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若干问题的辨析

一、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辨析（论文文献综述）

王哲^[1]（2021）在《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样态及存在状态,是对其外在形象的描述与内在根据的揭示,是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本质的统一。形态研究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有着重要而现实的理论和实践根据,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这一学科基础性、前提性问题的再认与反思,是一个学科“自我发现”的范畴。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既是对学科基础理论中一个重要但被遮蔽领域的探索与开拓,同时该问题也具有元理论性质,涉及到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本质、起源等问题的反思和批判,进而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走向、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创新和深化产生影响。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形态这一核心问题,论文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章,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概念及其研究必须以一定的理论为基础和遵循。基于词源学方法对中西方语境下“形态”一词基本含义的考察,可知形态不仅是关于对象外在样态的描绘,而且是内部结构与存在状态的表征,是事物现象与本质的统一;借鉴、归纳既有其他学科形态学理论,可知形态学是对对象形态进行系统性、学理性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基于特定视角进行分析性结构考察与综合性历史考察是形态学研究的基本特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形态概念的出场语境和基本含义特别是社会形态理论为研究范例,为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提供了借鉴,即善于把握对象内核本质、分析功能要素与结构表征、注重发展性过程性研究,把握好具体与抽象、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概念界定,并引入视域概念,明确研究者的视域与研究对象的形态呈现具有内在统一性。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具有多维性、层次性、关联性等特征,同时与思想政治教育现象、本质、模式等概念既相互关联而又彼此区分。第二章,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问题的出场语境与研究逻辑。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问题研究的出场语境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丰富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深入研究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逻辑理路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即“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该方法内含从具体到抽象的前提规定,从一个简单的抽象规定性出发,在历史与逻辑的互释生成中使对象“在思维的行程中具体地再现”。基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理路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具有过程和维度的双重契合性。这一逻辑理路的具体展开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逻辑架构,包括研究思路与叙述思路两个层面,是对论文结构与体系安排的主张与澄明。理论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是研究的逻辑起点,其依据在于划定研究边界、体现研究对象的基本矛盾和要素方面。第三章,结构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指在特定社会结构中具体教育实践活动的意义上来分解研究和系统解构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总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构形态包括渗透在其他社会要素或活动中的潜隐形态以及以相对独立面貌呈现的显形态;后者按照由表及里的顺序,可分为要素构成、运作实现、内核本质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直观的现象层面,主要包括人的要素——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物的要素——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等方面;第二层次是要素间相互关联作用即运行层次,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时空场域（主要指具体的微观空间）,目标依据、过程环节等方面;第三层次是深层的内在核心,主张基于社会关系与秩序的建构和维系来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这三个层次相对应,思想政治教育可划分为构件形态、运作形态、内核形态三种形态。构件形态可从主导性内容、教育方法、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等方面进一步加以划分;运作形态基于具体的空间环境、不同的目标导向、实现的方式依托、整体的过程环节等角度来区分;本质形态则依据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划分为若干亚形态。第四章,历史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指在宏观历史过程中作为人类社会一般文化现象意义上把握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从本体存在的角度考察其产生发展、过程状态与演进规律。通常来说,阶级社会是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基本场域,阶级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属性,思想政治教育阶级形态是主张统治阶级利益与诉求、维系阶级统治的一种思想上层建筑。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视域看,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有其消亡的时刻;与之相应,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建构和维系方式,与阶级社会相适应的阶级形态也只是其宏大过程中的一种形式,由此生发出思想政治教育存在非阶级形态的逻辑推论,主要包括原始社会原发-形成中形态与共产主义社会自觉-本真两大形态,这二者是从存在论角度对阶级形态何以可能与终极走向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在人类社会整体视域观照下,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形态的完整序列呈现出一定的演进规律,主要表现为边界扩展、聚合统一、否定回归等;从更为深层的角度讲,这些规律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熔铸于并伴随人类自我超越自我确证的解放历程,是人自身本质力量的充分彰显和集中体现。第五章,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问题归依与价值旨趣。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问题研究的落脚点与目的所在。就理论本身而言,对该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本质等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实现“思维抽象”向“思维具体”的第一次跃升;从现实指向来看,在“思维具体”的基础上从理论回归现实,对当代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加以考量是思维行程的第二次跃升。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方位及特征,当下我国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处于一种过渡形态,对这种过渡形态的研究分析有助于实现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守正创新。守正创新意味着扬弃,意味着继承、批判与发展,在描述现状、分析问题和原因的基础上,探寻改进方向、谋划策略与方式,从而探索尝试构建出精准思政、日常思政、嵌入-融合思政、“非常态”思政等符合时代特征与发展趋向的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态。

崔家新^[2]（2020）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青年亚文化用以指涉青年人特有的,有别于主流文化的边缘性和从属性文化实践形式。改革开放后,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诸如嘻哈、摇滚、朋克等典型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在我国青年人的精神生活中广为流行。尤其是网络新媒介的快速发展重塑了青年亚文化,使其展现出抵抗性消弱、娱乐性增强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青年人正将青年亚文化革新为寻求话语空间、展现身份认同、注重精神享乐的精神生活空间。各种新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不断涌现,高校已成为青年亚文化传播与发展的主阵地,大学生成为青年亚文化的积极推动者、传播者和创生者。在青年亚文化的影响下,一些青年人以个性张扬自居,过于追求娱乐性精神享受,忽视社会责任,颂扬个人主义价值观,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要求日渐疏离。青年亚文化的健康发展变得更为紧迫,急需获得有力的引领力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的重要论断,这为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价值观是文化的内核,二者具有紧密的逻辑关联性。在文化的生成发展过程中,价值观也随之生成并展现出形塑文化、维护文化传承的功能性作用。基于这种政策支撑、逻辑关联以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引领价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也具有逻辑可行性、制度可行性和现实可行性。进一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这一可行性,我们会发现,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理论的科学性、发展性和人民性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提供了保证;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明晰了青年人的本质特征和青年人的发展方向,指明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的价值目标;依托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借助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有助于全面把握青年亚文化生成发展的基本规律,明晰青年亚文化的积极价值与问题所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的引领,一方面必须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年亚文化的历史演变特征及启示,着眼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从总体上明确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的目标、方向和基本原则;另一方面立足于青年人的生活实践,着力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一要强化政策保障,夯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二要推动引领主体的角色转变和青年主体意识的提升,以对问题的回应引发思考和共鸣,引导青年人充分而全面地认识青年亚文化、发展青年亚文化;三要聚焦青年亚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帮助青年人明确人生发展方向、弘扬责任与担当,为青年亚文化发展营造和谐的发展空间;四要依托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创新有效的引领方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的方法创新上,依托日常生活理论、互动仪式链理论、议程设置理论为基础可以衍生出生活融入法、互动仪式法、议程设置法。同时,基于融合引领主体、引领方法的需要依托协同理念能够提炼出多方协同法。这些方法契合青年亚文化的生成发展规律和青年人的思想行为特点,对于推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落地生根、行之有效具有积极价值,是值得尝试的创新性方法。

刘后德^[3]（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教育部^[4]（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武昕^[5]（2020）在《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站在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中国人民正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进行持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国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正在向世界传递怎样的核心价值?作为中国优秀青年代表的大学生,对于国家核心价值观是否自信?这些都是影响国家前途命运的至关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对新时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培育和践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要求一方面是对“能担当”的价值观认知和认同程度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对“肯担当”的价值观践行驱动力和意志力的要求。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既是一种精神状态,也是一种动力机制,是建立在对价值观高度认知、坚定信仰基础上,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标准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是促进大学生担当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并不是“四个自信”之外的第五个自信,而是“四个自信”的价值内核。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针对大学生这一关键群体,对“何为自信”“因何自信”“如何自信”“是否自信”“怎样实现自信”等问题进行追问,是充实大学生精神世界、应对西方价值扩张的现实需要,也是巩固“四个自信”,培养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亟待解决的前沿命题。全文除导论、结语以外,共包含以下五部分内容:第一章,前提阐释。围绕“何为自信”的问题,从基本概念、主要维度、核心标准和思想资源四个方面,着重探寻大学生价值观自信的本质规定。在基本概念的界定上,从价值观的基本属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研究的具体语境出发,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既是一种精神状态,也是一种动力机制,在性质维度体现为政治自信、在主体维度体现为一种集体自信、在客体维度体现为价值标准自信、在作用维度体现为动力机制。在内容结构方面,从主体、内容、发展和比较四个维度,厘清了大学生价值观自信的主要内容。在核心标准上,突出价值观自信的实践指向,在认知和践行双重维度,以大学生“能担当”“肯担当”的具体表现为切入,以坚定信仰、模范践行、积极传播三个向度界定大学生价值观自信的标准。在理论基础方面,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人类社会共识对大学生价值观自信的基础作用。第二章,逻辑依据。围绕大学生价值观“因何自信”的问题,从历史发展、文化互动和实践指向三重维度,回应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必要性问题。在历史依据方面,从社会心态变迁和核心价值观凝练过程入手,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逻辑演绎,着重分析了社会历史现实与价值格局变迁、核心价值观凝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文化依据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在本土文化与世界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大众文化与小众文化的互动中得以发生、发展和巩固。在实践依据方面,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和现实要求出发,聚焦当代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实践指向,并以“知”“行”转化的动力为切入点,阐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实践依据。第三章,要素与机制。聚焦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生成过程,对其要素、机制和生成特点进行了具体分析。在生成性上,从认知、认同和实践三个大类,分析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生成的基础要素;并从认知、动机、情感和选择的四维机制出发,阐释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发挥作用的主要原理。在此基础上,从群体与个体的价值互动、认知与认同的动态关系、内化与外化的践行推动、自我与他者的价值比较四个方面,分析了大学生价值观自信生成的过程特点。第四章,现状考察。以实证调查的方式回答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主义价值观“自信与否”的问题。从全球化语境、市场化背景和信息化时代三个主要趋势入手,研究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时代语境。并依托当前学界丰富的大学生价值观调查研究,比照大学生价值观自信的标准,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研究等方式,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认知和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以典型性案例和现象级事件为抓手,分析了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五种实然样态。最后,结合现状的整体把握,分析了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问题的成因,为解决具体问题奠定了逻辑基础。第五章,培育策略。围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主义价值观自信“怎样实现”的问题,从主要任务和关键点位上,探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提升策略。指出要把握价值观培育的时代要求,以“四个引导”为契机明晰大学生价值观自信培育的基本任务;要通过对关键队伍、重要环节、重点领域和主要路径的把握,筑牢人才价值引领的协同阵地,不断提升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

郝相赟^[6]（2020）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核心和灵魂,对它的科学理解不仅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和评价,而且关涉到如何科学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长期以来,共产主义“渺茫论”“过时论”“妖魔化”等错误论调不绝于耳,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淡化、弱化、边缘化,成了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实践的呼唤和理论的自觉都迫切需要真正搞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特别是如何从理论认识与理想信念的层面破解和回应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在当下所面临的一系列责难和挑战。正是基于对上述问题的不断追问,本文以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历史演进为逻辑主线,以概念辨析、历史生成、理解维度、时代境遇和认同建构为研究思路,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注重史论结合,呈现整体性的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具体而言,一是通过对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乌托邦”等相关概念的考察辨析,界定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研究的基本论域。二是在思想史的视域中梳理共产主义学说发生、发展和演进的过程,并在同马克思之前共产主义学说的比较分析中,揭示了马克思扬弃和超越空想社会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发展史上的革命性变革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以文本为基础进一步考察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时空场域、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分析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萌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总结概括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三是从反思现代性的“理论维度”、消灭现存状况的“实践维度”和未来社会设计的“制度维度”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进行了整体性的阐释和解读。从反思现代性的理论维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从社会现实出发,通过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来探寻人类自由和解放的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从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入手,通过对资本逻辑和理性形而上学的双重批判来实现对现代性的内在超越,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重关系的视角透视并展现马克思对“历史之谜”的解答。从消灭现存状况的“实践维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推翻资本主义和剥削阶级压迫,为实现理想社会而力图改造现实社会的革命运动。马克思从科学实践观出发,在生产劳动中找到了理解全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钥匙即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基于这一矛盾把共产主义思想置于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通过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的深入分析,在总结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具体论述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实现条件、实现方式以及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主体、特点和实质。从未来社会设计的“制度维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一种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形态。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演进规律的研究,提出并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并依据这一基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在自身基础上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未来社会的构想,马克思自觉运用预见未来社会的方法论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总体性概括,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诉求,并具体阐释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和实现方式。四是通过分析当前共产主义面临的时代困境及其原因,全面审视并客观审慎评价了西方左翼学者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的解读和发展,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阐明当代中国对共产主义的坚守与扞卫。五是在阐释理想与信念、理想信念与社会现实关系问题的基础上,着力从情感、理论、政治、话语和价值五个层面出发,系统建构了新时代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认同的实践路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博大精深,对它的研究必将是一个持续深入的过程。在今后的研究中,要继续深入挖掘原着,充分利用好文本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进一步巩固基础研究;要努力就共产主义问题与西方左翼学者进行思想交流,在论辩中回应各种时代挑战,进一步增强比较研究;要坚持走进社会现实,把共产主义思想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场域,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中升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进一步深化实践研究。

孙国栋^[7]（2020）在《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文中指出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治理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伟大领袖,列宁不仅使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了现实,而且也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先河。列宁国家治理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可谓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一个新生长点。本文以列宁的经典文本和国家治理实践为基础梳理其治理内容和方法,不仅阐发其对当代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指导意义,而且更要考察其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发展和创新。针对国内外学界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相关研究,结合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深度研究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必须追溯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是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来源。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经历了一个从萌芽、生长、完善到系统化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批判之上,科学阐述了国家的起源、本质、职能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尤其是阐释了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形态和国家制度之间的有机联系和辩证关系。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所创立的国家观在国家起源、本质、职能、消亡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等问题上进行了系统化的完善,为列宁发展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之上,深化了国家本质、职能、消亡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相关研究,发掘了国家政体理论,以国家的本质和职能规定、引领了国家治理的本质和职能,为列宁以后探索国家治理准备了理论前提。十月革命后,列宁基于苏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严峻的国际背景和复杂的国内形势的客观情况,对苏维埃国家治理进行了初步探索。尤其是列宁在其晚年政治“遗嘱”中,以基于实践基础之上的整体和辩证的科学方法,在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和政党治理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经济治理上,列宁推动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的合作社经济和对外贸易的辩证统一;政治治理上,列宁实施以民主与法制为核心的机构改革与制度构建的有机统一;文化治理上,列宁开展以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为核心的建设意识形态与发展教育的有机统一;政党治理上,列宁构建以加强党的总领导、提升执政能力为核心的党建布局。在这一总体探索中,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为南斯拉夫、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道路的探索积累了经验,那就是突出共产党在国家治理的中轴作用,加强国家治理制度建设,引领文化治理的价值导向。在对苏维埃俄国国家——社会关系的整体把握中,列宁以国家为主导,加强国家在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另外,列宁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在坚持符合时代特征与现实国情、以人民利益为价值趋向、以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治理目标等若干原则前提下来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在国家治理的内容方法以及规律经验上,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均对南斯拉夫、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即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强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的核心作用、注重政治制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以及运用整体辩证的科学方法论。由于列宁去世较早,中断了他继续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几乎都没有把列宁的国家治理思想延续下去,从真正意义上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共产党诞生起,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人坚持列宁苏维埃国家治理探索的经验、原则、内容和方法,并把它们运用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和建构之中,实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发展和创新。毛泽东等人吸取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初步成果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施政经验,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和方法在社会主义中国艰辛探索实践中予以创造性运用,在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以及政党治理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思想宝库,虽然有些失误,但为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探讨国家治理奠定了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一历史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继承列宁对苏维埃国家治理初步探索的内容和方法,在毛泽东等人探索国家治理的经验和教训之上,立足于客观实际和发展实践,以整体和辩证的方法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相对于列宁的经济治理,这一时期的经济治理体系是重塑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改革与开放的有机统一,相对于列宁的政治治理,这一时期的政治治理体系是构建以人民民主为核心的法治与制度的辩证统一,相对于列宁的文化治理,这一时期的文化治理体系是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的有机统一,这一系统治理不仅继承了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内容和方法,而且还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制度经验和文化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发展列宁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的国家治理思想,针对西方治理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出现的问题,以及中国当前国家治理实践在多个领域和方面面临的若干挑战,科学赋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中国意蕴,在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文明治理以及政党治理、全球治理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诸多富有创见的新观点、新论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开启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新阶段,取得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巨大成就。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在中国新时代视域中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新篇章,深化了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规律的科学认知和自觉运用。在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之上,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进行探索和发展,推动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观向前发展。国家治理观除了作为对国家治理的起源、本质、主体以及功能、一般规律等根本观点的把握之外,还包括对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体认。从历时性上看,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关系的体认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导向型的全能治理、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治理到共赢导向型的协同治理的嬗变过程。毛泽东时代是以国家统摄社会为特征的政治导向型的全能治理,改革开放以来到党的十八大之前,是以社会从国家中析出为特征的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治理,新时代是以政党领导为内核的多元主体共治的协同治理。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整体性上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继承、创新和发展了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习近平推进国家治理提供了良好的时空坐标和历史方位,无论是在整体维度还是在方法维度,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都是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创新。在整体维度上,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进一步拓展了党的全面领导的视域和范围,不断巩固、完善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政治意蕴;进一步健全了“中国之治”的国家治理体系,完善了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制度载体和政权组织形式,实现了国家治理中国体和政体的辩证统一;进一步凸显了国家治理的民族化向度,强化了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历史记忆、传统基因与价值意蕴。在方法论维度上,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坚持矛盾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价值思维等科学方法论,并把矛盾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辩证维度、系统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总体维度、战略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方向维度以及价值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关系维度,以四个维度的有机统一促使了新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得到进一步地推进。从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家治理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在党的领导下,立足客观发展实践,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国家治理体系的显着优势,实现政党——国家——市场——社会的互动与共赢,达到国家富强民主、社会充满活力、个人素养提升的治理境界,进而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为人的解放、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制度保障和精神支撑,从而彰显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最终目标和价值旨趣!

阿剑波^[8]（2020）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化发展不仅是多个学科都在探讨的焦点论题,而且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支点。当今基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的现实背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论题,既具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理论意义,又具有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意义。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研究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逻辑和历史统一法、静态与动态统一法、交叉学科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学理界定、理论依据、生成根源、构成与功能、目标与原则、现实困境与实现策略等问题,展开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学理界定,主要解答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概念、本质、特征问题。在对现代、现代性、现代化、现代化发展内涵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内涵进行科学界定,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是指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系统构成要素,顺应社会和人的现代化发展的实际需要,为促进社会和人的现代化发展自觉作出相应变革和超越的动态发展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不仅彰显着意识形态性的本质规定,而且具有显着的内涵性和外延性、整体性和局部性、渐进性和突变性、继承性和创新性、特色性和国际性相结合的特征。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理论依据,主要阐释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基础以及理论借鉴方面的问题。其中,阐释的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有关学科的现代化发展相关理论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者既是推进现代化发展的倡导者和先行者,也是促进现代化发展的推动者和实践者。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现代化发展的思想,列宁和中国共产党人有关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始终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研究的指导思想。西方国家在经济学领域、政治学领域、社会学领域、心理学领域、历史学领域等有关学科领域里,取得的丰硕现代化发展研究成果,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参考和知识借鉴。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生成根源,主要从需要、利益、实践三个层面出发,解答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得以生成的根源问题。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生成的需要根源来看,需要是其生成的起点,影响其发生与变化,需要满足是其生成的归宿。就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生成的利益根源而言,利益不仅体现其向度、展现其本质,而且是其本原和根据。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生成的实践根源分析,其源自于实践,指向于实践,更需要得到实践的检验。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构成与功能,主要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要素构成,要素关联,功能彰显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域、基本要素、结构方式、功能现代化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要素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构成要素,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各构成要素之间地位有差异、作用可互补、并展现出自身特定的组成结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具有鲜明的导向、保证、育人、协调以及激励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目标与原则,主要探究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目标设定、原则遵循、图景展现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定位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现代化发展,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安全性,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推进及实现,要遵循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历史性与逻辑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原则。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展现出结构与功能同在、系统与要素结合、前进与曲折统一、主导与多样互动、阶段与连续并存、现实与虚拟互补的现代化发展图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困境,主要围绕教育观念、内容、方法、制度、队伍等要素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展开讨论。这些问题具体体现在观念的封闭性、滞后性、单一性、保守性、物本化;内容的相对迟缓、泛化倾向、层次失序;方法的科学性欠缺、互动性不足、综合性缺乏、媒体数单一;制度的制度规范失范、领导体制阻滞、运行机制滞后;队伍的素质水平不够、能力水平不足、管理水准不高。这些问题影响和制约着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向前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实现策略,主要从其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困境出发,从创新观念、优化内容、转变方法、完善制度、造就队伍等角度寻找对策。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需要观念朝开放性、发展性、多样化、创造性、人本化方向发展,内容往渐进性、主导性、科学性方向发展,方法向科学型、互动型、综合型和多媒体型方向发展,制度上需要制度规范、领导体制、运行机制朝现代化方向发展,队伍的素质、能力、管理水平往现代化方向发展。以进一步加快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步伐,达成培养时代新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培养符合我国社会现代化发展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任小琴^[9]（2019）在《当代中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越来越深入,我国的物质经济基础得到极大的发展,继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被提上日程之后,党和国家更加关注人民的幸福问题。事实上,让人民幸福是党和国家一贯的追求目标和永恒的事业。政府的工作报告越来越多地提到“幸福”。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围绕党的事业,服务于国家的需要。当我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幸福这个终极目的,发现大学生的幸福观至关重要。本研究探索了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第一章、第二章为此进行了理论准备,第一章对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思路和方法、分析模式的设定等进行了论述,为研究做前期准备。第二章对幸福观的相关理论资源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幸福观、幸福观养成教育进行理论建构,为研究做了理论准备。第三章是在充分的理论准备之后,研究了我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的基本情况。分为三个方面,“时代背景”是首要考察的环节。幸福观养成教育要确立目标,除了传统意义和普适意义上的目标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当有新的时代性目标,即幸福观养成教育需与中国梦、核心价值体系、健康财富观、市场文化等融合起来。要完成这样的目标,我国当前的时代存在很多机遇,当然也有来自教育客体外部环境、内部环境的各种挑战。“历史考察”回顾了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以政治为取向的幸福观教育;经济转型期以经济为取向的幸福观教育;市场经济时期多元取向的幸福观养成教育。“现实状况”则回归当代,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发现,大学生幸福感的多少,与其幸福观是紧密相连的。当代中国大学生幸福观总体向好,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如幸福感总体并不十分强烈;在对幸福的系列问题的理解和认知上,不少大学生存在偏差;在追求幸福的路径、方式、受挫反应上,部分大学生存在不理性的态度。此外,在幸福观认知领域、追求领域、享有领域的养成教育上,我国采取的通常做法是不够完善的,幸福观教育还面临着一些困境。第四章是在第三章的基础上,从更细致的角度进行分析。运用五元分析模式从政府、社会、高校、家庭、个人进行了全方位的五元分析。首先,从政府层面,政府应当对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起引领的作用;其次,从社会的层面,社会应当在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上有积极的影响;再次,从高校的层面,高校是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的直接承担者,肩负着教育的重任;第四,从家庭的层面,家庭应助推大学生科学幸福观的内化;第五,从大学生个人的层面,个人作为幸福观养成教育的内因和受益者,必须有能力和有觉悟进行自省。这五个方面的应然和实然存在着较大差距,通过大量实证调查,探索了存在差距的原因。第五章在国内分析的基础上,将目光投向国外,以期分析国外在幸福观养成教育上的做法、经验和借鉴。选择美国、英国、法国进行研究,考察了这三个国家在幸福观养成教育上的基本举措,研究起主要特点,并分析了我国在五元视角下可以反思和借鉴的经验。第六章是对策章,基于上述对幸福观养成教育的目标研究、历史考察、现状分析,结合五元分析的结果,同时借鉴西方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一系列对策。这些对策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系统,包括宏观上的顶层设计和微观上的具体设计。具体来看,首先,政府层面的设计。政府当明确幸福观养成的目标要求;坚持幸福观养成的主流声音;构建幸福观养成的纠偏机制;牵引幸福观养成的实践高度。其次,从社会的层面。社会当从社会制度层面夯实幸福观养成的基础;从社会文化的层面营造幸福观养成的氛围;从社会网络层面净化幸福观养成的环境;从社会市场层面提供幸福观养成的支撑;从财富分化层面纠正幸福观养成的误区;从多元载体层面引导幸福观养成的观念。第三,从高校的层面。高校当走出认识误区,设立目标体系,细化目标群体,依托心理科学,进行科际整合,完善现实对接,优化学科设置,发展体验式与价值选择式教学。第四,从家庭的层面。应大力推行家长教育,营造和谐家庭氛围,加强原生家庭的幸福延续和创伤阻断。第五,从个人的层面。个人当增强树立科学幸福观的自觉意识;提高获取幸福的能力;自觉抵制不健康幸福观的冲击;提高精神境界和需要层次。第七章主要针对五元要素之间要互动起来,形成动态与静态的结合,更好地完成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第八章是对全文的总结。

赵肖荣^[10]（2019）在《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科学主义是科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科学主义定义繁多,内涵复杂,典型的是对科学技术盲目崇拜、过度乐观,视科学理论为绝对真理,将科学方法和科学价值无限外推。科学主义并非科学本身,也非科学精神,而是一种非理性的科学观。本研究以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为考察对象。1949年建国后,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学发展模式从“欧美模式”转向“苏联模式”,科学发展受到教条化辩证唯物论的影响,发展了多种形式的科学主义观念和实践。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了自由开放的年代。伴随着对“文革”的反思,以及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日益彰显,中国掀起反思科学和科学主义的热潮。反思科学、探讨科学主义,绝不是反对科学,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科学事业。在当下世界各国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发达国家竞相实施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我国也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讨论科学主义问题,对我们重新理解、传播和吸收科学文化,长远健康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历史分析和个案分析,取得了以下创新性成果:（1）对以往研究中国科学主义问题做了文献梳理和综述,将这一研究领域分为三个层面: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主义理论的译介;学者对中国科学主义的考察;科学文化学者对科学主义的反思。以此为基础,本研究认为以西方话语考察中国问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应将科学主义表现还原到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境、社会现实和传统文化中,做具体的历史和现实分析。因此,本研究试图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特殊表现。（2）建国以后,中国全面向苏联学习。在科学发展模式上从“欧美模式”转变为“苏联模式”。这一转变的历史逻辑是中苏两国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苏联科学技术先进,愿意帮助我们。由于意识形态的对抗,以及辩证唯物论的教条化影响,苏联和我国发展了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科学观——唯“社会主义科学”论,其核心思想是:科学发展的社会制度决定论、自然科学的阶级属性论、科学思想的唯物论。本研究详细考察了这一科学观诞生的历史背景、观念主张和危害。（3）唯“社会主义科学”论,使得中国人对西方科学在整体上持有负面的评价:资本主义制度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科学也必然是走向衰亡的。以此为基础,中国发动了批判自然科学的运动,这一运动的内外部历史根源,胡化凯等学者已经做了充分的考察。本研究从科学主义维度分别考察了中国批判相对论、大爆炸宇宙学和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思想根源。这一研究视角与学界从“反科学”视角研究科学批判有所不同。本研究认为,以教条化辩证唯物论为依据的科学唯物论思想及绝对真理观将相对论曲解为“相对主义”是批判相对论的两大科学主义根源。通过介绍和分析爱因斯坦社会主义观、哲学思想,以及相对论的科学思想,本研究认为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与辩证唯物论在思想上有同质性和相容性。（4）本研究以1973-1976年《自然辩证法杂志》批判大爆炸宇宙学的16篇文献为第一手研究资料,从“20世纪某些宇宙学观点挑战了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一种变形的科学主义——‘唯上的真理观’”、“以科学主义眼光看待当代物理”三个主题,分析了这一批判与科学主义的关系。（5）通过梳理我国对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态度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考察我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与科学主义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认为,经典物理学的成功促使了科学主义的诞生,经典物理学塑造的世界观是科学主义的信念支柱,量子力学挑战了经典物理学的世界观,动摇了科学主义的还原主义、扩张主义和理想主义。通过辨析经典物理学和科学主义的关系,以及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对两者的挑战,层层剖析,阐述了我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和科学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6）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在科学发展和学术思想上都呈现出新的面貌。新的时代文化背景,科学主义也有着不同的表现。以北京、上海两地部分科学文化学者举行的“科学文化研讨会”为起点,将科学主义这一议题,从学术象牙塔,推向了公众视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本研究梳理了研讨的内容,分析了争论的过程、观点和性质,探讨了研讨与争论的意义。（7）本章以若干科学争议为案例,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当下,科学争议日益频繁,为研究科学主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研究以“中医存废之争”、“转基因主粮产业化之争”和“全球气候变暖之争”为案例,考察这一时期科学主义对争议的影响和表现。（8）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发展科学。科学主义会造成种种危害,科学-人文的分裂是其中的一大后果。本研究分析了科学-人文分裂的现象、危害,探索逐步实现科学-人文融合的途径。提出需要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以及加大科学史的传播力度。

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辨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辨析（论文提纲范文）

（1）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5）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8）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当代中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辨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D]. 王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研究[D]. 崔家新.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7)
• [3]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4]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5]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研究[D]. 武昕.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6]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D]. 郝相赟. 兰州大学, 2020(01)
• [7]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D]. 孙国栋. 安徽大学, 2020(07)
• [8]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研究[D]. 阿剑波. 兰州大学, 2020(01)
• [9]当代中国大学生幸福观养成教育研究[D]. 任小琴. 电子科技大学, 2019(04)
• [10]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D]. 赵肖荣.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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