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今年棉种市场亟待加强管理（论文文献综述）
察应坤[1]（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指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史晓玲[2]（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认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王海广[3]（2018）在《全国经济委员会与西北开发（1931-1938）》文中认为民国时期,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绥远等省地处西北,交通闭塞,地方军阀斗争不断,经济发展落后。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旱灾对西北地区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土地荒芜,饿殍无数,村落荒废,时人曾言“西北是天之所忘”,可见当时社会经济情形之惨淡。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短时间内占领了东北地区,并向华北地区进军,步步蚕食中国领土,华北危机触动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核心利益。在国家危难之际,西北地区因地理位置、资源等因素被关注,被看作为抗战建国的后方基地,各界人士在公开场合、报纸上发表开发西北的言论,鼓动宣传开发西北对民族兴亡的重要性,西北开发的口号一时高唱入云,官方和非官方的社团、记者前往西北考察并拟定开发计划,供国民政府参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限于经济能力、国内形势,对西北开发有心无力,至1933年全国经济委员会改组成立之后,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情势有所转变。全国经济委员会为国民政府直辖的专业机构,掌理全国经济建设和发展计划的设计、审定及监督指导,以及特定经济建设或发展计划的直接实施。西北地区贫困落后的情形引起了全国经济委员会的高度关注,1934年,在其制定的年度计划中专辟“西北开发”一节,制定了开发计划,其计划并非面面俱到,而是依据其财力状况,视实际需求,选择已有计划、投资少、收益高、直接促进生产的项目进行开发。经过实地考察,全国经济委员会确定西北开发集中于公路建设、水利设施建设、棉产改良、畜牧业改良等方面,公路建设主要涉及陕甘两省交通要道西兰公路,沟通陕南、关中的西汉公路;水利设施主要涉及陕西的泾惠渠二期工程和洛惠渠工程,甘肃临洮的洮惠渠,宁夏的云亭渠,绥远的民生渠等工程;棉产改良主要涉及陕西省的棉产事业;畜牧业改良主要涉及甘肃、宁夏、青海三省的畜种改良、牧草改良、兽疫防治。以上开发活动有的取得一定成效,有的则因技术问题、设计问题或资金缺乏等原因未能实现之前计划制定的目标,但是这些西北开发措施为该地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应该值得肯定。七七事变后,因全国经济委员会所办业务与其他部门重合,南京国民政府为提高行政效率,整合机构职能,于1938年撤销全国经济委员会,其所办业务并未废弃,多被其他部门所接管。
卢徐明[4]（2018）在《抗战前陕西棉业与地方经济变迁》文中指出棉业是近代陕西最重要的产业之一,棉花的生产和贸易在当地社会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陕西棉业进行考察,对于丰富近代中国棉业史和陕西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有比较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本文以抗战爆发前的陕西棉业为研究对象,主要就近代社会经济变革大背景下陕西棉业的发展状况及其对地区经济变迁的影响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察。陕西有着适宜棉作的自然与社会社会环境,清末民初洋棉的引种使当地棉业得到了一定发展,但自1920年代后期开始,陕棉产销逐渐陷入困境。此时,国内其他地区棉业也同样面临着棉产短缺的难题,全国范围的棉业改良浪潮遂逐渐形成。开发西北背景下陕西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吸引了上海银行业投资陕西农村,这成为战前陕西棉业发展的重要背景。战前陕西植棉业的发展包含了植棉制度、资金、技术和经营方式等方面的内容。战前陕西棉产改进所的设立和省政府禁烟植棉措施的有力推行,为棉产改良提供了制度保障,商业银行的棉业贷款提供了一定数量的资金帮助。在此基础上,各地以棉花生产合作社为中心,围绕良种的选育、耕作方法的改进、新式农具的应用和棉花病虫害防治等内容进行了具体工作的开展。经过三四年左右的时间,陕西植棉面积得以扩大、棉花产量快速增加,棉花品质也得到较好提升。战前陕棉虽产丰品优,但省内消费数量微小,这成为陕棉外销的内部动因;国内郑沪等地纱厂对优质原棉的需求,是陕棉外销的外部诱因。战前陕棉分级、检验和打包等加工环节的改进,方便了棉花的市场交易。战前陕棉的对外运销,既承袭着传统的运输方法和交易习惯,也有陇海铁路西展后运输路线和方法的改变、以及运销合作新方式的应用,这共同促进了陕棉输出数量的增加。战前陕西棉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变迁。棉花产销的繁盛,影响了农家种植结构的调整,促进了灾后陕西农村经济的复苏。以棉业发展为契机,当地机器棉纺织工业得以建立,以棉花交易为基础的棉花市镇和金融汇兑业逐渐繁盛。棉业的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部分女性职业结构等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但不可忽视的是,陕棉产销繁荣下,部份地区也出现了粗绒棉短缺和粮食作物种植受排挤等方面的隐忧。通过将战前陕西棉业的发展放在近代全国棉业发展的历史范围中进行讨论,可以发现,抗战前的陕西棉业的发展,具有与全国棉业发展类似的制度和经济背景,陕西棉业同样深受国民政府棉业政策和全国棉市变动的影响。同时,陕西棉业发展也有其自身特点,这主要体现在,陕西在全国棉花供需格局中的特殊地位,是在战前开发西北的时代背景下才得以凸显。战前陕西棉业的快速发展,成为西北内陆和上海等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也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陕西地方经济的变迁。
耿仲钟[5]（2018）在《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04年起,国家先后实施了农业“三项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这三项补贴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农业农村发展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三项补贴政策效果逐渐钝化。2015年国家在浙、鲁、皖、川、湘五省进行三项补贴改革试点,试点将“三项补贴”三合一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一部分资金用于耕地地力保护（被称之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另一部分资金用于提升粮食产能（被称之为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一年试点期满后于2016年开始在全国推开。新政策催生新的问题,有必要对这项农业政策进行深入的研究。本项研究的研究脉络如下:（1）从历史角度梳理我国主要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发展历程,总结三项补贴改革之后各地实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操作方式;（2）基于政策目标评价其政策效果,包括:评价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耕地地力、粮食产量、农民收入的影响,评价适度经营规模补贴对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农业信贷担保的影响;（3）测算该项政策的政策成本以及农户对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回应性;（4）根据WTO规则判断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合规性;（5）提出优化该项补贴政策的建议。本文构建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研究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该项政策,并综合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农户调研数据进行了有别于既有研究的一些处理和方法运用,不仅能够有效揭示该项新农业政策的政策效果,而且能够为政府进一步完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该项政策提供思路和依据。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是对原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旨在“藏粮于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普惠制”的性质仍然没变,但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体现了“特惠制”;（2）现有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对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行为影响程度并不显着;“政策目标模糊-执行较困难”不利于保护地力保护目标的达成。单独依靠该项补贴资金无法达成地力的提升与保护;（3）相比较而言按确权面积方式补贴对农户收入影响更大,与实际种植面积挂钩补贴方式对产量影响更大,但不管哪种方式当前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标准对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刺激作用较小,该项补贴能够缩小农户的收入不平等;（4）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具有较好的增产增收效应,但是规模经营主体对粮价变动更敏感;（5）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体系能够增强担保公司的核心实力,有利于撬动更大的信贷资金,刺激银行信贷供给,降低农户融资成本;（6）与原三项补贴的相比,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得以简化,与其他涉农政策相比,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不高;农户对两项补贴的期望补贴标准在100-200元/亩,期望补贴与与种植面积相挂钩,农户期望更多农业生产方面的社会化服务;（7）“三项补贴”改革大大释放了黄箱尤其是非特定产品支持的政策空间,未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确权面积挂钩能进一步符合WTO规限。
陈艳君[6]（2018）在《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文中研究表明悠久的社会历史、丰富的自然资源、发达的商品经济和传统手工业为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奠定了历史基础。清末民国时期,人地矛盾造成的生存压力及政府的提倡推动了皖南手工业在传统基础上向近代转型。本文综合运用历史文献学方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及历史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分析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的历史基础与驱动因素,考察技术转型、组织形式的近代化、结构变革、转型的特征、有限突破,客观总结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力图复原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的历史图景,为皖南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借鉴。皖南手工业的技术转型主要包含技术科学化和科学技术化两个方面。手工业由经验型技术向科学型技术转型的技术科学化不仅表现为手工业文本数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文本中科技含量的增加方面,尤其以制茶业、纺织业和文房四宝业最为显着。随着手工业技术逐渐由经验型上升为科学理论型,其技术传承方式和操作方式都发生了转变,主要体现为新式职业技术教育的兴起和生产设备的革新。新式职业技术教育在学科设置上不断细化,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生产设备的革新以安庆土布业的生产工具改良、芜湖碾米业的新式动力设备引进及向机器生产的转化最为引人注目。生产工具的改良、新式动力机器的引进以及向机器生产的转化,使皖南手工业在生产力形态上与传统手工业区别开来。皖南手工业的组织形式转型主要包括生产组织形式和行业组织形式两个方面。在生产组织形式方面,以家庭手工业、手工作坊和工场以及合作制最为突出。家庭手工业在近代皖南尤其是乡村地区广泛存在,并逐渐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状态,与市场联系日益密切,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在家庭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作坊、工场手工业大量涌现,行业分布广泛,大多规模较小,小本经营,内部分工明确,促进了手工业的专业化发展。在合作制手工业方面,祁门茶叶合作社是典型代表。然而,由于在实际业务的进行过程中过多注重“运”、“销”环节,对“产”、“制”环节的关注明显不足,银行和洋商趁机取巧图利,成为最终受益者,忽视了最底层的茶农的利益,也就不可能改良茶叶品质,更不可能复兴红茶。在手工业行业组织形式方面,传统行会逐渐被新兴同业公会及工会代替。在劳资纠纷中,代表雇主的同业公会与代表雇工的工会的团体谈判,大多能达成团体协议。即便不能达成一致,在第三方的调处下,也能减少对抗,促进纠纷解决,有利于手工业生产的稳定与发展。但同业公会及工会处在政府的严密监管中,只是披上了新式行业组织的外衣,传统行业组织的积习依然存在。在洋货以及国产机制品的冲击下,皖南手工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改变,行业结构变革加剧。首先,纺纱业、染料业、炼钢业、制丝业等传统行业在机器工业的冲击下逐渐衰落。其次,机器工业对传统手工业的冲击具有局部性和复杂性,织布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烟业等传统行业在机器工业的冲击下守住部分市场份额而继续艰难发展;铁、铜、锡器制造业,竹木加工业,砖瓦业,石业,陶瓷业等传统行业未受到机器工业的冲击而徘徊于固有轨道;徽墨业、宣纸业、舒簟业及罗经业等传统特色行业在时代的变迁中勉力维持。再次,皖南手工业获得了发展的新机遇,以祁红为代表的出口型手工业深受国际市场主导和影响;针织、铅石印刷、皂烛、火柴、化妆品等新兴行业从国外引进后与皖南实际相结合而改用手工生产。因此,除少数传统行业走向衰落,近代皖南手工业还是有所发展的,一些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设备、生产原料及产品品种等进行了改良和革新,不断增强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尤其是各地出现了一些新的行业,出现了某些近代因素。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彰显出总体发展迟缓及不平衡的特征。首先,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在技术科学化、技术传承方式、技术操作方式等方面均明显滞后于苏南地区,苏南在文本数量及科技含量、实业教育及职业教育、机器化或半机器化的规模及程度等方面相对于皖南占据优势。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区位与交通条件、社会力量的推动、基础电力工业的支持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其次,具体到皖南区域内部,鲜明地显现出转型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既表现在地域和行业上,也表现在生产者身份的主体化与技术的边缘化、外贸优势与内销不足等方面。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取得了一些突破,主要体现在手工业功能的拓展,即手工业对农业的较强的后向联系效应及满足多元消费需求。但皖南手工业在近代转型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障碍,包括交逼而来的天灾人祸,苛捐杂税的暴敛、商业资本的压榨等多方盘剥,管理主体及生产主体的观念制约,教育制度和社会环境导致的教育不振。由于众多障碍性因素的掣肘,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取得的突破十分有限。
秦际芬[7]（2017）在《抗战时期四川省棉业改良与推广研究（1938-1945）》文中认为长期以来,由于自然环境限制、品种不佳、栽培方法不恰当等原因,四川皮棉年产量不过40万担。自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四川一时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基地和衣食所出的根据地,但衣被供需矛盾却日益突出。为保证抗战顺利进行,以达到“抗战建国”之目的,改进棉业以实现棉业增产便成为解决四川棉荒困境的重要出路。早在民国初年,四川劝业道周孝怀就开始从湖北输入美棉分发至川省各个棉区种植,四川省政府也有组织成立棉作试验场、经营生产贷款等一系列的改良活动。不过,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四川棉业改良与推广成效不大,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后,四川棉业才迎来发展高峰。全面抗战时期的四川省棉业改良与推广,是由四川省建设厅、四川省立棉作试验场、四川省棉区各县政府和县农业推广所、高等农业院校所及各位从事此项工作的同仁共同承担的。政府通过颁布棉业改良与推广政策、完善农业机构、推行棉贷、训练棉业推广人才等措施,积极为棉业增产做好准备工作。其中,棉业改良工作主要包括:棉种引进与选育、棉作栽培试验、棉作病虫害防治;推广方面则侧重对优质棉种的舆论普及、开展植棉竞赛会及展览会等推广方法和良种的保纯、繁殖工作。同时,还通过对棉花进行分级、设立轧花厂、组织棉花运销合作社来加强对棉花交易环节的监督。随着上述工作的展开,使得四川植棉业一改战前的萎靡状态,迎来了“短暂的春天”。不管是在棉花产量增加还是棉农增收、棉纺织业发展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先天气候不足、经费紧缺、耕作技术和肥料使用的落后、农民受教育程度低下、棉花价格不合理、专业技术人才和劳动力缺乏等种种因素制约,致使四川棉业改良与推广事业呈现“跳跃式”的发展模式,最终并未真正解决后方棉荒危机,原棉与纺织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
王晨[8]（2016）在《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文中提出合众蚕桑改良会作为近代中外蚕业改良合作中的代表性组织,其长期致力于蚕种的引进,制造以及推广,因生产原料的好坏是中国蚕业兴旺的源头所在,可以说,合众蚕桑改良会的相关活动,是近代中国蚕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在它的身上,集中了一般民众、政府、商界人士及外国人士对于中国近代蚕业发展的认识与构想。而该组织的发展与演进的曲折历程,也是一个传统国家向近代转型过渡中在某个领域、某一具体事物中的微观写照。作为中国蚕业的近代转型与发展历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合众蚕桑会自身也随着这种趋势进行或主动或被动的调整,这无疑赋予了它鲜明的个性及时代特征,也使其成为研究“宏观”与“微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绝佳样本。在中国传统社会时期,蚕业是十分重要的副业生产项目,它的出现与发展,完美的契合了封建经济中“男耕女织”的生产分工。在明清时期,中国蚕业一度因国外需求大涨及江南整体经济环境的繁荣,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但中央政府所施行的“禁海”及“闭关锁国”政策,不但压缩了蚕业终端产品扩展其海外贸易的空间,也断绝了中外蚕业技术交流与往来的可能性。因外销不畅,蚕业出现资金缺乏,行业回报降低等现象,并且在内需增长乏力,国内消费者购买欲未有明显变化之时,此类情形进一步加剧,造成蚕业发展后续无力的局面。此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大格局发生剧烈变动,由此导致的市场一体化、贸易全球化等现象,无疑与中国蚕业的发展方向构成鲜明矛盾。以日本为首的新型蚕业产品提供者及贸易者的崛起,对中国蚕业的传统优势地位形成巨大挑战,在与外部对手的竞争中,以往尚能以独家生产者身份加以掩饰的缺点,此时被无限放大。中国在蚕业生产技术、行业管理水平、生产者素质及发展理念等多个蚕业生产及发展要素上,全面落后于日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完成了对中国蚕业的赶超,其生产规模与外贸水平在跃居世界首位的同时,还在一直蚕食中国仅有的国际市场占有份额。蚕业的近代衰落,并非是个别现象,它也是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新体系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准备不足及理念滞后,而出现的必然结果。以蚕业、棉业、茶业为代表的传统行业的衰落及以草帽辫、猪鬃业为代表的新兴行业的畸形发展,也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为扭转蚕业颓势,早在清末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筹议蚕业的改良与转型,但受到政治气候及中外交流渠道闭塞的影响,这种改良尚未脱离“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朴素理论范畴。其具体活动的执行,不是依靠某些力图通过举办类似洋务来积攒政治资本及口碑的地方实力派官僚,就是被托付于任职于海关部门,在个人行动及资金支出方面不受官方监督的外籍职员。即便如此,相对零散与简单的早期蚕种改良活动,为后世该事业的继续发展积攒了可贵的实践经验,也使国人看到了利用外来技术、外来人员服务于中国蚕业改良的可行性。北洋政府成立后,政府对蚕业关注有所增强,但其总体的衰落趋势并未发生实质性好转。欧战爆发后,欧洲蚕业因法国、意大利等蚕业生产国的相继参战,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几近消失,中国蚕业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与发展时间。但在战事引起的国际蚕业贸易格局动荡中,日本及美国得利最大,前者进一步巩固了其蚕业生产第一强国地位,后者则成为世界生丝的最大进口国,这无疑为中国蚕业改良带来了新的压力。作为蚕业的主要经营者,江浙地区丝商群体为自身生存及经济利益考虑,依靠逐步健全的团体组织,向政府方面提出了改良中国蚕业的倡议,这无疑与官方发展蚕业,增加税收的想法不谋而合。战后,欧洲经济亟待振兴,但其自身生产资料与生产力的缺乏使法、意等国不得不从发展本国蚕业考虑,寻求与中国的合作,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即是这种中外双边需求互相协调下的最终产物。美国、日本则各自从扩大原料来源及掌握中国蚕业状况的角度出发,对组织成立也持支持态度。受外交及贸易关系的影响,改良会中的政商势力、中外势力、外国势力,围绕组织成立初期的经费、管理及会员范围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与博弈,最终在各方的调和与妥协下,合众蚕桑改良会确立了以官方派驻监理员、丝茧总公所及法国人员三方在名义上共同掌权的初步组织体系。而北洋政府时期外人在华的特殊地位与商人势力的膨胀,使官方代表在会中地位尴尬,长期游离于政府监督管控体系的合众蚕桑改良会虽然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购种、发种业务,但其并未对中国蚕业的转型产生关键性、实质性的帮助。南京政府成立后,在“革命”意识与理论的指导下,国家公权力逐步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也使旧有传统产业及社会团体组织发生了巨大变革。在蚕业方面也不例外,政府方面首先对其宏观发展规划进行了重新修订,并且以官方力量为先导,一批隶属于政府管理的蚕业组织与机构相继建立。而作为旧政府时代,江浙地区规模最大的蚕业改良组织,合众蚕桑改良会在人员、组织方面仍具有相当大的利用价值,为此,国民政府通过积极对外交涉,派遣专员办理的方式,完成对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从而将其纳入以行政权力为保证与基础的整体蚕业改良体系中。此时,受政府推动及西方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影响,中国蚕业改良体系也在理论研究及活动形式上发生着自主蜕变。以往单纯注重蚕种改良的相关组织,纷纷向育种、试验、销售、推广等方面拓展业务,这种变动在合众蚕桑改良会表现的较为明显,以设立蚕种推广所及镇江蚕种制造场为代表,会中的核心业务开始向盈利化、市场化方向发展,这不仅是政府经济支持力度降低后的现实需要,也是完成改组后,延续组织寿命,增强自身竞争性与生存能力的主动求变之策。南京政府成立后,随着国家公权力对行业深入及民族意识的高涨,合众蚕桑改良会不得不面临被官方接收与改组的命运,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有所提升,外国政府方面对政府旨在收回主权、削弱外籍人员地位的改组工作也予以积极配合。而随着外部经济形势、安全形势的急转直下,30年代中国政府在政治、经济方面陆续施行了“统制政策”,在这一轮的政治经济格局变动中,合众蚕桑改良会逐步走向式微,这也是该时期无数类似组织的最终命运,这种“官强民弱”的相对失衡现象,也与北洋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国家角色缺失、整体经济社会环境未发生根本转变之际,单纯依靠某个组织来拯救蚕业积贫积弱的整体局面的做法并不现实,但其长达十余年的实践活动并非毫无作用。作为以沈联芳、葛敬中、何尚平等人为代表的各界人士参与近代蚕种改良的心血结晶,合众蚕桑改良会不但为日后中国蚕业的复兴与腾飞积蓄了力量,其发展经验与教训也为中国现代农业的转型与对外合作提供了宝贵借鉴。
王今诚[9]（2015）在《近代关中农村经济变迁研究（1927～1937）》文中指出20世纪前20多年,关中天灾人祸不断,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农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主导下的近代化加速推进,国民经济建设成就显着。关中农村经济近代化转型,即在此历史背景下发生。1927～1937年,关中土地分配关系呈现出宽松的特点,为典型的小自耕农社会——佃农数量少,租佃不发达。据调查,1931年关中农户中佃农占9.75%,半自耕农占13.05%,自耕农占77.20%；1937年关中农户田场平均面积为26.08亩,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土地利用方面,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农民的土地生产安排,受价格影响程度加深,农产品市场化水平大幅提高。关中出现了大规模的棉花种植区,1934年陕棉种植面积与产量居全国第6位；关中各县均产烟草,以岐山、凤翔、陇县、宝鸡等县的出产为最好。农村家庭手工业方面,手工纺织受纺织工业影响,商品化程度下降,主要用于家庭日常消费。凤翔手工酿酒业有所发展,具有一定的品牌优势。蒲城、长安、凤翔等县手工造纸业最为发达,所产纸张除本省消费外,主要行销甘宁青蒙等地。农业合作运动作为复兴农村的一项基本措施,在关中地区发展较快。截至1937年,合作组织发展到591个、社员29955人,农村金融枯竭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同时,农业合作组织在推广良种、新式农具、耕作技术、农民教育等方面的贡献也非常突出。1930年代,中国农民负担与地方财税改革呈现出一定的悖论现象——国家以财政力量推进近代化,而中国工业又不够发达,只能从农村榨取资金,导致农民在承受工农业剪刀差的同时,还要支付沉重的近代化费用。结果造成关中农村经济负担沉重,农民生活艰难。1927～1933年,关中地区受灾严重,人口质量与数量大幅下降,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农民负债问题严重。关中农户的平均负债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86.86%。关中农户借贷的主要原因是生计所迫,用途以生活消费性为主,很少用于生产性消费。高利贷对农民生活的负面影响最大,合作借款对农村经济的意义最为积极。制度与技术的近代化,是关中农业冲破传统模式向前发展的时代条件。行政机构是各项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农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效果与政府农政机构的设立、完善关系重大。南京国民政府有关农业的改革承上启下,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农政体系。陕西在开发西北的潮流中,积极推进农政近代化,并在近代大型水利工程兴修、农业科技推广、交通路网建设、金融体系构建、市场贸易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1927-1937年,为中国传统农业走向近代化的重要阶段。关中农村经济不再是单纯的恢复与过密型增长,而是在近代农政体系、合作组织、农业科技、水利工程、金融体系、市场贸易等因素的合力下产生的质与量的发展。这些历史经验,对当代中国解决“三农”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李丽[10]（2015）在《棉花产业支持政策与山东棉花产业发展研究》文中认为作为重要的农业经济作物,棉花直接影响着我国的农民利益、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在中国,大约有23个省、市、自治区参与棉花的种植、加工和纺织,棉花作为我国农产品产业链最长的大田经济作物,它不仅是我国3亿多棉农的重要收入来源,还直接影响到1800万纺织以及相关行业从业人员的就业问题、亿万消费者的消费福利问题,同时也影响着棉纺织服装工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稳定。最近几十年,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上升,我国的棉花产业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总体来说,我国现阶段基本确立了棉花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我国的棉花生产产量得到保障,农民、棉企的利益得以提高,近几年,我国棉花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在世界棉花市场上的地位也开始逐步提升。近几年,政府为了保护粮食安全,陆续颁布了各种形式的粮食支持政策,为粮食生产与流通保驾护航,包括良种补贴、粮食直补、农机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及种粮大县补贴等补贴政策,以及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粮食临时存储收购政策,粮食生产年年增长。但是,棉花生产与流通就没有粮食那么幸运了。可以说,现阶段我国还没有一项棉花产业支持政策,能够完全确保棉农的收益以及棉企的利益。一方面,现行棉花产业支持政策的力度及范围有所欠缺,不能很好的、及时的消除市场风险能力,另一方面,加之缺少的有利政策支持,农民的根本利益不仅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甚至受到损害,因此,直接结果就是植棉面积的严重下滑,进而制约了我国的棉花产业的发展。山东处于暖温带,有丰富的光照、热量,同时有适中的降水量。同时,山东的大部分地区属于平原,比如山东西部,是黄河冲积平原,无论土壤条件、气候以及水资源条件,都适合种植棉花。因此,山东仅次于新疆,产量在全国稳居第二位。但是,近几年,山东棉花产业状况很不稳定,棉花种植面积、棉花产量以及棉企效益的各个环节出现大幅波动,严重影响了棉花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利益以及国家利益。据历史记录,山东植棉面积大幅波动,最高波动比甚至达到58.7%,棉花种植面积的大幅增减不仅影响了棉农、棉花加工厂、棉企等的利益,同时也间接的影响了全国棉花产业的稳定发展。本文详细介绍了山东棉花产业现状,深入解读了国家和山东已出台的大量有关棉花产业支持政策,比如棉花良种政策、棉花补贴政策以及棉花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实施范围及力度,并进一步分析了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对山东棉花生产发展的影响。另外,比较分析了我国现行的粮棉支持政策两者之间的各种差异。最后,根据文章的分析结果有针对性的提出一些政策措施完善建议,以及提出了山东棉花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应对国家不同支持政策的可行做法,期望对山东棉花生产的健康、稳定发展有所帮助。
二、今年棉种市场亟待加强管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今年棉种市场亟待加强管理（论文提纲范文）
（1）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全国经济委员会与西北开发（1931-193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案 |
| 五、研究区域的界定 |
| 第一章 全国经济委员会开发西北的缘起 |
| 第一节 民族危机、自然灾害与西北开发的兴起 |
| 第二节 全国经济委员会的组建及其对西北的关注 |
| 第二章 全国经济委员会与西兰、西汉公路建设 |
| 第一节 西兰公路建设 |
| 第二节 西汉公路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全国经济委员会与西北水利建设 |
| 第一节 泾惠渠二期工程 |
| 第二节 洛惠渠工程 |
| 第三节 云亭渠工程 |
| 第四节 民生渠工程 |
| 第五节 洮惠渠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全国经济委员会与陕西棉产改良 |
| 第一节 全国经济委员会推进棉产改良事业的背景 |
| 第二节 陕西棉产改进所的设立 |
| 第三节 陕西棉产改进所与棉产改良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国经济委员会与西北畜牧业改良 |
| 第一节 适宜畜牧的环境与畜牧业的地位 |
| 第二节 西北畜牧业面临严重问题 |
| 第三节 开展改良西北畜牧业的工作 |
| 本章小结 |
| 余论 |
| 一、成效的分析 |
| 二、存在的问题 |
| 三、评价与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硕士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4）抗战前陕西棉业与地方经济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范围界定与资料运用 |
| 第一章 战前陕西棉业发展的历史与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陕西植棉之环境与历史 |
| 一、陕西植棉的自然社会环境 |
| 二、清末民初的陕棉产销概况 |
| 第二节 1920年代后期的陕棉产销困境 |
| 一、产销衰落的表现及原因 |
| 二、早期改良的努力及失败 |
| 第三节 战前陕西棉业改良的直接背景 |
| 一、1930年代初国内棉花生产的短缺 |
| 二、开发西北与陕西农业环境的改善 |
| 三、资金归农与产销合作运动的兴起 |
| 第二章 战前陕西植棉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植棉之制度与资金保障 |
| 一、专职机构:设立陕西棉产改进所 |
| 二、制度保障:省政府推行禁烟植棉 |
| 三、资金融通:上海银行业棉业贷款 |
| 第二节 优良棉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棉种的试验选育 |
| 二、良种推广的方法 |
| 三、棉业教育的实施 |
| 第三节 棉田经营技术的改进 |
| 一、传统植棉习惯的改进 |
| 二、新式棉作技术的应用 |
| 第四节 棉产改良与推广之成效 |
| 一、棉田面积与产量增加 |
| 二、棉花纤维品质的提升 |
| 第三章 战前陕西棉花贸易的兴盛 |
| 第一节 陕棉之内销与外需条件 |
| 一、省内棉花消费之供给 |
| 二、省外纱厂用棉之需求 |
| 第二节 陕棉之加工与品级改进 |
| 一、棉花分级措施的实施 |
| 二、棉花检验制度的推行 |
| 三、轧花打包技术的改进 |
| 第三节 运输路线和方法之变化 |
| 一、运输路线与市场变化 |
| 二、运输方法与数量增减 |
| 第四节 交易习惯和方式之嬗递 |
| 一、传统棉花交易的组成 |
| 二、新式合作销售的开展 |
| 第四章 战前陕西棉业对地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农村生产生活之变化 |
| 一、灾后农村经济复苏 |
| 二、作物种植结构变化 |
| 第二节 工商贸易与地方经济 |
| 一、纺织工业的艰难起步 |
| 二、省内外经贸交流加快 |
| 三、市镇与金融业的发展 |
| 第三节 地方社会文化之变化 |
| 一、女工童工社会职业的变化 |
| 二、棉花捐税与地方文教事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5）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4 主要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历史进程及三项补贴改革 |
| 3.1 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历史进程 |
| 3.2 我国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实施 |
| 3.3 “三项补贴”改革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实施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分析1:基于地力保护视角 |
| 4.1 补贴对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行为的影响——基于微观调研数据 |
| 4.2 补贴对耕地地力的影响——基于自然实验的证据 |
| 4.3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的逻辑解释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分析2:基于粮食生产与农户收入视角 |
| 5.1 政策效果模拟方法——PMP模型 |
| 5.2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影响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模拟分析 |
| 5.3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政策效果分析1:基于粮食生产与农户收入视角 |
| 6.1 基于田野调查的规模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案例 |
| 6.2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影响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模拟分析 |
| 6.3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的受益公平性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政策效果分析2:基于信贷担保视角 |
| 7.1 市场失灵与农业信贷担保 |
| 7.2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政策效应的数理分析 |
| 7.3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政策效应的案例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成本与回应性分析 |
| 8.1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财政成本 |
| 8.2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 |
| 8.3 政策的回应性分析:农户的了解、评价与期望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合规性分析 |
| 9.1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黄箱空间释放 |
| 9.2 “三项补贴”改革前后政策保护程度变化 |
| 9.3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优化 |
| 10.1 国外农业支持政策的启示 |
| 10.2 当前我国农业主要国内支持政策 |
| 10.3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优化安排 |
| 10.4 本章小结 |
| 第十一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11.1 主要结论 |
| 11.2 政策建议 |
| 11.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 部分田野调查素材整理 |
| (二) 农业支持政策的国际经验整理 |
| (三) 调研问卷与访谈提纲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6）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历史基础与驱动因素 |
| 第一节 历史地理概况 |
| 一、社会历史概况 |
| 二、地理资源概况 |
| 三、商品经济概况 |
| 第二节 前近代皖南手工业概况 |
| 一、制茶业 |
| 二、纺织业 |
| 三、文房四宝业 |
| 四、其他行业 |
| 第三节 驱动因素 |
| 一、人地矛盾与生存压力 |
| 二、地方政府的提倡 |
| 小结 |
| 第二章 技术转型 |
| 第一节 技术的科学化 |
| 一、手工业文本的增长 |
| 二、制茶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趋势 |
| 三、纺织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趋势 |
| 四、文房四宝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趋势 |
| 第二节 技术传承方式的转变 |
| 一、传统学徒制概况 |
| 二、实业教育 |
| 三、职业教育 |
| 四、私立静仁职业学校个案研究 |
| 第三节 生产设备的革新 |
| 一、传统生产工具的改良 |
| 二、新式动力设备的引进 |
| 三、向机器生产的转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组织形式的近代化 |
| 第一节 生产组织形式的多元化 |
| 一、家庭手工业 |
| 二、作坊、工场手工业 |
| 三、合作制手工业——以祁门茶叶合作社为中心 |
| 第二节 行业组织的演变 |
| 一、行会 |
| 二、同业公会 |
| 三、工会 |
| 小结 |
| 第四章 结构变革 |
| 第一节 机器工业冲击下逐渐衰落的行业 |
| 一、纺纱业 |
| 二、染料业 |
| 三、炼钢业 |
| 四、制丝业 |
| 第二节 被侵占部分市场而继续发展的行业 |
| 一、织布业 |
| 二、榨油业 |
| 三、造纸业 |
| 四、制烟业 |
| 第三节 未受到机器工业冲击而徘徊于固有轨道的行业 |
| 一、概况 |
| 二、铁、铜、锡器制造业 |
| 三、竹木加工业 |
| 四、砖瓦业 |
| 五、陶瓷业 |
| 第四节 勉力维持的传统特色行业 |
| 一、徽墨业 |
| 二、宣纸业 |
| 三、舒簟业 |
| 四、罗经业 |
| 第五节 国际市场影响下的出口型手工业——以祁红为对象的考察 |
| 第六节 新兴手工业 |
| 一、针织业 |
| 二、铅石印刷业 |
| 三、皂烛业 |
| 四、火柴业 |
| 五、化妆品业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转型的特征 |
| 第一节 转型的迟缓——基于皖南与苏南的比较 |
| 一、差距之比较分析 |
| 二、原因之比较分析 |
| 第二节 近代转型的不平衡 |
| 一、地域的不平衡 |
| 二、行业的不平衡 |
| 三、生产者身份主体化与技术边缘化 |
| 四、外贸优势与内销不足 |
| 小结 |
| 第六章 有限突破与多重障碍 |
| 第一节 手工业功能的拓展 |
| 一、后向联系农业 |
| 二、满足多元消费 |
| 第二节 多重障碍 |
| 一、天灾人祸 |
| 二、多方盘剥 |
| 三、观念制约 |
| 四、教育不振 |
| 小结 |
| 余论 |
| 一、手工业近代转型的最大瓶颈 |
| 二、近代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
| 三、近代手工业的发展前景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 |
| 后记 |
（7）抗战时期四川省棉业改良与推广研究（1938-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学术综述与研究价值 |
| 1. 学术综述 |
| 2. 研究价值 |
| （二）研究方法与重难点 |
| 1. 研究方法 |
| 2. 重难点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范围 |
| 1. 研究思路 |
| 2. 研究范围 |
| （三）资料来源和内容框架 |
| 1. 资料来源 |
| 2. 内容框架 |
| 一、战时四川棉业改良与推广的背景分析 |
| （一）战前四川植棉与棉业改良状况 |
| 1. 战前四川植棉状况 |
| 2. 战前四川棉业改良的兴起 |
| （二）战时四川棉业改良与推广的动因 |
| 1. 大量人口内迁，棉花需求增加 |
| 2. 棉花品种落后，不适合纺纱 |
| 3. 交通阻断，棉货进口受到阻碍 |
| 二、战时四川省棉业改良与推广的措施 |
| （一）棉业政策的颁布 |
| 1. 棉业改良政策 |
| 2. 棉业推广政策 |
| （二）棉业改良与推广机构的完善 |
| 1. 省级政府机构及职能 |
| 2. 地方政府机构及其职能 |
| 3. 科研机构及职能 |
| （三）推行棉贷 |
| （四）训练棉业推广人才 |
| 三、战时四川棉业改良与推广的实施 |
| （一）棉种改良 |
| 1. 棉种引进和选育 |
| 2. 棉作栽培试验 |
| 3. 棉作病虫害防治 |
| （二）良种推广 |
| 1. 推广方法 |
| 2. 良种保纯、繁殖 |
| （三）改善棉花运销状况 |
| 1. 对棉花进行分级 |
| 2. 设立轧花厂 |
| 3. 组织棉花运销合作社 |
| 四、四川省棉业改良与推广的评析 |
| （一）四川省棉业改良与推广的绩效分析 |
| 1. 棉花面积扩大，棉花产量增加 |
| 2. 棉花质量得到改善 |
| 3. 增加了棉农收入，提高棉农植棉积极性 |
| 4. 推动了棉纺织业的发展 |
| （二）四川省棉业改良与推广的制约因素 |
| 1. 四川自然环境不宜植棉 |
| 2. 资金缺乏 |
| 3. 良种推广环节的局限性 |
| 4. 棉业指导人员缺乏和劳动力不足 |
| 结语 |
| 一、战时四川植棉业发展的跳跃性与短暂性 |
| 二、战时四川植棉业发展中政府主导的必要性与局限性 |
| 三、战时四川棉业改良与推广的反思与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缘起及问题的提出 |
| 2、学术史回顾 |
| 3、研究空间及概念界定 |
| 4、本文主要研究路径及章节 |
| 第一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初创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蚕桑业及其困境 |
| 1. 整体经济形势的萧条 |
| 2. 蚕桑业生产技术水平的盛极而衰 |
| 3. 日本蚕业的崛起及与其对中国相关行业的冲击 |
| 第二节 晚清民末蚕桑改良事业的初步开展 |
| 1. 清末民初振兴蚕业的论争与实践 |
| 2. 清末民初蚕桑改良的进步与局限 |
| 第三节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筹组及其成立 |
| 1. 外籍人员对于中国蚕丝业的担忧与扶植构想 |
| 2.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正式成立 |
| 3. 中心组织形式及主要负责人的确立 |
| 4. 地方性组织网络的建构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内部权力纷争 |
| 第一节 欧战后各国在“华丝振兴”问题上的不同面相 |
| 1. 美国、法国对华丝的扶植 |
| 2. 日本独霸中国生丝厚利的企图 |
| 第二节 国际关系变动下的合众蚕桑改良会 |
| 1. “有碍主权”问题 |
| 2. 日本参会问题 |
| 3. 经费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 |
| 第一节 新政府对蚕业发展的全面介入 |
| 1. 制定宏观发展规划 |
| 2. 建立健全相关组织 |
| 第二节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 |
| 1. “费由我出,政则他人”:外人掌控下的合众蚕桑改良会 |
| 2. 新政府社团改组政策的初步实施 |
| 3. 围绕“交权”及“改组”的中外博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核心业务革新 |
| 第一节 中国蚕桑改良系统与机制的西化倾向 |
| 1. 对蚕业问题认识的趋新与深化 |
| 2. 新型蚕业改良活动的开展 |
| 第二节 合众蚕桑会蚕业改良思路与方式的嬗变 |
| 1. 由“购买”到“制种” |
| 2. 由“分发”到“指导”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蚕业教育活动 |
| 第一节 合众蚕桑改良会介入蚕业教育的形式演进 |
| 1. 合众蚕桑改良会自立教育机构早期设想及探索 |
| 2. 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 |
| 第二节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镇江女子蚕业学校的创办与发展 |
| 1. 中国女子蚕业教育的兴起 |
| 2. 合众蚕桑改良会镇江女子蚕业学校的筹组与发展 |
| 3. 职业去向与生源:镇江女子蚕业学校与蚕业近代化的双向互动 |
| 4. 镇江女子蚕业蚕校的突破与独特性 |
| 5. 合众蚕桑改良会科研事业的后续进行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蚕桑改良组织的近代命运与传统农、蚕业的转型困境 |
| 附录(一)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章程暨监理员规程》 |
| 附录(二)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办事细则》 |
| 资料来源及参考文献 |
| 后记 |
（9）近代关中农村经济变迁研究（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理论依据 |
| 四、研究特色与创新 |
| 五、主要史料 |
| 第一章 近代关中农业区位分析 |
| 1.1 自然环境 |
| 1.1.1 地形 |
| 1.1.2 气候 |
| 1.1.3 河流 |
| 1.2 社会环境 |
| 1.2.1 县级区划 |
| 1.2.2 人口状况 |
| 1.2.3 交通条件 |
| 1.2.4 政治环境 |
| 第二章 农业的近代化：关中农村经济趋势 |
| 2.1 土地关系 |
| 2.1.1 土地分配 |
| 2.1.2 土地租佃 |
| 2.1.3 土地价格 |
| 2.2 农业生产 |
| 2.2.1 田场结构 |
| 2.2.2 土地利用和商品化 |
| 2.3 近代手工业 |
| 2.3.1 手工纺织业 |
| 2.3.2 其他农家手工业 |
| 2.3.3 家庭手工业的绩效 |
| 第三章 新农业的曙光：关中农业合作运动 |
| 3.1 合作事业的初步发展 |
| 3.1.1 合作事业的行政机制 |
| 3.1.2 合作组织的治理实际 |
| 3.1.3 合作组织的发展情况 |
| 3.2 合作事业的困境与前景 |
| 3.2.1 普通农民的质疑 |
| 3.2.2 合作事业的办理困境 |
| 3.2.3 脱离合作困境的策略 |
| 3.3 农业合作的绩效评估 |
| 3.3.1 农村经济生活得到改善 |
| 3.3.2 农村金融得到一定活跃 |
| 3.3.3 关中农业的新方向：棉花产销合作社 |
| 第四章 近代化的悖论：地方财税改革与农民赋税负担 |
| 4.1 地方财政行为 |
| 4.1.1 地方财政的概念 |
| 4.1.2 地方财政体系 |
| 4.1.3 乡村政治的财政成本 |
| 4.2 农民的赋税负担 |
| 4.2.1 正税 |
| 4.2.2 附加税 |
| 4.2.3 临时摊派 |
| 4.3 苛捐杂税对农村经济的破坏 |
| 第五章 逆境中的挣扎：关中农户家庭收支与债务 |
| 5.1 关中农户的家庭收支 |
| 5.1.1 家庭收入水平 |
| 5.1.2 家庭支出情况 |
| 5.2 关中农户的家庭负债 |
| 5.2.1 负债情况 |
| 5.2.2 负债原因与效用 |
| 5.2.3 借贷形式与来源 |
| 5.3 利率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
| 第六章 有价值的变迁：制度与技术对关中农业的贡献 |
| 6.1 近代化的农政政策 |
| 6.1.1 新型农业行政体系的构建 |
| 6.1.2 复兴农业的政策措施 |
| 6.1.3 农业制度变迁的绩效 |
| 6.2 近代水利兴修与农业科技推广 |
| 6.2.1 关中水利灌溉的恢复与建设 |
| 6.2.2 农业科学技术的引进与推广 |
| 6.2.3 近代农业院校的初建 |
| 6.3 近代交通、金融与市场 |
| 6.3.1 近代交通运输的发展 |
| 6.3.2 近代金融的发展 |
| 6.3.3 农产品市场贸易的近代化转型 |
| 结论 |
| 一、农村经济变迁的时代特征 |
| 二、近代化的代价：作为压榨者的政府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棉花产业支持政策与山东棉花产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方法及路线 |
| 1.3 研究综述 |
| 2 相关理论概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3 山东棉花产业概况 |
| 3.1 山东棉花生产情况 |
| 3.2 山东纱、布产量情况 |
| 3.3 山东棉花进出.情况 |
| 4 棉花收储政策对山东棉花产业的影响 |
| 4.1 棉花收储政策概述 |
| 4.2 山东棉花收储政策具体内容 |
| 4.3 棉花收储政策对山东棉花产业的影响 |
| 5 棉花补贴政策对山东棉花产业的影响 |
| 5.1 棉花补贴政策概述 |
| 5.2 山东棉花补贴政策实施情况 |
| 5.3 棉花补贴政策对棉花产业的影响 |
| 6 我国现行粮棉支持政策对比研究 |
| 6.1 现行粮棉政策对比 |
| 6.2 棉花支持政策的不足之处 |
| 7 总结及政策性建议 |
| 7.1 总结 |
| 7.2 政策建议 |
| 8 本文创新之处及后续研究方向 |
| 8.1 创新之处 |
| 8.2 后续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四、今年棉种市场亟待加强管理（论文参考文献）
- [1]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3]全国经济委员会与西北开发（1931-1938）[D]. 王海广. 陕西师范大学, 2018(01)
- [4]抗战前陕西棉业与地方经济变迁[D]. 卢徐明. 陕西师范大学, 2018(01)
- [5]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D]. 耿仲钟. 中国农业大学, 2018(12)
- [6]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D]. 陈艳君. 苏州大学, 2018(01)
- [7]抗战时期四川省棉业改良与推广研究（1938-1945）[D]. 秦际芬. 西南大学, 2017(02)
- [8]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D]. 王晨.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9]近代关中农村经济变迁研究（1927～1937）[D]. 王今诚. 西北大学, 2015(06)
- [10]棉花产业支持政策与山东棉花产业发展研究[D]. 李丽. 山东农业大学, 201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