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留学运动和传教运动对白话诗和新诗革命的影响

一、论留学运动与传教运动对白话诗及新诗革命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谢文韬^[1]（2021）在《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引领着变革潮流的都市,和象征着传统的旧体诗坛之间,看似并不协调,实则存在紧密联系。研究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发掘近代旧体诗坛的独特性,从而确立其文学史意义。但旧体诗坛面对近代都市的诸多变革,并非一味被动地受到影响,而是根据主观意志进行适应调整,最终形成了与前代不同的面貌。因此需要超越一般文学史书写中常用的机械反映论,避免将旧体诗坛的创作、批评等活动看成都市变革的注脚,单纯从其中寻找涉及近代都市变革的内容的做法,如罗列堆砌与都市某一方面变革相关的诗词作品等,而应将近代旧体诗坛看成由具备不同意志的群体构成的复杂存在,摸索近代旧体诗坛与前代不同的运作机制,寻找其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探讨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先须确定近代都市中与旧体诗坛联系紧密的变革,以及近代旧体诗人与都市的基本关系,从而为深入研究打下铺垫。首先物质方面,都市交通方式的变革让诗人们的出游、交际大为便捷;通讯媒介变革与诗人的谋生、求知与济世活动紧密相关;交际场所的变革让诗人们有了新的互动空间。其次在社会方面,都市政治环境的变革给积极入世的诗人们提供了为理想奋斗的机遇;教育体系的变革让在都市中求学、任教成为诗人们的普遍经历;思想风潮的变革则给诗人们走向多样化的人生道路提供了指引。正因如此,凡是在近代旧体诗坛稍有影响的诗人,都与变革的都市密切相关,或长住于这些都市,或长期以其为中心活动,或兼而有之。在明确二者的基本联系后,便可考察都市变革背景下旧体诗坛的生存空间变化。以民国建立、新诗兴起和新文化运动等关键事件为节点,都市中旧体诗坛的实体依托发生了不同轨迹的走向,这直接影响了旧体诗坛的生存状态。在晚清时期,诗坛与都市政治强人的幕府间联系,较前代质变虽然不多,量变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但进入民国后,这种联系却突然断裂。而报刊在晚清民初经不同诗人群体的努力,逐步被旧体诗坛接受、认可,然而随着新诗的兴起,旧体诗坛在报刊上受到严峻挑战,不得不进行反击,但在关键的论辩方式上,面对以概念定义为逻辑起点的新文学阵营,学衡派为代表的诗坛中坚力量仍保持着以历史经验为逻辑起点的思维模式,在报刊空间中表现得并不适应,反倒是旧体诗坛基层在论战过程中实现了一定的自我突破。而近代高等教育机构,长时间内并未表现出与旧体诗坛的特别联系;但新文化运动后,随着旧体诗坛在社会上逐渐式微,它们成为了旧体诗坛延续微弱生命的难得依托。在理清近代都市变革作为背景的影响后,便可将坐标切换至旧体诗坛本身,探讨近代旧体诗坛自身如何在创作潮流、批评活动以及组织结构方面进行行为上的主动调整以及机制上的自我调适,以适应近代都市的变革。最明显的体现是在创作潮流上。首先,都市政治环境的变革,使得诗人们要通过在诗歌创作中表现政治热情和政治能力来在都市政治场域中生存,甚至获取更多政治资源。虽然这种情况前代也有,但在近代程度可谓达到顶峰。然而不同政治热情、政治目标以及诗歌风格的诗人,在转型幅度和方式上各有不同。其次,近代都市生活场域的变革,则让各种新名物开始成为书写对象,但不同时期诗坛对新名物语汇所普遍采取的书写模式不同。最开始抱着介绍、夸耀心态的诗人,往往将新名物作为诗歌的主题进行书写;而在新名物被熟悉之后,诗人更多将之作为单位在诗中使用,但保守的诗人,则一直只将其作为背景以减弱对旧体诗歌传统造成的冲击。相较之下,尽管都市思想场域的变革使得新概念语汇同样开始进入诗人的笔下,但旧体诗坛最初普遍没有将之与传统的语汇区分开来,故在书写模式上多与传统典故混同,不过随着诗人文化普及意识的提高,诗人们逐渐会将以诗歌作品总体来对这些新概念进行介绍阐释。近代旧体诗坛的批评活动方面也体现了旧体诗坛面对都市变革时的调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与都市中公共话语空间的形成,诗歌批评的形式、对象与本质都在发生变化。形式上,过往单向、个人化的诗话,成为了一种高度公开化、互动化的批评形式,它可由报刊征集素材而生成,能够成为一种集体意志的表达,读者可以用各种即时性的反馈手段来影响诗话的创作,批评者在创作诗话时也必须时刻考虑读者,同时它又保持了一定的自身特色,报刊带来的一些互动形式由于其体式传统而并不能被广泛接受。对象上,在没有被某种具有特定观念的特定群体所垄断的都市公共话语空间中,不同群体用不同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使得过往累积的诗歌资源会被重新挖掘。而对于诗歌本质的认识,也随都市中社会阶级的变化与前代不同。诗歌不再被视为士人的身份象征,甚至不再是知识分子必须掌握,而对诗歌的文学知识的研究、诗歌的鉴赏等,开始从原有的知识体系中分离出来,渐渐变得可以独立进行,且渐渐被知识分子所看重。面对近代都市变革,旧体诗坛结构体系的变化,从宏观到微观都有体现。就诗坛流派而言,“都市型”诗派开始取代“地域型”诗派,成为诗坛主导。就诗人社群而言,过往实地、封闭、主要依赖士人关系网的特点发生改变,在都市的公共空间中更加具有全国意识,对士人关系网有所突破。成员地位取决于存在感,而社群之间界限模糊,比起内部进行活动,向外界公开举办活动变得更为重要。在诗坛的个体层面,都市的风气与社会阶级变革使诗人对于使用诗歌谋取经济利益不再感到可耻,诗歌开始向书画靠近,其交易有走向体系化的趋势,这使得诗人的交际策略和关系网也发生了变化。综合这些方面来看,近代都市的变革,对于旧体诗坛的整体影响,在于地理特征层面的去地域化、社会定位层面的去阶级化以及知识谱系层面的专门多元化三点。这些相对于前代的独特之处也正是近代旧体诗坛的近代性体现。

查艳红^[2]（2020）在《《小孩月报》的文体探索与晚清书面语变革（1875—1881）》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开始着力从传教士相关文献的角度来探讨近现代语言文字与文学中的异域资源。这些研究更有利于厘清白话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也有利于加深当前对现代白话文复杂形成过程的认识。传教士报刊文体也成为研究晚清书面语变革的重要对象,综合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多数研究多集中于概览和梳理,对于个案的研究尚显不足,有待进一步深化和细化。笔者发现《小孩月报》这份创办于19世纪70年代的儿童期刊在晚清中文报刊中率先开启了运用官话作为报刊主要文体的尝试,因此,本论文以《小孩月报》这份杂志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刊物的文体探索以及在晚清以降的书面语变革中所处的位置和意义。论文分为五部分。绪论部分介绍论文的研究意义,相关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和框架,并对本文使用的“文体”的概念作了界定。第一章对《小孩月报》在晚清传教士中文报刊文体变革的背景中进行具体定位。第二章分析《小孩月报》的通俗性需求,探讨传教士将书面语贴近通行口语即官话的尝试,呈现该杂志对于官话的运用情况与其文体的过渡特征。首先展现19世纪中后期传教士对官话的讨论和学习的脉络,呈现报刊文体新变的背景;其次,将这份杂志的前两期《小孩月报志异》与第三期作对比,考察官话行文的缘起和初期的面貌。接着考察该杂志刊载的《天路历程摘要》如何对1865年宾为霖官话译本小说《天路历程》进行改写,体现此阶段官话书面语形态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最后,分析官话行文的困境与文体杂糅特征的关联。第三章考察传教士“言文一致”的追求如何推动官话的书写向更加书面化的方向推进。首先分析报刊文体中的欧化特征如何丰富了汉语的词汇量,扩大了汉语的表现力。其次,这种欧化特征表现在报刊中的诗歌、寓言等文学作品当中,使得其中的文体呈现出一种迥异于古白话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报刊作品中官话的书面语形态向更加严密、丰富和雅驯的方向发展。结语部分,总结本文研究内容,并试图在19世纪传教士语言文字事工的背景中讨论这一刊物的影响。一方面,它提供的经验不但在此后的文字事工中为其他传教士所借鉴,而且还为中国近代民族白话报刊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这份刊物对于报刊文体的探索也参与并促进了晚清书面语变革的进程,为现代白话文的塑形和发展提供了某种参照。

周文杰^[3]（2020）在《五四时期文白论争中中间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在新文学阵营提倡白话,并提出用白话取代文言的时候,保守主义势力与新文学阵营展开了关于文言和白话的论争。但论争双方并不是全部持二元对立的观点。这一场论争中部分认同新文学基本立场的成员,他们属于论争中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的一类群体,他们不同于保守派的文言立场或者以文言改造白话的立场,他们总体上站在白话的立场,但是,又能客观看待文言,认同文言的优点,与激进派在文白论争中的观点有所区别,本文把他们称为论争中的“中间派”。根据他们对待文言与白话的态度及变化过程,又把中间派分为渐进派和改良派两种。本文一共分为四章。第一章考察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历史渊源,对“白话”以及白话和文言区别进行辨析。新文学阵营虽然高举白话的大旗,但其中的成员对白话的定义不甚相同,这并不影响他们的白话文尝试。“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发生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主要选取了两次重要的运动为切入点。一是晚清白话文运动,晚清白话文运动从思想理论以及创作实绩等方面为白话文运动的发生奠定了基础,二是国语运动,国语运动打破了人们对文言的迷信,以官方的手段推进了白话正宗地位的确立。第二章主要探究渐进派同仁在白话与文言论争中的文学观。在胡适文学改良观形成的初期,渐进派发挥了重要作用,胡适在美国留学时经常与他们讨论中国文学的出路问题。他们对白话的态度经历了从怀疑到部分认可,再到主动进行白话创作的转变过程,最终他们认同白话的价值,但反对废除文言。在文学革命观上,他们对以白话入诗存在异议,坚决反对废除汉字。渐进派对胡适白话观的形成、对扩大文学革命影响力、对白话建设都做出了积极贡献,他们是五四时期文化多元化的倡导者与实践派。第三章是关于白话与文言论争中改良派主张与观念考察。对改良派的命名是从他们对白话的态度出发的,在文言和白话的关系中,他们看到了文言合一的历史发展趋势,始终站在白话派立场一方,但是他们也看到了当时白话派存在的许多问题,既支持对白话进行改良,又主张借鉴文言的优点为白话所用。在文学革命观上,他们主张学校教育改革、区分美术之文和应用之文、反对废除用典和对仗等观点。改良派在文白论争中对文言秉持较为客观的立场,他们在作为激进派的补充和纠偏出现时,在特殊历史语境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白话文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若完全按他们的主张,文言合一、文学革命的过程又将被延缓,历史机遇或被耽误。第四章对白话与文言论争中中间派主张及其思想进行评价。我们从对渐进派和改良派的思想主张考察中,重新辨析五四时期文言和白话论争的复杂性,也要历史地分析他们与“五四”文学革命主流激进派的关系,对这场论争做出总体的客观评价。这场论争的结果是以白话获胜,白话取代文言,总体上顺应了中国文学变革与文化现代转型的历史要求,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是启蒙大众的重要思想途径,是新文化对传统文化的胜利。而中间派与激进派在论争过程中形成互动互补,对白话取代文言的胜利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余婷婷^[4]（2019）在《“五四”时期的英诗汉译：一个社会文化学的观察角度》文中研究说明“五四”为中华民族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纵览封建中国几千年,朝代的更迭、政治的变革,无不引发整个社会的新陈代谢,思想意识、语言文化也随之嬗变。然而,以文学为突破口,推动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声援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迎来新中国的胜利,这样的篇章恐怕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此时的中国,由先进的知识分子引领的外国文学翻译浪潮正在全社会激荡。其中,译诗在小说、散文、戏剧等多种文学形式之中脱颖而出,成为急先锋。本文尝试从社会文化背景出发,观察“五四”时期英美诗歌汉译的社会文化背景,解读“五四”时期英诗汉译的社会文化心理和社会文化功用,探讨“五四”时期的社会文化对诗歌翻译的制约。本文由四章组成:第一章,辨析“五四”英诗汉译的社会文化背景。第二章,阐发“五四”英诗汉译的社会文化功用,以总-分-分的结构叙述。以胡适《尝试集》为眼,点明译诗的革命性影响。接着,从文学的层面,指明译诗是早期中国新诗成立的催化剂;又从文化的层面,分析译诗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第三章,分析“五四”英诗汉译的社会文化心理,展现当时的文人对“新”与“旧”的思考与挣扎;新诗观念的变革,是如何影响翻译内容的取舍和翻译标准订立的;最后介绍潜翻译,直观地揭示诗歌翻译、创作的过程。第四章重在反思,主要讨论“五四”社会文化对当时英诗汉译的制约。第一节,直陈政治意识形态指导翻译文本的选择;第二节,重新审视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第三节,从早期新诗的发生生态探究新诗发展的瓶颈。我们不仅要颂扬它的辉煌,而且要在困境中为它寻找希望。文章论述以1917年到1927年的诗歌翻译现象为界限,探究译诗与社会文化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了解其文学的、超文学的因素;揭示“五四”诗歌翻译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分析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文化、文学与社会的规律及其复杂性。

张璐^[5]（2018）在《晚清到1940年代中国汉语新诗的音乐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现代诗学对汉语新诗音乐性的探讨都主要聚焦于离开乐调而表现在文字本身的“徒诗”的音乐性;尽管近十几年来学界出现了对现代“歌诗”问题的关注,但迄今鲜有对中国现代歌诗音乐性的深入研究报道,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重要问题。本文在重新发掘整理相关史料和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试图突破现代诗学对诗歌音乐性现有的批评模式,将晚清到1940年代的白话“新徒诗”和“新歌诗”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二者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汉语新诗的音乐性。其中,本文所探讨的“歌诗”主要是可歌唱的文人诗,强调“歌性-诗性”与“合乐”的理想文类旨趣;而“新诗”并不专指“五四”以来的“新诗”,而是指晚清到19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新事物、新观念时重新看待白话汉语诗歌而进行的新徒诗和新歌诗的创作实践。本文的资料来源于山东省博物馆、中央音乐学院、国家图书馆的珍贵馆藏资料,以及在台湾地区、英国、美国当地搜集到的一手资料。在这样的研究思路和视角下,一些之前诗学界鲜有涉及但却十分重要的问题就被包罗进来,而一些已被讨论的问题又重新获得了新的诠释。本文的研究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探究中国诗歌的音乐性传统及其核心因素。根据古文字语言学对“诗”、“志”、“兴”字的考辨、陈世骧有关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原兴”等重要的古典诗学论说以及1980年代以来古代诗学对“歌诗”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将“兴”因素作为中国诗歌音乐性传统的核心和源动力;而中国诗歌的音乐性传统,正是在“兴”的作用下,通过“歌性-诗性”的音乐性语言进行以“言志”与“缘情”为“目的价值”的抒情活动;其原始形态“乐诗”在“音义分离”后,发展为具有语言音乐性的“徒诗”和延续“歌性-诗性”音乐性的“歌诗”两种形态。于是,汉语新诗的音乐性就是以“兴”为核心的诗歌音乐性在现代语境中对传统的继承与创造。这些结论正为本文在第二个部分讨论新诗的音乐性问题时,始终遵循的贯通古今的研究思路、将“新徒诗”与“新歌诗”相互应照的研究视角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二个部分则回到汉语诗歌的现代性语境中,分别从晚清民初的歌诗“情境”、新徒诗“语音构义”的音乐性表现、姿态节奏与身体、新徒诗的音乐化与歌诗的现代化四个方面探讨了在晚清到1940年代,“新徒诗”与“新诗歌”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各自发展又互相影响的中国汉语新诗的音乐性,得到主要结论如下。首先,在晚清民初歌诗的两次“跨语际实践”中,诗歌的形式结构和感知框架都发生了现代性改变,生成了新的“讴歌”和“唱歌”;而这些同时兼具突破与矛盾的新歌诗正是这一时期具有改革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新事物、“新音乐”的焦虑中,企图用新的歌诗创作来重建的一个新“情境”。晚清民初歌诗的跨语际实践对现代汉语诗歌音乐性的贡献与其暴露的问题同样重要,它召唤着一套完整的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表达体系,能够让诗人在符合现代人的感知理解框架中进行诗意的表达。其次,对“五四”到1940年代汉语新徒诗音乐性的讨论,除了关注遵从语法的格律押韵问题,更应该将音乐性的问题放置于汉语现代化的语境中,这就是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分别探讨的汉语新徒诗音乐性的“可发声性”和“可体现性”。第二章通过考察从晚清到1940年代汉语语法由建构到反思过程中的争论与论述,分析出“五四”到1940年代的汉语新徒诗如何在“兴”因素的引导下挖掘汉字的“可发声性”,将“声音”与“意义”进行创造性地连接,在语音中呈现出“音韵的绘声状物”、“反复循环的音韵调式”和“语法里听不见的旋律”的三种音乐性表现。第三章则从探究现代诗歌语言中的“姿态示意”出发,综合古典和现代诗学理论和创作观念中有关诗歌创作与身体节奏的一系列论说,提出了在语音的“声音”与“意义”之外,用身体来体现“姿态节奏”的新诗音乐性的“可体现性”——这就将汉语新徒诗的音乐性问题进一步转化为创作过程中在“兴”的发生现场,以身体“应感”为核心的创作譬喻,使诗歌本身体现出诗人在时间与空间中有关肌理与生命的体验。这就能够更深刻地去重新体会1930-1940年代以卞之琳、冯至、穆旦、臧克家、田间为代表的象征派、现代派、七月派诗人在身体“应感”层面的感“时”作“诗”。再次,针对“新诗不能唱”的问题,第四章中详细探讨了1920-1940年代汉语新徒诗的“音乐化”的原理,这就不再是“依曲填词”的“入乐”,而是强调以“语音的姿态”为中介回到“应感”层面,通过“量体裁衣”的方式进行的起“兴”创作;而这个音乐化创作过程本身也促进着这一时期以“中国艺术歌曲”为主的新歌诗的现代化发展,由晚清民初的“模仿阶段”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五四”以来的现代作曲技法和观念解决了白话诗不能“唱”的问题,但本文强调的是建立在“姿态节奏”层面新徒诗音乐性的“可转化性”,而无意强调诗歌音乐化是对徒诗艺术性的增强或前者是后者的更高级形式。最后,本文在汉语诗歌现代性的语境中,探讨在“新徒诗”和“新歌诗”的现代化互动发展中形成的汉语新诗的音乐性,其实也是对二十世纪以来汉语如何向世界发声问题的积极回应。现代汉语新诗的音乐性更可以理解为一种常含的抒情“姿态性”,它能够被机体倾听或阅读,能够被音乐转化,甚至也能被舞蹈、美术等其他各类艺术转化,是能够超越时空为全人类所共感而兴发的。本文的研究阐释了被现有诗学批评遮蔽的另一种现代诗歌的音乐性,或许可以为中国现代诗歌的批评提供一个更完整的画面;同时,本文立足于诗学,综合了音乐学、语言学、文字学、修辞学、语法学、心理学等进行的讨论,可以为中国现代汉语新诗研究开辟新的阐释空间。

付洁^[6]（2015）在《学衡派研究》文中认为《学衡》杂志创刊于1922年,终刊于1933年,这12年是学衡派最为活跃的时期。学衡派最初进入人们的视野,源于他们对新文化运动中种种过激观点的批判。这些与新青年派不同的主张,是《学衡》创刊的最初动力,也是它在很长时间内遭受冷遇的根本原因。但若以公正冷静的态度重新审视《学衡》,则可发现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其一,学衡派并非顽固派,他们也主张引进西方文化并建立新文化,只是要求以保存和继承传统文化为前提。就新文化运动中立场不同的这两方来看,学衡派和新青年派其实都认为文学是不断变化、不同于初创期的,应尽快为中国找寻一条合适的文化发展之路,只是他们选择的方向有所差别,新青年派的主张更彻底、更极端;其二,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和主张,在《学衡》79期的文章中仅占一小部分,其余的大量文章是对西方文化的普及、纯粹的学术讨论,以及文学创作,学衡派从本质上来讲是一个学术性很强的派别,不应因其与新文化运动的不同立场而否定它的学术成就。就现在学术界的研究情况来看,对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分歧研究较多,但有个别点尚不够充分,教育方面有涉及,但探讨的范围还不够广泛,宗教、传统学术方面的研究则尚未引起重视。以上述内容为出发点,本文的论述分为六章。第一章是关于《学衡》杂志的基本情况。第一,梳理了它创刊的过程以及停刊的原因,揭示了学衡派成员间的种种矛盾。第二,介绍了杂志的排版和销售情况,《学衡》传统化的文化立场决定了它保守的文章形式,而其保守的内容和形式又造成了《学衡》的销量不畅。但经吴宓等人的努力,《学衡》在国外也具备了一定的知名度。第三,讨论《学衡》的思想宗旨。就《学衡》的思想取法而言,它是强调中西结合的,既带有深刻的儒家传统印记,对西方文化也十分精通。第四,对学衡派成员的范围予以界定,几位创始社员和发文量大的社员属于学衡派无疑。在“文苑”发表过文章的作家则应视具体情况而定,有些不能划归为学衡派。陈寅恪、王国维等人态度与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人略有不同,故虽属于学衡派,但非代表人物。第五,对与《学衡》基本同时的几个主要刊物作了简单介绍。第六,简单分析学衡派与其它文化保守主义派别之间的差异性。在学术取法、对儒学之态度和政治立场方面,学衡派与孔教派、国粹派都有非常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体现了文化保守主义内部从狂热到理智的嬗变过程,同时也反映了文化保守主义对社会文化所起的平衡作用。第二、三章是关于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纷争。学衡派和新青年派之间的矛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青年派主张以先进的西方文化代替落后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学衡派则认为应走中西结合之路。同时,为了配合其运动的需要,新青年派在传播西方文化时,目的性较强而选择范围较窄,学衡派则强调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应当客观、全面。第二,新青年派主张通过文学革命废除文言,清理传统文学。而学衡派则认为白话的美感较低,只适用于特定体裁,不能全面代替文言。况且,新青年派所提倡的白话区别于传统白话,带有浓厚的欧式色彩,由这种语言书写的文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平民文学,受众仍然有限。第三,在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方面,双方也有很大分歧。学衡派更多关注的是文化取向、文学的艺术价值,强调文学和文化的独立性,而新青年派则认为救亡压倒一切,并以阻碍了革命与启蒙为理由,批判学衡派的落后。第四章是关于学衡派对传统学术的研究。选取了四个较有代表性的板块,即刘永济的古典诗词研究、胡先骗的晚清诗歌研究和在近代大热的墨学、老学研究。刘永济的诗歌审美取向明显受到宋诗派影响,词学观则主要受况周颐、朱祖谋、王国维等人影响。他取法多家而自成一体,创作与研究兼擅,是学衡派在这一领域的佼佼者。胡先骕的诗歌评论当属第一批对晚清、近代诗歌做详细、深入研究的作品,其中关于对阮大铖、俞明震、陈曾寿、王浩、文廷式等人的专文研究皆属于开先河之作。这些诗词集在胡先骗之前或无人问津,或仅在诗话词话中以寥寥数语提及,缺乏深入的整理和研究,胡先骕的评论几乎篇篇都对后人的研究起到向导性的作用。学衡派在老学方面的研究虽不成体系,但可以反映学衡派对儒道两家关系的认知,以及对近代诸子学研究的评判。墨学研究方面,因晚清以来,墨学在国内逐渐压倒儒学,故学衡派着力相对多一些。学衡派强调儒学高于一切,这种态度可以矫正近代墨学研究的功利化倾向,但他们处处推高儒家的做法,又抹杀了墨家的独特性。第五章为学衡派的宗教观。《学衡》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阵地,其对宗教的态度与其文化观是一致的,即客观探究宗教的作用,指出宗教在提升人类道德、支持人类精神、辅助自然科学等方面有重要意义。而宗教组织在中国兴建学校、开办医院等种种举动,也使社会获益良多。针对有的教会组织确实存在不法行为和侵略行为这一事实,学衡派则提出要将宗教和教会区分对待。学衡派内部虽有不少分歧,但都坚持宗教存在的合理性,反对非宗教运动。同时,学衡派承认现有宗教有不少可改良之处,应破除封建迷信仪式,使宗教渐趋于完备。第六章为学衡派的教育思想。学衡派的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精英主义色彩,但同时也提倡普及基础教育。他们反对过于功利化的教育模式,以养成学生独立之精神、完善之道德、健全之人格为最终目的。同时,学衡派支持教育独立运动,认为教育应独立于政治之外,不从属于任何党派。此外,学衡派的文章中还涉及到对具体教育方式的研究,如职业教育、师范教育、中小学教育、乡村教育等,大部分的建议都能切合于近代中国的实际情况。总体来看,学衡派所关注的重点与其师白璧德一样,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了文学、教育、伦理和宗教、历史等。传统儒家思想和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共同构建了学衡派的思想体系。但因学衡派的几位代表人物皆直接师从于白璧德,且白璧德对近代的社会现实多有论述,故白璧德人文主义对学衡派的影响表现为显性影响,而儒家传统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则表现为隐形影响。

彭继媛^[7]（2012）在《西学东渐中的民国旧体诗话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国旧体诗话作为与中国现代文论着作并存于现代语境中的传统文化的一支,一直因单线性的现代文学史研究弊端备受冷落。目前近两百本的民国旧体诗话只有少许的诗话纳入了现代学者的研究视野,八十年代以来“重建文学史”的呼声使得民国旧体诗话纳入“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成为可能。鉴于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本文将民国旧体诗话纳入研究视野,力图对产生于新旧杂糅社会中民国旧体诗话作一宏观的、整体的观照,以还原民国旧体诗话在现代文学史、现代诗学体系建构中的应有地位及重要意义。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对民国旧体诗话作大致的体制分类。本章分类沿用了古代诗话体制分类的方法,即“论诗及事”、“论诗及辞”及“论评、记事”兼重的三大分类。然诗话作为传统的诗学书写方式,其发展到民国时期虽然存在着极其明显的传承性,但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民国旧体诗话新旧并存、旧中寓新、中西交汇、新质萌生的特性得以彰显。第二章阐述民国旧体诗话批评主体的现代转型。民国旧体诗话作者一部分大致出生于晚清,而大都是旧士大夫出身,曾以科举入仕,科举废除不再依附朝廷生活,诗学活动横跨晚清民国两时期。另一部分大致出生于晚清民初,早年接受过比较完整的旧式教育,稍后接受新式教育（包括出洋留学）,其诗学活动主要在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他们在晚清民初时期以其社会角色和知识结构、思想文化的变化实现了向新型知识分子不同程度的现代转型。第三章阐述民国旧体诗话中的“西学”和“新学”。本章主要从诗话批评对象的角度来探讨民国旧体诗话在西学东渐中的变化。与历代诗话批评的范围和对象局限于中国古典诗歌相异的是民国旧体诗话把批评的对象指向蕴含着新理想、新理念的新派诗、外国诗和外国诗人以及白话新诗和新文化运动倡导人等呈现出新质。第四章阐述民国旧体诗话批评内容的现代质素。本章主要从民国旧体诗话所体现出来的淑世情怀、世俗关怀、中西比较角度以及从诗话诗论、批评话语、批评思维所体现出来的现代质素来探究民国旧体诗话的现代性。第（一）民国旧体诗话产生于经历了辛亥余绪、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及国内民族战争烟火四起的多事之秋,其时代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这在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是比较少见的。第（二）民国旧体诗话不同程度地关注词曲、小说等俗文学,不仅延续了晚清以来关注俗文学的情绪,同时也是五四以后新文学运动平民化关注视野的体现和产物,这与历代传统诗话指向正统文学的诗文也呈现出新质。第（三）民国旧体诗话中出现了少许的中西诗学比较的例子,此处的比较虽为较为粗浅的诗学比较,但其中彰显出来的比较意识却是难能可贵的。第（四）民国旧体诗话中少量诗论在现代时代境遇被赋予了现代色彩,数量不多,且仅点到为止,阐述不足,但新的诗论在民国旧体诗话中的出现,毕竟体现了传统诗学领域在发展方向上向现代理论品质的趋近,意义不可低估。第（五）民国旧体诗话在西方诗学话语形式大行其道、新的现代汉语诗学话语成功夺取诗坛霸主位置之时,旧体诗话虽然仍以温和但不失韧性的方式构筑着中国传统诗学体系,也以其不同开放的姿态接受西方诗学话语、现代诗学话语因而呈现出现代性。第（六）民国旧体诗话不少作品不同程度地打破中国人重直觉的思维惯性,开始重视逻辑推理、综合分析、专题分类等强调理性的方法的运用。第五章阐述民国旧体诗话的批评风格。随着晚清科举制度的废除,除却少部分诗话作者以遗民身份自居,大部分旧体诗话作者不再仰赖清廷而生活,他们成为职业作家、批评家或者报人等靠固定的职业收入或稿费而生活,独立的生活来源使他们在进行诗学批评之时,不用刻意地获取统治者的欢心而维护所谓的“道统”、“文统”,民国旧体诗话表现出凸显批评主体精神个性的诗学批评,从而彰显了民国旧体诗话的批评风格。本章主要从批评主体热情的肯定批评、直言不讳的否定批判和客观平实的印象式点评,严肃、冷静的分析和总结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第六章通过阐述同光派与民国旧体诗话的关系以还原同光派在现代文学史、现代诗学建构中应有的历史地位。同光派向来被目为“落后、顽固”的传统诗学流派,然其于民国时期积极建构古典诗学、与南社政治上的对垒和诗学上的对接、其他民国旧体诗话中频繁出现的“同光派”话语以及新文学诗学观念中“以文为诗”、“主知尚理”作诗主张与同光派所张扬的宋诗传统的契合都极好地说明了同光派对于突破单一的研究视野从而克服中国现代批评极其西化的思维方式的重要意义。

李海英^[8]（2012）在《美国文学对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文中指出五四时期中国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受到了西方的冲击，在思想意识，文化文学上也经历着欧风美雨的侵袭。政治混乱，变动不居的时代赋予了五四新文学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全新特征。在其破旧立新的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与外域文化、文学存在着交流和碰撞。在研究美国文学与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关系时,清末民初“留美高潮”的兴起，进入本文研究视野。对于“留美高潮”这种现象我们应该给予高度重视。如胡适闻一多等五四文学革命先驱都曾留学欧美，他们的文学思想及观念不可避免的受到美国文学思想观念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他们的文学革命的具体主张和新文学的实际创作中都留下了鲜明的印记。19世纪末，美国文学已经吸收了欧洲文化、文学的丰富营养。一大批如惠特曼、爱默生、马克·吐温、爱伦·坡这些美国作家们在文学领域不懈的努力，坚持创新使得美国文学脱离了欧洲文学的束缚，并产生了自己独立、创新、反传统的特殊魅力。美国文学中这种反传统的精神是否正契合了五四文学先驱欲探寻的、欲拿来打破中国传统文学以创造中国新文学的独立创新的特性呢？活生生的文学史实以及文学现象让我们逐渐坚信美国文学对中国五四新文学曾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论文将主要通过对美国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交流影响史实的展现来揭示美国文学对中国五四新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作用,并探究中国五四新文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美国文学的影响因素。第一部分，就美国文学对中国五四新文学产生影响的文学背景做一简要概述。第二部分，重点论述美国文学对中国“五四”新文学发生影响的媒介问题，在这一部分中重点从美国文学作品翻译和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生运动两方面展开论述。第三部分，分析论述美国文学对“五四”新文学产生的具体影响。本部分主要从美国实用主义与白话文运动、美国新诗与五四新诗、美国戏剧与五四戏剧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赵林^[9]（2011）在《辛亥前后浙江的文化氛围与新文学》文中提出以省际特征较为明显的浙江作为研究对象,以这一特定区域空间内的文化体系为背景,大致从1901年前后清末浙江下层启蒙风气广泛传播至1924年国共合作止,通过梳理这一时期浙江舆论氛围的变迁历程,探讨浙江这一区域内的历史、文化传统及包括政治、传媒、教育等综合因素在内的文化氛围与新文学发生之间的关联,这些关联还集中体现在当时的校园文化、女性教育以及以浙省革命为背景的新文学作品中。应当说,区别于其他内陆省份,新文学在辛亥前后浙江文化氛围中显示出相当大的能动性,较早地以一种对话者的姿态对新思潮进行选择性接受、模仿以及改造,甚至对文化中心产生了一定的反作用。辛亥前后浙江文化氛围称得上有“公共舆论”的开始,得益于1901年6月20日在杭州创刊发行的《杭州白话报》。浙江新知识界人士注重启蒙形式与社会运动的结合,专注于思想与知识的启蒙特征,也离不开浙江特有的人文与政治环境。作为开展留日学生运动较早的省份之一,以留日学生翻译日本书籍、招聘日本教习、创办《浙江潮》等为中介,向浙江本土传递了民族主义的诉求。同时以推进新教育为核心的省教育会,通过创办教育刊物和组织名人讲演,加速了新文化新思潮的体验在浙江本土的传播。两次文学色彩浓厚的学生运动,促使了“转型时代”浙江民间舆论由校园走向社会,深化了五四运动在浙江的开展。浙江新知识界人士也面临着身份转型的苦痛,当时的文化生态、文体样式从民间文化向学院文化转换。前者因与公共传媒相结合,在扩大文学影响的同时也促使文学走上了学院文化的道路。这种从民间到学院再到社会的过程,显示了浙江新文化空间开拓过程中雅俗共赏的情态。后者以“浙一师”校园为中心,经亨颐的“人格教育”理论与实践为接受新思潮提供了准备条件；而以浙江新潮社、“前后四金刚”为中心的文学实践,参与了浙江本土新文学场域的建构。与此同时,章太炎及章门弟子作为近代中国知识界转型的风向标,与新文学教育关系密切。他们对于“学在民间”、“眼学与耳学”、“言文一致”的辨识与实践,不仅显示了新文学发生的文化背景,还昭示了新文学研究范式艰难确立的过程。近代口岸城市的逐步开放以及民族工商业、新式工业的兴起,为女性职业化趋势提供了必需的物质条件,同时戊戌维新以来新知识界人士营造的舆论氛围也唤醒了新女界的民族意识、平等自立精神乃至性别意识。在此过程中,晚清民族主义的话语开始渗透到女性教育与女权运动中,女学校、女性团体、女性报刊是集中呈现女性教育和女权运动的重要载体。经元善创办的上海中国女学校,不仅改变了此前教会女塾包揽女子教育的局面,还直接促成了浙江新知识界人士对于本土女性教育的关注。“惠兴殉学”及其意义传播昭示了“满”“汉”两族群共享了近代传媒的物质条件以及民族主义话语资源。男性启蒙者在提倡女性教育的同时,还通过“废缠足”以及“倡女权”等途径对于新女性先驱进行塑造。在此过程中,新女界的精英个体从既有的身份塑造中觉醒,开始批判性地审视包括女性教育宗旨、女性自身的权利与义务等话题,从“女英雄”的认同逐渐衍生出“女国民”、“新女性”等观念和形象。其中,以单士厘及其游记中体现出来的女子教育的异域体验,依然局限于男性启蒙家对于新女性的设计与塑造的框架内,但女子开始在公共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已是不争的事实。“女英雄”的认同观念起自蔡元培担任上海爱国女校校长前后,属于新知识界人士宣扬的贤妻良母主义潮流之外的女性教育思潮。这一思潮还被1903年前后的留日女学生界吸纳,突出表现在以秋瑾、陈撷芬为代表的“实行共爱会”组织以及之后的“中国留日女学生会”的活动上。秋瑾参与和创办的《白话报》、《中国女报》在引导女界启蒙的同时,积极认同“女界革命”与“民族革命”之间的联系,其亲身实践活动也昭示了新女界自身转变的艰难历程。作为近现代史上最具代表性的革命区域之一,浙江与历次革命密切相关的事实成就了这一区域文学的革命传统与特色。浙江自古以来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参与了对“革命传统”的塑造,这不仅表现在章太炎对于“革命”理论的建构与宣传,还表现在以陶成章及光复会为代表的实干精神上,他们共同推动了辛亥革命在浙江的展开。浙江留日学生在东京、上海、杭州等城市空间中以制造舆论等方式参与了革命思想的宣传与传播,同时也促成了早期革命文学网络空间的建构,为五四新文学的到来提供了新的质素。与此同时,萧山衙前这一浙江本土的农村空间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中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沈玄庐、刘大白相当一部分新诗对其进行了书写,显示了浙江本土新诗创作的实绩。当然,辛亥革命与浙江之间的关联是新文学经常关注的主题,这不仅体现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由秋瑾事件改编的戏剧文学中,还体现在以王钟声及“春阳社”为开端的进化团系统的戏剧上。它们为辛亥革命的舆论宣传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促进了革命文学、戏剧教育的发展。同时,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在面对这一历史事件时,因采取的视角、所担负的亚文化资源的差别,将浙省革命的流布以拼接的方式加以言说：无论是以亲历者的身份叙述革命历史,还是以后来者的眼光追忆这段革命历史,浙省革命的流布与新文学空间成为他们讲述、创作的依据,其背后流淌着他们对于乡土历史和区域文化的关切和反思。

胡峰^[10]（2010）在《诗界革命：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 ——诗歌本体的现代转型研究》文中认为晚清文学的研究越来越热,其中的诗界革命研究同样如此。但从诗歌本体的角度来整体把握诗歌内部世界的新变与转型的研究仍显不足。本文力图进入诗歌的本体世界,对诗歌的语言、声韵节奏、意象及文体诸要素进行具体考察,从中探寻现代新诗发生的历史根据与内在动力,凸显诗界革命与现代新诗发生之间的内在关联。本文所用的“本体”概念,主要是指构成诗歌审美世界的诸多要素的形态及特征,主要包括语言、声律节奏、意象、文体等构成要素。这些要素不仅是诗之所以成为诗的必备条件,而且也决定着诗歌的审美面貌与呈现风格。考察诗歌的转型轨迹,这些要素不仅无法回避,而且必须作为研究的重心。为避免形式主义研究存在的片面性,本论文拟运用发生学原理、文化研究、现代语言学、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等理论,采用文化学、历史与审美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对诗界革命的诗歌本体进行整体观照与文本细读。从诗歌本体的角度看,研究者对诗界革命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仍存在一定的误解。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把早期的“新学诗”置于诗界革命的范畴之外而不顾。本文重新发掘了“新学诗”的文学意义及历史价值,并把它还原为诗界革命的开端。同时还纠正了诗界革命并非诗歌“革命”而是“改良”的认识,进而对诗界革命的发展轨迹进行了整体梳理。第一章主要从诗歌的基础——语言切入,指出诗界革命已经催生了早期的白话诗。该章首先分析了诗界革命中语言变化的背景与动力,指出诗界革命的语言变革是处于晚清语言文字变革的时代背景下而展开的。梁启超、黄遵宪等诗界革命的先驱与现代新诗的早期诗人在诸多方面存在着相通之处:语言是他们寻求诗歌变革的共同突破口,进化论的思想是其共同的理论武器,而采纳口语、方言、外来语入诗则是他们共同的变革策略与追求目标。这其实就标志着现代白话语言的最初的诞生。黄遵宪率先提出“我手写我口”的倡议,确立了以口语对抗文言的方策。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特别是基督教文化的宣传者对口语的推广使用使口语得以普及。诗界革命的诗人主要是看中了口语自身的鲜活性、通俗性、晓畅性、交际的便捷性以及明显的主体性等特征。而这正好契合并启发了胡适“白话文学”观的出台。方言除了具有口语的一般特征,还有自身的独特之处,最突出的就是它以边缘化的身份形成对主流文言的对抗姿态,反叛性与抗争性自然蕴含其中。除此之外,方言还以不同的地域特色来丰富诗歌的语言与审美世界。方言入诗不仅体现在早期白话诗人胡适、刘半农、郭沫若等人的创作中,而且也受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诗人的青睐。而方言自身的矛盾与张力,正是其具有长久生命的关键所在。从最初的“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的“新学诗”开始,诗界革命的同人们就开始把新名词引入诗歌创作这一“高尚的楼台”里,后来梁启超对诗界革命的目标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但新名词仍可以留存在诗歌中。新名词的介入不仅标识着一种新思想的出现,而且还会引起诗歌本体的变化,比如声韵节奏的调整与语法句法的变化等,并进而改变诗歌传情达意的方式与效果。现代新诗中的新名词与新语句更为突出,在郭沫若等诗人那里甚至出现了直接移植外来词汇入诗的现象,外来词汇所代表的新事物被改造成诗歌意象的情形也不乏其例。口语、方言、新名词新语句等不同风格、不同形态的语言既动摇了传统诗歌的语言基础,同时也为新型诗歌的孕育与诞生耕耘了土壤,预示了方向。第二章重点分析诗界革命中的诗歌创作在声韵节奏上对传统诗歌的突围与创新,这是诗歌从传统的格律模式向现代自由声韵节奏转型的重要表现。声音是语言不可分割的一个侧面,而诗歌对声音的依赖性又远远超过小说、散文等其他文学类型。诗歌古体近体之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声韵节奏作为衡量标尺的,而诗歌本体的变化也势必体现在声律节奏方面。诗界革命对传统诗歌的反叛也体现在对其固定严密的声韵节奏的颠覆上。首先在声韵规则上,近体诗有着严格的要求,即使稍有违反即“拗”也要及时予以补救。诗界革命的创作则频频触犯近体诗的大忌——出韵,把近体诗中严禁使用的不同声韵有意排列在同一首诗中;同时通过使用近体诗中罕见的仄韵,突破了近体诗与古体诗的界限;而对平仄规则的违背,更是彻底解构了近体诗的声律规范。有的诗作甚至舍弃了古体诗相对自由宽松的声律限制,而采纳了超越于近体诗与古体诗之外的全新的诗体形式。这不仅是诗人自觉反叛自唐代以来的声韵传统的具体体现,更是一种新的诗歌声韵形式的预示与开端。它昭示着将来的诗歌会在既已成型的声律规范之外寻求更为自由、广阔的声韵形式,从而朝着自由诗体的方向拓展开来。在胡适的早期诗歌中,重古风轻格律的现象也极为突出;稍后出现的自由体诗歌,则彻底抛弃了近体诗与古体诗的声律模式,把诗界革命中对声律节奏的突破精神发扬光大。其次,诗界革命还对传统诗歌的节奏模式进行了大胆的“破解”。在词语的组成上,诗人采用了双音节、三音节乃至更多音节的词汇入诗,使得传统诗歌的节奏划分模式难以为继;在音节的排列组合规律上,也突破了传统节奏的程式化规则,即五言的“二二一”（或“二三”）、七言的“二二二一”（或“二二三”）规律,在七言诗中甚至出现了“六一”的节奏形式,显然违背了先抑后扬的传统诗歌的语言规则;而语义组与语音组不能两全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另外,散文中常用的“之”、“乎”、“者”等语助辞也频频冲击着诗歌的传统节奏模式。声韵节奏上的这些变化更能够契合并张扬创作主体的现代情感与体验。这种调整与更新的意义是双重的:既在继承与改造传统的同时开启了现代格律诗发展的通道,又在此基础上催生并启发了现代自由体诗的诞生。而现代自由体诗和现代格律诗的同时并存与此消彼涨,贯穿了整个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历程。第三章着眼于对诗界革命中意象使用情况的分析,指出诗界革命创作中的意象已经显露出现代性的特质与趋向。诗歌中的意象是指寄寓了诗人情感与意念的客观事物,它与诗歌特别是中国诗人以形象思维见长的特点密切相关。诗界革命对诗歌本体的改造,同样也以意象作为对象与表现形式。首先,在物象的选择和改造上,诗界革命增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具有现代性内涵的事物作为意象的基础构成,从而极大地扩展了物象的范围与表现能力;与此同时,在原有事物或景物的基础上,通过寄寓传达诗人新的情感体验与思想认知,同样使原有的“象”与新颖的“意”结合在一起,构成新的意象类型。其次,诗界革命的创作还把传统诗歌中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的事象叙写作为表现的重点表现出来。事象的增加既是诗人理性分析与归纳能力提升的重要表现,又使得诗歌增强了叙事情节的完整性与连贯性,同时促进了表述方式的精确与具体化,另外对诗歌声律也具有一定的改造功能。因此,诗界革命中偏重于事象叙写的诗歌繁盛的现实,正是诗歌本体结构与外在形态由传统格律诗向现代自由诗过渡的重要表征之一。除此之外,诗界革命的创作者把大量的抽象的概念名词引领进诗歌的殿堂,这自然会挤压意象占有的空间并影响其在诗歌中的地位。而这种抽象名词的出现,不仅影响了诗歌的声韵节奏、对仗、诗体形式,而且还迫使诗歌的表意手段及功能由具象向抽象转变,从而催生了现代说理诗的发生。第四章重点考察诗歌文体结构与形式向现代诗体形式的转型。诗界革命的创作成果在诗体形式上开始呈现出现代自由体诗歌的特征。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是作家、批评家独特的感觉方式、体验方式、思维方式、精神结构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上述各种因素的直接体现。诗界革命中的诗歌文体受外部环境、作家观念、传播工具特别是语言等诗歌本体要素的共同作用,无法固守原来的结构特征与文体形式,“变”成为其继续生存的不二选择。在“变”的具体路向上,诗人们首先选择了具有新鲜活泼的文体特性的民谣作为资源与镜鉴,以此来消解“庙堂”诗歌的僵化雕琢与固步自封;同时,不同地域的民谣含蕴着不同的文化形态,它的出现同样能够起到丰富诗歌文体类型的作用。其次,为了恢复诗歌的音乐本性,诗人们还大力倡导并积极实践歌体诗创作。他们分别以歌行体为模板,同时汲取异域音乐资源进行歌体诗的独创与普及,试图以音乐特有的感染力、形式上的自由灵活而又不失诗歌旋律的特征改造旧体形式,实现诗歌体式的创新。再次,采纳“以文为诗”的创造策略进一步解放诗体,以不拘形式、不拘格律的散文化特征把诗歌文体引领进更为自由、更为广阔的天地。这种散文化的诗体形式主要表现为以虚字、口语词汇以及新名词入诗,在对仗、韵律、节奏上逐渐脱离传统格律诗的模式,诗行上则呈现出长短不一、灵活多变的散文化句式。这不仅更新了传统诗歌单一稳定的文体形式,而且也极大地拓展了诗歌的表现范围与表达效果。同时,更是诗人主体意识与精神结构的集中体现。这种诗体上的创新策略与发展路向,不仅为现代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样板参照,而且也成为新诗体式建构的一致路径。结语部分主要是对诗界革命之于现代新诗发生的意义进行论析。主要分析了诗歌创作作为文学活动的四个要素:外在环境（世界）、创作主体（诗人）、接受者（读者）以及诗歌文本（作品）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特别是它们对现代新诗的发生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外界环境还是创作主体,抑或是接受主体,他们的变化必定会影响诗歌本体并通过它表现出来。而且,诗歌的转型研究也必须以诗歌本体的变化为中心,因此诗界革命在语言、声韵节奏、意象以及文体结构及形态的变化对于现代新诗的发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说,诗歌本体的嬗变成为现代新诗发生、发展的最突出表征与路向标。而诗界革命是现代新诗发生的雏形与预演。

二、论留学运动与传教运动对白话诗及新诗革命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留学运动与传教运动对白话诗及新诗革命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论文提纲范文）

（2）《小孩月报》的文体探索与晚清书面语变革（1875—1881）（论文提纲范文）

（3）五四时期文白论争中中间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五四”时期的英诗汉译：一个社会文化学的观察角度（论文提纲范文）

（5）晚清到1940年代中国汉语新诗的音乐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学衡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西学东渐中的民国旧体诗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美国文学对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9）辛亥前后浙江的文化氛围与新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10）诗界革命：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 ——诗歌本体的现代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留学运动与传教运动对白话诗及新诗革命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D]. 谢文韬. 浙江大学, 2021(02)
• [2]《小孩月报》的文体探索与晚清书面语变革（1875—1881）[D]. 查艳红.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3]五四时期文白论争中中间派研究[D]. 周文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4]“五四”时期的英诗汉译：一个社会文化学的观察角度[D]. 余婷婷. 南宁师范大学, 2019(01)
• [5]晚清到1940年代中国汉语新诗的音乐性研究[D]. 张璐. 兰州大学, 2018(10)
• [6]学衡派研究[D]. 付洁. 山东大学, 2015(12)
• [7]西学东渐中的民国旧体诗话研究[D]. 彭继媛. 湖南师范大学, 2012(11)
• [8]美国文学对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影响[D]. 李海英. 辽宁大学, 2012(03)
• [9]辛亥前后浙江的文化氛围与新文学[D]. 赵林. 南京大学, 2011(08)
• [10]诗界革命：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 ——诗歌本体的现代转型研究[D]. 胡峰. 山东师范大学, 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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