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众心合力建设信用工商（论文文献综述）
宋子昕[1]（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认为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察应坤[2]（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认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赵欣宇[3]（2020）在《重庆文化品牌战略研究》文中指出作为国家经济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业,具有内聚人心、外树形象、助推经济发展的强大功能,其发展繁荣与提升软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的国家战略息息相关。近年来,伴随着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的发展方式转变,以及人们对精神文化消费需求的增加,我们更需要推动和促进文化业的发展繁荣,实施品牌战略也是势在必行。重庆作为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拥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改革开放尤其是直辖以来,重庆文化业发展迅猛、成果喜人,但纵观重庆文化业的发展历程,仍存在文化消费不振、文化市场萎缩、品牌化程度低、品牌影响力不足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站在品牌战略的高度,从四个方面观照了重庆文化业的发展。首先,通过梳理、归纳重庆的文化资源探究了文化资源品牌化的现状。其次在了解文化资源的情况后,对竞合城市进行了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创新设计构建了重庆文化品牌的层级,旨在通过科学构建明晰品牌角色,配置文化资源,使文化品牌各在其位,各显其能。之后,又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对文化品牌的塑造、开发、利用、延伸等提出了相应的措施。最后,基于文化品牌的独特性,从政府的角度为完善文化品牌成长生态提出对策。本文的具体研究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了文化消费的时代背景,阐述了其他学者相关的一些研究进展,介绍了本文涉及的一些概念理论,明确了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第二部分是本文的主体内容,首先通过对重庆文化资源的分析、整理,为文化品牌架构的搭建提供依据;其次,分析探寻了部分竞争城市与重庆文化品牌间的发展差距;再次,于前文的基础上,选择适合的目标市场和品牌定位,对文化品牌进行战略组合和架构搭建;最后分别就重庆文化品牌发展过程中面对的问题,从企业层面与政府层面对文化品牌的组合与后续发展提出建议。第三部分为结论,对本文的研究工作与主要成果进行了总结。
刘奕[4]（2020）在《5G网络技术对提升4G网络性能的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设备接入到移动网络,新的服务与应用层出不穷,对移动网络的容量、传输速率、延时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5G技术的出现,使得满足这些要求成为了可能。而在5G全面实施之前,提高现有网络的性能及用户感知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从5G应用场景及目标入手,介绍了现网改善网络性能的处理办法,并针对当前5G关键技术 Massive MIMO 技术、MEC 技术、超密集组网、极简载波技术等作用开展探讨,为5G技术对4G 网络质量提升给以了有效参考。
李薇[5]（2020）在《明清时期山陕会馆崇拜体系及其伦理意涵研究》文中认为明清时期的山陕商人,为了推进他们的商贸事业,在经商各地捐资修建了数量众多的山陕会馆,并将敬神庥作为会馆的基本功能之一。但是,对于明清山陕会馆崇拜体系,以及这种崇拜体系所体现的伦理思想,无论是中国思想史研究抑或是明清会馆史研究,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以往的山陕会馆神只崇拜研究仅是从商人祈福免灾的角度,探讨了山陕会馆神只崇拜产生的原因,人们几乎没有将山陕会馆神只崇拜放到明清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从而无法揭示山陕会馆崇拜体系及其伦理意涵。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出现了士向商靠拢与商向士看齐上下交互移动导致士商合流的出现。在这种士商合流背景下,儒家欲通过“化俗为任”,将儒家的伦理思想向商贾靠拢而世俗化为指导商业活动的行为规范;而商贾通过向儒家看齐欲将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升到思想体系的高度,在这种双向需求和彼此互动中,商业伦理的出现就成为了可能。而明清时期儒释道的三教融合以及世俗化发展路径,也为明清时期商业伦理的出现提供了思想来源。因此明清时期工商会馆特别是山陕会馆所以将敬神庥作为会馆功能的第一要务,不仅是为了满足商人们祈福免灾和联络乡情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是适应明清时期儒家伦理世俗化的需要,是通过神只崇拜的宗教信仰方式唤醒商人们的人格自尊与职业自觉,促使明清时期的中国商业走上规范化、伦理化的发展道路。就山陕会馆而言,形成的是以关公崇拜为主、道教佛教崇拜为辅的崇拜体系。关公作为会馆的主祭之神,是宋代以来关公崇拜日渐兴盛的表征,然而山陕会馆的崇拜关公,除为山陕商人护持财富外,更重要的是山陕商人以关公为亲缘关系,甚为敬爱。其次,关公在《三国演义》中被塑造的忠义仁勇伦理特质,也是儒家伦理观念的下落,是明清时期士商合流的“契合点”。再次,关公因具有一定的超验力,又可保证赏善惩恶的公正,对于商人的利益有重要的保障作用。总之,关公作为山陕会馆的崇祀主神,体现了作为世俗化的神灵在商人心中的价值,这较之于超脱性的佛道更应和了当时的整个精神氛围。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还将道教崇拜导入其中,这不但表现在对道教神只的崇拜上,还表现在对会馆的选址、会馆的布局等体现着道教思想的诸多方面,而山陕会馆的道教崇拜又将道教的道法自然呈现以“尊道贵德”的伦理意涵,以此形成山陕商人“利而不害”的经营理念和“生活简朴”的生活观念。山陕会馆还将佛教崇拜导入会馆的崇拜体系之中,山陕会馆的佛教崇拜主要通过会馆对佛教神只的崇拜、会馆戏楼屋顶的神龛佛像、会馆聘请的主持僧等方面表现出来,并以佛教“善恶果报”的伦理观念,规劝山陕商人惩恶扬善。而山陕会馆的行业神崇拜,对山陕商人在实际的商业经营中更起到了德业相劝和德业自律的作用。正因为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是以关公崇拜为主、以道教佛教崇拜为辅的崇拜体系,因此就使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呈现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特点。但在山陕会馆这种“三教合一”的崇拜体系之中,“三教”之间并不是平分秋色,形成的是以儒家崇拜为主、以道教和佛教崇拜为辅的序列层级崇拜体系。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为山陕商人提供了市场行为必需遵循的伦理标准和经商业贾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因此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对于安抚山陕商人异地经商的不安心理、对于促进商贸活动的和顺发展以及维护山陕商人的共同利益具有抚慰、激励和向心的功能。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还发挥着文化融合与文化认同作用。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文化融合作用主要表现为对同籍文化、异籍文化和客地文化的融合,而在对异籍文化的融合中突出的方面就形成了关公崇拜社区信仰中心和关公崇拜祭祀文化圈。而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文化认同旨在说明明清时期由于士商之间的相互影响,在山陕会馆神只崇拜体系之下的山陕商人所具有的文化自觉和山陕商人对商业风险的正确认识。
孙政[6]（2019）在《影视行业高收入人群偷逃税案例分析及治理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人民在精神方面的要求日益增多。在此背景下,我国影视行业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但是近年来却频繁曝出影视行业高收入人员偷逃税案件,说明目前我国税务部门对影视行业高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征管工作存在很多问题。因此,结合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制度建设与税务实践,立足于影视行业高收入群体,全面分析影视行业高收入人群偷逃税行为发生的背后原因,并提出相关的治理措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论文是一篇针对影视行业高收入人群个人所得税征管问题的专题研究。首先,在具体分析我国影视行业偷逃税典型案例的基础上,列举了影视行业高收入群体偷逃税所使用的具体方法,并提出了税务部门对影视行业高收入人群的税收征管中存在问题。然后,深入剖析了近年来我国影视行业高收入群体的收入结构变化,从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税收征管过程及影视行业纳税人遵从度这三个不同角度,全面阐述了我国影视行业偷逃税案件频发的原因,并介绍和归纳了发达国家防治影视行业偷逃税行为的征管方法和措施,从中总结出适合我国税务部门借鉴的经验。最后,立足于我国影视行业高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的税务实践现状,从优化个人所得税制、优化征管程序和提高税收遵从度三个方面,极具现实针对性地提出治理建议。
武善鹏[7]（2019）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研究 ——基于M县T镇的调查》文中研究指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以下简称“农村低保”）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以下简称“两项制度”）是国家扶贫战略的两个重要支点,农村低保制度是最低生活救助,注重维持生存;扶贫开发政策则是推动发展,注重内在能力提升,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当前,在精准扶贫进入到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农村贫困的复杂性、多样性与艰巨性也在日益凸显,单一的扶贫政策已难以有效应对日益复杂多样的贫困问题,客观上迫切要求整合各种扶贫政策,发挥制度合力作用治理农村贫困问题。目前,两项制度由于政策理念、政策目标、政策对象、评估标准、部门管理机制以及政策演化发展过程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其长期以来各自为战,缺乏相互协调与整合,难以发挥反贫困的整体性合力作用。在精准扶贫、脱贫攻坚背景下,两项制度有效衔接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成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课题。本文旨在通过对两项制度的有效衔接开展实证研究,找出两项制度缺乏衔接的突出问题或主要环节,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完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建立农村扶贫工作长效机制提供借鉴,为农村低保制度更好地在脱贫攻坚中发挥兜底保障作用提供参考。实证研究发现,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在有效衔接上存在着如下主要障碍:一是两项制度对象识别、认定难度大;二是两项制度对象缺乏有效的动态管理机制;三是两项制度行政管理部门分割,协调难度大;四是有效衔接过程现代科技运用不充分,信息化水平低;五是基层扶贫力量薄弱,专业人员参与程度低;六是法治建设滞后,缺乏上位法保障。为改变两项制度各自为战、缺乏有效整合与衔接的现实状况,针对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存在的主要障碍,本论文基于实证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统一两项制度对象识别认定标准;二是严格把控进退标准,确保两项制度对象动态调整;三是加强部门协作,提升工作效能;四是加大科技成果运用,提高信息化水平;五是大力发展政府购买服务,积极引入社会专业力量参与;六是加快法治建设,推动反贫困工作立法。
李磊[8]（2019）在《S省政策性再担保：问题、成因及对策分析》文中指出目前,我国大部分省市已经组建省级再担保机构,建立起政策性再担保机制,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监管和政策保障体系,各地再担保在机构组建、功能定位、运营模式、运行机制、功能发挥等方面千差万别,存在着行业风险积聚和政策性功能成效不显着等问题。S省作为全国的融资担保大省,在机构数量、担保金额、担保企业户数等方面都居于前列。2015年底S省再担保机构正式挂牌以来,以省级再担保机构为载体的S省政策性再担保机制逐步建立。本文选取S省政策性再担保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政策性再担保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文章首先运用文献研究法,梳理国内外融资担保及再担保相关理论。其次,运用归纳演绎法,归纳融资担保、政策性再担保的相关概念,结合相关文献,对政策性再担保的目的和意义进行理论层面的分析。最后运用案例研究法,对S省政策性再担保的机构和运行情况进行分析,根据现有问题,结合理论研究结果,对优化S省再担保提出若干政策建议。通过研究发现,虽然S省现有的政策性再担保对融资担保行业的健康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但从融资担保行业、S省再担保机构和政策性再担保运行等方面看,政策性再担保依旧存在若干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行业风险高企、再担保机构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和政策性再担保运行不畅。针对这些问题并结合相关理论和实际工作经验的启示,本文尝试对优化完善S省政策性再担保提出若干建议,并希望这些建议能够为相关工作者、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当然,因为政策性再担保尚处于探索和发展期,本文并未就政策性再担保及再担保机构在市场化和政策性之间如何取舍的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希望在今后的研究和工作中,能够进一步研究政策性再担保的最优政策管理策略。
蔡二雨[9]（2018）在《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企思想政治工作无处不在,覆盖了企业科研、生产、经营和服务的全过程以及人、财、物的各个方面。本文将“资源”认作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大命题,从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境遇入手,本着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和比较研究理念,针对国企思想政治工作服务于企业管理并在企业发展中发展、完善自己的问题,以思想政治工作“现实资源”、“可能资源”为研究对象,对“思想政治工作资源”做了新的界定,对思想政治工作资源建设重大机遇做了新的探讨,揭示了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研究的价值、意义。通过对国企思想政治工作树立大宣传理念、强化大资源意识、依托大管理构架、构建大政工格局、探索大教育路径的深入思考,解析了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三个维度,即“现实资源”、“可能资源”、“互为资源”维度,研究了企业管理、企业文化、文化管理作为思想政治工作潜在的、可能的、未来的新资源所具有的新价值,即企业管理的载体价值、企业文化的文化价值、文化管理的综合价值,并将融合-综合确认为“现实资源”、“可能资源”共同创造、共同拥有的共同价值,将其价值概括为总体价值即信念和信仰价值、生产及产出价值即精神生产及其消费价值,论证了“可能资源”能够变为“现实资源”并使“现实资源”更为有效。通过揭示“交往理性”及其思想文化交往的理论自觉、取径自觉,论证了“现实资源”与“可能资源”的互识、互证、互动、互补和共生、共存、共荣,确认了“思想文化交往”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资源建设的主线,即,将思想政治工作资源优化确认为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主体”之间思想文化交往的实践活动过程,亦即国企人在其所处的特定时代、特定环境条件下,主要是在科研生产经营管理实践活动中和工作生活中进行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实践活动,通过交往的交互作用,促使“双主体”不断生成正确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精神动力。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思想政治工作资源优化的新维度,即“融合-综合”的维度,旨在造就思想政治工作新的力量;共同境遇下的维度,旨在为着“保发展”而考虑“转方式”、“调结构”,转变“单打独斗”方式和说教灌输方式,调整资源结构特别是“可能资源”结构,将工作对象定位于企业管理现象和管理活动的维度;内在逻辑上的维度,旨在强化互为背景、互为资源、共同愿景、共同意志、共享价值观基础上共同的国企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恪守坚持国企改革、建设、发展的维度;理念创新对应的维度,旨在进一步创新融合的维度。本文主张将国企的特定资源、独特资源注入思想政治工作,也特别参照作为“可能资源”的企业管理、企业文化、文化管理,推动国企思想政治工作也许是痛苦的但却是重大的战略转型。为此论证了“现实资源”与“可能资源”的统一,主张“完全主体”的全面资源观。完全主体,一是指国企人是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主体,是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意义上的主体;二是指作为客体的“可能资源”在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转化而成的主体性;三是指这两个意义上的主体,都是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的主体。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唤醒国企的思想政治工作资源问题意识,启发发现问题的能力,树立回应问题的勇气,紧扣思想政治工作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确立国企的思想政治工作资源思维,形成开发资源、组织资源、管理资源、发展资源、保障资源、优化资源的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理念,关注国企广泛存在的、影响深刻的、支撑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可能资源,强化国企对思想政治工作资源价值、意义的关注,加强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管理,在资源重构的基础上,把握创新发展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新趋势、大走向。
曾志勇[10]（2018）在《选择行为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文中指出信息时代发展到今天,思想政治信息的多样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人们每天都在多种思想政治信息中做出选择,这些思想政治信息有些是互补的,有些是平行不相干的,有些是矛盾冲突的。在这样一种思想政治信息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者给受教育者灌输的思想政治信息只占受教育者思想信息选择空间的一部分,受教育者这部分被灌输的思想政治信息无时无刻不受到其他各类思想政治信息的抵消、侵蚀和干扰。思想政治教育者如何有针对性的“放大”自己的声音,有效的牢牢占领受教育者这块思想政治心灵阵地,是时代留给我们的重大课题。要解决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首先必须研究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信息的选择行为。目前,西方关于受教育者行为的研究在心理学、社会学、行为科学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但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的一个特殊分支,和西方国家的教育相比,明显具有中国特色,如果完全照搬西方教育行为理论,显然有“水土不服”的问题。我国学者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行为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受教育者如何被说服接受教育者传输的思想政治信息并内化为行为习惯这一方面,对于受教育者主动选择思想政治信息这一方面关注很少。学界较少关注受教育者的主动选择行为,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思想政治信息的个体价值关注较少;另一方面是因为过去的大部分时间内思想政治信息没有像现在这么丰富和充足,人们对思想政治信息没有更多的选项。本研究认为,思想政治信息是一种产品,一种精神产品,它凝结了一般人类劳动,所以思想政治信息有价值,对受教育个体来说有使用价值,也就是思想政治信息具有效用。受教育者因为思想政治信息的效用产生了主动选择行为。同时,人们为了获得这些思想政治信息的效用,必须支付一定的“费用”,这些“费用”对受教育者来说都是稀缺资源:它们有时候是一定的金钱,比如购买书籍、订阅报纸、支付网络有线电视费用等;一般情况下是时间——人们了解或者理解一定的思想政治信息总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还有精力——人们学习掌握某一政治思想观点需要耗费精力。这样,和人们选择有形的物质产品（商品）一样,人们按照同一原理选择思想政治信息精神产品:在经济、时间、精力等的资源约束下,人们选择对自己效用最高的思想政治信息产品。受教育者的这一行为就是其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经济学意义上的选择行为,它解释了人们为什么选择接受我们“灌输”的某一思想政治信息。根据以上对受教育者选择行为的分析,现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采取竞争性的营销模式。事实上,我们正在应用这一模式和方法。2016年8月中央电视台给中国共产党做的两则广告《我是谁》和《心跳篇》,第一次以一种广告的形式推广宣传中国共产党,就是很生动的例子。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受教育者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全面接触社会各个方面,同样,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全方位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形成合力。对于思想政治信息的生产者、教育者、推广者而言,营销的目的就是要让受教育者选择到他们“灌输”的思想政治信息。受教育者在哪里,我们就应该在哪里;受教育者的思想在哪里,我们就应该从哪里开始。营销模式的意义在于,它和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相比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不再仅仅依靠行政的力量而强制“填鸭”,而是站在受教育者的角度考虑问题,从他们的角度出发设计产品、为他们方便而建立相应传播渠道、为抓住他们的心灵而制定相应的推广策略和关切回应方案,从而发展出一种竞争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受教育者在这种模式下将自觉主动的“选择”而不是被迫假装的“接受”。本研究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相关原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矛盾分析方法,注重个人与社会相互统一。从研究思路上来说,本研究的特点是比较借鉴。其中受教育者选择行为分析借鉴了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思想政治教育营销模式参考了市场营销学的相关理论。本文在技术上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案例分析法、数理方法、模型研究法、系统研究法等。本研究的结论是:（1）人们选择某一思想政治信息是基于这些信息给他带来的效用。思想政治信息的效用有三个方面:验证个人经验、解释现实世界、提供行动指导。思想政治信息的效用越高,在人们时间精力、物质经济水平、智力水平的资源约束范围内越有可能被人们选中。（2）人们改变对某一政治思想的信仰,是因为另外一种思想政治信息给他提供了更高的效用,或者是由于另外一种思想政治信息的生产者或者推广者让他节省了资源——即节省了他的时间精力、经济花费、脑力损耗,但获得了同样甚至更高的效用。（3）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信息是一种组合选择,而不是一种单一选择。对普通的受教育者来说,不但两种相近的思想政治信息在他们的头脑里可以共存,而且两种性质完全相反的思想政治信息也可以共存。因此,受教育者面对的是一个完整的思想政治信息表,理论上可以用数理模型清楚的描述受教育者对各种思想政治信息的选择机制。（4）受教育者的选择行为并不否定教育引导的作用。受教育者作为社会人,必须维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对思想政治信息内在地具有方向性的需求,而教育引导正好为受教育者的选择行为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受教育者的选择行为给教育者提供了教育引导的方法:教育者可以通过改变受教育者面临的条件从而改变受教育者的选择。（5）具有选择行为的新型受教育者的特点是:有可塑性;面对多样性思想政治信息,在外部信息环境的作用下理性完成选择行为;主体地位越来越凸显。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一种“被选择”和“选择”的关系。（6）思想政治教育新的模式是一种以产品为核心、以人员为根本、以渠道为阵地、以回应关切为手段的政治思想营销。营销模式的四个控制要素是:产品（product）、人员（personnel）、渠道（channel）、关切（concern）,简称PPCC（2P2C）工具。思想政治教育营销模式的应用主要是对2P2C工具的灵活组合运用。本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一是建立了一种竞争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营销模式。本文以思想政治信息选择行为研究为基础,提出建立包括思想政治信息产品、思想政治信息推广人员、思想政治信息传播渠道、受教育者的关切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发展出一种竞争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为新时期组织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理论依据。二是发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人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理论宝库已经得到比较系统充分的挖掘,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人价值作为另一个巨大的理论宝库,还有待大力发掘。本文归纳了思想政治教育对个人的三方面价值:验证个人经验、解释现实世界、提供行动指导。三个方面的个人价值完全从受教育者的个人直接需要出发,而不是从社会价值引申而出,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个人价值的一次创新性发掘。三是发现受教育者的资源约束条件并将其纳入研究框架。以往的研究基本上忽略了受教育者的资源约束条件,以为受教育者是可以无限接受思想政治信息的“容器”。本研究发现受教育者事实上受到时间、精力、经济物质等稀缺资源的制约。在各种思想政治信息上分配自己的稀缺资源是受教育者面临的经济问题,这也是本文能从经济学意义上开拓性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基础。四是探索研究了受教育者行为的微观基础。本研究探索受教育者的微观行为,在理论上初步建立了思想政治信息选择行为机制。选择行为研究以受教育者为研究对象,站在受教育者的角度主动对所面临的思想政治信息进行符合经济学要求的理性选择,探究人们从多样化的思想政治信息中做出最优选择的行为机制,这为受教育者的行为研究开拓了广阔的空间,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奠定了微观基础。
二、众心合力建设信用工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众心合力建设信用工商（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 一、电力与通讯 |
| 二、毛巾与肥皂 |
| 三、燃料 |
| 四、自来水 |
| 五、铺底与房租 |
| 六、纳税与认捐 |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 小结 |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 一、晕堂 |
| 二、火灾与触电 |
| 三、建筑安全 |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重庆文化品牌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相关概念与理论 |
| 1.3.1 文化业 |
| 1.3.2 文化品牌 |
| 1.3.3 品牌战略 |
| 1.3.4 市场细分与定位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重庆的文化资源 |
| 2.1 文化资源的常见分类 |
| 2.1.1 文化主题分类法 |
| 2.1.2 产业需求分类法 |
| 2.1.3 获取途径分类法 |
| 2.2 重庆文化资源总体呈现 |
| 2.3 文化资源的效益化 |
| 2.3.1 文化资源的特点分析 |
| 2.3.2 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
| 第三章 文化品牌的组合战略 |
| 3.1 重庆文化品牌的差距 |
| 3.1.1 竞合城市的选择 |
| 3.1.2 竞合城市的品牌发展 |
| 3.1.3 品牌运营的差距 |
| 3.2 组合的原则意义 |
| 3.2.1 品牌组合原则 |
| 3.2.2 品牌组合意义 |
| 3.3 文化品牌组合构建 |
| 3.3.1 国际市场文化品牌 |
| 3.3.2 国内市场文化品牌 |
| 3.3.3 市域市场文化品牌 |
| 3.3.4 区县市场文化品牌 |
| 3.3.5 乡村市场文化品牌 |
| 第四章 文化品牌的经营策略 |
| 4.1 品牌经营的制约因素 |
| 4.1.1 文化资源挖掘不够 |
| 4.1.2 文化品牌运营不足 |
| 4.2 品牌经营的企业举措 |
| 4.2.1 重人才强意识 |
| 4.2.2 应对品牌危机 |
| 4.2.3 提升运营技术 |
| 4.2.4 培育品牌市场 |
| 第五章 文化品牌的培育措施 |
| 5.1 品牌培育的制约因素 |
| 5.1.1 文化市场培育不足 |
| 5.1.2 文化产业基础薄弱 |
| 5.2 品牌培育的政府举措 |
| 5.2.1 加强组织保障 |
| 5.2.2 加大资金投入 |
| 5.2.3 优化营商生态 |
| 5.2.4 培育消费市场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所获奖项 |
（4）5G网络技术对提升4G网络性能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1 4G网络现处理办法 |
| 2 4G网络可应用的5G关键技术 |
| 2.1 Msssive MIMO技术 |
| 2.2 极简载波技术 |
| 2.3 超密集组网 |
| 2.4 MEC技术 |
| 3 总结 |
（5）明清时期山陕会馆崇拜体系及其伦理意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的山陕会馆与神只崇拜 |
| 第一节 山陕商帮和山陕会馆 |
| 一、山陕商帮 |
| 二、山陕会馆 |
| 第二节 山陕会馆神只崇拜的产生与历史变迁 |
| 一、山陕会馆神只崇拜的产生 |
| 二、山陕会馆神只崇拜的发展 |
| 三、山陕会馆神只崇拜的消亡 |
| 第三节 山陕会馆神只崇拜产生的原因及山陕会馆的“馆庙合一”特点 |
| 一、山陕会馆神只崇拜产生的原因 |
| 二、山陕会馆的“馆庙合一”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 |
| 第一节 山陕会馆的关公崇拜 |
| 一、山陕会馆关公崇拜的缘起 |
| 二、山陕会馆关公崇拜的表现和仪式 |
| 第二节 山陕会馆的道教崇拜 |
| 一、山陕会馆道教崇拜的缘起 |
| 二、山陕会馆道教崇拜的表现 |
| 第三节 山陕会馆的佛教崇拜 |
| 一、山陕会馆佛教崇拜的缘起 |
| 二、山陕会馆佛教崇拜的表现 |
| 第四节 山陕会馆的行业神崇拜 |
| 一、山陕会馆行业神崇拜的缘起 |
| 二、山陕会馆行业神崇拜特点 |
| 第五节 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特点与功能 |
| 一、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特点 |
| 二、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伦理意涵 |
| 第一节 儒家伦理与关公崇拜 |
| 一、关公崇拜的忠义仁勇 |
| 二、关公崇拜的伦理体验 |
| 第二节 道教崇拜与尊道贵德 |
| 一、道教的尊道贵德 |
| 二、尊道贵德的伦理实践 |
| 第三节 佛教崇拜与善恶果报 |
| 一、佛教的善恶果报 |
| 二、善恶果报的伦理实践 |
| 第四节 行业神崇拜与德业相功 |
| 一、行业神崇拜与德业相劝 |
| 二、行业神崇拜与德业自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文化融合与文化认同 |
| 第一节 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文化融合 |
| 一、同籍文化的融合 |
| 二、异籍文化的融合 |
| 三、客地文化的融合 |
| 第二节 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文化认同 |
| 一、明清时期的文化冲突和文化认同 |
| 二、山陕商人的文化自觉 |
| 三、山陕会馆商业风险中的神灵性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附录一 明清时期(部分现存)山陕会馆神只崇拜一览表 |
| 附录二 河南、安徽、山东等省山陕会馆及解州关帝庙考察情况 |
| 参考文献 |
| 学术简历 |
| 致谢 |
（6）影视行业高收入人群偷逃税案例分析及治理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及研究内容 |
| 1.4 研究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 |
| 1.4.1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2 影视行业偷逃税案例分析 |
| 2.1 案情介绍 |
| 2.2 本案中出现的偷逃税方法 |
| 2.2.1 拆分收入降低适用税率 |
| 2.2.2 利用工作室账户隐匿个人收入 |
| 2.2.3 相关企业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及协助逃税 |
| 2.3 本案中暴露出的问题 |
| 3 影视行业偷逃税现象原因分析 |
| 3.1 个人所得税制不完善 |
| 3.1.1 影视行业高收入人员收入来源多且隐性化严重 |
| 3.1.2 分类所得税制课税范围过小 |
| 3.1.3 税收优惠政策不规范 |
| 3.1.4 税率结构不合理 |
| 3.1.5 税收法律制度存在滞后性 |
| 3.2 税收征管过程有缺陷 |
| 3.2.1 对影视行业高收入群体管控乏力且涉税信息系统不完备 |
| 3.2.2 代扣代缴制度和自行申报制度不完善 |
| 3.2.3 相关机构设置不合理及征管效率低 |
| 3.2.4 税收稽查和处罚不力 |
| 3.3 影视行业纳税人税法遵从度低 |
| 3.3.1 影视行业纳税人纳税意识不强 |
| 3.3.2 税务部门服务意识不强 |
| 4 国外治理经验借鉴 |
| 4.1 国外治理经验介绍 |
| 4.1.1 美国 |
| 4.1.2 欧洲国家 |
| 4.1.3 澳大利亚 |
| 4.2 我国可借鉴的国外经验总结 |
| 5 影视行业防范偷逃税的治理对策 |
| 5.1 优化个人所得税制 |
| 5.1.1 进一步完善分类与综合相结合课税模式 |
| 5.1.2 增加应税所得项目 |
| 5.1.3 缩小减免范围 |
| 5.1.4 优化税率结构 |
| 5.2 强化影视行业税收征管 |
| 5.2.1 完善影视行业涉税信息共享系统 |
| 5.2.2 建立税收信用体系,完善社会信誉约束机制 |
| 5.2.3 完善代扣代缴制度和“双向申报”制度 |
| 5.2.4 合理设置机构,提高税务工作人员综合素质 |
| 5.2.5 强化税务稽查,严厉打击偷逃税行为 |
| 5.3 提高影视行业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 |
| 5.3.1 加强对影视行业纳税人的税务宣传 |
| 5.3.2 提升纳税服务质量 |
| 5.3.3 建立影视行业纳税自律组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研究 ——基于M县T镇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背景与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学术价值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农村低保制度相关研究 |
| 1.3.2 扶贫开发政策相关研究 |
| 1.3.3 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相关研究 |
| 1.3.4 小结 |
| 1.4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1.4.1 概念界定 |
| 1.4.2 理论基础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个案访谈法 |
| 1.5.2 参与式观察法 |
| 1.6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6.1 研究内容 |
| 1.6.2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的发展脉络与内在联系 |
| 2.1 农村低保制度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
| 2.1.1 农村低保制度的发展历史 |
| 2.1.2 农村低保制度的发展现状 |
| 2.2 扶贫开发政策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
| 2.2.1 扶贫开发政策的发展历史 |
| 2.2.2 扶贫开发政策的发展现状 |
| 2.3 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的内在联系 |
| 2.3.1 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的必要性 |
| 2.3.2 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的可行性 |
| 第三章 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1 两项制度对象识别、认定难度大 |
| 3.1.1 家庭经济状况核查标准不一致 |
| 3.1.2 两项制度对象瞄准精度存在偏误 |
| 3.2 两项制度对象缺乏有效的动态管理 |
| 3.2.1 政策实践中产生逆向激励 |
| 3.2.2 两项制度对象难以有效保证“应退则退” |
| 3.3 两项制度行政管理部门分割 |
| 3.4 有效衔接过程信息化水平低 |
| 3.4.1 数据信息平台缺乏有效对接 |
| 3.4.2 产业扶贫开发项目的科技含量低 |
| 3.4.3 农村贫困人口科技素养差 |
| 3.5 基层扶贫力量薄弱,专业人员参与程度低 |
| 3.5.1 基层扶贫工作队伍有待充实 |
| 3.5.2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缺失 |
| 3.6 法治建设滞后,缺乏上位法保障 |
| 第四章 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的对策建议 |
| 4.1 统一两项制度对象识别认定标准 |
| 4.1.1 强化识别要素的衔接 |
| 4.1.2 精确瞄准两项制度对象 |
| 4.2 严格把控进退标准,确保两项制度对象动态调整 |
| 4.2.1 坚持精确瞄准,实现“应退则退” |
| 4.2.2 注重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 |
| 4.3 加强部门协作,提升工作效能 |
| 4.3.1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强化协商沟通 |
| 4.3.2 紧抓机构改革的历史机遇 |
| 4.3.3 进一步强化作风建设,坚决整改形式主义 |
| 4.4 加大科技运用,提高信息化水平 |
| 4.4.1 建立数据共享系统,实现互联互通 |
| 4.4.2 支持农村电商发展,拓宽市场交易平台 |
| 4.4.3 加大培训力度,提高专业能力 |
| 4.5 大力发展政府购买服务,积极引入社会专业力量参与 |
| 4.5.1 充分发挥公益性岗位的激励作用 |
| 4.5.2 引导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助推脱贫攻坚 |
| 4.5.3 扎实开展好第一书记工作 |
| 4.6 加快法治建设,推动反贫困工作立法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8）S省政策性再担保：问题、成因及对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论文思路及结构 |
| 1.3 国内外文献述评 |
| 1.3.1 国外文献述评 |
| 1.3.2 国内文献述评 |
| 1.3.3 文献评价 |
| 1.4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融资担保 |
| 2.1.2 政策性再担保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2 损益补偿规律 |
| 3 S省政策性再担保现状及主要问题 |
| 3.1 发展现状分析 |
| 3.1.1 国内融资担保与再担保政策环境 |
| 3.1.2 S省融资担保行业发展现状 |
| 3.1.3 S省再担保机构发展现状 |
| 3.1.4 S省政策性再担保运行现状 |
| 3.2 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2.1 融资担保行业风险高企 |
| 3.2.2 再担保机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 |
| 3.2.3 政策性再担保运行不畅 |
| 4 S省政策性再担保问题成因分析 |
| 4.1 融资担保行业风险高企的原因分析 |
| 4.1.1 行业风险监管不足 |
| 4.1.2 中小微企业信用体系不完善 |
| 4.1.3 风险分担机制不健全 |
| 4.2 再担保机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的原因分析 |
| 4.2.1 政策支持力度不足 |
| 4.2.2 收入来源渠道受限 |
| 4.2.3 业务手段单一 |
| 4.3 政策性再担保运行不畅成因分析 |
| 4.3.1 政策性再担保运行的业务基础薄弱 |
| 4.3.2 政策性再担保运行的纽带联系不紧 |
| 4.3.3 政策性再担保运行的政策传递不畅 |
| 4.3.4 行业协会职能发挥不充分 |
| 5 国内部分政策性再担保经验借鉴 |
| 5.1 国内部分政策性再担保分析 |
| 5.1.1 安徽的政策性再担保 |
| 5.1.2 北京的政策性再担保 |
| 5.1.3 广东的政策性再担保 |
| 5.2 国内部分政策性再担保的成功经验 |
| 5.2.1 行业风险的分担机制完善 |
| 5.2.2 政府支持再担保机构发展的措施有力 |
| 5.2.3 政策性再担保运行的保障充分 |
| 6 优化S省政策性再担保的建议 |
| 6.1 增强融资担保行业抵御风险能力 |
| 6.1.1 建立健全行业监管 |
| 6.1.2 推进担保机构并购重组 |
| 6.1.3 建立风险预警和风险分担机制 |
| 6.2 增强省级再担保机构可持续发展能力 |
| 6.2.1 健全资本金补充及代偿补偿机制 |
| 6.2.2 强化再担保机构政策属性及考核导向 |
| 6.2.3 支持再担保机构业务创新 |
| 6.3 完善省级再担保运行机制 |
| 6.3.1 引导推进再担保机构股权投资 |
| 6.3.2 建设行业信用信息平台 |
| 6.3.3 打造政策扶持平台 |
| 6.3.4 强化行业协会职能发挥 |
| 7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缘起及其目的、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1.4 “国企人”假设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 |
| 1.2.2 国外文献 |
| 1.2.3 现有研究点评 |
| 1.3 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设想 |
| 1.3.2 研究依据与实践依据 |
| 1.3.3 框架结构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比较研究法 |
| 1.4.3 实证分析法 |
| 1.5 本文立论之新视角 |
| 第2章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界定 |
| 2.1 资源概念解说与界定 |
| 2.1.1 资源概念解说 |
| 2.1.2 资源概念界定 |
| 2.2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内涵、维度 |
| 2.2.1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内涵 |
| 2.2.2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三个维度 |
| 2.3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配置的原则 |
| 2.3.1 服务大局原则 |
| 2.3.2 贴近实际原则 |
| 2.3.3 统筹规划原则 |
| 2.4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价值 |
| 2.4.1 “现实资源”的价值 |
| 2.4.2 “可能资源”的价值 |
| 2.4.3 “现实资源”“可能资源”共同拥有的价值 |
| 第3章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企业管理资源 |
| 3.1 从思想政治工作资源角度思考企业管理 |
| 3.1.1 企业管理的思想文化属性 |
| 3.1.2 从“组成部分”来看“可能资源” |
| 3.2 企业管理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资源 |
| 3.2.1 国企管理实务:承载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质性资源 |
| 3.2.2 国企管理创新:生成思想政治工作的动力资源 |
| 第4章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企业文化资源 |
| 4.1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文化内涵 |
| 4.1.1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文化属性 |
| 4.1.2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张力、合力 |
| 4.2 企业文化是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资源 |
| 4.2.1 从思想政治工作的“组成部分”看待企业文化作用 |
| 4.2.2 企业文化作为精神、思想、文化资源 |
| 4.2.3 企业文化作为文化资源 |
| 第5章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文化管理资源 |
| 5.1 文化管理是国企思想政治工作新资源 |
| 5.1.1 新文化、新资源 |
| 5.1.2 新综合、新起点 |
| 5.2 文化管理作为资源的本质和机制 |
| 5.2.1 人本、人文、国企人:“可能资源”的本质 |
| 5.2.2 价值观内驱:动力机制 |
| 第6章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管理 |
| 6.1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开发和整合 |
| 6.1.1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自主开发、合理使用 |
| 6.1.2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有效配置、科学整合 |
| 6.2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管理 |
| 6.2.1 基于人本理论的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管理 |
| 6.2.2 走向管理:思想政治工作的进路 |
| 6.3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资源优化 |
| 6.3.1 思想文化交往构建 |
| 6.3.2 思想文化交往情境创制 |
| 6.3.3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优化模式和机制 |
| 6.3.4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融合-综合 |
| 6.4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经典文献类 |
| 二、着作类 |
| 三、期刊类 |
| 四、学位论文类 |
| 五、报纸类 |
| 六、其他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10）选择行为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本文研究思路与理论框架 |
| 1.2.1 本文研究思路 |
| 1.2.2 本文的理论框架 |
| 1.3 主要研究内容、方法和概念界定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重要概念界定 |
| 1.4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5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6 论文框架与篇章构成 |
| 2 文献述评 |
| 2.1 与受教育者选择行为相关的文献述评 |
| 2.1.1 马克思主义选择论 |
| 2.1.2 思想政治受教育者行为理论 |
| 2.2 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述评 |
| 2.2.1 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研究 |
| 2.2.2 国内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研究 |
| 2.3 本章小结 |
| 3 选择行为的理论分析及其存在条件 |
| 3.1 选择行为的理论分析 |
| 3.1.1 选择行为以马克思主义选择论为指导 |
| 3.1.2 选择行为在经济学和行为科学意义上的考量 |
| 3.1.3 选择行为的人性假设 |
| 3.1.4 思想政治信息满足个人需求是选择行为发生的前提 |
| 3.1.5 选择行为的框架性内容 |
| 3.2 选择行为的存在条件 |
| 3.2.1 选择行为的思想政治信息环境条件 |
| 3.2.2 选择行为的思想政治信息内容限制 |
| 3.2.3 选择行为的个体条件和时空条件 |
| 3.3 本章小结 |
| 4 选择行为的直观透视——以大学生为例 |
| 4.1 西安8所高校思想政治问卷调查情况说明 |
| 4.2 受教育者为什么选择 |
| 4.3 受教育者如何选择 |
| 4.4 受教育者怎样改变选择 |
| 4.5 受教育者选择行为的基本结论 |
| 4.6 本章小结 |
| 5 选择行为的微观机制模型解释 |
| 5.1 机制模型的总体框架、假设前提、依据和工具 |
| 5.1.1 机制模型的总体框架 |
| 5.1.2 假设前提 |
| 5.1.3 机制模型的依据和工具:个人需求及效用 |
| 5.2 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信息的偏好 |
| 5.3 受教育者的无差异曲线 |
| 5.4 受教育者的资源约束条件 |
| 5.5 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信息的选择行为机制 |
| 5.6 受教育者的路径依赖 |
| 5.7 受教育者自我选择行为与教育者教育引导的关系 |
| 5.8 本章小结 |
| 6 具有选择行为的新型受教育者 |
| 6.1 受教育者有可塑性 |
| 6.2 受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凸显 |
| 6.3 受教育者在外部信息环境的作用下完成选择行为 |
| 6.4 受教育者理智理性的作用不可否认 |
| 6.5 合理吸收西方教育理论关于受教育者的认知成果 |
| 6.6 本章小结 |
| 7 对新型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 |
| 7.1 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 |
| 7.2 产生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的必然性 |
| 7.2.1 受教育者从接受者变成了选择者 |
| 7.2.2 思想政治信息的传导变得丰富多彩 |
| 7.2.3 思想政治信息产品竞争者的影响力日益增大 |
| 7.2.4 思想政治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教育者)很难区分 |
| 7.2.5 激励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
| 7.2.6 思想政治教育现有模式及其局限性 |
| 7.3 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模式——营销模式的意义 |
| 7.3.1 营销模式有更加完整的逻辑结构 |
| 7.3.2 营销模式从方法论的角度给出了一套方案 |
| 7.3.3 营销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开放性的分析框架 |
| 7.4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受教育者的选择行为图式分析 |
| 7.4.1 受教育者以其能接触到的思想政治信息为选择基础 |
| 7.4.2 受教育者是信息传播渠道的终端 |
| 7.4.3 思想政治信息传播渠道都有一定的控制者 |
| 7.4.4 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信息的选择行为内核 |
| 7.5 思想政治教育营销模式的主要内容 |
| 7.5.1 思想政治信息传导链 |
| 7.5.2 教育营销组合的PPCC(2P2C) |
| 7.6 本章小结 |
| 8 思想政治教育营销模式的策略运用 |
| 8.1 生产者必须提供有效用的思想政治信息产品 |
| 8.1.1 不断改进思想政治信息产品 |
| 8.1.2 开发思想政治信息新产品 |
| 8.1.3 包装改造思想政治信息产品 |
| 8.2 抓好政治思想推广队伍建设 |
| 8.2.1 思想政治教育教师 |
| 8.2.2 政工干部 |
| 8.2.3 宣传工作队伍 |
| 8.3 经营好思想政治信息传播渠道 |
| 8.3.1 家庭 |
| 8.3.2 学校 |
| 8.3.3 社区 |
| 8.3.4 机关企事业单位 |
| 8.3.5 社会团体 |
| 8.3.6 大众传媒 |
| 8.4 回应受教育者的关切 |
| 9 结论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大学生思想政治调查问卷 |
| 附录2 大学生思想政治调查问卷数据结果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众心合力建设信用工商（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3]重庆文化品牌战略研究[D]. 赵欣宇. 重庆工商大学, 2020(10)
- [4]5G网络技术对提升4G网络性能的研究[J]. 刘奕. 数码世界, 2020(04)
- [5]明清时期山陕会馆崇拜体系及其伦理意涵研究[D]. 李薇. 南京大学, 2020(04)
- [6]影视行业高收入人群偷逃税案例分析及治理对策研究[D]. 孙政. 广东财经大学, 2019(07)
- [7]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研究 ——基于M县T镇的调查[D]. 武善鹏. 济南大学, 2019(01)
- [8]S省政策性再担保：问题、成因及对策分析[D]. 李磊.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
- [9]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研究[D]. 蔡二雨. 西北工业大学, 2018(02)
- [10]选择行为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D]. 曾志勇. 西北工业大学,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