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花鉴词的文化世代

一、论花间词的文化生成（论文文献综述）

丛海霞^[1]（2020）在《晚清民国巴蜀词坛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1874至1949年的巴蜀词坛为研究对象,考察此期巴蜀词学思想、词人生态、题材内容、艺术特质、群体流派等发展演变情况,全面展现其多元风貌及在词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晚清民国巴蜀词坛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它是千年巴蜀词史发展新变的又一座高峰。巴蜀词坛曾在五代及两宋时期有着辉煌的历史。然金、元、明及清代前中期却十分薄弱,直至晚清才逐步觉醒。近百年时间内,巴蜀词坛不仅唱和活动频繁,创作数量陡然增加,而且质量上乘,出现了不少情格兼重的词史佳作。纵向比较而言,确实堪与五代两宋相提并论。其次,它是晚清民国巴蜀文学不可缺失的一章。与其他文体相比,词之“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的特质在面对不易言说的语境下,有其显着的优势。特别是抗战时期,因为政治宣传的需要,新诗、戏剧、小说等新文学都不免有“带着镣铐跳舞”的局限性,而词这类旧形式,因自五四以来不断被压缩的前期处境,使得在情感表达上更加私有化,反而不再受政治宣传的掣肘。遂更能深入地反映战时人民的真实生态。第三,它是中国地域词史研究的重要方阵。巴蜀地处西陲,有山奇水秀自然风光的陶冶,亦有根深蕴厚词学传统的滋育。无论在地域上,还是文化上,都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天府”特色。然当下对巴蜀词坛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一,宏观上存在“头重脚轻”现象,即五代、两宋时期词人受到格外关注,而清代及民国时期的词人研究则相对薄弱;其二,文献整理的不足;其三,词学批评重视不够;其四,研究方法及视角比较单一。基于此,本文采取知人论世与文学地理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前者便于准确抽绎作家作品的特质;后者有利于作群体性现象的考察与反思。巴蜀词坛有着悠久的词学传统,晚清民国时期对此既有传承,也有创新。综合来看,此期词学观念有三大特点:第一,推尊词体,强调诗词同源;第二,谲谏批判功能的抬高与词史意识的强化;第三,寄托理念的认同与性灵思想的外化。在建构巴蜀词学历程中,李调元《雨村词话》是词坛浙、常二派此消彼长之间的过渡性存在,也是巴蜀词学星火相传的关键人物。姜方锬《蜀词人评传》则是巴蜀词坛由传统词话向现代词学转型的重要成果。基于以上思想理念的考察,及对创作成就和词史发展的整体观照,晚清民国巴蜀词坛大体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晚清巴蜀词坛的觉醒（1874-1911）。1874年,张之洞成功创办尊经书院,成为巴蜀文学崛起的重要转折点。书院培育了众多眼界开阔、学识渊博的人才,他们为巴蜀文化的兴盛打下扎实的基础。巴蜀词坛也开始摆脱萧条冷寂的局面,如张祥龄、胡延、朱德宝、宋育仁、周岸登等人开始活跃文坛,他们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凭借精工富艳的才情与坚韧不屈的性格,终在词坛博得一席之地。张祥龄是唯一一个串联北京、吴中两大词群并与湖湘词群交往密切的关键人物。他早期学步姜、张之醇雅,后转师二晏,终以意炼警辟、淳质闳约的独特风貌屹立于巴蜀词坛。胡延与朱德宝都是沉沦下僚的文人,空有一腔热血却报国无门。鼎革易代之际,朱德宝站到了维新阵营,试图通过变法来达到挽救国家危亡的目的;而胡延则坚守在守旧阵营,试图以个人辛勤的付出来切实改变地方百姓的生活。二人从不同视角记录了动荡政局下人民的复杂心声。周岸登是晚清向民国过渡的典型。早期因强调声律,一直以“二窗词客”的身份被划入梦窗一派。其实,《蜀雅》词特别重视情感抒发,整体上呈现出由哀婉凄艳到沉雄霸悍风格的转变趋势。在近百年蜀中词坛,周氏理当胜任探花之誉。第二,民国前中期巴蜀词坛的复兴（1912-1936）。锦城词社是近代巴蜀第一个词学社团,它是词坛由觉醒走向复兴的重要标志。该词社成立于四川成都,活跃于1916至1920年间,先后组织三十余次雅集活动,刊刻《春禅词社词》《花行小集》两部词集,参加人数先后达二十四人,比较着名的有赵熙、邓潜、邓鸿荃、张慎仪、江子愚、林思进等。当时四川频繁的军阀混战并未引起中国词坛其他文人的关注,而锦城词社则从文人角度客观记录了发生在身边的各种动乱,所写作品具有透视普通民众生态、补正史之缺的词史价值。赵熙是锦城词社的重要参与者,其《香宋词》不仅是袁枚性灵说的现代回响,而且真切地反映了清民异代之际遗老耆旧的复杂心声。邓潜受赵熙影响较大,他们有着相似的亡国经历和乱世处境,其词呈现出寄托幽深、孤悲沉郁的整体风貌。张慎仪和江子愚则从各自角度展示内心的不甘和挣扎,是彼时人心思变的一个缩影。第三,民国后期巴蜀词坛的强盛（1937-1949）。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众多高校及文人迁徙至此,巴蜀成为继南京、上海、京津之后,又一引领潮流的诗词重镇。首先,创作力量和数量都陡然猛增;其次,诗词社团、雅集唱和等群体性文学活动更加活跃;第三,词体社会功能显着增强;第四,描写内容由个性生活转向抗日战争;第五,词作风格由崇尚花间的独抒性灵向豪雄悲壮、沉郁顿挫等多元风貌拓展。此期巴蜀籍词人向迪琮和刘冰研成就十分突出。向词提出师法北宋、情格兼重的创作思路;刘词推崇音律,并强调以词记史。二者是认识民初梦窗风流弊和见证抗战词坛苏辛词风崛起的独特窗口。总而言之,在1874至1949年间,巴蜀经历了从词坛边缘向词坛重镇的发展演变过程。终以兼具巴蜀地域文化特色、倡导抒情的性灵本色和立体呈现当地人民复杂心声的三大特质屹立于中国词坛。

陶友珍^[2]（2020）在《唐宋词在清代顺康雍乾时期的传播与接受》文中研究说明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会或多或少地打下前代文学的印记,清代是词学复兴的时代,但不可否认的是,清词的中兴离不开清人对唐宋词的学习与接受。本文利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主要从词集、词论与创作三个方面分析研究唐宋词在清代顺康雍乾时期的传播与接受情形。就词集而言,本文主要从唐宋词集在顺康雍乾时期的着录、刊刻、抄写、校勘、评点、笺注等方面展开相关研究。统计数据显示,秦观、陈允平、辛弃疾、苏轼、赵以夫、周密、周邦彦、吴文英、欧阳修、黄庭坚等人的词集在该时期书目中着录次数较多,选集的着录以《花庵词选》《梅苑》《绝妙好词》《乐府雅词》为最。该时期新刊唐宋词集,别集以姜夔和张炎词集刊刻次数最多,选集以《绝妙好词》和《乐府补题》刊刻次数为多。顺康雍乾时期学人对唐宋词集的校勘、笺注、评点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唐宋词在清代的传播与接受。唐宋词集的流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顺康雍乾时期词坛风会,其中《花间集》与明末清初词坛的复古之风,《乐府补题》与该时期咏物词的繁荣,《绝妙好词》与中期浙派的兴盛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个时期新编的唐宋词选目前可见的约有23部,呈现出数量多、规模大、体例全、择取精等特点,为唐宋词的传播与接受打下了较好的文献基础。从统计数据来看,南宋清雅词人及其作品的入选率普遍较高,排名靠前,姜夔和张炎的词尤其受青睐。该时期新编的一些唐宋词选对清代词坛产生了较大影响,《见山亭古今词选》《词综》《词洁》《御选历代诗余》《晴雪雅词》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清人词论也是研究唐宋词在顺康雍乾时期传播与接受的重要载体。一方面,词话是唐宋词传播的重要途径。顺康雍乾时期词话中保存和传播的唐宋词数量颇为可观,其主要以品评、赏析、阐释、辨讹、述闻等方式呈现,唐宋词的词话传播具有小众化、碎片化、趣味化和深度化等特点;另一方面,清人在词话中通过研究具体的唐宋词作,学习唐宋人的写作技法,总结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创作经验。其在词的命题立意、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创获,作词讲求蕴藉、合理用典、情景交融。对于长调、中调、小令也能依据其自身特点采取不同的写作技巧。关于咏物词则主张神似而非形似,须寄托情感。大多数清人都认同宋代是词的高峰时期。他们认为词有着与诗、曲不一样的特质,主张词须幽深而要眇,尤其反对词的曲化和俗化。但清人也认识到了词与其他文体在摅写性情、标举景物方面的相通之处。这种词体观也从侧面透露出清人认同并学习何种唐宋词的接受思想。清人在构建词史时,几乎都忽略了豪放词人,而其列举的各个时期的代表词人往往以南宋清雅词人居多。从顺康雍乾时期关于唐宋词的论争来看,一般而言,清初学人多主张学五代北宋,康熙中叶以还,对南宋词的认可度逐渐提高。正变之论和本色之争基本延续了传统的观点,但强调豪放亦为本色或只可论正变而不可论短长者亦不乏其人,反映了清人较为宏通的接受观;而雅俗之争基本呈现一边倒的倾向,崇雅的势力要远大于媚俗。在词的创作方面,清人也对唐宋词多有接受。从实际情况来看,唐宋词接受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词的创作:明末至顺治初期,清人多学习南唐、花间、北宋,清词多呈现出小令化和艳情化的倾向;顺治中期至康熙中期,清人的接受取向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色,清词题材与风格多样,成就颇高;康熙后期至乾隆后期,是姜、张独尊的时期,清词更追求华丽的外壳而缺乏深广的思想内容,整体成就不如清初。清人在创作上对唐宋词的接受是多方面的,很多地方都是隐性而难以坐实的。故而,本文以追和这一较为明显而特殊的接受方式为例,阐述清人在创作上对唐宋词的接受。顺康雍乾时期追和唐宋词主要有和韵、集句、效体、櫽栝等不同形式,其追和唐宋词时对长调更偏好,追和对象多为唐宋名家名作,对南宋词作尤为青睐。顺康雍乾时期追和词的兴盛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词学文献的储备以及词人创作追和词的契机和心态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人的追和使李清照、姜夔、张炎等人在词史上的地位得以确立,加速了唐宋词经典化进程,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词的中兴与繁荣。

王统群^[3]（2020）在《《花间集》夜意象研究》文中认为《花间集》中对意象的选择存在大量相似的、类型化的构成,本文选择月、梦、灯烛、更漏四种夜间意象及相关词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花间词夜意象的选择与蕴含的文化内涵。月意象的外在变化引导情感,以“望月抒怀”的原型心理寄托词人心境;梦意象作为现实与虚幻的桥梁,表达抒情主人公不同的情感态度;灯烛意象烘托词境,是词中女性形象的人格化倒影;更漏意象表现时间意识,依靠时间的主观性变化传递情感。花间夜词中存在不少脱离男女情感的题材,这些词作中的夜意象运用同样值得关注。月、梦、灯烛、更漏四种意象共同营造出花间词中凄艳愁苦的夜晚抒情模式,体现花间词中的女性意识与生命意识,以这四种意象为主所形成的夜间抒情模式不断为后代词人继承与发扬。

杨红^[4]（2020）在《北宋前期词创作观念及创作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整个词史来看,北宋前期虽然不是宋词的巅峰阶段,但却在词史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北宋前期儒学复兴,又承袭了晚唐五代、南唐词风,受此影响,北宋前期文人的词体创作具有以精英文化为主,市民文化为辅的二维复合思维特征,从而形成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局面,共同促进了北宋前期词文化的全面兴盛。目前学界已经意识到了北宋前期词的不可或缺性,并且开始聚拢研究视角,但是对于北宋前期词创作观念及创作实践未做全面、集中的探究。有鉴于此,本文将北宋前期词置于历史、文化与文学发展的交汇点上,立足于文人人格心态的构建并对北宋前期词创作观念及创作实践予以研究,以期为北宋前期词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本文将通过以下四个章节来论述:第一章主要论述北宋前期词多元创作观念的生成及发展。主要体现在北宋前期词延续了晚唐五代遣宾娱兴功能,继承了崇文尊儒的文道传统,最后确立了雅俗并存的审美观念。第二章主要论述北宋前期词多元创作观念形成的原因,主要有诗、四六文、词三种文体在互通竞争中共同促进发展,因而萌生了文体互通观念。道统与士风环境的重建、传统文人精神与新型市民文化的碰撞三方面构成。第三章主要论述北宋前期词的创作实践,主要体现在言志与抒情相互渗透的欧阳修词、代言体抒情转为自我抒情模式的张先词、闲雅情思与忧患情怀共济的晏殊词、以及正统观念与世俗情怀并存的柳永词,这四位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词人共同带领了北宋前期词的进步和发展。最后第四章主要论述北宋前期词创作观念及创作实践意义的生成,其拓展了词体的表现功能,确立了词体的创作主体意识,推动了词学审美的转型。

邢海滨^[5]（2020）在《叶嘉莹文论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叶嘉莹以其毕生精力从事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近一个世纪的古典诗词创作、教学、批评实践过程中,叶嘉莹既批判继承了中国古代文论之精华,又学习借鉴了西方文论之所长,融会贯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论思想,提出了“兴发感动”说、“双重意蕴”论和“弱德之美”观等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观念,对中国文论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全文分六个部分具体阐述叶嘉莹文论思想,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主要阐明了选题缘由、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研究意义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正文第一部分是从创作实践与叶嘉莹文论思想的形成、教学实践与叶嘉莹文论思想的形成、批评实践与叶嘉莹文论思想的形成等三个角度论述了叶嘉莹文论思想具含实践性,有扎实的实践基础。正文第二部分是全文的重点,对叶嘉莹文论思想的内涵作了具体阐释,详细论述了叶嘉莹文论思想的三个核心理论:“兴发感动”说、“双重意蕴”论、“弱德之美”观。其中,对“兴发感动”说的阐述是从其本质特征、理论来源、动因与效果、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等四个维度加以展开的;“双重意蕴”论是从其内涵、形成因素、在词作中的体现等三个角度详加阐释的;“弱德之美”观则涉及到了该观点提出的缘起、内涵及其在批评实践中的体现、文化背景、理论价值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正文第三部分总结归纳了叶嘉莹文论思想的两个突出特点,即:情理兼擅的思维特质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运用。正文第四部分则从注重对中国文论的继承与批判、注重对西方文论的学习与借鉴等两个方面探讨了叶嘉莹文论思想的当代启示。结语部分先总结了全文,接着对叶嘉莹文论的不足之处有所提及,最后谈了叶嘉莹文论思想研究的前景。

马一楠^[6]（2020）在《花间词的音乐语境和文本构造研究》文中认为《花间集》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词被称为“倚声填词之祖”,可以看出花间词具有文学和音乐二元化的特征。本文主旨在于立足花间词文本,一方面阐释该文本的音乐语境,另一方面思考《花间集》的文本构造以及由此所延伸出的无语之言和词境构建之间的关联,从这两个方面出发来为探究花间词自身所呈现的“有声”和“无语”之间的张力作出一种努力和尝试。在有声的语境方面,首先对语言所处的语境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究音乐语境和音乐文本语境,从形态语境和情感语境两个方面对晚唐五代时期的音乐语境进行阐释。所谓形态语境是指晚唐五代音乐所具备的演唱形态——“曲子词”;情感语境则是指晚唐五代时期宴乐风气背后的悲剧审美意蕴;其次,结合《花间集》文本,着重分析花间词的音乐形态,将其分为“内在的音乐”和“外在的音乐”两个部分,并从声字和用韵的角度来分析花间词“内在的音乐状态”,从体制和表演的角度来分析花间词“外在的音乐状态”。在文本方面,首先从文本的逻辑角度来分析花间词的文本构造,包括文本的内涵和文本的构成要素两个方面。其次在文本构造分析的基础上撷取《花间集》中比较常见的无语之言来进行统计分析。从直观的角度来看,“无语”所涉及的题材包括“闺怨”、“别愁”和“词咏本调”三大类;从抽象角度来看,“无语之言”可以从平面的情态延伸到行动,这个延伸从“无语”的“时间流”和“叙事功能”两个角度体现出来。所谓“时间流”就是根据“无语”在词中出现的先后顺序和位置差异,以动态的视角分析其对整首词作词境的影响。而“叙事功能”则由诸如“凝”、“含”、“望”、“倚”等包含静默的动作词来体现,这在另一方面也是对花间词中“无语”之言大家族的扩展和补充。可以看到,从抽象角度认识“无语”则涉及到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而这个空间与词之境界是有直接关联的。之所以由文本的概念进一步具化到花间词中的“无语之言”,是因为两者的关联之处首先在于,相比于音乐,无语的静默与文本所呈现的形态是相通的;其次在于,无语在传统词境所呈现的言不尽意之观点,可以由文本理论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差别来进行阐释;最后,无语的“言”,亦指“文字之言”,体现了花间词从有声世界到无语世界的转变。从书写层面的意义来讲,它使得歌词不再具备有表演时候的特征,但具备了文学经典的特征。对《花间集》文本中有声语境和无语之言的共同关照可以使读者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有声”和“无语”这种二元化特征赋予了《花间集》文本张力,使其同时作为文学文本和音乐文本,具有了更加立体和广阔的审美空间。

李婧斐^[7]（2019）在《花间词女性形象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花间集》作为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文人词选集,其所体现出来的早期文人词在创作上的审美趣尚、艺术范式为后人所借鉴,对花间集的研究也受到学界持续关注。由于《花间集》的书写对象主要是以女性为主,这一文学现象引起了笔者极大的研究兴趣,因此论文便以《花间集》中的女性书写作为研究对象。本论文从《花间集》的创作背景、女性形象类型及书写特点、女性形象的书写角度、女性形象文化内涵以及审美特征五方面进行研究,探究《花间集》的女性化特征和写作方式,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探讨《花间集》女性化特征的书写背景。首先,在唐五代的政治环境与文化环境的影响下,花间词人的心态以及时行乐为主;其次,偏安一隅的蜀地为花间词人风花雪月的生活状态打下基础;最后,曲子词不那么严谨的创作形式恰成为花间词人发泄情绪的突破口。在这三种因素的作用下,花间词人的创作心态发生了转变,并在此基础上促成了其写作内容和写作特征的转变。第二章,探讨《花间集》中的女性形象类型及其书写特点。花间词人塑造了多种女性形象类型,这些女性类型可总结为两大类,一是花间词人所处社会中各阶层的女性,这类女性形象包括底层女子形象、贵族女性及宫女形象、女道士形象;二是神话传说与历史典故中的女性形象。花间词人对这些女性形象的书写特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复杂多样,二是热情奔放,三是多样化手段的运用。第三章,研究《花间集》中女性形象的书写角度。花间词人对女性形象的书写主要可分为三个角度,一是从思念发生的角度进行分析,女性思念男性、男性思念女性、男女彼此思念,这类角度主要在爱情主题的词中得以体现;二是从女性爱情观的角度进行分析,主要包括两种情况,女子对爱情的向往、女子对负心人的怨恨;三是从女性形象在花间词中功用角度进行分析,花间词女性形象在词中功用体现在两个方面,借女性形象渲染主题、借女性形象慨叹时光。第四章,研究《花间集》中女性形象书写的文化内涵及女性观。《花间集》中有不同的女性类型,这些不同的女性类型体现出词人不同的文化观:一是宫怨词、倡优词中体现出来词人对这些女性的同情心理,二是咏史词中词人借女性表达出来的政治意味,三是合欢词中描写男女情爱体现出词人自然天性的解放。这些文化内涵体现出了花间词人相对进步的女性观,一是词人对女性的赞赏,二是对女性的怜惜,三是词人笔下女性地位的提升。第五章,研究《花间集》中女性化的审美特征。这主要是建立在对花间词人创作模式的整体研究基础之上,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研究,一是意象使用的角度,二是色彩使用的角度。不同的意象和不同的色彩在词中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并衬托着不同女性类型的不同情感状态,同时它们的共同之处是所用意象与色彩均与女性的身份特征相符合。

周芷娴^[8]（2019）在《九至十世纪“才调歌诗”与士人文化 ——以韦縠《才调集》为中心》文中指出文章以五代后蜀韦縠《才调集》这一文本为中心,抽绎出“才调歌诗”这一诗歌概念,并对中晚唐“才调歌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原因、创作谱系、文体特质及其后世嗣响等进行深入探讨,以此发掘中晚唐诗的深层内蕴。“才调歌诗”发端于进士文化,而其勃兴则源于中晚唐进士文化的“裂变”。唐代科举擢选博学之士,尤重对人才“百里挑一”的进士科,而进士科通常是以诗赋才能来决定士子及第与否,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社会对于“文才”的趣尚,以才学名世的进士群体如同耀眼群星一样冉冉升起。安史之乱以后,在轻薄无行的士风渐染之下,进士文化也发生了“裂变”,一时间进士狎妓之风与宴饮之风大盛。唐宪宗元和年间,以元稹、白居易为中心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才子诗人群。元白诗风的形成正顺应着中唐以降进士文化的主流发展趋势——他们的诗歌创作将当时的浮薄士风引向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诗潮。韦縠《才调集》以“才调”为选旨,其中的选诗为我们观察中唐元白以来进士群体的创作提供了有趣的线索。韦縠偏好选取元白一派的风情之作,诸如元白、小李杜、温韦等人的诗歌收录最多,其内容多冶游香艳,情感婉约细腻,生动地再现了中晚唐进士群体的真实面目与精神风貌。我们将这类诗称为“才调歌诗”。如果说白居易与元稹乃“才调歌诗”之祖,那么他们的“才调歌诗”称得上是典型,却称不上成熟、完美。元白的“才调歌诗”受时代氛围及其特殊的仕宦经历之影响,具有强烈的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色彩,但是他们对才子身份的自我标榜以及对于女色、情爱等的特殊经历与体验,又对“才调歌诗”的基本特质之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晚唐出现了以擅写朦胧情诗着称的李商隐,和以风流才子形象面世的杜牧,他们渐渐消解掉了元白诗中那些平白直露的情感,尤其是那些浪漫的诠释成为后人解读小李杜诗歌最为重要的突破口;在小李杜之后,又有温庭筠与韦庄,相比前两代诗人,温韦不再注重在诗歌中表达他们真实的情感体验,其诗更注重辞藻的柔媚与音韵的谐婉等这些艺术形式的深化,通常采用宫体与乐府等形式,这也使“才调诗歌”开始出现明显向词体转型的趋势。在体裁上,韦縠《才调集》中的选诗大多是富于乐感、辞藻富赡的近体诗;在题材上,韦縠则比较注重选取女性与恋爱等艳体;而在具体内容上,还表现出了对于才子与佳人风流事迹的浓烈兴趣,使《才调集》形成了香艳而浪漫的氛围。也由此,“才调歌诗”往往带给读者富于“乐感”、“艳色”与“浪漫”的直观印象,予读者以独特而唯美的阅读体验。在九至十世纪词乐文化逐渐勃兴的过程中,“才调歌诗”与“花间词”之间建立起了奇妙的艺术关联。从“才调”诗人与“花间”词人的创作根源来看,这两种艺术形式乃一脉相承;而随着晚唐以来士人精神面貌的转变,这两种艺术形式又在情感与欲望的传达上“渐行渐远”。韦縠《才调集》成书于五代后蜀时期,《才调集》除了体现选家韦縠对五代西蜀文化的接受外,更体现了韦縠以“五代西蜀文人”的身份对当时的诗坛乃至“词坛”进行的反思。延续着韦縠对于五代诗坛的种种反思与期望,《才调集》的风格体式在后世取得了越来越多文士的认同。

梁青^[9]（2017）在《西蜀词成因探微》文中提出唐末五代,在整个文坛一度凋零之时,词这一新兴文体能够得以绽放,背后必然有深刻的原因。尤其西蜀词,奠定了“诗庄词媚”、“词为艳科”的基本格局,可称后来词派的滥觞。研究西蜀词历来不少见,然而西蜀词缘何成此面目,对此加以专门探讨的论着未多见,故而本论文,分别从幕府、地域和文本等多层视角入手,旨在更深入、多角度地探讨这一词学问题。本文主要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构成。绪论部分在梳理了相关文献综述的前提下,对本论题的研究范围给予界定、研究方法加以介绍。正文部分共分三大章。第一章以幕府为切入点来探究西蜀词成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唐五代的幕府建制。第二部分从西蜀幕府词人群体的生成、西蜀幕府良性循环的文学生态两个层面对西蜀词的生成原因做了探究。第二章以西蜀地域特色为切入点,分西蜀特定的山川风物、风俗民情两层探究西蜀词成因。第三章以文本为切入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立足于西蜀词的主题内容,分西蜀词的主调—男女爱情词、西蜀词的别调—人事风土词和西蜀的“仙道艳情词”三个角度,对西蜀词主题内容的成因加以深刻剖析;第二部分立足于西蜀词的艺术特色,从西蜀词的绮艳秾丽、雅俗兼容两大艺术特色着手,探讨西蜀词艺术特色的生成原因。结语部分主要是在分析归纳本文重要论点的基础上,对西蜀词的生成原因加以简要论述。

蔡慧^[10]（2016）在《温庭筠词接受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温庭筠对词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和深远的影响,文章从词选、创作和词话这三个方面,探讨温词从唐五代至清代的接受情况。第一章,考察温庭筠词的词选接受。统计历代词选收录温词和唐五代词的情况,整理出温词名篇和唐五代词名篇排行榜,分析历代词选对温词的评点。考察温词在唐五代词中的地位,及其经典化历程。第二章,考察温庭筠词的创作接受。以比较研究的方式,从语言接受、意象接受和抒情方式的接受三个维度,揭示温庭筠词的个性特征,及其对后世词学创作和词体发展整体脉络的影响。第三章,考察温庭筠词的批评接受。考察三个专题:温庭筠词的寄托问题——常州词派对温词的“发现”、温庭筠词的地位问题、庭筠的人品与词品关系问题,探讨温庭筠词在历代词话中是如何被接受的。从以上三个方面中发掘出温词接受的面貌和脉络。

二、论花间词的文化生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花间词的文化生成（论文提纲范文）

（1）晚清民国巴蜀词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唐宋词在清代顺康雍乾时期的传播与接受（论文提纲范文）

（3）《花间集》夜意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北宋前期词创作观念及创作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叶嘉莹文论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花间词的音乐语境和文本构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花间词女性形象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九至十世纪“才调歌诗”与士人文化 ——以韦縠《才调集》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9）西蜀词成因探微（论文提纲范文）

（10）温庭筠词接受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花间词的文化生成（论文参考文献）

• [1]晚清民国巴蜀词坛研究[D]. 丛海霞. 吉林大学, 2020(01)
• [2]唐宋词在清代顺康雍乾时期的传播与接受[D]. 陶友珍. 苏州大学, 2020(06)
• [3]《花间集》夜意象研究[D]. 王统群.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4]北宋前期词创作观念及创作实践研究[D]. 杨红. 北方民族大学, 2020(12)
• [5]叶嘉莹文论思想研究[D]. 邢海滨.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6]花间词的音乐语境和文本构造研究[D]. 马一楠.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7]花间词女性形象书写研究[D]. 李婧斐. 陕西理工大学, 2019(09)
• [8]九至十世纪“才调歌诗”与士人文化 ——以韦縠《才调集》为中心[D]. 周芷娴.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9]西蜀词成因探微[D]. 梁青. 温州大学, 2017(03)
• [10]温庭筠词接受史研究[D]. 蔡慧. 苏州大学,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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