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治通鉴》中司马光的治国思想

一、论《资治通鉴》史论中司马光的治国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陈梦熊^[1]（2020）在《宋代史论文中的“事”与“理”》文中提出浸润于儒家价值理念中的史论文在宋代达到发展巅峰,史论文作者以儒家价值理念作为思考原点,将自身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解释建立在先验性设定的理论模式之中。为了能够为自身的理论提供价值本体得以成立的依据,他们采用了从史"事"中抽绎史"理"的思考方式,赋予了宋代史论文会通"殊相"与"共相""古"与"今"的现实功能,又在各自的学术体系日渐完备之后开启了基于"事功伦理""道德伦理"的争鸣,其本质仍然是即"事"就"理"的运思方式在发挥作用。

任建芳^[2]（2020）在《《通鉴·唐纪》编纂思想研究 ——基于两《唐书》的比较考察》文中研究指明《唐纪》既是《通鉴》的核心部分,也具有相对独立性,是北宋中后期史学家对唐史的又一次深刻总结。在编纂体例上,司马光及其助手既以编年为体,又善于抓历史大纲,对于跨度较长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专题,如贞观之治,安史之乱,宦官专权,牛李党争,藩镇割据等,往往是以纵深的历史眼光,相对客观、全面地梳理其发展线索和脉络,寓“纪事本末”手法于编年之中,《目录》即是这一特点的缩影。在史料采撰上,《通鉴》参考两《唐书》,但不囿于两《唐书》,或删削正史,或改写正史,或补充正史,或考证其失,或存疑备考,对于野史小说,亦采取同样做法。在丰富和细化历史细节的同时,亦从实践层面回答了唐代刘知几所提出的,自魏晋南北朝以降“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的时代课题,《唐纪》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原因主要在此。在历史思想上,则善于通过“载言”与史论相结合的方式,指陈形势,评论人物、事件,鉴往以训今,述往以思来,史论中寄寓着其政论。如此,成功地将记史、考史与论史有机融为一体,代表了古代编年体史书编纂的最高成就。至于其在历史事实选择上的明显倾向性,要辨证地予以认识,一方面,司马光为突出“资治”的目的,为表达其历史观,在记事和材料的使用上有一定的主观性,这是研究者需要辨别的;另一方面,这一“局限”主要是由传统史学“借事言理”的叙述模式所决定的,那些不具备说理论道价值的事件,自然被摒弃不录,这是传统史学的普遍特征,并非《通鉴》所独有。

刘岩^[3]（2020）在《北宋史论类试策研究》文中提出试策可以分为史策（即史论类试策）、经策和时务策,分别考查考生对历史典籍、儒家经典和对国事要务的把握,其中史策又基本以考查三代史与汉唐史为主。本文以北宋史论类试策为研究对象,根据其考查内容的不同,分三代史与汉唐史两个方面,结合北宋的时代背景,探讨其设问方式与考查重点,并归纳史论类试策的结构特征与行文特色。绪论部分首先明确了北宋史论类试策的研究意义,然后介绍了北宋史论类试策的研究现状,最后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范围和方法。第一章考查北宋史论类试策中有关三代史的篇目。按照三代治理之要、井田与军事、风俗与礼制、取士与用人四个类别,对相应试策进行编年整理,分别探讨北宋史论类试策对三代“王道”政治、军事思想和风俗礼仪等的出题方式与考点侧重,重在分析三代理想于宋人的榜样作用以及士大夫为此所做的努力。第二章分析北宋史论类试策中有关汉唐史的篇目。按照汉唐治理之要、取士之道、用兵之术、人物品评四个方面,对相应试策进行编年整理,分别论述北宋史论类试策对汉唐治世之方、取士之法、治兵方略以及对汉唐帝王、名相等的评价,重在观察宋人怎样以汉唐故事为鉴,既学习前代之良策,又吸取以往之教训,避免重蹈覆辙。第三章分析北宋史论类试策的结构与特点。按照科场样式的不同,本章在探讨北宋史论类试策结构时,将其分为策问与对策两部分。策问通常由导语、问题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在提出问题的同时往往具有导向性。对策的结构分为策头、策项、策尾,策项部分须完全按照策问中问题的顺序展开,有其严谨的答题规范。整体上看,北宋史论类试策具有四个特点:一是立论正大,融通义理;二是不务虚言,贴合实际;三是主题突出,条理清晰;四是骈散相间,简洁畅达。结语部分总结全文内容,指出论文不足之处,以便更进一步的研究。

杨帆^[4]（2020）在《《涑水记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涑水记闻》作为历史琐闻类笔记,是司马光为编撰《资治通鉴后纪》所准备的资料之一,在中国古代笔记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受司马光政治家、史学家、学者、文学家等多重身份影响,《涑水记闻》也呈现出文史兼备的特色,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和独特的文学价值。所以对《涑水记闻》的研究有助于从不同角度了解司马光其人及着作,同时对于客观认识北宋历史也有着重要意义。论文试图在挖掘《涑水记闻》史料价值的同时,从文史结合角度切入,在深入解读文本内容的基础上把握作者“以史为文”的文学史观及作品中体现出的文学色彩。采用细读文本、文献研究与具体条目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作者所处时代背景,对《涑水记闻》的政治价值、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进行详细论述。论文主要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梳理了《涑水记闻》的研究现状及版本流传情况。主体部分主要由三章构成。第一章:司马光的着史原则与《涑水记闻》的史料价值。司马光《涑水记闻》中的着史原则具体表现为从以史为鉴、潜行教化、反对灾异迷信等原则,并凭借珍贵独特的史料价值成为后世史学着作文献之源;第二章:深受党争影响的《涑水记闻》。北宋时,士大夫首倡“君子有党”论,他们虽因政见不同而争,但始终不坠君子品格,形成了这一时期特有的君子气度。司马光与王安石作为新旧两党的代表人物,是政敌亦是知己。论文首先对二人间的君子之交与君子之争进行了简要论述,并从《涑水记闻》对王安石其人的相关记载入手,分析作品中的党争色彩;第三章:文史兼备的《涑水记闻》。从匡正文风、鉴古镜今两个角度切入分析了司马光“以史为文”的写作特色,并结合文本中的具体事例分析了《涑水记闻》的叙事情节、叙事手法、人物语言等方面体现的小说色彩。结语部分对整篇论文进行了归纳总结,进一步阐明了《涑水记闻》研究的重要性和现实价值。

杨晓辰^[5]（2019）在《司马光道德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道德是人通过反思自我实践活动所产生的一种主观认识,对人的行为起着规范约束的作用。正是因为道德的约束力量,才使得人们日常的生产实践活动得以有序展开。因此对于道德相关问题的探索,一直受到古代士人的重视。司马光正是一位重视对道德问题探索和研究的代表人物,其着作《资治通鉴》开篇就明确阐述了“德胜于才”的观点。作为北宋中期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司马光在政治上所采取的种种举措对北宋后期政局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在道德问题上的探索和主张,不仅涉及其对个人生存、政治发展相关问题的认识,更与其对世界根本运动发展规律的观察产生直接的关联。对其政治思想、价值取向及其对人类发展根本问题的认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司马光对道德涵义的理解是其整体思想体系构建的关键。从内容上看,司马光的道德思想涉及广泛,在司马光对社会诸多领域存在发展的观点阐释中,都体现出其对道德问题的重视。从其对道德问题阐述情况来看,主要围绕实现君主道德、践行士大夫职责和对基层宗族伦理关系塑造三个方面对人道德行为诉求,来阐述其相关的道德思想问题。其中对君主的道德要求是其道德思想内容的核心,司马光认为君主形成对社会发展规律完整且合理的认知,是实现道德的根本诉求即形成和谐天人关系的关键。因此司马光以君主能够“正心”,在确立起能够正确认知世界存在根本的先决主观条件下,实现对社会整体发展方向的正确掌握,作为对君主的道德内容要求。对士大夫阶层,司马光确立以忠君、尽责为基础的道德原则,目的在于辅佐君主形成最为合理的道德认知。至于基层宗族方面,司马光所阐述的道德问题主要立足于对家族成员关系和谐的维护,以保证社会基层构建的合理有序,为社会发展提供基本的秩序保障。司马光对于君主、士大夫、基层宗族的具体道德内容的要求,彼此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构成了其完整的道德思想体系司马光道德思想的确立,源于在其丰富的政治实践经历基础上所形成的对世界存在的根本看法。司马光通过多年的政治实践经验总结,认为君主实现其职能是社会前进发展的根本。在与其他士大夫政治合作交流中,司马光认为士大夫职责的根本在于辅佐君主实现其道德与职能。在其客观世界构成的观察中,司马光认为世界存在的根本是合理有序的,体现在现实社会之中就是建立以君权为核心,等级层次鲜明的阶级社会,可以说司马光道德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等级色彩。

张子峻^[6]（2019）在《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文中研究指明宋代儒学聚焦于国家秩序的理论建构,主要表现为以道德介入治理的伦理政治理论。宋儒治理哲学的核心议题是关于道德的正当性与普遍性之论证,其基本思路是为人伦世界的道德奠定形上根基。然近百年来学人对宋代儒学的研究偏于概念辨析和体系建构,于宋儒为学之旨关注较少。学人欲揭示宋代儒学的经世之旨,就须从概念辨析和体系建构的思想世界,回归到产生这种思想的历史世界;而讨论宋儒如何建构政治治理的理论内容,则须从历史世界再次回到思想世界。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建立了以“道”和“理”表达秩序追寻的理论言说范式。这一范式以“自然”的客观性论证道德的普遍性与正当性:道、理是天道之“自然”,同时也与人伦之“当然”对应,形成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天人相关”论证。天人相关论以天人之间的相似、相关进行比附、推类、模拟,以此论证人间社会制度的正当,这是基于对生产、生活中天人之间的相似情景进行的论证。宋儒以接续孔孟之道、复三代之治为己任,其治理理论继承了先秦儒家以“道”“理”论“治”的范式。但宋儒在“出入佛老”的历程中,融贯“心性”与“天道”为伦理政治之道德确立形上地位。宋代伦理政治直承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正当性与普遍性之论证问题,但宋儒更加强调从“性命”与“天道”融贯的角度,进行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之普适性证成。这一过程是从宋初强调制度性的“治术”,进展为以道德性之“治体”引导制度性之“治术”的“体用”结构。同时在佛、道性空、无为诸说对形下之治术、治体的消解中,于北宋中期展开道德性之“治体”的形上立法,即关于“道体”的建构。“道体”建构是对道德性之“治体”的形上提升,以王安石、张载、二程为代表。“道体”的确立标志着自先秦以来,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的普遍性与正当性证成之完成。具体而言,王安石早期重视《论语》《孟子》,他在北宋首倡“道德性命之学”,建立起政治治理理论中道德性之“治体”引导制度性之“治术”的体用模式。但其思想中期转而重视《尚书》、《诗经》、《周礼》,以论证其更革的正当性。荆公经诠所据经书,大致有一个从重视“四书”（《论语》《孟子》《中庸》等）向重视“五经”（《尚书》、《诗经》）的变化。这一变化表明他更为侧重制度性之“治术”,忽视进一步对道德性之治体的阐释。这表现于哲学阐释上,是他虽然用“道之体”来统摄“道之用”,然“道之体”的呈现却依赖于“道之用”,更强调“适用为本”,导致体用二本。即制度性“治术”与道德性“治体”的“二本”,没有完成“内圣外王”的体用衔接。荆公试图以经典解释和文字诠解工作来重建“道”的整全性,以消除“二本”之弊,但因其经解风格有汉儒孔、郑言简意赅之风,加之又多牵附之弊,所揭之“道”未获普遍认可,未能实现“道”的统一。这促使在他执政和变革中,倚靠从帝王借代的“势”压制异己之“道”,促使“道—势”问题的凸显。荆公阐扬“道德性命”,但杂糅佛、道,未给伦理政治之道德内容确立道体地位。奠定道德的形上地位,首先就要瓦解佛、道的理论根基。张载以“虚”的聚散阐发宇宙生成论和宇宙本体论,来完成这一任务。宇宙生成论的目的是否定佛、道性空、无为思想,“虚”聚合为形质之“气”,进而产生万物,即以“虚→气→万物”这一过程,说明万物实存,彻底否定佛、道之学的根基,横渠“四为句”就是挺立儒者任道精神的体现。宇宙本体论则以“虚”所具湛、静、无形等属性,确立“虚”的本体属性,在宇宙生化中,人禀受“虚”的属性,用以解释心性的至上来源,从而赋予道德性之心性的至上与普遍,为道德奠定至上依据。但张载阐释的“清虚一大”之“虚”,合“性气”与“形气”为一体,尚有形下之嫌。理论上,形下之气无法为道德奠定最高依据,因而横渠在“道体”奠立上尤有缺失。二程将“虚”的“性气”与“形气”剥离为形上之“理”与形下之“气”,由此展开“道体”建构。他们首先完成由“道”至“理”的话语转换,确立“理”关涉秩序的论说模式。同时,由“天即理”完成“理”的本体论证,由“性即理”赋予“天理”道德内容,由“礼即理”证成治术、治体之形上地位。由此,二程将前人外在论证转到“一天人,齐上下”的内在论证,从外在论证的推类、比附转向以人道“心性”与天道“自然”融合,将人道之“当然”奠基于天道之“必然”,完成伦理政治之道德的形上化,即从“治术”“治体”提升至“道体”的理论建构:道德性仁义之“治体”引导制度性法、礼之“治术”,同时在应对佛、道挑战中,将道德性之“治体”提升至“天道”“天理”的层面,完成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之形上化。宋儒将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形上化、绝对化,存在某种理论危险。首先,形上化的道德虽能为道德树立权威,但也能因其绝对化而出现“以理杀人”之问题。再者,至上的“道”既可能是“绝对真理”,也会因此被利用为排斥“异论”的思想独断。最后,在所有寻求秩序的策略中,道德仅为其中一端,宋儒将道德上达为天理、天道,塑造其为最根本因素,掩盖了秩序实现仰赖多种渠道的事实。而在反思宋儒道论时,从塑造“当代”国家型态的历史原因回望传统儒家治理之学,还可从“传统”至“当代”的“内生演化”中,挖掘当代国家治理的历史资源。

梁瑾^[7]（2019）在《北宋学人唐史论专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北宋中期,国家内忧外患,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北宋君臣一直致力于从历史中寻求挽救危机的途径。而在北宋的学术界,产生了一股研究唐史的热潮,同时伴随着理学的产生,对史学家论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孙甫《唐史论断》、范祖禹《唐鉴》、张唐英《唐史发潜》三部史书是北宋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历史评论性史书,皆以唐代历史为研究对象,对当时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分析和评价,并总结出唐代历史治乱兴亡的经验教训,从而达到为当政者提供鉴戒的目的。孙甫所撰《唐史论断》的内容主要是对于唐代历史事件的评论,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君臣关系的探讨;二是对于唐代灭亡的几个重要事件的探讨,如朋党问题、宦官擅权的问题、藩镇割据、民族关系的处理等等。范祖禹所撰《唐鉴》带有很强烈的理学色彩,在对“君道”、民族问题、“祖宗之法”等问题的探讨中始终贯穿儒家的纲常伦理思想;张唐英所撰《唐史发潜》则主要是对唐代君臣的辩护或者批判,并进一步挖掘被历史学家们所忽略的史事,从而揭示这些史事潜在的真相,并强调“春秋褒贬”的治史理念。三位史学家对唐代历史的评论和研究各有其倾向和侧重,但他们的研究也体现出这一时期史学家探讨唐史的共同特点,在编纂上皆为以编年形式为主的史评着作,皆以鉴戒前代历史为撰述宗旨,同时体现出史学理学化的发展倾向。三部史书在北宋史学史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从史学史发展过程来看,它们的出现加深了关于唐代历史的研究,同时对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发展起推动作用。此外,这三部史书体现了古代史学的鉴戒传统,为北宋君臣挽救社会危机提供鉴戒,反映了史学与社会的互动,体现了史学的社会功用。

廖荣^[8]（2018）在《陶懋炳史学研究》文中指出陶懋炳（1923—1992）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家庭,幼时便读“四书”、《三字经》等书,有较好的古文功底。1943年,陶懋炳考入国立师范学院史地系,在老师熊德基的指点下,细读《资治通鉴》和《廿二史札记》,解放后任教于衡山中学。他于195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中世纪史的研究生班,在白寿彝、赵光贤的教导下,刻苦专研,为后来的着书立说打下坚实的基础。在熊德基、白寿彝等老师的指导下,陶懋炳通过对司马光史论的整理研究,写成了《司马光史论探微》一书。该书整理汇编了《资治通鉴》《历年图》《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的相关史论,并对其进行必要的分析和考订,是通鉴学发展至今的一个传承,也是今天研究司马光史论的一个重要参照。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史得以长足发展,陶懋炳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略》便成于这时,有着有益的见解和独到价值,如详他人之所略的特点以及独特的史学发展分期观点,尤其是在书中每一编末都有中外史学的横向比较,即便是在如今的“中国史学史”着作中也是相对少见的。而对于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探索,他亦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讨,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史学论文,在史学界产生影响。在隋唐五代史领域陶懋炳也做出了研究,先后撰写《窦建德、李密、杜伏威评传》和《五代史略》。陶懋炳通过对窦建德、李密、杜伏威三人评传的撰写,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评介历史人物,同时在传播历史知识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具体而微的五代史研究使陶懋炳梳理出一条脉络清晰的五代历史逻辑轨迹,用以描绘复杂多变的五代格局。该书亦在弘扬民族情怀培养民族气节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论史以知世,治古史不忘今人是陶懋炳一贯的治史态度。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陶懋炳积极运用唯物史观,对前史进行认真的分析考释,以史育人,普及历史知识,弘扬民族精神。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研究。

韩宏韬^[9]（2017）在《论《资治通鉴》评价李唐的礼法标准》文中研究表明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唐纪》部分,以"臣光曰"形式出现的史论共有25则,绝大部分却是对唐代君臣的批评,这与盛唐的称号极不相符。司马光以"礼"作为价值尺度,审视了唐代近三百年的历程,认为治少乱多,祸乱在于失礼,上行下效:君王闺门无法、臣僚不知廉耻、君臣待不以诚、治国不以礼义。礼法缺失的根源是李唐轻视礼乐,没有认识到礼的治世之功。司马光之所以重视礼、倡导礼,源于"惧亡"情结,希望君主能从李唐的乱亡中汲取教训。他反对霸道和功利,倡导王道和礼乐,主张以礼为旨归,重建高下有别、贵贱有序的社会秩序和祖宗家法。范祖禹佐其以礼救世的思想,比他走得更远。此乃赵宋内敛风格形成中的重要一维。

聂旺承^[10]（2017）在《司马光的“外国”观 ——以《资治通鉴》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资治通鉴》用来以古鉴今,垂训将来。其中一百一十九篇“臣光曰”,作为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全书的历史叙事提升到理性认识。它的丰富的内涵与深刻的忧思,成为后世理解全书、认识历史的关键。本文主要从其对“外国”的看法与认识这一角度为切入点,从司马光人才思想中的“外国”观、礼治思想中的国际秩序观、民本思想中的国家安全观、交邻以信的外交原则、战争观五个方面来分析“外国”观的主要内容及其局限性和对当代国际关系的价值意义。本文的第一章会介绍司马光“外国”观形成的历史背景,包括其在《资治通鉴》中对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存在的内忧外患的记载与评论,结合宋朝社会的内忧外患,如宋时期产生了很多如冗官兀兵冗费的浪费、社会逐渐贫困弱小、农民赋役负担十分沉重等社会问题。此外,这一部分还分析了宋时期的内忧外患对司马光“外国”观形成的影响。面对这样的社会现象,司马光将其忧患意识贯穿于整本着作之中,以劝谏统治者。本文的第二章是文章的核心部分,主要从司马光人才思想中的“外国”观、礼治思想中的国际秩序观、民本思想中的国家安全观、交邻以信的外交原则、战争观五个方面分别来阐释中央王朝对“外国”的看法,结合案例分析。并且分别用方法论给出了当时的统治者如何巩固中央集权统治以及加强同中央王朝以外的国家的交流。本文的第三章会分析司马光“外国”观中消极观念的局限性以及将“外国”观中的积极理念运用于今天的中国外交实践中的当代国际关系价值。指出其人才安全战略、礼的国际秩序观、国际安全观,国与国之间交往追求诚信、慎战等观念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借鉴意义与当代国际关系建设的启示。

二、论《资治通鉴》史论中司马光的治国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资治通鉴》史论中司马光的治国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宋代史论文中的“事”与“理”（论文提纲范文）

（2）《通鉴·唐纪》编纂思想研究 ——基于两《唐书》的比较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3）北宋史论类试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涑水记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司马光道德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论文提纲范文）

（7）北宋学人唐史论专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陶懋炳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论《资治通鉴》评价李唐的礼法标准（论文提纲范文）

（10）司马光的“外国”观 ——以《资治通鉴》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资治通鉴》史论中司马光的治国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宋代史论文中的“事”与“理”[J]. 陈梦熊. 史志学刊, 2020(05)
• [2]《通鉴·唐纪》编纂思想研究 ——基于两《唐书》的比较考察[D]. 任建芳. 山东大学, 2020(12)
• [3]北宋史论类试策研究[D]. 刘岩. 兰州大学, 2020(11)
• [4]《涑水记闻》研究[D]. 杨帆. 兰州大学, 2020(11)
• [5]司马光道德思想研究[D]. 杨晓辰. 河北大学, 2019(04)
• [6]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D]. 张子峻. 湖南大学, 2019(08)
• [7]北宋学人唐史论专书研究[D]. 梁瑾. 云南大学, 2019(03)
• [8]陶懋炳史学研究[D]. 廖荣. 四川师范大学, 2018(12)
• [9]论《资治通鉴》评价李唐的礼法标准[J]. 韩宏韬. 中国文化论衡, 2017(01)
• [10]司马光的“外国”观 ——以《资治通鉴》为中心[D]. 聂旺承.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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