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亚赶超模式解析——“飞船模式”对中国赶超模式的启示（论文文献综述）
王博[1]（2020）在《战后日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是长期依赖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所积累的矛盾日益凸显,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必然的选择。技术创新是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核心动力,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特别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逐步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提出了创新立国的战略方针,技术创新在我国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近年来,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是相对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来说在各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意识到了技术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推动力,在“科技立国”基本方针的指引下,日本采取了一系列的技术创新模式: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的技术创新模式主要是以引进技术为导向,并加以消化、吸收,进行模仿创新。企业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政府进行有效干预,民间力量主导研究开发,产学官三者进行合作创新。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结束了模仿创新时代,开始重视基础研究,实行“科学技术立国”政策,并调整了产学官研究开发体制,向自主创新模式转变。日本的技术创新模式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正是由于技术创新的机遇、环境、支撑体系和创新主体这几个要素的存在和相互作用才形成了其独特的技术创新模式。在这种技术创新模式的支撑下,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经济快速发展,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内就实现了对欧美发达国家经济的赶超。但是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的技术创新模式表现出了对应用技术的过度重视,而忽略了基础研究。因此,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日本的产品主要是依靠生产的规模优势和严格的质量把控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而不是靠新产品的开发。新产品开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科学发展的最新水平,在这一点上,二战后的日本是落后于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事实上,这也造成了后来日本技术创新发展的后劲不足。随着科技竞争格局以及经济全球化格局的改变,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已经不能依靠过去的技术创新模式来拉动经济增长,这造成了日本经济长期的发展停滞。近年来,我国也开始重视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技术创新的发展,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与过去相比得到了大幅提升。随着我国科技水平的上升,综合国力也不断增加,但是我国的科技水平与美国、日本等科技强国相比在各方面还有较大的差距,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充分重视技术创新组织方式的合理运用、充分重视技术创新模式的合理选用、充分重视体制创新、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作用、把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这些都是日本技术创新过程中积累的成功经验。我国应该借鉴日本技术创新的经验教训,在制定技术创新战略时要强化企业的主体地位;继续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推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官产学园区四位一体的技术创新体系;选择合理的技术创新模式和组织方式;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促进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与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徐洁[2]（2019）在《现代性视域下的人民司法传统：嬗变、困境与定位》文中研究指明人民司法传统是中国共产党自陕甘宁边区1创建司法制度以来,所形成的司法理念、技术与实践的总称。它并非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环境的改变,自身不断调适的动态过程。作为一种司法形态,人民司法传统是国家司法职能在实践层面的具体展开,其一方面是执政党合法性再生产的重要领域,因而需要体现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又要满足有效性的需求,以实现司法领域的社会整合。在这层意义上,人民司法传统暗含的政法逻辑与国家体制运作的原理是同构的。具体来说,人民司法传统的形成与嬗变伴随着中国20世纪初以来的革命叙事与80年代以来的改革叙事,这一过程以中国被迫卷入现代化浪潮并开启现代性为宏观背景。换句话说,对人民司法传统的深入理解离不开对中国现代性发生与建设特点的认知,后者嵌入在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价值系统与社会系统两个层面变迁过程中的互动关系中。基于此,为了对人民司法传统在当下的定位有更为准确的判断,在中国现代性的视域下对人民司法传统历时性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加以阐释便是较为恰切的路径。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是一部由革命谱写的历史。从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共和的实践失败到新文化运动对保守主义的批判,再到五四运动开辟的革命激进主义道路,以及在此背景下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到共产党建立起新政权,中国最终以人民民主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基础。这一政权选择过程既体现了中国革命现代性的平等价值,又承继了儒家政治文化传统泛道德主义的深层特性。建国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人民民主的理念与以其为核心的制度性建构和相关话语形塑着新中国的政治实践,人民司法传统便是这一政治实践的重要组成。人民司法传统从陕甘宁边区大众司法的确立到建国后日益成熟的实践,与政权的形成到完善同步,并始终贯穿着人民民主的要求,具体体现为人民司法传统政治面相的教化性与法律面相的依附性。人民司法传统政治面相的教化性决定了中共领导下人民司法传统的终极目标是善,法官不仅是法律的适用者,更是新中国社会主义道德的布道者。在司法的体制建制中,体现在对司法审判人员选任与管理的要求以及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两个方面。人民司法传统法律面相的依附性与其政治面相的教化性是一体两面,其法律面相更注重可操作性层面的相关制度规定,具体体现在服从党的领导和为中心工作服务两个方面。在革命的主旋律以及通过国家运动来实现社会改造的背景下,人民司法传统走向道德评价的极端,最终自我消解。中央吸取建国初三十年国家建设的教训,及时将国家工作的中心转向经济建设,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综观改革开放四十年,以微观领域扩大经济主体经营自主权、中观层面资源配置机制的市场化和宏观政策环境变革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推动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也即日益理性化。经济社会的理性化体现为个体的自主性和趋利性、交互关系的抽象性以及通过知识的制度化维系的社会秩序。法律是最主要的制度形态,它代表国家意志,将社会各个系统纳入制度的轨道,通过作为抽象机制的专家系统对社会进行技术型治理。这种社会整合方式不再以先验的价值认同为纽带,而是建立在以深度自我和欲望生产为基础的个人主义之上。司法系统是理性化的经济社会中作为专家系统存在的抽象机制,它以社会信任为运作基础,具有抽象机制的“脱域”特征。在经济社会理性化的驱动下,人民司法传统发生嬗变。在政-法关系的视角下,人民司法传统的嬗变体现为:一是人民司法传统政治面相的教化性在去政治化的过程中加强了司法专业性的提升,具体通过法官资格与晋升标准对专业性的考量和审判方式的形式理性化两方面体现出来;二是人民司法传统法律面相由对政治的依附性逐渐变得具有自主性,这从服从党领导司法以及司法为中心工作服务的内容与方式两方面体现出来。尽管在经济社会理性化的驱动下,人民司法传统朝着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推进,但历史多维度的演进并没有使得人民司法传统彻底褪去自身的特性从而变成一个全新的司法形态,而是在中国法律秩序、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相反相成的关系下逐渐形塑出道法二元的司法格局:一方面,通过司法的常规化途径进行的社会整合体现了司法覆盖的广度与延伸的深度,但司法的基础能力较为薄弱,其无力整合转型时期多重性质交织的社会秩序,这集中体现为实践中司法供需失衡的困境;另一方面,在常规化的司法“无力”处,由司法至高的道义性与国家专断权力发动的“继续革命”以司法动员的形式试图集中有限的资源克服常规化途径无法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种司法的去政治化与政治化的往复之间,司法道义性与合法性的冲突不时显现,并成为当下道法二元结构下司法运作的深层困境。当下道法二元结构下司法运作的深层困境追根究底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困境,这一困境在全球化背景下得以进一步放大。西方现代性的根本特点是信仰的终极关怀与理性的二元分裂,理性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并通过孕育出立足于个人的民族认同,实现民族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耦合。非西方传统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为解决可能发生的社会整合危机,通过重塑一元化价值与一体化整合模式来实现社会的整合。中国民族国家建设以经济社会的加速重建为表,以实现民族复兴为核心的文化政治诉求为终极关怀,这使得其仍未摆脱建立在道德一元论基础上的一体化整合模式。在资本增殖逻辑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下,国家之间的利益纷争与价值冲突愈发激烈,这一背景下,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逻辑在扞卫国族利益、实现公民的身份认同、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等方面各有利弊。综合权衡国内外秩序特点,人民司法传统的定位应当区分对外以民族认同为核心的主权逻辑与对内以宪法为中心的治理逻辑。
商辉[3]（2019）在《“共轭环流”式国际分工格局 ——中国角色的演变和升级》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劳动力和资源禀赋等传统要素优势,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已不再是传统价值链分析模式下的“世界工厂”那么简单,中国已成为国际分工网络的重要枢纽国,连接发达国家价值链和发展中国家价值链。相应地,国际分工格局也逐步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单纯的“外围-核心”式分工布局,现阶段全球分工布局呈现“共轭环流”式分工格局。虽然国际分工格局的界定和演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但是现有研究仍缺乏对国际分工新格局及中国角色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本文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对国际分工格局的重新定位以及中国角色演变和升级机制的探讨。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首先构建产品内分工模型,以价值环流的形式展示由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所构成的国际分工布局的形成以及工序分配机制,强调并重点分析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分工网络中的枢纽地位及其分工地位提升机制。而后,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刻画国际分工布局,使用宏观数据和海量微观数据对理论模型的推理进行验证,提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共轭环流论”,探索在双重价值链分工格局下,中国提升国际分工网络枢纽地位、实现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可行路径。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是:第一,随着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中国已事实上成为国际分工网络的重要枢纽国,国际分工布局呈现“共轭环流”式格局,即存在以中国为重要枢纽国的发达国家价值环流和发展中国家价值环流。通过分析中国成为重要枢纽国的路径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方面不断嵌入和融入发达国家价值链,另一方面建立并加深与处于分工网络边缘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往来,逐步占据国际分工网络中的“结构洞”,从而提升国际分工枢纽地位和价值链影响力。虽然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已取得重大成就,但是其制造业“大而不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局禁锢了中国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步伐。第二,通过分析国际分工网络中的国家枢纽地位的决定机制发现,总体来说,一国市场优势、制度支持、技术支持、人口结构等要素对其枢纽地位的影响要大于开放程度这种传统优势要素,且国家异质性及产品贸易网络异质性存在一定的影响差异。进一步地,通过分析优势要素重要性演变发现,制度质量、技术进步、母国市场（人口、城镇化水平）和人口结构等优势要素的重要性逐步提高,表明中国构建新的综合优势至关重要。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开放政策、制度支持、技术支持、劳动力人口红利、母国市场、产业链完备性等方面分析中国成为国际分工网络重要枢纽国的原因。第三,通过分析国际分工地位升级路径发现:（1）一国提升其在国际分工网络中的枢纽地位有利于促进其国际分工地位的攀升。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共轭环流”的枢纽,这一特殊地位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2）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价值环流和发展中国家价值环流的分工地位攀升路径和攀升空间存在差异。中国嵌入发达国家环流,通过获取技术溢出效应可以承接更复杂工序生产、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但攀升空间存在收敛趋势;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价值环流中,发展中国家分工地位的提升有利于推动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实现向价值链中高端的攀升。本文政策启示是:第一,着力巩固中国在“共轭环流”中的枢纽地位,继续保持政策和产业链优势,打造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通过两个环流的良性互动实现“双轮驱动”,进一步释放经济潜能,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第二,“抓改革、补短板、通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发挥更好作用;以时不我待的精神补齐核心技术短板;扩大国内市场需求,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显着增强中国经济质量优势。第三,以更大的开放解决开放中遇到的问题。坚定不移自主扩大开放,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倡议并推广价值链友好型国际规则,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张云[4]（2018）在《中部地区六省经济赶超模式研究》文中认为中部地区六省作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基地,在中国地域分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国家对中部地区六省国家级区域规划政策的相继实施,中部各省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但其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其经济发展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本文从经济赶超模式出发,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OLS回归分析方法,对豫、晋、鄂、皖、湘、赣等中部六省的2002-2016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有待加强的因素进行分析。为给这六省的赶超提供参考对象,接着分析了苏、浙、鲁、粤、渝、黔、蒙、藏等经济增长较快八省的1990-2016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有待加强的因素。然后,基于经济增长阶段的相似性,即OLS回归方程的弹性系数与参考省份各时间段的弹性系数作相似度,分别找出这六省实现经济赶超的参考省份的相应经济增长阶段。最后,基于中部六省已有的经济发展中具备的相应基础条件,结合参考省份分析出的可借鉴经验和应吸取的教训,总结出中部地区六省经济赶超模式。研究结论如下:（1）河南省2002-2016年的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为对外贸易、物质资本和产业结构。河南省与浙江省1992-2006年经济发展状况相似度最高。因此,河南省经济赶超模式应参考浙江省1993-2007年经济发展经验。而促进浙江省经济增长的动力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对外贸易。因此,河南省应保持对外贸易、物质资本和产业结构要素对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扭转劳动力、知识资本和城镇发展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负向效应,重点增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2）山西省2002-2016年的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为物质资本、劳动力、产业结构和城镇发展,而知识资本、对外贸易和人力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起负向作用。山西省与广东省1994-2008年经济发展状况相似度最高。所以,山西省经济赶超模式应参考广东省1995-2009年经济发展经验。而促进广东省经济增长的动力为物质资本、劳动力、知识资本、对外贸易和城镇发展,因此,山西省应保持物质资本、劳动力、产业结构和城镇发展要素对其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重点改善知识资本和对外贸易要素对山西省经济增长的负向效应,重视人力资本要素投入,发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3）湖南省2002-2016年的经济增长动力为城镇发展和物质资本,而劳动力、产业结构、对外贸易、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要素对其贡献率较小,可以忽略不计。湖南省与重庆市1994-2008年经济发展状况相似度最高。因此,湖南省经济赶超模式应参考重庆市1995-2009年经济发展经验。而促进重庆市经济增长的动力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城镇发展,因此,湖南省应在保持物质资本和城镇发展要素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重点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加大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规模。（4）江西省2002-2016年的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为劳动力、物质资本、对外贸易和城镇发展,而产业结构、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要素对其经济增长起负向作用。江西省与山东省1992-2006年经济发展状况相似度最高。因此江西省经济赶超模式应参考山东省1993-2007年经济发展经验。而促进山东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为物质资本和城镇发展,因此,江西省应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和改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加大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投入强度,提高城镇化质量,立足于江西省良好生态环境的自身优势,调整产业结构推进绿色崛起。（5）安徽省2002-2016年的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为物质资本、产业结构、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安徽省与贵州省1995-2009年经济发展状况相似度最高。因此安徽省经济赶超模式应参考贵州省1996-2010年经济发展经验。而促进贵州省经济增长动力为物质资本、知识资本和对外贸易。因此,安徽省应立足于物质资本、产业结构、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要素对其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重点加大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劳动力整体质量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6）湖北省2002-2016年的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为物质资本和知识资本。湖北省与山东省1997-2011年经济发展相似度状况最高。因此湖北省经济赶超模式应参考山东省1998-2012年经济发展经验。而促进山东省经济增长动力为物质资本、劳动力、对外贸易、知识资本和城镇发展。因此,湖北省应重点转变劳动力、城镇发展和对外贸易要素对湖北省经济增长负向效应,加大劳动力投入,推动城镇化协调发展和培育湖北省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王秋玉[5]（2018）在《跨国并购对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工程机械产业为例》文中认为从2014年开始,我国装备制造业的产业规模已位居全球首位,但创新能力相对较差、产品附加值较低。为此,在借鉴德国“工业4.0”战略、美国“再工业化”以及日本《2015年版制造白皮书》等国家产业创新升级计划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国务院于2015年5月颁布了《中国制造2025》,“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已经成为新时期我国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之一。从企业层面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管理者认为,没有创新企业就没有前途;企业开展独立自主研发创新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的漫长过程;而照搬日韩“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创新”传统赶超模式,则在发达国家防范中国的时代背景下难以为继,以技术引进为目的的合资企业并没有给我国企业带来国外核心技术。基于此,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利用全球金融危机对西方企业冲击带来的对外投资机会,根据全球技术更新速度加快和产品周期不断缩短的时代趋势,尝试借助跨国并购这种“走出去”方式,快速获取国外核心技术、知名品牌和高端市场等资源。从现实情况看,中国工程机械企业对国外企业的跨国并购,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自身研发资源不足、对高速变化的国际市场反应太慢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区域经济、经济地理学者对知识生产、转化应用、创新网络研究的关注程度空前增强。创新活动与区域创新生态环境质量密切相关,创新网络直接影响创新绩效的高低。因此,分析全球——地方多维创新网络的空间特征、发展演化过程、内部作用机理、优化途径也就成为区域经济学界、经济地理学界必须面对的问题。为此,本文综合依据创新经济地理学基本原理,借助1985-2017年中国工程机械产业联合发明专利数据以及20152017年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2016年上海宝马展、2017年中国国际机器人展的访谈资料,综合运用社会网络软件UCINET、Gephi和空间分析软件ArcGIS,对我国工程机械产业跨国并购前后的创新网络特征、发展变化、内部作用机理、优化途径,特别是我国企业创新网络与欧美发达国家企业创新网络的异同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跨国并购重塑了中国工程机械企业全球—地方创新网络。（1）从创新主体构成看,跨国并购之后,通过学习和共享被并企业的知识和人才,收购外国企业的中国企业创新资源大幅度增加,创新能力大幅度提升,在创新网络中的地位和影响进一步上升;（2）从网络结构看,创新网络呈现出极不均匀的层级特征和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处于核心的主体拥有较高的创新能力、多样化的研发伙伴,而集团内合作数量的增加导致创新网络呈现出模块化特征;与此同时,由于工程机械产业所涉及的技术门类较多,具有多元集成和产品定制的特点,基于产业链的DUI合作成为最主要的创新实现方式;（3）从空间结构看,科技资源不均匀空间分布驱使企业主体在更大尺度空间范围内寻找合作伙伴,企业垂直合作网络不断向全球延伸,获取国外创新资源的能力大幅度提升,德国成为中国企业最重要的海外创新平台。但水平创新合作却仍以国家尺度为主,省域尺度的重要性最低。珠三角、长三角和青岛城市群是我国创新实力最强、对外开放程度最高、收购国外企业最多的区域;（4）从劳动地域分工来看,中国企业集团总部和被并购国外企业所在地成为企业集团重要的研究基地,而企业的生产活动受成本控制等因素影响,多位于国内外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第二,并购目标属性、并购整合程度、资源配置成效是影响企业创新网络的重要因子。企业跨国并购一般需要经过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根据企业自身所缺创新资源,精选并购对象。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合作关系企业;第二阶段,包括人才交流、联合研发活动缓慢启动在内的弱整合,大体保持企业创新网络的规模和结构稳定;第三阶段,新的以中国跨国集团公司为主体、以研发联合中心、生产基地、销售基地等为辅助的全球创新网络初具雏形,并购双方之间的技术转移和创新互动渐趋紧密,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第四阶段,全球---地方企业创新网络发育成熟。研发中心一般位于企业总部或被并购企业所在的发达地区,而生产基地多位于成本较低的欠发达地区,销售基地多位于发达的重要市场。企业集团内的产研一体化、产业链合作达到较高水平,企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第三,并购策略和整合措施直接影响创新网络的空间规模和发展水平。中国工程机械企业在国外主要收购悠久历史、营销网络完整（遍布全球）、技术优势显着的西方老牌企业。借助跨国并购,中国企业通过学习被并购企业的知识、吸收其人才、利用当地的创新资源,不断提高自身创新能级,占据网络结构洞位置,大幅度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将原有国内企业创新网络扩展至全球,并逐步建成以中国企业为中心、模块化特征显着的等级式创新网络。从跨国并购视角出发,透视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地方创新网络是一个全新的科学命题。本文从创新地理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基于中国工程机械企业跨国并购的实践,对总部在中国的创新网络从地方向全球拓展的过程、空间特征、影响因子、利弊得失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研究,提出了重视跨文化高技术人才培养、品牌营销等优化创新网络的对策建议。然而,由于受多方面条件限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仍显不足。展望未来,需要搜集更多数据和实证资料,开展跨国并购成功与失败案例特点和作用机理的比较分析,判别经济外交政策和关系等因素对基于发展中国家现实的企业全球——地创新网络发展的影响。
苏宏伟[6]（2017）在《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阶段,中国正面临如何打造自己的制造业,完成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进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历史课题。中国经济正面临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本文选择对具有丰富而连续演进历程的日本制造业,进行针对性的研究,有可能是认识和解决中国制造业现阶段转型“怎么办”的有效途径之一。为此本研究分析了1973-2012年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和“有没有”四个方面问题。结果显示:第一,本研究从三个方面对产业结构调整相关理论进行了阐释:第一,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总趋势与和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一般规律进行了阐述;第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详细讨论,主要从二者的内涵、决定因素以及二者之间关系三个方面进行阐释,并就上述两种理论提出了笔者的基本观点;第三,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经济绩效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论述,主要从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以及对关联产业的结构效应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二,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与现状分析显示:从产出角度看,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中的低技术制造业产值比重不断降低,中高技术制造业产值比重不断提高。从要素投入角度看,1973-1991年日本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中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幅超过低技术制造业,1992-2012年中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高,低技术制造业则呈下降趋势;1973-2012年日本制造业劳动要素需求总量持续下降,1992-2012年的降幅超过1973-1991年降幅;1973-2012年日本制造业资本要素需求总量持续提高,但1992-2012年的增幅低于1973-1991年增幅;1973-2012年日本低技术制造业能源要素需求比重持续降低,中高技术制造业能源要素需求比重持续提高。第三,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研究显示:1973-1991年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不断提高,且中高技术制造业对合理化程度提高的影响度逐渐增强,低技术制造业影响度则逐渐降低,这种变化与同期产业结构高级化不断提高的趋势和内在特征相一致,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发展由非均衡协调向均衡协调增长转变,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表现为“实优化”;1992-2012年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产业结构发展由均衡转向非均衡,但由于期间产业结构表现为虚高级化,使得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在该期间内表现为“虚优化”。第四,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动因研究显示:（1）1973-1991年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实高级化”的直接原因是日本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政策导向能够与同期的技术范式相适应、相协调,保证了对“厚重长大”型产业形成替代的“轻薄短小”产业所内涵的技术创新与同期国际主流产业技术相一致;间接原因是中高技术制造业的资本、劳动和能源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普遍高于低技术制造业,使得资本、劳动和能源要素普遍流向生产率较高的中高技术制造业,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产业结构实高级化。1992-2012年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虚高级化”的直接原因是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后赶超时期出现的信息技术经济范式相矛盾、相冲突,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内涵的技术创新与同期国际主流产业技术相脱离;间接原因是生产要素流向中高技术制造业的速度显着下降,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强化作用减弱。（2）1973-1991年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直接原因是中高技术制造业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不断提高的同时,低技术制造业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保证了生产要素流向在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间的相对均衡协调;间接原因是该时期产业结构实高级化有助于中高技术制造业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扩散效应能有效作用于低技术制造业,推动了低技术制造业要素生产率的提高。1992-2012年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的直接原因是各细分制造业产业要素生产率增长两极分化严重,较高的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表现在某一个或某两个产业部门,差距渐趋变大,要素流向在产业间的分布由均衡转向失衡。间接原因是该时期产业结构虚高级化阻碍了某些中高技术制造业产业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扩散效应作用于低技术制造业,影响了低技术制造业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第五,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经济绩效分析显示:（1）1973-1991年日本制造业产业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三个变量间在短期和长期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1992-2012年日本制造业产业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在短期和长期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在短期和长期均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2）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变化在整个观测期间内由低渐强,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变化逐渐由强渐弱,总产出增长波动逐渐增强的主要动因渐从产业结构合理化过渡到产业结构高级化。（3）投入产出分析结果显示:（1）中间需求率结果显示日本制造业存在向最终需求型过渡的明显倾向,日本制造业作为原材料中间产品的特征减弱,而作为最终产品的特征不断增强;（2）中间投入率结果显示日本制造业的附加值在不断提高;（3）影响力系数结果显示化工和食品产业对第一产业的影响力显着高于其它制造业,制造业对第二产业的影响力高于对第一产业,制造业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力介于第一和第二产业之间;（4）感应度系数结果显示第一产业对制造业的拉动效应主要体现于食品产业,化工产业、能源产业、初级金属产业和非金属制品产业,第三产业中的教育医疗餐饮产业在拉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5）生产诱发系数分析显示观测期间内对日本制造业生产诱发效应由高到低排序始终为投资、消费和出口,1992年相比1973年投资和出口的生产诱发效应略有增强,消费的生产诱发效应则有所降低,2012年相比1992年投资和的生产诱发效应略有增强,出口和消费的生产诱发效应则有所降低;（6）最终依赖度系数分析显示,观测期间内,日本制造业对最终需求中的出口投资需求依存度最大,其次是消费和投资。最后,在归纳总结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经验教训基础上,回答中国政府应该如何处理中国的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本研究针对中国应该怎么办的建议总体上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思想上要明确创新的观念选择,即中国应该以创意式的创新为导向,还是以技术革新为导向,本研究认为应该选择后者,这是因为日本制造业的创新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呈现出这样的发展模式,结果导致日本后期创新能力不足桎梏,影响制造业的发展;二是从实践操作层面看,现阶段全球技术更新速度显着加快,产品从研发到销售的周期也在显着缩短,中国已经不具备20世纪70年代左右日本制造业可以模仿创新的特定环境,为此中国政府应该加大力度构建中国自主创新体系,克服短期利益诱惑,强化长期创新建设,发展出中国的创新主导产业,创新主导产业进一步对其它关联产业产生产业关联效应,推动整体产业发展。
徐兴[7]（2014）在《文化视阈下的日本企业制度变迁研究》文中认为综观古今中外制度史的演变，制度的萌芽、形成和发展往往受到文化的无形支配。企业制度与其他制度安排一样，不仅是效率追求的结果，也是特定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可以说，文化构成了企业制度的基础和灵魂，不同的文化背景孕育出不同的企业制度体系，催生出各异的企业制度绩效表现。回顾历史，考察当下，日本文化和日本企业制度变迁及制度绩效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且耐人寻味，在日本独特的集团主义、等级秩序、现世主义、耻感文化、恩情主义等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作用下，日本企业的成长发展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国家颇不相同的的道路，形成了一道具有日本特色的企业制度变迁轨辙，是研究文化影响企业制度变迁和制度绩效问题的理想国别样本。论文即以“文化视阈下的日本企业制度变迁”为研究主题，主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同时充分借鉴伦理学、博弈论、历史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及其研究方法，采取“总—分—总”的结构模式，首先从理论层面探讨了文化影响企业制度变迁的一般作用机理，总结归纳出了企业制度需要处理的五点核心利益问题以及在处理这些问题过程中体现出的伦理价值取向，提出了文化影响日本企业制度变迁的具体作用路径，即价值传导路径、自我修正路径、博弈演进路径、兼容诱变路径和变革锁定路径，进而顺着日本企业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从金字塔式垄断体制的沿革、雇佣制度的变迁、外部治理内部化的制度变迁三个层面，详细探讨了明治维新以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一段时间内日本传统文化作用下的日本企业制度变迁轨迹和绩效表现，最后重新回到整体的视角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企业制度绩效的逆转和主要变革趋势产生的文化诱因，对未来日本企业制度创新与绩效优化的方向进行了展望与思考，力图通过对日本的研究，对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文化影响企业制度变迁的作用机制等共性问题形成一些创新性的认识，对中国企业制度的创新完善有所启示和帮助。
周旭峰[8]（2013）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金融先导战略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孔祥毅教授提出的金融先导理论和金融协调理论为指导，首先通过对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的历史探寻，总结出三种类型的工业化模式，即自然演进模式、后起赶超模式和金融先导模式。早期的工业化主要是自然演进模式的，其成功范例为英国和一些西欧小国；进入十九世纪，自然演进模式让位于后起赶超模式，后来居上的主要有美国、法国、德国、俄国等；十九世纪末，开始出现金融先导的工业化模式，二战后普及起来，比较成功的国家（或地区）主要有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等，以及联邦德国的工业重建。在梳理世界各国工业化历史的基础上，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二战前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无论是自然演进模式还是后起赶超模式的工业化，即便很成功的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和工业化结束后都经历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成为资本主义挥之不去的痛；二战后工业化较为成功的国家，大都采取了金融先导模式，并保持了20—30年的高速增长，不仅工业化时间大为缩短，而且在工业化进程中熨平了经济危机，但在工业化结束后往往会爆发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出现停滞或增速放缓。因此，我们得到一条规律：现代经济环境中，要快速实现工业化，必须运用金融先导战略；要防止工业化结束后出现的金融危机，必须正确运用金融先导战略。其次，本文总结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历程，包括洋务运动和晚清到民国的三次工业化浪潮，其间既有壮士扼腕的悲曲，也有机会一闪的叹息。解放后，我国在前苏联的援助下，开始了后起赶超模式的工业化，取得非凡成就，然而在“赶美超英”的错误指挥下，工业化遭受很大挫折，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闭关锁国，“自力更生”，结果使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改革开放奏响了金融先导模式工业化的乐章，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恢复中国农业银行”的主张①，在其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农行得以迅速恢复，拉开了经济改革的序幕。同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纷纷成立、分设或恢复，为新的工业化高潮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金融改革与经济改革互为促进，相得益彰，成就了我国长达30年的高增长。（二）金融先导为什么能够克服经济危机，获得平稳高速增长呢？本文通过对金融先导战略充要条件的论证，发现经济系统存在固有频率的规律：落后国家工业化前，经济系统处于低水平的均衡；工业化开始后，大量引入先进的生产技术，技术引进成为经济系统的一个扰动源，这个扰动在量上明显超过了其他随机扰动，成为扰动的主方向，构成一种明显的单向冲击，使经济形成“技术引进→收入增长→货币需求增加→利率上升→投资下降→收入减少→货币需求减少→利率下降→投资上升→收入再次增加”的周期性波动（图示见第4.1.2节）。本文不仅用图示法演示了经济系统受到冲击后，必然经历循环往复波动的现象，而且用数学推导，严格证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经济系统都存在这样的固有频率，并得出经济系统在固有频率的作用下周期性波动的解析表达式y=y+（y+y-βt1t010）（），从而为各种经济周期假说提供了逻辑严密的数学依据，使假说上升为定律。本文分别考察了经济系统在正向扰动（如科技创新）和负向扰动（如战争）的冲击下，周期性波动的轨迹；考察了各种内生变量对经济波动产生的阻尼效应，即证明了“经济稳定器”原理；考察了纸币发明的作用，即纸币制度使货币供给，由经济的内生变量，转变为内外共生变量。在管理通货制度下，一国货币当局可以通过改变货币供给量缓冲经济波动，即在“货币需求增加→利率上升”过程中插入一个“货币供给增加”环节，使之变为“货币需求增加→货币供给增加→利率不变或下降”，使投资不再下降，进而收入不再减少，经济在新的高度达到均衡，这样就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出现，解答了上段段首的疑问，对二战后经济危机的缓和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工业化需要三个要素的增长：技术、资本和劳动力。先进的技术可以从国外引进，廉价的劳动力可以从农业中释放，而资本呢？二战前，工业化成功的国家往往通过殖民掠夺和侵略战争，来攫取资本的增量；二战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纷纷独立，而且正是这些新独立的国家需要工业化，她们不能再进行殖民掠夺了。二战后，管理通货制度在世界各国确立，金本位的最后一抹余辉，也随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黯淡下去。管理通货制度确立后，货币供给不再是经济的内生变量，而成为内外共生变量，一国货币当局可以通过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给，为工业化提供资本的积累。与殖民侵略相比，这种方法不仅文明了许多，而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处——缓和了经济危机。那么，为什么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在工业化完成后不久，都出现了金融危机、经济停滞或增长乏力呢？原因就是：工业化结束后，该国的生产技术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没有了技术引进这个明显的、确定的、在量上占优的正向冲击，经济系统在其他各种随机扰动的叠加影响下，围绕其均衡点作无规则的震荡。此时，如果再增加超量的货币供给，试图刺激经济只朝一个方向前进，结果只会事与愿违：不但无法推动经济，而且极有可能加剧经济波动，发生金融危机是迟早的事儿。因此，工业化结束后，我们建议终止金融先导，改用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还有一些国家，走的同样是金融先导的工业化道路，却没有收获像日本、亚洲“四小龙”那样的成就，而是金融巨幅波动，经济停滞不前。究其原因，就是金融先导过度，货币超量供给，欲速则不达。因此，我们在运用金融先导的过程中，必须使金融先导与实体经济保持协调。本文在第6章，运用孔祥毅教授提出的金融协调理论，专门论述了二者之间的协调关系。金融先导与实体经济的协调，要分两种情况讨论。第一种情况：存在负向扰动或冲击（如石油危机）时，是不宜使用金融先导的，因为此时增加货币供给，无法提高商品供给，只会推高物价，形成“滞涨”（详细推导见第6.3.1节）。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消除负向扰动源，如石油危机时，只能通过提高石油产量或寻找替代能源来解决；又如发生战争时，只能通过结束战争来解决，其他任何宏观调控都治标不治本。第二种情况：存在正向扰动或冲击（如技术引进）时，运用金融先导增加货币供给是对的，但要克服过量与不足两个弊病。货币供给不足时，无法完全平抑经济的波动，经济只能在波动中低速增长；货币供给轻微过量时，物价温和上升，经济仍然低速增长（详细推导见第6.3.2节），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处于这种状态；货币供给严重过量时，物价腾贵，经济停滞，没有了经济的增量，供给的货币也得不到回报，结果只能是继续追加货币供给，饮鸩止渴，恶性循环，最终形成债务危机，墨西哥、阿根廷当属此例。然而，如何在量上把握呢？我们提供的方法是：测量经济泡沫率。通过对经济泡沫率的监测，判定金融先导是否过量。当经济泡沫率达到某一阀值时，我们就要控制货币供给，防止其过量。测量经济泡沫率的方法是：经济泡沫率ρ=yFy，其中，yF为资本化定价方式所决定的表象价格，y为劳动价值论决定的实际价值。本文随后对美国的经济泡沫率进行了测量，并将经济泡沫率数值与美国经济史进行了比对，比对结果与事实基本吻合。（三）我国属于后起国家，山西又是我国的落后地区。后起国家或地区要想运用金融先导战略实现工业化，必须解决以下四个问题：第一，对落后的经济提供一个正向扰动或冲击，这个问题由技术引进和科技创新来解决；第二，经济系统对正向扰动或冲击的传导机制要顺畅，也就是现代经济的固有频率模型成立，这个问题由市场经济体制来解决；第三，在正向冲击袭来之前，政府能够提供一系列金融安排，以承接正向冲击的力量，也就是金融先导战略的实施，这个问题由市场金融体制来解决；第四，防止金融先导的过度与不足，这个问题由金融先导与实体经济的协调来解决。因此，我们的政策建议是：实施科技立国战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市场金融体制，统计和监测经济泡沫率，并将其纳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体系。我国落后省区运用金融先导战略赶超发达省区的具体建议主要有：构建金融洼地，建立地方政府金融监管体系，引导各驻地金融机构加大投融资力度，打造地方商业银行航母，加快推进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大力发展地方资本市场，切实缓解县域经济发展融资难问题，建设区域政策性金融机构等。我国整体运用金融先导战略促进工业化实现的具体建议主要有：科学实施货币政策，确保先导的金融与实体经济相协调；切实加强金融监管，规范集体所有制银行股份公司行为；建立国家清算中心，担负存款结算的社会职能；单一化政策性银行，集中管理贷款的社会职能；着力完善货币市场，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解决长期资金不足的问题；充分利用国外资本，增加我国工业化资金总量等。工业化实现后，由于国内与国外的技术差消失，技术引进停止。没有了这个稳定的正向扰动源，金融先导战略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一般应当转向单一规则。如果还想继续运用金融先导促进经济增长，必须事先做好两件事：一是制造稳定的正向扰动源。这就要求我们加大科技投入，鼓励自主创新，使科技跳跃式发展，引领世界潮流；二是尽量准确测算正向冲击袭来的时间，这就要求我们建立“科技——经济”互动模型，根据大量信息和数据，测算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从“技术发明”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具体期限或时滞，确定货币供给放量的时间点。在没有正向冲击来袭或不知道来袭时间的情况下，不得盲目运用金融先导战略。（四）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有：（1）发现现代经济系统存在的固有频率。本文分别用逻辑、图示和数学方法，证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经济系统都存在固有频率，经济系统在各种外界扰动的作用下，依其固有频率作循环往复的固有振动；并通过运算，得出其振幅的解析表达式y=y+（y y-βt1t010）（），从而为经济周期假说提供了逻辑严密的数学推导，使假说上升为定律。本文分别考察了经济系统在正向扰动和负向扰动的冲击下，周期性波动的轨迹（详见第4.1.3节）；考察了各种内生变量对经济波动产生的阻尼效应，即证明了“经济稳定器”原理（详见第6.4节）。证明了“纸币的发明，使‘货币供给’变量由经济的内生变量转变为内外共生变量”这一命题（详见第4.2.2节），一国货币当局可以通过改变货币供给量，缓冲经济波动（详见第4.1.4节），对二战后经济危机的缓和作出了合理解释；同时，证明货币在“纯金属货币制度”下是中性的，而在“管理通货制度”下是非中性的。（2）区分了存款的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本文通过对存款的经济职能与社会职能的论述，提出了比存款保险制度更科学的保护存款人利益的方案：将存款的社会职能交由国家清算中心管理，即成立国家清算中心，存款人可以把交易性存款、预防性存款等风险厌恶类存款存入该中心，该中心为政府性质，对存款不付息但保值，从而保护了非逐利存款的安全；商业银行通过给付利息，吸收逐利性存款，按照风险收益对等原则参与竞争。本文将“国家清算中心制度”与“存款保险制度”进行了比较，得出国家清算中心制度优于存款保险制度的七大优势：①存款保险制度有社会关系经济化的弊端，国家清算中心正确析出了存款的社会属性；②存款保险制度能够诱发道德风险，国家清算中心制度只保障非投机性存款的利益，不会引发此类道德风险；③存款保险制度鼓励银行的冒险行为，增大其经营风险，国家清算中心不干涉商业银行经营，因此不会增加银行的冒险性；④存款保险制度的逆向选择导致经营效益好的银行退出存款保险体系，国家清算中心制度对各类银行均一视同仁，不会产生逆向选择；⑤存款保险制度本身也有成本，而国家清算中心由现有的同城票据交换所联网构成，无需增加运营成本；⑥存款保险制度并非全额保险，国家清算中心对于无风险的存款却是全额保障；⑦存款保险制度无法区分投机性存款和非投机性存款，对银行和储户都不公平，国家清算中心制度可以明显区分投机性和非投机性存款（详见第7.3.3节）。（3）提出“现代集体所有制”概念，即集体所有制股份有限公司。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式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当代演变为国有股份公司；集体所有制，同理，也应演变为集体所有制股份公司。基于上述理念，本文提出：“一股独大”的全民所有制股份有限公司应当退出竞争性行业领域，代之以“为数众多”的集体所有制股份有限公司。这样，既能确保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又可使国有经济能够集中力量控制基础产业、公共设施、思想阵地和国家命脉，确保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还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行业垄断、国企高管腐败、“寻租”、国家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国有股不能流通、收入差距扩大等棘手问题（详见第7.1.2节）。（4）在金融压抑与金融深化的关系中，笔者认为在统一市场内部，应当金融深化；在割裂的市场之间，应当金融压抑。也就是说，在一国内部或劳动生产率水平相近的几个国家之间，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市场，资本就应当完全自由流动，以享受金融深化带来的红利；在劳动生产率水平具有明显差异的国家之间，市场是割裂的，如果金融深化，资本将会流到劳动生产率水平高的国家，损害落后国家的利益。因此我们主张，对于发展中国家，应当国内金融深化、国际金融压抑（详见第5.2.2节）。此外，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金融体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四大特征，即金融关系没有完全市场化、金融企业经营没有完全自主化、宏观金融调控没有间接化、金融运行没有完全法治化；得出现行金融体制的九大不良后果，即银行经营管理异化、存在行业垄断、信贷总量不足、信贷结构失衡、利率水平偏高、利差过大、银行侵占企业平均利润、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活动屡禁难止、所有者缺位。提出应在体制层面建立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市场金融体制，并给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金融体制的七项具体措施（详见第7.1.3节）。这些提法也可能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周靖祥[9]（2012）在《中国内外经济发展失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30余年（19782011）经济增长创造年均10.1%的速度奇迹，同时经济发展失衡问题也在不断恶化，主要体现在城乡差异、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的地区差异；在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冲击下，外部经济同样面临多重发展困局，急需谋划破解思路。①基于持续7年多的实地调查（经济学直觉获取和真实经济发展问题把握），展开广泛而深入的实证和理论研究，寻找中国经济发展失衡“警报”解除的政策措施，构想未来发展道路和可能出现的情景。本研究的失衡立题包涵了更为宽泛的内容，试图构建立足于中国发展实情的失衡经济学理论研究体系——人本位主义经济学，同时也是立于中国背景的开放宏观经济学一部分；本研究基于我们已有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和梳理，“人口（人）”变量贯穿全文的论述，并从多视角展开论述。我们研究的初衷和归宿是将各种失衡（概括为内外发展失衡）纳入到统一的研究框架内，全文分析贯穿着“一般均衡分析”思想，依此设计而逐步展开论述。本研究的发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被拔高”的短期增长导致长期经济发展不可持续，且陷入了“增长导致失衡，失衡又催生不稳定的增长”经济系统运动怪圈，形成的路径依赖倒逼当局做出“适应性”的政策调整和管理措施调适，结果使得增长总是在内外失衡困局中匍匐式地滚动前行。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正被各种失衡因素所困扰着，短期内不太可能彻底祛除去失衡潜在的风险威胁，长期走向则是平衡发展之路，与之回应的经济学问题探索更不容回避。中文题名《中国内外经济发展失衡》（英文对照的另题则为A Contribution to the Research of EconomicDevelopment），研究实现过程中采取“基于研究（理论和实证文献）的研究”的分析范式；纵横交错的比兑意在指明中国需要立足自身发展实情的经济理论，警示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研究过程的简单“经济理论借用和研究方法混用”，本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理论，而应该从经济现象（问题）出发展开研究和抽象。论证过程参见第1、2和5章，强调中国增长和发展研究的“本土化”和问题导向。本研究还透露出一种思绪，那就是在追求效率的同时需要兼顾公平，城乡融合和区域公平，以及争取全球经济体不平等（国别歧视）条件下的公平，在大国地位确立之后更多需要思考谋强国发展之路。博士论文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属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发展失衡方面的相关文献梳理，建立在个人已有研究基础上的文字内容整合意在找到“经济高增长促成失衡”判断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证据，并为中国经济发展再平衡的政策思路设计提供启发和“基准”。从失衡现象切入，再到本质探讨，最终回归失衡和平衡发展道路选择。透过于此来诠释开放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范畴，回答如何跳出经济学研究“数学化公理化”或“最优化”陷阱，数学推导过程之前本已定格的“确定性”结论。宏观经济体系中，供求失衡关系求解是“起点又是终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解释总是逃离不了广义上的“经济或权力资源如何分配”，国家公有制属性植根其中，植入经济要素的所有制结构展开探讨显然是非常关键的视角。参见第2、3、4章内容，方法论的探讨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灵魂”，基础还是经济实践和经济学的问题直觉。新中国60年的风雨兼程，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其中前30年是举国上下拼发展，凝聚和动员全社会力量恢复建设，经济和社会在相对平衡的路径框架下得以延续。改革和对外开放30年，表现为中国融入世界与提速内部经济发展齐头并进的30年。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掉入“发展失衡陷阱”，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经济发展交融会使得各项失衡更为复杂，不及时应对和处理将可能导致内外经济发展长期停滞徘徊。反思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思考和建构起新的发展方式，需要设计出一套“组合拳”并加以应用才会奏效，“失衡陷阱”的表述和概念提出，不可避免触动当下中国经济的多根神经，目的是为实现平衡发展，最根本的要求则是消除认识上的多个误区。跨越分歧，凝聚共识。新古典派经济学假定经济运行处于一个平衡状态，而这被凯恩斯主义者描绘成这样一种状态：经济总是在失衡调整中趋向经济平衡点，而并非运行至平衡点后既成不变。事实上，经济学家总是在寻求一种理论共识，但是在解释中国经济运行时处处受挫；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常理其实并不存，尤其是当既成理论在解释复杂和多变的中国经济实验时尤为如此。具体内容参见第5、6章，给出内外失衡发展研究的“政策含义”，最后部分内容主要是展望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研究。
冯昭奎[10]（2012）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综述与评论》文中指出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与评论。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学术和思想成果的综述。对战后日本经济增长、日本泡沫经济及金融危机等八个领域代表性成果及观点进行了归纳总结。第二,日本经济研究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四点:（1）研究人才辈出,成果丰硕,但高质量的成果仍嫌不足;（2）日本经济研究的发展伴随着思想解放的过程;（3）学习和借鉴日本经验是研究的主题和重点;（4）很多研究成果表现为综合性、交叉性研究。第三,对今后研究的建言:（1）日本经济研究依然很重要;（2）研究日本经济新问题,努力提高水平和成果质量。
二、东亚赶超模式解析——“飞船模式”对中国赶超模式的启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东亚赶超模式解析——“飞船模式”对中国赶超模式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战后日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的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比较分析法 |
| 1.3.3. 实证研究法 |
| 1.4. 主要内容 |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主要的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演化概述与回顾 |
| 2.1. 技术创新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技术创新概念的界定 |
| 2.1.2. 技术创新的分类 |
| 2.1.3. 技术创新过程模型的演变 |
| 2.2. 技术创新理论的演化 |
| 2.2.1. 熊彼特学派的技术创新理论 |
| 2.2.2. 熊彼特后技术创新学派相关理论的演进 |
| 2.2.3. 制度创新学派的技术创新理论 |
| 2.3. 基于技术创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回顾 |
| 2.3.1. 假定不存在技术进步的稳定经济增长理论 |
| 2.3.2. 作为外生因素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3.3. 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因素的新经济增长理论 |
| 第3章 日本技术创新的发展演进与政策框架 |
| 3.1. 日本技术创新的发展阶段 |
| 3.1.1. 引进技术为主的发展阶段(二战后至20世纪50年代) |
| 3.1.2. 改良技术发展阶段(20 世纪60 年代) |
| 3.1.3. 引进技术与自主开发技术相结合的发展阶段(20 世纪70-90 年代中期) |
| 3.1.4. 自主技术主导的发展阶段(20 世纪90 年代后期至今) |
| 3.2. 日本技术创新的发展模式分析 |
| 3.2.1. 技术创新模式 |
| 3.2.2. 日本的技术创新模式 |
| 3.2.3. 日本技术创新模式的要素系统分析 |
| 3.3. 日本技术创新政策的基本框架 |
| 3.3.1. 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重点支持产业技术创新和企业技术研发 |
| 3.3.2. 以国家为主导促进大型技术革新和革命性技术创新 |
| 3.3.3. 以自主创新为导向建立以基础研究为核心的更为先进的工业创新体系 |
| 第4章 技术创新与日本经济的赶超发展 |
| 4.1.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竞争动态分析 |
| 4.1.1. 技术领先国和技术追赶国的动态竞争分析 |
| 4.1.2. 技术创新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 |
| 4.1.3. 技术创新引致宏观经济长波的四个阶段 |
| 4.1.4. 技术创新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
| 4.2. 日本技术创新的经济赶超路径 |
| 4.2.1. 技术引进与倾斜生产方式相结合确保经济恢复的技术需求 |
| 4.2.2. 技术引进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确保战后日本经济高速的技术升级需要 |
| 4.2.3. 技术自主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相结合确保稳定增长的技术与产业升级需要 |
| 第5章 技术创新与日本经济的停滞发展 |
| 5.1. 日本“泡沫经济”到“失去的十年” |
| 5.1.1. 经济发展约束条件的改变 |
| 5.1.2. 泡沫经济的崩溃与“失去的十年” |
| 5.2. 日本经济的停滞与日本技术创新的局限性 |
| 5.2.1. 日本技术创新的局限性 |
| 5.2.2. 技术创新的劣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
| 第6章 日本技术创新的经济增长效应 |
| 6.1. 技术创新与日本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
| 6.1.1. 日本技术创新能力的测度 |
| 6.1.2. 日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散点图 |
| 6.1.3. 日本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
| 6.2. 日本技术创新的经济增长效应 |
| 6.2.1. 索罗余值法 |
| 6.2.2. 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 |
| 第7章 日本技术创新及其经济增长效应对中国的启示 |
| 7.1. 日本技术创新的经验 |
| 7.1.1. 充分重视技术创新组织方式的合理运用 |
| 7.1.2. 充分重视技术创新模式的合理选用 |
| 7.1.3. 充分重视体制创新 |
| 7.1.4. 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作用 |
| 7.1.5. 企业是日本技术创新的主体 |
| 7.2. 中国技术创新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7.2.1. 中国科技发展及技术创新回顾 |
| 7.2.2. 中国科技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 |
| 7.3. 日本技术创新对中国的启示 |
| 7.3.1. 强化企业的主体地位 |
| 7.3.2. 继续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 |
| 7.3.3. 推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官产学园区四位一体的技术创新 |
| 7.3.4. 选择合理的技术创新模式和组织方式 |
| 7.3.5.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促进人才培养 |
| 7.3.6. 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与服务 |
| 参考文献 |
| 研究成果 |
| 致谢 |
（2）现代性视域下的人民司法传统：嬗变、困境与定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 |
| 一、为什么以人民司法传统为研究对象？ |
| 二、为什么以现代性为视角？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布局 |
| 第一章 革命范式与人民司法传统的演绎 |
| 第一节 中国民族国家建立的合法性诉求与政权选择 |
| 一、共和国实践与新文化运动 |
| (一)共和国幻象 |
| (二)新文化运动：启蒙及其两歧性 |
| 二、马列主义的重构与人民民主的缔造 |
| (一)马列主义中国化 |
| (二)人民民主的缔造 |
| 第二节 人民司法传统的政法逻辑 |
| 一、人民司法传统政治面相的教化性 |
| (一)政治教化性与司法的终极目标 |
| (二)通过司法实现政治教化的路径 |
| 二、人民司法传统法律面相的依附性 |
| (一)服从党的领导 |
| (二)为中心工作服务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二章 理性化范式与人民司法传统的嬗变 |
| 第一节 “经济-社会”的理性化 |
| 一、“经济-社会”的重建 |
| (一)微观：扩大经济主体经营自主权 |
| (二)中观：建立健全金融体系 |
| (三)宏观：调整价格政策 |
| 二、“经济-社会”理性特质之阐释 |
| (一)个体的自主性与趋利性 |
| (二)主体交互关系的抽象性 |
| (三)知识的类型化与普遍化 |
| 三、“经济-社会”中的司法系统 |
| (一)作为技术治理工具的司法系统 |
| (二)作为脱域机制的司法系统 |
| 第二节 人民司法传统的嬗变 |
| 一、人民司法传统政治面相的去政治化 |
| (一)强化司法人员录用与晋升的专业考量 |
| (二)审判方式的形式理性化 |
| 二、人民司法传统法律面相的自主性 |
| (一)党对司法的领导：领导方式的改变 |
| (二)为中心工作服务：内容与方式的转变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三章 道法二元结构下人民司法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司法供需失衡 |
| 一、人案矛盾加剧 |
| (一)案件数量持续增加 |
| (二)解纷劳动力时间相对缩减 |
| 二、司法能力薄弱 |
| 第二节 司法道义性与法律性之间的张力 |
| 一、多元目标的实现与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紧张：以曹某上访为例 |
| (一)曹某上访案简述 |
| (二)曹某上访案分析 |
| 二、民意与司法合法性对立的内卷化：以彭宇案为例 |
| (一)彭宇案事件中不同参与主体的行为分析 |
| (二)彭宇案事件的负面效应 |
| 三、司法动员的国家意志与功能实现的矛盾：以大调解为例 |
| (一)大调解机制的产生与性质 |
| (二)大调解机制的异化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代人民司法传统的功能审视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现代革命及其现代性再思 |
| 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深层目标及启示 |
| (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深层目标：民族复兴 |
| (二)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体现的政治观 |
| 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困境 |
| (一)全球化浪潮下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 |
| (二)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挑战 |
| 第二节 人民司法传统的再定位 |
| 一、对外：维系司法主权的民族认同 |
| 二、对内：辅助司法理性化的培育 |
| (一)对内定位的认知前提和路径 |
| (二)助力司法理性化的具体方面 |
| 第三节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共轭环流”式国际分工格局 ——中国角色的演变和升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点 |
| 1.4.2 本文的局限性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价值链全球布局相关研究 |
| 2.1.1 生产过程分散化机制研究 |
| 2.1.2 分散化生产的影响研究 |
| 2.2 全球价值链核算研究 |
| 2.2.1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测算研究 |
| 2.2.2 增加值测算研究 |
| 2.3 国际分工网络的相关研究 |
| 2.3.1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国际分工研究中的应用 |
| 2.3.2 国际分工网络格局及演化机制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第3章 全球分工网络布局的理论模型 |
| 3.1 基本模型设定 |
| 3.2 产品内分工网络的定位 |
| 3.2.1 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价值环流 |
| 3.2.2 新兴市场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价值环流 |
| 3.2.3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价值环流 |
| 3.3 产品内分工网络布局的演变 |
| 3.3.1 国家特征与枢纽地位 |
| 3.3.2 枢纽地位与分工地位 |
| 3.3.3 分工地位内部互动机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共轭环流”的存在性与中国角色研究 |
| 4.1 “共轭环流”及枢纽 |
| 4.1.1 枢纽地位指标选取与测算 |
| 4.1.2 价值环流的存在性 |
| 4.1.3 枢纽地位的演进 |
| 4.2 “共轭环流”分工格局的构成及演进 |
| 4.2.1 “结构洞”理论的引入 |
| 4.2.2 “共轭环流”背后的中国经济发展脉络 |
| 4.2.3 “共轭环流”式分工格局 |
| 4.3 中国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角色研究 |
| 4.3.1 中国的国际分工角色演变 |
| 4.3.2 中国“共轭环流”参与的现存问题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际分工网络枢纽地位的决定机制研究 |
| 5.1 国家特征与枢纽地位 |
| 5.2 枢纽地位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1 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
| 5.2.2 基准回归结果 |
| 5.2.3 异质性分析 |
| 5.2.4 优势因素的演化 |
| 5.3 中国成为国际分工网络重要枢纽的原因 |
| 5.3.1 开放政策 |
| 5.3.2 制度环境 |
| 5.3.3 人口红利 |
| 5.3.4 技术支持 |
| 5.3.5 母国市场需求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共轭环流”中的分工地位升级机制分析 |
| 6.1 分工地位指标测算 |
| 6.1.1 国内增加值率 |
| 6.1.2 上游度 |
| 6.1.3 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 |
| 6.2 国际分工网络枢纽地位对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的影响 |
| 6.2.1 模型设定 |
| 6.2.2 数据处理与描述 |
| 6.2.3 实证结果 |
| 6.2.4 稳健性检验 |
| 6.3 “共轭环流”内在互动机制分析 |
| 6.3.1 模型设定 |
| 6.3.2 数据处理与描述 |
| 6.3.3 实证结果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附录A 第3章部分推导过程 |
| 附录B 第4章PAGERANK算法解释 |
| 附录C 第4章枢纽地位的演进 |
| 附录D 第6章部分回归结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中部地区六省经济赶超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测度方法 |
| 2.1 经济增长的概念和内涵 |
| 2.2 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 |
| 2.3 经济增长的核算方式 |
| 第3章 数据与方法 |
| 3.1 数据与指标 |
| 3.1.1 指标选取 |
| 3.1.2 数据来源和指标处理 |
| 3.2 计量模型 |
| 第4章 中部地区各省经济增长要素分析 |
| 4.1 河南省经济增长要素分析 |
| 4.1.1 单位根检验 |
| 4.1.2 参数估计 |
| 4.1.3 估计模型分析 |
| 4.2 山西省经济增长要素分析 |
| 4.2.1 单位根检验 |
| 4.2.2 参数估计 |
| 4.2.3 估计模型分析 |
| 4.3 湖南省经济增长要素分析 |
| 4.3.1 单位根检验 |
| 4.3.2 参数估计 |
| 4.3.3 估计模型分析 |
| 4.4 江西省经济增长要素分析 |
| 4.4.1 单位根检验 |
| 4.4.2 参数估计 |
| 4.4.3 估计模型分析 |
| 4.5 安徽省经济增长要素分析 |
| 4.5.1 单位根检验 |
| 4.5.2 参数估计 |
| 4.5.3 估计模型分析 |
| 4.6 湖北省经济增长要素分析 |
| 4.6.1 单位根检验 |
| 4.6.2 参数估计 |
| 4.6.3 估计模型分析 |
| 第5章 我国部分高速增长的省市经济模式 |
| 5.1 部分持续较高速度增长的发达省市经济发展模式 |
| 5.1.1 浙江省经济发展模式 |
| 5.1.2 江苏省经济发展模式 |
| 5.1.3 山东省经济发展模式 |
| 5.1.4 广东省经济发展模式 |
| 5.2 部分高速增长欠发达省市经济发展模式 |
| 5.2.1 贵州省经济发展模式 |
| 5.2.2 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模式 |
| 5.2.3 重庆市经济发展模式 |
| 5.2.4 西藏自治区经济发展模式 |
| 第6章 中部地区各省实现经济赶超的模式选择分析 |
| 6.1 河南省的参考赶超模式选择 |
| 6.2 山西省的参考赶超模式选择 |
| 6.3 江西省的参考赶超模式选择 |
| 6.4 湖北省的参考赶超模式选择 |
| 6.5 湖南省的参考赶超模式选择 |
| 6.6 安徽省的参考赶超模式选择 |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河南省经济实现赶超的对策建议 |
| 7.2.2 山西省经济实现赶超的对策建议 |
| 7.2.3 江西省经济实现赶超的对策建议 |
| 7.2.4 湖北省经济实现赶超的对策建议 |
| 7.2.5 湖南省经济实现赶超的对策建议 |
| 7.2.6 安徽省经济实现赶超的对策建议 |
| 7.3 展望与不足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跨国并购对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工程机械产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理论研究现状 |
| 1.1.2 现有研究不足 |
| 1.1.3 现实研究意义 |
| 1.1.4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基础和方法 |
| 1.3.1 研究基础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创新网络的相关研究进展 |
| 2.1 创新网络的格局 |
| 2.1.1 网络主体 |
| 2.1.2 网络结构 |
| 2.1.3 空间结构 |
| 2.2 创新网络的演进 |
| 2.2.1 演进路径 |
| 2.2.3 演进驱动力 |
| 2.3 跨国并购与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 |
| 2.3.1 跨国并购的内涵 |
| 2.3.2 基于citespace的图谱分析 |
| 2.3.3 主题词共现结果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创新网络的理论基础 |
| 3.1 创新系统理论 |
| 3.1.1 创新系统的分类 |
| 3.1.2 全球创新系统 |
| 3.1.3 创新系统的耦合 |
| 3.2 后发国家技术追赶理论 |
| 3.2.1 主要内涵与流派 |
| 3.2.2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
| 3.2.3 动态能力理论 |
| 3.3 关系经济地理学理论 |
| 3.3.1 概念与流派 |
| 3.3.2 分析维度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跨国并购的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理论框架 |
| 4.1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实施的背景条件 |
| 4.1.1 经济全球化 |
| 4.1.2 国家战略实施 |
| 4.1.3 创新需求驱使 |
| 4.2 基于跨国并购的全球-地方创新网络发展过程 |
| 4.2.1 阶段1：并购目标寻找阶段 |
| 4.2.2 阶段2：资源弱整合阶段 |
| 4.2.3 阶段3：合资实体建设阶段 |
| 4.2.4 阶段4：网络联结拓展阶段 |
| 4.3 跨国并购对全球-地方创新网络发展的影响 |
| 4.3.1 创新资源整合 |
| 4.3.2 创新环境改善 |
| 4.3.3 技术权力升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工程机械产业的主要特征与格局 |
| 5.1 中国工程机械产业的发展概况 |
| 5.2 中国工程机械产业的跨国并购 |
| 5.2.1 并购动因 |
| 5.2.2 产业并购现状 |
| 5.2.3 并购主体特征 |
| 5.3 中国工程机械并购企业的创新网络 |
| 5.3.1 创新网络的数据介绍 |
| 5.3.2 创新网络的主体 |
| 5.3.3 创新网络的结构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跨国并购对中国工程机械产业创新网络影响的整体分析 |
| 6.1 研究设计 |
| 6.1.1 研究数据 |
| 6.1.2 研究方法 |
| 6.2 跨国并购对中国工程机械产业创新网络主体的影响 |
| 6.2.1 主体结构 |
| 6.2.2 主体创新能力 |
| 6.2.3 主体合作倾向 |
| 6.3 跨国并购对中国工程机械产业创新网络构成的影响 |
| 6.3.1 网络规模 |
| 6.3.2 网络中心性 |
| 6.3.3 网络结构 |
| 6.4 跨国并购对中国工程机械产业创新网络空间结构的影响 |
| 6.4.1 空间尺度演化 |
| 6.4.2 跨国并购对中国创新网络空间格局的影响 |
| 6.4.3 跨国并购对全球创新网络空间格局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跨国并购对中国工程机械产业创新网络影响的典型案例分析 |
| 7.1 研究设计 |
| 7.1.1 研究框架 |
| 7.1.2 案例选取 |
| 7.1.3 数据获取 |
| 7.2 案例分析与编码 |
| 7.2.1 案例分析原则 |
| 7.2.2 案例分析步骤 |
| 7.2.3 案例归纳与编码 |
| 7.3 跨国并购对中国工程机械产业创新网络的影响机理 |
| 7.3.1 作用阶段 |
| 7.3.2 作用机制 |
| 7.3.3 全球-地方分工与互动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和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跨国并购驱动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演进过程 |
| 8.1.2 跨国并购影响全球-地方创新网络形成的路径 |
| 8.1.3 跨国并购影响中国工程机械产业创新网络的格局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2.1 论证了企业组织结构变动对创新网络演进的作用 |
| 8.2.2 拓展了创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视角 |
| 8.2.3 分析了跨国并购对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创新网络的影响 |
| 8.3 政策建议 |
| 8.4 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6）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意义与研究目的 |
| 1.1.1 选题意义 |
| 1.1.2 研究目的 |
| 1.2 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研究综述 |
| 1.2.1 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与趋势 |
| 1.2.2 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演变动因研究 |
| 1.2.3 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演变的经济绩效研究 |
| 1.3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3.1 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结构安排 |
| 1.5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5.2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产业结构调整相关理论分析 |
| 2.1 产业结构调整的一般趋势 |
| 2.1.1 产业结构调整的总趋势 |
| 2.1.2 工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一般规律 |
| 2.2 产业结构优化 |
| 2.2.1 产业结构合理化 |
| 2.2.2 产业结构高级化 |
| 2.2.3 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关系 |
| 2.3 产业结构优化的经济绩效 |
| 2.3.1 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 |
| 2.3.2 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周期波动 |
| 2.3.3 产业结构优化的结构关联效应 |
| 第3章 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与现状 |
| 3.1 日本制造业产业分类与数据 |
| 3.1.1 日本制造业产业分类 |
| 3.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3.2 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演变与发展进程 |
| 3.2.1 经济稳定增长期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演变 |
| 3.2.2 经济低迷期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演变 |
| 3.3 日本制造业生产要素投入结构调整 |
| 3.3.1 全要素生产率 |
| 3.3.2 劳动要素 |
| 3.3.3 资本要素 |
| 3.3.4 能源要素 |
| 3.4 小结 |
| 第4章 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 |
| 4.1 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度量 |
| 4.1.1 产业结构合理化度量 |
| 4.1.2 产业结构高级化度量 |
| 4.2 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 |
| 4.2.1 基于资本要素的产业结构合理化 |
| 4.2.2 基于劳动要素的产业结构合理化 |
| 4.2.3 基于能源要素的产业结构合理化 |
| 4.3 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 |
| 4.3.1 经济稳定增长期产业结构高级化 |
| 4.3.2 经济低迷期产业结构高级化 |
| 4.4 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路径与联动规律 |
| 第5章 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动因 |
| 5.1 基于新古典理论的分析框架构建 |
| 5.2 技术进步与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 |
| 5.2.1 日本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 |
| 5.2.2 基于创新的主导增长产业部门的更替 |
| 5.3 劳动要素与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 |
| 5.3.1 制造业各产业劳动生产率 |
| 5.3.2 制造业各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
| 5.3.3 制造业各产业对基于劳动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度 |
| 5.4 资本要素与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 |
| 5.4.1 制造业各产业资本效率变动 |
| 5.4.2 制造业各产业比较资本效率 |
| 5.4.3 制造业各产业对基于资本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度 |
| 5.5 能源要素与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 |
| 5.5.1 制造业各产业能源效率变动 |
| 5.5.2 制造业各产业比较能源效率 |
| 5.5.3 制造业各产业对基于能源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度 |
| 5.6 小结 |
| 第6章 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经济绩效 |
| 6.1 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与经济增长 |
| 6.1.1 面板单位根检验 |
| 6.1.2 面板协整关系检验 |
| 6.1.3 面板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 |
| 6.2 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与经济周期波动 |
| 6.3 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结构关联效应 |
| 6.3.1 产业关联效应 |
| 6.3.2 产业波及效应 |
| 6.4 小结 |
| 第7章 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经验及启示 |
| 7.1 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经验 |
| 7.2 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成果 |
| 致谢 |
（7）文化视阈下的日本企业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外关于日本文化的研究 |
| 1.2.2 国内外关于日本企业制度变迁的研究 |
| 1.2.3 国内外关于文化与制度及企业制度变迁关系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结构 |
| 1.4 主要创新与需要进一步深化的内容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的内容 |
| 第2章 基本概念解读 |
| 2.1 文化与制度的内涵诠释 |
| 2.1.1 文化的概念与构成 |
| 2.1.2 制度的内涵与基本结构 |
| 2.1.3 本文对文化与制度的概念界定 |
| 2.2 文化与制度的相互关系 |
| 2.2.1 文化与制度的同一性 |
| 2.2.2 文化对制度的决定作用 |
| 2.2.3 制度反作用于文化 |
| 2.3 企业制度的概念界定 |
| 2.3.1 企业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
| 2.3.2 企业制度的基本内涵 |
| 2.3.3 企业制度的主要构成 |
| 2.3.4 企业制度的主要功能 |
| 第3章 文化影响企业制度变迁的理论依据 |
| 3.1 制度的伦理追求与价值判断 |
| 3.1.1 制度研究中的伦理考量 |
| 3.1.2 制度伦理追求与价值判断的来源 |
| 3.1.3 制度伦理追求与价值判断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
| 3.2 制度变迁理论的“路径依赖”说 |
| 3.2.1 制度变迁的基本概念与发生机理 |
| 3.2.2 制度变迁的方式与路径依赖 |
| 3.2.3 文化传统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
| 3.2.4 文化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的双重影响 |
| 3.3 博弈论 |
| 3.3.1 博弈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3.2 博弈过程中文化因素的作用 |
| 3.3.3 企业制度变迁中的博弈和均衡 |
| 3.4 文化传统与制度绩效 |
| 3.4.1 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
| 3.4.2 文化传统作用于制度绩效的分析框架 |
| 3.4.3 企业制度绩效的界定与评价标准 |
| 第4章 影响日本企业制度变迁的文化因素及其作用路径 |
| 4.1 企业制度处理的核心问题 |
| 4.1.1 谁的企业——为谁的“利益”服务 |
| 4.1.2 经营的目标——追求的“利益”具体是什么 |
| 4.1.3 核心利益主体——“利益”如何分配和平衡 |
| 4.1.4 企业间关系——怎样开展基于“利益”的合作与竞争 |
| 4.1.5 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获取“利益” |
| 4.2 影响日本企业制度形成与变革的核心文化因素 |
| 4.2.1 文化传统的核心结构——集团意识 |
| 4.2.2 社会构造的基本法则——等级秩序 |
| 4.2.3 群体的基本生活态度——现世主义 |
| 4.2.4 行为方式的关键约束——耻感文化 |
| 4.2.5 处理社会关系的重要原则——恩情主义 |
| 4.3 文化影响日本企业制度变迁的具体作用路径 |
| 4.3.1 价值传导路径 |
| 4.3.2 自我修正路径 |
| 4.3.3 博弈演进路径 |
| 4.3.4 兼容诱变路径 |
| 4.3.5 变革锁定路径 |
| 4.4 文化传统与企业制度的日本模式 |
| 4.4.1 日本企业制度模式的内容与特征 |
| 4.4.2 日本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基于日美模式的比较 |
| 4.4.3 文化差异与企业制度模式趋同 |
| 第5章 文化影响下的日本金字塔式垄断体制沿革与绩效评价 |
| 5.1 制度引进与适应性变革：战前财阀体制的形成与发展 |
| 5.1.1 明治维新与日本财阀的兴起 |
| 5.1.2 传统文化与财阀体制的形成 |
| 5.1.3 财阀体制的绩效评价 |
| 5.2 强制性制度变迁：战后美国对日本财阀体制的改造 |
| 5.2.1 解散财阀与 GHQ 对日本企业制度的设计 |
| 5.2.2 文化冲突与 GHQ 制度设计的破灭 |
| 5.2.3 美国模式在日本实践的绩效评价 |
| 5.3 适应性演化：财阀“复活”与新型金字塔垄断体制的确立 |
| 5.3.1 法律修改与垄断资本的重新集结 |
| 5.3.2 新型金字塔垄断体制的最低层：下请关系 |
| 5.3.3 新型金字塔垄断体制的中间层：企业集团 |
| 5.3.4 新型金字塔垄断体制的最高层：财界团体 |
| 5.3.5 战后日本新型金字塔垄断体制的绩效评价 |
| 第6章 文化影响下的日本企业雇佣制度变迁与绩效评价 |
| 6.1 家族主义经营：日本式雇佣的初步形成 |
| 6.1.1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初始雇佣制度及其弊端 |
| 6.1.2 家族主义经营的“回归”及主要内容 |
| 6.1.3 家族主义经营的绩效评价 |
| 6.2 战时劳动统制：权力干预下的雇佣制度变化 |
| 6.2.1 战时劳动统制的基本内容 |
| 6.2.2 国家对雇佣制度实施规制的文化基础 |
| 6.2.3 战时劳动统制的绩效评价 |
| 6.3 终身雇佣制：日本式雇佣的延续与发展 |
| 6.3.1 战后终身雇佣制的形成与主要特点 |
| 6.3.2 终身雇佣制度确立的文化根源 |
| 6.3.3 文化约束与终身雇佣制的绩效评价 |
| 第7章 文化影响下的日本公司治理结构内部化制度变迁与绩效评价 |
| 7.1 主银行制：融资与债务约束的内部化 |
| 7.1.1 财阀融资与主银行制的渊源 |
| 7.1.2 文化影响与战后主银行制的形成 |
| 7.1.3 主银行制的绩效评价 |
| 7.2 从“实”到“虚”的股东与内部人控制结构的形成 |
| 7.2.1 股东地位变化的历史梳理 |
| 7.2.2 文化影响与战后经营层控制地位的确立 |
| 7.2.3 监督机制弱化与经营层的自我约束 |
| 7.2.4 内部人控制结构的绩效评价 |
| 7.3 内部晋升制度：经理人市场约束的内部化 |
| 7.3.1 内部晋升制度的主要内容 |
| 7.3.2 文化影响与内部晋升制度沿革 |
| 7.3.3 内部晋升制度的绩效评价 |
| 7.4 治理模式与公司法的背离：企业运行的内源性 |
| 7.4.1 企业运行与实体法相背离的历史与现实 |
| 7.4.2 企业实际运行与成文法背离的文化诱因 |
| 7.4.3 法律与实践背离的绩效评价 |
| 第8章 文化视阈下的日本企业制度变革与创新方向展望 |
| 8.1 环境变化与日本传统企业制度失衡 |
| 8.1.1 战后日本企业制度均衡的环境基础 |
| 8.1.2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运行环境变化及其影响 |
| 8.1.3 传统文化对企业制度失衡的加速作用 |
| 8.2 日本企业制度变革的实践与惯性趋势 |
| 8.2.1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企业制度的变革与争论 |
| 8.2.2 变革中的惯性趋势及其影响 |
| 8.2.3 趋同与惯性的日本文化因素解析 |
| 8.3 日本企业制度创新与绩效优化——从文化的视角进行思考 |
| 8.3.1 文化引致的路径闭锁效应的规避与控制 |
| 8.3.2 考虑文化因素的强制性与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的融合 |
| 8.3.3 外部法律规制与内在经营目标的调适和统一 |
| 第9章 文化视阈下日本企业制度变迁研究的结论与启示 |
| 9.1 文化视阈下日本企业制度变迁研究的结论 |
| 9.1.1 企业制度蕴含伦理价值追求 |
| 9.1.2 文化传统决定企业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 |
| 9.1.3 文化与制度的兼容决定高绩效的企业制度 |
| 9.1.4 文化对企业制度变迁和绩效存在双重影响 |
| 9.1.5 外在形式的改革不是治本之道 |
| 9.2 现阶段中国企业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文化根源 |
| 9.2.1 企业制度引进与本土文化的冲突 |
| 9.2.2 契约文化缺失与企业制度的低效 |
| 9.2.3 “一把手”、“官本位”文化与内部人控制 |
| 9.3 日本企业制度变迁对中国的启示 |
| 9.3.1 处理好制度移植、制度设计与传统文化的兼容问题 |
| 9.3.2 探索建立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现代企业制度 |
| 9.3.3 积极推进与制度创新相匹配的传统文化变革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成果 |
| 致谢 |
（8）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金融先导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内容及结构安排 |
| 1.6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2 金融先导与协调的理论基础 |
| 2.1 金融先导理论 |
| 2.1.1 金融先导理论的提出 |
| 2.1.2 金融先导理论的内涵 |
| 2.1.3 金融先导理论的战略 |
| 2.1.4 金融先导理论的政策 |
| 2.2 金融协调理论 |
| 2.2.1 金融协调理论的提出 |
| 2.2.2 金融协调理论的内涵 |
| 2.2.3 金融协调的原则、方法、层次及内容 |
| 2.3 小结 |
| 3 从自然演进到金融先导的工业化模式变迁 |
| 3.1 英国的工业化道路 |
| 3.1.1 工业革命前的几次“革命” |
| 3.1.2 工业革命 |
| 3.1.3 英国工业化的基本特征 |
| 3.2 美国的工业化道路 |
| 3.2.1 美国工业化进程简述 |
| 3.2.2 美国工业化的基本特征 |
| 3.3 日本的工业化道路 |
| 3.3.1 日本二战前的工业化 |
| 3.3.2 二战后的经济重建与增长奇迹 |
| 3.3.3 日本工业化的基本特征 |
| 3.4 中国的工业化历程 |
| 3.4.1 解放前的三次工业化浪潮 |
| 3.4.2 解放后对三种模式的尝试 |
| 3.5 小结 |
| 4 工业化进程中运用金融先导战略的充要条件 |
| 4.1 金融先导战略的充分条件 |
| 4.1.1 从马克思资本循环公式谈起 |
| 4.1.2 经济系统的固有频率 |
| 4.1.3 金融先导的作用 |
| 4.2 金融先导战略的必要条件 |
| 4.2.1 技术引进为经济系统提供稳定的正向扰动源 |
| 4.2.2 管理通货制度为金融先导战略提供技术手段 |
| 4.3 金融先导战略的路径规划 |
| 4.4 小结 |
| 5 工业化进程中实施金融先导战略的外部约束 |
| 5.1 金融先导战略在工业化进程中实施的范围约束 |
| 5.1.1 横向的空间范围——落后国家或地区 |
| 5.1.2 纵向的时间范围——工业化的关键期 |
| 5.2 金融先导战略在工业化进程中实施的环境约束 |
| 5.2.1 技术引进与科技创新 |
| 5.2.2 金融压抑与金融深化 |
| 5.2.3 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 |
| 5.3 小结 |
| 6 工业化进程中金融先导与实体经济的协调研究 |
| 6.1 金融先导与实体经济的协调性分析 |
| 6.1.1 生产技术条件不变时 |
| 6.1.2 生产技术提高后 |
| 6.2 金融先导与实体经济不协调的危害 |
| 6.2.1 存在负向扰动时 |
| 6.2.2 存在正向扰动时 |
| 6.3 金融先导与实体经济协调与否的数量判定 |
| 6.3.1 理论分析 |
| 6.3.2 实证分析 |
| 6.3.3 分析结论 |
| 6.4 充分运用经济系统的自协调机制 |
| 6.4.1 外在扰动引起价格变化 |
| 6.4.2 外在扰动引起投资变动 |
| 6.4.3 外在扰动引起消费变动 |
| 6.4.4 外界扰动引起价格、投资、消费三者同时变动 |
| 6.5 小结 |
| 7 工业化进程中实现金融先导战略的政策建议 |
| 7.1 运用金融先导战略实现工业化的一般性分析 |
| 7.1.1 实施科技立国战略 |
| 7.1.2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
| 7.1.3 建立市场金融体制 |
| 7.1.4 我国金融先导与实体经济协调研究 |
| 7.2 我国落后省区运用金融先导战略赶超发达省区 |
| 7.2.1 构建金融洼地 |
| 7.2.2 建立地方政府金融监管体系 |
| 7.2.3 引导各驻地金融机构加大投融资力度 |
| 7.2.4 打造地方商业银行航母 |
| 7.2.5 加快推进区域金融中心建设 |
| 7.2.6 大力发展地方资本市场 |
| 7.2.7 切实缓解县域经济发展融资难问题 |
| 7.2.8 建设区域政策性金融机构 |
| 7.3 我国整体运用金融先导战略促进工业化的实现 |
| 7.3.1 科学实施货币政策，确保金融与经济相互协调 |
| 7.3.2 切实加强金融监管，规范集体所有制银行行为 |
| 7.3.3 成立国家清算中心，担负存款结算的社会职能 |
| 7.3.4 单一化政策性银行，集中管理贷款的社会职能 |
| 7.3.5 着力完善货币市场，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 |
| 7.3.6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解决长期资金不足的问题 |
| 7.3.7 充分利用国外资本，增加我国工业化资金总量 |
| 7.4 实现工业化——金融先导使命的完成 |
| 7.5 小结 |
| 8 总结与展望 |
| 8.1 总结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图表索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9）中国内外经济发展失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1.1 学术研究基点 |
| 1.1.2 平衡发展和改革实践诉求视角 |
| 1.2 界定失衡与平衡发展 |
| 1.2.1 失衡、均衡与平衡概念理解 |
| 1.2.2 内外经济发展失衡 |
| 1.3 透过中国模式及争论探讨失衡 |
| 1.4 主要研究工作及创新 |
| 1.4.1 研究内容框架 |
| 1.4.2 主要工作及意义 |
| 1.4.3 主要创新之处 |
| 2 经济发展失衡研究的基础理论及文献支持 |
| 2.1 理论研究基础和方法论 |
| 2.1.1 经济增长理论研究 |
| 2.1.2 经济发展理论研究 |
| 2.2 增长经济学与失衡评判 |
| 2.2.1 经济增长的量化及认知 |
| 2.2.2 增长波动与总量失衡 |
| 2.3 发展经济学和失衡审视 |
| 2.3.1 如何衡量发展 |
| 2.3.2 中国改革与发展失衡 |
| 2.4 本章小结 |
| 3 内外经济发展失衡特征事实和研究总结 |
| 3.1 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 |
| 3.1.1 经济总量失衡 |
| 3.1.2 结构性失衡 |
| 3.2 区域失衡与地区差距：地方竞争 |
| 3.2.1 区域失衡发展历程及特征事实 |
| 3.2.2 从“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到“赶超” |
| 3.2.3 区域发展与失衡的机理解释 |
| 3.3 城乡失衡与收入分配 |
| 3.3.1 城乡失衡发展及收入不平等的事实描述 |
| 3.3.2 非均衡发展的理论总结 |
| 3.4 外部失衡与内部失衡的统一解释 |
| 3.4.1 开放经济发展视角理解外部失衡 |
| 3.4.2 国际收支不平衡与内外失衡 |
| 3.4.3 外部失衡的内因考察 |
| 3.4.4 中国内外经济发展失衡的一般性解释 |
| 3.5 本章小结 |
| 4 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失衡的动态趋向：内“因”外“挫” |
| 4.1 土地与增长、发展的关系 |
| 4.1.1 来自理论启示的中国解读 |
| 4.1.2 土地推高经济增长和未来发展大转型 |
| 4.1.3 制度和体制研究大背景：土地与户籍制度设计 |
| 4.2 世界格局演变及亚洲发展展望 |
| 4.3 亚洲国家发展的绝对优势：人口总量与结构 |
| 4.3.1 中国、日本和印度人口和经济发展扫视 |
| 4.3.2 中国的亚洲地位与人口转变 |
| 4.4 大国经济发展忧思：外资和外贸视野下的中国地缘经济安全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中国内外经济平衡发展路径选择与对策思路 |
| 5.1 扭转思路，突破认识局限 |
| 5.1.1 发展拐点和跨越 |
| 5.1.2 改革时点和方向 |
| 5.1.3 超越“经济”认识“社会”：以改革促发展 |
| 5.2 投资平衡为先导，破除区域失衡——资本和劳动配比 |
| 5.2.1 投资的地区和城乡平衡 |
| 5.2.2 城乡与区域联动的平衡之路 |
| 5.3 一揽子市场化改革计划：界定市场竞争和政府调控的边界 |
| 5.3.1 辩证看待以财政为平衡之手破除失衡 |
| 5.3.2 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价格形成机制 |
| 5.3.3 汇率调整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相机推进 |
| 5.4 注重社会建设，超越发展经济的认识局限：城市化之路 |
| 5.4.1 中国城市化认知 |
| 5.4.2 注重公平与效率的收入分配平衡和消费平等 |
| 5.4.3 提升农转非居民城市社会适应性的思路 |
| 5.5 消除外部失衡：外部经济发展思路 |
| 5.6 本章小结 |
| 6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研究论述的实地调研和论文（已发表、即将发表、工作论文）以及课题支持 |
| A.1 专着和课题报告 |
| A.2 已发表部分论文 |
| A.3 评论文章 |
| A.4 部分与博士论文相关的工作论文 |
| B.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满足答辩要求） |
| C.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导师主持）的科研项目 |
| D. 学术奖励 |
四、东亚赶超模式解析——“飞船模式”对中国赶超模式的启示（论文参考文献）
- [1]战后日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研究[D]. 王博. 吉林大学, 2020(08)
- [2]现代性视域下的人民司法传统：嬗变、困境与定位[D]. 徐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3]“共轭环流”式国际分工格局 ——中国角色的演变和升级[D]. 商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4]中部地区六省经济赶超模式研究[D]. 张云. 南昌大学, 2018(01)
- [5]跨国并购对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工程机械产业为例[D]. 王秋玉. 华东师范大学, 2018(12)
- [6]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研究[D]. 苏宏伟. 吉林大学, 2017(03)
- [7]文化视阈下的日本企业制度变迁研究[D]. 徐兴. 吉林大学, 2014(03)
- [8]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金融先导战略研究[D]. 周旭峰. 山西财经大学, 2013(08)
- [9]中国内外经济发展失衡研究[D]. 周靖祥. 重庆大学, 2012(06)
- [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综述与评论[J]. 冯昭奎. 日本研究, 2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