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永顺县“长治”工程的成效及作法（论文文献综述）
苏振华[1]（2021）在《土家族民俗音乐文化史研究》文中指出
陈茜[2]（2018）在《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几十年来,中国扶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2011年国务院公布中国仍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说明现阶段中国仍然存在较大面积、“久扶难脱贫”的经济洼地。值得强调的是,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竟有10个为少数民族地区,这就意味着当前中国的贫困问题中,少数民族的贫困现象在贫困范围、贫困规模、贫困程度、脱贫难度等多方面可能存在相对更为艰巨的困难和强大的阻力,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与此同时,中国贫困地区范围与生态脆弱区范围的面积大部分重合,以往扶贫工作中重经济、轻生态等扶贫问题也屡见不鲜,而不少曾经生态环境优良的少数民族地区竟也出现生态衰退或生态灾变伴生的生态贫困现象。着眼于中国民族地区扶贫的特殊难题和生态扶贫的长远目标,对于以自身传统文化作为关键区别的各少数民族而言,民族文化对本民族的全面发展是否产生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尤其对本民族当前经济增长和生态维护是否产生阻碍作用,在以往扶贫攻坚过程中是否成为脱贫阻力或生态制约,又或者在什么情况下、什么原因使得民族文化无法发挥出原本具有的经济与生态正效应,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的现实问题。当前,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和不少学者深入研究少数民族贫困问题,提出生态扶贫或者绿色扶贫理念,积极探寻兼顾经济与生态双重效益的扶贫新路径。在上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中,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苗族贫困群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既然特定民族文化与相应民族的贫困关联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哪怕仅着眼苗族及其文化进行研究,也是一个无法短期完成的艰巨任务。那么,不如聚焦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苗族村寨,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梳理和验证相关的扶贫理论与观点,分析当地苗族传统文化资源对其生态扶贫实践的价值,以期达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目的。与此想法最契合的,正是民族学常用的“解剖麻雀”的方法,指明了由点及面的思路。通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麻雀”,逐步逐层、认真细致地解剖,了解“器官”组成、位置、关联及功能等方方面面,然后分析总结出鸟类的共性,从而为认识其他鸟类提供理论指导或者有益参考。遵循民族学这一成熟可靠的方法,就可以让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在子腊村这只“麻雀”的认真解剖下成为可能。要想做好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当代价值研究这一问题,基本遵循如下思路:苗族文化资源在田野点的生态扶贫中是否存在价值?如果存在价值,那么具体有哪些文化资源,分别具有哪些价值?这些苗族文化资源中,哪些内容可以应用于生态扶贫实践,以及如何应用来解决当地生态贫困等问题?上述思路可以通过在田野点调研和分析来逐层理清:一是全面了解田野点概况,尤其是当地苗族文化现状,当地生境情况,苗族文化与当地经济和生态状况的关联,以及苗族文化中与生态扶贫关联紧密或者值得关注的资源要素等内容;二是深入调查田野点整体贫困的根源,尤其需要关注当地是否存在与苗族文化及其变迁而导致的贫困原因,如果存在则需要找出具体内容、作用途径、以及影响后果;三是从田野点现有苗族文化资源中认真遴选出有利于自然环境维护和整体脱贫致富的文化资源和要素,探讨将这些苗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现实路径,或者提出这些文化要素如何参与、推动生态扶贫的方法或构想;四是研究田野点苗族文化在生态扶贫实践中的博弈,分析国家权力、市场资本、民间力量等多方博弈之中的苗族文化,了解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现实作用、可借助力、以及可能阻力,探讨苗族文化资源如何参与其中才能更有利于推动生态扶贫进程。在众多符合要求的苗族村寨中,花垣县子腊村是与该课题比较契合,调研条件相对成熟的田野点。通过文献查询、访谈调查、参与观察等得知,子腊村作为一个苗族文化底蕴深厚、传承较好的纯苗族村寨,其生产与生计仍然大多依循着当地苗族传统,但也面临着外来文化的渗透与冲击。历史上,子腊村曾经远近闻名,村民们普遍比较富裕,并拥有“子腊贡米”等众多的苗族文化珍品。随着时代的前进和文化的变迁,子腊村的生态环境大不如前,成为影响该村整体经济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时至今日,在花垣县这一国家级贫困县的众多贫困村中,子腊村属于位置偏远、经济落后、贫困程度较深、脱贫难度较大的类型。不论从田野调查资料分析,还是从杨庭硕、罗康隆等学者的生境或“文化生态共同体”视角分析,都可以发现该田野点的长期贫困、难断“穷根”的现象,不仅是经济和生态双重因素相互影响、导致整体状况下行的问题,而且还有苗族文化等因素在其中产生了重要的排斥或阻碍作用,主要包括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脱嵌,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演替背向,国家权力的在场与民族文化的无序以及资本市场的牵引与民族文化的错位四个方面的内容。对该贫困村而言,苗族文化在生态衰退、经济困顿等生态贫困要素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在当地现有的众多苗族文化资源中,相对成熟、可资利用、适合应用于生态扶贫的资源或要素,主要包括“子腊贡米”、苗族刺绣、苗族歌舞和苗族宗教等。机缘巧合下,“湖南花垣子腊贡米复合种养系统”于2017年6月成功入选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从此,子腊村不再是当地众多贫困村中毫不起眼的一员。而是凭借“子腊贡米”等苗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和苗族文化资本的开发,终于跃入相关扶贫部门、资本市场和公众的视野聚焦区,并有望获得更多扶贫资源汇聚的扶贫重点村。在“子腊贡米”生态产业的带动下,其余苗族文化资源和要素也可能成为丰富当地生态扶贫思路和推动整体发展的有益助力。然而,苗族文化资源应用于生态扶贫实践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子腊村多年来扶贫攻坚的实践,以及当前生态扶贫探索中发生的众多博弈案例,就是较好的证明。幸而,在错综复杂的多方博弈中,苗族文化仍然大有用武之地。在子腊村的田野调查和扶贫实践中,传统苗族文化对子腊村的生态修复、经济增长、整体发展等方面的良好作用从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和体现,那么苗族文化资源对生态扶贫的当代价值也就可见一斑。通过对子腊村开展田野调查,再借助相关理论的指导和分析,可知苗族文化作为指导当地苗族生存、发展、延续的信息体系,既是经过长期检验的、认可度高的、行之有效的、并能兼顾当地生态与经济双重目标的调和剂,又是可持续开发和利用的、潜力巨大的宝贵文化资源。大力发展蕴含苗族生态文化精髓的苗族生态文化产业,是目前当地修复生态环境、整体增收脱贫、保持生态扶贫实效和长效的良好途径。最终,在获得苗族文化资源对生态扶贫具有生态和经济价值的肯定答案的同时,子腊村苗族文化资源挖掘和应用于生态扶贫的经验、教训、案例分析及理论总结,对其他苗族贫困群体而言,甚至对其它民族贫困地区而言,有可能成为其发展生态经济、提高贫困群体长久收益、推动生态扶贫进程的有益参考和借鉴。
梁允华[3]（2015）在《从爵本位到官本位—十至十五世纪越南官制变迁史研究》文中指出十至十五世纪是越南政治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之前越南受中国直接管辖长达一千余年,十世纪中期越南脱离中国的郡县统治,开启了政治上自主发展的新时代,其独立建国后的封建王朝一直面临着如何由一个长期受中国支配的地方政体向完备的国家政体转型的历史任务。越南在国家政治体制建设上选择了模仿中国,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其借鉴中国官制逐步创立有越南特色的官制体系,十至十五世纪的越南官制经历了由十至十一世纪吴、丁、前黎三朝简单攀附中华官制,到十一至十四世纪李、陈朝本土化的调整、创造,伴随着儒家文化阶层的势力的稳步崛起,至十五世纪后黎朝时期最终确立了与中国明代类似、较为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官僚政体。其官制从以重视血缘、相对凝固化、具有浓厚贵族统治色彩的爵本位体制逐渐转化为以功绩制、流动官僚制、具有近世特色的官本位体制。吴、丁、黎三朝处于政治体制转型的初创期,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对国内政治势力的整合还很不彻底,不同地域集团以世家大族的身份拥有众多依附民性质的部曲和私人武装,皇权所能直接控制的地域较小,地方的自治色彩明显。三朝的统治模式是贵族式的而非君主集权式的,故而在官制设置上较为简易,仅仅在官职名称上攀附了一些中国名称,没有建立起来一个完整的体系,是越南官制史上的草创期。李朝逐渐构建等级化、序列化官制,把地方众多半独立的地方贵族授予一些列级差化的爵位和官职称号,纳入到国家统一认可的级差化官员队伍中,并逐步健全中央机构的职官体系。李朝政治体制在本质上亦是贵族性的,李朝的职官系统集中在中央层面,但在地方上则较为简单。爵位在李朝官制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标示官员实际身份和政治权力的重要手段,在社会等级的区分中,主要看的是爵位,而非以职官轻重为衡量,带有明显的“爵本位”色彩,爵位等级制是李朝政治体从贵族联盟走向国家形态的一条捷径。陈朝继承了李朝政治体制,亦非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宗室贵族享有垄断性的政治特权。陈朝官制体系较李朝已经有相当大的发展,尤其是到了十四世纪,模仿中国唐、宋官制的爵、职、品、阶四个系统已经大致建立,官员分等、分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呈现出“官本位”的趋势。以儒家官僚阶层为代表的职官集团拥有越来越多的政治话语权,但以宗室贵族为主的爵本位官制体系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无法应对陈朝后期越来越严峻的社会危机,亦最终导致了陈朝的覆灭,被更具改革精神的胡季犁所创立的胡朝所取代。胡朝进行了一系列的官制体系改革,旨在强化中央权力以应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建立以行政事务为中心的“官本位”倾向的官制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陈朝中后期儒家文化官僚长期以来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以儒教礼制整合社会等级秩序的政治诉求。十五世纪初期明朝倾覆胡朝,直接统治安南长达二十年之久,带来了一个更为猛烈的变革时代,官本位体制在其间被更为彻底的推行,给越南李、陈朝长期以来遗存的贵族制以更为致命的一击,此后再也无法占据政治舞台的主导地位,越南历史不自觉的被强行引入一个崭新的时代。黎利领导越南本土民众推翻明朝统治,建立后黎朝。依靠武力建国的后黎朝建立了与明代类似的中央集权独裁体制,黎初的黎太祖、太宗、仁宗时期的职官制度流动性十分明显,而且职有专责,文武有别,中央对地方行政事务的主导性大大增强。强势专制的皇权下,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统治模式得到贯彻执行。至十五世纪中期黎圣宗时期,在国家政治体制上积极向中国明朝学习,君主专制发展到了高峰,封建中央集权制度达到了完备程度,科举官僚在行政事务中的地位十分重要,黎圣宗所创立的“洪德官制”与明代官制有很大的契合性,最终确立了文官主导、以官本位为鲜明特点中央集权官僚体制。
周婷[4]（2014）在《湘西土家族建筑演变的适应性机制研究 ——以永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气候变暖、臭氧空洞、雾霾天数激增等等各种不适于人类生存的环境现象涌现，警示着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性正在受到挑战。“适者生存”这一为全人类所信奉的真理，已经成为危机信号，将对“适应性”的关注直逼眼前。湘西地处“中国之中”，有着独特的自然条件和深厚的人文底蕴，四十余个少数民族聚居于此，以土家族最多，而永顺以其在湘西土家族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成为土家族文化研究的典型。天然屏障的地理隔离，孕育和维持了其特殊鲜明的民族文化，建筑演变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特点。正如达尔文以特殊且更清晰的家养物种变异作为研究起点，本论文视集体无意识环境下建筑的适应演变为自然选择过程，以永顺为例，探讨湘西土家族建筑从源起至今整个演变历程中，建筑在自然环境、经济技术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共同选择作用下的适应性机制。并基于机制规律，尝试提炼建筑的演变模式和趋势，进一步提出以人工选择介入自然选择的调适路径，从而引导适应的方向和效果，维护和谐人居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三章）为背景理论的阐述。包括研究工作的准备、适应性相关理论的论述及机制要素的划定，并根据湘西土家族地区的背景沿革将其建筑演变分为形成时期、成熟时期和变迁时期三个阶段；第二部分（第四～八章）为机制要素的分析。以对永顺土家族建筑的实地调研为基础，首先分别介绍各时期村寨、民居与宗教建筑形制的适应性演变（第四、五章），然后分别从自然、社会文化、经济技术三部分环境要素，论述在建筑演变过程中环境的选择作用（第六～八章）。得出形成时期建筑的适应性凸显为自然环境的选择作用，成熟时期社会文化环境的性质决定建筑文化性的适应方向，而当下正在发生的种种变迁现象是由于极端复杂的经济技术环境选择作用凸显的结果；第三部分（第九章）为机制生成与调适的总结。通过对湘西土家族建筑演变历程的梳理总结，阐述建筑的适应性是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经济技术环境共同选择的结果，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往往凸显为一种或几种环境要素的主导作用；建筑的适应性推动了建筑的螺旋式演变。最后针对湘西土家族建筑在当前环境下产生的适应性问题，尝试基于适应性机制规律进行调适，将建筑发展引导至更积极的适应方向。
张振兴[5]（2013）在《清朝治理湘西研究（1644-184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湘西西接云贵、东连洞庭、北靠长江,南通沅水,是中原地区通往云贵高原以及四川盆地的重要过境通道。同时,这一区域也是众多民族相互交往,穿插分布的过渡带。本文主要研究了1644年清军入关后,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这一时段内,清廷治理湘西的历史过程。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是从清史、民族史、区域史、湘西研究等领域,对与课题研究相关的学术史进行梳理,并对“湘西”、“苗疆”等概念进行界定。第二章,从“自然、区域历史与多元文化格局”角度,讨论了清朝治理湘西的历史基础。本文认为,湘西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与地缘政治结构格局,清代之前湘西区域“过境性”历史进程以及苗、土、汉多元文化构成等三个方面的特征,是清朝治理湘西的历史与现实基础。第三章,主要是对顺治康熙时期,清廷治理湘西的研究。本文认为,清初实现政权稳固的进程,也是对湘西区域治理的过程。无论是顺治朝对湘西土司的授职与监管,还是康熙朝对湘西苗疆的开辟、厅县的设置,其背后体现的都是清朝全国决策整体性与湘西区域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且还隐含了清初统治者（满族）对待其治下不同民族“天下一体”的理念。第四章,主要是对雍正乾隆时期,清廷治理湘西的研究。本文认为,废撤湘西土司,设置永顺府等地方行政机构,是雍正朝对湘西治理最主要的内容。同时,随着湘西区域治理的不断深入,雍正朝完成了对康熙朝遗留苗疆区域的开辟。乾隆朝时期湘西苗疆区域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清廷就湘西区域是否执行“苗疆禁例”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终讨论的结果是将之废弛。随着“改土归流”的实施与“苗疆禁例”的废弛,打破了原来湘西区域的治理格局,大量的汉民开始涌入湘西进行垦殖生息。湘西区域从行政管理到人群结构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些转变一方面促进了该区域社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埋下了诸多的社会隐患,而这些隐患最终导致乾嘉苗民起义的爆发。第五章,主要是对嘉庆道光时期,清廷治理湘西的研究。本文认为,乾嘉苗民起义是清廷对湘西治理变革的起点。在平定苗民起义之后,以和琳、傅鼐为代表的改革先驱,在湘西区域施行“修边”、“屯田”等政策,主持湘西改革。从和琳到傅鼐的“苗疆善后措施”的完善,是清廷试图重建苗疆社会秩序的表达。至道光朝时期,经过对“苗疆善后措施”诸多弊政的整治之后,最终实现湘西区域社会安定发展。文章最后为“结论与讨论”部分,是对本文研究的总结以及引发的一些思考。通过对清朝治理湘西历史进程的梳理,本文认为,清朝对湘西区域的治理,体现了清朝整体历史进程与湘西区域特征相结合的特点,是王朝国家历史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湘西区域社会发展的具体体现,其背后蕴含的是“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因时设置”的治国理念。这种治国理念,继承了中国传统治理周边少数民族“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治策思想。这种思想将不同的人群纳入到王朝国家的治下,同时又将王朝国家的权力下沉到地方,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完成王朝国家对疆土的巩固和促进不同区域社会发展的目的。
莫代山[6]（2012）在《民国时期土家族地区土匪活动与社会控制 ——以酉水流域宣恩、来凤、龙山三县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土匪活动是民国时期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之一，也是社会转型期社会失范的集中表现。土家族地区作为中国西南腹地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土匪活动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文运用民族社会史学的研究方法，将史料与民族学理论分析、宏观历史背景与具体民族村寨考察、历史学研究路径与民族学表述结合起来，用社会控制和社会变迁理论探寻国家、土匪和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反映出民国时期土家族地区乡村社会运行基本状貌和规律，最终达到为社会管理提供借鉴的目的。本文共分七章，分别从土匪及土匪活动基本概貌、土匪活动形成影响因素、围绕土匪活动展开的控制活动、土匪的反控制活动、土匪活动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对土匪活动相关思考几个角度展开论述。第一章概述了土家族地区土匪基本情况。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土匪并非民国时期独有，土家族地区有大量关于历史上土匪的传说和记载。民国时期土家族地区土匪按活动的综合情况可分为“黑棒”、“毛狗强盗”、“边棚”和“总棚”、“团匪”四种，这一时期土匪活动发展大约可分为五个发展阶段阶段。土匪群体的构成也表现出了年龄相对集中、有少数女性为匪、以本地人为主三个特征。第二章概括了民国时期土家族地区土匪活动基本情况。从田野调查反映的情况看，土匪活动大致可概括为强征乱派、捉码圈羊、设卡堵路、打家劫舍、强占奸淫和关圈劫场六项；本地区的土匪活动表现出边缘性、广泛性、鸦片依赖性、帮会融合性等特点；在土匪活动中形成了黑话暗语、纪律禁忌、娱乐生活方面的文化。以上三方面的内容共同组成了土匪群体的群体特征。第三章详细分析了民国时期土匪活动形成的影响因素。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社会现象，土匪活动受到自然因素、文化因素和社会背景因素三个层面因素的影响，每一个层面因素下又有许多具体的因素，本地区土匪活动是民国时期各种综合因素影响的结果。同时，从宏观角度来分析，社会转型期土家族地区特殊的社会背景是导致土匪活动产生的决定性因素。第四章描述了地方政权和乡村社会对土匪活动的控制。为了有效控制土匪活动，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地方政权从制度建设、军事清剿、经济根源等方面采取了种种措施；乡村社会也采取了加强自身防卫、组建自卫武装、与土匪合作等措施。这些控制活动表现出了以正式控制和强制性控制为主，非正式控制与非强制性控制略显单薄的特点。第五章描述了土匪针对地方政权和乡村社会控制所采取的反控制活动。为了获得生存空间，土匪对乡村社会和地方政权的控制活动进行了反控制。从乡村社会角度来看，它体现在渗透基层政权、巩固经济支柱、强化军事力量和匪化自卫武装四个层面；从地方政权角度看，它体现在军事对抗、权利渗透等层面。每个层面中又有许多具体的反控制内容，共同体现出了土匪反控制活动以武力和暴力为依托呈现出压迫性、在具体手段上呈现出多元性的特点。第六章分析了民国时期土匪活动产生的社会影响。由于土匪活动具有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活动数量多的点，土家族地区民国时期土匪活动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由于暴力和武力的长期存在，导致暴力和武力成为确立社会权威和秩序的主导性因素；（二）由于劳动力和农作物减少、农产品恶性单向流动，导致土家族地区贫困化的加剧；（三）由于入匪或遭匪骚扰，导致乡村社会无产者规模扩大；（四）由于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异常和乡村社会武装力量的不断膨胀，直接导致土家族地区国家政权内卷化；（五）由于与土匪活动密切相关的传统宗族组织功能、道德风俗、基层政权性质和帮会组织扩张等方面变化，导致土家族地区民间控制系统的变迁。结语部分对民国土匪活动一些问题进行结论性思考。（一）土家族地区民国时期土匪群体的实质是本地区无产者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存在形态。而本地区匪患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是社会转型期在社会结构中产生的权威冲突；（二）土家族地区土匪活动形成有自己的机制，它由原初机制和后致机制两部分构成。其中，原初机制分为压力机制、排解机制和示范机制三部分，后致机制分为镇压机制、保护机制和引导机制三部分。而无力消除土匪活动产生的社会土壤、地方政权合法性逐渐削弱和控制手段中非正式控制的缺失是民国时期土匪活动控制效果不明显主要原因；（三）土家族地区某些土匪在特定范围内对百姓采取保护性活动，可将之称为“保护型土匪”，这些活动目的在于为匪帮和土匪个人营造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四）土家族地区土匪在与社会互动过程中，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和结构，这种结构以土匪为中心；（五）匪患问题研究可为当代转型期社会管理提供一些启示，如：要明确执政理念，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为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领导机制”；要关注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为社会矛盾提供“排解机制；要加强司法能力建设，及时有效打击恶性犯罪，为社会稳定提供“保护机制等。
刘沛林[7]（2011）在《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构建与应用研究》文中提出传统聚落又叫历史文化聚落,是指在历史时期形成的、保留有明显的历史文化特征且历史风貌相对完整的古城古镇古村。传统聚落景观是指传统聚落内部形态、外部形态及其相互作用的聚落综合体带给人的具体感受和意象。从历史文化地理的角度,以文化景观为主线,以历史文化聚落为载体,以文化景观研究的理论创新为目的,引入类型学和基因等主要概念,通过挖掘不同区域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及其图谱,进而开展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区系的划分,不仅为文化景观研究、文化区划研究、聚落地理学研究以及聚落景观规划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而且也是历史文化聚落保护与发展研究的需要。以往地理学所开展的传统聚落的研究,虽然强调“文化景观”这个核心议题,但多偏重于聚落的选址、空间布局及演变历史的研究。实际上,传统聚落景观的内在特点、空间差异及其深层次结构原型的研究,除了传统的解释和二维空间表达之外,还可以借助于其它学科概念进行深度研究。采用多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挖掘、整理和利用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进而探讨历史文化聚落景观区系,具有很强的交叉性和探索性特点,是以往尚未有过的“集文化景观、传统聚落、基因图谱于一体”的综合性研究。主要的研究内容有:1.引入生物学的基因概念,借鉴聚落类型学的相关方法,对传统聚落景观进行“基因识别”和“基因图谱”建构,有助于从平面形态类型（二维）和立面形态结构（三维）等方面观察和理解中国传统聚落的规律性特点,为聚落文化景观内在要素的深度挖掘和科学表达探讨了更为有效的途径。这样的研究使聚落文化景观的研究基于一种崭新的视角,从而增强其研究的科学性和景观的可识别性。2.将历史地理学方法运用于传统聚落类型分析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当前聚落（城市和村镇）类型分析方法的补充。当前城市和村镇景观形态、演变及其发展趋势的真正研究,只有从它的历史形态分析或类型分析入手,才能更加有助于正确结论的形成,因此,历史地理学方法成为聚落地理学尤其是城市地理学关于城市形态研究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3.以景观基因为视角,以相对一致性原则作为景观区系划分的主导性原则,综合考虑其它原则和方法,尝试性地将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初步划分为3个大尺度的景观大区、14个景观区、76个景观亚区。首次完成对全国范围内的传统聚落景观进行区系划分,为聚落地理学关于“聚落地理分区”研究和文化地理学关于“聚落文化区划”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4.根据历史地理学的“文化叠加”与“横断面”复原等概念,结合历史文化聚落景观基因的“信息记忆”特点,提出了基于文化遗产地保护与旅游规划的“景观信息链”理论（即“景观基因链”理论）,为历史文化村镇保护、旅游规划和景区线路设计,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5.在传统聚落形态与结构的分析中总结出来的“胞-链-形”结构分析模式,使任何一个复杂的聚落综合体都能在该模式的指导下迅速分解和组合,从而创新了聚落景观结构和类型分析的基本方法。6.针对传统聚落景观基因提取和三维景观数据管理所存在的海量信息,本研究重点引入了地理信息系统（GIS）,进行传统聚落的数据管理和动态保护与监控,丰富了历史文化聚落保护的技术方法。
龙先琼[8]（2011）在《近代湘西的开发与社会变迁研究 ——从区域史视角观察》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研究近代湘西的开发与社会历史变迁问题,从开发史的理解入手,以治理开发活动为线索,以开发和和社会变迁的史实分析为重点,从区域史的视角（理论和方法）,疏理近代湘西开发的历史过程,深刻地探讨近代湘西开发的特点及其历史影响,阐述近代湘西开发治理引发的社会历史变迁的基本情况,并通过这个实证史例揭示一个区域社会在宏观历史背景下的历史变迁轨迹,从而推动区域史研究。文章的主要内容和观点：湘西的开发历史悠久,在“中央——地方”的关系模式下,其悠久的开发历史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也表现出显着差异。进入近代,湘西开发受宏观历史过程拖拉,越来越紧密地融入历史大进程,开发和变迁的广度与深度明显拓展和深化,但同时又表现时间、范围、民族和内涵上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具有鲜明的区域历史特征,即治理性、拉动性、地域性、民族性和差异性。而分析这一历史个案,需要确立整体史观下的区域史视角,惟其如此,也才能更深入认识这个区域社会的近代历史变迁,而且是深化区域史研究的有益尝试。第一章：介绍并阐述课题的选题依据及研究概况。主要介绍本课题的选题依据,说明选题缘由和根源；介绍课题研究的学术动态,说明本课题研究的必要性,阐述课题研究的主要意义；论术字根表课题研究的对象、主要内容及其重点、难点,说明课题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同时,介绍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并分析存在的不足之处等。第二章：说明“开发史”的相关概念及近代以前湘西开发的历史概况。主要说明什么是开发?什么是区域开发和区域开发史?什么是社会变迁以及历史进程中的开发治理活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如何?简要介绍湘西的自然地理环境,探讨近代以前湘西的开发的历史概况,以及古代湘西开发过程中的社会历史演变的特征。第三章：疏理晚清时期湘西开发的历史情况,着重探讨进入近代以后湘西开发的新变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进程中湘西的开发出现了近代转型的新趋势,社会历史变迁出现近代新特点。第四章：研究北洋军阀时期的湘西开发情况,着重分析辛亥革命和北洋军阀割据统治对湘西开发的历史影响。军阀割据对近代湘西开发和社会变迁造成极不利的历史影响。第五章：研究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湘西开发,着重探讨张治中治湘西时期和民国初期陈渠珍对湘西的治理与开发,以及抗日时期湘西开发的“战时”繁荣情况,阐述这一时期湘西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特征。影响这一时期的湘西开发与社会历史变迁的进程加快。第六章：研究土地革命时期湘西革命根据地的开发,探讨湘鄂西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开发与建设情况,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发与建设中的重要历史作用,确立新的开发建设模式,体现以民为本的新特征。结语：对近代湘西的开发历史及社会变迁的历史特征进行分析,概述了近代湘西开发进程中社会变迁的时代性、本土性、民族性和不平衡性的特征,也指出了进一步深化本课题研究应当注意分析的主要问题。
周红[9]（2011）在《湖南沅水流域古镇形态及建筑特征研究》文中认为本研究是百浩工作室“长江中游古镇调查与研究”项目的子课题,同时也是武汉理工大学与日本神奈川大学合作研究项目“中日湖北古镇街道共同研究”项目的后续研究项目。沅水流域地处武陵山脉与雪峰山脉交汇之处,地形多变,地貌复杂,自古陆路交通困难。沅水是一条古老而绚丽的文化之路,自明清西南大开发以来,沅水成为祖国西南地区对外进行物资交流的交通孔道,在区位上具有北通巴蜀,南抵粤桂,西扼滇黔的优势,该流域地区古代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无一不是以“船来船往,舟楫络绎”的古镇及其码头为中心节点展开。因此,抓住了古镇就抓住了该流域文化的重心,可以说,该流域尚存的古镇为我们展开的是一幅幅鲜活的“清明上河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为难得的是,沅水流域境内居住着汉、苗、侗、瑶、土家等20多个民族,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杂居区,给古老的沅水流域古镇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体现了多元文化融合共生的特点。本研究在对沅水流域地区古镇的多次田野调查和史料收集的基础上,从文化线路的角度对古镇展开系统研究,运用了规划学、建筑学、环境学、历史学、水文地质学、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知识,采用综合的技术路线方法,首次通过“沅水”这条文化带将该流域地区的古镇串联起来。首先,从流域特征、地理特点、交通方式、经济特点、民族构成、社会文化习俗等方面对沅水流域地区的地理与人文环境进行详细的考察和研究；第二,从古镇形态演进历程、古镇选址特色、古镇空间形态的组合关系、古镇街巷空间形态特征等方面对古镇的城镇形态特点进行研究,重点剖析了从旧石器文化时期至今起源已久,跌宕起伏的形态演进过程,同时,从流域的整体性出发,总结出沅水流域古镇沿水轴发展方向分布的特点,从古镇与山体、河流之间的关系,以及古镇街巷之间的组合关系,总结了“顺应环境、灵活多变、码头主导”的古镇形态特点。第三,从建筑类型、空间布局、典型建筑、特殊构件、建筑文化等几个方面对古镇的建筑营建技术进行分析,并结合古镇的多民族文化特点,探讨了古镇建筑特征；最后,针对沅水流域的历史文化遗产特点以及目前古镇的保护现状,提出从文化线路的角度,对该流域的线形文化遗产建立分层保护体系,综合考虑遗产保护、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进行系统的管理和保护开发,寻找顺应性的“活态”的古镇保护与发展模式。沅水流域地区的古镇山同脉、水同源,相似的地貌环境、相通的流域经济、共融的多民族文化使该地区的古镇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承载着厚重的地域文化,是我们了解该地区社会经济和地理文化的“活化石”,其空间形态布局及其建构文化均体现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设计理念。
邵华[10]（2010）在《湘军与晚清湖南社会变迁》文中研究表明湘军是晚清中国的重要历史现象,对晚清湖南乃至中国的影响十分深远。湘军是晚清湖南特有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下的产物,在晚清湖南和中国形成了一个具有地方特色以及独特人文气质的团体,湘军的兴起是由晚清湖南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决定的,这种独特的结构当然无法脱离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大范畴,但由于地域特色及历史原因,晚清湖南呈现出了较其他典型省份、区域不同的发展特点。基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加强对湘军与晚清湖南社会变迁的研究,从晚清湖南社会具体变迁过程中去细化湘军研究。在绪论中本文阐述了选题意义及价值,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以来国内外有关湘军与湖南社会的研究成果作了详细的述评,然后概括了本文的研究方法与思路,并总结了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本文的框架与主要内容。本文主体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述湘军兴起与湖南社会的原因,下篇论述湘军兴起之后对湖南社会的影响。在上篇第一章中,本文首先分析嘉道时期湖南经济结构的特点。认为这些特点对湘军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湖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湘军的兴起可能提供了物质上的基础；嘉道时期湖南社会经济的困境与贫困化迫使湖南社会中小地主阶级和农民寻找出路,投身湘军；最后湖南经济结构受到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的冲击也对湘军兴起的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第二章里,本文首先分析了嘉道时期湖南社会结构的特点,认为嘉道时期湖南社会结构对湘军兴起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是自然地理因素、民族因素、移民因素等特点造成了湖南社会的地方社会权力运作体系有别于他省的情况；第二是国家控制的弱化、湖南团练的发展为湘军的兴起提供了生存空间和组织、军事基础；第三湖南地方社会权力空间中族权与绅权的扩张为湘军的兴起提供了组织准备。第三章本文首先分析了湖南社会主流文化观念与嘉道时期湖南社会的民间信仰与民风,本文认为嘉道时期湖南社会文化观念对湘军兴起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文化观念的对立为湘军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二是经世致用学风对湘军将领的建军作战产生了重要影响；三是晚清湖南士人的交游为湘军将领群体的兴起提供了前提；四是湖南社会文化观念对湘军集体性格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在下篇第四章中本文主要论述了湘军的兴起对晚清湖南经济变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湘军的兴起使得湖南土地占有情况发生了变化；二是湘军的兴起促使了湖南厘金和捐输的兴起,这也对湖南经济变迁产生了影响；三是湘军兴起促使了湖南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促使了湖南社会经济发展中一些新的经济因素的产生。第五章本文首先本文分析了湘军的兴起对晚清湖南社会阶层变迁和国家对湖南地方社会控制的减弱的状况,具体表现在地方社会权力空间中族权、绅权的进一步增强和地方社会的逐渐失范与秘密社会的发展,这也造成了其后湖南社会长期的动荡不安与乡村的武化。第六章本文探讨了湘军的兴起对晚清湖南社会文化观念变迁的影响。本文认为湘军兴起促进了湖南教育文化的发展和近代湖南人才的兴盛,对湖南士人而言,湘军的兴起巩固了程朱理学在湖南社会的学术统治地位,并造成了湖南士人卫道的文化心理,对经世致用学风的发扬与继承,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加强,湖南士人保守意识的增强以及“重农轻商”文化心理的转变,同时,湘军的兴起也激发了众多湖南人热心于习武从军的社会心理造成了湖南社会追求奢靡,注重享受的风俗。结语部分从国家视野下的湘军与湖南社会、“总体史”和“长时段”三方面总结深化了本文的研究。
二、永顺县“长治”工程的成效及作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永顺县“长治”工程的成效及作法（论文提纲范文）
（2）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创新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 |
| 一、苗族文化的概念界定 |
| 二、生态贫困的概念界定 |
| 三、生态扶贫的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贫困与反贫困的研究 |
| 二、文化与贫困的研究 |
| 三、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的研究 |
| 四、民族文化与生态扶贫的研究 |
| 第二章 子腊村概况 |
| 第一节 选点理由 |
| 第二节 子腊村的生态、生产与生计 |
| 一、子腊村的生态 |
| 二、子腊村的生产 |
| 三、子腊村的生计 |
| 第三节 子腊村的民族与文化 |
| 一、子腊村的民族 |
| 二、子腊村的文化 |
| 第四节 子腊村的“贡米” |
| 一、“子腊贡米”的含义 |
| 二、“子腊贡米”的发现 |
| 三、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
| 第三章 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脱嵌 |
| 第一节 “子腊贡米”系统嵌合关键环节的衰落 |
| 第二节 传统文化价值兑现受阻推动偏离 |
| 第三节 外来不契合文化的偏离影响 |
| 第四章 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演替背向 |
| 第一节 无法成钢的废铁与自然灾害的频发 |
| 第二节 工业文化的冲击与生态污染的加剧 |
| 第三节 苗族织绣的衰落与生物多样性的弱化 |
| 第四节 苗族歌舞边缘化与相关文化传承隐忧 |
| 第五章 国家权力的误伤与民族文化的无序 |
| 第一节 国家粮食政策变迁与贡米文化混乱 |
| 第二节 国家林业政策实行与传统林、猎文化衰败 |
| 第三节 过往扶贫政策的遗憾与传统文化的错位 |
| 第四节 国家权力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 第六章 资本市场的牵引与民族文化的错位 |
| 第一节 市场需求锐减与传统文化产品裁汰 |
| 第二节 经济观念影响与传统教育观念改变 |
| 第三节 市场资本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 第四节 民间力量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 第七章 子腊村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子腊贡米”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贡米”系统的生态与经济价值 |
| 二、复兴“子腊贡米”系统促进生态扶贫的对策 |
| 第二节 苗族织绣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村苗族织绣的生态与经济价值 |
| 二、苗族织绣助推生态扶贫潜力的挖掘 |
| 第三节 苗族歌舞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村苗族歌舞的生态和经济价值 |
| 二、开发苗族歌舞产业推进生态扶贫的思路 |
| 第四节 苗族宗教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村苗族宗教的生态和经济价值 |
| 二、苗族宗教参与生态扶贫的思路 |
| 第五节 生态扶贫的文化资本 |
| 一、文化资本与生态扶贫 |
| 二、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原则 |
| 三、生态扶贫中文化资本的运用和转化 |
| 第八章 生态扶贫中的文化博弈 |
| 第一节 生态扶贫中的国家权力机构 |
| 一、各级国家权力机构的角色定位、权力及职能 |
| 二、国家权力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 三、借助国家权力推进生态扶贫的建议 |
| 第二节 生态扶贫中的市场资本 |
| 一、市场资本博弈的立场分析 |
| 二、市场资本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 三、苗族文化借助市场资本参与生态扶贫的建议 |
| 第三节 生态扶贫中的民间力量 |
| 一、民间力量博弈的立场分析 |
| 二、民间力量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 三、苗族文化借助民间力量推进生态扶贫的建议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花垣县森林年末实有面积表 |
（3）从爵本位到官本位—十至十五世纪越南官制变迁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起源与创制——李朝之前古代越南官制概述 |
| 第一节“北属时代”——中国汉唐官制的导入 |
| 一、起源——汉代地方官制的施行 |
| 二、深入发展——唐代地方官制的影响 |
| 第二节 攀附华夏——吴、丁、前黎朝官制（939-1009） |
| 一、吴、丁、前黎三朝的政治权力结构 |
| 二、吴、丁、前黎三朝之官制 |
| 第二章“爵本位”为中心的等级制构建 ——李朝官制（1009-1224） |
| 第一节 李朝的政治权力结构 |
| 第二节 李朝官制概述 |
| 一、爵位系统 |
| 二、行政职官系统 |
| 三、僧、道官系统 |
| 四、李朝官制体系的“爵本位”特色 |
| 第三章“爵本位”的赓续与儒家职官阶层的崛起——陈朝、胡朝官制（1225-1407） |
| 第一节 陈朝职官系统 |
| 一、中枢决策职官系统 |
| 二、司法监察职官系统 |
| 三、地方职官体系 |
| 四、武官职官体系 |
| 五、近侍官职官体系 |
| 六、源自中国之陈朝职官机构及名称略考 |
| 第二节 陈朝的爵位系统 |
| 一、爵位系统等级设置情况 |
| 二、陈朝爵位的功能与特点 |
| 第三节 陈朝官品、阶官、勋官、僧道官系统 |
| 一、官品、阶官、勋官系统 |
| 二、僧、道官系统 |
| 第四节 陈朝官制的爵本位特色 |
| 第五节 陈朝儒家职官阶层的崛起 |
| 第六节 胡季犁“官本位”取向的官制改革 |
| 一、胡季犁改革的时代背景—陈朝末年的社会危机 |
| 二、胡季犁改革之措施——强化中央集权 |
| 第四 章官本位体制的最终确立 —— 属明时期与黎初官制（1407-1497） |
| 第一节 集权官僚制的强力推行—明朝管辖下的安南 |
| 第二节 回归传统与走向改革—后黎朝早期之官制（1428-1459） |
| 一、陈朝官制之恢复 |
| 二、中央集权国家体制的确立 |
| 三、“武人宰相”与“文臣登用”并行的官僚政体 |
| 第三节 文官主导官僚制的确立—黎圣宗的改革与“洪德官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4）湘西土家族建筑演变的适应性机制研究 ——以永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尝试建立基于环境本位的建筑观 |
| 1.1.2 城镇化进程中，针对地区特色危机进行的抢救性研究 |
| 1.1.3 全球化语境下，探索民族文化发展的多元化路径 |
| 1.2 研究内容与对象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长时段的研究方法 |
| 1.3.2 融贯综合的研究方法 |
| 1.3.3 微观个案与宏观视野相结合 |
| 1.3.4 田野调查与方志研究相结合 |
| 1.4 研究综述与论文创新点 |
| 1.4.1 适应性相关研究 |
| 1.4.2 土家族及土家族建筑相关研究 |
| 1.4.3 论文创新点 |
| 1.5 研究框架 |
| 第2章 适应性的理论与思想 |
| 2.1 适应性的阐释 |
| 2.1.1 适应的基本释义 |
| 2.1.2 达尔文进化论的“适者生存” |
| 2.1.3 斯图尔德的“文化适应” |
| 2.1.4 麦克哈格的“适应标准” |
| 2.1.5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适应观 |
| 2.1.6 人居环境科学中的适应性基础 |
| 2.1.7 可持续发展观中的适应性要求 |
| 2.2 建筑的适应性 |
| 2.2.1 基本涵义 |
| 2.2.2 集群性 |
| 2.2.3 普遍性与相对性 |
| 2.2.4 时态性与时段性 |
| 2.2.5 互动性与共生性 |
| 2.2.6 中性与多维性 |
| 2.2.7 自组织性与可调控性 |
| 2.3 建筑适应性机制的基本要素 |
| 2.3.1 建筑与自然环境 |
| 2.3.2 建筑与社会文化环境 |
| 2.3.3 建筑与经济技术环境 |
| 2.3.4 自然选择与人工选择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湘西土家族地区的适应性背景 |
| 3.1 湘西及永顺的自然地理概况 |
| 3.1.1 地理气候 |
| 3.1.2 自然资源 |
| 3.2 土家族的基本情况 |
| 3.2.1 土家族概况 |
| 3.2.2 土家族族源 |
| 3.2.3 土家族的形成时间 |
| 3.3 湘西土家族地区的历史沿革及研究阶段划分 |
| 3.3.1 溪州之役以前——形成时期 |
| 3.3.2 溪州之役至鸦片战争——成熟时期 |
| 3.3.3 鸦片战争之后——变迁时期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永顺土家族村寨的适应性演变 |
| 4.1 形成时期 |
| 4.2 成熟时期 |
| 4.2.1 村寨选点 |
| 4.2.2 山环水绕：老司城 |
| 4.2.3 山冈之巅：双凤村 |
| 4.2.4 枕山面水：劳庄 |
| 4.2.5 两山之间：龙西湖 |
| 4.2.6 太极之势：小干溪 |
| 4.2.7 开门见山：那丘 |
| 4.2.8 小结 |
| 4.3 变迁时期 |
| 4.3.1 形态异质 |
| 4.3.2 交通升级 |
| 4.3.3 结构离散 |
| 4.3.4 规模矛盾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永顺土家族民居与宗教建筑的适应性演变 |
| 5.1 形成时期 |
| 5.1.1 穴居 |
| 5.1.2 巢居 |
| 5.1.3 半地穴和早期地面建筑 |
| 5.1.4 早期干栏建筑 |
| 5.1.5 小结 |
| 5.2 成熟时期 |
| 5.2.1 从叉木架屋到木构瓦房 |
| 5.2.2 传统民居的平面功能 |
| 5.2.3 传统民居的结构形式 |
| 5.2.4 传统民居的材料构造 |
| 5.2.5 典型宗教建筑 |
| 5.2.6 小结 |
| 5.3 变迁时期 |
| 5.3.1 传统民居的变迁 |
| 5.3.2 新民居的出现 |
| 5.3.3 宗教建筑的极端异化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适应性机制之自然环境的选择作用 |
| 6.1 形成时期：凸显制约 |
| 6.1.1 聚落：选址的绝对依赖 |
| 6.1.2 住所：基本需求的物化 |
| 6.2 成熟时期：均衡理应 |
| 6.2.1 村寨之“理” |
| 6.2.2 民居之“应” |
| 6.3 变迁时期：自主分化 |
| 6.3.1 自然环境的生态异化 |
| 6.3.2 村寨的自主生长 |
| 6.3.3 民居的游离分化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适应性机制之社会文化环境的选择作用 |
| 7.1 形成时期：蒙昧野蛮 |
| 7.1.1 朴素的氏族部落文化：原始的住居 |
| 7.1.2 征战频繁，社会动荡：部落聚居的维持 |
| 7.2 成熟时期：有机凸显 |
| 7.2.1 民族共同文化和心理的形成 |
| 7.2.2 文化涵化 |
| 7.3 变迁时期：徘徊之间 |
| 7.3.1 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 |
| 7.3.2 民族主体意识的徘徊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适应性机制之经济技术环境的选择作用 |
| 8.1 形成时期：原始萌芽 |
| 8.1.1 渔猎采集到原始农耕：定居的可能 |
| 8.1.2 陶器烧制到铁器锻打：材料的换代 |
| 8.2 成熟时期：稳定发展 |
| 8.2.1 封建地主经济的确立和发展 |
| 8.2.2 先进技术的传播 |
| 8.3 变迁时期：复杂凸显 |
| 8.3.1 经济体制的转型 |
| 8.3.2 技术结构的杂糅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湘西土家族建筑演变的适应性机制与调适 |
| 9.1 湘西土家族建筑适应性演变的特点 |
| 9.2 湘西土家族建筑演变的适应性机制 |
| 9.2.1 共同进化与螺旋式演变 |
| 9.2.2 选择限度与短板效应 |
| 9.2.3 自然选择与人工选择 |
| 9.2.4 建筑适应性机制的框架 |
| 9.3 湘西土家族建筑发展的适应性调适 |
| 9.3.1 环境要素选择作用的均衡协调 |
| 9.3.2 建筑要素的更新引导与重点保护 |
| 9.4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图表说明 |
| 致谢 |
| 附录A 永顺县志及调研相关内容（第 6、7 章附表） |
| 附录B 湘西苗族建筑测绘图（预调研部分成果） |
| 附录C 调查问卷（选样）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清朝治理湘西研究（1644-184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关于清朝国家历史进程与区域治理的研究 |
| 二、区域民族史：民族史研究的区域视角 |
| 三、湘西区域以及相关研究述评 |
| 第二节 基本问题说明 |
| 一、本文所界定的“湘西” |
| 二、本文所界定的“湘西苗疆” |
| 三、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论文基本框架 |
| 第二章 自然、区域历史及其多元文化格局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区位与地缘政治结构 |
| 一、既封闭又开放的自然地理区位 |
| 二、联通西南与中原的地缘政治结构 |
| 第二节 区域历史进程：王朝治理的过境性 |
| 一、战国时期的秦楚之争 |
| 二、两汉时期的叛服与剿抚 |
| 三、三国至五代的割据时代 |
| 四、两宋至元明的治理格局 |
| 第三节 湘西的多元文化格局 |
| 一、“土王的子民” |
| 二、“生苗”与“熟苗” |
| 三、汉人移民 |
| 第三章 确立统治与开辟苗疆：顺治康熙时期对湘西的治理 |
| 第一节 清初确立统治与稳定秩序 |
| 一、顺治朝确立统治 |
| 二、康熙朝稳定秩序 |
| 第二节 清初的土司制度以及对湘西土司的治理 |
| 一、清初的土司制度 |
| 二、清初对湘西土司的治理 |
| 第三节 康熙朝开辟湘西苗疆 |
| 一、开辟的原因 |
| 二、开辟的过程及结果 |
| 三、开辟苗疆后的治理：基于重修边墙的讨论 |
| 第四章 “改土归流”与“禁例废弛”：雍正乾隆时期对湘西的治理 |
| 第一节 西南“改土归流”与“苗疆开辟”下的湘西治理 |
| 一、雍正朝西南“改土归流”与“苗疆开辟” |
| 二、雍正朝对湘西土司的“改土归流” |
| 三、进一步开辟湘西苗疆 |
| 第二节 “改土归流”后的湘西治理：基于“苗疆禁例”的考察 |
| 一、“苗疆禁例”与“苗例” |
| 二、“苗疆禁例”之于湘西：乾隆朝的湘西治理 |
| 第三节 湘西社会变化 |
| 一、地方行政设置转变引发地方社会治理的转变 |
| 二、汉民迁入导致湘西人群结构的变化 |
| 第五章 乾嘉起义与善后治理：嘉庆道光时期对湘西的治理 |
| 第一节 乾嘉苗民起义以及原因分析 |
| 一、乾嘉苗民起义前的湘西社会矛盾 |
| 二、乾嘉苗民起义的过程及结果 |
| 第二节 从和琳到傅鼐的“苗疆善后治理” |
| 一、“清厘界址、民苗分隔”：和琳的“苗疆善后六条” |
| 二、“修边”“练勇”“屯田”“办学”：傅鼐治理苗疆措置 |
| 三、对傅鼐治理苗疆措置之评价 |
| 第三节 道光年间对湘西的治理 |
| 结论与讨论 |
| 一、有关区域治理与地方史关系的思考 |
| 二、对西方有关中国西南区域历史研究的简单回应 |
| 三、基于王朝国家对区域治理的思考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民国时期土家族地区土匪活动与社会控制 ——以酉水流域宣恩、来凤、龙山三县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本研究的意义 |
| 二、 相关问题研究的学术前史 |
| （一） 研究历史与现状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
| 三、 本文主旨、内容及创新 |
| （一） 本文主旨内容 |
| （二） 可能的创新 |
| 四、 本研究借用的理论与方法 |
| （一） 本研究借用的理论 |
| （二） 本研究采用的方法 |
| 五、 相关问题的说明 |
| （一） 研究区域概况与调查点选定 |
| （二） 土匪定义 |
| （三） 其它说明 |
| 第一章 土家族地区土匪概述 |
| 一、 民国以前相关记载与传说 |
| 二、 民国时期土匪的分类、组织结构与规模 |
| （一） “黑棒” |
| （二） “毛狗强盗” |
| （三） “边棚”和“总棚” |
| （四） “团匪” |
| 三、 土匪群体的主要特征 |
| （一） 年龄相对集中 |
| （二） 少数女性为匪 |
| （三） 来源地本地为主 |
| 四、 民国时期土匪的发展阶段 |
| （一） 弥散阶段（1912-1927） |
| （二） 隐伏阶段（1927-1936） |
| （三） 重起和对峙阶段（1936-1945） |
| （四） 失控阶段（1945-1949） |
| （五） 消亡阶段（1949-1953） |
| 五、 调查区民国着名匪首案例 |
| （一） 宣恩县侯唯一 |
| （二） 来凤县向卓安 |
| （三） 龙山县瞿伯阶 |
| 六、 小结 |
| 第二章 土家族地区土匪主要活动及文化 |
| 一、 土匪活动主要内容 |
| （一） 强派 |
| （二） 捉码圈羊 |
| （三） 设卡堵路 |
| （四） 打家劫舍 |
| （五） 强占奸淫 |
| （六） 关圈劫场 |
| 二、 土匪活动中的文化 |
| （一） 黑话暗语 |
| （二） 纪律禁忌 |
| （三） 娱乐生活 |
| 三、 土匪活动的特点 |
| （一） 地域边缘性 |
| （二） 参与广泛性 |
| （三） 鸦片依赖性 |
| （四） 帮会融合性 |
| 四、 小结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土匪活动形成的影响因素 |
| 一、 特殊的自然因素 |
| （一） 多省边缘地带 |
| （二） 西南大通道 |
| （三） 高山、密林与溶洞 |
| （四） 自然灾害频繁 |
| 二、 因承相传的文化因素 |
| （一） 独特的民族性格 |
| （二） 居住格局与强宗大族 |
| （三） 帮会文化的渗透 |
| 三、 转型期复杂的社会因素 |
| （一） 乡村社会生存危机 |
| （二） 乡村士绅阶层社会功能变化 |
| （三） 政权更迭、军阀混战与地方政权势弱 |
| （四） 剿匪部队的劣化与骚扰 |
| （五） 乡村社会武装组织频起与失控 |
| （六） 抗战时期的兵役需求 |
| （七） 急速增加的土特产贸易 |
| （八） 鸦片的广泛种植 |
| 四、 小结 |
| 第四章 围绕土匪活动展开的相关控制 |
| 一、 地方政权对土匪活动控制 |
| （一） 联防与清乡 |
| （二） 登记民枪 |
| （三） 禁烟禁毒 |
| （四） 军事清剿与招安 |
| 二、 乡村社会对土匪活动控制 |
| （一） 兴神兵抗“棒匪” |
| （二） 组建武装自保 |
| （三） 修“寨堡”躲避散匪 |
| （四） 购枪自卫 |
| （五） 商人巴结土匪避祸 |
| （六） 百姓庇匪、捧匪 |
| 三、 地方政权与乡村社会联动对土匪活动控制 |
| （一） 联动的机制 |
| （二） 联动打击 |
| （三） 联动防御 |
| （四） 联动改造与监管 |
| 四、 小结 |
| 第五章 土匪的反控制活动 |
| 一、 土匪对乡村社会反控制 |
| （一） 暗通乡保 |
| （二） 割据自治 |
| （三） 清除异己 |
| （四） 强种鸦片 |
| （五） 滥发流通票据 |
| （六） 武装走私 |
| （七） 抢掠商人 |
| （八） 私造军械 |
| （九） 匪化神兵 |
| 二、 土匪对地方政权反控制 |
| （一） 对军队的打劫与接纳 |
| （二） 与军队的交易与互通 |
| （三） 对地方政权的渗透 |
| （四） 干涉各级政权 |
| （五） 招安时委蛇 |
| 三、 小结 |
| 第六章 土家族地区土匪活动的社会影响 |
| 一、 土匪活动与本地区的武化趋势 |
| 二、 土匪活动与贫困化加剧 |
| （一） 劳动力锐减和土地荒芜 |
| （二） 传统农耕减少 |
| （三） 劳动产品的恶性单向流动 |
| 三、 土匪活动与乡村无产者规模扩大 |
| 四、 土匪活动与本地区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
| （一） 社会分层迟滞 |
| （二） 社会流动异常 |
| （三） 武装势力的恶性膨胀 |
| 五、 土匪活动与民间控制系统的变化 |
| （一） 传统道德风尚的扭曲 |
| （二） 宗族组织功能的变化 |
| （三） 国家代理系统的匪化 |
| （四） 帮会组织的扩散与蔓延 |
| 六、 小结 |
| 结语：关于民国时期土匪活动相关问题的一些思考 |
| 一、 土匪群体本质与土匪活动产生的社会根源思考 |
| （一） 土匪群体本质 |
| （二） 社会根源 |
| 二、 土匪活动形成机制的思考 |
| 三、 民国时期土匪活动控制策略与控制成效的思考 |
| （一） 控制策略 |
| （二） 控制成效 |
| 四、 “保护型土匪”的思考 |
| 五、 土匪与社会互动模式与结构的思考 |
| 六、 土匪问题研究对转型期民族地区社会管理的启示 |
| （一） 要明确执政理念，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为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领导机制” |
| （二） 要关注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为社会矛盾提供“排解机制” |
| （三） 要加强司法能力建设，及时有效打击恶性犯罪，为社会稳定提供“保 护机制”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A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附录 B 在读期间主持与参与的主要研究项目 |
（7）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构建与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研究背景及述评 |
| 1.1 问题的缘起及概念 |
| 1.1.1 问题的缘起 |
| 1.1.2 传统聚落及其景观 |
| 1.1.3 景观基因及其图谱 |
| 1.2 国外研究述评 |
| 1.2.1 景观形态学方面的研究 |
| 1.2.2 聚落类型学方面的研究 |
| 1.2.3 历史学或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研究 |
| 1.3 国内研究述评 |
| 1.3.1 形态学角度的研究 |
| 1.3.2 类型学角度的研究 |
| 1.3.3 聚落学方面的研究 |
| 1.3.4 乡土建筑方面的研究 |
| 1.3.5 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研究 |
| 1.3.6 旅游经济学方面的研究 |
| 第二章 研究内容、方法及创新价值 |
| 2.1 研究内容 |
| 2.1.1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表达和提取 |
| 2.1.2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建立 |
| 2.1.3 传统聚落景观的区系和特征 |
| 2.1.4 传统聚落景观的保护和利用 |
| 2.2 研究框架 |
| 2.2.1 基本框架 |
| 2.2.2 框架分析 |
| 2.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2.3.1 研究方法 |
| 2.3.2 技术路线 |
| 2.4 研究目标和意义 |
| 2.4.1 研究目标 |
| 2.4.2 研究意义 |
| 2.5 特色和创新之处 |
| 2.5.1 选题特色 |
| 2.5.2 主要创新之处 |
| 第三章 中国传统聚落景观的演变及其基本形态 |
| 3.1 中国传统村落景观的演变 |
| 3.1.1 远古村落的雏形 |
| 3.1.2 古代岩画中的村落景观与形态 |
| 3.1.3 古代诗画中的古村落景观 |
| 3.1.4 古村落景观演变的缩影 |
| 3.2 中国传统城镇景观的演变 |
| 3.2.1 早期的聚邑及其体系 |
| 3.2.2 早期的城池及其形态 |
| 3.2.3 先秦城市景观与形态 |
| 3.2.4 秦汉城市景观与形态 |
| 3.2.5 三国至隋唐城市景观与形态 |
| 3.2.6 宋代城市景观与形态 |
| 3.2.7 元明清城市景观与形态 |
| 3.2.8 近现代城市景观与形态 |
| 第四章 中国传统聚落文化景观的基因表达与景观识别 |
| 4.1 聚落景观基因的理论方法 |
| 4.1.1 确认聚落景观基因的原则 |
| 4.1.2 聚落景观基因的分类 |
| 4.1.3 识别聚落景观基因的方法 |
| 4.1.4 聚落景观基因的识别 |
| 4.2 传统聚落文化景观的基因分析 |
| 4.2.1 原始崇拜中隐含的文化基因 |
| 4.2.2 民间艺术中隐含的文化基因 |
| 4.2.3 传统建筑景观中隐含的文化基因 |
| 4.3 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区域识别系统 |
| 4.3.1 景观要素的确定 |
| 4.3.2 聚落景观的识别 |
| 4.4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识别---以客家聚落为例 |
| 4.4.1 民居特征的识别 |
| 4.4.2 布局形态的识别 |
| 4.4.3 主体性公共建筑的识别 |
| 4.4.4 参照性环境因子的识别 |
| 4.4.5 客家装饰的识别 |
| 4.4.6 其他基因的识别 |
| 4.5 基于地学视角聚落景观基因解析 |
| 4.5.1 自然条件 |
| 4.5.2 客家精神 |
| 4.5.3 传统观念 |
| 4.5.4 历史文化交融 |
| 4.5.5 社会氛围 |
| 4.6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原型及其变异特点 |
| 5.1 早期聚落的功能及形态 |
| 5.1.1 防御性原始聚落的形成 |
| 5.1.2 方形城邑的出现 |
| 5.2 中国人的天地观念和宇宙图式 |
| 5.2.1 宇宙即建筑 |
| 5.2.2 天圆地方 |
| 5.2.3 聚落的宇宙表达 |
| 5.3 《考工记·匠人营国》的城市形制 |
| 5.3.1 《考工记·匠人营国》简介 |
| 5.3.2 《考工记·匠人营国》的主要内容 |
| 5.3.3 《考工记·匠人营国》的关键点 |
| 5.4 中国传统聚落景观的基因原型 |
| 5.4.1 围合型基因 |
| 5.4.2 方正形基因 |
| 5.4.3 中轴性基因 |
| 5.5 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变异 |
| 5.5.1 平面形态基因的变异 |
| 5.5.2 立面形态基因的变异 |
| 第六章 中国传统城镇景观基因“胞—链—形”的图示表达与区域差异 |
| 6.1 图示表达的理念 |
| 6.1.1 图示概念 |
| 6.1.2 图示表达类型与方法 |
| 6.2 传统城镇景观基因的“胞—链—形”及其图示表达 |
| 6.2.1 古城镇景观基因“形” |
| 6.2.2 古城镇景观基因“链” |
| 6.2.3 古城镇景观基因“胞” |
| 6.3 我国传统城镇景观基因“胞—链—形”的区域差异 |
| 6.3.1 我国传统城镇景观基因“形”的区域差异 |
| 6.3.2 我国传统城镇景观基因“胞”的时空变异 |
| 6.3.3 我国古城镇景观基因“链”的区域差异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聚落景观特征及其基因分析 |
| 7.1 少数民族传统聚落景观的特征 |
| 7.1.1 聚族而居 |
| 7.1.2 向心性强 |
| 7.1.3 自我防御 |
| 7.1.4 尊重环境 |
| 7.2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识别 |
| 7.2.1 景观要素基因 |
| 7.2.2 聚落景观基因 |
| 7.2.3 原始图腾基因 |
| 7.2.4 标志性建筑基因 |
| 7.3 中国少数民族聚落景观基因的比较 |
| 7.3.1 建筑景观基因的比较 |
| 7.3.2 聚落景观基因的变异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基因图谱的构建 |
| 8.1 聚落文化景观“基因图谱”探索的意义 |
| 8.1.1 景观“基因图谱”的概念 |
| 8.1.2 景观“基因图谱”的意义 |
| 8.2 聚落景观基因平面图谱的构建 |
| 8.2.1 跨区域聚落景观基因平面图谱的构建 |
| 8.2.2 同一区域内聚落景观基因平面图谱的构建 |
| 8.3 聚落景观基因立面图谱的构建 |
| 8.3.1 跨区域聚落景观基因立面图谱的构建 |
| 8.3.2 同一区域内聚落景观基因立面图谱的构建 |
| 第九章 中国传统聚落景观的区系划分与影响要素 |
| 9.1 关于区系和区划的相关研究 |
| 9.1.1 区域与区系 |
| 9.1.2 文化区区划 |
| 9.2 与聚落景观区系相关的建筑区系研究 |
| 9.2.1 基于自然要素的建筑区划研究 |
| 9.2.2 基于人文背景的民居区划研究 |
| 9.2.3 基于民居建筑结构与谱系的研究 |
| 9.2.4 基于历史民系的区系类型研究 |
| 9.3 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区划的原则及技术问题 |
| 9.3.1 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区系划分的目的和意义 |
| 9.3.2 中国传统聚落景观的特点 |
| 9.3.3 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区系划分的基本原则 |
| 9.3.4 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区系划分的方法 |
| 9.3.5 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区系划分的指标体系 |
| 9.3.6 其他技术问题的处理 |
| 9.4 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区划的初步方案 |
| 9.4.1 方案构成 |
| 9.4.2 方案内容 |
| 9.5 影响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区景观基因识别的基本要素 |
| 9.5.1 心理要素 |
| 9.5.2 生态要素 |
| 9.5.3 美学要素 |
| 9.5.4 环境要素 |
| 9.5.5 文化要素 |
| 9.5.6 时序要素 |
| 9.6 小结 |
| 第十章 GIS 在传统聚落保护及其景观基因管理中的应用 |
| 10.1 GIS 在传统聚落保护与管理中的应用 |
| 10.1.1 GIS 支持下的传统聚落宏观管理与保护 |
| 10.1.2 GIS 支持下的传统聚落微观管理模式 |
| 10.2 GIS 支持下的景观基因识别与提取 |
| 10.2.1 景观基因识别与提取的技术方案 |
| 10.2.2 传统聚落景观要素的GIS 提取 |
| 10.2.3 景观基因数据库的建立 |
| 10.2.4 景观基因的识别 |
| 10.3 GIS 支持下的景观基因的表达 |
| 10.3.1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3D 构件库 |
| 10.3.2 基于景观基因的传统聚落虚拟重建的方法 |
| 10.4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GIS 管理机制与实现途径 |
| 10.4.1 景观基因在GIS 中的逻辑原型 |
| 10.4.2 基于GIS 的景观基因信息模型的构建 |
| 10.4.3 景观基因信息的提取机制 |
| 10.4.4 景观基因的数据管理机制 |
| 第十一章 基于景观基因完整性理念的传统聚落景观保护与开发 |
| 11.1 景观基因完整性的内涵 |
| 11.1.1 景观的内涵 |
| 11.1.2 景观的基因 |
| 11.1.3 景观基因的完整性 |
| 11.2 提出景观基因完整性理念的意义 |
| 11.2.1 对传统聚落保护与开发中现存问题的反思 |
| 11.2.2 符合传统聚落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 |
| 11.3 基于景观基因完整性理念的传统聚落保护与开发措施 |
| 11.3.1 摸清传统聚落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家底 |
| 11.3.2 准确定位传统聚落的历史文化价值 |
| 11.3.3 充分挖掘传统聚落价值的可展示性景观基因 |
| 11.3.4 科学评估传统聚落即有景观基因的完整性 |
| 11.3.5 构建完整的景观基因体系 |
| 11.3.6 加强配套措施 |
| 11.4 小结 |
| 第十二章 “景观信息链”理论及其在历史文化聚落旅游规划中的运用 |
| 12.1 “景观信息链”理论的内涵 |
| 12.1.1 景观信息链理论的“一目标” |
| 12.1.2 景观信息链理论的“三要素” |
| 12.1.3 景观信息链理论的“两途径” |
| 12.2 “景观信息链”理论在历史文化聚落旅游规划中的实践 |
| 12.2.1 王村古镇文化旅游规划中的“景观信息链”理论的运用 |
| 12.2.2 碛口古镇文化旅游规划中的“景观信息链”理论的运用 |
| 12.3 “景观信息链”理论对现代文化旅游地规划的启示 |
| 12.3.1 挖掘景观的特征信息 |
| 12.3.2 剖析景观的文化基因 |
| 12.3.3 恢复景观的历史记忆 |
| 12.3.4 厘定景观之间的关联 |
| 12.3.5 构建景观信息廊道 |
| 12.3.6 定位文化旅游地形象 |
| 12.4 小结 |
| 第十三章 主要结论及问题 |
| 13.1 主要结论 |
| 13.2 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件一 论文完成人在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期间（2007.9-2011.6）的相关科研情况 |
| 致谢 |
（8）近代湘西的开发与社会变迁研究 ——从区域史视角观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课题研究依据及范围的界定 |
| 一、课题研究缘由与依据 |
| 二、课题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
| 第二节 课题研究的学术动态及意义 |
| 一、课题研究的学术动态概述 |
| 二、课题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课题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课题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三、课题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近代以前的湘西开发及社会历史特征 |
| 第一节 区域史视野下的开发史研究 |
| 一、何谓区域史视野 |
| 二、开发、区域开发和区域开发史 |
| 三、社会历史变迁 |
| 第二节 湘西的自然人文环境与早期文明 |
| 一、湘西的自然地理环境 |
| 二、湘西的族群来源与分布 |
| 三、湘西的史前文明与早期开发 |
| 第三节 古代湘西的开发与社会历史特征 |
| 一、古代湘西开发的历史概况 |
| 二、古代湘西的社会历史特征 |
| 三、古代湘西开发的历史经验 |
| 第三章 晚清时期湘西开发的历史与社会 |
| 第一节 商品贸易带动特色产业开发 |
| 一、桐油贸易催生油桐种植、加工及相关产业 |
| 二、农村开始商品化进程,自然经济受到冲击 |
| 三、农村经济的畸形开发 |
| 第二节 近代工商业和社会事业的新发展 |
| 一、手工业的发展 |
| 二、矿业资源的开发 |
| 三、商业和社会事业的新发展 |
| 第三节 近代教育和文化事业的新发展 |
| 一、晚清时期湘西近代学校教育的兴办 |
| 二、人才辈出和留学教育的兴起 |
| 第四节 晚清湘西的社会变迁 |
| 一、经济—社会发生变迁 |
| 二、教育开放重塑新的社会力量 |
| 三、西方宗教文化的传入催生新的社会事象 |
| 第四章 北洋军阀时期湘西开发的历史与社会 |
| 第一节 辛亥革命及其对湘西开发的历史影响 |
| 一、辛亥革命在湘西的胜利 |
| 二、辛亥革命后湘西社会的政治状态 |
| 三、辛亥革命后湘西新式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发与发展 |
| 第二节 北洋军阀时期湘西经济的历史状况 |
| 一、军阀割据称雄破坏经济环境 |
| 二、苛捐杂税繁重抑制经济活力 |
| 三、湘西人民抗捐税斗争表明社会更加动荡 |
| 四、新式国民教育发展缓慢 |
| 第五章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湘西开发的历史与社会 |
| 第一节 民国初年至抗战初期的湘西开发 |
| 一、社会事业的初步发展 |
| 二、特色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
| 三、商业贸易的进一步繁荣 |
| 四、现代国民教育的初步发展 |
| 五、陈渠珍对湘西的治理与开发 |
| 第二节 抗战及民国后期的湘西开发 |
| 一、战时国民政府对湘西开发的重视 |
| 二、战时人员内迁对湘西开发的拉动 |
| 三、张治中治湘时期的湘西开发 |
| 四、国民政府统治后期的湘西开发 |
| 第三节 西方宗教传播对湘西开发的影响 |
| 一、修教堂传播西方福音 |
| 二、办学校宣传西方文化 |
| 三、开医院兴办现代医疗事业 |
| 第四节 国民政府时期湘西社会历史变迁 |
| 一、教育发展的民族特色 |
| 二、"战时"的繁荣局面 |
| 三、历史发展水平总体较低 |
| 第六章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开发与社会变革 |
| 第一节 民国前期湘西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
| 一、农业生产水平极端落后 |
| 二、工业基础极其薄弱 |
| 三、商业贸易不发达 |
| 四、社会发展程度低 |
| 第二节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开发 |
| 一、制定经济开发政策 |
| 二、加强财政征收 |
| 三、发展苏区教育文化卫生 |
| 第三节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开发与建设 |
| 一、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
| 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开发 |
| 三、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 |
| 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社会事业的兴办与发展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9）湖南沅水流域古镇形态及建筑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及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选题意义 |
| 1.1.3 研究的创新点与可行性 |
| 1.2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1.2.1 研究范围 |
| 1.2.2 研究对象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既往研究 |
| 1.3.1 国外相关研究 |
| 1.3.2 国内相关研究 |
| 1.3.3 沅水流域古镇的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框架 |
| 1.4.3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第2章 沅水流域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概述 |
| 2.1 沅水流域概况 |
| 2.1.1 区划范围 |
| 2.1.2 干支流概况 |
| 2.1.3 区位交通 |
| 2.2 流域气候与水文特征 |
| 2.2.1 流域气候 |
| 2.2.2 水文特征 |
| 2.3 地理环境概况 |
| 2.3.1 地貌特征 |
| 2.3.2 山脉与盆地 |
| 2.4 经济发展动力与模式 |
| 2.4.1 得天独厚的水运交通 |
| 2.4.2 娴熟的农耕技术 |
| 2.4.3 独特的山区资源 |
| 2.5 多元文化融合 |
| 2.5.1 多民族杂居文化 |
| 2.5.2 多源流聚合文化 |
| 2.5.3 多时期共存文化 |
| 2.5.4 多地区移民文化 |
| 第3章 沅水流域古镇发展的历史沿革 |
| 3.1 古镇的起源 |
| 3.2 古镇的萌芽与孕育 |
| 3.2.1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要地,冶矿强国 |
| 3.2.2 秦汉时期:郡县统属,体系完备 |
| 3.2.3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偏安一隅,缓慢发展 |
| 3.2.4 隋唐时期:南进拓疆,暂露新貌 |
| 3.2.5 五代十国时期:战乱纷争,凝滞不前 |
| 3.3 古镇的初成 |
| 3.3.1 宋代:开府兴市,格局初定 |
| 3.3.2 元代:"分治"不均,"经制"腾飞 |
| 3.4 古镇的发展与鼎盛 |
| 3.4.1 明代:滇黔开发,高歌猛进 |
| 3.4.2 清代:"改土归流",架构终成 |
| 3.5 古镇的凝滞与短暂兴盛 |
| 3.5.1 鸦片泛滥,畸形兴盛 |
| 3.5.2 军阀割据,战乱频生 |
| 3.5.3 西洋渗透,多元多姿 |
| 3.5.4 抗战后方,短暂繁荣 |
| 3.6 古镇的衰败与复苏 |
| 3.6.1 交通变迁,故损新兴 |
| 3.6.2 大兴水利,风貌受损 |
| 3.6.3 旅游开发,古镇复兴 |
| 第4章 沅水流域古镇的类型、分布与选址 |
| 4.1 沅水流域古镇的类型 |
| 4.1.1 按市镇职能划分 |
| 4.1.2 按民族类型划分 |
| 4.1.3 按保护级别划分 |
| 4.2 沅水流域古镇的空间分布特点 |
| 4.2.1 沅水流域古镇的空间分布结构 |
| 4.2.2 沅水流域古镇的空间分布密度 |
| 4.2.3 影响沅水流域古镇分布的因素 |
| 4.3 沅水流域古镇的选址 |
| 4.3.1 选址原则 |
| 4.3.2 选址类型 |
| 4.3.3 选址特点 |
| 4.3.4 选址思想 |
| 第5章 沅水流域古镇的空间形态 |
| 5.1 沅水流域古镇空间构成要素 |
| 5.1.1 构成要素 |
| 5.1.2 要素意义 |
| 5.2 沅水流域古镇空间形态的演进 |
| 5.2.1 点状起源——码头 |
| 5.2.2 线性延伸——街道 |
| 5.2.3 面状成长——古镇 |
| 5.2.4 发展演进——新老镇区并置 |
| 5.3 沅水流域古镇形态类型及其特点 |
| 5.3.1 沅水流域古镇形态类型 |
| 5.3.2 古镇与河流的关系 |
| 5.3.3 古镇与山体的关系 |
| 5.3.4 古镇区与新镇区的关系 |
| 5.4 沅水流域古镇的空间序列关系与特点 |
| 5.4.1 空间序列关系 |
| 5.4.2 空间序列特点 |
| 5.5 沅水流域古镇的空间形态组合特征 |
| 5.5.1 组合要素的相似性 |
| 5.5.2 组合方式的趋同性 |
| 5.5.3 组合空间的生态性 |
| 第6章 沅水流域古镇的街巷 |
| 6.1 灵活多变的街巷结构 |
| 6.1.1 街巷构成要素 |
| 6.1.2 街与街的结构关系 |
| 6.1.3 街与巷的结构关系 |
| 6.2 宜人的街巷空间与尺度 |
| 6.2.1 街巷空间剖面元素 |
| 6.2.2 街巷空间断面组合 |
| 6.2.3 街巷比例与尺度 |
| 6.3 复合实用的街巷功能 |
| 6.3.1 交通联系功能 |
| 6.3.2 商业贸易功能 |
| 6.3.3 生活休闲功能 |
| 6.3.4 防洪排水功能 |
| 6.3.5 消防安全功能 |
| 6.3.6 调节微气候功能 |
| 6.4 多层交织的街巷界面 |
| 6.4.1 细腻丰富的侧界面 |
| 6.4.2 跌宕起伏的底界面 |
| 6.4.3 开合有度的顶界面 |
| 第7章 沅水流域古镇的建筑 |
| 7.1 建筑类型及其特点 |
| 7.1.1 按建筑功能划分 |
| 7.1.2 按空间布局划分 |
| 7.2 建筑空间与典型建筑形式 |
| 7.2.1 建筑空间要素的构成 |
| 7.2.2 建筑空间组合 |
| 7.2.3 典型的建筑形式 |
| 7.3 建筑技术与建构程序 |
| 7.3.1 建筑技术 |
| 7.3.2 建构程序 |
| 7.4 建筑立面、装饰与雕刻 |
| 7.4.1 建筑立面 |
| 7.4.2 建筑装饰 |
| 7.4.3 建筑雕刻 |
| 7.5 建筑材料、色彩与文化特性 |
| 7.5.1 建筑材料 |
| 7.5.2 建筑色彩 |
| 7.5.3 建筑文化特性 |
| 第8章 沅水流域古镇保护的现状与对策 |
| 8.1 沅水流域古镇保护的现状 |
| 8.1.1 缺乏流域类群文化整体保护的观念 |
| 8.1.2 缺乏与现代城镇建设的协调 |
| 8.1.3 缺乏有效的保护体系 |
| 8.2 沅水流域古镇保护的对策 |
| 8.2.1 保护原则 |
| 8.2.2 保护内容 |
| 8.2.3 保护方法 |
| 第9章 总结与展望 |
| 9.1 沅水作为古代沟通西南的交通孔道是该流域古镇产生的首要因素 |
| 9.2 沅水流域古镇沿"水轴发展方向"展开的空间分布特点 |
| 9.3 古镇形态的"流域决定性"和"码头主导性" |
| 9.4 建筑的多元文化融合性 |
| 9.5 从流域的范围对该地区古镇的文化形态和物质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 |
| 附录1 论文图表来源 |
| 附录2 参考文献 |
| 附录3 沅水流域古镇概况一览表 |
| 附录4 博士期间的主要论着、科研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10）湘军与晚清湖南社会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上篇:晚清湖南社会与湘军的兴起 |
| 第一章 嘉道时期湖南社会经济结构与湘军的兴起 |
| 一、农业经济的困境 |
| 二、相对单一的经济模式 |
| 三、嘉道时期湖南经济结构对湘军兴起的影响 |
| 第二章 嘉道时期湖南社会结构与湘军的兴起 |
| 一、嘉道时期湖南社会群体 |
| 二、嘉道时期湖南地方社会权力关系网络 |
| 三、嘉道时期湖南社会结构对湘军兴起的影响 |
| 第三章 嘉道时期湖南社会文化与湘军的兴起 |
| 一、嘉道时期湖南社会主流文化观念 |
| 二、嘉道时期民间信仰与民风 |
| 三、晚清湖南社会文化观念与湘军的兴起 |
| 上篇小结 |
| 下篇:湘军兴起对晚清湖南社会的影响 |
| 第四章 湘军的兴起对晚清湖南经济变迁的影响 |
| 一、湘军的兴起与湖南土地兼并的变化 |
| 二、湘军的兴起与湖南厘金 |
| 三、湘军的兴起与湖南捐输 |
| 四、湘军与湖南手工业的发展 |
| 五、湘军兴起与湖南商品经济的发展 |
| 第五章 湘军的兴起与晚清湖南社会结构的变迁 |
| 一、湘军的兴起与社会阶层的变迁 |
| 二、国家对地方社会控制的减弱与地方社会权力关系网络的变化 |
| 三、晚清湖南地方社会的逐渐失范与秘密社会的发展 |
| 第六章 湘军的兴起与晚清湖南社会文化观念的变迁 |
| 一、湘军的兴起与晚清湖南社会主流文化观念的变迁 |
| 二、湘军的兴起与晚清湖南社会民风的变迁 |
| 下篇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四、永顺县“长治”工程的成效及作法（论文参考文献）
- [1]土家族民俗音乐文化史研究[D]. 苏振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21
- [2]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D]. 陈茜. 吉首大学, 2018(02)
- [3]从爵本位到官本位—十至十五世纪越南官制变迁史研究[D]. 梁允华. 郑州大学, 2015(10)
- [4]湘西土家族建筑演变的适应性机制研究 ——以永顺为例[D]. 周婷. 清华大学, 2014(09)
- [5]清朝治理湘西研究（1644-1840）[D]. 张振兴. 中央民族大学, 2013(11)
- [6]民国时期土家族地区土匪活动与社会控制 ——以酉水流域宣恩、来凤、龙山三县为中心[D]. 莫代山. 中南民族大学, 2012(06)
- [7]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构建与应用研究[D]. 刘沛林. 北京大学, 2011(09)
- [8]近代湘西的开发与社会变迁研究 ——从区域史视角观察[D]. 龙先琼. 湖南师范大学, 2011(11)
- [9]湖南沅水流域古镇形态及建筑特征研究[D]. 周红. 武汉理工大学, 2011(12)
- [10]湘军与晚清湖南社会变迁[D]. 邵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