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WTO对北海渔业的影响及对策

一、加入WTO对北海渔业的影响与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张镇昌^[1]（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北海渔业企业的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学界对渔业企业的研究,多集中在企业发展和企业管理方面,较少涉及渔业企业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渔业企业的历时性研究。渔业企业是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连接鱼产品从渔船到餐桌的一个关键环节,对于推动渔业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作用特点。文章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北海的渔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获得一手资料,并结合文献分析的办法将北海市的渔业企业的发展脉络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从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至21世纪前以及进入21世纪后这三个时间阶段的不同时期北海渔业企业的发展变迁进行分析,厘清渔业企业在不同时期的任务、效能、遇到问题和应对措施,并通过梳理同时期国内不同海区渔业企业发展状况,尝试对北海渔业企业进行评价,提出新形势下北海渔业企业的发展路径。文章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北海渔业企业为恢复和发展渔业经济奠定基础。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北海市渔业企业体系在建立后对恢复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却也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凸显企业经营管理的问题。第二部分,改革开放后至21世纪前北海渔业企业在经济体制改革下逐步发展成熟,开拓了远洋渔业,提升了渔业经济发展质量。改革开放后,渔业企业需助推渔业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在完成该任务过程中,传统的渔业企业经营管理机制发生了变化,同时期也衍生了新的乡镇渔业企业系统。在这一阶段,暴露出传统渔业企业出现竞争能力下降、涉外渔业事件影响企业发展以及海洋资源衰退等问题。究其原因,是企业内部管理,海域国际政治关系与该时期海洋过度捕捞等相关联。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渔业企业实行管理制度改革、加强国内外的贸易沟通、打开远洋渔业局面、延长渔业产业链和涉足非渔产业,加快构建侨港镇渔业企业体系等方面的应对措施。第三部分,21世纪后北海渔业企业有了发展新方向,渔业经济得到转型发展,成为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的动力引擎。新时代下渔业企业有维护国家海洋权益、“走出去”的时代任务和条件,国家海洋发展战略下实现转型升级等发展目标定位,这一时期传统企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民营企业取而代之成为新时代渔业产业的主角。却也需要面对渔业资源衰退引发的连锁反应、传统企业没落、国家部分渔业政策紧缩下企业转型生产的阵痛和走向国际阻碍重重等问题,其中既有企业内部管理机制的缺陷,也有政府政策措施及落实力度不足和复杂的国内国际存在的社会原因。为突破新时代下的发展障碍,渔业企业自身从多元发展、科技创新、响应“走出去”战略、扩大交流圈、紧贴国家发展政策、回馈社会等六个方面提高企业发展质量进行自我解困。第四部分,分别阐述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东海、黄海和渤海这三大海区渔业企业发展的简要状况,同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北海渔业企业的构建与发展所发挥的社会功用从奠定北海在南海区的渔业地位、带动个体渔民发展、维护国家海洋权益话语权等三个方面进行评价。最后,从政府政策施政、企业内部动力和构建渔民与渔业企业共同体等三个方面提出进一步促进渔业企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李雯婷^[2]（2019）在《在WTO框架下解决IUU捕捞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各国的渔业补贴是导致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IUU捕捞）和过度捕捞的一个重要成因。为了保护日益枯竭的渔业资源,全方位的打击IUU捕捞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到一系列国际渔业法的出台,全球形成了船旗国、港口国、市场国、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等各方共同打击IUU捕捞的新局面。但是,船旗国缺乏对渔船的有效控制,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对非缔约国的渔船也存在管理困难。因此,具有争端解决机制的WTO能够参与到打击IUU捕捞的行动中来成为了各国的期望。随着WTO新一轮渔业补贴谈判的推进,如何在WTO框架下有效地解决IUU捕捞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通过分析渔业补贴与IUU捕捞的关系以及国际渔业法在解决IUU捕捞问题上的不足,强调WTO渔业谈判对打击IUU捕捞的重要的补充性作用。其次,通过比较分析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世界渔业大国以及国际渔业法律法规对IUU捕捞的定义,为在WTO框架下对IUU捕捞有适度的定义范围,适格的认定机构和组织的确定以及纪律的触发条件提供借鉴和参考。同时,关注各国在渔业补贴谈判中的立场和观点,并对最新的主席文件进行评析。再次,分析WTO体制下已有的基本原则和规则,探究《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对渔业补贴的适用性,并关注特殊与差别待遇对发展中国家的适用,透明化制度的建设以及渔业纠纷的磋商解决在渔业谈判中的重要性。然后,从管辖权,诉由和申诉国认定等多个角度分析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在解决IUU捕捞在程序上和执行上面临的困难。关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WTO规则关于入渔费规定的冲突,以及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与其他争端解决机制解决渔业补贴管辖权冲突的问题。同时通过分析渔业本身区别于传统货物贸易和农产品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特别是渔业纠纷背后裹挟的深刻的海洋领土主权的矛盾和冲突,界定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解决IUU捕捞的边界。随后具体分析渔业谈判中的争议水域的条款的拟定,以防止在渔业争端解决过程中对国家海洋领土主权产生威胁等。最后,在WTO启动系统性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分析的新一轮的渔业补贴谈判对我国渔业补贴以及渔业管理措施的新挑战,为我国的补贴结构改革和在渔业谈判中如何争取更多的利益提出一些建议。

黄炎^[3]（2018）在《跨界水资源开发利用中的风险预防原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后工业化时代在创造极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剧了人类对风险的不可感知性,滋生全球性的风险和危机。海洋酸化、气候变暖、物种灭绝、水源污染等等,诸如此类的风险开始蔓延。与传统社会的风险相比,后工业时代的风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自然风险转变为人为风险,从经验性风险转变为不可预测性的风险,从个别风险转变为全球性的风险。在此过程中,环境风险逐渐呈现“科学不确定性”的特质,即现有的科学证据无法证明风险与损害之间存在绝对的因果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科学不确定性”风险引发的环境威胁,愈来愈多的国际环境宣言及条约纳入风险预防原则。然而,风险预防原则自产生以来就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间,该原则毫无疑问地处于国际环境法学理讨论的风口浪尖。本文以跨界水资源开发利用中的风险预防原则为论题,试图考察国际水法条约、软法文件及相关国际判例对风险预防原则的采纳程度,解构风险预防原则在跨界水资源开发利用领域的实施要件和具体措施,探讨该原则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挑战,洞悉世界各主要流域委员会的风险预防程序,并尝试构建适用于中国跨界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的风险预防合作机制。风险预防原则的国内立法缘起于德国1974年《清洁空气法》,其后在瑞典、挪威、荷兰、瑞士等国得到普遍应用与发展。即使是起初反对风险预防原则的国家（如美国）以及长期崇尚损害预防原则的国家（如英国、法国）也逐渐在成文法和判例法中明确规定该原则。北海会议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海洋环境保护领域的风险预防,历次北海会议通过的最终宣言均明确采纳了风险预防方法或原则。随着国际环境法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发展,联合国也制定并通过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宣言,如《世界自然宪章》、《卑尔根宣言》、《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与《21世纪议程》等等,在不同程度上确认了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环境法中的地位。尽管国际宣言对签署国并不具有拘束力,但其有关风险预防原则的规定却直接影响了后续的国际条约。20世纪末,一系列国际环境条约及议定书,如《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巴马科公约》、《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公约》、《保护波罗的海海洋环境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9.24号决议”等均明确规定风险预防原则。该原则逐渐由国际宣言中的“政治承诺”转变为国际条约中的“法律义务”。在跨界水资源开发与利用领域,1992年《跨界水道与国际湖泊保护与使用公约》是首个明确规定风险预防原则的公约。该公约要求缔约方应遵循风险预防原则,不应延迟避免危险物质排放造成的潜在跨界影响,即使科学研究尚未完全证明这些物质与潜在的跨界影响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国际法委员会在1997年《联合国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评注意见中明确指出,风险预防原则适用于“国际水道生态系统的保护”、“污染防控”和“外来物种的引进”等三个方面。2004年《柏林水规则》是首个明确规定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法协会涉水文件。该规则指出,当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受到严重不利影响的风险时,流域国应采取所有合适措施,防止、消除、减少或控制水生环境危害,即使没有结论性的证据证明污染排放与其预计影响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2008年《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的起草过程中,特别报告员、国际法委员会以及各国政府对风险预防原则的表述客观上体现出该原则作为一项正在形成中的国际习惯法规则的特点。在区域性流域协定方面,欧洲地区的流域协定因受1992年《跨界水道与国际湖泊保护与使用公约》的影响,直接在“一般条款”或“基本原则”中明确规定风险预防原则,并在协定正文中列举实施该原则的具体措施。非洲地区水资源匮乏,为防止经济活动对水道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其主要流域协定均规定了风险预防原则。亚洲地区水安全环境较为复杂,其中东南亚流域较之中亚和南亚流域更注重对水体环境的风险预防。这些区域性流域协定是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水法中的具体实践,促进该领域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风险预防原则之所以在近三十年来迅速占据国际环境法学理讨论的核心地位,是因为其实施机制引导着环境法从预防规制向风险预防规制转变,是国际环境规制政策的变革驱动力。不过,风险预防原则的具体实施措施因环境领域的不同而有所区分。通过研究国际水道公约、宣言及国际案例,可以认为,跨界水资源开发利用领域的风险预防措施不仅包含一般的实体性措施,如“风险预防禁令”和“最佳科学技术措施”,且包括该领域特有的程序性措施,如“环境风险事先通知程序”、“定期交换水文信息程序”以及“跨界水体环境影响评价程序”等。其中,实施风险预防原则的实体性措施主要是指“风险预防禁令”和“最佳可行技术措施”。前者是“强风险预防原则”的体现,要求政府在面临科学不确定性且有严重环境威胁的项目时,采取禁止、限制或警告措施。后者则是“弱风险预防原则”的具体表现,旨在通过法定的科学技术标准为排污者设定一个可预测的行为边界。近年来,风险预防禁令及最佳可行技术措施已广泛地适用于跨界水资源开发利用领域。通过考察国际水道立法和国际司法实践,本文认为跨界水资源开发利用领域实施风险预防原则的程序性措施主要包括同一流域内国家之间的“环境风险事先通知程序”、“定期交换水文信息程序”以及“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程序”等。其中,“环境风险事先通知程序”是沿岸国开发跨界水资源的前置性程序,对于促进各国水资源合作、减少国家间水争端、预防潜在的环境污染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定期交换水文信息程序”能够帮助沿岸国了解水文环境变化的性质、程度以及有害影响;“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程序”是跨界水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实施风险预防原则的核心工具,该项程序能够基于不断更新的科学证据评估风险预防措施的有效性,对于跨界水资源科学管理和可持续利用至关重要。20世纪下半页以来,跨界水资源的环境风险逐渐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淡水资源不仅受到源自工业废水排放、化学和危险物质泄漏等水体生态内部的污染,更面临气候变化的严重威胁。在此背景下,国际合作成为沿岸国实施风险预防原则的重要路径。风险预防原则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首先,奉行风险预防原则是否意味着跨界水资源的环境保护与沿岸国社会经济发展是相对立的,或者说,环境保护本身就优于公民的生活水准、经济发展、文化传统等其他所有的利益。如何应对风险预防原则实施效果的质疑?本章认为,成本收益分析是目前而言较为均衡和全面的分析方法。在跨界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应考虑到不同沿岸国的社会经济需求,确保跨界水资源得到公平合理利用,还应考虑到沿岸国长远的社会经济利益,保障跨界水资源的可持续管理。风险预防原则实施过程中的另一项挑战体现在跨界水资源争端解决机制方面。当环境风险的科学不确定性成为跨界水资源开发争端的核心问题之一时,科学证据可能成为影响案件成败的关键。但是,科学证据在向司法机构彰显真相的过程中,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这些挑战集中体现在科学证据的采信规则与举证责任方面。本章提出,当适用风险预防原则牵涉到大量的科学证据时,国际法院可以委托独立第三方提供公开或秘密的专家意见,从而掌握阅读和理解科学方法所必需的技巧,还可以通过实地调查程序让法官拨开大量科学证据的迷雾,对案件事实、证据材料以及法律依据有着更加清晰的认识。风险预防原则的核心问题是其国际法地位问题,即该原则是否具有法律拘束力并能否在实践中得以实施的问题。风险预防原则自产生之日起,其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抑或是法律措施、国际标准的争议从未间断。本章认为,尽管风险预防原则在特定情形下的适用需要个案解释,该原则已从《里约宣言》延伸至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海洋环境保护、危险废物处理、跨界水资源保护等各类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之中,愈来愈明显地反映出一种广泛认可的法律确信,是一项正在形成中的习惯国际法。中国是境内绝大多数国际河流的上游国,特殊的区位使中国成为亚洲大陆的“水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跨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与下游国之间冲突与博弈的焦点问题,甚至可能成为影响“一带一路”战略进展的重要因素。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有必要重视并利用风险预防原则的重要作用,与其他国家合作采取适当的风险预防措施,努力将跨界水资源开发的负面影响降至较低程度。就湄公河下游水资源开发机制而言,1995年《湄公河协定》是下游四国合作开发跨界水资源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基础,该协定框架下设立的湄公河委员会是湄公河下游流域唯一以跨界水资源利用和保护为宗旨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然而,《湄公河协定》的起草者并未参考同一时期国际涉水条约中的通行做法,也未能采纳欧洲地区流域协定的成功经验,在适用范围、风险预防程序、水资源利益分配等方面规定得不够科学合理。湄公河委员会则始终无法调和下游四国之间不同的利益主张,并难以影响成员国的国家政策。同时,位于湄公河上游的中国和缅甸均不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国,客观上影响了事先协商等风险预防程序的有效性和权威性。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包括全流域所有沿岸国,尤其是上游国在内的风险预防合作机制。在风险预防合作机制的建构方向上,选用宣言、声明等国际软法作为跨界水资源风险预防合作机制的建构方向,已不仅是沿岸国之间无法达成流域条约时的次优选择,而是有效清除上下游国之间合作障碍的更优选项。风险预防合作机制的供给模式可以分为三类,包括水文信息交流机制、水体生态保护与利益分享机制以及因应气候变化的流域适应性管理机制。建议以澜湄合作机制为范例,构建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元江—红河等流域的合作模式,与“一带一路”倡议大格局形成了互补互进的配合机制。这将跨界水资源开发机制引向一条新路,即由上、下游国共同构建的,在公平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的区域合作机制。

魏德才^[4]（2017）在《公海渔业资源养护机制变革的国际法考察》文中提出养护的概念起源于环境法,存在着“最大限度利用”的人类中心主义与“最小化商业使用”的生态中心主义之争。公海渔业资源养护机制（以下简称养护机制）形成于海洋法,白令海海豹仲裁案、《北海渔业公约》、1958《公海捕鱼公约》是养护机制形成的三个里程碑。《海洋法公约》是养护机制变革的起点。养护机制变革以《挂旗协定》、《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行为守则》为支柱,带来了养护目标的变迁与养护理念的转变,影响着公海渔业资源的属性。三项国际法原则阻碍着养护机制的变革:公海捕鱼自由、条约相对效力原则以及船旗国管辖。养护机制的变革需求根源于高度工业化的现代渔业生产,三项国际法原则形成于前工业化时代。养护机制变革与三项国际法原则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这些前工业化的行为准则犹如婴儿摇篮的边框和护栏,当婴儿（公海渔业）逐渐成长为儿童,摇篮的边框和护栏便开始束缚着孩子的成长。公海捕鱼自由是阻碍养护机制变革的首要原则。公海捕鱼自由逐步受到限制但仍决定着资源属性,多维度限制着养护机制变革。在限制公海捕鱼自由的三条路径中,新自由主义路径重视理性选择且无约束机制,对公海捕鱼自由的约束有限,而且效果不佳。功能主义路径以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为载体,是限制公海捕鱼自由的主流。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总体成功但推动变革的能力有限。特定种群路径是限制公海捕鱼自由的特殊形态,须与功能主义路径结合适用,将公共道德因素引入养护机制,存在着被动性、局限性。公海捕鱼自由反对沿海国拥有公海养护措施的决定权,这值得我国特别关注。条约相对效力原则是阻碍养护机制变革的第二个原则。条约相对效力原则体现国家主权但允许少量例外。现在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多忽视条约相对效力原则而直接约束非缔约国,该行为违反了国际法。《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剥夺了非缔约方的捕鱼权,有限地突破了条约相对效力原则,并不存在“内部例外义务”,但内容尚不构成国际习惯法。软法是养护机制变革的推进剂和机制运行的润滑剂。连续18年的UNICPOLOS会议将公海捕捞问题推向了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高度。软法是突破条约相对效力原则束缚的“特洛伊木马”。生态系统方法蕴含着突破条约相对效力原则束缚的要求,是突破条约相对效力的新工具,但生态系统方法仍缺乏法律规范性。船旗国管辖是阻碍养护机制变革的第三个原则。《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以船旗国义务来约束船旗国管辖,实质上形成国家间制约机制。《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还建立了有条件的管辖共享机制,这些无法解决人们对渔船船旗国管辖专属性的质疑,也无法应对非缔约国的挑战。港口国措施是突破船旗国管辖的有力支撑。《港口国协定》将渔业管理的非法、未报告、无管制捕捞（以下简称IUU捕捞）概念直接引入国际条约存在不当。IUU捕捞的主要起因在于国内渔业法制而非船旗国管辖。自愿准则、MCS措施让IUU捕捞船舶大多没有船旗国。因此,打击IUU捕捞不是突破船旗国管辖的理由。《港口国措施协定》实质是为非缔约国设定最低标准,有助于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规范的执行。《港口国措施协定》扩大渔船的范围有助于养护机制的变革。养护机制变革与上述三项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来源于国际法碎片化。碎片化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国际法特有现象。公海渔业资源领域有着典型的国际法碎片化的典型特征。公海渔业规范碎片化的形成与养护机制的变革同步,国际法碎片化为养护机制变革提供着持续动力。展望养护机制的变革,由于公海渔业资源养护的对象包括了全部海洋生物及其栖息地,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已采用生物多样性养护所必须的养护方法,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将承担起生物多样性养护的职责,这有利于达成BBNJ执行协定。展望养护机制的变革,鉴于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审理海洋渔业案件的45%与渔业资源养护有关,海洋渔业资源已定位为“可用竭的自然资源”,该机构已成为养护机制变革的稳压器,以贸易措施养护资源打击IUU捕捞的正当性将获得认可。贸易措施将继续推动养护理念转变与养护目标的实现。面对养护机制的变革,中国没有全盘接受,而是根据自身的利益做出选择。中国公海渔业起步晚发展迅速,是公海捕鱼自由的受益者。中国渔船遵守公海渔业养护规范记录良好,并非养护规则的破坏者。中国公海渔业船队遵守《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接受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缔约方执法船的公海登临和检查。中国是船旗国管辖的维护者。中国虽签署但至今没有批准《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一个关键的考量在于该协定第21条第7款蕴含着突破船旗国管辖的因素。面对养护机制的变革,中国应有自己的立场。短期而言,中国应以公海捕鱼国身份为出发点,对条约相对效力原则保持灵活,即坚持条约相对效力原则的整体外交方针,公海渔业实践中遵守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养护规范。就中期战略而论,中国应支持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为主导,推动相关国际组织功能整合。中国应支持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有权参与谈判、缔约,将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确定为经社理事会直接联系机构,纳入联合国体制内。从长远来说,中国应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有步骤分阶段地推进机制变革。面对养护机制的变革,中国目前应警惕三种倾向。首先,中国要警惕沿海国借口资源养护否定公海捕鱼自由。公海捕鱼国与沿海国在公海治理中的决定权争夺长期存在,《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没有支持沿海国,但沿海国的话语权优势日益明显。公海捕鱼自由是中国公海渔业持续发展的基础所在,不容否定。其次,中国要警惕借口打击IUU捕捞变船旗国管辖为普遍管辖。当前在公海从事IUU捕捞的渔船多数没有船旗国,部分悬挂有非缔约国船旗。有环保组织将IUU捕捞活动比作海盗行为,呼吁对从事IUU捕捞的公海渔船适用普遍管辖。如果每个国家均有权在公海对他国渔船执法,当前公海渔业秩序将会破坏。作为远洋捕捞大国,中国应对此保持警惕。第三,中国要警惕借口解决碎片化问题而主张环境规范优先于渔业规范。国际法碎片化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无法解决国际法内部不同部门间的法律冲突。生态主义者与环保组织认为:解决碎片化问题需要明确环境规范的优先地位。这种主张违反《海洋法公约》、《条约法公约》,但影响较大。此主张与我国当前公海渔业的发展水平相脱离,中国应对此保持警惕。

叶正国^[5]（2015）在《海峡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法律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海洋是两岸联结的地理纽带,海洋事务是两岸合作的重要领域,两岸海洋事务具有整体性和复合依赖关系,必须合作才能增进双赢。两岸海洋事务合作可以整合两岸海洋资源,维护海上秩序,保障国家的海洋主权和主权权益,推动两岸参与国际海洋事务的进程,增进两岸政治互信和国家认同。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下,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海洋事务领域的制度化协商,很多两岸协议涉及海洋事务,在各自海洋事务立法也有很多涉对方的规定。然而,两岸海洋事务合作在政治层面面临着结构化政治困境,在法律层面也存在着规范缺失难题,二者交互影响,致使海洋事务合作产生范围不广、深度不够和前进乏力等问题,亟需解决。两岸海洋事务合作必须镶嵌在两岸关系的背景中,以善意、诚意和同理心进行建设性对话和良性互动,相关法律机制的建构既要符合两岸关系的现状,又要坚持海洋事务的特性,更要满足两岸海洋事务合作发展的需要。为此,本文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制度化协商作为研究背景,以“一个中国”框架作为研究前提,以两岸海洋事务合作及其法律机制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总结两岸海洋事务合作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相关两岸海洋立法和两岸协议,并探讨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实践轨迹,引入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资源对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治理转向、法理基础和法制建构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从而建构起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法律机制研究的基本框架。本文共为六章,分为五部分。第一章是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政治结构化困境,主要通过梳理和分析两岸海洋合作的历史、实践和问题,提出“一中争议”及其造成的政治结构化困境是海洋事务合作及其法律建构的根本问题。同时,海洋事务合作对两岸来说都非常重要,存在着机会结构来超越政治困境实现两岸合作,并可以两岸累积政治互信的突破口。根据关系标准,两岸海洋事务可以两岸间与两岸外海洋事务,两岸在二者方面的合作模式和法律机制并不完全相同。由于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和海洋事务的交互性,两岸海洋事务合作迄今先后经过了倡议期、接触期、波折期和制度化时期。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涉及两岸关系的诸多重大复杂问题,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并存.外部的机会与威胁同存。第二章是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治理转向,通过对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政治难题和泛政治化以及海洋合作的实践趋向的分析,认为如果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想要超越政治结构化困境,必须转向合作治理,并建构与之相应的法律机制,即“合作治理——法律机制”框架。目前,两岸合作面临着理论上的“主权——治权”难题和实践中的议题政治化的双重困境,应通过两岸合作治理来避免政治纷争。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治理在本质上是两岸公权力机关和私人主体共同参与海洋事务合作的制度安排,有效性与合法性是基石。这需要构建以内部机制为核心的开放式多层复合治理结构,包括治理框架的双轨制、治理进程的差序化、治理模式的多元化和治理主体的网络化。法律机制与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治理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和交互依赖的关系。第三章是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法治建构,探讨合作治理为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法治化带来的思维转向、价值导向和规范架构,以及何种法治化才能推进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治理等问题。这是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法理内涵的宏观论述。由于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和海洋事务的复杂性,功能主义法治观、回应型法治模式和交涉性法治关系使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法律机制实现规范依据的封闭性和价值认知的开放性。因此,两岸应在“一个中国”的宪制基础上依据近程法制、中程法制和远程法制的思路不断进行体制整合、制度整合和平台整合,通过规范两岸公权力机关与私人主体的关系、公权力机关的关系以及两岸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进而达到维护海洋权益和增进两岸互信的双重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完善法制建构的政治约束、民意整合机制的规范化以及政策和法律的交融互动等互嵌机制。第四章是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法制体系,在整体上分析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法律机制在法规范体系层面的基本框架,包括法律原则、法律形式、法律规制、法律程序和争端法律解决机制等问题。这是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法律机制的规范体系。由于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治理的多中心和过程的协商性,权威和权力具有多极性,在坚持平等互惠、弹性透明、预防风险和权益导向等法律原则基础上,只要符合权威授权、规范载体和规制意图生成的规范性文件都是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法律形式,总体上分为硬法和软法。虽然各种法律形式的位阶不同,只要符合实体有效性和程序有效性的要件都具有法律效力。由此,两岸法律规制共同体逐渐扁平化,规制工具不断组合和规制过程趋向平等协商,法律规制过程从“制度——精英”逐渐转向“制度——社会”模式。基于此,两岸应不断完善公权力机关的利益诉求表达——协商谈判——达成共识——实施推动和公众参与等法律程序机制,并建构类型化多元的争端法律解决机制。第五章是两岸间海洋事务合作的法律治理,探寻只涉及两岸的海洋事务合作法律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制度完善的路径。这是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法律机制的重点。以往,两岸间海洋事务合作治理往往采用各自推动与协议衔接、法制建构的政策导向和发挥私人主体的中介功能等方式推进,具有一定的生成机理,也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因此,两岸应该重塑基于“关系法”的两岸共治、基于作用法的社会协同和基于组织法的共识形成的法律治理框架,并通过完善各自域内海洋事务立法、健全两岸协议体系、创新行政规制手段、审视两岸司法机关角色和建构海洋事务合作组织等法律治理路径,但须由核心制度、支持性制度和技术性制度组成的法律治理体系配套。第六章是两岸外海洋事务合作的法律协调,讨论了两岸在共同涉及其他主体的海洋事务合作中双方及与国际法相关机制的协调问题,主要包括法律基础、法律关系和法律模式。这是两岸海洋事务合作法律机制的热点和难点。由于受国际政治的影响,两岸外海洋事务合作处于多重复合博弈结构中,必须对主权海洋事务和非主权海洋事务分轨做出合情合理的规范安排。基于国际法特别法理,台湾享有一定的对外交往权能,并可以通过法律技术解决相应的法律障碍,在此基础上可以“两岸”模式来解决相关身份、名义和地位的问题,并建构与之相应的法律归因的二阶构造确定行为归属及其责任承担,并在先行协商机制上基于选择策略渐讲式进路和采用灵活多样的法律方式。

周怡^[6]（2011）在《渔业资源保育与可持续发展原则之研究 ——以贸易措施为手段》文中研究说明国际法与国内法都是法律秩序,秩序内或许有些许概念相通,但不绝对代表可以想当然尔的相互推论而得出存在于国内法的法律概念必然会反映在国际法制度。以国内法的角度检视捕鱼活动是任何人以先占的方式取得的无主物并建立所有权,但国际法的先占是建立国家的管辖,并非取得物的所有权,亦即国内法的个别财产权归属制度未落实在国际法,因此,渔业资源在国际法秩序应为是事实上的无主物。虽然国际社会曾从全人类的福祉为出发,提出”人类共同遗产”或”人类共同关切事项”的概念,试图规范涉及全人类享用的资源分配议题,但受限于国际法特性,前述两概念并不能用以定性渔业资源。渔业资源是国际贸易主要标的,鉴于事实上无主物的特性,各国无不以”先占先赢”的态度竞相加入捞捕,经年累月过度捞捕造成生态回复力降低,甚至促成某些渔群濒临绝种的危机。有感于此,国际社会开始思索平衡生态回复与贸易发展,虽然”可持续发展原则”是否成为国际法的一般法律原则,尚有斟酌之处,但相关国家据此原则处理渔业问题已有一段时日,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署生效前的多边公约、双边协议或国际文件虽未明确要求以此原则处理渔业问题,但部分区域渔业组织与有关国家的实践显然是呼应可持续发展原则。除前项国际文件纷纷将此原则纳为主轴外,WTO更转变GATT对资源的利用态度,将1947年的”…Full use of the resource of the world…"说法转变为”…Optiimal use of the world resource…",以符合需要。由于渔业补贴对于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现行的协议不能规范渔业补贴,国际社会已展开相关研究并着手修改现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虽然国际社会在修订过程的分歧态度使得渔业补贴是否应受严格的管制纷扰不休,但可以确定的是增加渔获为核心的补贴对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弊大于利。由于可持续发展原则内涵相当广泛,且欠缺统一的实践内容,不仅区域渔业组织建议参与会员采取措施以保育特定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各国亦以本国的思维进行各项保护措施,如制定严格的食品安全法规检验进口产品、要求进入本国市场的渔产品必须具备特定标签或产品来源证明,也许这些具体或抽象的国内措施符合本国利益,但未必然通过世贸组织相关协议所建立的各项原则的检验,从历次的争端不难发现世贸组织坚守贸易自由化的底线,任何企图挑战底线的单方措施莫不受到相当程度的非难。有批评者认为世贸组织的相关判决完全抹煞各国维持生态回复能力的苦心,甚至刻意忽略生态回复与人类的关系,进而主张应由国际海洋法庭受理此类案件。实则此种涉及天然资源的贸易案件是受限于条约本身职能而无法处理此类问题,世贸组织相关协议并无处理资源保育的规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无法处理贸易自由化的议题,因此,单一事实重复为两个不同目的以上条约规范时,不仅无法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找出解决方法,以一般法律原则建立单一管辖以解决条约间的冲突也不可行,唯有受理案件系属的国际司法机构彼此进行合作,无论是临时性的交换讯息或建立常态交换讯息的机制都能消弭认知差距,建立资源保育与贸易自由双赢的局面。

刘丹^[7]（2011）在《海洋生物资源国际保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除绪论、结论外共分五章,其中第一、二章为海洋生物资源国际保护的总论,第三、四、五章为分论。第一章分析海洋生物资源国际保护所涉基本概念。首先从环境法视角分析了“海洋生物资源”、“海洋生态系统”、“海洋生物多样性”、“海洋环境”等概念；其次从海洋法的发展视角辨析了“保护”、“保存”和“养护”的概念；最后从“实然法”与“应然法”的法哲学视角,并结合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的趋势进行分析,从而界定海洋生物资源“国际保护”在理论上的可行性和实践中的必要性。第二章是对海洋生物资源国际保护国际法的评析。第一节从一般国际法角度分析海洋生物资源国际保护的法律渊源。第二节作为第三章、第四章有关习惯法研究的理论铺垫,选取了公海捕鱼自由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预防原则和预警原则等进行分析；第三节综述联合国三次海洋法会议达成的有关公约以及“后里约时代”海洋生物资源保护的条约或协定。第三章侧重研究鱼类资源保护的国际法。首先在鱼类资源保护的习惯法部分讨论专属渔区到专属经济区的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原则、预警原则,以期说明从公海捕鱼自由到渔业资源分配,乃至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的习惯法演进过程；其次在鱼类资源保护的条约法部分中逐一研究了全球性的渔业条约或协定,包括1958年《捕鱼及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1995年《鱼类种群协定》以及区域性条约下渔业组织或安排的作用；在渔业争端解决部分中分国际性和区域性,分析了国际法院的1972年冰岛渔业管辖权案、1995年渔业管辖案,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南部蓝鳍金枪鱼案和箭鱼案以及中日韩渔业争端的解决。第四章侧重于研究海洋哺乳动物保护的国际法,集中论述国际性或区域性公约以及组织机构对鲸鱼和海豹这两类海洋哺乳动物实行的养护和管理。首先在海洋哺乳动物保护的习惯法部分,主要分析了公海捕鱼自由的限制及海洋哺乳动物的习惯法和预警原则；其次在条约法部分集中论述保护鲸鱼的条约——《国际管制捕鲸公约》（含国际捕鲸委员会）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对海豹进行保护的国际性、区域性条约；最后在争端解决部分,选取白令海海豹案、捕鲸案以及有关保护海豚的金枪鱼案进行分析。第五章指出海洋生物资源国际保护的机制应予以完善。首先指出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的国际法规范、国际性或区域性组织和争端解决的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其次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指出应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后里约时代”的国际法律文件,改进与完善我国远洋渔业法律规范,也针对中日韩区域性渔业合作中的不足提出相应完善建议。本文认为,为了实现海洋生物资源国际保护这一目标需要从国际法规范和组织机构两方面进行完善和努力,同时要注意《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主的公约体系内各条约的关系,以及公约和涉及海洋生物资源国际保护其他条约的关系问题,从而不断加强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和管理方面的国际合作、减少争端。

陈清龙^[8]（2010）在《两岸旅游发展政策的比较研究》文中指出海峡两岸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关系,从政治、军事的敌对状态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之密切交流、相互依存,但在政治上却仍处于完全不同体制。中国大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功能。在旅游交流上,2007年台湾同胞赴大陆人数近达400万人次,大陆赴台人次仅有23万人次,单向发展趋势明显,台湾成为是中国重要的入境客源区域之一。2008年两岸直航与全面大三通并开放大陆人士来台观光旅游,让两岸的关系气氛达到前所未有的和谐。旅游的平衡交流与合作发展成为促进两岸交流的先驱角色与平台。在台湾全面开放陆客来台旅游之际及两岸旅游密切的往来之下,旅游的课题,尤其对旅游的政策研究、分析并比较两岸旅游政策之差异,寻求两岸共同发展利基,互为截长补短,在两岸皆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会员及两岸共同的血脉文化渊源下,共同携手合作,于全球化的世界旅游市场,建立起强且深具影响力的华人地位,乃成为一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本论文以“两岸旅游发展政策的比较研究”为题,以质性的研究方法,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宏观面向切入解析研究两岸旅游政策。并计以:研究的背景与目的、研究方法与程序、两岸研究之参考文献及立论依据、两岸的政经社会文化背景、两岸的旅游发展历程、两岸旅游政策的发展与变迁、两岸旅游的行政组织与旅游行政法制比较、两岸旅游政策的异同比较与优劣势探讨、两岸旅游合作与健康发展的新关系等共概分为十个章节予以详述,并以两岸特色的旅游政策为例,进行说明与比较,进而提出优势互补经验分享的建议。最后,经由本研究的比较分析结果,确认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可以促进两岸关系的改善,进而是促使两岸和平的基础建立。且研究发现在两岸和平的基础上,两岸旅游的合作发展的两个重要面向,一为历史的脉络,二为海洋的轨迹,可以共同构建两岸旅游未来的健康合作发展模式,亦即从海洋和平公园建立到两岸旅游一体链,拓展至两岸四地的区域旅游合作链,最终建构亚洲华人旅游圈,进而在世界旅游市场拥有华人话语权的研究建议。

毕建国^[9]（2010）在《中国现阶段渔业补贴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世界各国、各地区渔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过度投资、过度捕捞以及由此引起的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也日益严重。广泛存在的渔业补贴是导致以上问题的重要原因。渔业补贴通过增加渔业产业收入或降低渔业产业成本诱导社会资源和资金向渔业部门集中,进而导致渔业产业过度投资、产能过剩、过度捕捞问题的出现。同时,渔业补贴扭曲了水产品国际贸易。作为渔业生产大国、贸易大国和世贸组织成员国,无论是从资源可持续性利用方面考虑,还是从公平贸易角度出发,中国都应该高度重视渔业补贴问题。为此,本研究选题渔业补贴,对此做了较为详尽的研究,以咨对中国渔业补贴问题的解决、渔业经济的发展有所帮助。本研究系统考察了渔业补贴理论、剖析了渔业补贴对资源利用水平的影响、研究了不同类型国家的渔业补贴政策,以市场化、国际化为背景,以提高中国渔业效率和竞争能力为目标,以增加渔民收入为目的,提出了中国现阶段渔业补贴制度的改革思路。研究包括以下内容：前两部分包括引言和一般补贴的相关基础理论。第三部分是对渔业补贴及其影响分析的研究。从渔业补贴的定义、渔业补贴的分类,到渔业补贴的效果及评估,再到渔业补贴的效益分析,然后着重利用Gordon-Schaefer模型剖析了渔业补贴对渔业的影响,得出结论：在政府对渔业生产未加干预的前提下,无论是收益提高性补贴还是成本降低性补贴都会打破原有的均衡水平,在原有捕捞努力量下产生利润,最后形成新的均衡。即当渔业资源处于过度利用状态时,补贴促使捕捞努力量增加,加重过度捕捞；当渔业资源利用不足时,补贴又会促进渔业资源的开发。因此,实施补贴的同时,对渔业实行投入控制是十分必要的。第四部分分析了全球典型性国家与地区的渔业补贴状况。这部分以总结经验,提供借鉴为目的,最终得出国际渔业补贴的改革方向：控制补贴总量、减少对贸易造成扭曲的补贴和控制渔业生产能力。第五和第六部分是本研究的重点。第五部分分析了中国渔业补贴政策运行状况：从渔业补贴的性质和主体、范围和依据、种类和结构、内容和形式、运行机制五个方面,勾勒出了中国渔业补贴的基本框架；从WTO谈判、国际贸易政策、邻国渔业协定和渔民转产转业四个方面,分析其对中国渔业补贴政策的影响；通过对中国现阶段渔业补贴政策基本情况的分析,得出其存在的局限性,包括渔业补贴总量不足、补贴结构不合理、补贴种类不齐全、补贴资金管理不善、渔业补贴核算指标体系不规范等方面。第六部分依据中国国情和中国渔业补贴政策存在的不足,指出今后中国渔业补贴应做以下改革：①调整渔业补贴结构,包括根据SCM协议,调减禁止性补贴,加大“绿色补贴”的力度；把补贴的重点从捕捞业、养殖业向精深加工业,尤其是休闲渔业延伸；调减间接补贴,加大直接补贴的力度,尤其是要加大对渔业从业者的直接补贴力度。②调整渔业补贴种类,包括加强对渔民的直接补贴；加大对远洋渔业、休闲渔业、设施渔业的补贴力度；加强对基础设施、科研开发、环保生态的扶持力度；建立完善渔业保险制度等。③针对现行渔业补贴核算指标存在的不精确或重复计算弊病,为能从更深层次和更广泛的意义上进一步分析政府的干预对渔业经济活动的“净影响”,建议采取生产者补贴等值法（Producer Subsidy Equivalent, PSE）核算渔业补贴。④提出了中国渔业补贴政策的实施策略,包括建立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建立独立的渔业补贴体制、解决补贴总量不足的体制问题、强化渔业补贴资金的管理、坚持维护自身利益。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和展望。纵观全文,总结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和存在的不足,明确今后研究方向。

袁新华^[10]（2008）在《中国虾产业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虾产业是我国传统的渔业产业,虾类产品的捕捞和养殖生产具有悠久的历史。虾类产品的加工和贸易发展迅速,已经成为我国水产业中非常重要的高价值产品。近年来,世界虾产品的需求量大幅度上升,进出口贸易活跃,贸易量增长迅速,已经成为渔业经济新的增长点。虾类产品也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出口创汇的主要水产品之一目前世界虾类生产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而虾类产品的消费则集中在发达国家。由于虾类生产主要依赖自然资源条件和日益发达的养殖技术进步,而世界虾类产品消费市场相对比较集中,世界各虾类主要生产国之间的竞争表现得非常激烈；在虾类产品国际贸易方面,由于发达国家不断打着各种旗号对自由贸易进行限制,食品质量安全标准和反倾销诉讼成为了发达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虾类产品出口贸易的工具,发展中国家虾产业发展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2002年,欧盟由于虾类产品质量问题对我国出口虾类产品进行了禁运；2004年,美国对我国暖水虾产品销售提出了反倾销诉讼,我国虾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一度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国虾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问题也引起政府部门和业内专家的重视。本文旨在分析评价我国虾产业的生产和贸易现状,探讨我国虾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分析影响我国虾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各种因素,借鉴世界主要虾类生产国的发展经验,寻求扩大我国虾产业的生产规模,提高产品质量标准,扩大对外贸易,促进我国虾产业可持续和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为我国虾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这对于指导我国虾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综合运用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以及水产养殖学原理,在大量搜集相关数据、信息资料的基础上,采取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以及抽象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我国虾产业的生产、贸易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除导言外,分七章,按逻辑顺序对我国虾产业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在导言部分,首先提出了研究问题,阐明了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回顾及评述了国内外农产品和水产品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研究进展,说明了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最后介绍了本研究的创新点。第一章回顾了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以及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关系,对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总结。第二章分析了世界虾产业的生产现状和贸易格局,分析了世界虾类生产的主要地区和世界重要的虾类进出口贸易国和地区。说明了世界虾产业的生产和贸易主要特征,阐明了中国在世界主要虾类生产和贸易中的地位。第三章分析了中国虾产品的生产和贸易现状及特征,指出了中国虾类产品生产的主要特征和在国际贸易的特征变化。第四章先对研究比较优势的指标和计算方法进行了回顾,然后对中国虾产业在区域比较优势和总体比较优势两个方面分别进行计算和分析,在与亚洲主要虾类生产国的比较基础上,通过对地区专业化、显示性比较优势、可比净出口指数和产业内贸易指数的计算和比较分析,对我国虾产业的区域和总体比较优势进行了评述,还对我国虾类生产的区域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分析研究,说明了我国虾类产品比较优势的现状和变化趋势。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虾产业不具有明显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其资源禀赋系数、国际市场占有率和地区专业化程度均较低,但近年来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与东南亚虾类主要生产国相比,中国虾类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不是最高的,处于中间偏前的位置,且近年来,中国虾类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表现为不断增长的趋势,说明中国虾产业的虽然比较优势不明显,但具有较强的潜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第五章对影响我国虾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应用钻石模型,在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和支持产业、生产、储运、经营主体状况和政府等因素进行了优势和劣势分析,指出了影响我国虾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第六章介绍了国外虾类主产国的主要产业发展经验,分别对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巴西等国的虾产业发展特点和主要产业扶持措施进行了分析,以期为我国虾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第七章在前面章节对我国虾产业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分析基础上,对如何发挥虾产业的生产和贸易比较优势,扩大国际市场竞争力,促进虾产业可持续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二、加入WTO对北海渔业的影响与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入WTO对北海渔业的影响与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成立以来北海渔业企业的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在WTO框架下解决IUU捕捞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跨界水资源开发利用中的风险预防原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公海渔业资源养护机制变革的国际法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5）海峡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法律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渔业资源保育与可持续发展原则之研究 ——以贸易措施为手段（论文提纲范文）

（7）海洋生物资源国际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两岸旅游发展政策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现阶段渔业补贴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虾产业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加入WTO对北海渔业的影响与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以来北海渔业企业的发展研究[D]. 张镇昌.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2)
• [2]在WTO框架下解决IUU捕捞问题研究[D]. 李雯婷. 武汉大学, 2019(06)
• [3]跨界水资源开发利用中的风险预防原则研究[D]. 黄炎. 华东政法大学, 2018(12)
• [4]公海渔业资源养护机制变革的国际法考察[D]. 魏德才. 吉林大学, 2017(03)
• [5]海峡两岸海洋事务合作的法律机制研究[D]. 叶正国. 武汉大学, 2015(07)
• [6]渔业资源保育与可持续发展原则之研究 ——以贸易措施为手段[D]. 周怡. 武汉大学, 2011(07)
• [7]海洋生物资源国际保护研究[D]. 刘丹. 复旦大学, 2011(12)
• [8]两岸旅游发展政策的比较研究[D]. 陈清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0(10)
• [9]中国现阶段渔业补贴问题研究[D]. 毕建国. 中国海洋大学, 2010(06)
• [10]中国虾产业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研究[D]. 袁新华. 南京农业大学, 2008(06)

标签：渔业论文;  海洋污染论文;  海洋强国论文;  合作原则论文;  法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