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驻守黑龙江八旗的创作

一、康熙年间黑龙江驻防八旗的创建（论文文献综述）

李珊珊^[1]（2021）在《清代杭州驻防文人诗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杭州驻防地处江南地区,是清代直省驻防体系中规模较大、地位较高的驻防地点。它于顺治初年建立,随清朝结束而消亡。在二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这一旗人群体与汉城人的关系经历了由冲突走向融洽的过程。随着杭州驻防旗人与汉城社会的深入交往,杭州所具有的悠久醇厚的汉文化底蕴也吸引了驻防旗人的揣摩与学习。杭州驻防旗人纷纷以汉语进行诗歌写作,留下了丰厚的汉语诗歌作品。这些诗歌既具有与汉族文人诗歌表达的相似之处,又具有鲜明的族群特征,是清代民族文学融合的典型。本文以杭州驻防文人诗歌为研究对象,在宏观的把握上加以微观的审视,力图全面把握这一群体诗歌创作的整体风貌。前四章在历史的流变中探讨杭州驻防文人诗歌演变的历史过程;后四章则以家族文学、地域文学、创伤叙事等视角切入,重点把握杭州驻防文人诗歌创作的独特性。前四章从历时性的角度出发,将杭州驻防文学置于清代的历史演进中,综合考量杭防文人诗歌创作的具体面貌及形成因素。顺康雍时期是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发轫期,此时旗人初入关,与汉族百姓因种族、习俗、观念等的不同而存在较深隔阂,留下的少量诗作也具有与汉族文人诗歌书写相对立的情感。乾嘉时期是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兴起期,乾隆南巡展示的文化盛景给杭防旗人带来垂范。同时,旗营将领倡导旗营子弟学习汉文化并在旗营内进行文化建设,使旗营子弟与汉文化有了更多接触,他们的诗歌写作也悄然兴起。在繁荣的经济文化图景下,杭州驻防文人的诗歌写作也多表现升平之象。道咸同时期是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繁荣期,此时四十余位文人有诗歌作品存世。这一繁荣局面的出现,主要源于驻防科举制度本地化的完成,使更多的驻防旗人介入科举,在文化层面正式拉开驻地旗民交流的序幕,使杭防文人与汉文化能够进行更为深入的交流。这一方面带来诗歌写作人数及数量的增多,另一方面也使诗作内容更加多元化。咸丰十一年（1861）杭州驻防在太平天国军队的打击下遭到毁灭,其文学创作也陡然衰落。光绪年间杭州克复后,旗营文化也进行了重建。旗营文人的诗作因个人经历的不同或表现闲适安逸,也表现出对国家及政局的关切。而此时的杭州驻防文人与汉族文人共同介入时局,为国事而积极奔走。从杭州驻防诗歌创作的历史发展中,民族融合的路径也清晰可见。后四章从多种视角对杭州驻防诗歌创作进行探究,试图挖掘其诗歌创作的独特性。首先,将杭州驻防文人及诗作置于文学家族的视角下探讨其文学养成的环境及具有的特点。驻防八旗是一个有着鲜明等级和严格规范的社会,驻防文人大都属勋贵阶层。文人群体中的家族特征明显,且各个文学家族间多进行联姻。因而,杭州驻防文人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血缘亲情而建立的,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其次,在“空间”的视角下聚焦杭州驻防文人的风景诗写作。杭州旗营地近西湖,影响了杭防文人诗歌创作中的审美特质和精神内核。而他们的归属感及地域认同也得到清晰展示。第三,以创伤叙事理论分析杭州驻防文人在辛酉之难后的创伤书写。辛酉难后,杭州驻防文人幸存者多进行战争书写,表达悲愤郁结的情绪。这类写作与杭州汉城文人诗歌书写达成合流,侧面可见彼时旗民共同体的形成。最后,从整体上把握旗营文学的演进以及嬗变,逐步寻绎旗营文学建构的内在理路以及在此过程中旗营文人与汉城文人的位置关系。旗营文学的发展与汉城文化社会密不可分,它始终追随着汉城文化,成为清代杭州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多维视角下对杭州驻防诗歌创作进行探究,能够与历时性的考察互为补充,使杭州驻防诗歌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入。

宋兴家^[2]（2021）在《满汉融合视角下的清代奴仆法规研究（1616-1795）》文中指出清代立法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针对奴仆的立法。清代官方制定关涉奴仆的法规数量大,增订次数频繁,这些法规主要散布在清律、会典之中,未独立成为单一的法律文本。从内容上来看,相关法规对奴仆制度的存续、奴仆的身份与地位、主奴关系的调节等方面做出了细致规定。从法律来源来看,这些法规存在满汉两种法源。本文主要借助对清入关前至乾隆年间与奴仆相关法规的历时性梳理,揭示清代立法中存在一个满汉融合的过程。继而探究满汉法律在融合过程中,对旗民社会中奴仆身份、地位所产生的影响。最后尝试在与明代社会比较的基础上,呈现清代社会演进中社会结构层面的变动趋势。入关前的旗人社会盛行奴仆制度,已形成关于奴仆身份、地位的一些习惯法。其时旗下社会的身份层次简单,奴仆具有浓厚的财产属性。相关习惯和法规虽强调家主对奴仆的所有权,却规定家主不能轻易杀伤家中奴仆,奴仆可通过举首家主非法行为的方式离开家主;相关法条主要围绕主奴间关系展开,不大注重区分奴仆与良人之间法律的地位差异。顺治初年所定清律大体沿用明律,禁止庶民家存养奴仆,规定奴仆是一个身份低于庶民,对家主及其亲属有着较强依附性的人群,是等级化社会中地位最低的人群。入关前后,满汉奴仆法律奴仆的身份、地位及存养奴仆等问题的规定上存在较大差异。顺治、康熙年间立法规范旗下买卖人口,逐渐认可旗人通过白契买卖奴仆的行为,打击抢夺拐卖人口的罪行。官方沿用和增订了奴仆犯法家主连坐、以人准债、逃人法等入关前的法规。还比照顺治律内容,对红白奴仆的法律地位进行分等,制定家主与奴仆相犯如何处置的条例。顺康年间官方为旗人新制定的法规,既表现出对入关前法条的吸收和继承,又呈现了满汉法律融合的态势。雍正、乾隆年间修律,将此前沿用的满洲法,及依照顺治律和满洲法精神新制定的一些条例整合到清律中,再比照律意对这些条例进行取舍。其结果是,律中带有满洲特色的条例逐渐减少,仅剩的法条亦是融合有满汉两种法源的条例。雍正、乾隆年间立法向旗人看齐,解除对民人存养奴婢的限制。旗下奴婢法律身份比照顺治律进行了重塑,主奴关系更为严肃,奴仆地位愈发下降。结合清前期法规的修订情况来看,明显存在一个满汉融合的过程。满汉法律融合使得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将罪犯及家属罚为奴的刑罚更加普遍。籍没、发遣为奴这些带有鲜明满洲因素的刑罚,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应用;发功臣之家为奴的刑罚在乾隆年间再度兴盛,将叛犯家属罚为奴成为清代皇帝恩赏旗下功臣的重要手段。满汉法律融合导致满洲法中允许普遍存养奴婢及将人视为财产的观念,与汉族严肃、体系化的身份制度融合,凝聚出一种允许社会普遍蓄奴,且注重维持奴婢的低贱身份,还强调奴仆对家主依附关系的法律精神。清代社会结构的重组中,作为社会底层的奴仆群体扩大,旗民社会中主奴关系得到强化。

王硕^[3]（2021）在《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乾隆朝“大一统”局面基本形成,“同文盛世”达到顶峰。这期间随着乾隆朝儒家经典重译,随后儒家典籍的自发满译,儒家思想以满语文为载体深刻影响了“满语世界”。“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在儒家典籍满译中取得了平衡的同时,满洲人也借由儒化实现了中华化。除绪论与结语外,正文共五章:第一章追根溯源,梳理了乾隆以前的儒家典籍满译及其相关问题。首先回溯了满文创制及其改革过程这一儒学典籍满译的前提,指出以蒙古文为模板创制老满文是当时的最优选择,对老满文的改革是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新满文的推行也非一蹴而就;然后梳理清楚翻译机构的变迁过程,汉籍满译初由文臣衔命而为,后在翰林院与内国史院间辗转,至康熙十年（1671年）设内翻书房方结束汉籍满译执掌不定问题;最后总结了顺康雍时期儒家典籍满译的情况,一是完成入关前未竣翻译项目,二是新译儒典多为奉敕之作,三是自主翻译者多为修身齐家类心得、规范、训蒙读物等。第二章讨论乾隆重译儒家典籍及其成就。首先,理清“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发展的过程,明确清的“大一统”与“同文之盛”互为表里不断扩展;其次,讨论前代儒家经典翻译存在对汉语原文理解偏差、满语译本选词不当、未能反应原文文体特征、音译词过多且未厘定专有名词等缺失现象及成因;再次,考察乾隆以先后两次厘定清文《四书》为始,展开经典重译工程的过程,揭示其宣示经典解释权和宣扬国语优越论的目的,同时指出作为乾隆朝“同文”文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经典重译,实现了对满语的规范,同时加强了对经典的解释权。第三章讨论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自发满译。通过梳理对儒学典籍满译的旗籍士人群体出现的时间线,并将各时代有代表性的译者及其作品逐一从基本情况、成书过程、内容述评与受众等几方面做案例分析发现:除富察氏公鲁外,所有自发对儒家典籍进行满译的旗籍士人译者,均活跃于乾隆以降,其中活跃于乾嘉以降者约半数,其余均活跃于道光以降;其中六成为八旗满洲,三成为八旗蒙古,一成为八旗汉军;京旗占绝大多数。此外,还对较有代表性的翻译家孟保进行了专题研究,指出其翻译生涯与其仕途起伏关系较为密切,这种情形在其他译者身上也有所体现。第四章讨论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影响。首先,儒家典籍满语译本透过公、私学校,以教本或教辅的形式成为“国语”学习内容;其次,清代各类大小翻译考试是旗人实现仕途迁升的重要途径,而儒家典籍满语译本是各类翻译考试的主要命题范围;最后,“话条子”类活语料反映出儒家思想借由儒学典籍满译进入到了旗人基层社会,并且成为旗人基层社会的道德标准,影响了当时的旗人价值观念。第五章以达呼尔新满洲为例,讨论满译儒学典籍在其满化与儒化中的作用。首先,满语与达斡尔语差异小,对达呼尔新满洲而言学习难度低;其次,要对达呼尔加以满化需借助教育,而彼时达呼尔无文字,满语文自然成为了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再次,达呼尔教育是旗人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其教育内容同样是以满语文为载体的儒家思想;最后,儒家思想借由满译儒学典籍对达呼尔新满洲产生了满化与儒化的双重作用。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清朝维护“满洲习俗”具体手段即是“国语骑射”;“崇儒重道”即是接受中原思想与政治传统,即是接受中华文化。二者看似矛盾,而清帝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一再“国语”翻译和推广,实现了对清帝心中的“华”与“汉”的切割:通过“国语”翻译来实践“崇儒重道”,接纳中华优秀文化,使满洲自我儒化,自我华化;通过对以“国语”为载体,以儒家思想为内容的教育的坚持,实现了在新旧满洲中“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的和谐共存,客观上在思想层面将新旧满洲融入到了“中华”之中,实现了“大一统”下的“和而不同”多元共存,是多民族统一国家构建的重要一环。

党哲哲^[4]（2021）在《清代关外三陵陵寝驻防研究》文中提出有清一代,帝王陵以区域划分,主要分为三处,第一处为今辽宁省沈阳市的关外三陵（或称盛京三陵）,第二处为今河北省遵化市的清东陵,第三处为今河北省保定市易县的清西陵。而关外三陵分别为不同三处,埋葬弩尔哈齐四世祖的永陵、埋葬弩尔哈齐的福陵、埋葬皇太极的昭陵。本文对清代关外三陵的史料搜集、整理,研究关外三陵驻防的相关问题。文章首先对清代三处陵寝做简单的介绍,比较东、西陵驻防机构与三陵驻防机构的不同之处,进而对三陵陵寝机构设立的背景及发展情况,以及兵丁数量的发展演化进行分析和论述。本文主要采用史料分析法、归纳总结法、定量研究法对清代关外三陵的驻防官员任职情况、三陵驻防人员俸禄以及随缺地等进行归纳总结,发现三陵驻防官兵在每年大小祭、清帝东巡、日常防护陵寝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最后对清代关外三陵驻防官兵的地位以及特殊之处进行总结,并对关外三陵驻防作出评述。

吴华军^[5]（2020）在《清代驻防八旗归旗制度考论》文中研究说明驻防八旗归旗制度是清最高统治者在清代前中期用以约束驻防八旗人身自由的一项重要制度。从广义角度来看,它仅是归旗制度中的一部分;而从狭义的角度,它即等于归旗制度。对该制度的研究,在推进对归旗制度、清代中央与驻防八旗二者关系、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清代移民史以及“红学”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因此,本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基于实证史学立场,通过采用历史考据法、跨学科研究方法等研究方法,对该制度展开研究。所证结论包括:一、驻防八旗归旗制度的创建与废止均是一个历时性过程。其中,该制度的创设时间以“顺治初定,康熙二十三年成型”一说更具合理性。相关原因,则与清初急剧变化的政治环境有密切关系。具体包括:关外旧俗、学习模仿明制、猜忌汉军、避免满汉矛盾以及皇帝与下五旗诸王围绕八旗控制权的博弈等因素。至于废止时间,亦始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驻防兵丁置产留葬例》的颁布,完成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清廷取消驻防旗人归旗的物质补助这一上谕的颁布。废止原因,与汉军出旗一致,本质上都属于乾隆朝系统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的相关举措。除此外,还有世宗、高宗父子削夺下五旗诸王的权限,进而破坏该制度的政治基础以及儒家文化影响下清统治者对八旗某些旧俗的摒弃这两方面因素。驻防八旗归旗制度废止后,归旗制度嬗变为一项仅约束外任京旗官员及其家属的政治制度。二、驻防八旗归旗制度,是一个目标明确,运作程序完善的政治制度。在其被废止前,始终表现一个较为稳定、健康的运行状态:制度执行上,驻防八旗始终未敢逾越在驻防地私自立茔这一制度红线;该制度在同一时期还保持一种不断扩张的趋势,如制度应用空间范围的扩张以及制度被清统治者借鉴推广等。总之,驻防八旗归旗制度在该时间段内的运行态势,使之成为一项具有超稳定结构特征的管理制度。相关缘由,与清统治者,尤其清世宗胤禛的态度及相关政策有密切关系。三、驻防八旗归旗制度的稳定运行特征,推动了驻防八旗族群长期保留火葬这一关外旧俗,并在客观上缓解了八旗驻防生计问题的爆发。尤为重要的是,它还强化了该群体对八旗族群共同体的主观认同。但也要指出,该制度强化驻防八旗族群认同的作用不能被无限拔高。

王昊^[6]（2020）在《清代吉林地方官俸禄研究》文中认为俸禄是中国帝制时代统治集团依据相关规定给予各级官吏的劳动回报,通常以土地、绢帛、粮食、货币为主要表现形式。吉林地区民族成分和地缘政治情况错综复杂,因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政治架构,成为研究清王朝俸禄制度设立、发展、变革的有效窗口。吉林地区的俸禄系统伴随着王朝职官制度和财政税收政策不断完善逐步建立起来,经历了漫长的嬗变过程。清初俸禄制度初定,自顺治十年设立的吉林地区一品大员吉林将军（宁古塔昂邦章京）以降,依据官吏品级俸禄逐次递减。此后清廷着手对官俸系统进行了多番调整,增加吉林官员的额外俸,提高官员收入,典型的有柴薪银、心红纸张银、蔬菜烛炭银等,数额远超正俸,至康熙八年遂成定制。雍正五年建立外官养廉银制度,秉承“低俸禄,高养廉”的原则,养廉银自此取代菜、薪等银,成为吉林官员收入的主要来源。乾隆元年新置吉林厅,吉林地区民署官僚集团俸禄体系建立起来。晚清以来,随着沙俄的侵扰边境和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吉林兵丁频繁外调、新增练军,武职人员的俸禄也依军制演变而发生变化。吉林地处东北边防,兼具满族“龙兴之地”的身份与巩固边疆的使命,其俸禄制度较之关内各省具有特殊性。具体表现在:首先,吉林地区武官待遇优厚。其次,囿于清政府的“封禁”之策,东北地区开发较晚,相对于关内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吉林地区官员俸禄难以自给,依赖关内各省协济。最后,随着晚清内忧外患局面的加重,外调的吉林兵丁整装银大大缩减,并由折银转向搭配制钱发放。吉林地区地方官的俸禄系统为适应军府制行政机构体系和旗民分治的统治模式不断进行调整,对于开发吉林地区经济、抑制官员腐败和稳定边防起到了重要作用。

宋以丰^[7]（2020）在《“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文中认为“首崇满洲”又称“满洲本位”,是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基本国策与统治方针。同时,“首崇满洲”也是满清政权最为深层的民族本位思想,以及立法、行政的基础和依据。所谓“首崇满洲”,是指满清政府在政治实践与文化建设等领域中,坚持“满人首位”的原则,无论纲纪法度,还是用人行政,皆是为了坚守满洲根本,优化满人利益。“首崇满洲”观念的确立与实施,取决于满清政权的民族特性。清初以来,历代统治者均在不同程度上宣称“满汉一体”的思想,并为此做了相应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但由于统治者对汉化、过度汉化的后果有着清醒认识,因而对“满汉一体”设置了条件、原则和底线。概言之,便是以满人利益、满洲文化为根本,保持满洲旧俗,维护满洲传统。作为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与基本国策,“首崇满洲”观念涵盖了清代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尤其是政治、文化领域,如“薙发易服”、“国语骑射”、“政权建构”、“职官系统”等,目的在于维护以满族为首的统治集团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作为政权统治的基本出发点,“首崇满洲”观念也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引导、规范着满清政府治下的翻译实践行为,为后者进行有关翻译的制度设计、调整与改革等,提供了思想依据与制度保障。例如,翻译科考作为清代特设之科目,以及八旗科举之独特构成,建制上极富满洲特色,其应试者以八旗子弟为限,系旗人入仕、进身之专途,旨在维护“国语骑射”的满洲旧制,避免满洲文化被汉族所同化。翻译职官体系的创设与推行,如笔帖式、庶吉士（尤其是翻译庶吉士）等,也是为了因应统治需要,保障政治、文化实践的顺利推行。这一体系的构建不仅使旗人享有独立于汉人之外的入仕、进身之阶,而且使他们增强了学习清语的兴趣,维护了“清字”作为“国语”的地位。无论是“笔帖式”制度,还是“庶吉士”制度,二者作为专为旗人,尤其是八旗满洲而设的制度性安排,或成为清代特有之官制,或沿袭前朝旧制,既为朝廷造就了治理人才,又使旗人坚守了翻译作为满洲本业的地位,为统治者推进国家治理,坚守“满洲本位”做出了积极贡献。清代旗学的广设也是“首崇满洲”既定国策的产物,具有深厚的政治目的与文化意涵。自顺治朝始设以来,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清代的旗学教育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如学生的选拔、教习的延聘、课程的设置、学业的考核等,不仅有效推动了满人的民族教育,塑造了积极进取的士人精神,培养了忠君爱国之才,而且通过教导八旗子弟娴习“国语骑射”以及满、汉双语之间的翻译,有效维护了满洲的民族特质与文化传统,扩大了政权的统治基础,维护了“首崇满洲”的政治意涵。作为清代政治、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汉籍（书）的翻译与此同理。清初以来,统治者反复提倡“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试图维护“满洲根本”于不坠,却又不得不进行文化整合,汲取汉族的文化精粹与治理经验,建构政权的“治统”与“道统”。正是在此看似矛盾的文化态度中,汉籍（书）的翻译得以生存和接续。清初以来的汉书翻译既面对《四书》、《五经》等汉文典籍,也面对《金瓶梅》、《西厢记》等通俗作品。通过翻译这些作品,统治者成功撷取了帝王为政之道,完善了治国理念与模式,并通过引导、规范翻译事业,讲明法度,维护正统,将翻译当作巩固政权统治的策略与手段,更好地践行满洲本位主义思想。作为满清政权政治、文化政策的不同环节,翻译科考、翻译职官、翻译教育和汉书翻译等政策（或制度）之间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如翻译职官制度对翻译铨选传统的继承、翻译科考对翻译职官（如翻译庶吉士）选拔的影响,以及翻译教育与汉书翻译之间的互动等。这些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既有政治、文化上的需求,又有思想上的追求;既增进了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又维护了王朝体系的稳定、和谐与持续运作,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旗人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实现了统治者“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

张凌霄^[8]（2019）在《断裂的“国语” ——清帝国晚期的语言政治研究（1821-1911）》文中指出近年来,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如何看待清帝国早期的历史,已与此前有了很大的不同:清朝不再被简单地认为是一个依靠汉人精英支持,借助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宗教等进行统治的王朝或者是阻碍中国文明进步、造成中国全面衰败的元凶——广袤的疆域、多元的族群以及复杂而有效的早期现代（early modern）统治技术,使得清代历史呈现出一种充满生机与活力、同时又面临众多挑战的画面。但是如何看待19世纪以降特别是1840年以后的清帝国,仍然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例如关于清帝国的“国语”（gurunigisun）——满语,长期以来都将其看作是处于一个不断衰落并最终丧失“国语”地位的历史过程。本文所要考察的,正是1821—1911年间作为“国语”、“国书”的满语、满文在帝国晚期的政治地位,借此观察两种“国语”（满语和汉语）观念和实际上在帝国晚期政治中的关系以及隐藏于背后的身份认同、权力博弈。本文认为,从道光至宣统时期,作为大清国（daicing gurun）而“国语”的满语以及“国书”满文,在政治层面上实际从未丧失自己的尊贵地位。无论是清朝皇帝还是八旗官员,始终都将维护帝国“国语”视为自己的职责之一。满语的“国语”地位,不但体现于清代周密的制度当中,亦表现于复杂多变的帝国政治现实之中。对内而言,当皇帝和旗员拥有强烈的“国语”意识之时,满语、满文自然而然地被广泛地运用于帝国行政。首先是在教育层面,统治者与各地方官员都非常重视和支持满语教育,尽管因为时局动荡、战火纷飞,某些地区旗人的满语教育受到重大冲击,但直至帝国覆灭,满语教育在八旗社会中都延续下来,甚至在最后十余年有某种程度的复兴和发展。其次在政务处理方面,今天遗留的许多满文奏折、咨文、上谕等,都显示了这一时期满文在帝国政治中的参与程度,而笔帖式这一官僚群体的活动,则像我们明白无误地展示了“国语”整个清帝国中的重要性和广泛性。对外而言,作为“国语”、“国书”的满语、满文,不但被国内的官僚系统所坚持使用,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清帝国以外众多国家的接受和认可。在理藩院、礼部处理的传统交涉国以及海洋领域国家之中,虽然像朝鲜这样的国家在帝国晚期与清朝交往时,对满文的依赖度大大降低,但是在订立外交条约、公文往来、刺探情报、笼络他国等众多场合中,满语、满文仍然充分发挥着“国语”、“国书”。此刻,清帝国的语言统治策略在对内与对外两个方面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性。那么清末、民国以来有关清朝“国语”的衰亡论又该如何解释?透过“国粹”这一视角,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群体——旗人、改良主义者和激进的革命党,在对“国语”的不同认知中,实际反映地是他们在当时对“国”的边界和定义的差别。正是这种巨大的差别,导致清帝国灭亡后,掌握了舆论和话语权的知识分子透过种种手段,编织了完全脱离历史的关于清帝国“国语”早已衰落的叙事,以此来消解帝国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记忆。最终,两种“国语”间的历史关联彻底断裂,被摧毁的不仅是作为“国语”的满语,也包括其背后历经上百年确立起来的合璧式语言统治策略。自此,中国在近代开始以一种人为制造的“民族国家”的面貌,逐步实现其“现代转型”。

金鑫^[9]（2019）在《康熙朝黑龙江博尔德城八旗驻防始末》文中提出康熙朝黑龙江驻防八旗组建之初,一度曾有八牛录官兵驻于博尔德城。康熙三十一年,齐齐哈尔城两牛录达呼尔兵,受命移驻博尔德地方看守官仓。次年,因墨尔根城编练鸟枪兵,复有两牛录齐齐哈尔城达呼尔兵移驻博尔德。康熙三十三年,以喀尔喀蒙古贵族献纳的巴尔虎人丁编设的四牛录官兵,亦被派驻于该处。是年冬,清廷先后于博尔德派设满洲籍城守尉、防御等官,该处正式成为将军衙门辖下"城"一级地方行政建制。康熙四十年,为充实将军移驻齐齐哈尔城后极度空虚的墨尔根城兵力,博尔德八旗驻防撤销,所有八牛录官兵移归墨尔根。

张凯凌^[10]（2019）在《清代太原驻防八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清朝入主中原之后将八旗兵分为禁旅八旗、留守八旗和驻防八旗,驻防八旗驻守全国各个要地,太原作为晋省首府,地理位置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遂成为八旗驻防点之一。顺治六年,清政府派八旗兵将驻扎太原,太原驻防正式形成,成为直省驻防的一部分,它在平定国内动荡局面、抵抗外敌和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重大作用。本文通过对有关太原驻防八旗的史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将太原驻防八旗的面貌更加清晰的展现出来。文章首先从清代实行驻防八旗制度的大背景出发,引出太原驻防八旗创立的历史背景、创建原因及其军事驻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后对太原驻防八旗的设立以及其建制机构,兵丁数量的发展演化进行了分析和论述。本文还着重研究太原驻防八旗的职能。太原驻防八旗官兵在维护国家安全、抵御外侮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还详细论述了太原驻防八旗官兵在的待遇等问题,同时介绍了太原驻防八旗的日常生活。最后将清代太原驻防八旗的特点、地位、作用、影响进行了阐述和总结。

二、康熙年间黑龙江驻防八旗的创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康熙年间黑龙江驻防八旗的创建（论文提纲范文）

（1）清代杭州驻防文人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满汉融合视角下的清代奴仆法规研究（1616-1795）（论文提纲范文）

（3）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清代关外三陵陵寝驻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清代驻防八旗归旗制度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6）清代吉林地方官俸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断裂的“国语” ——清帝国晚期的语言政治研究（1821-1911）（论文提纲范文）

（9）康熙朝黑龙江博尔德城八旗驻防始末（论文提纲范文）

（10）清代太原驻防八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康熙年间黑龙江驻防八旗的创建（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杭州驻防文人诗歌研究[D]. 李珊珊. 内蒙古大学, 2021(11)
• [2]满汉融合视角下的清代奴仆法规研究（1616-1795）[D]. 宋兴家.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D]. 王硕.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清代关外三陵陵寝驻防研究[D]. 党哲哲.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5]清代驻防八旗归旗制度考论[D]. 吴华军.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1)
• [6]清代吉林地方官俸禄研究[D]. 王昊.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7]“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D]. 宋以丰.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8]断裂的“国语” ——清帝国晚期的语言政治研究（1821-1911）[D]. 张凌霄. 山东大学, 2019(09)
• [9]康熙朝黑龙江博尔德城八旗驻防始末[J]. 金鑫.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9(01)
• [10]清代太原驻防八旗研究[D]. 张凯凌. 黑龙江大学, 2019(03)

标签：满语论文;  诗歌论文;  八旗论文;  文化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