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吕梁地区1997年至2001年旱灾的回顾、成因及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谢记虎[1]（2020）在《清至民国人口性别比例地域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口是一定区域范围的人数量总和,是社会文明发展运行与存在的基础,而人口统计是从“量”的这一方面来研究人口现象。人口性别比例作为人口学的重要组成,在人口问题研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我国具有根深地固的重男轻女历史传统,影响社会人口性别比。性别比例失调不仅影响人口就业、婚姻等方面而且易引起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等违法行为进而干扰社会稳定。故人口性别比例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对人口性别比例问题进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根据论述内容需要,共划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通过人口数量和人口性别比例两个方面对清至民国时期我国人口状况进行概述,这一时期虽然社会动荡、混战不断但我国人口总数仍呈现持续、缓慢增长的趋势,其中全国男性人口数远多于女性人口数。从整理绘制的数据表格和数据地图可以看出,地区人口性别比例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我国东北、东南地区人口性别比远远高于西部内陆地区。第二章针对清至民国时期我国人口性别比例变化趋势展开论述,据所收集的史料数据对全国和地区人口性别比例变化分别进行概括,清至民国时期我国人口性别比例在逐年升高,其中以西南川渝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人口性别比变化最为明显。第三章根据所绘制的人口数据地图呈现出的区域差异,以西南的川渝地区和华北的察绥地区为例进行比较分析。据数据地图可以看出,川渝地区与同处西南的云贵等地相比,其人口性别比更高;绥察地区与华北其他地区相比,其人口性别比更高。第四章对搜集资料过程中出现的有极端人口性别比例记载的地区进行具体分析,并探究其形成的社会与历史层面的原因。第五章通过资料整理,阐述清至民国时期人口性别比例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与影响及其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反作用。第六章关怀现实,通过本文的研究为当今我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调这一社会问题提出史学意见和建议。本文通过对大量清至民国时期地方志和民国行政院主计处人口调查数据的统计与梳理,最大限度还原清至民国人口状况、人口性别比例的变化趋势以及性别比例的区域差异,并对史料中记载的地区极端人口性别比例数据进行具体对比分析。以期总结出清至民国人口性别比变化的历史规律,为我国人口问题研究做出一份贡献。
梁俊山[2]（2020）在《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研究 ——以D村“两票”制为例》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以来,先后经历革命时期、新中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等重要发展阶段,各阶段都是党为实现人民利益而不断奋斗的过程。农村基层组织在党的实践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制度创新是推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作用发挥的核心机制。厘清农村基层党支部制度创新的内在机理,对于实现以制度创新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农村党支部领导,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H县D村是一个位于晋、陕、蒙交界处具有悠久历史的小型村庄,其处于“鸡鸣三省”的边缘地理环境、“十年九旱”的气候条件和“民歌海洋”的艺术氛围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独特时空场域中,为基层党的制度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环境支撑。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民经历了组织化的三个重要时期,即从分散个体到组织集体的农民协会时期,从原子化小农到合作化社员的合作化时期和从非正式合作到政权化行动的人民公社时期。组织化实践中农民的民主意识得到启蒙并对农村制度形成初步认知,为改革开放后有序参与村民自治并积极探索制度创新奠定了基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全国推行村民自治的宏观背景下,由于党的制度安排尚未明确村“两委”关系,为村民自治实践预留了基层制度创新空间。D村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演化成为干群关系紧张、基层组织涣散的矛盾复杂村,群众在坚持党的领导制度认知下提出“选书记”的制度创新诉求。地方党委基于“人民中心”的价值遵循对诉求积极回应,与人民互动中创造了“两票”制选举党支部书记的新做法,强化了农村党支部的领导权威,有效解决农村现实问题。“两票”制经验在党组织支持和实践检验下不断扩散和深化,最终演化为具有全国普适性的“两推一选”制度。D村“两票”制经验及其“跨村选人”、“一肩挑”的制度创新实践展示了完整的制度创新脉络和经验链条,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资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本文试图通过对D村“两票”制创新的典型案例进行实证调研,结合渐进性制度变迁理论、场域理论对其内在规律进行剖析,形成对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研究发现党支部选举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保障下、农民发展内驱力推动下,遵循理法合一的价值路线,通过内生外嵌的实现路径进行耦合创新的过程。其中制度场域是创制发生的空间环境,四维一体是制度创新的体系结构,系统协同是制度创新的合力机制,耦合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实现机制。在把握党的基层制度创新逻辑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以制度创新强化党的基层领导、满足农民发展需求、引领农村“三治融合”和推进乡村振兴实现的作用,从而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的最终目标。
高文豪[3]（2020）在《河南新修家谱初探》文中研究指明家谱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质的文化之一。家谱作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载体,与正史、方志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其独特的优势在于广泛生动地记录了底层普通民众的思想和生活状态。河南,即河南省,地处中原,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姓氏文化源远流长,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兴起了重修家谱的热潮;21世纪之后,民间新修家谱数量又创新高,目前这些新修家谱分散于河南各地,但尚缺少系统整理与研究。此文章选取1949年后的河南新修家谱作为研究对象,对河南新修家谱进行了一个系统研究,力图说明河南新修家谱的史料价值与现实意义。首先编写河南新修家谱目录,以此作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其主要内容为各个地区的家谱数量、出版的年代、各个家谱的基本信息等,对河南部分新修家谱做一个基础的文献资料整理,并对其作简要分析。其次以亲自察验及所编新修家谱目录为基础,对河南新修家谱进行细致分析与研究,通过整理分析新修家谱目录、编修缘由、编修过程和编修主要内容,探究河南新修家谱的史料价值与不足之处,并阐述新修家谱具有无可替代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吴凌志[4]（2019）在《钱正英水利思想研究（1944—2012）》文中指出钱正英是我国着名的水利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为新中国水利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钱正英在抗日战争时期治理淮河洪涝灾害的实践中与水利结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水利部副部长、部长长达三十余年,投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水电建设。她参与了淮河、黄河、长江、海河、珠江等大江大河的流域治理规划,组织制定了一系列水利建设的方针、政策、法规,并认真付诸实践。参与了许多重大水利工程的论证、设计和建设,特别是在解决葛洲坝工程技术问题和主持三峡工程论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长期水利实践中,钱正英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水利思想,内容涵盖水利决策、水利建设、水利管理等方面,如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大江大河的治理是我国水利建设的重点,水利建设的主力军是人民群众,水利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决策要做到科学化和民主化等等。钱正英的水利思想影响了新中国各个时期的水利建设,其中的许多观点和论述,对当前我国水利建设实践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通过对钱正英水利思想的研究,可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治水方略的发展变化,治水事业取得的成就和水利工程科技精英的卓越历史贡献。
王学斌[5]（2019）在《清末东北地区乞丐问题研究（1900-1911）》文中研究表明乞丐是文明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历史现象,在历代人口中都占有一定比例。中国古代乞丐群体作为存在于历朝历代的社会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他们是一种“脱序”的社会存在,是社会稳定的破坏者,对社会变革和发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清末东北地区作为社会变迁激烈的地区之一,在各种因素影响下,乞丐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他们有自己的组织和行乞方式,在动荡的社会中挣扎生存的同时,也在与社会进行着文化习俗方面的流通,并对近代东北地区城市建设、环境卫生、社会治安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推动下,乞丐这一“特殊”的群体在清季之末更加受到清政府的重视。清政府、民间士绅团体与宗教慈善组织对解决东北地区的乞丐问题采取了各有特点的救济和治理措施,虽然这些措施并未完全解决当时的乞丐问题,但是有识之士提出的一些新的举措已经开始向近代化慈善转变。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乞丐这一群体的存在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解决好社会上的乞丐问题,将有助于促进社会进步。因此,研究清末东北地区的乞丐问题,对处理现实中的类似问题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秦会艳[6]（2019）在《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生态与贫困关系研究》文中指出保护自然资源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森林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退化,据估计全球20%的森林资源已经退化。由于很多地区的居民和企业都是长期依赖森林资源或以森林资源为生产基础,因此,不断退化的森林不仅是个生态环境问题,其本质上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贫困是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很多学者提出要想解决生态问题首先应解决贫困问题。世界粮农组织指出贫困将不断并继续面临新的挑战:不断增加的环境威胁、退化的自然资源甚至气候变化。学者们普遍认为森林生态与贫困倾向于构成复杂的联系,但全面探讨森林生态与贫困的关系却鲜有报道,那么森林生态与贫困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黑龙江省国有林区关乎我国东北部生态安全,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生态与贫困关系的动态演化受哪些因素驱动?当森林生态与贫困存在冲突时,如何协调两者的冲突以实现双方的共赢?这些都是实现黑龙江省国有林区可持续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鉴于此本文的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森林生态与贫困的相互作用“结果”出发,运用生物共生理论将森林生态与贫困视为一个系统中不同但相关的“有机体”,根据其相互作用结果,把森林生态与贫困关系划分为互利共生、偏利共生、偏害共生、寄生和竞争关系,并结合案例分析不同共生类型的特点,为全面理解森林生态与贫困共生关系提供一个框架;其次,运用适应性循环理论,结合黑龙江省国有林区的历史发展阶段,剖析黑龙江省国有林区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等单一尺度上森林生态与贫困关系演化的过程及国有林区的空间扰沌,针对重组更新阶段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生态与贫困关系的不确定性,以黑龙江省国有林区40个林业局为研究对象,分别构建了反映森林生态与贫困的指标体系,对黑龙江省国有林区各林业局的森林生态与贫困状况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构建共生度模型判别现阶段各林业局森林生态与贫困的共生关系;再次,分别从恢复力和利益主体行为选择两方面探讨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生态与贫困的影响因素,恢复力作为森林生态与贫困关系的关键属性,主要选取制度、灾害和气候变化三个影响因素分析其对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生态与贫困关系演变的扰动路径,并着重分析天保工程以来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生态与贫困系统恢复力的变化及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此外,试图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委托代理分析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生态与贫困的相互作用过程和结果,并探讨不同利益主体在缓解贫困与生态保护中的行为选择机理;最后,针对现阶段黑龙江省国有林区大部分情况下都处于不协调的实际问题,结合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生态与贫困动态演化的外部扰动、天保工程以来黑龙江省林区森林生态与贫困恢复力的变化及影响机制、主要利益相关者的行为选择动机分析,从恢复力和利益协调视角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和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生物学共生理论可以全面理解森林生态与贫困关系潜在的可能关系;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生态与贫困关系的演化与该区历史发展阶段紧密相关,重构更新阶段森林生态与贫困关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总体来看,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生态与贫困共生类型多样化,互利共生、寄生和竞争都有经历,但非互利共生发展模式为主导（占95%）,且各林管局辖区内森林生态与贫困的共生关系差异较大;制度、气候及火灾对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生态与贫困系统的扰动路径不同;天然林保护工程以来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生态与贫困系统恢复力不断提高,系统总恢复力指数由0.23上升至0.73,影响因子对恢复力的影响以非线性影响为主;协调森林生态与贫困冲突的本质是调节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平衡。
陈茜[7]（2018）在《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几十年来,中国扶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2011年国务院公布中国仍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说明现阶段中国仍然存在较大面积、“久扶难脱贫”的经济洼地。值得强调的是,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竟有10个为少数民族地区,这就意味着当前中国的贫困问题中,少数民族的贫困现象在贫困范围、贫困规模、贫困程度、脱贫难度等多方面可能存在相对更为艰巨的困难和强大的阻力,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与此同时,中国贫困地区范围与生态脆弱区范围的面积大部分重合,以往扶贫工作中重经济、轻生态等扶贫问题也屡见不鲜,而不少曾经生态环境优良的少数民族地区竟也出现生态衰退或生态灾变伴生的生态贫困现象。着眼于中国民族地区扶贫的特殊难题和生态扶贫的长远目标,对于以自身传统文化作为关键区别的各少数民族而言,民族文化对本民族的全面发展是否产生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尤其对本民族当前经济增长和生态维护是否产生阻碍作用,在以往扶贫攻坚过程中是否成为脱贫阻力或生态制约,又或者在什么情况下、什么原因使得民族文化无法发挥出原本具有的经济与生态正效应,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的现实问题。当前,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和不少学者深入研究少数民族贫困问题,提出生态扶贫或者绿色扶贫理念,积极探寻兼顾经济与生态双重效益的扶贫新路径。在上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中,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苗族贫困群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既然特定民族文化与相应民族的贫困关联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哪怕仅着眼苗族及其文化进行研究,也是一个无法短期完成的艰巨任务。那么,不如聚焦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苗族村寨,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梳理和验证相关的扶贫理论与观点,分析当地苗族传统文化资源对其生态扶贫实践的价值,以期达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目的。与此想法最契合的,正是民族学常用的“解剖麻雀”的方法,指明了由点及面的思路。通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麻雀”,逐步逐层、认真细致地解剖,了解“器官”组成、位置、关联及功能等方方面面,然后分析总结出鸟类的共性,从而为认识其他鸟类提供理论指导或者有益参考。遵循民族学这一成熟可靠的方法,就可以让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在子腊村这只“麻雀”的认真解剖下成为可能。要想做好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当代价值研究这一问题,基本遵循如下思路:苗族文化资源在田野点的生态扶贫中是否存在价值?如果存在价值,那么具体有哪些文化资源,分别具有哪些价值?这些苗族文化资源中,哪些内容可以应用于生态扶贫实践,以及如何应用来解决当地生态贫困等问题?上述思路可以通过在田野点调研和分析来逐层理清:一是全面了解田野点概况,尤其是当地苗族文化现状,当地生境情况,苗族文化与当地经济和生态状况的关联,以及苗族文化中与生态扶贫关联紧密或者值得关注的资源要素等内容;二是深入调查田野点整体贫困的根源,尤其需要关注当地是否存在与苗族文化及其变迁而导致的贫困原因,如果存在则需要找出具体内容、作用途径、以及影响后果;三是从田野点现有苗族文化资源中认真遴选出有利于自然环境维护和整体脱贫致富的文化资源和要素,探讨将这些苗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现实路径,或者提出这些文化要素如何参与、推动生态扶贫的方法或构想;四是研究田野点苗族文化在生态扶贫实践中的博弈,分析国家权力、市场资本、民间力量等多方博弈之中的苗族文化,了解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现实作用、可借助力、以及可能阻力,探讨苗族文化资源如何参与其中才能更有利于推动生态扶贫进程。在众多符合要求的苗族村寨中,花垣县子腊村是与该课题比较契合,调研条件相对成熟的田野点。通过文献查询、访谈调查、参与观察等得知,子腊村作为一个苗族文化底蕴深厚、传承较好的纯苗族村寨,其生产与生计仍然大多依循着当地苗族传统,但也面临着外来文化的渗透与冲击。历史上,子腊村曾经远近闻名,村民们普遍比较富裕,并拥有“子腊贡米”等众多的苗族文化珍品。随着时代的前进和文化的变迁,子腊村的生态环境大不如前,成为影响该村整体经济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时至今日,在花垣县这一国家级贫困县的众多贫困村中,子腊村属于位置偏远、经济落后、贫困程度较深、脱贫难度较大的类型。不论从田野调查资料分析,还是从杨庭硕、罗康隆等学者的生境或“文化生态共同体”视角分析,都可以发现该田野点的长期贫困、难断“穷根”的现象,不仅是经济和生态双重因素相互影响、导致整体状况下行的问题,而且还有苗族文化等因素在其中产生了重要的排斥或阻碍作用,主要包括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脱嵌,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演替背向,国家权力的在场与民族文化的无序以及资本市场的牵引与民族文化的错位四个方面的内容。对该贫困村而言,苗族文化在生态衰退、经济困顿等生态贫困要素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在当地现有的众多苗族文化资源中,相对成熟、可资利用、适合应用于生态扶贫的资源或要素,主要包括“子腊贡米”、苗族刺绣、苗族歌舞和苗族宗教等。机缘巧合下,“湖南花垣子腊贡米复合种养系统”于2017年6月成功入选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从此,子腊村不再是当地众多贫困村中毫不起眼的一员。而是凭借“子腊贡米”等苗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和苗族文化资本的开发,终于跃入相关扶贫部门、资本市场和公众的视野聚焦区,并有望获得更多扶贫资源汇聚的扶贫重点村。在“子腊贡米”生态产业的带动下,其余苗族文化资源和要素也可能成为丰富当地生态扶贫思路和推动整体发展的有益助力。然而,苗族文化资源应用于生态扶贫实践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子腊村多年来扶贫攻坚的实践,以及当前生态扶贫探索中发生的众多博弈案例,就是较好的证明。幸而,在错综复杂的多方博弈中,苗族文化仍然大有用武之地。在子腊村的田野调查和扶贫实践中,传统苗族文化对子腊村的生态修复、经济增长、整体发展等方面的良好作用从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和体现,那么苗族文化资源对生态扶贫的当代价值也就可见一斑。通过对子腊村开展田野调查,再借助相关理论的指导和分析,可知苗族文化作为指导当地苗族生存、发展、延续的信息体系,既是经过长期检验的、认可度高的、行之有效的、并能兼顾当地生态与经济双重目标的调和剂,又是可持续开发和利用的、潜力巨大的宝贵文化资源。大力发展蕴含苗族生态文化精髓的苗族生态文化产业,是目前当地修复生态环境、整体增收脱贫、保持生态扶贫实效和长效的良好途径。最终,在获得苗族文化资源对生态扶贫具有生态和经济价值的肯定答案的同时,子腊村苗族文化资源挖掘和应用于生态扶贫的经验、教训、案例分析及理论总结,对其他苗族贫困群体而言,甚至对其它民族贫困地区而言,有可能成为其发展生态经济、提高贫困群体长久收益、推动生态扶贫进程的有益参考和借鉴。
陈栋[8]（2017）在《大结构与微权力：俐侎学生教育生活与教育成就的田野研究》文中认为“俐侏人”是世居于云南省临沧市的一个彝族支系。在其长期对外封闭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了族群独特而又相对独立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文化系统。通过对相关历史和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并结合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对俐侏本土文化研究人员进行的深度访谈和对俐侏本土文物进行的归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俐侏人的族群渊源、地域分布和人口流动等社会情况,以及俐侎人的民间信仰、节庆礼仪、生活方式、族群语言等文化特征。由于自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俐侏社会的封闭状况逐渐被打破并进入急剧变化期,因此很多社会矛盾如民族识别的遗留问题、独特文化的消亡问题等开始凸显。俐侎地区的学校教育正是在这种区域社会变迁和族群存续困境的大背景下,得以大力推进和整体变革的。通过对俐侏地区的十余所学校进行参与式观察,对相关教师、学生、教育管理人员和其他社会人士进行深度访谈,可以发现俐侎地区学校复刻了国家教育的普遍模式并鲜有区域和民族特色,具有维稳和支边的地方性意义。而俐侎地方教育中的本土课程和地方知识等本土化努力均行动迟缓且权力微弱。俐侎地区学校教育的内容及形式通过俐侏学生和学校教师为载体,向俐侏人的社会生活渗透;同时俐侏社会中的组织型和个体型力量,又对俐侏学生的教育成就、俐侏地区学校的整体发展产生支持和制约作用。镶嵌于俐侎社会场域中的教育场域自在且自为地与周遭社会环境进行规则和资源的互换与对流。俐侎族群的早恋早婚、懒散宽松的文化习性和害羞腼腆、实用实际等心理习性,与家庭和社会教育资本匮乏等知识因素、打工潮和精准扶贫等时代因素、外向型和去民族化等教育体制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了俐侏学生的教育成就。在俐侎族群文化场域与惯习的作用下,绝大多数俐侎学生得到了家庭、社会对他们教育成就获得方面的纵容与护佑,而这种文化机制恰恰形成了一个社会闭环,维持了俐侏族群的人口和文化的再生产。在空间、时间和意义上都已深埋入俐侎族群生活场域的国家教育体制,通过在这个民族、边疆、农村三重边缘化的区域社会中,传播和制造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等意识形态共识,从而达成维稳和接轨的功能。少数俐侏学生在结构化的教育及社会环境中,通过身份、行为和观念三个维度上的微权力运作,利用和转化了家庭、学校的各种规则与资本,达成了对族群传统社会、文化和心理结构的抵制与反哺,迎合了主流价值观和教育成就体系的偏好,取得了较好的教育成就,并与其他学生一起推动了区域社会变迁。基于以上调查分析,并对研究者在田野和书斋中的双向建构过程进行反思,可以尝试构建一种中层理论意义上的区域教育社会学。
关伟[9]（2017）在《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晋绥军作为一支军阀武装,在民国存在达38年之久,其兴衰荣辱历程主要是以下几方面要素之互动关系:地盘、经济能力、统率之才能、将领的忠诚、兵源的稳定、士兵的训练、武器装备及后勤补给、官兵战略战术素养以及如何应对外部之挑战等方面。对于以上诸要素在晋绥军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考察与分析,进而深入理解晋绥军何以能够在民国时期长期存在。抗战时期晋绥军与日军作战过程中损失惨重,“晋西事变”的发生使得晋绥军进一步削弱,在此情形之下晋绥军的凝聚力不降反升,其原因是阎锡山在晋绥军中成立了“铁军组织”与“民族革命同志会”这两大组织,加强了对于晋绥军的统驭。解放战争期间晋绥军是诸军阀部队中少见的与解放军顽抗到底进行激烈巷战的部队,甚至出现了所谓的“五百完人”,究其根源在于“铁军组织”在晋绥军中已深入于部队之班级,“铁军基干”的培养及训练加强了晋绥军的内聚力。第一章:阐述晋军建立的历史背景及统率权之争夺。晚清时期由于清政府为了应对内忧外患的危机,不得不依靠地方督抚大员以维护自身的统治,由此中央的集权制逐步削弱,中央的权力不断下移,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二元权力结构,满族与汉族的权力之争,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斗争由此而加剧,最终为民初军阀政治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辛亥革命时期太原起义的爆发,则为晋军的建立提供了历史契机。1911-1917年,是晋军的建立与形成时期,最高统帅地位的权力之争是此时段事关晋军日后发展趋势的最主要关节点。最终,留学日本的军人阎锡山利用灵活巧妙的政治手腕相继将对其晋绥军统帅地位产生威胁的实力派人物铲除,掌握了山西的军政大权,这为晋军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分析1917-1928年晋军如何巩固并扩张其军事实力及势力范围。晋军如何解决饷源、将官培养、士兵招募及训练等问题以及阎锡山如何应对军阀混战之时局,是此阶段晋绥军所遇到的主要发展瓶颈。阎锡山在军阀混战的过程中“保持中立”,但是亦伺机谋利,相继采取了拥段反直,联冯拥段倒直,联直、奉反冯和和联蒋讨奉的策略,不断的巩固和扩大了晋军的势力范围。晋绥军的军费一般由本省垫支自筹解决,同时有部分国家协款;军费来源主要是扣留中央税,增收苛捐杂税以及增发省钞等办法筹措。在将领培养及任用方面,逐步形成了以留日学生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高级将领和山西将官培育学校培养的中下级军官的格局。晋军的训练主要分为陆军教育的实施、军纪的训练和军事技术的训练三个部分,其训练程度超过了一般军阀的水平。在战略与战术方面,晋军则主要学习德国和日本,战略上注重防守和修筑坚固工事,战术上重视手掷弹与火炮的运用。晋绥军的武器装备有购买和制造两条途径,其武器装备多由日本购买。除了购买的途径外,阎锡山在山西发展了独立的军事工业。第三章:叙述中原大战时期晋绥军由盛而衰的历程,考察晋绥军的编遣过程及中原大战后晋绥军如何解决迫在眉睫的军费开支问题。北伐结束后,民国的政权与军权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编遣会议成为了新的军阀混战的“导火索”。在中原大战前阎锡山相继采取了联冯反蒋、联唐反蒋与拥蒋反唐、二次联冯反蒋的策略,晋绥军及西北军与中央军展开了混战,最终阎冯联军归于失败。蒋介石任命张学良对于晋绥军进行编遣。由于晋绥军将领的内部冲突和矛盾不断,导致了编遣过程一波三折,最终晋绥军重要将领商震率兵脱离晋绥军体系。晋绥军的编遣费用也是此时颇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围绕编遣费用晋绥军将领多次与张学良协商沟通,最终在各方努力下才初步解决。此阶段,晋绥军的军事工业也由趋于衰落,张学良对于太原兵工厂亦实施了编遣,1931年阎锡山重掌山西军政大权后军工业才开始复兴。第四章:分析抗战时期晋绥军在遭遇重大损失后如何继续生存与发展。阎锡山如何处理与日本、蒋介石中央政府及中共的关系,阎统区缩小后如何维持晋绥军的军政开支,如何扭转晋绥军将领离析的趋势以及如何补充新兵等问题是晋绥军此阶段面临的关系其生死存亡的问题。阎锡山的“抗日要准备和日,拥蒋要准备拒蒋,联共又要准备反共”的策略为晋绥军赢得了有限的政治发展空间。晋绥军的军饷除了由中央拨给部分外,主要依靠阎锡山通过实施合理负担、整顿银行、实行兵农合一和克难运动等举措解决财政困难。第二战区监部及其所下属的各机构对于晋绥军的武器装备、粮食补给、交通运输补给、医疗卫生及通讯器材补给等方面给予了援助。抗战中期,阎锡山为了克服“晋西事变”导致的军心涣散的现象,成立了“铁军”组织扭转了这一颓势。晋绥军在士兵补充方面,采取了征兵制与募兵制,并将以往依靠政权补充兵员的方法,转变为依靠政治动员等方法补充士兵。抗战后期,阎锡山在晋西地区实施兵农合一政策以补充兵员和粮饷。晋绥军的士兵训练主要分为政治训练、精神训练、学科训练及术科训练等方面,但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第五章:考察解放战争时期晋绥军的覆灭及官兵凝聚力较强的原因。抗战胜利后,晋绥军通过收编伪军,留用日军以及整编晋绥军进一步扩充了晋绥军的实力。为了保证足够的兵员,阎锡山在其统治区内推行了“兵农合一”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给阎锡山提供了大量的兵员,也给山西民众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为了进一步提升晋绥军的凝聚力,阎锡山在晋绥军的士兵中继续深入发展铁军组织——“铁军基干”,士兵之间形成了相互监视的恐怖氛围,内聚力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增强。在与解放军的作战过程中,阎锡山的统治区域日益缩小,此时后勤补给状况对于晋绥军的存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战区总监部及其下属的各分监部等机构对于晋绥军进行了相应的补给,使得晋绥军得以在“苟延残喘”,继续与解放军顽抗到底。晋绥军与解放军作战屡战屡败的现实,使得阎锡山不得不思考晋绥军战略及战术的不足之处,并做出相应的改进以应对危局,但最终由于军阀政治为历史潮流所不允,晋绥军随着阎锡山的军阀政权而走向了历史的终结。
王肇星[10]（2016）在《资源型地区扶贫开发面临的困境及出路研究 ——以吕梁市为例》文中认为资源型地区由于以往片面追求以资源为主的粗放式发展,形成了单一的资源产业结构,目前又面临着"断崖式下跌"经济困难,资源企业举步维艰,地方财政急速下滑,扶贫开发压力很大。再加上长期过度开采引发的地质灾害,面临着因灾返贫的风险,研究资源型地区的扶贫开发问题意义重大。山西省吕梁市是煤矿资源丰富的典型的资源型地区,也是14个国家级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本文选取山西省吕梁市作为资源型地区扶贫开发的研究对象,深入了解吕梁市精准扶贫面临的具体困境并分析成因,对解决资源型地区扶贫开发问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除导论外,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第一章主要梳理了吕梁市自1985年以来几个阶段扶贫开发的主要历程,归纳了吕梁市在扶贫开发方面的主要做法以及经验;第二章主要分析了十八大以来吕梁市在扶贫开发中面临的困境,如该市长期过度开发导致的严重的地质灾害及其由此产生的存在因灾返贫的风险,经济结构不合理以及经济"断崖式下跌"造成的经济困难,中央高压反腐的形势下产生的干部不作为问题,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导致的扶贫开发基础薄弱问题,因文化教育滞后导致的贫困问题等,结合吕梁市的实际深入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第三章提出了破解困境的出路,以顶层设计创新扶贫开发的体制机制,以新型城镇化解决贫困人口的保障问题,以产业多元化激发精准扶贫的内生动力,以文化教育形成资源型地区精准扶贫的社会合力。
二、吕梁地区1997年至2001年旱灾的回顾、成因及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吕梁地区1997年至2001年旱灾的回顾、成因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清至民国人口性别比例地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性别比例 |
| (二)丁口 |
| 五、人口性别数据的来源及可靠性分析 |
| (一)地方志 |
| (二)政府调查报告 |
| (三)外国人统计资料、着述 |
| 第一章 清至民国人口与人口性别比例概况 |
| 第一节 人口概况 |
| 第二节 人口性别比例概况 |
| 一、清朝人口性别比例 |
| 二、民国人口性别比例 |
| 第二章 清至民国人口性别比例变化趋势 |
| 第一节 人口性别比例变化总趋势 |
| 第二节 区域人口性别比例变化趋势 |
| 一、川渝地区 |
| 二、东南地区 |
| 第三章 清至民国人口性别比例区域差异 |
| 第一节 人口性别比例区域差异概述 |
| 第二节 区域间人口性别比例差异比较 |
| 一、川渝地区与云贵地区 |
| 二、华中地区与周边地区 |
| 第三节 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人口性别比例差异 |
| 一、察绥地区 |
| 二、其他少数民族区 |
| 第四章 地区极端人口性别比例 |
| 第一节 清朝地区极端人口性别比例 |
| 一、广东临高县、始兴县、阳山县、新安县 |
| 二、贵州龙泉县 |
| 三、江苏六合县、震泽县 |
| 四、江西南康县、万载县 |
| 五、辽宁昌图县 |
| 六、山西保德州 |
| 第二节 民国地区极端人口性别比例地区 |
| 一、广东文昌县 |
| 二、吉林珲春县 |
| 第五章 清至民国人口性别比例演变的原因及影响 |
| 第一节 社会文化因素 |
| 一、清朝社会影响人口性别比例的因素 |
| 二、民国社会对人口性别比例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自然客观因素 |
| 第三节 人口性别比例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
| 第六章 清至民国人口性别比例研究的现实意义 |
| 第一节 我国社会性别比例现状 |
| 第二节 历史借鉴与相关意义 |
| 结语:对清至民国人口性比例问题几点认识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2）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研究 ——以D村“两票”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基本问题与反思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基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
| (一)文献综述 |
| (二)问题提出 |
| 三、研究进路:视角选择与理论假设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四)理论视角 |
| 四、研究样本:村庄选取与典型特征 |
| (一)样本选取原则 |
| (二)样本基本概况 |
| (三)样本典型特征 |
| 第一章 地理交汇与文化交融:“两票”制探索的时空场域 |
| 1.1 “鸡鸣三省”之边缘地理 |
| 1.1.1 H县沿革与县域区位 |
| 1.1.2 D村由来与村庄区位 |
| 1.1.3 边缘地理的交集与自立 |
| 1.2 “十年九旱”之古渡经济 |
| 1.2.1 天与地:传统农业根基薄弱 |
| 1.2.2 福与祸:黄河泊来利弊 |
| 1.2.3 破与立:挣扎的渡口经济 |
| 1.3 “民歌海洋”之艺术之乡 |
| 1.3.1 “二人台”:艺术的地域根基 |
| 1.3.2 民风活跃:曲艺塑造下的地方文化 |
| 1.3.3 走西口:艺术与社会的互动 |
| 1.4 “自治示范”之民主金石 |
| 1.4.1 《村组法》试行与H县试点 |
| 1.4.2 《村组法》落实与H县示范 |
| 1.4.3 突破:自治精神萌动农民诉求 |
| 第二章 民主启蒙与制度认知:“两票”制探索前的民主习得 |
| 2.1 农民协会时期:从分散个体到组织化集体 |
| 2.1.1 清末的农会组织 |
| 2.1.2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组织 |
| 2.1.3 解放区的农民协会重建 |
| 2.2 合作化时期:从分散小农到合作化社员 |
| 2.2.1 农民所有制下的个体经营尝试与缺陷 |
| 2.2.2 传统变工下的互助生产 |
| 2.2.3 初级合作社下合作意识的萌动 |
| 2.3 人民公社时期:从非正式合作到政权化行动 |
| 2.3.1 高级合作社:从自发合作到集体行动 |
| 2.3.2 集体化社员:从生产社员到政治成员 |
| 2.3.3 运动化社员:从政治参与到群体乱序 |
| 2.4 包产到户:从秩序缺位到民主自治 |
| 2.4.1 退潮与反思:农民乱序参与的折返 |
| 2.4.2 探索与首创:包产到户的农民实践 |
| 2.4.3 民主与权利:村民自治的制度构建 |
| 第三章 民主探索与制度创新:“两票”制产生与实践的内在动因 |
| 3.1 “村民自治”:两票制创新的制度前提 |
| 3.1.1 村民自治顶层设计为制度创新提供机制保障 |
| 3.1.2 村民自治实践开启制度创新窗口 |
| 3.1.3 村民自治使农村基层党建产生新“需求” |
| 3.2 “为利抗争”:两票制创新的工具理性 |
| 3.2.1 依法举揭:政治认同下农民维权的路径选择 |
| 3.2.2 创制扩权:农民诉求表达的行动策略 |
| 3.2.3 以势易权:农民诉求实现的精神取向 |
| 3.3 “人民中心”:两票制创新的价值回应 |
| 3.3.1 诉求回应:加强农村基层党建的必然要求 |
| 3.3.2 互动创制:两票制创新的实践路径 |
| 3.3.3 农民中心:两票制的价值遵循 |
| 3.4 “政治实验”:两票制创新的探索路径 |
| 3.4.1 政治实验与政治学实验 |
| 3.4.2 中国的“政治实验”范式 |
| 3.4.3 两票制:政治实验的基层实践 |
| 第四章 民主落实与制度拓展:“两票”制发展与深化的路径选择 |
| 4.1 实践检验与制度成型:D村试选到W镇推行 |
| 4.1.1 制度诉求:“信任票”的产生缘由 |
| 4.1.2 制度供给:实践检验下的诉求回应 |
| 4.1.3 创制成效:制度创新绩效的现实反映 |
| 4.2 经验推广与制度发展:从X地区现场会到山西培训班 |
| 4.2.1 组织领导:制度创新发展的根本保障 |
| 4.2.2 农民实践:制度创新发展的驱动力量 |
| 4.2.3 制度风险:制度创新的宏观考量 |
| 4.3 全国借鉴与制度变体:从“两票”制到“两推一选” |
| 4.3.1 有限效度:“两票”制昙现与折返 |
| 4.3.2 水波效应:“两票”制的后创制时代 |
| 4.3.3 制度变体:“两推一选”创制与全国落地 |
| 4.4 民主深化与制度超越:从村支部选举到乡镇直选 |
| 4.4.1 民主上升:公推直选由乡村走向乡镇 |
| 4.4.2 民主拓展:由村内选举走向多村联选 |
| 4.4.3 民主深化:制度创新的持续动力 |
| 第五章 耦合创新: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的内在机理 |
| 5.1 党的领导:制度创新的组织保障 |
| 5.1.1 农村党建催生制度创新需求 |
| 5.1.2 地方党组织推动制度创新实践 |
| 5.1.3 党中央确认制度创新结果 |
| 5.2 农民发展: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 |
| 5.2.1 农民逐利:制度创新的经济动因 |
| 5.2.2 农民维权:制度创新的政治追求 |
| 5.2.3 农民参与:制度创新的文化场域 |
| 5.2.4 农民发展:制度创新的核心动力 |
| 5.3 理法合一:制度创新的价值遵循 |
| 5.3.1 合法性:制度创新的外部边界 |
| 5.3.2 合理性:制度创新的内在准绳 |
| 5.3.3 人民性:理法合一的创制精神 |
| 5.4 内生外嵌: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 |
| 5.4.1 诉求萌发:制度创新的起点 |
| 5.4.2 以势抗争:制度议程的设置 |
| 5.4.3 价值嵌入:制度创新的实现 |
| 5.4.4 党的引领:制度创新的扩散 |
| 5.5 耦合效应:制度创新的协同机制 |
| 5.5.1 制度场域:创制发生的空间环境 |
| 5.5.2 四维一体:制度创新的体系结构 |
| 5.5.3 系统协同:制度创新的合力机制 |
| 5.5.4 耦合机制:制度创新的实现机理 |
| 第六章 党的制度创新引领农村发展的未来走向 |
| 6.1 以制度创新强化党的基层领导 |
| 6.1.1 跨村选人:创新党的基层选举制度 |
| 6.1.2 跨级用人:创新党员干部管理制度 |
| 6.1.3 跨委育人:创新党员人才培养制度 |
| 6.2 以制度创新满足农民发展需求 |
| 6.2.1 问题:农民需求的现状分析 |
| 6.2.2 归因:农民需求的制度成因 |
| 6.2.3 策略:农民需求的制度供给 |
| 6.3 以制度创新引领农村“三治融合” |
| 6.3.1 党的领导制度创新:三治融合的基本前提 |
| 6.3.2 农村制度耦合创新:三治融合的协同机制 |
| 6.3.3 党领民治体制创新:三治融合下的农村善治 |
| 6.4 以制度创新推进乡村振兴 |
| 6.4.1 创新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助推产业兴旺 |
| 6.4.2 创新农村生态保护制度,建设宜居乡村 |
| 6.4.3 创新村规民约惯习制度,培育文明乡风 |
| 6.4.4 创新农村社区治理制度,实现农村善治 |
| 6.4.5 创新农民收入分配制度,创造富裕生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河南新修家谱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与价值 |
| 一 河南省民间兴起修谱热潮 |
| 二 家谱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
| 三 研究对象及范围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及创新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重点难点 |
| 三 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河南新修家谱概况 |
| 第一节 新修家谱区域分布 |
| 第二节 新修家谱年代分布 |
| 第三节 新修家谱姓氏分布 |
| 第二章 河南省新修家谱编修方式 |
| 第一节 个人独力编修 |
| 第二节 群体编修 |
| 一 倡修家谱 |
| 二 成立修谱机构 |
| 三 筹措资金 |
| 四 编修印刷 |
| 第三章 河南省新修家谱的内容及特色 |
| 第一节 新修家谱的主要内容 |
| 一 谱序方面的内容 |
| 二 凡例方面的内容 |
| 三 图片方面的内容 |
| 四 世系源流方面的内容 |
| 五 世系图表方面的内容 |
| 六 人物传记方面的内容 |
| 第二节 新修家谱的思想特色 |
| 第四章 河南省新修家谱之学术及社会价值 |
| 第一节 极具地方史料价值 |
| 一 社会之沧桑变迁 |
| (一)时代中个人命运的起伏变化 |
| (二)乡路漫漫之变化历程 |
| (三)社会医疗卫生水平之发展 |
| 基层山村的医疗资源紧缺 |
| 社会医疗卫生水平之进步 |
| 第二节 河南灾难之真实记录 |
| 一 豫西匪患 |
| (一)宜阳县乡村匪患猖獗 |
| (二)当地村民深受土匪残害 |
| (三)各乡村建村寨以避匪患 |
| (四)民国宜阳县政府软弱无力 |
| (五)当地存在亦农亦匪的现象 |
| 二 河南灾荒 |
| (一)农民受灾之真实状况 |
| (二)乡村灾害之真实记录 |
| (三)战乱之苦 |
| 第三节 为婚姻及习俗研究提供一手资料 |
| 一 乡村婚姻及习俗之反映 |
| (一)婚姻观的转变 |
| (二)乡村高价彩礼的兴起 |
| (三)高价彩礼之根源 |
| 二 少数民族婚姻及习俗之记载 |
| 第四节 实录了回、汉两个民族的交往与融合 |
| 一 对回汉文化融合研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
| 二 回族民族的抗日斗争 |
| 第五节 新修家谱之社会价值 |
| 一 尊祖敬宗、敦亲睦族的社会价值。 |
| 二 教化子女,警励后人之主要目的。 |
| 三 为民立传和为国写史的观念。 |
| 四 海外同胞寻根问祖之心愿。 |
| 结语 |
| 附录： 河南新修家谱目录 |
| 一 郑州地区新修家谱 |
| 二 开封地区新修家谱 |
| 三 洛阳地区新修家谱 |
| 四 新乡地区新修家谱 |
| 五 许昌地区新修家谱 |
| 六 安阳地区新修家谱 |
| 七 商丘地区新修家谱 |
| 八 焦作地区新修家谱 |
| 九 濮阳地区新修家谱 |
| 十 鹤壁地区新修家谱 |
| 十一 周口地区新修家谱 |
| 十二 驻马店地区新修家谱 |
| 十三 平顶山地区新修家谱 |
| 十四三 门峡地区新修家谱 |
| 十五 济源地区新修家谱 |
| 十六 信阳地区新修家谱 |
| 十七 南阳地区新修家谱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致谢 |
（4）钱正英水利思想研究（1944—2012）（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第一章 钱正英从事水利事业的历程 |
| 第一节 战争年代钱正英初涉治水(1944—1949 年) |
| 第二节 钱正英投身大江大河的治理和农田水利建设(1950—1965 年)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中钱正英在艰难条件下继续治水(1966—1976 年)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后钱正英对水利事业的进一步探索(1979—2012 年) |
| 第二章 钱正英水利思想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关于水利建设的基本观点 |
| 第二节 关于水利规划、决策的观点 |
| 第三节 关于水利管理的观点 |
| 第三章 钱正英水利思想的基本特点与历史作用 |
| 第一节 钱正英水利思想的基本特点 |
| 第二节 钱正英水利思想的历史作用 |
| 结语 钱正英水利思想的当代启示 |
| 附录 钱正英治水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5）清末东北地区乞丐问题研究（1900-191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1.国内学者研究现状 |
| 2.国外学者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材料和方法 |
| 1.研究材料 |
| 2.研究方法 |
| (四) 研究特色与创新点 |
| (五)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清末东北地区乞丐及产生原因 |
| (一) 清末东北地区乞丐 |
| 1.东北地区乞丐分类 |
| 2.东北地区乞丐与江南地区乞丐比较 |
| (二) 清末东北地区乞丐产生原因 |
| 1.频繁的自然灾害引发大量乞丐产生 |
| 2.战乱与匪患促使乞丐数量增多 |
| 3.农村濒临破产危机导致乞丐产生 |
| 4.其他复杂因素影响民众沦为乞丐 |
| 二、清末东北地区乞丐的组织与活动 |
| (一) 东北地区的乞丐组织 |
| (二) 东北地区乞丐的乞讨方式 |
| (三) 东北地区乞丐的社会习俗 |
| 1.乞丐行崇拜神 |
| 2.独具特色的乞丐隐语 |
| 3.通俗易懂的乞丐歌谣 |
| 三、清末东北地区乞丐引发的社会问题 |
| (一) 东北地区乞丐影响城市建设 |
| (二) 东北地区乞丐影响卫生环境与传播疾病 |
| (三) 东北地区乞丐影响社会治安 |
| 四、清末东北地区乞丐问题的社会应对措施 |
| (一) 清政府对乞丐的治理 |
| 1.清政府对乞丐的收容和赈济 |
| 2.清政府对乞丐进行教养 |
| (二) 民间慈善团体对乞丐救助 |
| 1.东北地区民间慈善团体概况 |
| 2.东北地区民间慈善团体的救助措施 |
| (三) 宗教慈善组织对乞丐的救助 |
| 1.东北地区宗教慈善组织概况 |
| 2.东北地区宗教慈善组织的救助措施 |
| (四) 东北地区乞丐救济的历史局限 |
| 1.乞丐救济机构数量较少,经费困难 |
| 2.部分乞丐救济机构职能未能很好发挥 |
| 3.乞丐自身抵触心理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6）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生态与贫困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3.1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 研究方案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国有林区 |
| 2.1.2 森林生态 |
| 2.1.3 林区贫困 |
| 2.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共生理论 |
| 2.2.2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
| 2.2.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基于共生理论视角的森林生态与贫困相互关系类型 |
| 3.1 森林生态与贫困的关联分析 |
| 3.1.1 森林生态与贫困关系的哲学思考 |
| 3.1.2 森林生态与贫困关系的内涵 |
| 3.1.3 森林生态与贫困关系的特征 |
| 3.2 生物共生理论应用于森林生态与贫困关系的适用性研究 |
| 3.2.1 森林生态与贫困关系适用于共生理论的契合性 |
| 3.2.2 森林生态与贫困关系适用于共生理论的必要性 |
| 3.2.3 森林生态与贫困关系适用于共生理论的充分性 |
| 3.3 森林生态与贫困的概念性共生模式及分析 |
| 3.3.1 互利共生模式分析 |
| 3.3.2 寄生共生模式分析 |
| 3.3.3 竞争共生模式分析 |
| 3.4 森林生态与贫困的种间竞争的Lotka-Volterra模型与发展模式 |
| 3.4.1 互利共生发展模式 |
| 3.4.2 冲突有限发展模式 |
| 3.4.3 螺旋恶性竞争发展模式 |
| 3.5 本章小结 |
| 4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生态与贫困现状与问题 |
| 4.1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区位概览 |
| 4.2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生态状况 |
| 4.2.1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资源总量状况 |
| 4.2.2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资源结构状况 |
| 4.2.3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生态功能状况 |
| 4.3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贫困状况 |
| 4.3.1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林业职工工资状况 |
| 4.3.2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产业发展状况 |
| 4.3.3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相关配套水平状况 |
| 4.4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生态与贫困共生关系存在的的问题 |
| 4.4.1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森林资源 |
| 4.4.2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管理战略(制度)影响森林生态与贫困共生关系 |
| 4.4.3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利益主体的行为映射森林生态与贫困共生关系 |
| 4.5 本章小节 |
| 5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生态与贫困的共生关系的动态演化 |
| 5.1 森林生态与贫困适应性循环的属性分析 |
| 5.1.1 森林生态与贫困系统的潜力 |
| 5.1.2 森林生态与贫困系统的连通度 |
| 5.1.3 森林生态与贫困系统的恢复力 |
| 5.2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生态与贫困的共生关系的演化过程 |
| 5.2.1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国有林场单尺度上森林生态与贫困关系的演化 |
| 5.2.2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自然保护区单尺度上森林生态与贫困关系的演化 |
| 5.2.3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空间多尺度的森林生态与贫困关系的扰沌 |
| 5.3 现阶段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生态与贫困共生关系的判别 |
| 5.3.1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生态与贫困指标体系构建及权重 |
| 5.3.2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生态与贫困综合指数测度 |
| 5.3.3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生态与贫困共生类型的判别 |
| 5.4 本章小结 |
| 6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生态与贫困共生演化的外部扰动及恢复力 |
| 6.1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生态与贫困共生演化的扰动因素 |
| 6.1.1 制度扰动—演化的主要因素 |
| 6.1.2 灾害扰动—演化的关键因素 |
| 6.1.3 气候变化扰动—演化的潜在因素 |
| 6.2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生态与贫困共生系统恢复力测度 |
| 6.2.1 恢复力测度方法选取 |
| 6.2.2 构建评价共生系统恢复力的指标体系 |
| 6.2.3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生态-贫困共生系统的恢复力测度结果 |
| 6.3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生态-贫困共生系统恢复力影响机理分析 |
| 6.3.1 贫困子系统脆弱性影响因子对系统恢复力的作用机理 |
| 6.3.2 森林生态子系统脆弱性影响因子对系统恢复力的作用机理 |
| 6.3.3 各子系统应对能力影响因子对系统总恢复力的作用机理 |
| 6.4 本章小结 |
| 7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生态与贫困的利益相关者行为选择 |
| 7.1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生态与贫困的利益相关者及诉求 |
| 7.1.1 利益相关者的界定与识别 |
| 7.1.2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
| 7.1.3 主要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过程及行为结果 |
| 7.2 森工企业生态保护和缓解贫困行为选择分析 |
| 7.2.1 森工企业的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缓解贫困)多任务分析 |
| 7.2.2 上级林业主管部门(政府)与国有森工企业间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 |
| 7.2.3 森工企业生态保护和缓解贫困的行为选择利益分析 |
| 7.3 林业职工生态保护和缓解贫困行为选择分析 |
| 7.3.1 林业职工缓解贫困行为发生道德风险的表现方式 |
| 7.3.2 林业职工生态保护行为选择的逻辑起点 |
| 7.3.3 林业职工不同行为选择的驱动因素 |
| 7.4 本章小结 |
| 8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生态与贫困实现互利共生的对策 |
| 8.1 从恢复力视角实现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生态与贫困互利共生 |
| 8.1.1 转变黑龙江省国有林区的管理理念 |
| 8.1.2 积极开展外部干扰的适应性管理策略 |
| 8.1.3 提高行为主体应对能力的自我管理策略 |
| 8.2 从利益协调视角实现国有林区森林生态与贫困互利共生 |
| 8.2.1 纠正森工企业在生态保护与缓解贫困中的利益错位 |
| 8.2.2 协调林业职工在生态保护与缓解贫困中的利益 |
| 8.2.3 深化森林生态提供者与使用者间的利益转移 |
| 8.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创新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 |
| 一、苗族文化的概念界定 |
| 二、生态贫困的概念界定 |
| 三、生态扶贫的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贫困与反贫困的研究 |
| 二、文化与贫困的研究 |
| 三、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的研究 |
| 四、民族文化与生态扶贫的研究 |
| 第二章 子腊村概况 |
| 第一节 选点理由 |
| 第二节 子腊村的生态、生产与生计 |
| 一、子腊村的生态 |
| 二、子腊村的生产 |
| 三、子腊村的生计 |
| 第三节 子腊村的民族与文化 |
| 一、子腊村的民族 |
| 二、子腊村的文化 |
| 第四节 子腊村的“贡米” |
| 一、“子腊贡米”的含义 |
| 二、“子腊贡米”的发现 |
| 三、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
| 第三章 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脱嵌 |
| 第一节 “子腊贡米”系统嵌合关键环节的衰落 |
| 第二节 传统文化价值兑现受阻推动偏离 |
| 第三节 外来不契合文化的偏离影响 |
| 第四章 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演替背向 |
| 第一节 无法成钢的废铁与自然灾害的频发 |
| 第二节 工业文化的冲击与生态污染的加剧 |
| 第三节 苗族织绣的衰落与生物多样性的弱化 |
| 第四节 苗族歌舞边缘化与相关文化传承隐忧 |
| 第五章 国家权力的误伤与民族文化的无序 |
| 第一节 国家粮食政策变迁与贡米文化混乱 |
| 第二节 国家林业政策实行与传统林、猎文化衰败 |
| 第三节 过往扶贫政策的遗憾与传统文化的错位 |
| 第四节 国家权力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 第六章 资本市场的牵引与民族文化的错位 |
| 第一节 市场需求锐减与传统文化产品裁汰 |
| 第二节 经济观念影响与传统教育观念改变 |
| 第三节 市场资本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 第四节 民间力量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 第七章 子腊村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子腊贡米”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贡米”系统的生态与经济价值 |
| 二、复兴“子腊贡米”系统促进生态扶贫的对策 |
| 第二节 苗族织绣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村苗族织绣的生态与经济价值 |
| 二、苗族织绣助推生态扶贫潜力的挖掘 |
| 第三节 苗族歌舞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村苗族歌舞的生态和经济价值 |
| 二、开发苗族歌舞产业推进生态扶贫的思路 |
| 第四节 苗族宗教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村苗族宗教的生态和经济价值 |
| 二、苗族宗教参与生态扶贫的思路 |
| 第五节 生态扶贫的文化资本 |
| 一、文化资本与生态扶贫 |
| 二、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原则 |
| 三、生态扶贫中文化资本的运用和转化 |
| 第八章 生态扶贫中的文化博弈 |
| 第一节 生态扶贫中的国家权力机构 |
| 一、各级国家权力机构的角色定位、权力及职能 |
| 二、国家权力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 三、借助国家权力推进生态扶贫的建议 |
| 第二节 生态扶贫中的市场资本 |
| 一、市场资本博弈的立场分析 |
| 二、市场资本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 三、苗族文化借助市场资本参与生态扶贫的建议 |
| 第三节 生态扶贫中的民间力量 |
| 一、民间力量博弈的立场分析 |
| 二、民间力量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 三、苗族文化借助民间力量推进生态扶贫的建议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花垣县森林年末实有面积表 |
（8）大结构与微权力：俐侎学生教育生活与教育成就的田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文献综述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 |
| 五、主要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
| 第一章 俐侎人的族群身份与生存状况 |
| 第一节 俐侏人概况 |
| 一、族群名称及其历史渊源 |
| 二、族群地域分布情况 |
| 三、族群人口发展及流动情况 |
| 第二节 俐侎人的生存环境及其社会生活 |
| 一、俐侎人的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 |
| 二、历史遭遇的地域投射:俐侎人的社会生活变迁 |
| 三、俐侎人的总体教育状况 |
| 第三节 现今俐侎人社会生活中所遭遇的主要困境 |
| 一、民族识别的遗留问题 |
| 二、政策待遇的忽视问题 |
| 三、独特文化的消亡问题 |
| 第二章 俐侎人的族群风俗与社会文化 |
| 第一节 自然崇拜与万物有灵:俐侎人的民间信仰 |
| 一、万物有灵:祭社林、田地、山神、畜神、龙洞等 |
| 二、多神崇拜:祭家庙、土庙、石佛 |
| 三、俐侎人的禁忌和习惯法 |
| 第二节 家堂祭祀与族内融通:俐侎人的节庆礼仪 |
| 一、“桑沼哩”:俐侎人的情人节 |
| 二、火把节:俐侎人的“团圆节” |
| 三、春节和其他节日:对祖先的敬畏与祈求 |
| 第三节 早婚内婚与葬祭以礼:俐侎人的婚丧嫁娶 |
| 一、婚姻 |
| 二、丧葬 |
| 三、生育 |
| 第四节 靠山吃山与自给自足:俐侎人的衣食住行 |
| 一、一袭黑衣掩映下的风华:俐侎人的服饰文化 |
| 二、靠山吃山的简约自然:俐侎人的饮食文化 |
| 三、依山而居的大通房:俐侎人的建筑文化 |
| 四、“交通基本靠走”:俐侎人的出行方式 |
| 第五节 心口相传与自我强化:俐侎人的语言文化 |
| 一、俐侎人的民族语言 |
| 二、俐侎人的民歌小调 |
| 三、俐侎人的民间故事 |
| 第三章 俐侎学生学校教育生活的田野调查 |
| 第一节 复刻:国家教育的区域化写照 |
| 一、学校日常教育结构 |
| 二、教育管理活动结构 |
| 第二节 守望:学校教育的地方性意义 |
| 一、教育维稳 |
| 二、教育支边 |
| 第三节 洞察:地方教育的本土化努力 |
| 一、教育场域中的本土课程 |
| 二、学校场域中的地方知识 |
| 第四章 俐侎学生社会教育生活的田野调查 |
| 第一节 嵌入与共变:社会场中的教育场域 |
| 一、俐侎地区的社会发展与教育变革 |
| 二、俐侎地区的社会力量的教育作为 |
| 第二节 早婚与懒散:俐侏族群文化的教育影响 |
| 一、早恋早婚:小登科压倒大登科 |
| 二、懒散宽松:族群生活习性的教育制约 |
| 第三节 害羞与实用:俐侎族群心理的教育影响 |
| 一、害羞腼腆:封闭环境下的闭塞心理 |
| 二、实用实际:打工潮的影响和追逐眼前利益 |
| 第五章 俐侎学生教育成就的社会学分析 |
| 第一节 护佑与闭环:俐侏族群文化对学生教育成就的影响 |
| 一、社会护佑:俐侎族群文化传统对学生的“放任自流” |
| 二、社会闭环:俐侎族群文化传统对族群再生产的维持 |
| 第二节 维稳与接轨:教育体制对俐侎学生教育成就的影响 |
| 一、维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结构化功能 |
| 二、接轨:国家教育结构的同化与涵化作用 |
| 第三节 抵制与反哺:俐侎学生在结构化环境中的微权力 |
| 一、文化抵制:对族群传统社会结构的反抗与超越 |
| 二、文化反哺:由俐侎学生推动的区域社会变迁 |
| 第六章 反思与奠基:从田野经验到迈向区域教育社会学 |
| 第一节 走进田野:田野调查的初见与追索 |
| 一、初入田野:满腔热诚和不知所措交织的旅程 |
| 二、再访田野:灵活变通与随时跟进并存的探险 |
| 第二节 形成文本:田野资料的处理与运用 |
| 一、处理访谈资料:录音的整理、筛选和取用 |
| 二、处理纸质文献:材料的归类、编码和提取 |
| 第三节 未来之路:迈向一种“区域教育社会学” |
| 一、“区域教育社会学”何以可能 |
| 二、区域教育社会学的田野经验 |
| 三、区域教育社会学的实践反思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9）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博士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与研究目的 |
| 二、学术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四、“晋绥军”的称呼及研究时间范围的界定 |
| 第一章 初创班底:晋军的建立与发轫(1911-1917) |
| 第一节 晚清的政治失序与督抚专权 |
| 第二节 辛亥革命与晋军的建立 |
| 第三节 晋军统率权之争夺 |
| 一、阎锡山督军地位的稳固 |
| 二、阎锡山剪除异己,集中军权 |
| 第二章 纵横捭阖:晋军的巩固与发展(1917-1928) |
| 第一节 晋军的三次扩军 |
| 一、第一次扩军 |
| 二、第二次扩军 |
| 三、第三次扩军 |
| 四、北方国民革命军之组织及缩编 |
| 第二节 晋军将领的聚合与维系 |
| 一、留日学生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高级将领 |
| 二、山西将官培育学校培养的中下级军官 |
| 三、阎锡山任用人才之兼容并包与弊端 |
| 第三节 晋军士兵的招募与训练 |
| 一、募兵制的实施及征兵制的试办 |
| 二、官兵的训练 |
| 三、官兵的内务 |
| 第四节 晋军的饷源及后勤 |
| 一、山西的财政状况 |
| 二、军费开支 |
| 三、后勤业务 |
| 第五节 武器装备及战略战术 |
| 一、武器装备的供给 |
| 二、战略与战术 |
| 第三章 由盛而衰:晋绥军的扩张与编遣(1928-1936) |
| 第一节 中原大战前阎锡山与各方势力之互动 |
| 一、联冯反蒋 |
| 二、联唐反蒋与拥蒋反唐 |
| 三、二次联冯反蒋 |
| 第二节 中原大战时期晋绥军的编制及作战状况 |
| 一、中原大战前夕晋绥军之编制 |
| 二、晋绥军的作战 |
| 三、阎锡山的用兵观 |
| 第三节 中原大战后晋绥军的编遣 |
| 一、晋绥军的状况 |
| 二、编遣过程的“一波三折” |
| 三、将领的纷歧与商震离晋 |
| 第四节 中原大战前后的军饷筹措 |
| 一、中原大战前晋绥财政状况 |
| 二、编遣费用之筹措 |
| 三、山西的财政状况及军费开支 |
| 第五节 山西军工业的衰落及复兴 |
| 第四章 抗战军兴:晋绥军的奋战与整编(1937-1945) |
| 第一节 晋绥军的编制 |
| 一、抗战初期的编制 |
| 二、抗战中后期晋绥军之整编 |
| 第二节 晋绥军与日军的作战 |
| 一、忻口战役与太原会战 |
| 二、反攻太原及晋西作战 |
| 三、战略战术的反思与转变 |
| 第三节 抗战时期的军饷与后勤 |
| 一、抗战时期的饷源 |
| 二、后勤补给 |
| 第四节 晋绥军将领的训练与“内聚” |
| 一、将领的培养及训练 |
| 二、建立铁军组织与将领内聚力之加强 |
| 三、将领的选拔及任用 |
| 第五节 士兵的招募与训练 |
| 一、士兵的招募 |
| 二、士兵的训练 |
| 第五章 穷途末路:晋绥军的溃败和覆灭(1945-1949) |
| 第一节 晋绥军的整编 |
| 一、收编伪军,留用日军 |
| 二、整编晋绥军 |
| 第二节 兵源及“铁军基干”的训练 |
| 一、兵农合一政策的全面施行 |
| 二、铁军基干的培养和训练 |
| 第三节 晋绥军的后勤供给 |
| 一、武器弹药的补给 |
| 二、交通运输补给 |
| 三、医疗卫生及通讯 |
| 四、粮食及服装补给 |
| 第四节 晋绥军的覆灭 |
| 一、晋绥军的溃败 |
| 二、战略战术的反思及局限 |
| 三、晋绥军的覆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资源型地区扶贫开发面临的困境及出路研究 ——以吕梁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资源型地区扶贫开发的历史与现状 |
| 1.1 扶贫开发起步阶段(1985年-1993年) |
| 1.2 八七扶贫攻坚阶段(1994年-2000年) |
| 1.3 扶贫开发多元化阶段(2001-2012年) |
| 1.4 资源型地区扶贫开发现状 |
| 第二章 资源型地区扶贫开发面临的困境 |
| 2.1 面临着因灾返贫的风险 |
| 2.2 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形势 |
| 2.3 面临着为官不为的情况 |
| 2.4 面临着总体滞后的基础 |
| 第三章 资源型地区扶贫开发的出路研究 |
| 3.1 以顶层设计创新扶贫开发的体制机制 |
| 3.2 以新型城镇化解决贫困人口的保障问题 |
| 3.3 以产业多元化激发精准扶贫的内生动力 |
| 3.4 以文化教育形成资源型地区精准扶贫的社会合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吕梁地区1997年至2001年旱灾的回顾、成因及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清至民国人口性别比例地域研究[D]. 谢记虎. 西南大学, 2020(01)
- [2]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研究 ——以D村“两票”制为例[D]. 梁俊山. 山西大学, 2020(07)
- [3]河南新修家谱初探[D]. 高文豪. 郑州大学, 2020(08)
- [4]钱正英水利思想研究（1944—2012）[D]. 吴凌志.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5]清末东北地区乞丐问题研究（1900-1911）[D]. 王学斌. 渤海大学, 2019(01)
- [6]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森林生态与贫困关系研究[D]. 秦会艳. 东北林业大学, 2019
- [7]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D]. 陈茜. 吉首大学, 2018(02)
- [8]大结构与微权力：俐侎学生教育生活与教育成就的田野研究[D]. 陈栋.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
- [9]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D]. 关伟. 武汉大学, 2017(06)
- [10]资源型地区扶贫开发面临的困境及出路研究 ——以吕梁市为例[D]. 王肇星. 山西大学, 2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