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江“原生态河”保留存疑

一、保留怒江“原生态河流”质疑（论文文献综述）

李霞^[1]（2018）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观及其当代启示》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正义观,是在深刻反思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基础上,以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根本尺度的价值理念和实践原则。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观揭示了人类在合理利用生态资源的过程中产生的主体之间享有平等生态权利、获得平等生态利益、承担平等生态责任的关系。本文在界定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的基础上;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的实质;探析“生态非正义”的表现、原因、解决措施;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的实现路径;结合当前的中国生态正义现状,阐明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与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关系。对于生态正义的研究,多年来学术界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学界聚焦于生态系统自我生产过程的正义问题、生态系统权益保障和分配过程的正义问题,以及双方的相互关系问题,形成了两大代表性的理论成果:生产型生态正义理论与分配型生态正义理论。生产型生态正义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出发,强调人类理性开发生态资源,应注重维护人类活动与自然界的动态平衡,强调维护自然资源的良性循环及人类生产活动的生态效率,特别是开发和创造可持续再生的资源;分配型生态正义从人与人的关系出发,强调主体之间对生态资源享有平等的权利、获得平等的利益,承担平等的责任,因此注重平等分配生态资源、生态利益、生态责任的问题。两大理论的凝聚和提升,极大地深化并推进了人类关于生态正义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对于生态正义的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二者之间的分歧,则代表了人类在实践和认识上的某种局限性。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对生态利益及其主体权责的界定。生产型生态正义观把生态利益看作是一种满足类主体生存发展的整体需要、并非仅限于物质经济性的利益;分配型生态正义观则把生态正义看作是一种满足个体或群体需要的现实利益关系。在二者的争论中,由于实质上割裂了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导致了双方各执一端的片面性。其实,“生态利益”观念的确立,就意味着对人类基本利益认识的一个历史性飞跃,它本身具有极其深刻和全面的理论内涵。“生态利益”,是指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存在和良性循环,本身已经成为人类的普遍、基本利益之一,对于人类的持续生存发展来说,追求和实现这种利益,已经是全体人类不可或缺的天职。“生态利益”不是生态系统自身的利益,而是人的利益,是人的生命和生活在生态系统中得以维系所形成的利益。由于人的生命和生活所依赖的条件和对象是非常多样、全面的,所以“生态利益”与其他利益,如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社会利益、文化利益等等之间,必然相互补充、彼此交叉、内在一体的关系,而不是必然相互对立、排斥的关系。例如,生态利益的实现过程包含着经济利益和良好生态功能实现的双重过程。生态利益就是生态主体在利用生态资源获取维持其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利益以及具有生态功能属性的非物质性利益,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有当人们忽视了人类生存发展的整体性、统一性和全面性,即事实上割裂或否定了人类整体的主体性的时候,才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把它们看作是彼此分离、互不相容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观体现了生产型生态正义和分配型生态正义的统一,既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又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它把周围自然界看作是人的“无机身体”,即达到人与自然界一体化的生命观;是超越了把自然界仅仅当作开发、消费对象的资源观;是超越了社会主体分化和窄化、面向整个人类命运的价值观;是超越了权利与责任分离,将权利与责任、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等整合统一起来的利益观。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观具有实践性、类主体性、全面性、历史动态性等鲜明特征。代内生态正义和代际生态正义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的两种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观以人类的需要和能力作为价值尺度,实现了生产型生态正义和分配型生态正义的统一,体现了类主体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中的生态权利、生态利益、生态责任的主体只能是人,而不是所有的生命存在物和非人类存在物。已往的分配型生态正义,把生态利益等同于经济利益,只看到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的联系而没看到二者的区别;已往的生产型生态正义,把生态利益等同于生态功能的价值（非物质性利益）,只看了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区别而忽视了二者的联系。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强调经济利益和生态功能价值是实现生态利益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二者是一致的。人类在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开发生态资源的过程中,经济利益和生态功能价值兼得,生态利益的实现过程是获得经济利益和享受生态功能价值的过程;分配型生态正义关涉个体或群体获得经济利益,生产型生态正义关涉类主体获得生态功能的价值;只有以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根本价值尺度去解决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观作为一种应然的状态,是生态主体在任何情况下都应遵循的原则。然而,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生态非正义现象,只要人与人之间存在对生态资源的占有、开发、分配、消费关系,生产型生态非正义和分配型生态非正义就有产生的可能性。生产型生态非正义的表现就是人与自然的对抗状态;分配型生态非正义的表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对抗状态。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非正义的历史根源,生态利益主体权责不明是造成生态非正义的制度因素,工具理性主义的价值观是造成生态非正义的认识论根源,异化的、非理性的消费方式是造成生态非正义的文化因素。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正义,一方面,生产型生态正义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通过发展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科技,尊重生态规律,维护人类活动和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创造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分配型生态正义通过公平的分配制度,确保生态主体享有获得生态资源的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保证起点公平;通过生态民主制度,确保生态利益实现的过程公平;通过实施生态法律制度,确保承担生态补偿责任的结果公平,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提供生态民主法治制度的保障。

杨艳^[2]（2018）在《云南贡山独龙江乡的扶贫与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独龙族世居中缅边境,分布于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流域的河谷地带,人口约7000人,与缅甸北部毗邻,少数散杂居于维西、西藏察隅县等地,独龙江乡是其唯一聚居区。由于地处偏远、自然条件恶劣、社会发育程度低,和其它少数民族相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致贫原因复杂,扶贫成本较高、脱贫难度也较大。作为“直过”、跨境和人口较少民族,独龙族贫困状况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是落实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帮扶政策的前沿阵地和云南省扶贫攻坚的重点,尤其“十二五”期间的“整乡推进整族帮扶”和当前的精准扶贫成效显着,被媒体誉为“独龙江模式”。“整乡推进整族帮扶”以后,独龙江乡修公路、建新居、通4G,迅速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的巨大跨越,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飞跃式的提高,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社会发育程度低的边境封闭山区,快速进入现代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对于封闭的小型社会而言,历史变迁的动力不仅在于生活方式,其更广泛的意义在于文化与观念。在精准扶贫和现代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之下,在传统观念与现代性的碰撞之中,独龙族的知识构成和价值观念已然发生了变化。新旧交替中,这里的人们正在经历一个现代适应的过程,适应不良的情况通过具体社会问题和两极走向的社会分层表现了出来,这是民族贫困地区迅速推进现代化的必然。物质变迁影响认知体系,认知改变又作用于经济结果。社会与观念变迁的特殊性给独龙江乡产业发展打上了极浓厚的乡土烙印,小农式生产在当地有着特殊的生命力。产业扶贫中,村民们在基层政府的带领下,探索了一条具本土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新小农”模式。伴随观念变迁,村民们选择自己最熟悉的草果种植,赋予本土元素以现代价值。基层政府以现代技术指导生产和管理,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虽然源于传统小农经济的局限性,“新小农”模式在运作中还存在不足,但仍是适宜本土情况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径。经过“直接过渡”后六十余年的帮扶,独龙江乡的“物质贫困”已经得到了解决。但观念的发展并未完全跟上物质跨越的步伐,突出表现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不适应,文化、教育、组织建设等方面亦较薄弱,“精神贫困”还未能完全得到解决。所以,未来的精准扶贫工作中,除继续完善“新小农”模式,创新旅游扶贫思路,建立现代特色产业体系;还应引导独龙族群众增强文化自觉,推动文化再生产;深化教育改革,继续加大基础和职业教育事业投入;落实素质教育与观念扶贫,激发群众发展的内生动力;完善基层组织建设,综合施策、共同发力,协调、发挥各帮扶政策的效能最大化。基于独龙族人口较少、聚居的特点,在国家的大力投入和支持下,独龙江乡扶贫政策的构建和落实具有很大的可控性和典型性。伴随精准扶贫工作的进一步完善,通过扶农业、扶旅游、扶文化、扶智力、扶志向,定能将独龙江乡由过去的原始“秘境”,建设成为富裕、文明、和谐的现代美丽乡村,成就扶贫的“中国经验”。

李婧妮^[3]（2014）在《我国公共工程项目决策中的专家参与研究》文中认为公共工程项目是政府对建设领域市场失灵进行的补充,为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社会生产生活的有序发展提供必须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本身是规模大、联系范围广、结构极其复杂、不确定因素非常多的大系统,仅靠政府内部的知识与经验决策明显不够。专家在某一特定领域成功掌握外行,如政府和普通公众所不具备的专门知识或技能,能弥补政府在项目决策专业知识和技术信息上的不足。要提高公共工程项目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减少决策失误率、提高决策质量,就需要专家作为辅助决策者参与决策。但专家参与并不等同于正确决策,专家参与同样存在失灵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对公共工程项目决策中的专家参与进行系统研究,并探讨解决专家参与问题的对策。本文对公共工程项目决策中的专家参与研究总共分为五部分。（1）交待本文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通过对相关文献研究,发现目前专门针对公共工程项目决策中的专家参与相关研究还相对较少,且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研究成果。（2）界定我国公共工程项目决策中的专家参与,分析项目决策程序基础上的专家参与作用,通过知识转移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委托代理理论、风险认知和风险沟通理论对决策过程中政府、专家、公众三者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专家是决策参与的“诚实代理人”,是政府做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有力保障之一；专家参与还是政府决策与公众参与间的项目风险沟通者和协调者。三者建立在彼此信任基础上的良性互动关系能真正促进公共工程项目决策的最优化,为后文研究奠定理论基础。（3）依托怒江水电开发项目决策案例,结合第二部分理论分析,对我国公共工程项目决策实践中的专家参与进行研究。专家兼具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专家参与实际项目决策确实能一定程度上避免盲目决策,提高决策效率,但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4）在前文研究基础上,对我国公共工程项目决策中专家参与的实践探索、专家参与问题、导致专家参与问题出现的内外部原因进行研究,得出结论：目前导致专家参与出现问题最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的政府“知识——权力”垄断决策模式制约专家参与作用有效发挥。（5）在我国公共工程项目决策中建立起政府、专家、公众三者互动的决策机制是弥补专家失灵的有效途径,从政府与专家、专家与公众、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决策机制三方面提出相应的解决专家参与问题的对策建议。

吕怀玉^[4]（2013）在《边疆民族地区减贫战略研究 ——以云南省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贫困是世界性的问题,实施减贫战略既是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课题,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贫困问题也是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重要研究对象,在我国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在边疆民族地区分布比较广泛,贫困是边疆民族地区实现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重要制约,实施有效的减贫战略是贯彻新时期党的民族工作“两个共同”方针、实现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云南集边疆、山区、民族、欠发达于一体,是典型的边疆民族地区。在云南既有贫困的民族地区,也有老少边穷地区,许多地方是典型的集老少边穷、民族、边疆于一身的地区,比如已经列入“十二五”时期国家重点扶持开发的乌蒙山区、石漠化地区等。梳理云南扶贫的历史,研究云南减贫的现状和问题,不仅可以获得对边疆民族地区扶贫的经验教训的系统认识,而且通过对云南当前减贫压力和减贫策略的分析,还能获得相对比较典型的减贫战略创新的认识。本论文以实现新时期党的民族工作“两个共同”作为总的立论基点,鲜明地提出了实施边疆民族地区减贫新战略是新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贫困的理论界定和减贫战略的理论依据,梳理了国内主要的减贫方式,以及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传统减贫战略存在的问题及减贫工作面临的新挑战,特别是民族边疆地区面临的减贫战略从物质扶贫向物质与权利并重扶贫转向的战略任务,以云南省为例,立足物质与权利并重的减贫战略,深入分析了边疆民族地区减贫的现状、历程与特征,以及人本发展理念、减贫标准大幅度提高、经济维度向权利维度的并拢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制约日益凸显的突出影响,大胆地提出了边疆民族地区减贫战略必须实现减贫理念、对象、目标、标准、政策、途径六个方面转向的观点。本论文共六个部分。导论部分对选题的缘由、理论研究的概况以及本论文研究的基本概念、逻辑框架、研究路线、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剩余五个章节基本按照实践问题、理论分析、路径构建这样的研究思路来撰写。第一章立足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强调做好边疆民族地区的减贫工作是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并对我国边疆和民族地区扶贫工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第二章对我国扶贫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总结梳理,并指出了新形势下我国减贫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第三章、第四章是以云南为例对边疆民族地区贫困的历史现状进行梳理,对现有减贫战略存在的问题弊端、面临的减贫新困难和新压力进行分析,提出了云南减贫战略需要从六个方面转向的结论。第五章就云南减贫战略如何实现创新提出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方面的具体构建,并着眼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和未来减贫的任务,重点从需要牢牢把握根本途径、重要方法、政策资源和重大机遇四个方面提出了普适性的建议。撰写本论文最大的难点就在于理论界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减贫战略的研究虽然多但止于零散,而且大多具体于某种贫困现象、某些资源开发,对于理论工具的选择不太清晰和科学。整合经济学关于贫困与减贫的理论成果运用于民族政策研究是本论文必须克服的理论难点,也是本论文在研究方法上的新意。本论文积极探索提出在国家新贫困标准确立后,边疆民族地区减贫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典型特征就是减贫战略的转向,本论文明确了减贫战略在六个方面的转向,并对如何实现转向从理论依据、具体内涵、路径选择、实践探索四个方面进行了阐明：在理论依据上选择了科学发展理论和增权理论,在具体内涵上提出了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理念、以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确立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新优势为目标、以开发扶贫、社会减贫、教育减贫、文化减贫等为手段、以统筹城乡实施可持续发展规划为机制、以促进富裕与社会公平正义为绩效评价标准,在实现途径上对政府推动、社会推动、参与推动和市场推动四条路径进行了新设计。本文从边疆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来考量,针对减贫战略转向这一迫切问题,从理念、对象、目标、标准、政策、途径六个方面重新审视减贫战略,对转向的内涵、依据和现实路径进行了丰富的构建,这既是对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积极探索,也是对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在具体理论层次的积极探索。

王亚南^[5]（2013）在《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社会运动动员结构 ——以怒江反坝运动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利益的不断划分，社会运动的发生越来越频繁，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层出不穷。在这些社会运动中，因为环境问题的普遍性与严重性，以环保为主题的社会运动得到了人们普遍的关注，而动员是社会运动研究中的核心问题。而中国环保社会运动中，最受人关注的就是怒江反坝事件，怒江地处三江源流域，而三江源恰恰是国内外关注度较高的世界遗产。怒江反坝运动肇始于2003年，到目前为止仍未有最终定论，其耗时时间长，运动过程复杂，是近些年中国环保社会运动中较为罕见的。因此，作者选择了怒江反坝运动来剖析其动员结构。在本文中，作者使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搜集与怒江反坝运动相关的文献资料，透过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详细阐述怒江反坝运动的动员过程，并根据这种动员过程，建构怒江反坝运动的动员结构，归纳出动员结构的特点是政府力量的卷入以及公众是动员的对象。中国当前“国退社进”以及国家在国家-社会关系中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社会关系对怒江反坝运动的动员结构产生了影响。国家—社会关系首先造成了国家与社会组织的联合与对立，其次国家社会关系中社会多元化为环保组织提供了空间，再次国家-社会关系为动员结构的资源和工具提供了机会和限制，最后国家-社会关系造成了动员结构中动员的对象是公众，不是直接利益相关者。本文试图通过国家-社会下环境社会运动动员结构的研究为我们如何看待、应对社会运动提出参考与借鉴。

王振寰,曾圣文^[6]（2012）在《水力无限,制度有限:中国大陆小水电的治理》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中国大陆小水电的治理架构机制为何,这样的治理架构是否能同时负担政府所赋予的多重任务。中国"厂网分开"的电力体制改革与建立"发电端的竞争性区域市场"的设计,使得无论是在国家电网公司（全区由国家电网垂直垄断输配售电）,还是在南方电网公司（部分地区输配售电由独立地方电网垄断）所辖之区域电力市场,小水电在中国的治理模式皆呈现"侍从化"的治理模式。制度安排、地方政府利益,再加上流域资源的稀少性日益提高,使得小水电在部分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的发展呈现混乱局面,小水电投资也很难兼顾农田水利、流域治理、生态环境保护与农村扶贫等"公益性"任务。最后,本文认为,中国政府需要建立比较全面的制度设计,以克服现今严重的小水电治理问题。

沈萍^[7]（2011）在《行动者、资源与行动策略 ——怒江水电开发的政策网络分析》文中提出在电力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发展与生态的问题,是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进行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有关怒江水电开发的讨论便是在这样一个矛盾突出、利益分化、主体多元的背景下进行的。从2003年怒江水电方案被提出,到2004年暂停,再到2007年开发计划重启,期间牵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电力集团、专家学者、民间组织等多类行动者,他们的互动结果导致怒江水电开发政策的一波三折,并使得最初的两库十三级开发方案妥协为先开发四级水库。怒江造坝运动本身是中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各个行动者之间的资源交换及策略联合俨然一个政策网络。本文将以怒江造坝政策的出台过程为主,利用Rhodes政策网络类型学厘清怒江造坝政策网络中的复杂行动者,分析该政策网络中的政策驱动力和抑制力,以结构分析和动态分析的角度,从政策环境、网络成员、资源和策略三个视角出发,通过Marsh和Smith政策网络辩证模型深入分析探讨参与政策形成的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境内外民间组织与国际组织之间复杂的对抗、联盟、竞争与合作关系,进而探讨怒江造坝运动政策环境、政策网络、行动者和政策结果之间的辩证交互影响。通过分析,本文有以下发现：（1）政策网络中的行动者必须通过互动协调才能影响政策结果。（2）政策网络是建立在达成共识、相互信任以及持续互动基础上的,它为行动者提供了一种战略性工具。（3）政策网络重视超国家层面的组织对政策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分析当代政策制定过程的组织间和人际间的复杂性。为了提高民间组织参与的效能,除了需要他们提高自身的专业性和公信力外,政府还需要完善相关公众的参与机制。在文章最后,笔者还对政策网络理论的运用做了反思,一是政策网络理论应用层面越来越广,与好的理论应该是解释变量应该少的原则背道而驰；二是政策网络的界限问题没有说清楚,容易使政策网络的研究步统合主义的后尘。在当前我国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公共政策制定政策主体多元化、各种矛盾日益凸显、冲突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本文通过对怒江水电开发政策出台过程的深入分析,探讨政策网络理论对中国政策过程的适用性和解释性,并在政策过程的实践上探索扩大政治参与、打破封闭的政策过程和推动决策过程的民主化的方式,对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公共与社会问题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孔德静^[8]（2011）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群体分析——以怒江水坝计划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曾被视为继长江三峡后中国水电又一"巨无霸"动作的怒江十三级水坝工程已暂停。怒江水坝计划关乎公众利益,是不同利益和目标相互冲突的互动过程,更是众多利益群体博弈的复杂过程,其中包括地方政府、企业集团、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云南当地居民等。分析不同群体对该计划的认知和行为选择,对科学、民主决策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吉成,木丁^[9]（2010）在《云南美（节选）——关于云南生态环境的报告》文中指出百年不遇的大旱突袭云南,青山绿水的高原满目疮痍,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景区遭受重创。云南还会美吗?当人类以对大自然无节制的索取和破坏换来眼前的繁荣与发展,人类生存的危机还会远

张强^[10]（2010）在《怒江州水电产业发展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能源需求不断增长,对能源进口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从1990年开始,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开始大于生产总量,进口量大幅度上升。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间,我国能源生产与消费缺口由1914万吨标准煤上升到19000万吨标准煤,能源进口从1310万吨标准煤扩大到14331万吨标准煤。1993年以后,我国从石油出口国变为石油净进口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由1995年的7.6%上升到2003年的36.1%。能源供求矛盾的日益突出,导致我国能源安全形势十分严峻,这不仅制约着我国的长期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关系。云南省水能资源具有规模大、可开发量大及开发条件优越等优势。全省人均拥有可开发水电装机容量为全国人均拥有量的5.8倍,人均拥有水电发电量为全国的6.3倍。云南省是我国西部地区最具水电开发潜力的省份,为此云南省提出了把电力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的构想。全省可开发的水电资源82%以上集中在澜沧江、怒江和金沙江三江干流上,其中怒江干流占三分之一以上。怒江州是我国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受自然和地理等因素的制约,建国六十年至今,一直没有形成能够支撑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的产业体系。怒江州的贫困程度和贫困面在云南乃至全国都高居榜首,主要依靠国家财政补贴过日子,加快发展、摆脱贫困是怒江州各族人民最迫切的要求。怒江州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境内大部分地区都被纳入自然保护的范围,可供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十分有限,水电开发是目前实现怒江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捷径。怒江水电开发,是云南“三江”水电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云南省贯彻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方针,建设水电能源基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环节,也是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内容。怒江州的水能资源开发,对云南省实现全面开发水电资源的战略目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党中央、国务院和云南省委、省政府对怒江水电开发高度重视,云南省政府已将该项工作列入20个重大项目当中。如何把握时机,应对未来,求得怒江流域水电快速健康发展,最大化地利用怒江丰富的水能资源,更好地促进怒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是怒江水电开发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本文在借鉴区位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水电开发的效益理论等理论的基础之上,首先分析了怒江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然后运用PEST分析方法,全面深入地分析了怒江州水电产业发展所处宏观环境的各个层面,最后针对怒江州水电开发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为怒江州水电产业探索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道路。

二、保留怒江“原生态河流”质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保留怒江“原生态河流”质疑（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观及其当代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2）云南贡山独龙江乡的扶贫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我国公共工程项目决策中的专家参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边疆民族地区减贫战略研究 ——以云南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社会运动动员结构 ——以怒江反坝运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行动者、资源与行动策略 ——怒江水电开发的政策网络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8）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群体分析——以怒江水坝计划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云南美（节选）——关于云南生态环境的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0）怒江州水电产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保留怒江“原生态河流”质疑（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观及其当代启示[D]. 李霞.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2]云南贡山独龙江乡的扶贫与发展研究[D]. 杨艳. 中南民族大学, 2018(05)
• [3]我国公共工程项目决策中的专家参与研究[D]. 李婧妮. 西南交通大学, 2014(09)
• [4]边疆民族地区减贫战略研究 ——以云南省为例[D]. 吕怀玉. 云南大学, 2013(12)
• [5]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社会运动动员结构 ——以怒江反坝运动为例[D]. 王亚南.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2013(09)
• [6]水力无限,制度有限:中国大陆小水电的治理[A]. 王振寰,曾圣文. 中国水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2012
• [7]行动者、资源与行动策略 ——怒江水电开发的政策网络分析[D]. 沈萍. 复旦大学, 2011(01)
• [8]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群体分析——以怒江水坝计划为例[J]. 孔德静. 社会科学论坛, 2011(01)
• [9]云南美（节选）——关于云南生态环境的报告[J]. 吉成,木丁. 中国作家, 2010(16)
• [10]怒江州水电产业发展研究[D]. 张强. 昆明理工大学, 2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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