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世对我国主要产业的影响及前景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徐乾宇[1](2021)在《WTO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改革 ——基于中国受益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为了适应WTO不同经济体成员国的发展诉求,WTO改革势在必行。然而,在特殊与差别待遇等议题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争议不断。主要的争议点集中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适用性、适用对象,以及如何界定特殊与差别待遇适用的发展中国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认为,WTO框架内,把自我认定(self-declaration)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方式是存在质疑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部分国家借由自我认定的方式来获得发展中国家地位,并利用这一地位来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这种自我认定方式可能造成滥用,使得发达国家面临不公平竞争,也使得在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难以顺利进行。其中备受指责的是中国。美国认为,中国不应继续被认定为发展中国家。WTO应该明确界定特殊与差别待遇所能享受的对象,不能允许部分国家借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毋庸置疑的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在贸易、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自入世以来,确实取得了卓越的经济成就,但是,在其它一些指标上,仍与发达成员存在较大差距,尤其在人均GDP、人均收入、科技发展、经济结构等方面与发达成员存在较大差距。中国与发达成员的经济发展鸿沟,仍然悬殊。因此,美国选择性的使用个别总体指标夸大发展水平,并借此反对中国运用SDT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看法是存在偏颇的。因此,对中国而言,如何回应欧美发达国家的质疑,是本文期望解答的问题之一。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在面对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问题时,是否有更为恰当的解决方案?是否能够避开争论不休又无法短期内有结论的发展中国家身份?是否能够在WTO谈判中提出更切实的、更具体的且行之有效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改革方案,为中国乃至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出可行的解决设想?这将是本文分析的重点。现有的文献对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享有的特殊与差别待遇都有所论述及研究,但是在解答特殊与差别待遇是否合理性上的观点较为模糊,且带有明显的负面倾向(Ornelas,2016)。那么,发展中国家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适用基础仍需进一步的梳理。此外,作为中美关于WTO改革中较为聚焦的发展中国家身份问题以及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适用范围等,有关文献都有所提及,但没有清晰阐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依据。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这一身份存在质疑。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再的重申中方立场:“特殊与差别待遇”原则是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基石,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实现自身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那么,阐释清楚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及适用性等内容,则显得十分必要性也具有现实的迫切性。自中国加入WTO后,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断质疑中国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权利,那究其根本,中国是否确因此权利而受益,就成为亟待回答的重要议题。已有文献从协议利用率角度指出,中国主要在农业协定下使用了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但诸如此类的宽泛表达,并未涉及具体的产品层面。也就是,中国究竟在哪些产品上使用了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尚不明确。在现有的国内外文献中,相关研究也非常缺乏。为此,本文拟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中国农产品部门和非农产品部门下不同产品的出口水平,从而探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对中国的实际受益情况。本文主要包含了七章节内容。在第一章绪论部分,本文提出待研究的议题,分析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简述了本文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并指出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梳理了已有的针对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问题的研究文献。从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积极作用、有限性和反面作用以及其更新与完善三方面对文献进行评述,并指出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提出本文的待研究议题。第三章通过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介绍WTO框架内的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含义,并阐释发展中国家自我认定方式的沿革、适用基础及其存在的争议。第四章从理论上阐述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并分析其理论逻辑脉络,再借由Saggi和Sengul(2009)构建的博弈模型,阐述特殊与差别待遇对发展中国家及世界的意义。第五章分析了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具体使用情况,介绍了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分类、总体使用情况以及WTO部分协定中的SDT条款。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具体情况,并提出中国在WTO中的角色定位。第六章介绍了中国部分产品的税率分布情况以及总体增长趋势,针对中国在特殊与差别待遇中的受益情况予以实证分析,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中国在哪些产品、部门享有了 SDT。根据实证结果做了更进一步的分析,得出中国SDT受益情况的总体分析。第七章依据SDT的改革困境和各国主张,提出保留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意义,并提出中国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的对策建议,进而合理回应了发达国家的诉求。本文基于现实背景和以往文献研究成果,提出:在WTO框架内发展中国家自我认定方式是有其适用基础,继续保留WTO框架内的自我认定方式;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是发展权,发展中成员适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基础仍未改变,发展中国家应该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中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具体适用上,应采取产品差异化策略;同时积极推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毕业”条款的制定,并且积极推动WTO与其它国际组织就发展问题加强合作。此外,本文还指出:中国在WTO中的身份应该是超大型新兴经济体,但由于存在地区和部门的差异性,这一特性进而决定了中国在WTO中的地位与角色。因此为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可考虑放弃或减少一些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中国应该把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与维持WTO发展中国家地位视为两回事,也就是,由于中国发展差异性特性的存在,在具体的WTO谈判中,中国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适当改变策略,具体化为在特殊与差别待遇适用范围上构建产品差异性,从而形成产品差异化特殊与差别待遇的谈判策略,这是更为现实的做法。进一步的,中国应从一般意义上的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转变为争取各个产品下特殊与差别待遇适用性的谈判差异化目标。显然,这一实证结论应该也可以拓展到区域、双边和多边协定谈判中;通过测量产品的关税敏感性等,构建从产品角度出发的差异化谈判目标。中国作为WTO核心大国,积极推动SDT改革,将有利于打破WTO改革僵局,从而令这一贸易组织焕发新的活力。
赵永斌[2](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表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毛瀚伟[3](2021)在《“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时空演化研究 ——兼论主要货物进口贸易的安全度试评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国际贸易逐渐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交往的重要手段和衡量其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和高速发展的推动下,中国成长为世界主要进口大国之一,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规模、结构和空间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与此同时一些主要产品(商品)的进口贸易安全问题也相应地凸显出来。因此,对“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格局的时空演化进行研究、同时对一些代表性货物进口贸易的安全度进行评价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的选题。为了解和掌握“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格局的时空演化及主要进口货物的安全度,以便能为中国扩大进口提高主要进口货物的安全度提供借鉴,本文以相互依赖理论、国际贸易理论、战略贸易理论、国际竞争优势理论、贸易安全理论为基础,以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GIS空间分析等方法为研究工具,基于2001—2019年的相关数据及资料,从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角度对“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历史演变进行分析,并采用标准差椭圆方法对“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的洲际、国别(地区)的时空演变格局进行分析,使用随机引力前沿模型分析我国进口贸易的影响因素,运用进口依存度、进口集中度指数、进口多元化指数对中国主要进口产品的安全度进行评价,最后得出相关的启示和建议。通过研究发现:第一,“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以一般贸易为主,主要进口工业制成品,几类贸易主体在货物进口贸易趋于均衡。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缓慢,改革开放后发展速度加快,“入世”后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但波动率也较大,“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总体呈波动上涨的趋势。“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结构不断变化和优化,中国货物进口贸易以工业制成品进口为主,中国进口贸易方式以一般贸易为主,中国货物进口贸易主体由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为主向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其他企业相对均衡的态势转变。第二,“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形成以亚洲为核心,其他大洲为支撑的洲际格局和“四大热点区、五大活跃区、三大风险区、三大冷点和无进口区”的国别(地区)格局。通过应用标准差椭圆方法,本研究对“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格局的时空演化进了研究,研究发现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空间重心始终以亚洲、欧洲为主导,辅之美洲和非洲,兼顾大洋洲;中国自各大洲货物进口贸易总额整体呈现出增长态势,增速差异明显,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第三,中国进口贸易受经济规模、人口、地理距离、金融危机、制度水平、贸易自由度等因素的影响明显。第四,“入世”以来中国主要进口货物大豆、铁矿石、原油的进口安全度较低。本研究选取中国近年来较具代表性的进口货物——大豆、铁矿石、原油为例,采用进口依存度、集中度指数和多元化指数分别对其进口贸易安全度进行了评价,研究结论如下,“入世”以来大豆、铁矿石、原油的进口依存度都超过了50%的警戒线,大豆和铁矿石的进口集中度都较高,大豆的多元化指数呈下降趋势,铁矿石的多元化指数波动较大,原油的多元化指数虽在上升但增长较慢,总体而言,从进口依存度、集中度指数、进口多元化指数的测度结果来看,我国近年来较具代表性的进口货物安全度较低。
聂世坤[4](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孙舒[5](2020)在《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文中提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是基于对法律主体在特定法律领域的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研究,研究方法是采取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得出该主体与其他国际法律主体之间存在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的现象。针对特定领域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转化称为该领域法律技术的调整依据。法律技术脱节作为国际法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长久以来没有得到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重视,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2017年8月以来,美国对华发起“301调查”1并根据调查结果威胁加征关税,中美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互相申诉的同时利用国内措施互相进行贸易制裁施压,中美贸易关系急转直下,贸易争端解决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当前中美贸易对立关系已经形成,在大国权利政治的较量之下,法律技术是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有力合法武器,中国应根据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发展演变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鉴于实践和理论需要,论文以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为研究切入点,以中美在世界贸易组织的39起争端解决案件为观察样本,研究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进而提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论文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概述了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创新点和现有研究述评。论文第二章重点解释了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和外延,法律技术脱节的概念是基于法律技术提出的。本文对传统法律技术概念进行了拓展,认为法律技术包括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这一部分的重点是论文的理论概念解析。第三章内容为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包括WTO概况、中国对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以及美国对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这一部分是后面的研究背景。第四章为法律技术脱节背景下中美世贸争端案件的统计分析。论文这一部分统计了中国诉美国的16起WTO争端案件和美国诉中国的23起WTO争端案件,并根据案件统计信息分析了案件的基本特点。第五章为WTO框架下中美实体法律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分析了中美互相提起的39起世贸案件涉及的WTO实体规则,以及通过案件分析中美在实体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即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实体领域的不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美在WTO实体规则体系下存在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第六章为WTO框架下中美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重点分析案件中涉及的程序性规则,重点集中在“双反”调查的程序和DSU程序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论文最后一部分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针对前文分析的中美在实体法和程序法领域存在的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及原因,提出中国应对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方案,主要是贸易法律价值合法化、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调整路径。综上所述,本论文统计分析了中美互相在WTO争端解决机制提起的39起争端案件,并以法律技术脱节为切入点,分别分析了中美在实体和程序领域的具体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和原因。最后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调整方案。论文要强调的是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存在必然性,在应对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做出具体法律技术调整的过程中必须不以国内法律技术脱节为代价,这样一国的法律技术才能在相关法律领域发挥最大的效力。
贺少军[6](2020)在《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关键突破和实现路径》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从1950年的不足12亿美元,迅猛发展至2019年的4.6万亿美元,跃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创造了我国经济发展史和世界贸易发展史的奇迹,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外贸发展国内外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劳动力等综合成本不断上涨,国外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对外贸易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弱化,我国经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建设裹足不前,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对我外贸发展模式带来严峻挑战。在国内外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的环境下,中国外贸大而不强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中国对外贸易传统的发展路径难以为继,亟待转变外贸发展的方式,着力提升传统竞争优势,大力培育贸易竞争新优势,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推进贸易强国战略建设。论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逻辑,回顾了建国以来中国外贸体制的变化,中国外贸发展的历史和贡献,分析了中美经贸摩擦对于中国在当前全球贸易价值链中的地位和贸易强国价值链建设的影响,通过比较分析美德日等主要贸易强国的发展历史和特点,提出了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战略的实现路径和政策建议。论文重点对数字贸易和旅游服务贸易进行了分析和论述,指出旅游服务贸易是贸易强国建设的短板,数字贸易是要实现贸易强国建设的关键突破,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是根本要求。建议重点通过大力发展数字贸易和旅游服务贸易,抢占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和价值链的制高点,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推动服务贸易发展弯道超车,促进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统一协调发展,加快实现贸易强国建设战略。
李洋[7](2019)在《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旨在破除全球化时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国有体制发展前景的质疑。“公有制必然不如私有制”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把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视为中国经济的枷锁是很危险的,也是不公正的。本文通过对我国国有经济发展历史的回顾,以及与全世界范围内其他经济体国有企业成功案例的对比分析,寻找出我国坚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强做大国有企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国有企业不仅存在于具有社会主义传统的欧洲国家,连私有化至上的美国也并非没有国有企业。学界常有观点认为西方国有经济的比例比中国低很多,但是以新加坡为例的不少完全市场经济体也拥有着很高的国有经济比例。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可以说涉及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但为何也能够实现经济成功呢?这些都是简单支持私有化的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所以说,草率的把所有的经济问题归咎于国有体制是不负责任的。回顾历史,那些不立足本国国情就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试图通过激进的私有化实现经济发展的失败案例比比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拉美国家、菲律宾等经济体陷入长久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例证。而这些国家也基本失去了实现工业化的机会。反观同时期有着更高国有企业比例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等)却完成了脱贫和赶超。国有企业存在的很多问题是与所有制无直接关系的。很多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在私有企业,尤其是在股权分散的大型私有企业里一个都不会少。如此可见,简单的改变企业的所有制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帮助。从西方成功的国有企业经验中可以看到,如果能够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按照市场规则有效治理国有企业,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很好的管控和规避,完全不会比私有企业做的差。从对法国国有经济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承认国有企业贡献和地位的同时,法国政府不推行激进私有化,而是通过积极改革保持企业竞争力,使其成为国家核心技术的掌握者。德国的国有企业也在战后恢复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而且在经历了几轮私有化后,近年来德国在电力等行业开始出现重新国有化的呼声。而北欧国家的国有企业则是支撑其高福利经济的重要部分,且在创新能力上走在世界前列。亚洲的新加坡和韩国则更加是利用国有企业实现经济腾飞,完成工业化的典型案例。甚至在完全信奉私有化的美国也有着数量可观的国有企业,除了在公共事业部门外,也不乏涉足军工、金融、地产等行业。这些都说明了国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国有企业改革虽不是新问题,但目前大部分研究都只停留在企业微观治理的层面,并没有从全球化内外联动的视角,以及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直面指出坚定做大做强国有经济的理论基础和信心来源。只有跳出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框架,从例证分析的角度才能更好找到我国国有企业发展的方向。本文在绪论中阐述了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动态及论文研究方法、基本框架与创新点;第一章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客观总结了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做出的历史贡献。同时回顾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诞生及推广的原因和过程,阐明了这一趋势对我国经济在逐渐融入全球体系后的影响。为了解释这一影响,本文在第一章第二节阐述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第二章首先总结和分析了质疑国有企业运行效率的一些理论,包括“委托-代理”“搭便车”“预算软约束”等问题,揭示了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否与企业的产权归属公有或私有并无关联。随后,本文对推行私有化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陷阱”进行了梳理。最后,本章指出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私有化改革在本质上的不同之处。在第三章,本文通过对法国、德国、北欧国家、美国等经济体的国有企业发展历史的分析和对比,总结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值得借鉴的地方。第四章则主要分析了与中国更为接近的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的国有经济成分和私有化改革的尝试,试图找到可供我国采用的改革路径。本文的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就当前全球化形势下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和可能的应对举措进行了研究和分析。第八章则是对全文的总结,以及对未来国有企业发展的展望。
王红梅[8](2019)在《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作用变迁的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增速连续下台阶,跌破过去长达约20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同时,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由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转变为在经济增长中作用减弱,甚至产生负的贡献。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呈现出发展动力转换期、经济结构调整期、全球价值链重构期、外部需求不确定期和外贸政策转向期“五期”叠加的特点。在国内外形势均已发生较大变化的背景下,如何看待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变迁,成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命题。在当前我国外贸发展动力由传统的比较优势向规模经济与“大国市场”转变,我国不断推进工业化发展进程以及全球价值链重构正在加速进行的背景下,本文对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作用变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对外贸易发展前景进行了研究。这对于回答我国未来是否还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尤其是还要不要努力扩大出口,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为8章。第1章为导论。第2章梳理了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相关理论基础。第3章回顾了改革开放四十年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变迁,分为四个阶段,不同时期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也略有不同。同时,对当前学术界围绕对外贸易地位和作用的争论进行了分析。接下来三章分别从内部因素——外贸发展动力、工业化发展阶段以及外部因素——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角度,对我国对外贸易及在经济增长中作用变迁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三章为论文的核心章节部分,研究内容和观点如下。第4章为发展动力演变与我国对外贸易作用变迁研究。通过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两个时期贸易顺差结构的比较,来识别我国比较优势的变化。通过观察图形中数据点偏离趋势线的程度,对具体产品的比较优势变化情况进行了测度,对更多地属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部分产品借助贸易专业化指数(TSI)进行了再考察。然后从“大国市场”视角对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新动力探源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发现,我国传统比较优势弱化,资本积累成为重要的比较优势来源,资本密集型产品逐渐占据我国比较优势产品篮子的主导地位。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我国的大国市场将逐渐成为开展对外贸易的新动力。总之,传统的发展动力削弱,新的发展动力还在孕育之中,这成为我国对外贸易进入新阶段以及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作用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第5章为工业化发展阶段与我国对外贸易作用变迁研究。首先对工业化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其次通过一个国际比较研究,分别对美、德、日三国不同工业化阶段对外贸易发展变化的情况进行了剖析。接着对我国工业化所处阶段进行了判断,并分析了我国工业化发展各阶段的对外贸易情况,最后得出各国经验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启示。通过分析发现,我国还处在工业化进程中,并未结束,但已进入中后期阶段,服务业占比超过制造业。经济结构的转折性和趋势性变化,意味着我国外贸发展已进入拐点。尽管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国外贸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会立即下降,但必将对我国外贸中长期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总之,产业是本,贸易是流,工业化发展阶段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是我国外贸及其作用发生变迁的重要原因。第6章为全球价值链重构与我国对外贸易作用变迁研究。从全球价值链及其变化的角度来分析全球贸易萎缩的原因,是国际学术界较为主流的看法,也自然对我国的外贸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章首先介绍了全球价值链重构对外贸发展的影响,其次分析了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我国外贸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变迁,最后在理论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参考OECD创立的全球价值链指数,基于OECD数据库提供的基础数据,对全球价值链重构与我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全球贸易面临的结构性因素即全球价值链重构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轨迹发生重大变化的重要原因。第7章基于上述三种因素对未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前景进行了实证研究。本章将以上三种因素纳入统计分析中,通过随机前沿模型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潜力进行了实证分析。选取我国对34个代表性国家2000—2015年数据实证分析发现:中国人均GDP、外国人均GDP、外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中国中间品进口额占贸易出口额比重、外国中间品进口额占贸易出口额比重、国外经济自由度、腐败的控制度、政府效能、监管质量对我国对外贸易出口潜力具有促进作用;而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中国与目标国的地理距离、公民话语权和问责制、政治稳定性、法制水平、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对外贸易出口潜力的提高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通过对平均效率的分析发现,不管是从整体还是个体看,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潜力还没有完全实现,还存在着一定的挖掘和实现空间。第8章为结论与政策建议。从外贸发展动力来看,我国的大国市场逐渐成为开展对外贸易的新动力。从经济发展阶段看,我国工业化进程仍未结束,制造业仍然是实体经济发展的根基。从全球价值链重构看,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较长时期内仍将是“世界工厂”。这就决定了对外贸易仍将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未来提质量、调结构的国家经济总体发展战略中,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仍将起到“稳定器”的作用。
智建伟[9](2013)在《中俄农业互补性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今世界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日益加深,国际分工逐步细化。任何一国想要仅通过本国资源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都是不可能的。只有积极加入到国际合作中来,使各种生产要素在国家之间充分流动,才能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农业方面依然如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加强农业区域合作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俄罗斯与我国山水相连,不仅地理位置毗邻,而且在合作中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开展区域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本文的分析是以两国农业合作的互补性特点为主线展开的,通过分析双方农业领域中各个因素的比较优势,明确了两国农业合作要素的流动方向,并针对现存合作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这对促进两国农业合作有重大意义。本文立足中俄农业合作研究,从互补性角度分析两国的农业合作。引用马克思主义及经济学相关原理证明了中俄农业合作的可行度较高,并通过对合作可行性的规范分析对上述结论加以证实。通过对两国农业合作现状的分析发现了双方互补性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因而本文借鉴了国际农业合作的历史经验,并进行了模式的比较和选择;并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生产要素和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合作,全面、系统地对中俄农业合作进行了分析;为了衡量中俄农业互补性合作带来的效应,因而本文全面地从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方面进行了整体分析和案例分析;最后提出了扩展与深化中俄农业互补性合作的战略思路。本文综合众多学者的理论研究,提出了中俄两国农业合作可以加强国际分工,并互相引进本国所需的稀缺要素,从而大力提高两国的农业生产率,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观点。两国农业合作对资源的优化利用,以及其带来的经济效益也符合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本文通过分析中俄农业合作的外部条件,发现两国经济都显现出高速发展的势头,这为两国农业发展提供了基础保证,双方制定的相应农业政策也将使农业发展登上一个新的台阶。与此同时,当前国际环境对中俄两国农业发展都产生了较大的冲击,这些外部因素都在促使两国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合作。在对中俄两国农业合作的内部条件分析时,可以清晰的得出中俄双方在农业领域具有极强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在生产要素方面和农产品方面都有明显的体现。通过对内外两个方面的分析,认为互补性的农业合作对双方都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另外,通过引入SWOT分析,发现了中国的基础生产要素竞争力不足而俄罗斯的高级生产要素优势不明显。本文通过中俄农业合作的现状分析,对生产过程中的合作、农业科技合作及农产品贸易合作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发现了中俄两国的农业合作还处在一个水平比较低,规模比较小,以民间自发为主的合作状态上,没有达到作为两个世界大国应有的合作水平。论文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合作中存在的五个方面问题。在对中国和美国、以色列以及东盟的劳务合作、科技合作和农业贸易合作三个侧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中俄两国的农业合作涉及到一系列模式,在进一步深化互补性合作过程中需要明确中俄两国农业合作适用的具体模式,而互补型合作模式是最适合两国进行农业合作的模式。本文对中俄农业合作中的四个主要要素的投入及国际流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明确了两国在就某一方面要素进行深入合作时所处的地位:俄罗斯在土地要素和科技要素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合作时主要作为输出国;中国在劳动力要素方面占有相当大的比较优势,可以将农业劳动力输送给俄罗斯;双方资金要素方面的优势都不明显,不具有互补性,所以合作时应注意这一特点。中俄两国其科技发展的水平和方向不尽一致,客观上存在着科技位差和科技梯度。这就为两国的农业科技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论文还详细分析了中俄农业合作中的农产品贸易合作。虽然俄罗斯为保护本国农业发展设置了一些阻碍两国农业合作的政策壁垒,但由于其已经加入了WTO,这些壁垒将会逐渐取消,所以两国合作的环境会逐渐宽松;从量化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两国贸易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双方完全可以将自己的优势产品稳定持久的输出给对方,实现农业贸易互补合作。所以两国农贸合作将会是中俄农业合作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且具.有良好的前景。中俄农业互补合作会为两国带来较大的效益。论文从社会、经济、生态三个方面阐述了中俄农业合作带来的效应,两国的农业合作不仅刺激了经济的增长还使两国在社会发展及生态保护两方面都受益。论文构建了中俄双方的利益分配博弈模型,从理论分析到量化分析全方面地探讨了中俄农业互补性合作产生的效应以及利益分配问题。论文立足于中俄农业合作中现存的问题,根据中俄农业的要素互补优势,提出了扩展与深化中俄农业合作的战略思路。本文站在国家的高度上,分别从互信、长期合作战略、法律和服务体系等几方面对两国农业合作提出了四个层面的政策性建议。针对中俄农业科技合作方面提出了引进技术和成果转化的建议;针对如何进行劳务合作及资金合作的问题上,本文提出了若干可行性建议;针对农贸合作方面的问题,本文从宏观到微观两个角度都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中俄农业合作涉及的要素很多,要素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将某一要素的研究成果直接运用到合作的各个方面是不科学的。目前现有的研究中,关于中俄两国农业合作要素的系统性研究比较少见,并且关于农业合作中的互补性趋势等尚需进行深层次分析和实证研究,以为我国对俄农业合作提供理论指导。
乔雯[10](2008)在《中国与日韩两国的农业经贸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与其近邻日本和韩国有着极为悠久的农业经贸交流历史。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日韩两国在农业贸易、投资、科教及渔业等诸多领域的交流和合作不断加强,日韩两国不仅是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两大重要市场,也是我国农业利用外资的重要来源。进入新世纪后,中国与日韩两国的农业经贸关系面临着新形势,农产品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贸易摩擦的频率明显增加、日韩对华农业投资快速升温、日韩两国农产品进口壁垒增高等。因此,研究新形势下中国与日韩两国的农业经贸关系十分必要。本文坚持描述性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采用历史研究、对比分析、归纳分析、统计指数分析和计量模型分析法,分析了中国与日韩两国农业经贸关系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揭示了农业经贸关系的变动态势,剖析了影响农业经贸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并对中国与日韩两国农业贸易的发展前景进行了探讨。研究的主要成果如下:1.中国与日韩两国农业的竞争性与互补性。中日韩三国在农业基本生产条件、物质投入水平、农业生产结构、生产率、农户收入水平及食物消费等方面的相似与差异决定了中国与日韩两国农业的竞争性与互补性共存。其中,竞争性主要表现在出口农产品的相似度较大,在世界深加工农产品市场上的竞争日趋激烈:除农业资源和农业科技优势互补外,中国与日韩两国在农产品贸易上也存在较强的互补性,指数分析显示,中国与日韩两国之间不仅形成了很紧密的农产品贸易联系,而且在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上存在显着差异,即中国在水产品、园艺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日韩两国在食品、调味品、树胶树脂等中间产品和深加工产品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2.中国与日韩两国农业贸易的增长与结构变动。分析表明,(1)中国对日韩两国的农产品出口增长迅速,主要得益于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的增长;对日韩农产品出口增长的推动类型在加入WTO前后发生了变化,即在入世前一个时期,对日韩两国农产品出口增长都属于竞争力效应推动型,但入世以来的5年间,对日农产品出口的增长主要由竞争力效应与需求效应共同推动,对韩农产品出口的增长主要由需求效应推动;(2)中国对日出口以水产品和园艺产品为主,对韩出口则以水产品、园艺产品和谷物产品为主;在出口水产品中,对日出口以鱼制品和甲壳软体制品为主,对韩出口以鲜活冷藏冷冻的鱼和甲壳软体为主:对日韩出口水果和肉类产品中,深加工产品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对日韩出口蔬菜以调理加工类、保鲜类和冷冻类为主,且冷冻蔬菜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进口结构方面,我国从日本进口以水产品和杂项食品为主,且这两类产品所占比重不断提升;从韩国进口以水产品和食糖为主,且水产品取代食糖成为进口的第一大类别;(3)我国对日韩两国的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整体趋于恶化,但对日韩农产品出口数量指数都持续快速攀升,说明对日韩农产品出口利益的增加主要依靠数量扩张。对农业生产资料贸易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分析表明,中、日、韩三国不仅在世界农资产品贸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且三国之间互为重要的农资产品贸易伙伴:中日、中韩双边农资贸易在入世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我国农资产品贸易逆差规模也随之扩大:我国对日出口农资产品以农机、饲料和化肥为主,进口以农机产品为主:对韩出口农资产品以农机与饲料为主,进口则以农机与农膜为主;技术差距是造成上述贸易格局的重要原因。3.日韩对华农业直接投资的特点、诱因与效应。分析表明,(1)日韩对华农业投资主要集中在食品与饮料制造业;投资方式存在明显的差异;投资主体是大中型食品企业和综合商社;投资动机由追求资源逐步转向市场开拓。(2)日韩两国农业比较优势的丧失与边际产业的转移、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且工资水平低廉、我国极其优惠的农业引资政策以及双边经贸联系日趋紧密,是日韩两国企业来华投资农业的主要诱因;(3)日韩对华农业投资会显着地促进农业GDP的增长,人均农业FDI(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带动人均农业GDP增加0.051个百分点,此外,还会产生技术外溢、产业结构和政策调整效应;日本对华农业投资与双边农产品贸易间存在互补关系,有利于促进中国进口日本农产品的增长。但是,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与日本农业投资之间不存在长期和短期的格兰杰因果关系。4.影响农业经贸关系发展的国际与国别因素。分析表明,《农业协定》有关承诺的履行有利于促进我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对日韩出口的快速增长;《SPS协定》和《TRIPS协定》在短期会对我国农产品对日韩出口产生负面效应,但从中长期看,有利于出口结构改善、产品质量提升。从国别因素看,我国对日韩出口农产品所具有的生产成本与价格优势、中日韩三国政府农产品出口促进力度的增强,是导致中国与日韩两国农产品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重要因素;我国出口农产品质量的整体水平不高、出口公共信息服务和农产品加工产业相对落后、农产品出口企业的无序竞争行为已成为制约我国对日韩农产品出口进一步增长的主要障碍。5.中国与日韩两国农业贸易的前景展望。本文简要探讨了新一轮农业谈判、双边与区域贸易开放对中国与日韩两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以及供求水平和贸易互补性对中国与日韩两国农业生产资料贸易的影响,认为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农业贸易格局会保持相对稳定,但中韩自贸区的建立将对双边农业贸易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入世对我国主要产业的影响及前景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入世对我国主要产业的影响及前景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WTO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改革 ——基于中国受益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主要符号表 |
1 绪论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1.2 选题意义 |
1.3 研究思路 |
1.3.1 研究框架 |
1.3.2 本文主要内容 |
1.4 创新与不足 |
1.4.1 创新 |
1.4.2 不足 |
2 文献综述 |
2.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积极作用 |
2.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有限性和反面作用 |
2.3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更新与完善 |
2.4 现有文献的不足和本文待研究议题 |
3 WTO框架内的发展中国家与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含义 |
3.1 WTO框架内的发展中国家含义 |
3.1.1 对发展中国家无专门明确规定:1947-1954年 |
3.1.2 对发展中国家概念有了初步界定:1954-1985年 |
3.1.3 发展中国家区别的引入:1986-1994年 |
3.1.4 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1995-2008年 |
3.1.5 发展中国家的再界定:2009年 |
3.2 WTO框架内发展中国家的自我认定模式 |
3.2.1 自我认定方式的沿革 |
3.2.2 自我认定的适用基础 |
3.2.3 自我认定方式的争议 |
3.3 WTO框架内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含义及渊源 |
3.3.1 WTO框架内的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含义 |
3.3.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沿革 |
3.3.3 特殊与差别待遇内容 |
4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依据 |
4.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 |
4.1.1 SDT的适用对象:发展中国家 |
4.1.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 |
4.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逻辑脉络 |
4.2.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意义 |
4.2.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内涵 |
4.3 理论模型构建 |
4.3.1 开放会员的MFN俱乐部(Open membership,OM博弈) |
4.3.2 排他性MFN俱乐部(Exclusive membership, EM博弈) |
4.3.3 将关税优惠纳入模型中 |
4.3.4 模型结论 |
5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具体使用情况分析 |
5.1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分类 |
5.1.1 特殊与差别条款具体分类 |
5.1.2 类别简介 |
5.1.3 简单评价 |
5.1.4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使用总体分析 |
5.2 WTO协定具体使用分析 |
5.2.1 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SDT条款分析 |
5.2.2 《服务贸易总协定》SDT条款分析 |
5.2.3 《贸易便利化协定》SDT条款分析 |
5.2.4 农业协定SDT条款分析 |
5.3 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具体情况分析 |
5.3.1 中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
5.3.2 中国入世的承诺水平远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 |
5.3.3 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情况 |
6 中国因特殊与差别待遇受益的实证分析 |
6.1 背景 |
6.2 贸易特征性事实 |
6.2.1 中国部分产品的税率分布情况 |
6.2.2 中国部分产品的总体增长分析 |
6.3 理论机制和研究假说 |
6.4 实证方法和数据说明 |
6.4.1 计量模型设定 |
6.4.2 数据处理 |
6.5 实证结果分析 |
6.5.1 单变量分析 |
6.5.2 DID估计结果:基准回归 |
6.5.3 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法 |
6.6 稳健性检验 |
6.6.1 平行趋势检验 |
6.6.2 安慰剂检验 |
6.7 扩展性分析 |
6.7.1 考虑出口国所在洲 |
6.7.2 考虑产品组影响程度差异 |
6.8 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受益情况分析 |
6.8.1 SDT受益规模较小 |
6.8.2 SDT受益结构不均衡 |
6.8.3 可考虑“毕业”条款 |
6.9 中国受益产品的个别分析 |
6.10 实证分析意义 |
7 中国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的对策研究 |
7.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改革困境 |
7.1.1 如何界定“特殊性” |
7.1.2 如何界定“差异性” |
7.1.3 特殊与差别待遇具体问题 |
7.2 特殊与差别待遇改革的影响因素和各国主张 |
7.2.1 特殊与差别待遇改革的影响因素 |
7.2.2 发达国家对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看法 |
7.2.3 发展中国家对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立场 |
7.3 保留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理由 |
7.3.1 SDT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 |
7.3.2 SDT对发达国家的重要性 |
7.3.3 SDT对世界贸易水平的重要性 |
7.4 科学合理应对发达国家诉求 |
7.4.1 部分发达国家认为不应采取自我认定的方式 |
7.4.2 部分发达国家认为应该取消特殊与差别待遇 |
7.4.3 部分发达国家认为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被滥用 |
7.5 中国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的对策建议 |
7.5.1 保留WTO框架内的自我认定方式 |
7.5.2 发展中国家应该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 |
7.5.3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
7.5.4 鼓励非线性的评估,采取产品差异化策略 |
7.5.5 “毕业”的主动承诺 |
7.5.6 推动WTO与其它国际组织就发展问题加强合作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1 中国实际享受的SDT条款细则 |
附录2 WTO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名单 |
附录3 贸易便利化协定承诺情况 |
附录4 农业协定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 |
附录5 水果组产品代号说明 |
附录6 寡头垄断贸易模式的关税建立 |
附录7 特殊与差别待遇效应的实证分析 |
1. 背景 |
2. 对发展中国家的效应模型 |
2.1 模型说明 |
2.2 计量模型设定 |
2.3 数据说明 |
3. 实证分析及检验 |
3.1 回归结果分析 |
3.2 识别假设检验 |
3.3 稳定性检验 |
3.4 结论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2)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标 |
1.1.3 研究意义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1.2.1 利用外资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1.3.4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时空演化研究 ——兼论主要货物进口贸易的安全度试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及评述 |
1.2.1 国内外关于进口贸易的研究进展 |
1.2.2 国内外关于进口货物贸易安全的研究进展 |
1.2.3 国内外研究进展评述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1.5 研究创新 |
第2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2.1.1 进口贸易相关概念 |
2.1.2 进口贸易安全度的相关概念 |
2.2 相关理论 |
2.2.1 相互依赖理论 |
2.2.2 国际贸易理论 |
2.2.3 战略贸易理论 |
2.2.4 国际竞争优势理论 |
2.2.5 贸易安全理论 |
2.2.6 供应链理论 |
第3章 “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历史演变 |
3.1 新中国成立以来货物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历程 |
3.2 “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规模的变化 |
3.3 “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结构的历史演变 |
3.3.1 进口商品的结构演变 |
3.3.2 进口贸易方式的演变 |
3.3.3 进口贸易主体的演变 |
3.4 “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演变特征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空间格局演变 |
4.1 “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洲际格局及演变 |
4.2 “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国别格局及演变 |
4.2.1 “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国别格局分类 |
4.2.2 “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国别格局演变 |
4.2.3 “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国别(地区)格局特征 |
4.3 “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空间格局的整体演化 |
4.3.1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
4.3.2 “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时空格局演化 |
4.3.3 “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空间格局演变的特征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演变的影响因素 |
5.1 模型的引入与设定 |
5.1.1 传统引力模型 |
5.1.2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
5.1.3 解释变量选取与影响因素分析模型构建 |
5.2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5.3 模型检验与我国货物进口贸易演变的影响因素分析 |
5.3.1 模型的适用性检验 |
5.3.2 我国货物进口贸易演变的影响因素分析 |
5.4 本章小节 |
第6章 中国主要进口货物贸易安全度试评价 |
6.1 “入世”以来中国主要进口货物依存度分析 |
6.1.1 “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出口依存度的变化 |
6.1.2 中国主要进口货物及其依存度分析 |
6.2 中国主要进口产品的进口贸易安全度评价——以大豆、铁矿石、原油为例 |
6.2.1 中国大豆进口贸易的安全度评价 |
6.2.2 铁矿石进口贸易的安全度评价 |
6.2.3 原油进口贸易的安全度评价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讨论 |
7.1 主要结论 |
7.2 相关启示 |
7.3 不足之处及研究展望 |
7.3.1 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 |
7.3.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致谢 |
(4)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1.3.4 文献评述 |
1.4 论文结构 |
1.5 研究方法 |
1.6 创新之处 |
1.7 研究不足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3.1.4 层次分析法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4.3.1 动机分类 |
4.3.2 市场寻求型 |
4.3.3 避税地投资 |
4.3.4 政策激励型 |
4.3.5 制度寻求型 |
4.3.6 战略投资型 |
4.3.7 要素寻求型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4.4.1 政策优势 |
4.4.2 资本优势 |
4.4.3 技术优势 |
4.4.4 货币优势 |
4.4.5 国家优势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6.1.2 资本的分配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7.4 稳健性检验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7.5 异质性检验 |
7.5.1 时间异质性 |
7.5.2 国家异质性 |
7.6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主要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一、中美贸易争端解决对中国贸易发展的重要性 |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中美争端解决的重要意义 |
三、中美法律技术脱节和中美贸易争端的关系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一、关于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 |
二、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 |
三、关于中美贸易争端的研究 |
四、关于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五、关于美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六、关于中美贸易发展和战略的研究 |
七、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和实力的研究 |
八、研究现状评述及启示 |
第四节 研究内容 |
一、研究范畴 |
二、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 |
三、研究思路 |
第一章 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与外延 |
第一节 法律技术的概念发展及特征 |
一、法律技术的概念渊源 |
二、法律技术的概念拓展 |
三、法律技术的特性 |
第二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基本内容 |
一、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 |
二、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和特征 |
第三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影响 |
一、法律技术脱节在国内领域的影响 |
二、法律技术脱节在国际领域的影响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WTO框架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分析 |
第一节 WTO的发展与现状 |
一、WTO制度发展 |
二、WTO规则体系的困境 |
第二节 中国对美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一、入世后中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二、中国对美贸易战略演变 |
三、中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第三节 美国对中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一、2001 年至今美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二、美国对华贸易战略演变 |
三、美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美贸易争端的法律技术脱节案例表现 |
第一节 中国诉美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二、美国应诉方式法律性强 |
三、从案件结果看 |
第二节 美国诉中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二、案件涉及传统贸易和美国优势领域 |
三、中国应诉方式政治性强 |
四、从案件结果看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美在WTO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第一节 中美贸易争端涉及的实体法领域概况 |
第二节 中美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内容和特点 |
一、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内容 |
二、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特点 |
第三节 中美实体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一、实体性立法领域的原因 |
二、实体法适用领域的原因 |
第五章 中美在WTO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第一节 中美“双反”案件中程序性的法律技术脱节 |
一、AD和 SCM中的程序性规定 |
二、中美涉反倾销或反补贴程序案的概况 |
三、中美在双反领域中的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 |
第二节 中美在DSU程序中的法律技术脱节 |
一、DSU程序性规定 |
二、中美WTO争端案件涉DSU程序概况 |
三、中美在DSU程序下的法律技术脱节 |
第三节 中美WTO争端中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一、程序价值理念不一致 |
二、程序性立法差异 |
三、程序法适用差异 |
第六章 WTO体系下中国的贸易法律技术调整方案 |
第一节 贸易法价值合法化 |
一、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 |
二、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原则 |
三、实体法和程序法并重原则 |
第二节 中国对美贸易立法技术调整方案 |
一、平衡内外的立法方针 |
二、调整立法机制和机构 |
三、确立科学的立法规范 |
第三节 中国对美贸易法律适用技术调整方案 |
一、法律适用部门分工专业化机制化 |
二、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 |
三、建立与立法机构的反馈机制 |
四、转变“第三方”思维,实践中提高对实体法的解释能力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一)中文着作 |
(二)中文译着 |
(三)中文论文 |
(四)中文学位论文 |
二、英文参考文献 |
(一)英文着作 |
(二)英文论文 |
三、相关网站数据库 |
附件:中美提交WTO争端案件统计(2001-2019) |
致谢 |
(6)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关键突破和实现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论文选题依据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研究方案 |
1.2.1 研究思路与目标 |
1.2.2 研究方法 |
1.2.3 研究内容 |
1.3 论文特色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2.1 国际贸易理论 |
2.1.1 马克思关于对外贸易的理论论述 |
2.1.2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
2.1.3 现代国际贸易理论 |
2.1.4 以贸易保护思想为基础的贸易保护理论 |
2.2 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理论 |
2.3 国际贸易政策 |
2.3.1 自由贸易政策 |
2.3.2 出口导向贸易政策 |
2.3.3 进口替代贸易政策 |
2.3.4 战略性贸易政策 |
2.4 关于旅游服务贸易 |
2.4.1 关于旅游服务贸易定义 |
2.4.2 关于旅游服务贸易影响研究 |
2.4.3 关于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方面的研究 |
2.5 关于数字贸易 |
第三章 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和现实基础 |
3.1 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 |
3.1.1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3.1.2 关于国际竞争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的关系 |
3.1.3 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意义 |
3.2 贸易强国的定义和内涵 |
3.3 中国外贸发展历史 |
3.3.1 中国外贸发展的主要阶段 |
3.3.2 我国外贸发展的成绩 |
3.4 中国外贸发展体制演变 |
3.4.1 改革开放前中国外贸体制的建立与发展 |
3.4.2 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
3.5 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贡献 |
3.6 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
3.6.1 外贸发展的国内条件发生深刻变化 |
3.6.2 我国外贸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深刻调整 |
第四章 中美经贸摩擦对贸易强国建设的影响分析 |
4.1 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 |
4.1.1 中美经贸发展互利共赢 |
4.1.2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主要阶段 |
4.2 关于中美经贸摩擦演变 |
4.3 关于中美贸易顺差分析 |
4.3.1 中美贸易顺差情况 |
4.3.2 关于中美贸易顺差的原因分析 |
4.3.3 关于中美贸易顺差发展趋势 |
4.4 中美经贸摩擦对服务贸易影响 |
4.4.1 对中美服务贸易影响 |
4.4.2 对服务贸易转型升级影响 |
4.5 中美经贸摩擦前景分析 |
4.6 中美经贸摩擦对贸易强国建设的可能影响 |
4.6.1 中美经贸摩擦的本质是发展之争 |
4.6.2 美希望通过经贸摩擦阻碍中国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
4.6.3 中美两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变化 |
4.6.4 充分认识中美经贸摩擦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 |
第五章 旅游服务贸易:贸易强国建设的短板 |
5.1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总体情况 |
5.1.1 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阶段 |
5.1.2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总体情况 |
5.1.3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5.2 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情况 |
5.2.1 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历程 |
5.2.2 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
5.3 我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短板比较凸显 |
5.3.1 旅游服务贸易逆差较大 |
5.3.2 入境旅游市场单一 |
5.3.3 国际市场竞争力弱 |
5.3.4 旅游服务贸易附加值不高 |
5.3.5 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 |
5.4 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
5.4.1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机遇 |
5.4.2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举措 |
5.4.3 推动旅游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
第六章 数字贸易:贸易强国建设的关键突破 |
6.1 全球数字贸易发展迅速 |
6.1.1 数字贸易定义和特点 |
6.1.2 全球数字贸易蓬勃发展 |
6.2 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博弈激烈 |
6.3 数字贸易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6.3.1 数字贸易发展前景广阔 |
6.3.2 数字贸易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
6.4 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 |
6.4.1 加强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 |
6.4.2 健全数字贸易发展相关法律法规 |
6.4.3 完善数字贸易监管政策体系 |
6.4.4 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谈判 |
6.4.5 积极培育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 |
6.4.6 扩大数字贸易对外开放 |
第七章 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与建设贸易强国 |
7.1 贸易强国建设与提高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息息相关 |
7.2 全球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
7.2.1 当前全球化的主要特点 |
7.2.2 全球化新阶段的主要特点 |
7.3 全球价值链发展呈现新趋势 |
7.3.1 国际产业布局加快调整 |
7.3.2 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呈现平台化网络化分散化等特征 |
7.3.3 新技术催生新的全球价值链合作模式 |
7.3.4 亚洲区域价值链将加速整合 |
7.3.5 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博弈将更加激烈 |
7.3.6 中国订单和产业向外转移速度加快 |
7.4 提升我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政策建议 |
第八章 贸易强国建设的实现路径 |
8.1 贸易强国的国际比较 |
8.1.1 美国 |
8.1.2 日本 |
8.1.3 德国 |
8.2 贸易强国建设的实现路径 |
8.2.1 夯实贸易强国建设的制造业基础 |
8.2.2 大力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
8.2.3 推动贸易和双向投资协同发展 |
8.2.4 进一步完善财税金融汇率等方面支持政策措施 |
8.2.5 营造法制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市场竞争环境 |
第九章 结论和展望 |
9.1 结论 |
9.2 展望 |
9.2.1 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刻不容缓 |
9.2.2 服务贸易在全球经贸中的作用将日益突出 |
9.2.3 发展数字贸易是推动贸易强国建设的关键 |
9.2.4 新冠肺炎疫情将对全球化带来深刻影响 |
参考文献 |
(7)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及研究动态 |
一、经济全球化相关理论综述 |
二、“华盛顿共识”的含义及影响 |
三、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相关理论综述 |
四、发达国家(地区)国有企业改革相关理论及案例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国有企业改革历史回顾及全球化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第一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回顾 |
一、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分析 |
二、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贡献 |
第二节 全球化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一、新自由主义推广下的经济全球化 |
二、全球化对不同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三、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倾向及其影响 |
第二章 国有企业改革的认识误区 |
第一节 “国企病”不专属于国有企业 |
一、委托-代理问题 |
二、搭便车问题 |
三、软预算约束问题 |
第二节 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陷阱” |
一、陷阱一:行业的选择 |
二、陷阱二:企业的定价 |
三、陷阱三:合适的收购者 |
四、陷阱四:腐败的问题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不等同于私有化 |
一、“混合所有制”概念的提出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 |
第四节 发展国有企业不代表“民营经济离场” |
一、发展民营经济的现实依据 |
二、发展民营经济的理论依据 |
三、发展民营经济的历史依据 |
第三章 欧美国有企业的发展历史与借鉴意义 |
第一节 法国:社会主义文化土壤下走出的全球性国有企业 |
一、法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二、法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
三、法国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第二节 德国国有企业:经济国家主义的有效实践 |
一、工业化中功不可没的德国国有企业 |
二、德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
三、德国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第三节 芬兰国有企业:推进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楷模 |
一、“红色政权”下的芬兰国有企业 |
二、芬兰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和改革 |
三、芬兰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第四节 美国国有企业:美国“无国企”的真相 |
一、美国国有企业的分类及特点 |
二、美国对国有企业的管理 |
三、美国经验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和思考 |
第四章 亚洲国有企业的发展历史与借鉴意义 |
第一节 韩国:经济起飞依靠集权政府下的国有企业 |
一、韩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二、韩国的国有企业治理与改革 |
三、集权政府下的经济起飞 |
四、韩国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反思 |
第二节 新加坡:国有企业治理的成功案例 |
一、新加坡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二、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治理模式 |
三、淡马锡模式的成功和借鉴意义 |
第五章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及评估 |
第一节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 |
一、《指导意见》的改革思路 |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 |
第二节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不足 |
一、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转型问题 |
二、实行有效监督的问题 |
三、选人用人的问题 |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难点 |
五、党的领导与现代企业治理有机统一 |
第六章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
第一节 “前全球化”时代的国有企业改革 |
一、“前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目标 |
二、“前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实践 |
第二节 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 |
一、全球化带来新挑战的原因 |
二、全球化给我国国有企业带来的新挑战 |
第三节 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机遇 |
一、政策机遇 |
二、改革叠加期机遇 |
三、“逆全球化”倒逼机遇 |
第七章 全球化背景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对策建议 |
第一节 国有企业适应全球化趋势改革的基本路径 |
一、党的领导 |
二、法人治理结构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 |
四、国有企业走出去 |
五、国有企业道路自信 |
第二节 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主要改革对策 |
一、应对政府经济管理功能相对弱化的改革对策 |
二、应对生产要素不对等流动的改革对策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后记 |
(8)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作用变迁的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
1.2.2 发展动力与对外贸易 |
1.2.3 工业化发展阶段与对外贸易 |
1.2.4 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对外贸易 |
1.2.5 对外贸易发展潜力 |
1.2.6 文献述评 |
1.3 论文结构安排 |
1.4 研究创新点及不足 |
1.5 研究方法 |
第2章 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相关理论基础 |
2.1 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发动机”论 |
2.1.1 分工理论 |
2.1.2 需求理论 |
2.1.3 供给理论 |
2.2 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负效应”论 |
2.2.1 保护幼稚工业学说 |
2.2.2 中心-外围学说 |
2.2.3 牵引增长学说 |
2.3 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折衷”论 |
2.3.1 国际贸易重要性递减规律 |
2.3.2 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辅助作用 |
2.3.3 诺克斯对“经济增长发动机”命题的修正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改革开放四十年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变迁 |
3.1 不同发展阶段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
3.1.1 第一阶段(1978—1991年) |
3.1.2 第二阶段(1992—2001年) |
3.1.3 第三阶段(2002—2008年) |
3.1.4 第四阶段(2009年以来) |
3.2 当前围绕对外贸易地位和作用的争论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发展动力演变与我国对外贸易作用变迁 |
4.1 我国外贸发展动力变迁:基于比较优势变化 |
4.1.1 测度方法 |
4.1.2 我国比较优势变化的具体分析 |
4.1.3 我国比较优势来源的变化 |
4.2 我国外贸增长新动力探源 |
4.2.1 贸易理论关于贸易动因探析 |
4.2.2 贸易理论框架下我国贸易动因分析 |
4.2.3 我国外贸增长新动力:基于“大国市场”视角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工业化发展阶段与我国对外贸易作用变迁 |
5.1 工业化与对外贸易的关系 |
5.2 国际比较研究 |
5.2.1 美国 |
5.2.2 德国 |
5.2.3 日本 |
5.3 对我国工业化所处阶段的判断 |
5.4 我国工业化发展各阶段的对外贸易情况 |
5.5 各国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全球价值链重构与我国对外贸易作用变迁 |
6.1 全球价值链重构对外贸发展的影响 |
6.1.1 全球价值链与外贸发展密切相关 |
6.1.2 全球价值链重构对外贸发展结构的冲击 |
6.2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我国外贸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变迁 |
6.2.1 我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了外贸对经济增长的大幅拉动 |
6.2.2 全球价值链重构冲击了我国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
6.3 实证分析 |
6.3.1 变量选取、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6.3.2 实证结果分析 |
6.4 政策建议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未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前景研究:基于上述三种因素 |
7.1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7.2 模型的设定 |
7.3 模型结果分析 |
7.3.1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潜力的实证结果 |
7.3.2 代表性国家技术效率分析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中俄农业互补性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English Catalog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1.3.1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评述 |
1.3.2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评述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1.4.2 重点和难点 |
1.5 研究思路与结构 |
1.6 主要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6.1 主要研究方法 |
1.6.2 技术路线 |
2 国际农业合作研究的理论基础 |
2.1 马克思政治经济理论 |
2.1.1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分工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启示 |
2.1.2 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启示 |
2.1.3 马克思主义国际价值论的基本内容及启示 |
2.2 其他经济理论 |
2.2.1 古典经济理论 |
2.2.2 新古典经济理论 |
2.3 现代经济理论 |
2.4 本章小结 |
3 中俄农业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
3.1 影响中俄农业发展的外部因素 |
3.1.1 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3.1.2 俄罗斯农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3.2 影响中俄农业合作的内部因素 |
3.2.1 中俄农业合作的优势 |
3.2.2 中俄农业合作的劣势 |
3.3 中俄农业合作的SWOT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4 中俄农业合作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
4.1 中俄农业生产要素的合作 |
4.2 中俄农业科技合作 |
4.3 中俄农产品贸易合作 |
4.3.1 中俄农产品贸易的规模 |
4.3.2 中俄农产品贸易的商品结构 |
4.3.3 中俄农产品贸易的地区结构 |
4.3.4 中俄农产品贸易的主体结构 |
4.4 双方现实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
4.4.1 农业合作环境问题 |
4.4.2 农业要素合作问题 |
4.4.3 农产品贸易合作问题 |
4.5 本章小结 |
5 中国国际农业合作的历史经验借鉴 |
5.1 中国与其他国家农业合作的历史经验 |
5.1.1 中美农业科技合作 |
5.1.2 中国和以色列的农业合作 |
5.1.3 中国和东盟的农业合作 |
5.2 经验借鉴 |
5.3 本章小结 |
6 中俄农业合作模式的选择分析 |
6.1 我国现有的农业合作方式分析 |
6.2 我国国际农业合作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
6.3 可供两国进行农业合作的模式选择 |
6.3.1 互换型合作模式 |
6.3.2 互补型合作模式 |
6.3.3 分布式合作模式 |
6.3.4 矩阵式合作模式 |
6.3.5 虚拟合作模式 |
6.4 中俄农业合作模式的比较 |
6.4.1 纵向比较分析 |
6.4.2 组织形式比较分析 |
6.4.3 成本比较分析 |
6.4.4 效果比较分析 |
6.4.5 比较分析结论 |
6.5 本章小结 |
7 中俄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互补性合作分析 |
7.1 土地要素 |
7.1.1 中国农用土地的投入 |
7.1.2 俄罗斯农用土地的投入 |
7.2 劳动力要素 |
7.2.1 中国农业劳动力投入 |
7.2.2 俄罗斯农业劳动力的投入 |
7.2.3 中俄农业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分析 |
7.3 资金要素 |
7.3.1 中国农业资金的投入 |
7.3.2 俄罗斯农业资金的投入 |
7.3.3 中俄农业资金的国际流动 |
7.4 科技要素 |
7.4.1 均衡需求的实证分析 |
7.4.2 中俄农业科技合作的发展趋势 |
7.5 本章小结 |
8 中俄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合作分析 |
8.1 双方农产品贸易所面临的政策环境 |
8.1.1 中国的农产品贸易政策 |
8.1.2 俄罗斯的农产品贸易政策 |
8.2 中俄农产品贸易发展的优势与制约因素 |
8.2.1 中俄农产品贸易的优势分析 |
8.2.2 中俄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制约因素 |
8.3 中俄农产品贸易互补性合作的实证分析 |
8.3.1 数据来源 |
8.3.2 中俄农产品贸易指标分析体系 |
8.3.3 实证分析的结论 |
8.4 中俄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前景 |
8.4.1 俄制定对外贸易战略促进中俄农贸发展 |
8.4.2 俄入世后双方农贸合作的机遇挑战 |
8.5 本章小结 |
9 中俄农业互补性合作效应分析 |
9.1 中俄农业互补性合作的社会效应分析 |
9.2 中俄农业互补性合作的经济效应分析 |
9.2.1 对中俄农业产业发展的加速效应 |
9.2.2 对中俄双边农产品贸易的扩展效应 |
9.2.3 对中俄沿边地区经济技术合作的深化效应 |
9.3 中俄农业互补性合作的生态效应分析 |
9.4 中俄农业互补性合作效益分配的博弈分析 |
9.4.1 博弈中的利益分配的原则 |
9.4.2 博弈模型中利益的分配方法 |
9.4.3 模型的求解—核仁解 |
9.4.4 算例分析 |
9.4.5 实证分析结论 |
9.5 本章小结 |
10 加强中俄农业互补性合作的对策建议 |
10.1 改善中俄农业合作环境的对策建议 |
10.1.1 加强多边合作增强两国战略互信 |
10.1.2 制定长期合作战略 |
10.1.3 加强优惠政策和法律的协调 |
10.1.4 建立高效的服务体系 |
10.2 加强中俄农业要素合作的对策建议 |
10.2.1 加强中俄农业科技要素合作的对策建议 |
10.2.2 加强中俄农业劳务要素合作的对策建议 |
10.2.3 加强中俄农业资金要素合作的对策建议 |
10.2.4 加强中俄农业基础设施合作的对策建议 |
10.3 加强中俄农产品贸易合作的对策建议 |
10.3.1 提高我国农产品竞争力 |
10.3.2 提高中俄农产品贸易效率 |
10.4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10)中国与日韩两国的农业经贸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一) 研究背景 |
(二) 研究目的 |
(三) 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一) 国外相关研究 |
(二) 国内相关研究 |
三、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论文主要内容 |
(三) 研究方法 |
四、数据来源与说明 |
(一) 数据来源 |
(二) 数据说明 |
五、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一) 可能的创新点 |
(二) 研究的不足 |
第一章 本研究的基础理论 |
一、地缘经济学理论 |
二、国家相互依存理论 |
三、比较优势理论 |
四、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 |
五、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一) 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
(二)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第二章 中国与日韩两国农业经贸关系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
一、中日农业经贸关系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
(一) 中日农业经贸关系发展的历史 |
(二) 中日农业经贸关系的现状 |
二、中韩农业经贸关系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
(一) 中韩农业经贸关系发展的历史 |
(二) 中韩农业经贸关系的现状 |
三、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国与日韩两国农业的竞争性与互补性 |
一、中日韩三国农业发展现状比较 |
(一) 农业生产基本条件与水平比较 |
(二) 农业物质投入水平比较 |
(三) 农业生产结构比较 |
(四) 农业生产率水平比较 |
(五) 农户收入水平比较 |
二、中日韩三国农业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
(一) 农业生产结构的相似与差异 |
(二) 食物消费的相似与差异 |
(三) 出口农产品的相似度 |
三、中日韩三国农业的互补性分析 |
(一) 农业资源优势的互补性 |
(二) 农业科技优势的互补性 |
(三) 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 |
四、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与日韩两国的农产品贸易:流量、结构与贸易条件变动 |
一、中国对日韩农产品贸易增长分析 |
(一) 中日韩三国的农产品贸易发展概况 |
(二) 中国对日韩两国农产品贸易增长态势 |
(三) 中国对日韩农产品出口增长的成因:基于CMS模型的实证分析 |
二、中国对日韩农产品贸易结构变动分析 |
(一) 中日韩三国的农产品贸易结构现状 |
(二) 中国对日韩出口农产品结构的变动趋势 |
(三) 中国对日韩出口农产品集中度分析 |
(四) 中国从日韩进口农产品结构的变动趋势 |
(五) 中国进出口日韩农产品结构变动与要素密集度 |
三、中国对日韩农产品贸易条件变动分析 |
(一) 概念诠释 |
(二) 中国对日韩农产品贸易条件指数的测算 |
(三) 中国对日韩出口蔬菜数量与价格变动分析 |
四、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国与日韩两国的农资产品贸易:规模、结构与成因 |
一、中日韩三国在世界农资产品贸易中的地位 |
(一) 化肥、农药、农膜进出口贸易 |
(二) 农作物种子进出口贸易 |
(三) 饲料产品进出口贸易 |
二、中国与日韩两国农资产品贸易发展态势分析 |
(一) 中日农资产品贸易额增长 |
(二) 中韩农资产品贸易额增长 |
三、中国对日韩进出口农资产品结构及其变动分析 |
(一) 中国对日进出口农资商品结构 |
(二) 中国对韩进出口农资商品结构 |
四、中日韩农资产品贸易格局与我国技术差距 |
(一) 中国在种子科技上差距明显 |
(二) 中国在农膜及其原料生产技术上的差距 |
(三) 中国在农机制造技术上的差距 |
五、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日韩对华农业直接投资:特点、诱因与效应 |
一、日韩对华农业直接投资的发展 |
(一) 日韩对华农业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
(二) 日韩对华农业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 |
二、日韩对华农业直接投资的诱因分析 |
三、日韩对华农业投资的效应评价 |
(一)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 |
(二) 日韩对华农业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 |
(三) 日韩对华农业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 |
(四) 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调整效应 |
(五) 日韩对华农业与食品加工业投资的典型案例 |
四、日本对华农业直接投资与两国农产品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 |
(一) 分析方法与样本数据 |
(二) 计量检验 |
(三) 结果分析 |
五、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影响中国与日韩两国农业经贸关系的因素分析 |
一、国际多边协议对三国农业贸易政策的影响 |
(一) 《农业协定》对中日韩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影响 |
(二) 《SPS协定》的影响-以肯定列表制度为例 |
(三) 《保障措施协定》的影响 |
(四) 《TRIPS协定》的影响 |
二、影响中国与日韩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国别因素 |
(一) 农产品生产成本与价格 |
(二) 农产品质量与安全 |
(三) 相关与支持产业 |
(四) 出口企业无序竞争行为 |
(五) 出口促进政策 |
三、本章小结 |
第八章 主要结论与前景展望 |
一、主要结论 |
二、中国与日韩两国农业贸易前景展望 |
(一) 农产品贸易发展前景 |
(二) 农资产品贸易发展前景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计算贸易条件时选取的75种农产品(HS4位编码) |
附录二:农机产品的分类标准 |
附录三:格兰杰因果检验使用的中日农产品贸易数据 |
附录四:1992-2006年中国对韩农产品出口额 |
附录五:1992-2006年中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额 |
附录六: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情况 |
致谢 |
四、入世对我国主要产业的影响及前景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WTO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改革 ——基于中国受益的实证分析[D]. 徐乾宇.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02)
- [2]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3]“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时空演化研究 ——兼论主要货物进口贸易的安全度试评价[D]. 毛瀚伟.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4]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
- [5]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D]. 孙舒. 外交学院, 2020(08)
- [6]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关键突破和实现路径[D]. 贺少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7]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D]. 李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8]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作用变迁的影响因素研究[D]. 王红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9]中俄农业互补性合作研究[D]. 智建伟. 东北林业大学, 2013(02)
- [10]中国与日韩两国的农业经贸关系研究[D]. 乔雯. 华中农业大学, 20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