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用心去看吗？

一、用“心”能看得见东西吗?（论文文献综述）

陈永和^[1]（2020）在《黄玫瑰陷阱》文中研究指明上部旁观者宁静独白2012年3月,我跟虹约了在伦敦见面。虹从东京先飞,去处理一雄学校的事。我从东京后飞,3月中旬到伦敦。机票、民宿早已订好,钱已经付清,就等着出发的日子了。那段时间我业余着迷太宰治。顺便说一句,我着迷的全是死人,有文字留下来的死人。死,总是令人完整而丰满。说不清楚为什么要去伦敦。伦敦跟太宰治毫无关系。但同样说不清楚为什么不去,一切都处于混沌之间,总之,用话,是无法说明白的。

董波^[2]（2020）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本选题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视角,试图以艾思奇哲学思想为切片,去观察唯物辩证法论战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时代变迁。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同时期经历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论战（方克立先生语）。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对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总结,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唯物辩证法论战研究,也有利于进一步深化艾思奇早期哲学思想研究,也有利于应对新时代的反唯物辩证法的挑战。当前一股新的反唯物辩证法的浪潮袭来,公开挑战辩证法,不仅仅限于学术争鸣,而且渗透到网民大众之中。新挑战的特点是新平台、新话语、新包装。国内反对势力用互联网上的隐蔽身份作掩护,对唯物辩证法展开了新的更加恶毒的攻击,他们“戏侃马克思”、虚无辩证法、贬低辩证法、恶搞辩证法,在大众中传播唯物辩证法有害论、无用论。面对挑战,我们应当从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获取力量和智慧,以新大众化策略反击妖魔化唯物辩证法,在青年中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国内外学者对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关注和研究并不丰富,在一些基础性问题或关键性问题上还颇有争议。本选题旨在通过对唯物辩证法论战中的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以论战中的艾思奇为纵线,以相关论题为横线,以若干理论问题为暗线展开论述。本课题主要采取了文献研究方法、比较与归纳方法、分析与综合方法、系统研究方法等。唯物辩证法论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其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混乱不堪,思想界分化严重,对马克思主义能否救中国的问题产生严重分歧。其二,苏联的哲学论战在外部对中国唯物辩证法论战产生影响。艾思奇参与论战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哲学论战的准备阶段（1933.5-1936.1）,第二阶段是通俗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6.1-1937.10）,第三阶段是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7.10-1943.8）。本选题从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这三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的。在世界观方面,艾思奇通过反对迷信、反对庸俗的唯物论、反对观念论、反对“哲学消灭论”和“心物综合论”、反对机械的唯物论、反对黑格尔的观念论等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通过真理问题的辩论、与直观主义论战、对意志自由问题的探讨、反对实用主义、反对经验主义和通俗化劳动观、反对凭头脑里的空理论下判断,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方法论方面,艾思奇通过批判一面化孤立化观点、批判取消论循环论和一盘散沙论、批判叶青关于“静”的逻辑,在论战中强调了唯物辩证法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观点;通过论战澄清内外因的辩证关系、澄清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批判折衷主义、批判只抓表面的方法,辨清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环节;通过论战澄清对立统一律、否定之否定律和质量互变律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值得一提的是,艾思奇与叶青关于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形式论理学）关系的论战给我们一些启示,包括要善于综合运用辩证思维方法,要认清叶青用形式逻辑取消唯物辩证法的实质,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辩证法唯物论。而在看待艾思奇不给形式逻辑留地盘的问题上,我们应当以“部分的错误”或小错看待之,它是可以改正的而且已经被艾思奇自己改正了;还要认识到,艾思奇将形式论理学视为形而上学和非科学,的确是论战期间的立场使然,他在不同程度还是肯定了和使用了形式逻辑的,不然,他不可能在1950年公开承认关于形式逻辑的两点错误。在历史观方面,艾思奇通过驳斥分割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唯武器论”、批判“国情论”、批判“一盘散沙论”、批判生物学主义与调和论、批判汉奸投降理论调和论、反对空讲大众化、揭露叶青的汉奸嘴脸、驳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相冲突的观点、批判“例证主义”等理论斗争传播了革命思想,坚定了抗战意志;通过批判“群众被利用说”和“盲目服从论”的英雄崇拜主义、运用阶级分析法批判胡适等的忍让主义、反对从理想口号出发、坚持理论宣传中的大众路线,批判了英雄史观,坚持大众路线;通过反驳张东荪的“未来不可测”论、批判马达救国论科学救国论、批判社会不变论和历史循环论、在论战中总结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批判欲望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等唯心史观、理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原理,理清了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使唯物史观在论战中革命化。《大众哲学》等是艾思奇在论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三化理论成果。《矛盾论》《实践论》等是毛泽东的对论战的阶段性总结,毛泽东与艾思奇的哲学交往积极影响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艾本”哲学教科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立的标志,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众化。

杨氏娥^[3]（2020）在《越南中、高级汉语学习者“全”“都”的使用状况调查 ——以越南太原大学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汉语中有许多意思与用法接近的词组,如:“已经-曾经”、“刚-才”、“只-就”、“全-都”、“不-没”等。每一个词组之间总存在着许多相同与不同的意义和语法特点使它们的用法变得更加复杂,影响到学生的掌握度,同时也往往成为汉语教学和学习中的一个难点。其中,“全”和“都”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它俩不管是在语义上还是用法上都有许多类似的地方,连高级汉语水平的学习者在使用这两个副词时也经常发生错误,更何况是初级和中级汉语水平的学习者。本文主要对越南中、高级汉语学习者进行测试,然后对测试的结果进行整理,之后对他们的使用正确和使用错误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重点分析了偏误类型及偏误成因,发现主要造成原因包括两个:第一个即母语“deu”意义用法的负迁移和干扰,因为“都”和“全”若翻译成越南语都有“deu”的意思。因此,本人对汉语的“全”“都”与越南语的“deu”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它们之间的共同点与不同点;第二个原因即汉语“都”“全”近义导致的混用,所以本文也对“全”和“都”进行对比分析。本文也指出了不同汉语学习者对“都”和“全”的使用差异情况及影响到使用差异情况的因素。最后本文会提出一些学习和教学建议。希望本文对汉语“全”“都”的学习和教学工作有所启发和帮助。本文的主体由以下五个部分组成:第一,绪论部分是选题理由、意义及主要介绍了中越研究界对“全”、“都”与“deu”的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第二,汉语“全”“都”与越南语“deu”的异同比较。第三,越南中级汉语学习者“都”“全”的使用状况分析。第四,越南高级汉语学习者“都”“全”的使用状况分析。第五,越南中、高级汉语学习者“都”“全”的使用差异及影响因素。第六,越南中、高级汉语学习者“都”“全”的错误使用原因及相关的学习和教学启示。

蔡振丰^[4]（2019）在《方以智的诠释观与明末三教论的发展》文中指出宋代理学兴起于对佛、老异端的排斥,因此儒与道、佛之间呈现势不两立的形态,这种情形在阳明学兴起之后,才有所转变。这种转变促成了各种三教合一论述的兴起,然而观察这些论述,其基本架构仍然不脱于传统的体用论这个哲学范畴,因而这些论述是否成功也值得进一步的研究。在此情况下,如果着眼于"是否有新的体用说以论道体、性体、心体,而可真正含纳儒、道、佛三教的说法"这一问题,则可见明末曹洞禅师觉浪道盛（1592—1659）与方以智（1611—1671）的论点有新的发展。通过讨论觉浪道盛与方以智的体用论及其三教论的观点,可以认为:（一）觉浪道盛的体用观仍属于传统的观点,而方以智则建立了二层三段的体用论,这种二层三段的说法,与其在存有学上所言的"参两"、"圆∴"之说相合;（二）方以智新的体用观具有诠释学的意义,其重点不在于论述"实体性"的"本体",而是在于揭示存有或本体不是静态之理,具有在动态的变化中展现其自己的存有学特色;（三）方以智一方面借这种新的存有观来看待三教论说的共存问题,一方面也借由三教论说在交、轮之间潜存着有待开发的存有之义,来展开其诠释之学;（四）这种新的存有学似乎也可以作为他所说的"质测"之学的理论基础,因而也具有涵括三教之外所有学问的意义。

刘亮程^[5]（2018）在《捎话》文中认为第一章西昆寺扁从门缝看塔是扁的。塔后高耸的院墙是扁的。围坐塔下的昆门徒是扁的。香炉和烟是扁的。嗡嗡的诵经声响起来,声是扁的,像浮尘像雾,裹着昆塔一层层攀升,升到金灿灿的塔尖时,整个昆塔被诵经声包裹。那声音经过昆塔有了形,在塔尖上又塑起一层塔。一座声音的塔高高渺渺立在裹金的昆塔之上。诵经声又上升,往声音的塔尖上再层层塑塔。越高处的塔就越扁,越缥缈。她每天站在门后看,这扇从未打开的木门上裂一个缝,像一只扁长眼睛。她能看见声音的形。天蒙蒙亮昆门徒在塔下扫树叶的唰唰声,像一片片大叶子

张翎^[6]（2014）在《阵痛》文中认为（耶和华）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旧约《创世纪》逃产篇上官吟春（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上官吟春挎着沉甸甸的洗衣篮走到河边时,不禁吃了一惊。昨天的雨虽然下了大半宿,却是淅淅沥沥的那种细雨,听不出有多少劲道。早晨出门,院门外那棵桑树上的叶子虽然肥大了许多,却找不见几滴水迹,街边的积水也刚够浅浅地舔湿她的鞋底。没想到那雨轻言细语地竟把一条小河给灌得如此饱胀,三级下水的石阶,现在只隐隐约约地剩了半级。连那半级,也还得看风的脸色。若风是从西南来的,又略带几分气力,那石阶就完完全全淹在水里了。

潘志新,曾裕华^[7]（2013）在《阿尔都塞对《社会契约论》的症候阅读》文中认为"间隔"是阿尔都塞问题域和症候阅读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提出这套思想后,就将其运用于自己的实际研究中,《论"社会契约"（间隔种种）》是阿尔都塞症候阅读法的示范。阿尔都塞在文章中分析了卢梭《社会契约论》中四个层层相套的间隔,但它不是在揭示卢梭《社会契约论》的矛盾和错误,而是通过两条间隔链条的分析,指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如何在舆论或西方文化传统这个问题域作用下生产出来的,从而揭示卢梭政治哲学的表象中被掩盖的难题,显示出症候阅读法的意义。

具孝书,薛舟,徐丽红^[8]（2011）在《柏林狂想曲》文中研究说明韩裔留德音乐家金尚浩突然自杀身亡,四十年前的日本恋人蜷川花子赶往德国,拨开四十余年的岁月烟云,寻访他的痕迹,追随他的行踪,查找他的死因。四十年前,还是在日韩侨第二代的金尚浩和他的恋人花子未能成为眷属,横亘在他们之间的是国籍、民族和理念:朝鲜半岛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而经历了被殖民状态,因为停战而维持着分裂状态,而且韩国还流行着强烈"纯粹血统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爱情失落的金尚浩前往德国学习音乐,意外地发现了德国音乐家约翰·昂特迈耶和他的乐谱,得知约翰·昂特迈耶的生平记录保存在平壤图书馆。于是,金尚浩去平壤收集资料,研究约翰·昂特迈耶。回来后他被韩国政府以间谍罪拘禁。十七年后被释放,1989年又回到德国。金尚浩对约翰·昂特迈耶的寻找,蜷川花子对金尚浩的寻找,两条线索相互交织,形成了波澜壮阔的交响乐。约翰·昂特迈耶从西方来到东方,金尚浩从东方来到西方,隔着时间的帷幕,两位音乐家的命运轨迹出现了重叠,连接他们的是命运的漂泊和对梦想的追寻,更是超越了国境线了国境线和意识形态差别的音乐……

杨大春^[9]（2011）在《艺术直观与形而上学——从意识现象学视域到身体现象学视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梅洛-庞蒂说:"任何绘画理论都是一种形而上学。"我对艺术问题没有发言权,所以不打算就绘画艺术本身进行谈论,而主要从艺术哲学、尤其是艺术的现象学视域谈起。或许更确切地说,我们可以探讨哲学发展的自身逻辑及其与艺术的关系,由此引出现象学与艺术的关系。形而上学的主体部分是存在论（或译本体论）,从这个角度讲,现代欧洲大陆哲学表

纪燕^[10]（2011）在《刘若愚跨文化诗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一名跨语际、跨文化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刘若愚既是古今文学的传承者,也是中西文化沟通的实践者。他运用自身深厚的中、西文化积淀,努力从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不同视角来研究和阐释中国文学与文论,尤其是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将隐含在中国批评家着作中的文学理论提取出来并形成一定的体系和框架,将中国诗学纳入世界文论系统中,建构独具特色的跨文化诗学理论体系。本文以刘若愚艰苦卓绝的用西方诗学的理论骨骼支撑和托起中国诗学的思想血肉,将中国传统诗学进行世界性转变的理论体系建构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跨文化对话和融合的语境出发,梳理刘若愚的学术思想基础和脉络,重新审视他的伟大尝试,探讨其跨文化诗学思想体系在现代视野中的拓展与延伸,并由后殖民语境向后现代和全球化转换过程中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让中国诗学走出“失语症”,发出“自己”的声音,发现“自我”的价值,让全世界都能听得到,同时也为未来世界新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全文包括导论、正文四章、结语,共六部分内容。导论主要论述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论文的创新之处以及存在的疑难问题。刘若愚作为一名誉满全球的美籍华裔汉学家,他是跨文化沟通的典型代表,并形成独特的观察中国文化的视角。其理论素养扎实深厚,着述视野宽阔、立论精当,主要研究方向有：中国古典诗歌、诗论和文论,以及中西比较文学、比较诗学。他从自身的文化基础出发,既不赞成把西方现代的理论、概念、评判标准和方法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地运用在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研究中,同时也不固步自封,仅仅拘泥于中国传统的诗学,而是采取审慎的考辨和严谨的比较态度,汲取中西诗学的资源并加以综合,热情洋溢地为中国文学的研究建构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顺应世界文论研究的发展新趋势,积极探索中国古代文论的方法论转向问题。他开创了融合中西诗学以阐释中国文学及其批评理论的学术道路,他的跨文化诗学理论体系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对中国文学理论走向国际化也有不可忽略的借鉴意义。刘若愚的思想为中国当代比较文学、比较诗学的兴起以及深入发展指明了重要路向。其次,中国近现代文论界一直围绕着“要回到中国还是全盘西化”的问题走不出来,甚至患上了所谓的“失语症”。中国诗学走向世界势不可挡,只有把民族文学理论放置在世界文学理论的宏大背景下,在跨语际和跨文化中进行审视,民族文学理论的世界性才有可能变得澄明起来,为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文学理论交流与对话打造一个共享的平台。探寻刘若愚的学术之路,综合评价其贡献和存在的不足正是中国诗学发展的现实需要,也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和更好前行积累宝贵的经验和财富。第一章是探寻刘若愚的学术道路并对其主要着作进行简要剖析。刘若愚1926年出生于北京,其家庭是书香门第,秉承着诗礼传家的优良传统,他的父母十分注重对孩子的文化教养,其兄弟姐妹也是勤奋好学,因而在浓厚的家庭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此后走向学术研究的道路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刘若愚在国内就读的小学、中学以及大学都是选取中国当时教育理念最先进、教育模式最正规、教育程度最扎实的学校,而且由于他自小就表现出来的语言天赋使得他的英语才华极为突出,所以他在研究生第一学期就争取到去英国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他在英国取得硕士学位,在其指导教授的直接引领下走向跨文化和中西比较的研究道路,在毕业之后选择留在英国的高校教授中文,而后辗转到香港的新亚书院任教,随后又在美国的好几所高校待过,最终在美国西部加州的斯坦福大学找到了最佳的学术单位、事业平台和终生依托,并登上了事业发展的巅峰。追寻刘若愚所走过的路,只有在真正了解之后我们才会深刻体悟到他的学术信仰和追求。刘若愚共着有《中国诗学》（1962）、《中国之侠》（1967）、《李商隐的诗——中国九世纪的巴洛克诗人》（1969）、《北宋六大词家》（1974）、《中国文学理论》（1975）、《中国文学艺术精华》（1979）、《语际批评家》（1982）和《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1988）八部英文专着,每一本着作的构思与写成都是在岁月的辗转与磨砺中,部部都是精华,都是泣血之作,而在此处对其八部着作做简要的剖析,既是对他的尊重,也是全面展现其学术思想的需要。第二章较为系统地梳理刘若愚跨文化诗学思想的中西方文化背景,以及在后殖民主义和文化认同中的冲突与抉择。刘若愚的父母是中、西两种文化的不同代表,而他自小就是在中西文化融合、汇通的家庭教育中汲取着养料而走向成熟。一方面,他的中国文化积淀和根基极为深厚,诗词歌赋、理论文学随手拈来；另一方面他后来一直在西方文化和学术圈中打拼,因而对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是运用得较为娴熟,所有这些都是为其日后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他能够自觉运用西方现代的文学理论、概念、方法等来分析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学理论,所以他与现代西学的关系是极为深刻和密切的,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新批评和现象学。刘若愚在其研究中对“作品”、“语境”、“语言”、“语言悖论”等问题的关注是在对新批评理论的吸收与改进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而他的关于“诗是不同境界和语言的探索”这一概念中对“境界”、“创境”的讨论,存在主义中的“存在”概念对于形而上学文学理论中的“道”的并比性等问题,以及在他的思想中与现象学的某些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等等,正是其理论建构与现象学理论相得益彰之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西方中心主义文化下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刘若愚在后殖民主义和文化认同的冲突中坚守着、抉择着,他努力纠正西方学界对汉字、汉语、诗学有意或无意的误读,他凭借自身的奋斗占据欧美学术前沿,在自身不断的辛苦努力中寻找和建立文化身份,同时也争取着一份他人的认同。第三章重点阐述刘若愚跨文化诗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实践问题。刘若愚建构跨文化诗学理论体系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他的《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这也是为他赢得身前生后极大声誉的代表作。他撰写此书主要有三个目的,即：第一个也是终极的目的,在于提出渊源悠久而大体上独立发展的中国批评思想传统的各种文学理论,使它们能够与来自其他传统的理论比较,从而有助于达到一个最后可能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an eventual universal theory of literature）;第二个也是直接的目的,是为研究中国文学与批评的学者阐明中国的文学理论；第三个目的是为中西批评观的综合铺出比迄今存在的更为适切的道路,以便为中国文学的实际批评提供健全的基础。为此,他在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曾提出的作品、艺术家、世界、欣赏者四要素说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和创新,即改创为“宇宙—作家—世界—读者”双向流动的过程,并进一步将中国诗学理论分为形上理论、决定理论、表现理论、技巧理论、审美理论、实用理论这六大板块,为每一种理论形式找寻中国文论的依据。这既是刘若愚为建构中国传统诗学理论体系的伟大尝试,因为他确实做到了“为中国文学的实际批评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但这也是日后他饱受其他学者批评的所在,将中国传统文论的丰富性、复杂性强塞在这个不甚完美的框架中,总是有些削足适履、强而为之。而刘若愚跨文化诗学理论体系中对语言为中心的方法论转向也是其努力之处,他自觉的语言文字贯通达至文化贯通的意识、方法论转向的探索与创新、以及努力对其建构的诗学理论体系进行实践,既做到用理论去指导实践,也从实践中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理论,都可看出他扩展和深化中国诗学的不断努力。第四章重点探讨刘若愚跨文化诗学理论体系的当代现实意义。刘若愚的综合性诗学研究之路对其他汉学家或是从事比较诗学思想研究的学者可谓影响深远,其中就包括比较文学学者叶维廉。叶氏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和扬弃了刘若愚的理论,他根源性地质疑与结合西方新旧文学理论应用到中国文学研究上的可行性及危机,肯定中国古典美学特质,寻求中西共同的文学规律,共同的美学据点,并通过中西文学模子的“互照互省”,试图寻求更合理的文学共同规律建立多方面的理论架构。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他对思维模式、语言等方面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绝对化的色彩,还是没有走出比较文学的圈圈,因而在探寻文学作品表面之下更深层的理论方面还是稍显逊色。而比较文学必然要走向比较诗学才会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这是中外很多学者一致看到的地方。中国诗学研究既要拿来也要送去,只有在中西互为借鉴、互相融合、共同进步的基础上才会走得更远、更深入,因而文化认同、双向阐发的原则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要秉承的,也只有这样中国文论研究的“失语症”问题才会消失。中西跨文化之间的诗学或文学理论的比较,不是要求所有的部分都要达到对话的完美结局,即寻找到最好契合点,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寻求两者可能进行对话和结合的地方,进行有重点的努力,将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作为今天的资源和基础,然后与新时代的诗学和文论进行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沟通,不求面面俱到,而是有重点、有目标,而我们所看到的刘若愚就是这样去做的。作为一个有偏见的、执着的批评家,刘若愚也为让更多的西方学生和读者更深入地去了解和感受中国的文化精华,他的脚步一直没有停下来,他披荆斩棘、呕心沥血,但是由于英年早逝,他毕生的努力却只是未尽的事业,今天的我们任重道远,我们要接过其手中的笔,让其思想和精髓可以走得更远!

二、用“心”能看得见东西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用“心”能看得见东西吗?（论文提纲范文）

（1）黄玫瑰陷阱（论文提纲范文）

（2）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越南中、高级汉语学习者“全”“都”的使用状况调查 ——以越南太原大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方以智的诠释观与明末三教论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7）阿尔都塞对《社会契约论》的症候阅读（论文提纲范文）

（10）刘若愚跨文化诗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用“心”能看得见东西吗?（论文参考文献）

• [1]黄玫瑰陷阱[J]. 陈永和. 江南, 2020(06)
• [2]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D]. 董波.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3]越南中、高级汉语学习者“全”“都”的使用状况调查 ——以越南太原大学为例[D]. 杨氏娥.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4]方以智的诠释观与明末三教论的发展[J]. 蔡振丰.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4)
• [5]捎话[J]. 刘亮程. 花城, 2018(04)
• [6]阵痛[J]. 张翎. 中国作家, 2014(04)
• [7]阿尔都塞对《社会契约论》的症候阅读[J]. 潘志新,曾裕华.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04)
• [8]柏林狂想曲[J]. 具孝书,薛舟,徐丽红. 译林, 2011(06)
• [9]艺术直观与形而上学——从意识现象学视域到身体现象学视域[J]. 杨大春. 当代艺术与投资, 2011(07)
• [10]刘若愚跨文化诗学思想研究[D]. 纪燕. 山东大学, 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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