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1年世界经济怎么走（论文文献综述）
梁倩[1]（2020）在《贵州农村深度贫困的致贫因素及减贫效率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的视角》文中认为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一个研究财政税收的博士生,怎么会研究扶贫问题?似乎研究扶贫问题有些偏离了专业。这个问题乍一听似乎有理,但仔细想一下还是有些偏颇。众所周知,扶贫或者说反贫困历来都是政府应当担负的责任。中国政府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就一直把农村扶贫作为一项重要的政府工程,近年来更是把它作为中国政府必成的“三大攻坚战”之一。而政府要卓有成效地进行这项耗资巨大的扶贫工程,在资金方面的主要来源便是财政。因为扶贫或者说反贫困是扶危济困,拯救苍生,它追求的不是盈利赚钱,而是扶危济困,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和长治久安。因此,从资金性质来讲,财政资金更加适合用于这项事业。而几十年扶贫事业的发展也正是这样。也因此,研究扶贫或者说反贫困,也应当是从事财政研究的学人应尽的本分。也许有人还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国家不是宣布到2020年要实现全国农村的全面脱贫吗?既然如此,那么你写这篇关于贵州农村深度贫困与反贫困的论文还有什么意义呢?对此我是这样认识的,国家宣布到2020年要实现全国农村的全面脱贫,其前提是按照现行的贫困标准,即贫困农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300元以上（这几年已经随着物价指数的变化调整到3000元以上）即为脱贫。而这个标准从国际上看,是介于世界银行公布的极度贫困标准和稳定温饱贫困标准之间的标准。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极度贫困标准,我国在2020年是完全可以实现脱贫目标的,甚至可以说完全可以超额实现的。但如果按照稳定温饱标准,则很可能又会出现新的农村贫困人口。换言之,国家宣布的到2020年实现全国农村的全面脱贫,还是一种低水平上的脱贫,一旦贫困标准提高,马上又会出现新的农村贫困。比如,我国2011年将农村贫困标准由1274元提高到2300元,农村贫困人口立马就由2010年的2688万人上升到1.28亿人,增加1亿多。这一点在贫困范围和贫困程度都居全国前列的贵州将会表现更为明显。因此,农村反贫困很可能是长期性的历史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到2020年中国农村的反贫困,可以说既是完成时又是进行时,即完成进行时。对此,我们应当有正确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否则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回顾历史,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贫困便伴随着人类走过每一个发展的阶段,也遍布了每一个人类社会的角落。各个国家和各个领域的学者们,对于贫困研究的脚步从未有过停滞,他们用自己的学识和研究成果,为人类了解贫困和向贫困宣战奠定了优秀的理论基础。比如,对贫困这个社会现象的认识,从朗特里的绝对贫困,到彼得·汤森的相对贫困,再到多维贫困指数、可持续生计理论框架的提出,人类对贫困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在目前的世界范围内,贫困在一些落后的国家,其表现主要是绝对贫困,也称之为生存贫困;在发达的国家,其主要表现是相对贫困;而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呈现出的贫困现象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交织于一体,而且更多的是绝对贫困。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事业最为复杂,也最为艰巨。令人振奋的是,中国的减贫成就为世界的反贫困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全国的绝对贫困人口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5亿人,下降到2018年的1660万,随着我国反贫困事业的不断推进,到现阶段,扶贫攻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深度贫困”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党的十八大以来,我最关注的工作之一就是贫困人口脱贫。”目前,我国脱贫攻坚的难度主要体现在“深度贫困”。连片的深度贫困地区、深度贫困县、深度贫困村、深度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事业,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同时具有更大的意义。贵州省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的反贫困事业上,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由于地理位置偏僻、自然环境恶劣、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和诸多历史原因,以及各种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贵州省的贫困状况,较之于全国其他省份,一直以来都更为严峻,可以说,贵州省无论是在哪一方面都是全国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此外,贵州省的深度贫困村,又大多属于少数民族村落,同时又大量地分布在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的山区,自然资源贫瘠、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落后、社会发育滞后、人地矛盾突出,这些因素严重制约着贵州省这些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的发展和深度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阳亲自主持召开贵州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攻坚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提出:“‘十三五’的最后一年是2020年,正好是我们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现行标准下的贫困现象将在2020年全部消除,而贵州省面临着更为严峻、更为复杂的贫困状况,能否按期保质地完成精准脱贫的目标,在消除绝对贫困后,是否已经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方案,继续消除相对贫困,仍然是摆在贵州人民面前的一项艰巨挑战。本文旨在通过对贵州省农村的深度贫困现状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对贵州省农村的深度贫困成因进行系统探究,以及对贵州省农村这些年来政府主导的扶贫事业的利弊得失深入研究,从而为进一步搞好贵州省农村减贫事业提供比较科学的政策建议。为此,作者阅读了大量关于贫困、反贫困理论研究的文献着作,查阅了大量国家统计年鉴数据和贵州省统计年鉴数据,尤其是从2014年开始,作者对贵州省多个市、州下辖的深度贫困村进行了实地的田野调查。作者根据“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基本原理,将“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五个生计指标,进一步细化为与贵州农户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项细分指标,并据此设计了一份详细且具可操作性的调查问卷,通过长期走访调查,获得了大量来自深度贫困农村和深度贫困农户的第一手真实数据。在本文中,作者沿着贫困界定研究、贫困成因研究、反贫困理论,包括财政反贫困理论研究、贵州省贫困状况、贵州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14个深度贫困县的贫困状况、田野调查数据统计及实证分析、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财政减贫效率实证分析、贵州省减贫事业的成就与不足,以及今后政策建议研究思路,来进行研究,力争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宏观和微观共分析。在本文中,作者对贵州省2013年到2017年的部分经济与社会指标进行梳理,将之与全国的平均水平进行分析比较,将贵州三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部分社会经济指标与贵州省的平均水平进行分析比较,将贵州省农村深度贫困状态直观地呈现出来。同时,以可持续生计理论为指导框架,对于通过田野调查所获得的大量的调查数据,从五个生计指标出发,进行了整理和归类,对整理后的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客观地呈现了贵州省深度贫困村农户的生计状态以及致贫原因。通过分析,作者发现,贵州省的深度贫困农村,其贫困现象就地理分布而言,主要呈现出“片状集聚”的特征,集中出现在高寒山区、山区、半山区、沟坝河谷区等自然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发的区域;同时,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与民族地区又呈现出相当的重叠性,因此又具有民族性特征。就贫困状况而言,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呈现出“贫困发生率高”、“致贫因素复杂”、“脱贫难度大”的特点。就致贫因素而言,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的致贫因素,几乎涵盖了“民族的、历史的、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所有原因。面对如此严峻的深度贫困状况,贵州省通过大力发展“产业扶贫”、推进“易地搬迁扶贫”、狠抓“教育扶贫”等多项扶贫措施,有效地缓解了贵州省的贫困状况,但是,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的各项生计资本,尤其是与财政有关的交通、通讯、水利灌溉、饮用水、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区建设、五保户和低保户的补助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在前述分析基础上,作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在贵州深度贫困农村进一步搞好精准扶贫的若干建议。首先提出要正确认识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脱贫目标,明确反贫困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从而避免扶贫工作中出现急功近利,弄虚作假。其次,提出要处理好贫困治理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要实施有针对性的综合治理战略。再次,论文还从可持续生计理论出发,对加强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各个方面的建设提出了相关建议。在具体的建议和举措中,提出要完善和规范财政资金的投入与使用,特别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民主对扶贫资金的监督作用。提出要补足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改善基础教育、技术培训、医疗卫生条件、合理改善和利用自然资本、多渠道增加金融资本、发展农村合作组织等有效措施,对深度贫困农村农民的五项生计资本进行全面改善和提升,持续推进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农民的精准扶贫事业。
田孟[2]（2019）在《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多个视角的测算与分析》文中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中国对外贸易额呈现持续较快地增长。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Gloal Value Chains,GVC）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引起各方面的关注,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各国更加认识到制造业的关键作用,制造业重新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制高点,许多国家纷纷制定了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发展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出口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争夺中低端制造业转移的“双向挤压”。与此同时,由于不合理的统计方法,中国制造业出口被高估,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制造业的贸易摩擦愈来愈多,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大谈“中国威胁论”。正在重构的国际贸易规则和日益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相互交织,使中国制造业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考验。那么,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究竟如何?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何种地位?中国制造业是以何种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制造业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能力如何?是处于控制地位还是处于被控制地位?是否已对美国等西方国家造成威胁?这些都是亟待厘清的问题。针对衡量一国或部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学者们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但由于使用的方法不同,研究问题的视角不同,故而得出的结论有的相同、有的相似、有的甚至相反。本文认为,综合衡量一个国家或部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不但要采用科学的方法、详实的数据,还应该基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综合全面地考评。不能仅根据出口总量的多少,而应充分考虑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真实获利情况、在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参与方式,更重要的是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鉴于此,本文根据OECD和WTO最新公布的世界投入产出表（World Input-Output Table,WIOT）,采用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依次递进地从中间品贸易视角、贸易增加值视角、参与方式视角、技术含量视角四个方面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其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和所处地位进行系统的刻画;运用结构分解分析（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SDA）技术对影响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与美国和日本进行横向国际比较。基于以上研究思路,论文共包括7章,各章节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对已有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概述论文的研究思路、主要研究内容以及可能的创新点。第2章:相关理论基础。对相关的概念和理论进行界定和梳理。主要包括:贸易增加值、增加值贸易、全球价值链相关概念和理论、世界投入产出表相关概念和基本模型。第3章: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中间品贸易视角。经济全球化的典型表现就是中间品贸易的快速发展,经济学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认识最早也开始于对中间品贸易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本章在跨国投入产出的分析框架下,首先从中间品贸易的视角来检视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和发展趋势。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中间品进口的角度来展开研究,分析中国制造业对进口中间品的依赖程度以及对特定贸易伙伴国的依赖程度。第二部分是从中间品出口的角度来展开研究,分析中国制造业对出口中间品的依赖程度以及对特定贸易伙伴国的依赖程度。通过以上分析,对中国制造业进口中间品的来源地以及中国制造业出口中间品的目的地进行分析,找出哪些国家和地区是中国制造业中间品进口的主要来源地,中国制造业出口中间品又流向了哪些国家和地区;同时,对比分析中国作为中间品供应者的作用和作为中间品使用者的作用,是前者大于后者,还是后者大于前者;中国是否正在从全球最终品的生产基地向全球中间品生产基础转换。总之,通过中间品的关联分析,对中国制造业与其贸易伙伴国的相互依赖程度以及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中的地位进行衡量。第4章: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贸易增加值视角。随着国际贸易越来越“碎片化”,存在着大量的“重复计算”问题,仅凭海关统计的进出口贸易值已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一国的真实对外贸易情况,需要从增加值的角度来核算一国或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实际获利情况。出口增加值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不但能反映一国出口的获利能力,也能反映一个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及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为此,本章在第3章中间品关联分析的基础上,引入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通过对中国制造业进出口贸易总值的分解,从增加值的视角来衡量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获利能力。本章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首先,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及细分行业的出口总值进行分解,测算出口总值中各部分增加值的构成情况并与美国和日本进行横向国际比较;其次,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及细分行业进口总值进行分解,测算进口总值各部分增加值的构成情况并与美国和日本进行横向国际比较;然后,根据对制造业进口总值和出口总值的分解结果,分别计算海关统计口径下和增加值统计口径下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净额,找出两种核算口径下净出口的差额,科学地衡量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的真实情况;最后,对影响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变动的主要因素进行结构分解分析。第5章: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参与方式视角。在上一章对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获利能力进行测算的基础上,本章进一步研究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方式及参与程度。通过测算中国制造业整体及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来探究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各细分行业究竟是以哪种方式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的,并与美国和日本进行国际比较。第6章: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技术含量视角。衡量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参与程度及所处的地位,除了要衡量其出口获利能力、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方式,还应该看其是否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中国制造业只有具备了持续的竞争能力,才能具有控制整个价值链的能力,才能在全球价值链中居于不败之地。尤其是在目前全球化合作与竞争的大环境下,中国更需要进一步提升制造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由“以价取胜”向“以质取胜”转变。本章在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下,基于生产工序数据,测算了中国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出口产品的总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以及国内技术含量指数,并与美国、日本等国家进行对比。最后,对影响制造业细分行业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的影响因素进行结构分解分析,找出影响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的关键因素,为制定政策和对策提供理论依据。第7章:结论与展望。主要就整篇论文的研究结论做一总结,并说明研究的不足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概括而言,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1）从中间品贸易视角来看,2000-2014年间,中国制造业进口以中间品为主,出口则以最终品为主,表现出鲜明的加工贸易特征,说明中国制造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的较低端。不过,从变化趋势上来看,中间品出口的比重在逐渐上升,最终品出口比重在逐渐下降,中国制造业正在从全球最终品的生产基地向全球中间品生产基础转换,说明中国制造业正在由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向中高端攀升。从细分行业看,对进口中间品依赖程度最高的是计算机光电行业,出口中间品最多的也是该行业。我国中间品进口主要来源地（国家或地区,下同）为: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美国和澳大利亚;中间品出口主要目的地则为:美国、日本、韩国、德国和中国台湾。（2）从贸易增加值的角度来看,以2009年为转折点,中国制造业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率呈现“先下降后持续上升”的“V”形发展趋势。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获利能力在不断提高;虽然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不断增长的盈利能力表明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正在日益提高。通过对海关统计口径下和贸易增加值核算口径下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差额进行测算及对比发现,海关统计口径下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差额被远远夸大了,贸易增加值口径下的净出口额远远小于海关统计口径下的净出口额。对2000-2008年和2009-2014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变动影响因素的分解分析发现,同一因素在不同时期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程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2000-2008年,最终品出口是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2009-2014年,中间品出口则成为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2009-2014年相比于2000-2008年,技术进步对促进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中间品和最终品出口数量对促进出口增加值的影响程度在逐渐减弱。（3）从参与方式的视角来看,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目前主要还是以后向参与为主,但前向参与度在不断提高,后向参与度在不断降低,说明中国正在由后向关联逐渐向前向关联转变。加之进口中间品的比重不断降低,出口中间品的比重不断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制造业正在逐渐地从使用中间品的基地向提供中间品的基地转变。（4）从技术含量的视角来看,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总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均表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说明制造业出口产品技术结构在不断升级,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不断加强,中国制造业正在由全球价值链的技术低端向技术中高端攀升,虽然与美国和日本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明显表现出向美日两国逐渐收敛的趋势。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的主要因素是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5）总体说来,中国制造业无论从中间品贸易视角、贸易增加值视角、参与方式视角还是技术含量视角,均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较低端,但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分工中的盈利能力正在提高,参与方式也正在由后向关联向前向关联转变,技术竞争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表现出向价值链中高端不断爬升的趋势。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1）从多角度、多方位对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进行了测算与分析。目前学者们多从一个角度或两个角度来研究一国或部门参与GVC分工的程度,再加之使用方法的不同,数据来源的不同,使得研究结果缺乏可信度,难以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本文从依次递进的四个方面---中间品贸易视角、贸易增加值视角、参与方式视角以及技术含量视角,运用投入产出模型,综合评价了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得到的结论更为客观、公正和全面。（2）采用OECD和WTO最新公布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延长了考察期的时间跨度,提高了研究的时效性,能够更全面地体现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新态势。不但可以对比分析入世前后、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而且能够观察中国在进入经济新常态以后,对外贸易所表现出的新特点、新态势。通过对此期间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程度的研究,可以为实现《中国制造2025》所确定的任务和目标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3）不同于其他学者仅侧重于对贸易出口总值进行分解,本文不但测算了中国制造业出口总值中所包含的国内和国外增加值,而且还测算了制造业进口总值的国外及国内增加值部分。在此基础上,将海关统计口径与贸易增加值口径下中国制造业的净出口值进行对比。通过分析,一方面可以说明由于存在着“重复”计算,传统海关贸易统计数字夸大了中国制造业的对外贸易顺差;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全球价值链的大背景下,国际贸易不再是双边的,而是多边的,除贸易双方之外,还有许多间接的受益者。（4）本文运用结构分解分析（SDA）技术对影响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分别对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变动和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结构分解。相对于计量经济学模型及其他统计分析方法,结构分解分析技术具有其独到的优势:首先,结构分解技术非常适宜考察行业之间的联系;其次,它可以对两个不同年份的投入产出表进行对比分析,是一种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动态投入产出分析法的特点,能够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进行检验;最后,相比于其他方法,结构分解分析更便于考察各经济变量之间联系的阶段性特点。当然,论文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1）数据的局限性。一是受限于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世界投入产出表只有43个国家（地区）,并未包含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二是社会经济帐户（SEAs）中缺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数据,因此在测算出口产品全部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出口总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的精确性,不过对更为重要的国内技术含量并未有影响。三是在测算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时我们采用的是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指标,虽然劳动生产率指标明显优于前期学者们所使用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但是理想的指标应该是全要素生产率或者选择其他更加科学的指标。但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无法测算各国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就这一点而言仍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2）未对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价格缩减。原因有二:一是由于投入产出表存在行向平衡和列向平衡关系,进行价格缩减没有统一的适当的价格指数,如果对不同行业产品采用不同的价格指数,则会影响到投入产出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平衡关系。二是由于本文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结构分析和趋势分析,故虽未进行价格缩减,但对研究和测算结果不会造成太大的偏差。
肖智[3]（2018）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茶叶生产格局及其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地理要素的格局、过程及机制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茶叶作为世界主要饮品原料之一,自二战结束70年来,世界茶叶生产、贸易与消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贸易和消费格局变化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同时,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茶叶生产、贸易和消费大国,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茶叶生产和贸易格局动态过程,分析产生变化的驱动因素,可对未来中国茶叶生产和贸易规划决策提供科学指导。本论文通过综合运用集中度指数、基尼系数、产业重心转移模型等时空数据分析方法,对近70年来世界及中国茶叶生产、贸易和消费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理开展了较为系统研究,主要结果及结论如下:（1）论文从茶叶产量、茶园面积、茶园单产、茶叶品类四个方面统计分析了近70年全球茶叶生产过程并总结其变化特征。过去70年,全球茶叶总产年均增速（3.67%）大于茶园年均增速（2.85%）;世界茶叶总产增长主要是来自茶园规模的扩张,茶园单产提高对茶叶产量增产贡献不到三成;1990年以来,CTC碎茶（Crush、Tear、Curl）是世界主要茶类,占世界茶叶品类份额六成以上,传统茶所占份额不到四成。（2）论文对世界茶叶生产空间格局演变过程进行了分析并总结其演变特点。过去70年,茶叶种植在全球范围持续扩散,茶叶种植国从二战后的20个增加到36个;中国、印度、斯里兰卡是亚洲主要生产国,肯尼亚、乌干达是非洲主要茶叶生产国,阿根廷是南美洲最大的茶叶生产国;中国茶产量在2006年首次超过印度,成为世界茶叶最大的生产国,世界茶叶生产中心在百年后重新回归中国。世界茶叶生产格局由“双巨头（印度+斯里兰卡）”演变为“新双核（中国+印度）”结构;过去70年,全球茶叶生产高度集中（生产基尼系数>0.71）,茶叶生产国产量差异显着,在全球茶叶总产持续增加的背景下,各茶叶生产国所占份额差距进一步扩大。（3）论文对世界茶叶出口贸易空间格局演变过程进行了分析并总结其演变特点。过去70年,世界茶叶出口呈波动上升趋势,但世界茶叶出口年际间波动幅度不大,平均波动值维持在2万t左右;亚洲茶叶种植国的出口份额显着下降（从战后九成五降到近年的五成九）,非洲茶叶出口已占全球近四成;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过去70年间,世界茶叶出口贸易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世界茶叶出口贸易已由70年前的印度、斯里兰卡两家独大的局面,业已形成多极化格局:在亚洲,中国（18.28%）、斯里兰卡（15.62%）、印度（12.15%）三强鼎立;在非洲,肯尼亚一家独大（26.72%）;在南美洲,阿根廷（4.76%）一支独秀的局面;70年间,随着印度、斯里兰卡、日本的出口贸易份额持续下降,肯尼亚、中国、越南、阿根廷茶叶出口竞争力的增强,尤其是肯尼亚与中国在21世纪初的迅速崛起改变了世界茶叶出口贸易格局。2009年,中国出口超过斯里兰卡,茶叶出口贸易量一直稳居世界第二。（4）论文对世界茶叶消费空间格局演变过程进行了分析并总结其演变特点。过去70年,全球茶叶消费进口保持年均2.5%的增速持续上升,这说明全球对茶叶有相对长期稳定的需求;70年间,世界茶叶消费进口地由集中于欧洲（59%）、北美（18%）地区,逐渐演变成亚洲（40%）、欧洲（28%）、非洲（20%）三足鼎立的格局;从茶叶消费进口国看,世界茶叶消费进口格局由战后集中于英国（51.92%）、美国（13.68%）、澳大利亚（7.56%）,到2016年形成亚洲巴基斯坦（10.12%）、阿联酋（3.65%）、阿富汗（3.24%）、非洲埃及（5.15%）、摩洛哥（3.92%）、欧洲英国（6.24%）、俄罗斯（9.32%）及北美的美国（7.63%）多极化格局。（5）论文定量分析了中国茶叶总产量增产的贡献因素,并选择世界主要茶叶生产贸易国作为参照对比,对中国茶叶生产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历史演变进行了分析。茶园面积增加是中国茶叶总产量增加的主要贡献因素（>60%）;近70年,中国茶园面积扩大277万hm2,茶叶产量增产230.89万t,年均增速分别为4.25%、6.23%;70年间中国茶叶单产呈增长趋势,但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6年单产仅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54%）;绿茶是我国最主要的茶类产品,其产量大、比重高;近70年中国茶叶出口增长了 43倍,年均增速5.76%,2009年以来中国茶叶在世界茶叶出口市场基本稳居第二;2015年以来中国茶叶出口贸易额连续两年居全球之首;中国茶叶出口单价整体位于世界前列,2016年中国茶叶出口单价超过斯里兰卡位居全球第一;入世初期,加入WTO对中国茶叶进口影响微弱,从2009年之后,入世对中国茶叶进口拉动非常明显,中国茶叶进口年均增速达14.16%;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面积最大的茶园资源大国、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大国、全球茶叶贸易量第二大国、全球茶叶贸易额第一大国。（6）论文揭示了中国茶叶生产时空演变特征。近30年来,中国茶叶生产空间格局变动较大、地域分异特征明显:从区域格局看,中国茶园集中度指数呈现“东部减小-西部增大”的变动趋势;中部的湖南、安徽与东部沿海的浙江、广东等传统茶叶产区的地位在逐渐下降,茶叶产业逐步向自然禀赋优势区集聚;西部茶区的贵州、云南、四川及中部茶区的湖北逐渐成为中国新兴茶园集中区及茶叶主产省。近30年来,中国茶叶生产布局（茶园面积重心与茶叶产量重心）明显向西转移;茶园面积的重心移动方向大致为“东-南”向“西-北”,茶叶产量的重心移动方向大致为“东-北”向“西-南”;从移动速度看,茶园重心的西移速度明显快于茶叶产量重心,中国省级茶区茶叶产量的区域波动大于茶园面积扩张的区域波动,茶园面积的西扩趋势更稳定。（7）论文应用主要驱动力及驱动机理分析方法,分析了近30年中国茶叶生产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揭示了中国茶叶生产空间演变的驱动力模型。1)考察期国内因素中除新技术的创新及应用对各茶区扩大茶园规模和提高茶叶单产的解释能力相对较低外,其余四个因素均有显着驱动作用。其中,土地成本对中国东部茶区、中部茶区、西部茶区茶叶生产发展的驱动作用均有显着驱动作用;劳动力成本对促进东部茶区及西部茶区的茶叶生产发展具有显着驱动作用;产业扶持政策对扩大西部茶区的茶园规模与促进东部茶区的茶叶单产具有显着驱动作用;自然地理条件对中部茶区扩大茶园规模、提高茶叶单产具有重要的驱动作用。2)在2001年加入WTO后,茶叶出口贸易对中国茶叶生产有正面引导作用。中国茶叶出口量与茶叶产量、茶园面积之间存在者显着的正相关关系（R分别为0.75和0.69）,随着国际贸易市场的稳定和扩大,中国茶叶生产与出口之间已形成良性正向循环机制。3)考察期间在驱动力作用下,中国茶叶生产重心自东向西移动,但不同时期驱动力作用的大小和方向不同,即驱动力对茶叶产量重心驱动的波动性大,对茶园西移的驱动更为稳健。研究表明,在全球化大格局背景下,受国内、国外因素的综合影响,近30年来中国茶叶生产布局明显向西转移。西部茶区相对较低的土地成本与劳动力成本为中国茶叶生产西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国家产业扶持政策也为西部茶区茶园标准化、规模化、基地化进程提供了有力保障。西部茶区适宜的自然地理条件的正面作用也在客观吸引着中国茶叶生产由东逐渐向西南转移。论文提出实施包括调产业结构、促三产融合、保质量安全、借力“一带一路”倡议促进茶叶贸易、以区域化生产为基础等相应政策,实现“中国茶”,“全球卖”。论文拓展了茶叶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将空间地理技术引入到茶叶生产格局演变特征中,实现了全球及中国茶叶生产格局变迁的可视化,弥补了传统统计数据分析的不足。
文世芳[4]（2017）在《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总结历史上封闭保守的深刻教训,勇于面对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充分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行不通、闭关自守实现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虚心学习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这个伟大觉醒的重要内容,对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探索而成,从改革开放之初一步一步摸索而来。探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可以从改革开放史中寻求历史的逻辑、问题的病灶和成功的钥匙。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和借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从开放和改革的相互关系及国际经验视角探求改革开放开启并获得成功的原因,对当前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这些正是论文致力于探求的深层次问题。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小结。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意义,研究的现状、问题,研究的资料准备、特点,研究的方法、思路,研究的目标、方向。第一章,主要讨论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考察整个社会,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在温饱线上长期徘徊,社会各界渴望变革;考量党内状况,使命意识空前觉醒,执政危机意识日渐浓厚,全党洋溢着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情绪;环顾世界局势,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在两极格局下存在寻求多极化的内在张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迅猛发展后进入滞胀阶段,亟需产业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树立了发展榜样,调整和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特定的历史条件,给中国指明了方向:旧的道路难以为继,变革已是民心所向,国际形势为迎接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登上国际大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一种历史的合力,悄然引导着中国朝着改革与开放的道路走去,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条件生成。第二章,主要讨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逐渐扩大对外交流,冷眼向洋看世界,以世界为参照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党内和思想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已经不可抑制。中共高层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世界局势作出新的研判,认为存在长时段和平发展的可能。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中共又逐渐从“左”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工作重心开始务实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倾斜。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把握世界发展脉搏,派出大批对外考察的“侦察兵”了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研究中国应有的对策,部署理论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国外情况。特别是派团对外考察是中共高层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央政治局从听取和讨论考察汇报开始,改革开放的思想在酝酿中逐渐生根发芽,经过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两次大讨论,改革开放决策呼之欲出。第三章,主要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经过对盲目冒进的反思,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深化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的过程。经过1979年对盲目引进和吸收外资的反思,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考、讨论以及初步实施中,中共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行了总结深化,制定了更加科学更具操作性的对外引进规定、吸收外资政策、对外考察办法、国民经济计划。在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改革试点和探索中,中共对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政策上、试点上、理论上都有重大的转变。在政策上,提出经济政策的三大转变,要求逐步实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转型;在试点上,创办经济特区,使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从某个领域的试点转换为更深层次的综合性改革试点;在理论上,从四个现代化转变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统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指导性思想。第四章,主要讨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逐步由引进技术、外资和管理经验,朝着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发展经济经验以及引进国外智力发展和深化,并最终推动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在中共高层的支持和部署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和理论以及联邦德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法国经济计划化理论等,成为中国考察和学习借鉴的重点内容。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等东欧经济学家的来访,在中国掀起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改革理论的热潮。在改革开放实践的锻炼和理论探讨的熏陶中,中国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终于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崛起,逐渐承担起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使命。在和思想理论界的良性互动中,中共终于克服各种困难,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方向的探索获得巨大成功,以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为重点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巴山轮会议为标志,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小结,主要对论文作一概括性总结,集中探讨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如何被中共重视、学习和吸收,形成了什么样的原则和路径;究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积累了哪些重要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有哪些重要启示。为确保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好的效果,中共在探索之中确立和完善了自力更生为主、积极争取外援,取长补短、保持优势,多方学习、反复比较,解放思想、谨慎渐进等基本原则;形成了从境外经验的学习了解、到决策层多渠道掌握信息、到中共高层利用境外经验进行决策、到中层和基层干部掌握境外先进经验的上下贯通、良性互动的路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成为改革的先声;推动了改革开放决策出台和具体政策不断完善;促进了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的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历史关头,分析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能带来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改革应该如何优化调查研究,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如何重视基础性工作。
季诚[5]（2016）在《地下公共空间的寻路与空间认知研究 ——以南京新街口地下空间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地下公共空间的开发与利用,已经几乎成为每一个大型城市发展的必经之路。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们发现当身处于地下空间时,方向感差、迷路和不适感总是伴随其左右。于是,国内许多优秀的学者着眼于研究导视系统在地下空间中的设计,而对寻路与空间认知本身的研究却鲜有人为。本文则从寻路研究着手,试图探求个体在地下空间的寻路与空间认知模式,最终着力于地下公共空间的设计,试图营造一个良好的地下寻路氛围。本文选取南京新街口地下公共空间作为实验场所,对寻路行为和空间认知模式的特征、寻路中的“对齐效应”和男女生认知能力的差异等相关内容进行研究。期望摸索出具有高效的地下空间认知模式,提出有利于寻路与空间认知的设计建议。全文共分为6章：第1章：绪论。对研究的背景和意义进行说明,明确研究的程序与方法,综述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制定研究的思路与框架。第2章：寻路及其相关理念的研究。首先阐明寻路的概念及形成过程。然后将与之密切相关的概念空间认知与认知地图进行详细阐述,并研究其与寻路的关系。最后,通过对这些概念的研究,分析出对寻路影响的重要因素,对后文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3章：地下公共空间与认知行为。通过上一章的梳理,已经明确了空间认知与寻路的关系。本章则从空间认知的角度去具体研究个体在地下空间的寻路认知具有哪些特性。主要从地下公共空间的概念界定、发展历程、空间形态、个体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去研究。为后文的试验研究明确方向,并进一步奠定理论基础。第4章：新街口地下公共空间寻路调研分析。在前三章的基础上,我们选取了试验场地,定为新街口地下公共空间。因此,首先针对新街口的现状进行实地的调研,并进行寻路的分析。然后设计试验,并让工作人员提前在该场所进行预实验。最后通过预试验的结果,修正试验内容,以保证正式试验的顺利进行。第5章：新街口地下公共空间寻路实验。本章共有三个实验,主要研究人们在地下空间中的寻路行为和空间认知模式的特征、寻路中的“对齐效应”和男女生认知能力的差异等相关内容。通过分析实验的数据结果,来发现并验证以上各个部分的内容。第6章：结论与建议。在前一章实验基础上得出结论,并结合前文对其他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对地下公共空间的寻路与空间认知特性进行进一步梳理。最终将发现的寻路规律与特征作用于地下公共空间的设计上,对空间设计提出策略性的建议。
周金涛[6]（2016）在《宿命与反抗:2016全球大类资产配置》文中提出主要观点:2015年是世界经济的高点,未来四年是世界经济的下行期,这是经济的一种必然规律。2018年将出现全球的本次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万劫之点,就像2007年是四周期共振高点一样。商品价格的最终低点将出现在2019年,但是这并不代表在2016年、2017年它不会反弹。2016年,大宗商品将迎来一个年度级别
孙玉莹[7]（2014）在《韩国初中协同模式下的汉语课堂教学设计》文中提出协同教学模式是近年来韩国汉语教学中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由一名韩国本土汉语教师和一名中国汉语教师共同完成汉语课堂教学，他们根据教材分配教学内容、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目标。在课堂教学中，在各自擅长的领域组织教学，形成优势互补，合作完成各个教学环节。这种教学模式，为学习者提供了真实的语言环境和更具多样性的学习环境，推动了韩国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但这种教学模式正处在发展期，在韩国汉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并不成熟，还需要继续完善和创新。本文通过对韩国初中协同汉语教学现状的考察，归纳、分析了协同教学的三种基本模式，同时结合本人在韩国仁川不老初中的实际教学经验，提出了韩国初中理想汉语协同教学模式，并针对这一教学模式进行了教学设计，将其应用到汉语课堂教学中，得到及时的教学反馈和反思。第一章主要概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分别对协同教学模式和韩国汉语协同教学模式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概述，交代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二章以访谈和课堂跟踪两种形式对韩国初中汉语协同教学模式进行考察，分析了轮流主导、一主一副、平行分配三种韩国初中协同汉语教学模式的优点与不足，并对韩国初中汉语协同教学模式进行了总体评价，提出了韩国初中理想汉语协同教学模式，并对其基本形式和特点进行了概述。第三章首先分析了教学设计的理论基础和应遵循的原则，然后在韩国初中理想汉语协同教学模式下，以《故宫怎么走？》一课的教学内容为例，对语音、词汇、语法、课文、汉字和文化教学进行了分项设计，具体阐述了理想汉语协同教学模式在各部分中的工作模式。第四章介绍了在理想汉语协同教学模式下的教学设计的实施情况，并从学生反馈、教师反馈、教学效果评估三个方面对教学设计进行了评估与反思，总结出本教学设计对韩国协同汉语教学在合作意识、教师能力、模式完善三个方面的启示。
谭雅玲[8]（2014）在《2014年新特色、新周期与新风险:无危机的风险冲击力》文中研究说明2013年,世界经济在充满美债危机、欧债危机等风险中度过,2014年或将会进一步延续2013年的许多问题: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经济结构调整显着与经济基础不足相矛盾、财产收入增加但资产损失巨大等。我国必须结合自己实际状况,做全面考虑和长远规划。
胡凌虹[9]（2014）在《中华文化的走出国门与走入人心》文中研究说明鲁迅是文化思想界的昆仑巨擘,他一直努力站在世界的高度审视中国现实,一直作为人类苦难的承受者追问中国的未来,成为中国人心中一面屹立不倒的精神旗帜。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这面旗帜,需要立足于鲁迅的高度、借用鲁迅打量世界的目光,来审视当下的中国文化现象。日前,2013鲁迅文化论坛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来自全国政协、中国文联、相关部委和北京、上海、广
陈凤英[10]（2012）在《仍是千载难逢的时代》文中研究指明世界在变,新的力量、新的主流在出现。新兴市场未来10年、甚至20年要引领世界经济发展,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最近这十年,是世界经济高速发展中的十年,也是中国入市后经济增长最快的十年。但现在我们又在尝一个苦果——繁荣后的痛苦,因为现在我们面临着西方危机。我没有说西方金融危机,而是说西方危机。因为我们面临的不单单是金融经济危机,而是一个真正的西方危机。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世界经济在西方危机的刀尖上爬行,依然在发展,但非常艰难。
二、2001年世界经济怎么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1年世界经济怎么走（论文提纲范文）
（1）贵州农村深度贫困的致贫因素及减贫效率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前言 |
| 1.2 农村贫困问题的相关背景 |
| 1.2.1 中国农村反贫困事业的伟大成就 |
| 1.2.2 我国农村深度贫困问题 |
| 1.2.3 贵州农村深度贫困问题 |
| 1.3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的目的 |
| 1.3.2 研究的意义 |
| 1.4 论文研究方法和结构框架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论文结构 |
| 1.5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论文的创新 |
| 1.5.2 论文存在的不足 |
| 2.贫困与反贫困相关理论及研究现状 |
| 2.1 贫困的界定 |
| 2.1.1 贫困的界定----绝对贫困说 |
| 2.1.2 贫困的界定----相对贫困说 |
| 2.1.3 贫困的界定----缺乏说 |
| 2.1.4 贫困的界定----排斥说 |
| 2.2 贫困的成因 |
| 2.2.1 贫困的成因----社会文化视角 |
| 2.2.2 贫困的成因----自然环境视角 |
| 2.2.3 贫困的成因----人力资本视角 |
| 2.2.4 贫困的成因----社会制度视角 |
| 2.3 反贫困的相关理论 |
| 2.3.1 反贫困体系中参与各方的力量与作用 |
| 2.3.2 财政参与扶贫的必要性 |
| 2.3.3 财政参与扶贫的作用机理 |
| 2.4 可持续生计理论概述 |
| 2.4.1 自然资本 |
| 2.4.2 人力资本 |
| 2.4.3 物质资本 |
| 2.4.4 金融资本 |
| 2.4.5 社会资本 |
| 2.5 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
| 2.5.1 国内外关于可持续生计理论的研究 |
| 2.5.2 国内外关于深度贫困(Deep Poverty)的研究 |
| 2.5.3 国内外关于财政反贫困的研究 |
| 2.5.4 小结 |
| 3.贵州农村贫困和深度贫困的现状 |
| 3.1 贵州省农村的贫困概况 |
| 3.1.1 贵州省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比分析 |
| 3.1.2 贵州省农村贫困状况及贫困发生率对比分析 |
| 3.1.3 其他指标的对比分析 |
| 3.1.4 小结 |
| 3.2 贵州农村贫困的空间分布 |
| 3.3 贵州农村深度贫困集聚地区的贫困现状 |
| 3.3.1 贵州省深度贫困地区的概况 |
| 3.3.2 武陵山片区(贵州省内)的贫困状况 |
| 3.3.3 乌蒙山区(贵州省内)的贫困状况 |
| 3.3.4 滇黔桂石漠化区(贵州省内)的贫困状况 |
| 3.4 小结 |
| 4.贵州农村深度贫困致贫因素的分析 |
| 4.1 农村深度贫困与可持续生计理论的相关性 |
| 4.2 农村深度贫困致贫因素分析的可行性 |
| 4.2.1 指标设计和数据获取的可行性 |
| 4.2.2 致贫因素分析的可行性 |
| 4.2.3 反贫困行动计划制定的可行性 |
| 4.3 基于熵权法对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
| 4.3.1 实证分析数据来源 |
| 4.3.2 基于熵权法的实证分析结果 |
| 4.4 主要致贫因素的面板回归分析 |
| 4.4.1 自然资本维度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
| 4.4.2 人力资本维度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
| 4.4.3 物质资本维度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
| 4.4.4 金融资本维度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
| 4.4.5 社会资本维度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
| 4.4.6 小结 |
| 5.对贵州深度贫困农村农民关于贫困和减贫认知的分析 |
| 5.1 对贵州深度贫困农村农民关于致贫因素认知的分析 |
| 5.2 对贵州深度贫困农村农民关于政府扶贫认知的分析 |
| 5.3 对公共品和公共服务认知的分析 |
| 5.4 对政府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进一步需求的分析 |
| 5.5 小结 |
| 6.对贵州深度贫困农村财政扶贫资金减贫效率的分析 |
| 6.1 贵州14 个深度贫困县农村财政扶贫资金投入产出概况 |
| 6.2 投入产出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基础数据分析 |
| 6.3 基于超效率非期望SBM模型的静态财政减贫效率分析 |
| 6.3.1 超效率非期望SBM模型理论 |
| 6.3.2 贵州省14 个深度贫困县静态财政减贫效率分析 |
| 6.3.3 县域级地区静态财政减贫绩效分析 |
| 6.4 基于全局malmquist指数模型的动态财政减贫效率分析 |
| 6.4.1 基于全局技术的Malmquist指数模型理论 |
| 6.4.2 贵州省14个深度贫困县的动态财政减贫效率分析 |
| 6.4.3 县域级深度贫困县的动态财政减贫效率分析 |
| 6.5 模型收敛性分析检验 |
| 6.5.1 静态减贫绩效的收敛性分析 |
| 6.5.2 动态减贫绩效的收敛性分析 |
| 6.6 小结 |
| 7.完善贵州深度贫困农村贫困治理的思路与建议 |
| 7.1 搞好贵州深度贫困农村贫困治理需要明确的几个基本问题 |
| 7.1.1 反贫困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 |
| 7.1.2 不能盲目地进行经验“拿来主义” |
| 7.1.3 正确处理贫困治理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
| 7.1.4 实施有针对性的综合治理战略 |
| 7.2 搞好贵州深度贫困农村贫困治理的相关建议 |
| 7.2.1 完善和规范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与使用 |
| 7.2.2 补足薄弱基础环节增强物质资本 |
| 7.2.3 改善教育培训医疗条件提升人力资本 |
| 7.2.4 因地制宜改善和利用自然资本 |
| 7.2.5 多渠道增加金融资本防范风险 |
| 7.2.6 重视发挥农村合作组织提升社会资本的作用 |
| 7.3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附录:扶贫调查问卷(农牧户) |
（2）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多个视角的测算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垂直专业化的研究 |
| 1.3.2 关于贸易增加值的研究 |
| 1.3.3 关于GVC地位指数和GVC参与度的研究 |
| 1.3.4 关于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出口品技术含量的研究 |
| 1.4 研究思路及主要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 |
| 1.4.2 主要研究内容 |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 |
| 2.1.2 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的出口和进口 |
| 2.1.3 增加值贸易和贸易增加值 |
| 2.2 全球价值链理论 |
| 2.2.1 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来源和定义 |
| 2.2.2 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动力驱动理论 |
| 2.2.3 全球价值链的测度理论 |
| 2.3 产业关联与世界投入产出表 |
| 2.3.1 产业关联的相关概念 |
| 2.3.2 世界投入产出表的基本结构 |
| 2.3.3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产业关联分析指标 |
| 2.3.4 世界投入产出表的优点 |
| 第3章 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中间品贸易视角 |
| 3.1 中国制造业对进口中间品的依赖程度分析 |
| 3.1.1 制造业整体进口中间品占其中间投入总量的比重分析 |
| 3.1.2 制造业细分行业进口中间品占其中间投入总量的比重分析 |
| 3.1.3 制造业进口中间品对特定贸易伙伴国的依赖程度分析 |
| 3.1.4 小结 |
| 3.2 中国制造业对出口中间品的依赖程度分析 |
| 3.2.1 制造业整体对中间品出口的依赖程度分析 |
| 3.2.2 制造业细分行业对中间品出口的依赖程度分析 |
| 3.2.3 制造业出口中间品对特定贸易伙伴国的依赖程度分析 |
| 3.2.4 小结 |
| 3.3 本章结论 |
| 第4章 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贸易增加值视角 |
| 4.1 进出口增加值的核算及分解框架 |
| 4.1.1 全球价值链分解方法的理论进展 |
| 4.1.2 进出口增加值的核算及分解框架 |
| 4.2 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的测算及国际比较 |
| 4.2.1 制造业整体出口增加值的变化轨迹及国际比较 |
| 4.2.2 制造业细分行业出口增加值的变化轨迹及国际比较 |
| 4.2.3 小结 |
| 4.3 中国制造业进口增加值的测算及国际比较 |
| 4.3.1 制造业整体进口增加值的变化轨迹及国际比较 |
| 4.3.2 制造业细分行业进口增加值的变化轨迹及国际比较 |
| 4.3.3 小结 |
| 4.4 贸易增加值核算口径与海关统计口径对比分析 |
| 4.4.1 海关统计口径下制造业进出口差额的变化轨迹 |
| 4.4.2 贸易增加值口径下制造业进出口差额的变化轨迹 |
| 4.4.3 贸易增加值核算口径与海关统计口径进出口差额的对比分析 |
| 4.4.4 小结 |
| 4.5 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影响因素的结构分解分析(SDA) |
| 4.5.1 结构分解分析(SDA)概述 |
| 4.5.2 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影响因素的SDA分解模型 |
| 4.5.3 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影响因素的SDA分解结果 |
| 4.5.4 小结 |
| 4.6 本章结论 |
| 第5章 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参与方式视角 |
| 5.1 全球价值链参与方式的测算方法 |
| 5.1.1 全球价值链参与方式的种类及涵义 |
| 5.1.2 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参与方式的测算方法 |
| 5.2 中国制造业整体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5.2.1 制造业整体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5.2.2 制造业整体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5.2.3 小结 |
| 5.3 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5.3.1 制造业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5.3.2 制造业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方式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5.3.3 小结 |
| 5.4 本章结论 |
| 第6章 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技术含量视角 |
| 6.1 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测算方法 |
| 6.1.1 出口产品包含的总技术含量 |
| 6.1.2 出口产品包含的国内技术含量 |
| 6.1.3 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指数 |
| 6.2 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测算及分析 |
| 6.2.1 制造业整体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及国际比较 |
| 6.2.2 制造业细分行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及国际比较 |
| 6.2.3 小结 |
| 6.3 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影响因素的结构分解分析(SDA) |
| 6.3.1 制造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影响因素的SDA分解模型 |
| 6.3.2 制造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影响因素的SDA分解结果 |
| 6.3.3 小结 |
| 6.4 本章结论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
| 7.1.1 主要结论 |
| 7.1.2 政策含义 |
| 7.2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 |
| 7.2.1 研究局限及不足之处 |
| 7.2.2 未来研究方向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3）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茶叶生产格局及其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厘清 |
| 1.2.1 茶树 |
| 1.2.2 茶叶 |
| 1.2.3 茶类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茶叶生产研究 |
| 1.3.2 茶叶需求研究 |
| 1.3.3 茶叶贸易研究 |
| 1.3.4 空间格局研究 |
| 1.3.5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目标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目标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数据来源 |
| 第2章 近70年世界茶叶生产、贸易及消费格局演变 |
| 2.1 全球茶叶生产时间序列的演变 |
| 2.1.1 全球茶园资源的时序演变及特征 |
| 2.1.2 全球茶叶总产的时序演变及特征 |
| 2.1.3 全球茶园单产的时序演变及特征 |
| 2.1.4 全球茶叶生产品类的时序演变及特征 |
| 2.1.5 全球茶叶总产增长贡献分析 |
| 2.2 世界茶叶生产空间格局分析及区域差异 |
| 2.2.1 世界茶叶生产空间格局演变过程 |
| 2.2.2 世界茶叶生产空间格局演变特点 |
| 2.2.3 世界茶叶生产格局的演变趋势 |
| 2.3 世界茶叶贸易空间格局分析及区域差异 |
| 2.3.1 世界茶叶生产国出口贸易量变化 |
| 2.3.2 世界茶叶生产国出口贸易格局演变过程 |
| 2.3.3 世界茶叶生产国出口贸易格局演变特点 |
| 2.4 世界茶叶消费空间格局分析及区域差异 |
| 2.4.1 世界茶叶消费进口空间格局演变过程 |
| 2.4.2 世界茶叶消费进口空间格局演变特点 |
| 2.4.3 世界人均茶叶消费的地域差异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近70年中国茶叶生产、贸易的时序演变 |
| 3.1 中国茶叶生产时间序列的演变 |
| 3.1.1 中国茶园资源的时序演变及特征 |
| 3.1.2 中国茶叶产量的时序演变及特征 |
| 3.1.3 中国茶园单产的时序演变及特征 |
| 3.1.4 中国茶叶总产增长贡献分析 |
| 3.1.5 中国茶类生产结构变化分析 |
| 3.2 中国茶叶进出口贸易时间序列的演变 |
| 3.2.1 中国茶叶出口贸易量的时序演变及特征 |
| 3.2.2 中国茶叶出口贸易额的时序演变及特征 |
| 3.2.3 中国茶叶出口单价的时序演变及特征 |
| 3.2.4 中国茶叶进口贸易的时序演变及特征 |
| 3.3 不同时期茶叶生产的影响因素评价 |
| 3.3.1 变量选择 |
| 3.3.2 不同时期茶叶生产的影响因素评价 |
| 3.4 中国茶叶生产与贸易在世界的地位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近30年中国茶叶生产格局演变过程及特征 |
| 4.1 中国茶叶生产区 |
| 4.2 近30年来中国茶叶生产空间格局演变过程 |
| 4.2.1 中国省级茶区茶园空间格局过程及特征 |
| 4.2.2 中国省级茶区产量空间格局过程及特征 |
| 4.3 近30年来中国茶叶生产的产业重心演变 |
| 4.4 中国茶叶生产面临的挑战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近30年来中国茶叶生产格局演变驱动机制 |
| 5.1 中国茶叶生产格局演变驱动力分析 |
| 5.1.1 回归分析 |
| 5.1.2 国内因素对中国茶叶生产驱动强度分析 |
| 5.1.3 出口贸易对中国茶叶生产影响机理分析 |
| 5.1.4 中国茶叶生产格局变动的驱动因素讨论 |
| 5.2 中国茶叶生产格局变动的驱动机理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可能的贡献 |
| 6.4 论文的创新点 |
| 6.5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资料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资料 |
| 三、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
| (一) 研究的基本状况概述 |
| (二)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观点 |
| (三)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历史分析法 |
| (二) 文献分析法 |
| (三) 比较分析法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背景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经济社会状况 |
| 一、国民经济遭受重创 |
| 二、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
| 三、社会各界渴望变革 |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共党内思想状况 |
| 一、执政使命意识逐渐觉醒 |
| 二、执政危机意识日益浓厚 |
| 三、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世界形势 |
| 一、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 |
| 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 |
| 三、产业转移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 |
| 四、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推行改革 |
| 第二章 对外交流考察与改革开放决策的作出 |
| 第一节 历史大转折前的思想“解冻”和发展探索 |
| 一、世界局势的新研判 |
| 二、思想解放潮流涌动 |
| 三、工作重点逐渐转移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 |
| 一、邓小平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支持 |
| 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境外经验 |
| 三、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 |
| 四、有计划地组织对外考察“探路” |
| 第三节 中共高层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内部讨论 |
| 一、中央政治局听取讨论考察汇报 |
| 二、国务院务虚会讨论如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 |
| 三、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境外快速发展经济经验 |
| 第三章 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总结深化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第一节 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反思 |
| 一、陈云、薛暮桥等对盲目引进的批评 |
| 二、中共高层讨论和部署经济调整 |
| 三、控制引进规模和制定引进政策 |
| 四、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大规模经济问题调研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深化和落实 |
| 一、对外考察专业性、针对性加强 |
| 二、境外访问团和专家的来访与“传经” |
| 三、参与和召开国际会议 |
| 四、成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和举办企业管理研究班 |
| 第三节 西方经济学说的引入 |
| 一、西方经济学说引入的主要路径 |
| 二、三次大型西方经济学讲座(讲习班) |
| 三、西方经济学引入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
| 第四节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一、经济政策的转变和建立经济特区 |
| 二、两份《初步意见》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探讨 |
| 三、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 |
| 第四章 借鉴境外经济体制改革经验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出台 |
| 第一节 学习借鉴重点转移到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 |
| 一、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考察 |
| 二、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引入 |
| 三、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探讨和研究 |
| 四、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等西方经验的学习借鉴 |
| 第二节 学习和借鉴重要国际组织的经验 |
| 一、联合国提供的考察与培训 |
| 二、世界银行对中国的两份考察报告 |
| 第三节 引进国外智力决定的出台和初步成效 |
| 一、引进国外智力的历史经验与新的探索 |
| 二、邓小平关于引进国外智力的讲话和引进国外智力政策出台 |
| 三、引进国外智力政策的初步落实和成效 |
| 第四节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阶段 |
| 一、改革中的问题和境外因素的影响 |
| 二、邓小平视察南方与商品经济意见再次提出 |
| 三、1984年莫干山会议与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崛起 |
| 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 |
| 五、巴山轮会议标志借鉴境外经验进入新阶段 |
| 小结 |
| 一、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原则和路径 |
| 二、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作用和影响 |
| 三、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经验和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中国领导人出访一览表(1976. 10—1984. 12) |
| 附件2 1978年引进22项工程项目表 |
| 附件3 赵人伟等就经济改革问题向布鲁斯的提问 |
| 附件4 一个大学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资本主义部分)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5）地下公共空间的寻路与空间认知研究 ——以南京新街口地下空间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课题来源和选题依据 |
| 1.2.1 课题来源 |
| 1.2.2 选题依据 |
| 1.2.2.1 地下公共空间的开发 |
| 1.2.2.2 个体在地下的心理感受 |
| 1.2.2.3 地下公共空间的空间特性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 研究价值 |
| 1.4.1 从个体的心理和行为状况研究空间设计 |
| 1.4.2 从人的寻路行为与认知规律研究疏散问题 |
| 1.4.3 以现场调研和实验为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程序与方法 |
| 1.5.1 研究程序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6.1 国外相关研究 |
| 1.6.2 国内相关研究 |
| 第2章 寻路及其相关理念研究 |
| 2.1 寻路 |
| 2.1.1 寻路的定义 |
| 2.1.2 寻路行为的过程 |
| 2.2 空间认知 |
| 2.2.1 认知的定义 |
| 2.2.2 空间认知的定义 |
| 2.2.3 空间信息的分类 |
| 2.2.3.1 根据空间信息性质的分类 |
| 2.2.3.2 根据空间认知过程的分类 |
| 2.2.4 空间认知的构建 |
| 2.2.4.1 空间认知的过程 |
| 2.2.4.2 空间认知的三个层次 |
| 2.2.5 认知地图 |
| 2.2.5.1 认知地图的定义 |
| 2.2.5.2 认知地图的发展 |
| 2.2.5.3 认知地图的作用 |
| 2.2.5.4 认知地图与空间认知的关系 |
| 2.3 寻路与空间认知的关系 |
| 2.3.1 空间认知和寻路是相互关联的 |
| 2.3.2 空间认知和寻路效率是不能对等的 |
| 2.4 影响寻路的因素 |
| 2.4.1 主观因素 |
| 2.4.2 客观因素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地下公共空间与认知行为 |
| 3.1 地下公共空间的理论 |
| 3.1.1 地下公共空间的概念 |
| 3.1.1.1 开发地下公共空间的目的 |
| 3.1.1.2 地下公共空间的公共性 |
| 3.1.2 国外地下公共空间的发展现状 |
| 3.1.3 国内地下公共空间的发展现状 |
| 3.2 地下公共空间的空间类型与主要功能 |
| 3.2.1 平面形态类型 |
| 3.2.2 垂直形态类型 |
| 3.2.3 地下公共空间的主要功能类别 |
| 3.3 地下公共空间的局限性 |
| 3.3.1 封闭性 |
| 3.3.2 缺少外部形态 |
| 3.3.3 缺少自然元素 |
| 3.4 地下空间对认知行为的影响 |
| 3.4.1 心理 |
| 3.4.2 生理 |
| 3.4.3 行为 |
| 3.5 地下公共空间的寻路与空间认知研究的必要性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新街口地下公共空间寻路调研分析 |
| 4.1 现场调研 |
| 4.1.1 新街口概况 |
| 4.1.2 新街口地下空间的概述 |
| 4.1.2.1 新街口地铁站 |
| 4.1.2.2 地下大转盘 |
| 4.1.2.3 地下步行街 |
| 4.1.2.4 主要的大型商场 |
| 4.1.3 新街口地下空间的现状 |
| 4.1.3.1 人流量巨大 |
| 4.1.3.2 业态构成丰富 |
| 4.1.3.3 空间复杂 |
| 4.2 问卷调查 |
| 4.2.1 调查问卷的设置 |
| 4.2.2 问卷结果统计 |
| 4.2.2.1 个人基本信息 |
| 4.2.2.2 使用情况 |
| 4.2.2.3 寻路情况 |
| 4.2.3 问卷结果总结 |
| 4.3 预实验 |
| 4.3.1 预实验目的 |
| 4.3.2 实验准备 |
| 4.3.3 实验程序 |
| 4.3.4 实验问题和改进 |
| 4.3.4.1 实验一 |
| 4.3.4.2 实验二 |
| 4.3.4.3 实验三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新街口地下公共空间寻路实验 |
| 5.1 研究目的 |
| 5.2 研究程序与方法 |
| 5.3 实验一：地下空间的寻路特征和空间认知 |
| 5.3.1 研究目的 |
| 5.3.1.1 寻路行为特征 |
| 5.3.1.2 地下空间认知 |
| 5.3.2 实验程序 |
| 5.3.3 数据分析结果 |
| 5.3.3.1 被试者基本信息 |
| 5.3.3.2 寻路概况 |
| 5.3.3.3 寻路感受 |
| 5.3.3.4 寻路效率 |
| 5.3.3.5 路径选择 |
| 5.3.4 实验一结论 |
| 5.4 实验二：大转盘方向感测试 |
| 5.4.1 研究目的 |
| 5.4.2 实验程序 |
| 5.4.3 实验的客观评价标准 |
| 5.4.4 数据分析结果 |
| 5.4.4.1 实验结果记录 |
| 5.4.4.2 可视程度与空间认知准确度的关系 |
| 5.4.4.3 对齐效应 |
| 5.4.4.4 同级决策点的数量影响对个体的寻路难度的影响 |
| 5.4.5 实验二结论 |
| 5.5 实验三：男女空间认知差异研究 |
| 5.5.1 研究目的 |
| 5.5.2 实验程序 |
| 5.5.3 数据分析结果 |
| 5.5.3.1 地上与地下空间对应关系的表达对空间认知影响 |
| 5.5.3.2 男性与女性在空间认知上的差异 |
| 5.5.4 实验三结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实验结论的总结与梳理 |
| 6.1.1 造成地下空间寻路障碍的原因分析 |
| 6.1.2 地下公共空间中的寻路行为模式 |
| 6.1.3 地下公共空间中空间认知的特点 |
| 6.2 针对地下公共空间寻路的设计建议 |
| 6.2.1 空间自明性 |
| 6.2.1.1 降低平面复杂度 |
| 6.2.1.2 保证视线通透性 |
| 6.2.2 建立空间参考系,空间应当具备辨识度 |
| 6.2.2.1 地上与地下空间相互关联 |
| 6.2.2.2 设置地下空间的地标 |
| 6.2.2.3 坐标轴的建立 |
| 6.2.3 标识系统的明确性 |
| 6.3 新街口实验场所的改造建议 |
| 6.3.1 在重要交通区域坚持交通第一性原则 |
| 6.3.2 强化地上与地下空间的对应性关系建立空间参考系 |
| 6.3.3 合理规划路网关系严格控制同级决策点数量 |
| 6.3.4 拆除不必要的空间隔断保障视线的可及性 |
| 6.4 实验设计的局限性 |
| 6.4.1 试验样本人群的局限性 |
| 6.4.2 试验样本数量的局限性 |
| 6.4.3 控制变量的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新街口地下公共空间使用情况普查问卷 |
| 附录二 新街口地下公共空间预实验问卷 |
| 附录三 新街口地下公共空间预实验问卷 |
| 致谢 |
（7）韩国初中协同模式下的汉语课堂教学设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一、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 相关研究现状 |
| （一） 关于协同教学模式的研究现状 |
| （二） 关于韩国汉语协同教学模式的研究现状 |
| 三、 相关研究工作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韩国初中协同汉语教学模式的考察及理想教学模式的构建 |
| 一、 对韩国初中汉语协同教学模式的考察 |
| （一） 访谈 |
| （二） 课堂跟踪 |
| （三） 对韩国初中汉语协同教学模式的总体评价 |
| 二、对韩国初中理想协同教学模式的构建 |
| （一） 基本形式 |
| （二） 主要特点 |
| 第三章 基于理想协同模式的韩国初中汉语课堂教学设计 |
| 一、 韩国初中汉语课堂教学设计的理论基础与原则 |
| （一） 理论基础 |
| （二） 韩国初中汉语课堂教学设计的原则 |
| 二、 韩国初中汉语课堂教学设计的具体内容 |
| （一） 语音教学设计 |
| （二） 词汇教学设计 |
| （三） 语法教学设计 |
| （四） 课文教学设计 |
| （五） 汉字教学设计 |
| （六） 文化教学设计 |
| 第四章 教学设计的实施及其评估与启示 |
| 一、 教学设计的实施 |
| （一） 准备阶段 |
| （二） 实施阶段 |
| 二、 教学设计的评估与启示 |
| （一） 教学设计的评估 |
| （二） 教学设计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后记 |
| 个人简历 |
（9）中华文化的走出国门与走入人心（论文提纲范文）
| 文化贸易逆差下的文化输出 |
| 家里都没书, 想文化输出是很难的事 |
| 从农村包围城市, 我们能进去的地方先进去 |
| 我们关注橱窗做得是否漂亮, 不关心后面的卖场 |
| 输出上要润物细无声, 要做好四个“跨” |
| 多元背景下的文化发展 |
| 新时代的中国须建立全球化的文化与全人类视野 |
| 用拿来的“主义”、拿来的“方法”给中国文化“把脉” |
| 通过中国文化活出一种更好的样子 |
| 如果我们不站起来怎么走出去 |
| 文化、金融携手, 多方共赢 |
| 文化和金融合作, 应该是一个各方共赢的事情 |
| 文创企业更需要利用金融这个翅膀 |
| 文化产业发展的三个层次与五个序列 |
| 进入大资产管理时代, 我们支持一切新创造 |
| 拿来主义与中华文化走出去 |
| 中华文化走出去首先要做的是自己先把中华文化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找回来 |
| 三个M形成合力, 使中国视觉艺术更多走向世界 |
| 传道而非传术, 不是走出国门而是走入人心 |
| 国际化的中国文化企业, 就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最好利器 |
| 如何实现文化上的中国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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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届鲁迅文化奖在京揭晓 |
（10）仍是千载难逢的时代（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世界经济的环境非常复杂。 |
| 二、2012年非常复杂, 是大选年, 世界上50%的国家都要大选。 |
| 三、世界经济是在U型复苏中。 |
| 四、我们现在面临的是西方危机, 它进入第二阶段。 |
| 五、西方危机可能会长期化, 长期化的结果就是制度性危机, 制度性危机是暂时不可以解决的, 必须从根基上解决问题。 |
| 六、形势逐步在稳定,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 可能基本结束。 |
| 西方危机不是我们的危机 |
| 发达国家恢复时间会很长 |
| 仍是千载难逢的时代 |
| 全球经济与汽车的关键数字 |
四、2001年世界经济怎么走（论文参考文献）
- [1]贵州农村深度贫困的致贫因素及减贫效率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的视角[D]. 梁倩.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2]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多个视角的测算与分析[D]. 田孟.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7)
- [3]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茶叶生产格局及其演变研究[D]. 肖智. 南京大学, 2018(05)
- [4]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D]. 文世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5]地下公共空间的寻路与空间认知研究 ——以南京新街口地下空间为例[D]. 季诚. 南京工业大学, 2016(05)
- [6]宿命与反抗:2016全球大类资产配置[J]. 周金涛. 股市动态分析, 2016(08)
- [7]韩国初中协同模式下的汉语课堂教学设计[D]. 孙玉莹. 沈阳师范大学, 2014(08)
- [8]2014年新特色、新周期与新风险:无危机的风险冲击力[J]. 谭雅玲. 武汉金融, 2014(03)
- [9]中华文化的走出国门与走入人心[J]. 胡凌虹. 上海采风, 2014(02)
- [10]仍是千载难逢的时代[J]. 陈凤英. 经营者(汽车商业评论), 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