业信用融资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数量效率,长期债务与债券融资可以有效促进创新质量效率,且基金持股融资对创新效率未表现出抑制性影响,而其交互效应具有一致性。在所有制异质性方面,与民企相比,国企的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并没有制约其创新数量效率,但在创新质量效率方面国企却存在债务治理效应弱化问题。在产业技术异质性方面,债权和股权融资的影响未呈现明显差异,并且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促进高技术企业的创新数量效率还存有局限性。本研究有助于拓展学术界对融资结构、信息技术与创新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深度,并为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互联网+”战略驱动创新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和启示,可能的创新之处包括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基于龚强等（2014）、张一林等（2016）关于融资可得性的数理模型,将新一代信息技术因素纳入统一的逻辑框架,从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对创新风险的不同“态度”出发,系统构建了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的数理模型。（2）鉴于鲜有文献涉及融资结构对创新产出质量与创新效率的影响,本文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与创新效率三个方面探究了融资结构对企业创新能力的直接影响,并对融资结构进一步细分,从不同债务期限、债务来源或基金持股方面进行了细致讨论,从而丰富了融资与创新的研究。（3）由于既有微观研究多采用电子邮箱、官方网站等单向指标来评价信息技术的水平,难以客观地揭示其完全水平,且宏观信息技术的发展如何影响微观企业创新能力的研究还略显单薄,本文通过重新测算区域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指数,探究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从而拓展了信息技术与创新的研究。（4）考虑到在金融的配置资源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等成为了阻滞优化的凸出问题,然而鲜有研究探讨信息技术通过克服主体间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在融资与创新的关系间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本文将融资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有机结合,探究了两者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复合影响。
毛小丽[2]（2020）在《深港通对我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影响研究》文中提出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是一国资本市场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是金融发展与深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我国政府一直积极推行的基本国策。为进一步增强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2014年11月17日、2016年12月5日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共同宣布沪港通与深港通互联互通机制正式实施,两地投资者可通过当地证券公司或经纪商买卖规定范围内的对方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沪港通与深港通的实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突破,实现了境内外投资者的双向开放,扩大了境内外投资者投资渠道,深化了境内外资本市场的交流合作,优化了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从而促进内地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然而,沪港通和深港通等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制度的实施也增加了内地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联动效应,加剧了市场波动风险,影响内地资本市场乃至经济的平稳发展。因此,本文借助深港通开通的契机,探讨深港通这一对外开放制度的实施如何影响我国资本市场股价波动性。股价波动性特征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内地股市与香港股市之间的联动性是否增加?降低还是加剧了内地股票市场的波动性?分析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经济后果,对了解不同国家或地区市场间的信息传递模式及风险传染机制,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研究。首先,构建了描述波动率的分式布朗运动随机波动率模型,并对该模型的估计设计出基于贝叶斯原理的MCMC推断法。为了研究深港通实施后运行时间的长短是否对深市产生不同的影响,选用2016年1月5日到2017年11月2日深证成指和中小创新指数30分钟收盘价数据,并将其分为不同区间进行实证分析。通过Open BUGS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说明抽样的收敛性和模型估计的准确性,并对模型进行诊断,说明模型有较好的拟合能力。研究结果表明:深港通开通前后,深证成指和中小创新指数都存在明显的跳跃倾向,深港通开通后跳跃倾向增加,并且随着深港通机制的逐渐实施,跳跃倾向未有所减小。深港通开通初期,股市的波动水平、波动持续性、波动的扰动水平增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效果逐渐显现,股市的波动水平、波动持续性和波动的扰动水平有所降低。深证成指和中小创新指数在深港通前后都存在明显的杠杆效应,深港通开通初期,深证成指和中小创新指数的杠杆效应减弱,但相对长期,杠杆效应增强。其次,通过GC-MSV模型,用基于贝叶斯原理的MCMC推断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分析深港通实施前后深市与港市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以深港通正式启动日2016年12月5日为分割日,选用2016年5月3日到2017年7月11日深证成指、中小创新指数和恒生指数30分钟收盘价数据作为样本。研究结果表明,深港通开通前后,深证成指、中小创新指数和恒生指数的波动存在高度的持续性,且深港通开通后波动持续性都显着增强。深港通开通前后,深证成指、中小创新指数与恒生指数之间都存在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深港通开通后,深证成指和中小创新指数对恒生指数波动的影响明显增强,恒生指数对深证成指和中小创新指数波动的影响也明显增强。说明深港通开通后,内地股市与香港股市间的联动性显着增强,我国内地证券市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有所提升,但由于政策尚处于初期,在加强两地市场联动的同时,也加强了两地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效应。最后,变换数据和模型进行检验,说明结果的稳健性。最后,阐述了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对我国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机理,并提出研究假设。利用2014-2018年深市上市公司股票数据,设计双重差分模型,以深入检验深港通对我国股票市场波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深港通政策的实施加剧了深股通标的股票的波动性,且在深股通活跃成交股中更为显着。用盈余管理验证发现,深港通实施后,深股通标的股票可操控性应计项增加,管理层进行盈余操纵的动机增大,信息披露质量下降,深股通标的股票波动性增加。运用会计稳健性进行检验发现,深港通开通之后,现金流中的噪音增加,同时会计稳健性下降,也说明了深港通制度的实施,加剧了深股通标的股价的波动。利用噪音交易指标检验发现,深港通开通后,深股通标的股票相比于非深股通标的股票,噪音程度提高,从而加剧股市波动。从公司治理角度进行分析发现,深港通的实施未改善公司治理水平。为了排除QFII持股、A+H股同时上市、产权性质、非随机选择性、沪港通、波动性变量选取、A股纳入MSCI指数等因素造成的误差,对其进一步验证,表明结果的稳健性。同时,我们对深市创业板上市公司样本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深港通加剧了深市创业板公司股票价格波动,但相对整个市场而言,并不明显。总之,深港通这一重要制度的实施,虽然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两地资本市场的联动效应,有利于推进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进一步提升我国证券市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但由于内地资本市场还不够完善与成熟,未完全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且深港通政策尚处于初期,在加强两地市场联动的同时,也加强了两地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市场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将国际市场的风险带到内地资本市场,加剧了市场波动风险。对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蒋薇[3]（2019）在《终极股东控制下的上市公司并购行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并购是公司不断适应变化的市场环境以谋求经营改进及拓展业务范围等目标的一项战略决策,也是资本市场资源重新优化配置的重要方式。纵观世界范围内的并购经济活动,西方资本市场已发生了五次并购浪潮,第六次并购浪潮仍延续至今,我国并购市场起步较晚,自1993年“宝延风波”打响了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第一案,此后并购事件逐年增加,截止2017年年末,我国并购市场宣布交易的并购披露金额高达537万亿美元。并购活动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提升上市公司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工具。以收购方视角来看,并购不仅会影响公司的资本成本与收益,对公司股权结构也可能会有重新的安排,并购实施过程中各交易环节（标的公司的选择与估值、并购融资与支付方式等）决策都可能会影响收购方股价的波动,甚至影响并购的成败。金字塔式的股权结构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尤为常见,终极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提供了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隐蔽条件,加之我国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仍较为严重,外部市场的非有效性环境也间接为决策主体增加了自利动机的更大空间。那么,终极股东是否会利用并购活动实施“隧道挖掘”而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终极股东控制下的其他决策主体又是否会在并购交易中做出更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为了探索这些问题,本文追溯至公司股权控制链的顶层,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研究终极股东控制下各决策主体对并购倾向、并购投资支出和并购支付方式的影响机理,在微观层面上揭示了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并购行为的内在因素。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在金字塔式股权结构下,终极股东普遍可以实现拥有公司的相对控制权,具有两权分离的上市公司,终极股东控制权与并购倾向之间呈倒“U”型关系,终极股东两权偏离程度与并购倾向显着负相关;其次,终极股东控制高管持股水平与并购倾向显着正相关,且在两权分离下表现的更为明显;当终极股东为政府时,无两权分离的终极股东控制权与并购倾向呈“U”型关系,但在具有两权分离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终极股东控制权与并购倾向无显着相关关系,表明了政府股东直接持股对并购发生的干预影响更为强烈,但在金字塔持股结构下,政府股东对并购活动的影响减弱,另外,在政府终极控制下,高管对并购倾向的影响显着,说明两权分离有可能导致公司“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从而产生管理层与终极股东之间新的委托代理问题。2.从对并购投资支出影响的实证结果来看,当上市公司存在两权分离时,终极股东控制权比例与并购投资支出显着正相关,其他股东的权力制衡度与并购投资支出显着负相关;当终极股东为政府时,政府股东两权分离程度与并购投资支出显着正相关,表明政府对上市公司的并购投资规模可能存在一定的政治干扰,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相比,当政治成本问题不可避免时,政府推动下的并购规模往往更大。3.在考察终极股东控制下的并购支付方式选择影响因素时,本文发现终极股东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偏离程度越大,越倾向股票支付,随着终极股东现金流权比例的进一步提高,“利益趋同”效应会起主导作用,出于对控制权稀释的防范,越不倾向股票支付;其次,终极股东控制下高管持股比例越高,其在并购交易中越倾向选择混合支付而不倾向股票支付,但政府作为终极股东在并购支付方式选择中则更偏好股票支付。本文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研究结论证明了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决策主体通过终极股权结构影响并购行为传导机制的存在。本文聚焦于并购交易过程（包括并购倾向、并购投资支出与并购支付方式）,并将并购的实施过程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讨论,同时借鉴LLSV（2002）关于控股股东与公司价值的模型,以终极股东控制的研究视角,实证检验分析了终极股东控制下的并购交易行为特征;其次,深入讨论了在终极股东控制下多层委托代理关系中其他控制权主体,包括公司高管与其他大股东在并购交易中的选择机制,同时将终极股东两权分离引入模型,通过分组对比检验高管持股水平与股权制衡对上市公司并购决策的影响,拓展了公司治理框架下影响公司并购行为的解释途径;最后,本文创新性的发现政府终极股东在具有两权分离与无两权分离时对并购倾向具有差异性的选择,同时政府终极股东会更偏好选择股票支付,说明国有上市公司在并购活动中的决策行为会受到终极股权结构与性质异同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终极股东控制与公司并购的相关理论,延伸了以往文献对公司并购的研究领域,帮助中小投资者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正确看待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事件并理性地进行投资,同时为符合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实际情况的治理机制完善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我国资本市场相关监管部门抑制上市公司发动“忽悠式”、“估值套利式”、“高溢价”并购等现象,进一步促进并购市场良性运转,健全上市公司并购改革制度与规则提供了可参考意见。
林小玲[4]（2019）在《财政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融资结构的中介效应》文中研究指明创新投入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动力。企业创新投资具有巨大风险性和信息不对称问题,面临融资约束。财政政策能够解决公共产品性和正外部效应,弥补市场失灵,增加企业内部资金或者外部融资,激励企业创新投入。论文通过大量文献查阅、实地调研和实证检验研究财政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重点揭示财政政策通过融资结构中介传导机制影响企业创新投资。财政政策主要分为财政补助和税收减免,先分别探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再比较财政补助、税收减免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差异。首先,在查阅国外国内大量文献基础上,对财政政策、融资结构与企业创新投资进行理论分析。接着,实地调研财政部门、深圳创新型企业,了解企业享受财政优惠政策的经验与不足。其次,搜集财政部门内部数据,进行数理统计分析;整理企业相关财务数据,采用门槛效应模型、普通最小二乘法、分位数回归、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影响机制检验等。最后,根据结论,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经验,做出政策建议及进一步研究展望。实证研究分为三部分。第一,财政补贴与企业创新投资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补助激励企业研发投入,挤出短期债务融资、股权融资和通过信号传递效应吸引更多长期债务融资;财政补助对私有企业、小微企业的研发激励效应显着,而对公有企业、涉外企业和大中型企业的研发激励效应不显着。第二,税收减免对企业创新投资的研究结果表明,减免税负与企业研发强度显着正相关,而且存在门槛效应,减免税的研发激励存在边际效应递减趋势;企业所得税减免通过增加企业内源融资和挤出债务融资中介传导机制影响企业研发强度,但是企业所得税减免尚未发挥明显的信号效应吸引长期债券融资;企业所得税减免与私有企业、外资企业、大中型企业研发强度显着正相关。第三,比较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的研发激励效应,发现税收减免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激励效果比财政补助更好,而企业所处地区、行业特征和企业特性等因素影响财政政策激励企业创新投资的效应;财政补助对中西部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小企业、企业衰退期的研发激励效应比税收减免更显着,而税收减免对东部企业、大中型企业、企业成熟期的研发激励效应比财政补助更显着;财政补助增加企业现金流入,通过良好的信号效应吸引更多债务融资和挤出股权融资;税收减免减少企业现金流出,税盾效应挤出债务融资,增加股权融资;财政政策对企业融资结构的影响因企业所处地区、行业特征和企业特性等因素而存在差异。根据研究结论与国际先进经验借鉴,结合企业所在地区外部环境、行业以及企业特征,完善技术创新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财政政策要与金融市场相结合,营造良好的创新制度环境,引导市场有效发挥支持技术创新的作用。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解决投融资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财政政策信用水平,重点解决中小民营企业的创新融资难问题。财政政策应当法律化、规范化、系统化,制定具体的操作细则和监管体系,合理使用财政补助、税收减免政策,切实提高财政优惠政策的资源配置效率。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推进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完善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体系,应当逐步让金融市场发挥配置创新资源的主导作用。论文创新主要具有三点:首先,梳理了财政激励政策与创新投资、融资结构相关理论、概念,对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政府干预、外部性效应、信息不对称等进行理论梳理和重构;第二,采用财税部门的全国企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财政激励政策对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并且检验企业属性、规模、生命周期特点对财政激励研发效应的影响,相关数据来自国家税务局内部数据,揭示中国现实情况,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三是基于融资结构的视角研究财政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揭示财政政策通过融资结构中介效应影响企业研发投资,对相关理论做了有益的补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当然,由于主客观因素,存在研究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张璇[5]（2019）在《企业内部控制权的安排和攫取》文中研究说明由于合约的不完备性和交易成本的存在,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边界都不十分清楚。就企业剩余控制权而言,企业内部委托代理关系中普遍存在大股东、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的利益侵占问题。此类问题在中国民营企业中同样存在。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控制企业向非人力资本所有者选择管理层、管理层负责经营企业的过渡中,民营企业面临两方面控制权侵占:一方面,因担心企业拱手他人,大股东操纵董事会和管理层,挤占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剩余控制权;另一方面,由于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施展才华受限、职业操守欠缺等原因,管理层也会侵占大股东或董事会的控制权。特别是在大股东或董事会缺乏监督或消极监督的企业中,管理层能够成功实施职务侵占。现实中的类似案例比比皆是,比如,保护创始人控制权的阿里合伙人制度、国美CEO陈晓通过让渡企业利益给董事会而操纵控制权侵占大股东的资产和限制大股东的投票权、宝能联合万科大股东通过持续增持股票而挤占管理层的控制权等。本研究发现,这些公司中普遍存在着创始人控制权保护措施缺失、大股东或管理层把控董事会、控制权与所有权边界不清、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不统一等重要问题。因此,中国民营公司治理的关键是大股东、董事会、管理层这个代理链条中各主体控制权的制衡,进而保护中小股东利益,而不仅是流行理论认为的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搭便车问题。前辈学者关于人力资本所有者分享企业控制权、区分特定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的探讨,为企业内部控制权安排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进一步研究企业内部控制权安排与侵占的难点在于:一是验证董事会和管理层的控制权收益并揭示其控制权转移行为;二是在“大股东-董事会-管理层”框架下建立一种稳健的制衡机制,降低包括大股东在内的内部人实施侵占行为的“效率”,保护外部股东。为了突破以上难点,本文作了以下研究:首先,在对企业剩余权利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根据 Berle,Means、Fama、Jensen、Hart 和 Shleifer,Vishny 的分类方法,将控制权安排分为大股东、董事会、管理层三个层次,衡量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董事会、管理层相互攫取和侵占控制权的情况。其次,基于Grossman,Hart的控制权收益理论,运用大宗股权转让溢价估计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控制权私利水平,并探讨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等因素对控制权私利水平的影响;从控制权的角度审视公司治理机制中的问题并加以改善。再次,董事会和管理层为实现控制权收益而进行控制权争夺可能导致控制权转移。因此,运用企业内部控制权转移行为及其转移路径来间接考察董事会和管理层的控制权私利。第四,对MBO和合谋的形成机理和实现机制进行梳理。通过国美和万科两个案例分析不同的控制权结构为大股东、董事会、管理层争夺控制权私利提供了不同渠道:或利用资本市场排除异己,或管理层与董事会合谋侵占大股东利益,或大股东因利益分歧罢免管理层等。分析在控制权发生转移的过程中董事会和管理层可挤占的控制权及可攫取的控制权收益。第五,围绕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及既定侵权状态,归纳内部人控制治理方案,构建企业控制权治理的一般数理和实证模型。同时就股权激励和报酬激励进行回归,揭示这两种治理方案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验证治理方案的效率,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在产权理论、合约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的研究基础上,以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①,对大股东、董事会和管理层控制权的各因子之间的关系做出理论解释,据此逻辑关系提出假设并构建计量模型。根据计量模型的结果验证理论推断的真实性,并提出针对性的治理方案和政策建议。本文样本数据来自于对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抽样,依据统计学要求进行数据采集和整理,确定合理的样本数量,确保样本数据真实有效,以保证得出可靠的经验研究结论。采用面板模型考察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独立董事出席会议次数、董事会持股比例、公司高管持股比例、前5大股东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控制权私利水平之间的关系;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考察股权激励、高层报酬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分别对样本数据回归和检验,进行参数估计以确定变量系数及系数之间的数量关系。利用数学模型建立变量之间的数理关系,为实证计量模型的建立奠定基础。采用典型案例研究的方法,通过解剖国美控制权纠纷和万科宝能控制权争夺的案例,进一步验证理论结论的可靠性。论文分为六章:第一章为导论;第二章为控制权相关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第三、四、五章为本文的主体部分,其逻辑顺序为第三章先衡量大股东控制权收益,第四章再衡量董事会和管理层控制权收益及由争夺控制权收益引发的控制权转移,第五章考察内部控制权侵占、治理方案及其有效性。第六章为结语。第一章,主要讨论论文的概要及其意义、梳理国内外研究动态、界定相关概念、明确研究思路和方法,指出论文的创新点和不足。第二章,对企业合约结构和权利安排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评价,指出相关理论研究的发展、贡献及其未解决的问题,为本研究的进一步探索奠定研究基础和研究方向。企业合约学派将企业看成是一组不完全合约关系的集合。委托代理理论认为随着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逐步分离,企业内部大股东、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存在着三类委托代理关系。由于利益不一致性、监督的公共品性质和搭便车问题,代理人并不总是为了委托人的利益而行动。代理人有攫取企业控制权、挤占委托人利益的倾向。委托代理理论的结论是代理成本最小化的所有权结构是最优的。以科斯、威廉姆森、GHM、张维迎和周其仁等为代表的企业合约理论学派进一步明确了企业合约的不完备性,因此缔约各方无法在事前（签约前）详细规定履约过程中各方的权利。尽管可以按照出资比例明确各方的所有权,但控制权因其状态依存性而无法在事前进行安排和约定。企业合约为事后（签约后）控制权的再安排或再谈判留出了空间。剩余控制权正是来源于合约的不完备性和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企业合约理论的结论是企业是一种可以有效降低交易费用的组织,它大量节约了第三方裁决和敲竹杠的成本。签订企业合约前的权利分配影响着签约后各方讨价还价（争夺控制权）的能力,并且签约后的控制权安排存在着结构主导型和制度主导型路径依赖,所以说,权利安排或治理结构是至关重要的。沿着GHM、Aghion、Tirole等学者关于控制权理论的思路,企业的控制权安排会影响签约各方未来的谈判能力进而影响财务决策和管理者激励。当企业绩效变差时,控制权将从管理层转移至外部人。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主动权之间呈负向变动关系。控制权理论更关注于投资者与企业管理层之间剩余控制权的转移与争夺过程,得出利益相关者应当共享控制权的结论。另外,第二章还将控制权安排分为大股东、董事会和管理层三个层次,界定他们的特定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第三章,根据控制权收益理论,对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展开研究。首先区分了控制权共享收益和私人收益、货币性收益与非货币性收益。其次,揭示了关联交易、占资、人事控制等大股东攫取控制权私人收益的主要方式。再次,基于国内外对大股东攫取控制权私利的测算方式的比较,改进大宗股权协议转让溢价法,并归纳影响大股东控制权私利的因素。通过大宗股权协议转让溢价法估计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控制权收益,并对控制权私利水平和其影响因素建立计量模型。计量结果显示目前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权私利水平较高。董事长或副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对控制权私利水平具有抑制作用;独立董事出席会议次数与控制权私利水平不相关。董事会持股比例与控制权私利水平负相关,公司高管持股比例与控制权私利水平正相关;前5大股东股权集中度与控制权私利水平负相关,股权制衡度与控制权私利水平负相关。第四章,继大股东控制权收益研究之后,对董事会和管理的控制权收益和转移进行研究,揭示了董事会和管理层控制权收益的表现形式、为获取控制权收益而进行的控制权转移行为及两类典型的企业内部控制权转移路径（MBO和合谋）,分析了 MBO和合谋的形成机理和实现机制。本章利用国美和万科控制权之争的经典案例进行经验验证,诠释了不同控制权结构安排下控制权争夺和转移的发生以及如何应用公司制度解决内部人控制权侵害问题。第四章的结论是控制权争夺过程中,容易造成大股东、董事会（创始人通常担任董事会主席）和管理层之间的权利挤占。合理的公司制度能够有效保护委托人财产权利,降低控制权转移发生的可能性,避免效率损失。在签订融资协议时,完善创始人股东保护条款,设立创始人股权底线,保护创始人股东权益。创始人为了保持和强化控制权应当掌握相应的剩余索取权,否则大股东极有可能利用股权优势罢免管理层。在订立公司章程时,完善创始人保护条款,在重大事项上给予创始人一票否决权。创始人应保留对董事的提名权,并在公司章程中设立相关条款防止举牌者罢免现任董事。避免过度信任管理层而导致内部人控制问题,使用合约框定管理层的权责利,为管理层发挥主动性和施展才能提供制度保障。合理确定董事会的作用。董事会的重要作用在于决策、评估和监督。如果赋予董事会过大的权利,则有可能导致董事会“以权谋私”,逃避诚信责任。第五章,研究企业内部控制权的侵占及治理。本章揭示了隧道行为、大股东占资、扭曲的红利分配和控制公司资产等内部人控制问题,归纳了股权激励、报酬激励、控制权激励及其他治理方案,使用数学模型和实证分析验证股权激励、报酬激励治理方案的有效性,并对股权激励、报酬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建立激励模型。计量模型的结果显示董事会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负相关,董事及管理层前三名年薪总额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作用。本章得出结论,大股东、董事会和管理层控制都会不同程度地导致内部人控制问题,对董事会进行股权激励是抑制内部人控制问题的有效方案,大股东持股的利益侵占效应大于利益趋同效应,目前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报酬激励方案效率较低。第六章,结语。本章提出有关优化股权结构、增强董事会的功能、完善激励机制等方面的政策建议,为中国企业大股东-董事会-管理层制衡机制的建立和剩余控制权安排提供改革方向,对完善控制权市场、证券市场和职业经理人市场具有实际的借鉴意义。最后,将未来的研究方向确定为如何防范大股东利用关联交易侵占公司利益及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控制权安排。
王加翔[6]（2019）在《会计投资者保护指数与股票收益率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资本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上将会拥有更多的投资机会。但近几年我国上市公司的证券欺诈和财务丑闻现象层出不穷,严重损害了投资者利益,不利于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平稳的运行。投资者利益保护已然成为资本市场一个重要的话题,党的十九大和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保护好投资者合法利益是当前资本市场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会计在投资者保护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会计如何影响投资者保护并进一步保障投资者利益的问题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从现有的研究结果来看,大部分学者都只是研究会计信息在投资者保护机制中起到何种作用,以及某一单个财务指标或者会计信息与股票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还很少有学者从会计角度研究投资者保护与股票收益率的作用关系。北京工商大学投资者保护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会计投资者保护指数,可以为该方面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文章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回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市场整体、行业和地区角度对我国沪深300指数成分股的会计投资者保护指数与下一年度的股票收益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在实证中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对2011—2017年沪深300指数中的277家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沪深300指数成分股的会计投资者保护指数对下一年度该公司的股票收益率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上市公司投资者保护程度越好其下一年度的股票收益率就越高。第二,从行业和地区角度来看,两者之间同样存在这种正向关系,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结合研究结论,本文从投资者、上市公司和相关监管部门三个方面提供一些意见参考,希望借此改善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者保护状况、提升投资者保护意识、避免投资者利益遭受侵害。
许文瀚[7]（2019）在《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文中研究指明年度财务报告（年报）反映了管理者对公司本会计期间经营情况的回顾以及对未来发展前景的展望。在资本市场中,为了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管理者有动机通过乐观的信息披露来提升投资者信心。现有文献多从数字信息（会计信息）的角度研究了年报信息,并一致发现管理者会通过会计政策选择、应计会计科目操纵和改变真实经营活动等方式调节公司利润,这些行为的最终结果是造成会计信息失真,增加公司与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使投资者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证监会不断细化监管规则、审计程序日趋严格和中小投资者自我保护意识不断提高的现实背景下,管理者对数字信息操纵的空间正在被压缩,会计信息质量在近年来得到了显着提高。但这绝不意味着管理者已经放弃了对信息的操纵。本文认为,现阶段管理者对信息的操纵正在由数字信息转向文本信息。文本信息在年报当中的主要作用是对数字信息进行进一步解释与说明。多样化的文字语言不仅能够清晰地传达语义,更能够让读者与信息发布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正是由于文本信息的这种特点,它能够完美地弥补数字信息的缺陷,使得广大信息接受者能够能好的了解公司真实情况。然而,文本信息也存在着诸多难以克服的缺陷。首先,文本信息具有语言多样性和内容前瞻性的特点,导致其缺乏事后可验证性,因此很难被监管部门事后追责。其次,文本信息由于缺乏统一的量化标准,导致审计人员很难因文本信息违规而出具非标准意见。这些缺陷导致文本信息的可靠性较低,远不如受到严格监管和审计的数字信息。但这些缺陷并未影响文本信息成为投资者决策的重要依据,原因如下:第一,文本信息相比于数字信息具备更高的可理解性。在现代公司经营业务日趋复杂,且中小投资者通常不具备专业财务分析能力的情况下,文本信息成为投资者读懂数字信息的重要辅助性工具。第二,文本信息具备更强的信息可比性。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提升,上市公司的差异也逐渐扩大,尤其是一系列互联互通如“沪港通”、“沪伦通”和“沪德通”实施之后。分散化投资策略要求投资者具备更强的投资能力和国际视野,这使得投资者在面对证券投资时不仅要克服公司间的行业差异还要克服国别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文本信息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第三,文本信息具有更高的信息含量。在现代公司价值评价体系日趋多元化的背景下,公司价值不仅体现在经营业绩,还要兼顾公司战略、安全生产、社会责任履行和与利益相关方关系等问题。而这些内容是数字化的会计信息所无法表达的,但通过年报文本信息,投资者能够清楚的获取公司的这些信息。鉴于年报文本信息可靠性较低但相关性较高的特点,深入研究文本信息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将有助于投资者正确认识上市公司年报,从而做出最优投资决策。同时也可能有助于监管部门制定文本信息的相关披露规范,从而促进公司提高年报信息质量。本文在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2010-2017年之间中国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年报文本信息的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进行了研究。主要研究结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通过对年报文本信息的真实性研究,本文发现针对数字信息的盈余管理和针对文本信息的操纵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说明处于信息优势方的上市公司管理者会同时运用数字信息操纵和文本信息操纵来误导投资者。并且这两种操纵方式是相互配合的,导致年报文本信息并不总是客观真实的。这意味着继盈余管理之后,针对文本信息的语调管理也成为了导致委托代理冲突的主要原因,若任其发展,将严重损害中小投资者的正当利益,不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完善。（2）通过对管理层决策和文本信息的相关性研究,本文发现公司三大经济活动决策与文本信息之间存在相关性。从经营活动的角度,发现经营活动绩效越差,年报文本信息内容的可理解性越低。从研发活动的角度,发现研发力度越大,年报文本信息就越保守。从融资活动的角度,发现股权质押后,为了降低爆仓风险,管理者将策略性地操纵年报文本信息的语调和内容。以上结论说明管理者为了配合决策的实现,年报文本信息将被策略性操纵。这对于不具备专业财务分析能力,但依赖于文本信息获取公司信息的一般投资者而言是不利的。在管理层策略性披露的情况下,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未减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3）通过对年报文本信息的经济后果研究,在已有学者发现文本信息语调与投资者反应存在相关关系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发现虽然管理层语调与股价波动呈正相关关系,但管理层语调与盈余数字的一致性存在调节效应,若两种信息不一致,则投资者会认为管理层披露不诚实而低估股票价格。此外,本文还发现审计收费受文本信息中经营情况变动原因的说明和未来前景的展望内容的影响,这说明审计意见虽较少受文本信息的影响,但审计师还是会根据文本信息进行风险判断,并相应调整收费。除审计师之外,分析师行为也受到文本信息影响,具体而言,分析师关注于年报文本信息,并对其中有效内容做出反应,但如果年报中表现出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异常乐观时,分析师会减弱对这些信息的关注,并相应下调对公司的未来盈余预测。本文可能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结合中国语言背景,从计量层面为文本信息的量化提供了新思路和方法。目前,国内文本信息研究文献多借鉴了国外的语调量化法,然而这种方法存在天然缺陷:例如,乐观词汇结合特定会计科目或语言会产生语义反转,而现有量化法就笼统的认为乐观词汇即为乐观。本文所采用的语句结构提取法可以通过分析单句结构和句义,计算文本整体的语调情感倾向,能够有效克服现有量化方法的缺陷。第二,拓展和深化了管理者决策影响信息披露的相关研究。现有管理层决策与文本信息研究多集中于公司经营活动和融资活动,但较少涉及投资活动。本文通过对投资活动的研究,弥补了这一研究缺失。并构建了公司经营活动→投资活动→融资活动的研究框架,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认识管理层决策对年报文本信息生成过程的影响。第三,丰富和拓展了文本信息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现有该领域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文本信息对股票价格的影响。而本文从更为微观的视角研究了文本信息对除投资者外的其他资本市场参与方的影响,例如审计师和分析师,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的认识文本信息的经济后果。
王贝芬[8]（2019）在《企业开放式创新策略研究》文中认为开放式创新能够帮助企业拓宽创新渠道,获得更多创新资源。实践中,已有企业实施开放式创新解决效率问题,新创企业实施开放式创新解决生存问题。理论界认为,已有企业和新创企业实施开放式创新的过程和目的不同。有鉴于此,已有企业和新创企业需要分别制定适合自身发展情况的开放式创新策略。然而,目前仍然有一些关键的问题没有得到解答。首先,已有企业实施开放式创新制定怎样的开放度能够提升企业绩效还没有定论。开放度指企业实施开放式创新的程度。其次,新创企业实施开放式创新过程中,哪些策略的制定有利于新创企业存活仍然是一个未知的课题。在此背景下,本文综合运用规范研究、回归分析、数理模型和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围绕“已有企业和新创企业的开放式创新策略”这一核心议题展开研究。进一步的,将已有企业分为中小企业和大企业。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中小企业开放度制定。本文运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中小企业开放度与绩效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与非竞合者合作,市场竞争性较强时,中小企业应该制定较大开放度（宽度寻找和深度寻找）;与竞合者合作,市场竞争性较强时,中小企业应该制定较低开放度（深度寻找）。第二,大企业开放度制定。本文首先解释为什么一些大企业愿意放弃开放那部分资源的专属性而选择较大程度的开放。一是开放降低了成本;二是开放提升了企业控制的互补资源的价值;三是开放带来社会福利增加,提升了企业声誉。其次通过数理模型分析大企业开放度的最优决策,得出两点结论:为了得到最优绩效,企业拥有的资源量越大,开放度应该越大;为了实现最优绩效,资源的互补性越小,开放度应该越大。第三,新创企业开放式创新过程中的策略制定。本文通过多案例分析方法,探讨新创企业通过开放式创新获取关键资源的过程中,哪些策略的制定有利于新创企业存活。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成功的新创企业与熟悉的合作伙伴建立信任和合作,而信任来自于已有的社会关系。第二,成功的新创企业主动放弃对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转而采取中庸的策略,在确保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主动给予合作者一部分利益。第三,成功的新创企业与其合作伙伴,都非常关注双方的长期合作关系,都秉持中庸的理念。本文为已有企业（中小企业、大企业）以及新创企业制定合适的开放式创新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孙菲菲[9]（2019）在《中美场外交易市场发展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场外股权交易市场（下文简称为“场外市场”）是一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功能在于服务于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企业和区域金融的直接融资发展。这对于直接融资中的基础性经济金融、结构化产业融资发展、区域经济融资发展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功能体系发展的意义重大。场外市场的深化改革和加速发展,建设功能完善立体覆盖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是十九大之后国家金融体系改革深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学术研究中对场外市场的关注还显不足,对于场外市场的发展和功能构建缺乏理论化的总结和实证性的分析。有鉴于此,本文选题定位于中国和美国场外市场发展比较研究,基于中国和美国场外市场的结构性功能对比研究和实证分析,总结中美场外市场发展的发展特征及功能特点,中美场外市场的功能类比和功能差异,并检验制度要素对中美场外市场发展的调节作用,从而归纳出对我国场外市场发展的借鉴与启示。本文遵循比较研究的技术路线,通过国际场外市场发展实践比较经验总结出一般性的场外市场发展特征,归纳场外市场发展的动因、过程、调节因素以及结果,并进一步聚焦于中国和美国场外市场发展的系统性比较分析。首先,美国和中国在国情、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不同,但是两者都是全产业链和多区域的大国经济结构,场外市场的规模也相近,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其次,中美两国在制度要素特征上存在显着的差异,有助于检验制度环境对于场外市场的调节作用。由此,本文通过对两国场外市场发展和发展特点以及场外市场挂牌公司的数据进行比较,从功能构建和制度因素的调节作用方面,对中美场外市场发展的比较特征进行数据描述和计量检验,从而最后归纳出本文关于中美场外市场发展比较分析的研究结论。本文的分析发现,中国和美国的场外市场在发展动因和制度设计上有整体相似性和诸多特征区别。美国的场外市场发展动因之一是企业对挂牌市场的分层需求,而中国场外市场的发展则受到了流动性需求的推动。通过实证分析,首先本文发现中国场外市场在规模上迅速赶超美国,但交易的活跃度、挂牌企业规模和和结构上仍存在较大差异;其次,中国场外市场企业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市值均远小于美国,且中国的行业集中度和区域集中度高于美国;再次,本文还发现中美两国场外市场在功能上呈现共性和差异性,两国场外市场都具有信息发现功能、技术创新和提升企业价值的功能,但两国场外市场在平滑风险、帮助企业获取金融资源方面具有差异性,同时没有发现中国市场对公司治理有显着的积极作用。同时,本文认为场外市场作用的差异源自于中美两国的制度环境差异,进而对制度环境如何影响场外市场的功能作用进行了理论化的归纳。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总结了对中国场外市场功能完善发展的建议:中国场外市场在不断完善现有规则之外,应探索除财务绩效和规模之外的分层标准,并在制度环境支持的地区率先进行尝试,最大化发挥当下场外市场的作用。长期而言应对制度环境进行完善,如增加司法投入和资源、增加市场化程度、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形成市场的风险文化、完善信用体系、建立其他金融制度（如银行和主板市场）与场外市场之间的互动和联系（如升降板制度）,可以更好地释放场外市场的潜力。
万源星[10]（2019）在《高新认定政策与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文中提出政府是否需要干预企业微观行为?至今仍是政府主义学派和自由主义学派争论的焦点。2016年,林毅夫教授与张维迎教授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展开辩论,林毅夫强调“有为政府”的现实价值,而张维迎认为“市场看不见的手”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以干预企业技术创新为例,创新的不确定性、正外部性等因素使创新主体研发投入较低,难以通过市场自动调整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政府干预便成为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事实上,作为民营经济主体,大多中国家族企业进入代际传承的关键时期,大批创业者即将退休,技术创新、转型升级决定着家族传承、企业延续的成功与否。然而,中国家族企业存在严重的研发投入不足、创新意愿不强等问题,因此更迫切政府进行干预。高新认定政策是政府干预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中国政企创新联盟和科技资源分配的一项独特机制,而研究尚未深入且结论不一。理论上,高新认定政策通过定量标准筛选出真正具有技术创新潜力或能力的企业,并给予一系列政策优惠。这不仅能提高政府资源配置效率,还能给予企业丰富的创新资源、积极的市场信号,激励家族企业技术创新。而也有学者指出,扶持对象甄选、效果评估等不存在高效易行的统一标准,导致政府错误配置经济资源。在实践中,高新认定政策也引起诸多争议,如“一刀切”认定门槛的合理性及“伪高新”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等问题。可见,高新认定政策效应仍有待检验。基于此,本文以家族企业创新问题、高新认定政策问题及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不成熟为切入点,以政府干预理论为基础,运用归纳演绎、数理分析、博弈分析等方法,构建一个高新认定影响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从财税支持、家族控制、研发操纵三个视角,运用随机前沿、多元回归、双重差分等计量方法,系统研究了高新认定政策效应,并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高新认定政策影响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及后果?（2）通过高新认定后,家族企业获得的财税支持能否进一步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绩效?（3）家族控制如何影响高新认定政策效应?（4）研发操纵的类别、动机、规律及后果?研究的主要工作和结论如下:1.结合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国际经验提出政策启示。以实现高新认定政策目标为出发点,通过梳理发达国家成熟的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经验,结合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状得到启示:（1）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中央、财力雄厚省市及产业领先企业应率先加强投入并设立基金;（2）重视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发展,通过税收、补助、融资等政策手段激励企业技术创新;（3）重视高校高新技术成果的商业化应用,督促高校将高新技术成果应用列入考核机制,并促进产学研合作;（4）重视高新技术人才培养和引进,积极培养后备人才科学兴趣和技能,并通过人才引进计划、技术移民政策等吸引外籍人才。2.构建高新认定政策影响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首先,从高新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正外部性和重要性论证了高新认定政策实施的经济学原理;其次,根据边际收益-成本曲线和需求-供给曲线,从研发投资、产品数量角度论证了高新认定对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并结合Jones（1995）的研究成果,创造性地将其表述为数理模型;最后,通过博弈模型分析高新认定中政府与家族企业的关系,发现合理的高新认定门槛不仅有助于减少家族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还能提高政府资源配置效率。3.探究高新认定对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以高新认定政策影响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基础,分析和检验了高新认定政策效应,结果发现:（1）通过高新认定后,家族企业获得更多的创新资源、更优的市场信号,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2）由于较低的违规成本、宽松的审批流程或复杂的审计工作,导致高新认定复审阶段的政策效果减弱,长期政策效果并不乐观;（3）在机构持股比例越少、行业竞争越激烈、市场化进程越快的外部环境下,政府越有可能实现高新认定政策目标。4.探究财税支持对高新认定政策效应的影响。从激励方式、激励对象、项目决策、实施速度四方面论证了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两类财税支持的作用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检验了财税支持对高新认定政策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1）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后,家族企业可获得财税支持,既能降低企业技术创新成本及风险,又能传递积极的市场信号,进而激励了企业技术创新:（2）相对于税收优惠,政府补助促进作用更显着;（3）财税支持的促进作用在董事长无政治关联、融资约束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低及高新开发区外的家族企业中更显着。5.探究家族控制对高新认定政策效应的影响。以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为基础,立足“家文化”传统的中国背景,提出一个分析家族企业衡量技术创新不同阶段风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检验了家族控制对高新认定政策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1）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后,家族企业制定风险偏好策略,并通过管理权、所有权积极影响企业技术创新;（2）家族参与管理具有社会资本、内部监管及成果应用等优势,家族所有权具有传承意愿、损失厌恶等特点,有利于家族企业长期价值的实现;（3）家族控制的促进作用在两权分离度低、公司规模大及多元化水平低的企业中更显着。6.探究研发操纵对高新认定政策效应的影响。根据研发操纵行为的动机和规律,结合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现状,构建了一个界定“达标型”和“避税型”研发操纵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检验了不同研发操纵对高新认定政策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1）研发操纵将不属于研发活动的费用计入研发支出科目,或是通过购置未投入运营的设备虚增研发支出,降低企业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同时,高管可利用研发操纵所带来的监管真空和信息优势实现个人利益,造成企业决策短视,导致高新认定政策目标难以实现;（2）“达标型”研发操纵为了获得高新技术企业称号所给予的政策优惠,集中在高新认定初审阶段,并且在职业经理人参与管理、销售收入高、高新开发区外的企业更显着;（3）“避税型”研发操纵为了降低税收负担,集中在高新认定复审阶段,并且在职业经理人参与管理、销售收入低、高新开发区内的企业更显着。本文的主要贡献与创新点包括:1.提供了一个高新认定影响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该理论框架以政府干预理论为基础,运用新结构经济学、数理分析、博弈分析模型等方法,解释了高新认定政策影响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的经济学原理及作用,并对设置合理高新认定门槛、解决研发操纵问题、提高政府资源配置效率等问题进行详述。2.提供了一个解释政策扭曲效应的新视角。现有研究大多忽略企业针对政府干预采取的投机性行为,最终影响政策效果。本文从研发费用这一具体会计科目的操纵行为视角,分析家族企业微观行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并发现高新认定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家族企业有意通过研发操纵满足其“达标”或“避税”需求,导致政策目标难以实现。3.为少量有关高新认定政策的研究提供微观证据。传统政府干预研究多从政府补助、税收优惠等视角展开分析,少量研究分析了高新认定政策效应且结论不一。此外,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有效期为三年,企业到期前应参与复审。而以往研究仅仅将通过初审视为条件,忽视不同阶段的政策效果差异。基于此,本文将高新认定分初审和复审两阶段,发现不同阶段的政策效果存在差异,且受财税支持、家族控制、研发操纵等因素影响。实证结果不仅为以往文献不一的结论提供解释,还为高新认定办法提供政策建议。
二、中小投资者保护与企业价值数理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小投资者保护与企业价值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方法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融资结构理论 |
| 2.1.2 创新理论 |
| 2.1.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1.4 信息经济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创新的影响因素 |
| 2.2.2 融资结构对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2.3 信息技术对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 研究述评 |
| 第3章 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能力的理论分析 |
| 3.1 研究模型设定 |
| 3.1.1 融资时序 |
| 3.1.2 研发风险 |
| 3.1.3 信用风险 |
| 3.2 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可得性关于企业创新能力的分析 |
| 3.2.1 债权融资 |
| 3.2.2 股权融资 |
| 3.2.3 企业同时进行股权与债权融资的讨论 |
| 3.2.4 融资结构与企业创新能力的进一步分析 |
| 3.3 纳入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分析 |
| 3.3.1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能力 |
| 3.3.2 新一代信息技术于融资与企业创新中的作用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新一代信息技术、融资结构、创新能力的测度与特征分析 |
| 4.1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测算与特征分析 |
| 4.1.1 信息技术相关测算的介绍 |
| 4.1.2 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测算方法 |
| 4.1.3 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测算结果及特征分析 |
| 4.2 融资结构的度量与特征分析 |
| 4.2.1 融资结构的度量 |
| 4.2.2 宏观视角下中国的融资特征分析 |
| 4.2.3 微观视角下中国企业的融资特征分析 |
| 4.3 创新能力的度量与特征分析 |
| 4.3.1 创新能力的度量 |
| 4.3.2 宏观视角下中国的科技创新的特征分析 |
| 4.3.3 微观视角下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特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投入决策的实证检验 |
| 5.1 研究假说 |
| 5.2 实证研究设计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模型设定 |
| 5.2.3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直接影响检验 |
| 5.3.2 复合影响检验 |
| 5.3.3 内生性处理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3.5 融资结构细分下的再检验 |
| 5.3.6 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5.3.7 产业技术异质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实证检验 |
| 6.1 研究假说 |
| 6.2 实证研究设计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模型设定 |
| 6.2.3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关于创新出数量的直接影响检验 |
| 6.3.2 关于创新出质量的直接影响检验 |
| 6.3.3 复合影响检验 |
| 6.3.4 内生性处理 |
| 6.3.5 稳健性检验 |
| 6.3.6 融资结构细分下的再检验 |
| 6.3.7 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6.3.8 产业技术异质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效率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假说 |
| 7.2 实证研究设计 |
| 7.2.1 数据来源 |
| 7.2.2 模型设定 |
| 7.2.3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关于创新数量效率的直接影响检验 |
| 7.3.2 关于创新质量效率的直接影响检验 |
| 7.3.3 复合影响检验 |
| 7.3.4 内生性处理 |
| 7.3.5 稳健性检验 |
| 7.3.6 融资结构细分下的再检验 |
| 7.3.7 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7.3.8 产业技术异质性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创新投入方面 |
| 8.1.2 创新产出方面 |
| 8.1.3 创新效率方面 |
| 8.2 启示建议 |
| 8.2.1 国家层面的政策建议 |
| 8.2.2 企业层面的经营建议 |
| 8.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2）深港通对我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意义及目的 |
| 1.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2 研究目的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1.3 研究创新与展望 |
| 1.3.1 研究创新 |
| 1.3.2 研究展望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波动率模型研究综述 |
| 2.1.1 自回归条件异方差类模型 |
| 2.1.2 随机波动模型 |
| 2.1.3 已实现波动率研究现状 |
| 2.2 沪港通和深港通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对沪港通和深港通定性的研究 |
| 2.2.2 对沪港通和深港通定量的研究 |
| 2.3 综合评述 |
| 第三章 基本理论 |
| 3.1 股市波动理论 |
| 3.1.1 股票市场的波动特性 |
| 3.1.2 对外开放对资本市场波动性的影响 |
| 3.2 联动性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2.1 股市联动性的内在机制 |
| 3.2.2 内地股市和香港股市联动性分析 |
| 第四章 深港通开通前后深市波动特征 |
| 4.1 SV模型的构建 |
| 4.1.1 分式布朗运动的定义及性质 |
| 4.1.2 SV模型的构建 |
| 4.2 模型的估计方法 |
| 4.3 数据和描述性统计 |
| 4.4 实证分析 |
| 4.4.1 Hurst指数分析 |
| 4.4.2 结果分析 |
| 4.5 模型诊断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深港通背景下深市与港市波动溢出效应 |
| 5.1 股市间溢出效应模型 |
| 5.2 数据来源和检验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单位根和格兰杰因果检验 |
| 5.3 实证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深港通对深市股价波动性的影响 |
| 6.1 影响机理与研究假设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实证模型及变量定义 |
| 6.2.2 数据来源 |
| 6.3 实证结果 |
| 6.3.1 描述性统计 |
| 6.3.2 实证结果 |
| 6.4 进一步分析 |
| 6.4.1 深港通活跃成交股 |
| 6.4.2 盈余管理 |
| 6.4.3 噪音交易 |
| 6.4.4 公司治理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境外投资者持股的影响 |
| 6.5.2 产权性质的影响 |
| 6.5.3 其他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估计随机波动率模型中参数的OpenBUGS程序 |
| 附录 B:估计GC-MSV模型中参数的OpenBUGS程序 |
| 附录 C:分式O-U过程随机波动率模型核密度仿真图 |
| 附录 D:GC-MSV模型核密度仿真图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3）终极股东控制下的上市公司并购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技术路线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述评 |
| 2.1 国内外控制权理论的研究综述 |
| 2.1.1 公司控制权的形成与控制权收益 |
| 2.1.2 控制权转移与争夺相关研究 |
| 2.2 国内外关于并购行为的研究综述 |
| 2.2.1 基于理性假设视角下的公司并购 |
| 2.2.2 基于非理性假设视角下的公司并购 |
| 2.3 终极股东控制下的公司并购行为研究综述 |
| 2.3.1 终极股东控制下的并购倾向相关文献 |
| 2.3.2 终极股东控制下的并购投资支出相关文献 |
| 2.3.3 终极股东控制下的并购支付方式相关文献 |
| 2.4 简要评述及研究机会 |
| 第三章 现实背景和分析框架 |
| 3.1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特征与并购条件 |
| 3.1.1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发展与现状 |
| 3.1.2 上市公司并购的股票市场条件分析 |
| 3.2 终极股东控制下上市公司并购行为研究的分析框架 |
| 3.2.1 终极股东控制的双重效应 |
| 3.2.2 终极股东控制下的并购倾向分析 |
| 3.2.3 终极股东控制下的并购投资支出分析 |
| 3.2.4 终极股东控制下的并购支付方式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终极股东控制下的并购倾向研究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1 终极股东控制权结构对并购倾向的影响 |
| 4.1.2 终极股东控制下高管持股对并购倾向的影响 |
| 4.1.3 政府终极股东对并购倾向的影响 |
| 4.2 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4.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4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终极股东控制下的并购投资支出研究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1.1 控制权私有收益对并购投资支出的影响 |
| 5.1.2 终极股东控制下股权制衡对并购投资支出的影响 |
| 5.1.3 政府终极股东对并购投资支出的影响 |
| 5.2 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5.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4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终极股东控制下的并购支付方式研究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1.1 终极股东控制权结构对并购支付方式的影响 |
| 6.1.2 终极股东控制下高管持股对并购支付方式的影响 |
| 6.1.3 政府终极股东对并购支付方式的影响 |
| 6.2 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6.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4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财政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融资结构的中介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创新投资 |
| 二、财政激励政策 |
| 三、融资结构 |
| 第三节 研究主要内容、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主要内容 |
| 二、研究的方法 |
| 三、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 四、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 |
| 一、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
| 二、财政补贴对企业融资结构的影响 |
| 第二节 税收减免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 |
| 一、税收减免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
| 二、税收减免对企业融资结构的影响 |
| 第三节 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对创新投资影响的比较 |
| 一、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对创新投资影响的差异 |
| 二、融资结构对财政政策与创新投资的中介效应 |
| 三、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因素 |
| 四、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分析 |
| 第一节 创新资源配置最优的影响因素 |
| 一、金融市场的不完全 |
| 二、政府干预 |
| 三、正外部性和公共物品 |
| 四、信息不对称 |
| 第二节 财政政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作用机理 |
| 一、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 |
| 二、创新投资的价值理论 |
| 第四章 我国鼓励创新的财政政策现状及国际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我国创新投入及金融支持现状 |
| 一、中国创新投入现状 |
| 二、中国创新投资的金融支持及不足 |
| 第二节 我国激励创新的财政政策及国际经验借鉴 |
| 一、财政科技支出 |
| 二、减免税政策 |
| 三、财政补助和税收减免的比较 |
| 四、深圳市财政政策支持企业创新投资的案例分析 |
| 五、国际经验借鉴 |
| 第五章 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财政补贴对制造业创新投资影响的研究 |
| 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二、实证研究设计 |
| 三、结论与启示 |
| 第二节 财政补助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投资影响的研究 |
| 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二、数据和计量模型 |
| 三、实证结果分析 |
| 四、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
| 五、结论与启示 |
| 第六章 企业所得税减免对制造业创新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一、企业所得税减免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 |
| 二、企业所得税减免对融资结构的影响 |
| 第二节 实证研究分析 |
| 一、研究设计 |
| 二、实证检验结果 |
| 第三节 影响机制检验 |
| 一、中介效应模型的设定 |
| 二、融资结构影响机制检验 |
| 三、分地区影响机制检验 |
| 四、分企业属性影响机制检验 |
| 五、分企业规模影响机制检验 |
| 第四节 结论与启示 |
| 第七章 财政补助与税收减免对企业创新投资影响的比较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一、融资结构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
| 二、财政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
| 三、财政激励政策对融资结构的影响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模型设定 |
| 二、变量设置及定义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全样本及分地区企业实证结果分析 |
| 二、异质性企业实证结果分析 |
| 三、企业生命周期实证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影响机制检验 |
| 一、影响机制检验模型 |
| 二、全样本企业影响机制检验结果分析 |
| 三、分地区影响机制检验结果分析 |
| 四、分企业属性影响机制检验结果分析 |
| 五、分企业规模影响机制检验结果分析 |
| 六、企业生命周期影响机制检验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结论与启示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企业内部控制权的安排和攫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研究对象 |
| 1.4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4.1 控制权收益 |
| 1.4.2 控制权转移 |
| 1.4.3 控制权安排 |
| 1.5 相关概念界定 |
| 1.5.1 剩余权利 |
| 1.5.2 内部人和内部人控制 |
| 1.5.3 人力资本产权和非人力资本产权 |
| 1.6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6.1 研究思路 |
| 1.6.2 研究方法 |
| 1.6.3 数据来源和处理 |
| 1.6.4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2 企业合约的结构和权利安排 |
| 2.1 企业的合约属性 |
| 2.2 委托代理合约中的两权分离 |
| 2.2.1 两权分离及其后果 |
| 2.2.2 企业内部委托代理关系 |
| 2.2.3 委托代理合约的所有权结构 |
| 2.3 企业合约中的权利分配 |
| 2.3.1 不完备性 |
| 2.3.2 事前的权利安排 |
| 2.3.3 事后的权利安排 |
| 2.3.4 所有权结构 |
| 2.4 控制权合约中的权利安排 |
| 2.4.1 控制权的来源 |
| 2.4.2 第一和第二代控制权理论 |
| 2.4.3 控制权安排的层次 |
| 3 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 |
| 3.1 共享收益与私人收益 |
| 3.2 货币性收益与非货币性收益 |
| 3.3 大股东的控制权私利 |
| 3.4 实证研究 |
| 3.4.1 国内外关于大宗股权协议转让溢价法的缺陷及改进 |
| 3.4.2 影响大股东控制权私利的因素 |
| 3.4.3 样本选取和研究设计 |
| 3.4.4 实证结果 |
| 4 董事会和管理层的控制权转移 |
| 4.1 董事会和管理层的控制权收益 |
| 4.1.1 董事会的控制权收益 |
| 4.1.2 管理层的控制权收益 |
| 4.2 控制权转移行为 |
| 4.3 控制权转移路径之一: MBO |
| 4.3.1 形成机理 |
| 4.3.2 管理层收购的实现机制 |
| 4.3.3 中国MBO的融资障碍及解决途径 |
| 4.4 控制权转移路径之二: 合谋 |
| 4.4.1 形成机理 |
| 4.4.2 实现机制 |
| 4.5 控制权转移的案例研究 |
| 4.5.1 国美大股东和管理层的控制权之争 |
| 4.5.2 万科与宝能的控制权之争 |
| 5 企业内部控制权的侵占与治理 |
| 5.1 内部人控制问题 |
| 5.1.1 管理层多元化经营掩饰隧道行为 |
| 5.1.2 大股东占资 |
| 5.1.3 大股东和董事会扭曲红利分配 |
| 5.1.4 公司高管对资产的控制 |
| 5.2 内部人控制的治理方案 |
| 5.2.1 股权激励 |
| 5.2.2 报酬激励 |
| 5.2.3 控制权激励 |
| 5.2.4 其他激励 |
| 5.3 数学模型分析 |
| 5.3.1 公司高层的股权和报酬激励 |
| 5.3.2 大股东的股权激励 |
| 5.4 实证研究 |
| 5.4.1 理论基础 |
| 5.4.2 样本选取和研究设计 |
| 5.4.3 实证结果 |
| 6 结语 |
| 6.1 结论与启示 |
| 6.2 未来研究方向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会计投资者保护指数与股票收益率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可能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理论及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及理论回顾 |
| 2.1.1 投资者保护的概念及理论回顾 |
| 2.1.2 会计投资者保护指数的相关概念 |
| 2.1.3 股票收益率的概念和相关理论回顾 |
| 2.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2.1 投资者保护相关文献综述 |
| 2.2.2 股票收益率相关文献综述 |
| 2.2.3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上市公司会计投资者保护指数状况 |
| 3.1 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法律保护状况 |
| 3.2 中国上市公司会计投资者保护指数状况 |
| 3.2.1 上市公司总体的会计投资者保护指数状况 |
| 3.2.2 不同行业的会计投资者保护指数比较 |
| 3.2.3 不同地区的会计投资者保护指数比较 |
| 3.2.4 第一大股东不同持股比例的会计投资者保护指数比较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会计投资者保护指数对股票收益率影响模型设定 |
| 4.1 研究假设 |
| 4.2 研究样本选择 |
| 4.3 变量设计和数据来源 |
| 4.4 面板回归模型构建 |
| 第五章 会计投资者保护指数与股票收益率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概述 |
| 5.1.1 分析数据平稳性(单位根检验) |
| 5.1.2 随机效应的Huasman检验 |
| 5.1.3 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分析 |
| 5.2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5.3 实证检验 |
| 5.3.1 对沪深300 指数成分股总体进行面板回归 |
| 5.3.2 对不同行业进行面板回归 |
| 5.3.3 对不同地域进行面板回归 |
| 5.3.4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六章 相关建议 |
| 6.1 对上市公司的建议 |
| 6.2 对投资者的建议 |
| 6.3 对证券市场管理部门的建议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不足及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7.2.1 研究样本不足 |
| 7.2.2 研究视角单一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与研究贡献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与文本信息 |
| 一、公司治理与文本信息 |
| 二、公司活动与文本信息 |
| 第二节 文本信息的度量方法 |
| 一、管理层语调 |
| 二、文本可理解性 |
| 三、特征词语统计 |
| 第三节 文本信息的制约因素 |
| 一、会计信息 |
| 二、信息质量 |
| 三、信息成本 |
| 四、内外部环境 |
| 第四节 文本信息的经济后果 |
| 一、股价波动 |
| 二、分析师预期 |
| 三、内部人交易 |
| 第五节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文本信息的生成过程及其作用机理 |
| 第二节 博弈模型设定 |
| 第三节 公司决策与文本信息 |
| 第四节 文本信息的信息增量作用 |
| 第五节 文本信息对股票价格的影响 |
| 第六节 模型推导过程详解 |
| 第七节 理论分析总结 |
| 第四章 年报文本信息的真实性研究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假设 |
| 四、研究设计 |
| 五、研究结果 |
| 六、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管理层决策对年报文本信息的影响研究 |
| 第一节 经营活动决策对年报文本信息的影响——以微利公司为例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假设 |
| 四、研究设计 |
| 五、研究结果 |
| 六、结论 |
| 第二节 投资活动决策对年报文本信息的影响——以创新研发为例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假设 |
| 四、研究设计 |
| 五、研究结果 |
| 六、结论 |
| 第三节 融资活动决策对年报文本信息的影响——以股权质押为例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四、研究设计 |
| 五、研究结果 |
| 六、结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年报文本信息的经济后果研究 |
| 第一节 年报文本信息对股价波动的影响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假设 |
| 四、研究设计 |
| 五、研究结果 |
| 六、结论 |
| 第二节 年报文本信息对审计费用的影响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假设 |
| 四、研究设计 |
| 五、研究结果 |
| 六、结论 |
| 第三节 年报文本信息对分析师预测的影响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假设 |
| 四、研究设计 |
| 五、研究结果 |
| 六、结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启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启示 |
| 第三节 研究局限性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8）企业开放式创新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 |
| 1.3 概念界定及说明 |
| 1.3.1 开放式创新 |
| 1.3.2 开放度 |
| 1.4 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对象 |
| 1.4.2 逻辑思路 |
| 1.4.3 章节安排 |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 1.6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7 本章小结 |
| 第2章 相关文献回顾 |
| 2.1 开放式创新内涵 |
| 2.1.1 开放式创新概念 |
| 2.1.2 开放式创新的分类 |
| 2.1.3 从封闭式创新到开放式创新 |
| 2.1.4 区别开放式创新与用户创新 |
| 2.1.5 开放式创新的成本与风险 |
| 2.1.6 开放式创新与专属权保护 |
| 2.2 开放式创新的理论基础 |
| 2.2.1 资源基础观 |
| 2.2.2 动态能力观 |
| 2.2.3 吸收能力观 |
| 2.3 开放式创新策略研究 |
| 2.3.1 开放式创新的研究情境 |
| 2.3.2 开放式创新策略研究主题 |
| 2.3.3 不同类型企业的开放式创新策略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小企业实施开放式创新的开放度研究 |
| 3.1 引言 |
| 3.1.1 开放式创新成本与收益的权衡 |
| 3.1.2 开放度的两个维度—宽度与深度 |
| 3.2 假设的提出 |
| 3.2.1 市场环境竞争性对两种外部寻找与绩效的调节作用 |
| 3.2.2 与竞争对手的合作 |
| 3.3 方法 |
| 3.3.1 数据的收集 |
| 3.3.2 测量 |
| 3.4 结果分析 |
| 3.5 本章结论与启示 |
| 第4章 大企业实施开放式创新的开放度研究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封闭式创新与开放式创新——专属性与开放性的逻辑 |
| 4.3 开放带来价值增加 |
| 4.3.1 开放使企业获取的价值增加 |
| 4.3.2 开放带来社会福利增加,提升了企业声誉 |
| 4.4 开放度的选择 |
| 4.4.1 模型建立 |
| 4.4.2 结论提出 |
| 4.5 华为与中兴的案例 |
| 4.5.1 案例选择依据 |
| 4.5.2 变量测度 |
| 4.5.3 数据来源 |
| 4.5.4 案例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新创企业开放式创新过程中的策略研究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关系与中庸 |
| 5.3 方法 |
| 5.3.1 案例研究 |
| 5.3.2 数据收集 |
| 5.3.3 数据分析 |
| 5.4 发现 |
| 5.4.1 案例描述 |
| 5.4.2 来自社会关系的市场信息和技术信息 |
| 5.4.3 来自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资金 |
| 5.4.4 对长期关系的关注以及文化兼容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6.1 论文的主要工作和结论 |
| 6.2 论文的主要贡献 |
| 6.2.1 理论贡献 |
| 6.2.2 实践启示 |
| 6.3 论文的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
| 附录2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9）中美场外交易市场发展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金融结构与比较金融结构 |
| 1.2.2 比较制度分析理论 |
| 1.2.3 场外市场与多层次资本市场 |
| 1.2.4 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4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2.文献综述:比较金融结构与场外市场发展 |
| 2.1 比较金融结构:功能金融观的理论分析 |
| 2.1.1 金融结构相关理论研究回顾 |
| 2.1.2 比较金融结构理论的功能纬度 |
| 2.1.3 比较金融结构理论的动态演绎 |
| 2.2 比较金融制度:最适金融结构的理论分析 |
| 2.2.1 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与金融结构 |
| 2.2.2 制度经济学理论与金融结构 |
| 2.2.3 比较金融结构理论的发展方向 |
| 2.3 基于比较金融结构的场外市场发展 |
| 2.3.1 场外市场相关理论研究回顾 |
| 2.3.2 场外市场与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
| 2.3.3 场外市场与金融结构的作用机制 |
| 2.4 本章小结 |
| 3.金融体系与场外市场发展的国际比较 |
| 3.1 金融体系发展的比较分析 |
| 3.1.1 美国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变化 |
| 3.1.2 英国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变化 |
| 3.1.3 日本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变化 |
| 3.1.4 德国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变化 |
| 3.2 各国金融结构与场外市场发展的比较分析 |
| 3.2.1 美国金融市场与场外市场 |
| 3.2.2 英国金融市场与场外市场 |
| 3.2.3 日本金融市场与场外市场 |
| 3.2.4 德国金融市场与场外市场 |
| 3.3 场外市场发展的国际比较及制度要素分析 |
| 3.4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3.5 本章小结 |
| 4.美国场外市场的结构、制度要素与发展 |
| 4.1 美国场外市场结构 |
| 4.1.1 OTCBB |
| 4.1.2 OTC Markets |
| 4.2 美国场外市场的制度要素与发展 |
| 4.2.1 分层体系 |
| 4.2.2 交易制度、退市制度和转板制度 |
| 4.2.3 监管体系:NASD监管 |
| 4.2.4 信息披露 |
| 4.3 美国场外市场的功能总结 |
| 4.4 本章小结 |
| 5.中国场外市场的结构、制度要素与发展 |
| 5.1 中国场外市场结构 |
| 5.1.1 新三板 |
| 5.1.2 四板市场 |
| 5.2 中国场外市场的制度要素与发展 |
| 5.2.1 分层体系 |
| 5.2.2 交易制度、退市制度、转板制度 |
| 5.2.3 监管体系:证监会监管 |
| 5.2.4 信息披露 |
| 5.3 中国场外市场的功能总结 |
| 5.4 本章小结 |
| 6.中美场外市场发展的比较金融制度量化研究 |
| 6.1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6.2 中美场外市场发展状况的比较分析 |
| 6.2.1 中美场外市场的规模对比 |
| 6.2.2 中美场外市场的交易活跃度对比 |
| 6.2.3 中美场外市场的市场结构对比 |
| 6.3 中美制度环境对场外市场作用的实证分析 |
| 6.3.1 样本选择、变量选取及度量 |
| 6.3.2 数理模型构建 |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 发达经济体与转型经济体场外市场的比较金融制度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建议 |
| 7.3 研究展望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高新认定政策与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主要贡献与创新点 |
| 第二章 基础理论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基础理论 |
| 一、政府干预理论 |
| 二、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理论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政府干预的动机及后果 |
| 二、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
| 三、政府干预对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
| 第三节 现有文献评述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体系的国际比较 |
| 第一节 美国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体系 |
| 第二节 英国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体系 |
| 第三节 瑞士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体系 |
| 第四节 日本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体系 |
| 第五节 其他国家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体系 |
| 第六节 国际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启示 |
| 第七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高新认定影响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高新认定政策的制度背景 |
| 第二节 高新认定政策的框架体系 |
| 第三节 高新认定影响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机理分析 |
| 一、高新认定政策实施的经济学分析 |
| 二、高新认定政策影响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 |
| 第四节 高新认定中政府与家族企业的博弈分析 |
| 一、博弈模型假设 |
| 二、博弈模型构建 |
| 三、博弈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高新认定影响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财税支持对高新认定政策效应的影响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家族控制对高新认定政策效应的影响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发操纵对高新认定政策效应的影响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启示和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中小投资者保护与企业价值数理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D]. 杨帆. 西北大学, 2021(12)
- [2]深港通对我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影响研究[D]. 毛小丽.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3]终极股东控制下的上市公司并购行为研究[D]. 蒋薇. 西北大学, 2019(04)
- [4]财政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融资结构的中介效应[D]. 林小玲. 深圳大学, 2019(09)
- [5]企业内部控制权的安排和攫取[D]. 张璇.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6]会计投资者保护指数与股票收益率的关系研究[D]. 王加翔. 青海大学, 2019(04)
- [7]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D]. 许文瀚. 浙江工商大学, 2019(07)
- [8]企业开放式创新策略研究[D]. 王贝芬. 天津大学, 2019(06)
- [9]中美场外交易市场发展比较研究[D]. 孙菲菲. 云南大学, 2019(09)
- [10]高新认定政策与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D]. 万源星. 浙江工商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